只怪当初瞎了眼全文:台山古今五百年（上篇）2.

  五、清代变迁   沿海地区“迁界”与垦复
            清初，汉人不服清朝廷的统治，反清复明武装蜂起。顺治五、六年(1648—1649年)，郑成功的海上武装相继攻克闽南沿海地区，以金门、厦门为抗清基地，还多次进攻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清军。清朝统治者认为，这支抗清势力“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则逆贼坐困可待”。清政府为了切断其供应来源，先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七月颁布“禁海令”，严禁商民船只出海贸易；禁止外国商船来华贸易。顺治十八年(1661年)又发布“迁界令”，命令由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50里。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清廷敕令广东沿海24州县的居民内迁50里，并所有附近海岛洲港皆迁，新宁县在“迁界”“禁海”之列；康熙三年五月，续迁近海居民。《广州府志》记述了迁界的状况：“自康熙壬寅有海禁之旨。时惩于东荣之乱，恐迁民仍通海舶，当道临海勘定界址。先画一界，以绳直至，此间多有一宅而半弃者。浚以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即随之。徙各乡居民，使空其屋。又于界上筑城，建墩台营房。排人户捐钱修筑，民至窘匮。迁民贫者，行乞街市，露宿衢道，往往饿死。”迁民之后，清政府在“东起饶平大城所上里尾，西迄钦州防城”的沿边划界，筑墩台，树桩栅，派重兵防守。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清廷“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又下令再内迁30里。这样，就使新宁县约占三分之二的沿海地区返本还原，又成荒地。
          据史书记载，迁界时，只限期3日，“尽夷其地，空其人”，以致被迁人民仓惶逃难，“多弃其赀，携妻挈子以行”，野栖露宿，死亡载道。1664年再次迁界，沿海难民，因为流离既久，生计无着，或捐妻鬻子，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遭受了历史上一场特大的灾难。
         在迁界的灾难浩劫下，新宁民困财尽，全县人口短期内锐减。据道光十九年编修的《新宁县志》记：康熙元年(1662年)，全县有13738人，到康熙六年(1667年)，减少到只有5106人。
          由于人民的强烈反抗和迁界之后赋税大量减少，康熙七年(1668年)，巡抚王来任上书朝廷请求复界。他在奏折中指出：因为迁界海禁，“朝廷空有此疆土，不能有其赋税，而日用他省之银以养兵。且养兵不守其沿海边界，而尽在腹里之地，兵多更无益也。……粤负山面海，疆土原不甚广。今概于滨海之地，一迁再迁，流离数十万之民，每年抛弃地丁钱粮三十余万两。地迁矣，又在在设重兵以守其界内。立界之所，筑墩台，树桩栅。每年每月，又用工人土木，修整动用之资，不费公家丝粟，皆出之民力。未迁之民，日苦派办；流离之民，各无栖址，死丧频闻。欲生民不困苦，其可得乎?臣请将原迁界，急弛其禁，招徕迁民，复业耕种，与煎晒盐斥。将港内之河，撤出其桩，听民采捕。海内之兵尽撤，驻防沿海州县，以防外患，于国不无小补。而祖宗之地，又不轻弃，更于生民大有裨益。”
         次年一月，清廷下令部分地区复界，即允许康熙三年迁界地区的人民得以恢复原籍。“撤界复业，减赋轻徭”，沿海地区才得到了复垦。新宁人民为纪王来任请奏复界之功德，分别在矬峒都新村和海宴都那马建“王巡抚祠”。
         复界之后，除了回归的居民外，还招徕垦辟，田亩尽开，兴修水利，讲究农业技术，规范精耕细作的丰产农艺，广辟肥源，施用多种肥料，培厚地力，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地势低洼的单造田，采用“挣稿”的方法，使之实现一年两熟。“每于插早造十余日，即参插之，名曰挣稿。早造获后，苗乃勃发”。经济作物也有了新的发展，岗田较多的地区，种植花生，设厂榨油，获利颇丰。种植甘蔗，将收获的甘蔗开设糖寮制糖。所产的黄糖，除供本县消费之外，还远销江门、广州等地，称为“宁糖”。糖蔗之获利，比种植水果多一半。沿海地区的渔业也逐渐恢复，据史书记，到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盐院沙题设矬峒、海宴渔引600道，续加280道，额征饷费269两。近广海之大洋及上下二川至那琴大澳一带，渔利甚大。  清代社会的发展
          复界之后，清廷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安定社会秩序，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广东各州县根据不同情况，免赋税，招徕垦辟，兴修水利，恢复和发展农业。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政府以广东为试点，首先进行“摊丁入地”的赋税改革，将丁银由按丁征收，改为按地征收，使双重的地丁税制过渡到单一的土地税制，这是封建税制的一项进步改革。
　　  乾隆以后，由于农民开垦荒地成熟后“照例升科”，导致垦荒越来越少。道光十一年(1831年)，经广东省督抚奏请，爰照乾隆年间高、雷、廉、琼四府垦荒成例，“各府州属山头地角荒地，向本地无业贫民报官给照。垦植成熟后，作为世业，永不升科。”实行这一政策后，新宁又兴起垦荒热潮，有利农业的发展。
    雍正九年(1731年)八月，王由和平县调任新宁县县令。王，云南昆明人，进士。王在新宁经济处于恢复时期来任县令，他在任8年，实心为政，认真执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得百废俱举。
          雍正十年，督粮道陶正中来到新宁劝民垦殖，招别县民备资开耕，安插穷人。一时间，邻县前来开垦数以千顷计。近山筑陂蓄水，近海筑堤御海潮。当时的佃户多由惠州、潮州、嘉应等地的客家人迁入，促进了新宁县生产的发展。
           王还以垦辟新宁的土地为重点，正确地处理汉族和瑶族人的关系，把瑶民编入户籍，使居住在上川、大隆洞和北峰山等地的瑶民，同汉人一样耕田，一样纳粮。乾隆二年(1737年)七月，总督鄂尔达批复，准许上川瑶民甘大振等呈请立户，自办税粮。由于“汉瑶两便”，汉瑶共处，瑶民也逐渐同化了。
王不仅妥善处理了瑶民的户籍，而且慧眼识英才，选取和着意培养了瑶民学者邓振翼。清代，居住在大隆洞中的瑶族人，很少人读书识字，而邓振翼却家贫而有志向学；少年时代，“刍牧樵苏，未尝释卷”。17岁参加县试，考得第一，成为新宁瑶族第一个出色的读书人。王“嘉其笃志，召入署中肄业，用是益攻苦”，因而带动了瑶民向学。以后，邓振翼长期从事教学，并进行写作，著有《五经辑义》、《四书辑义》等书，他用骈体文写成的《大隆洞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邓振翼为人廉静，取与不苟。王留他在县署读书时，曾叫他将大隆洞中未开垦的土地绘图呈升，以划一部分给他。但邓振翼不为利动，只向王县令诉说洞中瑶人被压迫勒索的苦况，使王下决心减轻瑶人税负，惩戒压迫勒索瑶民的恶霸，使得瑶民生计改善。邓振翼生活朴素，作风严谨，每日反省自己的言行，待人彬彬有礼，无惰谩语，乾隆三十六年，曾以“明经”被举荐。乾隆五十九年，任命为信宜县教谕，85岁那年在信宜逝世。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还加强了交通建设，以方便行旅和运输。王在任期间，分别打通了东南的水路交通要道——疏通了潭河，修建了西南的陆路交通孔道——上弓岭迳的茶亭。潭河，东出都斛达崖门海口，南出镇口达三夹海口而至广海，首尾俱通大海。雍正十二年(1734年)，督抚发公项银1500余两，委场大使王湄、何恺望，高司袁相，雇工疏浚。上弓岭在广海与沙栏交界处，山形如弓，故名。这里是县城经广海入海宴之孔道，山路崎岖。岭上有青云寺，寺门面向南海，寺旁有小溪，泉水终年不绝。青云寺于康熙十五年，由僧怀止创建；雍正年间知县王重修。到乾隆十年又重修过，清末寺塌。1961年我到现场采访，只见寺门花岗石凿的断联：“青山环绕三摩地，云路长通万福门”。老僧怀止，不仅创建青云寺，而且是“新宁愚公”。他将上弓岭东西两面的崎岖山路，砌建成石路，以利行人。《新宁县志》记，怀止为建石路，朝夕不辍，累数年而成。乾隆二年，县令王在上弓岭顶建了一座茶亭，以往来行旅息肩之所。王还在县城西面建了一座长六丈五尺、宽八尺的三墩两孔石桥，解决城西的交通。道光二年，知县江涵墩倡建县城南门丰和桥。这是当时较为大型的石桥 ，桥面铺上七板花岗岩石，人称“七板桥”，一直使用到民国年间。江涵墩在建桥记记道：“南门外有水一条，来自北峰山，以界行路，向设横水官渡，年已久远，日跨舟而往来者数百，辈或遇旱浅则渡船歇搁，老幼妇女，涉水维艰。而瞽瘫负重之徒，昏夜医稳之急，更难褰涉。余久思建此桥而难以创始也。辛巳冬岁稔，频书户皆安者，余既久于是邦，我信我民，民亦信我，爰集邑之绅士耆老而谋之……”。道光元年，在余廷槐的倡议下，集资鸠工，又建成了冲蒌圩石桥。丰和桥、冲蒌桥建成后，一直成为沟通县东南交通的重要桥梁。
           雍正年间，新宁还建成了有史以来最大型的水利工程。五十圩附近的锦被一带，由于地势高亢，水源缺乏，稍为天旱，田土丢荒。县令王有见及此，带头捐俸鸠工，以石坂垒陂蓄瓶山东北流之水，于山半弯曲十多里，注为水陂以成湖。然后斩岭为渠，引山上流水西达弥猴岭，转折分流以灌溉锦被一带的受旱农田，1000余亩田受其水利。现在蛮陂头前还有一地名“打穿颈”，相信是当年凿山开渠中之关键工程。为了建设蛮陂头水利工程，王不仅捐出俸禄，而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派儿子王台骑马监督蛮陂头工程，不幸坠崖死了。王在任新宁县令8年，实心为政，多有建树，人民敬之，称王太爷，后来还附祀于县城西遗爱祠。
   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顺治九年(1652年)勒石于明伦堂的《钦颁卧碑文》指出：“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并且开列条教，包括孝敬父母，人品德行，为官之道，尊敬师长等等。宁阳书院，始建于乾隆十八年，新宁县训导李乾统，以祭产余资，在王侯祠右边建了3间房屋，创立“义学”，以招收因家贫而无法读书的子弟。以后历经增建，知县王改建；乾隆三十五年，知县康基田增修；嘉庆二十五年，知县江涵墩重修。江涵墩记指出：“古圣王观文而成化，士就燕闲，学分庠序。俾之群萃州处，相观相摩，以励其德行。夫然后通古今，达事变，发为文章，措诸事业，一成一代文明之治。后世遵而行之，此书院之所由也。”光绪八年，邑人以其地湫隘，廪请县令曾行崧，购民房于连珠山麓，另创宁阳书院新址，也就是在现今台山师范学校的旧址。
            继宁阳书院之后，有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知县康基田创建于文村北隅之文海书院，在广海城西之广海书院，在都斛莘村的潭洲书院。道光二十七年建的溽海义学。在比较偏远的北陡的那琴，也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由县丞沈志仁倡建了琴溪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建于都斛街的潭溪书院。清末建成的还有同治七年(1868年)创办的赤溪遵义书院，次年在田头创办的清溪义学和铜鼓的文渊义学，光绪五年(1879年)创办于海宴街的观海义学，三合的康和书院，潮境的丽泽书院，下川的汇川书院，冲蒌圩的升平义学，海口埠的均和义学，西宁市的瑞应书院。
             教育的发展，使人民从小受到较好的文化知识教育，造就了人才。据明嘉靖廿四年《新宁县志》记，历史上曾有进士3人——伍仲伦、伍鸿、李标，均为文章都人。而建县至清代废科举，兴学堂之300年间，新宁县就出现5名进士：甄松年，乾隆三十年(1765年)进士，石海乡人(今新昌埠附近，已划归开平)；陈士，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六村槎州人；黄荣熙，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潮境井边村人；余家相，咸丰十年(1860年)进士，三八里边人；邝兆雷，光绪十七年(1891年)进士，三八冲云龙抓石村人。清代后期，新宁县文人辈出，有父子解陈遇夫、陈瀚(斗山六村槎洲村人)；外交官员、出使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领事参赞余云眉(余乾耀)(获海人)；曾任宁阳、溽海等书院掌教和任驻美国公使商务委员、驻加拿大副总领事的赵宗坛(斗山浮石人)；清末维新派成员之一，曾任教师、报馆主笔的梁朝杰(端芬香步人)；举人、教师、新宁乡土历史学者赵天锡(鲁庵)(斗山浮石人)；诗人、企业家陈卓平……等等。
           清代自康熙二十三年(1648年)起，经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的中兴时期，一百七十年间，新宁县治较为稳定，经济犹是增长，人口亦随之增加。据清道光十九年编纂的《新宁县志》记载，全县共有村庄489条。随着集市贸易的发展，圩镇已经成了城乡物资交流中心，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原来设备简陋的圩市已逐步完备，由摆摊到新建成固定的店铺经营。全县已形成圩市53个，比明代《新宁县志》记录的30个圩市增加了23个。这些圩市分别是：西门圩、独冈圩、腹岭圩、冈尾圩、当风庙圩、龙腰圩、马蹄冈圩、潮境圩、新旧白沙圩、沙坦圩、冲蒌圩、崩塘圩、水西圩、三合圩、四九圩、五十圩、渡头圩、金渡寺圩、蚝涌圩、公平圩、公义圩、水步头圩、朝前圩、大江圩、宝兴圩、茭荻咀圩、太和圩、洞口圩、那陵圩、文村圩、那扶圩、深井圩、寨门圩、那琴圩、沙栏圩、什和圩、回溪圩、上泽圩、大仑圩、丰冈圩、沙岗头圩、那湾圩、端芬圩、风凹圩、塘头圩、塘兴圩、寨圩、浮石圩、松仔岭圩、大新圩、山背圩、略尾圩、南角圩。                
 红色帮与红巾军起义
          清代经历乾隆盛世，人民在这个中兴时期过上了一段较为太平逸乐的日子。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在台湾举行反清起义，结果失败，余部散于福建、广东沿海。其中一部分后来发展成为“五色帮”。“五色帮”以各帮的旗帜颜色为标志，各划活动范围，必要时又互相照应。其中红色帮的势力最大。
           活跃在新会、新宁等地红色帮的头目郑乙，嘉庆十二年病逝，由其妻石氏领导了一个时期，后来让位张保仔为首领。张保仔新会县人，渔民出身，15岁时随父出海捕鱼，遇到了郑乙的部队而加入红色帮。郑乙死后，郑乙嫂曾命他率领一队人行动。由于张保仔勇敢善战，威望日高，以至成为红色帮的主将。
           张保仔带领红色帮的舰队，以新宁县的上川岛为主要基地，活动于新宁、新会以至澳门、香港及广州湾一带海面。他们游弋海面，专门袭击清政府的运输船和外洋船；在沿海地区，惩治官兵，取给于官府和富户。红色帮初时纪律良好，维护百姓利益，如取予百姓物品，必须以加倍价钱给付，若强取百姓财物，立即处死。因此得到沿海人民的支持。他们控制了上川岛、下川岛、赤溪半岛的铜鼓、北陡的那琴尾角等地。在上川岛沙堤东北面的七盘山和赤溪铜鼓设置炮台，设立联络信号——每当发现情况，扯旗为号，相互联络。直至现在，铜鼓角仍称扯旗角；上川沙堤的七盘山顶，仍有当年红色帮士卒守卫时凿下的棋盘，七盘山又称扯旗山。
           红色帮日益强大，对清政府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朝廷于是分别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七月、八月派兵前来“清剿”，两度被红色帮大败于马洲洋和阿娘滩，还擒杀了总兵林国良。嘉庆十四年，红色帮又与清提督孙全谋率部大战于万山群岛，以后又再战广州湾，均被红色帮打得清军大败而逃。
   清兵屡次“清剿”失败，转而改变策略，禁止民船出海，将海盐改为陆运，以断红色帮的给养。由于红色帮给养困难，纪律松懈，在嘉庆十四年五月和十五年二月，两次扰犯新宁县。嘉庆十四年五月，红色帮几百只船入崖门，过银州湖，逆潭江而上，在新宁县的张良边和开平县长沙一带夺粮，还掳走壮丁妇女300余人。嘉庆十五年二月再入潭江，在公益附近及开平县长沙夺粮。后来，由于张保仔贪生怕死，终于嘉庆十五年四月向清政府投降，以后还堕落为五色帮的可耻叛徒，当上清廷的先锋，反过来打自己的兄弟。
           张保仔降清既是利禄薰心，又是为了保存他的既得利益。他当红色帮首领时，夺取到大量的金银珠宝，用也用不完，因而把这些财宝埋藏起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采访台山县志史料时，上川居民就传说上川岛及其附近岛屿，张保仔的藏宝窟就有十几处。如盐灶的石罅藏黄金，1940年左右被中山人前来破解而取走。流传在上川的藏金窟歌诀中，有“八十榄，每榄八十担”；“榄仔对娥眉，十万九千四”——大湾的海边，也刻有石刻“榄仔”和“娥眉”。张保仔在经营这些藏金窟时，为了保密，又不知杀害了多少人的生命。传说张保仔藏金时，误杀了梅兰、梅菊两个负责看守的年轻女子。金藏好后，张保仔悔恨地说：“万两黄金我唔恨，恨返梅菊与梅兰。”
            在红色帮破灭后40年的道光三十年(1850年)，洪秀全在广西贵县金田村领导农民起义。次年进军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于咸丰三年(1853年)占领金陵(南京)，以金陵为太平天国京城。随后又派兵北伐，清朝的统治基础由是动摇，各省人民纷纷起义响应。
在广东，于咸丰四年发动大规模起义者就有三合会的首领何六，佛山的三合会首领陈开和粤剧艺人李文茂。起义者自称洪兵，又因都以红巾裹头为识别，称为“红巾军”。
           咸丰四年七月，新宁的北邻开平，也爆发了以司徒贞吉、谭寿、梁壬、余兆表等人为首的武装起义。开平红巾军曾经孤军和联合新会、佛山的友军，分别于七月十四、闰七月廿二、八月初五3次进攻新宁县，但都遭到新宁知县杨德懿与绅士李维屏、黄荣熙等组织兵丁、民团的抗御，3次均以失败告终。后来广东总督瑞麟又率兵前来镇压，因此红巾军起义，只波及新宁北部地区；仅对长江流域的太平军作战起到呼应和牵制的作用。              红巾军起义失败后，广东清政府大规模搜捕杀害起义农民。地主阶级为了维护本身利益，又挑起了土人与客家人之间的纷争，终于酿成惨酷的械斗，并且祸延12年之久。
            原来，广东的土人和客家人都迁自中原，只因迁来的时间有先有后，先入为主，后至为客，故而有土人与客家人之分。雍正年间，不少客家人由惠州、潮州等地迁到新宁、开平等县垦殖，土人与客家人同居一地，和睦相处达百余年。咸丰四年，广东的红巾军起义，客家人聚居较多的鹤山县，许多农民参加红巾军，他们不分土客，同心戳力打击阶级敌人。红巾军攻下鹤山城，当时客家人地主高三的幼子被杀，他不惜倾家报复，与秀才张宝铭推出武举人马从龙为头领，募集客家壮丁，与红巾军为敌。这支地主武装后来协助清兵收复了县城，并在江门、长沙等地的战斗中得胜，擒杀了鹤山红巾军领袖绰号大鲤鱼和何仔等。因此得到清政府的嘉奖，并命鹤山知县统率客勇清除红巾军余党。客勇由是趾高气扬，在协同清军到各村搜捕红巾军时，乘机洗劫财物，伤及土人中的地主阶级利益。鹤山县土人中的地主扬言“客民挟官铲土”，煽动土人起来报复，终于酿成了械斗。同年十月，恩平县的客勇也因协助清军平定红巾军而掌握了部分实权，使聚居在尖石、夹水、鸡啼营等地的客家人佃户，抗拒向土人地主交租。土人地主为了自己的利益，欲进一步霸占客家人的村居和田产，煽动土人“逐客”。由是土客械斗迅速发展到开平、恩平、高明。
            新宁县的土人和客家人，见到邻县械斗造成的惨剧，触目惊心，曾经协约和好。到了咸丰五年二月，开平县的土客械斗在邻近新宁县的赤水惨烈地进行着。与赤水相邻的三合、大隆洞、深井、那扶一带，正是新宁县客家人聚居最多的地方。由是土客双方，互相猜疑，心存顾忌。土人在地主当权派李维屏、陈郁良的组织下，在上泽设立均和局、于冲蒌设立升平局、于海宴设立捷胜局，编练壮丁备斗。后来还成立了指挥全局的宁阳局。客家人由武举人钟大镛和郑、余济富等发起，在那扶、深井纠伙立寨，编练壮丁，并得到大龙湾、河州、小旗山及曹冲、大隆洞、那琴等地客家人的响应。三月十三日，那扶万顷洋的客家乡勇，与恩平、开平的客家人联合行动，焚掠那扶29村，打伤那扶营总司杨兆梦及兵丁12名。由此新宁的土客械斗发生。双方互立营寨，互相报复，烧杀抢掠，很快就波及全县。
             当时以知县洪德方为首的新宁县政府，没有及时进行调解，反而谕饬邑绅，在县城设立总局，各乡立分局团练，互相救援。因此，新宁县的土客争斗愈演愈烈。
           土客械斗造成了人民的深重灾难，双方伤亡惨重。从咸丰六年三月至七年二月这一年中，死人数十名以上的械斗不下20多次。其中咸丰六年五月初十于恩平松柏山的土客3县会斗，死亡就达2000余人。六月初十深井大门的械斗，死亡1600余人。九月初十，大湖山械斗，死亡1600余人。十一月初三，彭蟹塘械斗，纵火烧村，烟焰蔽天，死亡2000余人。
经历了1年的械斗之后，在土人多客家人少的地区，客家人纷纷迁集到三合、深井、都斛等地。到咸丰七年三月至八年六月这1年多的时间内，土客双方只有小接触的争斗，情势已告缓和。
            但到咸丰八年七月，开平县居香港富商谭才，阴谋占有恩平、开平、新宁边区客家人的田产，从香港买回一批红毛快枪，联合这个地区的士绅成立“万全局”，从外地招募数千人，配合土人，分路出击，攻破了恩平边境和新宁县那扶、深井、大门、三合等地的客村。客家人于是起来抵抗和报复，攻破土人的村庄200余条。十月，谭才又与都斛士绅成立“伟烈堂”，招募外县流民数百，配合土人3000余人，进攻客家人聚居的曹冲，但遭客家人的奋勇抵御而败退。
            同年十二月，客家人集中力量攻克寨门、那琴五堡，以致数十乡村被焚劫一空，土人逃避到阳江。土人绅士容休光、容士，召集五堡父老在阳江开会，提出招募阳江的壮丁打回寨门，并报新宁县政府准将客家人田土拨与阳江局的士勇。到九年二月，阳江乡勇1万、土勇1000为向导，打回寨门，把客家人赶到那扶、赤水。但省政府这时下令将客家人在寨门的田产充公，迫得土人摊派8000贯钱和466亩田给阳江局，使得寨门五堡倾家荡产又破财。
           在双方械斗中，客家人毕竟居弱小的地位，争斗连年，客人也逐渐集地而居，以形成一方的势力。客家人聚集的赤溪曹冲，原来荒芜之地得到了开垦。咸丰十年冬天，宝安县的客绅李道昌等，又率领千余壮丁到曹冲，这方阵地更为巩固。次年，客绅杨梓楠、吴福堂等又率领壮丁连同亲眷移居赤溪、田头，筑寨护耕。客家人因而逐步控制了赤溪半岛。
            咸丰十一年三四月间，鹤山、高明、恩平、开平、阳江等县土客讲和，新宁县西南部土客已经停止械斗；东南部的土客也订立协议，将田土归属划界，分别归属土人与客家人。十一月间，西南部的客家人4000余户，闻得赤溪可以安居，乃集中那扶大门乘船东迁。谁料出到海面，突然遇到海盗陈列仔拦劫，被杀及钉封于船舱而死者达2000余人。到同治元年，械斗又起，八至十月，新宁、开平两县土人联合逾万人攻占那扶一带客家人的村庄。十一月，客人秀才汤恩长等设立福同团，自任团长，以统一西南地区客家人的武装指挥。十二月，他带领3000余人，护送客家人东迁曹冲。同治二年正月初四，汤恩长、王丁龙等指挥客勇攻下广海城，男妇死者4000余人。省政府认为客家人攻城掠地实属大逆不道，于是于三月间出兵五六千人到广海，分水陆两路围困广海城。到七月，城内客勇及客家人粮食断绝，开城出走，四散逃亡，被官兵及土人截击，死亡逾千，福同团也至此解散。
            从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起，至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土客械斗相持12年之久，给新宁县的土人和客家人带来了难以罄数的斑斑血泪。据《新宁县志》、《赤溪县志》记，土客械斗中互相残杀至死者达23000人以上，还有2万人在离乱中染上瘟疫致死。大量客家人逃亡，流落他乡；有的被截获集中运载到澳门“卖猪仔”到外洋做劳工。一些客家人把掳掠来的土人妇女卖到澳门，沦为娼妓。《李冠蓬诗集》记道：“东坑李某之女，经许配于邻乡，尚未迎娶。因客匪破村被掳，鬻于澳门为娼”。《赤溪县志》记载：“……时逃回大隆洞牛围、虎坑等处客众尚3万余人，因村居遭土人焚毁，栖止无所，悉就荒野支帐而居，即至鹿场町睡，皆难民托足地。因是为雨淋蒸湿所侵，疠疾兴起，至三年(同治三年)三月，染疫死者逾2万人。所余之众，因食不继，遂各分途潜往赤水及赤溪田头；有为土人所掳获者，于杀戮外，则择其年轻男子，悉载出澳门，卖往南美洲秘鲁、古巴等埠作苦工，名曰‘卖猪仔’。是时，客民因流离无依，自到澳门卖身往外埠作工，得资以周给亲族者，亦不乏人。计被土掳卖及自卖往南美洲客民，为数约二三万”。
            同治五年冬，广东省清政府派出湘军数万进攻赤溪，遭到客家人的顽强阻击，杀死了湘军副将3人。直到同治六年(1880年)二月，广东巡抚蒋益亲自带兵来到，了解实情，知道客家人武装并非红巾军，终于采取议和之法，土客械斗才告结束。四月二十日，蒋巡抚召土客绅士，莅盟释憾；委文武官弁，收查军器，缴出销毁；将田亩划分疆界，彼此互易。巡抚蒋益出示安民，文称：“为晓谕勒石建碑，分疆划界，以垂久远，而睦乡民事。照得曹冲客众，既经孰抚归农；新宁土民，亦须讲信修睦，同释戈矛之憾，永消蛮触之争。然而经界不平，难安耕凿，田园不定，易启猜嫌。本部院一视同仁，两端各叩。清其畎亩，宅尔宅而田尔田；正厥井疆，乐其乐而利其利。凡自曹冲、田头、赤溪、磅礴、铜鼓以内之田地，均归客众耕耘，永远作为世业。客遗冲蒌、五十、龙洞、那扶、深井、四九等处之田庐，悉属土民经营。”并将客家人聚居的赤溪地区分治，成立赤溪厅，直属广州府。
             实行土客分治七十三年间，新宁县的土人与赤溪县的客家人间有来往，但不通婚。以后随着时光的消逝，土客之间隔阂渐消。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赤溪撤县为区，重归一县管辖，从此关系密切，互通婚姻 新宁铁路通车情景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台山  六、侨乡形成 路途险恶话出洋
           台山滨临南海，历史上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孔道。由于对外交往的原因，台山人出洋的历史很长。《简明广东史》载，清初已有一部分南明抗清失败的军队和广东沿海居民逃离家园移居海外，康熙十八年(1679年)以杨彦迪、陈上川为首的一支3000多人的船队，逃抵越南，并在处定居。南明凌海将军陈奇策以新宁县下川为基地，率队抗清，1656年撤出下川西进龙门岛。杨彦迪、陈上川的船队中有无陈奇策部的旧属，当中有无新宁县籍人，未能查考。据《山背乡志》记：“道光辛丑年(1841年)陈毛齐于美国旧金山逝世。”上川岛《甘氏族谱》记：“泽富公富于冒险性，以家计相迫，于道光初年乘帆船往美国。”道光元年是1821年。由此看来，台山的先侨，早在一百七十多年前已经出洋到美国谋生。
            大批台山人出洋，是在土客械斗中和稍后。这是械斗带来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无法安居乐业，迫得要寻找出路。因此，台山人过去称到国外去为“出路”。土客械斗中双方掳掠到的人，也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诱骗广东华工出国的“苦力贸易”而被“卖猪仔”。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不平等条约作掩护，肆无忌惮地在东南沿海掳掠华工。
            清代已有不少人出洋，这有土客械斗时的一首《劝散歌》可为佐证。同治五年(1866年)，广东清政府派总兵徐文秀带领1万湘军前来弹压土客之乱。粮道梅启照为参军，他写了一首《劝散歌》劝土客言和，各自走散。歌词道：“一打鼓，二打锣，众客民，听我歌：我歌劝散听无讹，各人走散各人好，……莫嫌路远怕奔波。……东南西北任汝所至，普天之下皆王土，或州或县或省府，市镇通衢皆可处……更闻人自外国来，中国人多海外往，数十万人在金山，数十万人在印度。”在这里，梅启照已将出洋作为一条出路来介绍，劝人远走外洋了。据《简明广东史》记：1856—1873年(缺1861、1876年)澳门出口华工181563人，平均每年11347人。香港出口的华工，1855—1872年，平均每年12872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从广州、汕头、澳门、香港出口的华工，每年合计约5万人左右。这些人当中，有相当数量是台山人。
            当时出洋的台山人，绝大多数取道水路，分别从广海、都斛等沿海口岸乘船到澳门、香港。
            出国的华工，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契约工。这些人被人贩从各地掳掠或拐骗来，送到澳门的“猪仔馆”，成批卖到古巴、秘鲁、巴拿马等地，从事种植园、开矿、修铁路等苦役劳动。另一类是赊单工。这些人是自愿的，因为无法支付旅费，出国华工的船票款由招工代理人垫付，到国外后以工资加高利息抵还。在未清还这种高息债务前，华工要听从债权人的控制。1862年以后到美国、加拿大、澳洲的，多属这一类型。台山的出洋者，除一部分在土客械斗时被掳掠“卖猪仔”外，绝大部分土人的出洋者，属于赊单工类型。当时新宁县地瘠民穷，人多地少，生活艰难。光绪九年编纂的《新宁县志》说：“田既石尧薄，力复不齐；岁入粮食，仅支半年”。“自红匪客匪(实指红巾军起义、土客械斗)构乱后，适洋务大兴，壮者辄走外国，四野芜积，小家俯蓄维艰”。
             适应西方殖民者招收华工的需要，香港、澳门设立了贩运人口的机构。这些贩运人口的机构称为“猪仔馆”，澳门称为“巴拉坑”。被卖到“猪仔馆”的华工，便失去自由。他们住在挤迫不堪、很不卫生的地方，饮食粗劣，形同囚犯，如生入地狱之门。猪仔头生怕华工逃跑，还以数人为一组用发辫相连成串。不少华工不堪虐待，未到上船，已经死在“猪仔馆”。
            从事“猪仔头”的人贩子，当中亦有台山人。《墨国华侨移殖史》中记载：“迨墨国老皇为建国计划，积极开辟交通，将筑路行车之权批与英美商人，由是大量征召华工。1891年，有卫老英者，华侨呼之为‘猪仔头’，广东台山都斛人，旅美华侨也。与英美公司订约，由澳门、香港等地召华工1800余名来墨，从事开辟；因山林瘴疠，或水土不调，数月之间，死亡过半，故华侨称之为枉死城”。
            贩卖华工的“猪仔馆”，以澳门居多，1855年有5家，10年后的1866年猛增到35—40家。1873年仅葡萄牙、西班牙和秘鲁开设的就有300家，靠苦力贸易为生的多达三四万人。
            运载华工出国的船只，亦如一座浮动监狱。船上戒备森严，船舱加上铁栏栅，舱内的华工挤拥不堪，缺乏阳光，空气混浊，饮食粗劣，食水严重不足，导致疾病丛生，船上又无医疗。华工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生活40—50天，加上人贩的虐待、毒打，死亡或自杀的不少，很多华工未到外国，已经被掉到海中葬身鱼腹。1847年“阿吉尔公爵号”运载华工400名，航行123天，途中死亡的华工达35名；抵达古巴时，有200名已处于濒死状态。据古巴官方公布，1847—1859年运往古巴的华工有116船次5万多人，在船上的死亡率为15.21％。《古巴华侨移殖史》记载，1847—1877年招收华工的情况：“西班牙商人招募华工，形同拐骗性质……华侨备受虐待，惨不忍言”。该史引用伦敦英文报纸关于西班牙商人虐待华工的记载：“有西班牙船一艘名罗达西者，由澳门载粤籍华工700人驶往古巴，遇风折回，换乘发财轮，加载搭客，共1005名。船行数天，船小人多，拥挤不堪，众皆鼓噪，将守卫兵抛入海中。事闻于船主，船主立命伙伴出火枪射击，连伤华工3人，众皆慑服。船主将华人发辫或10或5人一组总系于船旁，缧曳手足，施以杖刑，臀鞭脊，血流满船，哀号之声，惨不忍闻。伤无药治，天气酷热，腥臭之气，令人作呕。”
             台山的华侨先辈，是用白骨嶙峋铺成出洋之路，是苦不堪言、血泪交织的“出路”。
             台山人出洋，先是到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人们称之为“去南洋”。其次是美国、加拿大。因为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美国西部的加州发现大量金矿，美国资本家纷纷投资开发，急需大量劳动力作为采矿工人，所以台山人称去美国为之“去金山”。再是到南美洲国家和澳大利亚。1851年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的巴瑟斯特发现金矿，以后又在维多利亚州的亚拉腊等地发现了富金矿，从而又吸引了台山、开平、新会、恩平的淘金者。台山人称去澳洲为“去新金山”，又因澳洲有大城市“雪梨”(悉尼)，又称“去雪梨”。
             台山的华侨先辈，用自己的血泪和嶙峋白骨，铺就了路途险恶的出洋之路。他们是敢于迎风斗险的拼搏者，他们“拓荒海外，初无国家为之后盾，经济之支援。只凭匹马单拳，一片豪胆，斗瘴雨，驱毒疠，自卫卫人；或以辛勤所得，救灾恤难；或率其同族，奋身抗暴；或凭其智力，拓土开基”。他们是华侨的先行者，他们是台山成为全国知名侨乡的开拓者。
   史书记载最早到新加坡的是台山人曹亚志，他是同英国人莱佛士率队登上新加坡的一位英雄。《新加坡简史》记：“1819年1月28日莱佛士和他的同伴法古哈带领了六、七只英国船，开到新加坡来。他们就在棋樟山附近的海面停留了一夜，第二天便派船上的华人木工曹亚志和20名水手，先到新加坡岛上去打听有没有荷兰人在这里的消息。曹亚志和水手们发现岛上并没有荷兰人，只住了四五百海人、马来人和华人，便在山上升起一面大旗。莱佛士和他的同伴知道岛上很安全，便把船开到岸边来，登陆新加坡”。该书注释写明：“曹亚志原是广东省新宁县人”。据余定邦《新加坡宁阳会馆曹家馆二三事》记，曹亚志，生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三月廿七日，系新宁县端芬那泰堡和乐村人。他幼年在私塾读书，长大后到澳门学艺，是个木匠。二十岁到槟榔屿谋生。槟城有一条漆木街，是早期来自四邑的泥水木匠挥动斧凿、牵动绳尺之工场，曹亚志就在这里当木工。莱佛士船队抵达槟城时，他即应募到船上工作。由此可见，台山人旅居南洋，最先应是在马来西亚槟城等地。英国贵族私生子赖特于1786年7月进驻槟城，1794年他致书孟加拉州总督说：“华人是外贸居民中最有价值部分；男女儿童人口约占三千”。这3000人中估计有部分是台山人。刘重民编著的《台山华侨沧桑录》载，据《山背乡志》记，1774年，广海山背村陈学进已在南洋谋生。端芬梅耀萱于1786年从马六甲前往槟城，是槟城的开拓者之一。
            旅居海外的华侨，因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少华人聚居较多的地方，都组织地区性的同乡会，以敦睦亲谊，互济互助。台山人旅居较多的地方，组成台山人的同乡会大多都称之为“宁阳会馆”。台山旧名新宁，县中最高学府、最老的书院称“宁阳书院”。海外乡亲以宁阳代表家乡的称谓，一直至今。
            新加坡的宁阳会馆，可算是开创华人社团的先河。会馆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会址的土地是莱佛士特许曹亚志选择作为产业的。新加坡的宁阳会馆，最初的建筑如同家乡的祠堂一样模式。曹亚志是新加坡宁阳会馆的始创人。可惜他在登陆新加坡3年的1830年三月廿六日病殁，终年仅48岁。
马来西亚槟城宁阳会馆，建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七月，比新加坡宁阳会馆的建设迟了13年。
　　 台山人侨居美洲，是从侨居美国开始的。据麦礼谦著的《从华侨到华人》分析，华人二百多年侨寓美国，“可按照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而分为五个阶段：一、1849年以前：少量华人通过美中贸易抵达美国。二、1849年至1882年：大量华工无限制入境，参加美西的开拓工作。三、1882年至1943年：严厉限制华人入境；华人遭受次等种族的待遇。四、1943年至1965年，撤销排华移民法例及其他排华措施。五、1965年至现在：实行各族平等的移民政策。”
　　 中美两国通商较早，1784年2月22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由纽约港启程，横渡大西洋、印度洋，历时7个月余才抵达中国广州。皇后号船载运洋参杂货等到中国，又在中国采购茶叶丝绸瓷器回美。中国人到美国，最初人数寥寥可数。据刘伯骥著《美国华侨史》记：“根据美国移民委员会记录，1820年，有第一个中国人进入美国；由1821到1840年间，又有10个中国人到达美国。1840年与1850年间，入美的中国人为35名。这是关于东部海港移民的记录”。“1849年2月，乘船在三藩市入境的中国人有54名，事实上，那时住在三藩市的中国人，已有700名。1850年正月，中国人入美者为789名，另有妇女两名。是年人数增至四千，翌年达一万二千人。”“至1866年，因建筑铁路招工关系，四邑劳工，源源应召入美，故人数突增至三万二千五百，占百分之五十五点八，超过总数之半有奇”。“……四邑再分，又以新宁人为最多，以后旅美华侨人数县份之比例，大率由此时定型”。
　　  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美国西部的加州发现大金矿，美国资本家纷纷投资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而以金钱引诱及言谋生容易吸引大批中国人移民。朱辛流著《美国华埠》一书说：“在美华侨，大多数来自南中国被称为近代中国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一省，而以集中于该省珠江三角洲地带，其中以台山县人数最多，故有‘美国侨乡’之称”。“至美国新大陆的华侨，自以广东省台山县为最多，台山话成为‘唐人街国语’。”
新移民在美国天使岛移民候审所被审问的情景 海外孤儿立业维艰
            过去因为中国国弱贫穷，华侨前临异国，后乏支援，孤苦无依，被称为海外孤儿。
           不少华侨抵达侨居地，就过着奴隶式的非人生活。人贩子把华工装上船，运抵彼邦，被当作商品一样整船整批卖给雇主或代理人，或在“人市场”拍卖。秘鲁和古巴拍卖华工时，把他们的衣服剥光，排列成行，任凭雇主们看验挑选，受尽凌辱。华工到了种植园或矿山后，则受雇主的虐待。雇主设有总管、工头、监工，监视华工劳动。1874年，中国派往古巴调查华工情况的陈兰彬反映，古巴的华工劳动量很重，饮食不足，工作时间过长，每日工作长达18至21小时，再加上被棍打、鞭笞、锁闸等各种荼毒，历年被打死、伤死、缢死、服毒死、投糖锅死的事件不断发生，因伤致残的更多。1847年——1877年抵古巴的华工总数为126008名，被折磨至死的有三分之二。
           台山籍的古巴华侨，受到这样的压迫剥削者不少。清末赤溪农民杜伯，因在家生活无着，走投无路，只身去到香港，不几天就被“猪仔头”拐卖去了古巴，那年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当时杜伯25岁。他到了古巴，就被卖到一家蔗园当奴隶。一个蔗园的荒地开垦完后，他又被转卖给另一个庄园，这样辗转变卖了二十几年，仍是孑然一身，没有一点积蓄。直到他50岁，清政府派出钦差大臣陈兰彬到古巴，同古巴政府交涉，才使华工解除庄园主的约束，当上一间糖寮的工人，但所得的工资仅够维持个人的最低生活费用。后来，他在糖寮主的包办下与一个黑人女人结了婚。糖寮主招来一班黑人女人，用布遮住她们的上半身，然后叫华工来“拣”。婚后几年，杜伯成了几个孩子的父亲，直到被家庭的羁累及繁重的劳役折磨至死。
           前往东南亚的华侨，人们称之为去“穷州府”；华侨称新加坡为“叻”，槟榔屿为“屿”，马六甲为“甲”，合称为“三州府”。这些侨居地过去经济不发达，旅居这里的华侨捱生捱死，两餐无着。东南亚的华侨，大多从事矿工，或到橡胶、胡椒、香料、甘蔗庄园去耕作；有的自己耕山，称之为“种山坝”。他们居住在用“亚答”叶盖成的简易草房，在十分酷热的气候环境下劳作，生活很艰苦。从事矿工的华侨，到锡矿湖中挑锡泥，踩着狭窄的木板从三、四米深的湖底挑着每担一百多斤重的锡泥爬上来，劳动强度极大。不少人体力不支，失去重心而身坠湖底。从事橡胶庄园工作的华人，每日起五更、睡半夜，工作也很辛苦。占新加坡人口总数七成多的华人，经过一百多年前仆后继的辛勤开发，与其他族裔的移民一起为新加坡的繁荣与发展倾注了心血。新加坡博物院前曾有一座无名华人纪念碑，底座上镌刻着：“华人以坚忍耐劳著称，叻、屿、甲三府暨马来全属今日之繁荣，得诸华人能力，良非鲜者”。
            移民到美、加的华侨，虽然比之移民秘鲁、古巴自由，但亦受到经济枷锁的束缚。《美国华侨史》说：“中国移民来美，以四邑人来说，有自费则可，如盘缠不足，多以田产抵押，向亲友借贷而得。其有赊船票法，……由经纪预借船费及生活费于中国工人，立下欠单，抵达美国后，此债客于将来工资所得，逐步清还。”这种赊单法，完全属于高利贷性质，因此一般华工抵步后，要奋斗数年才得自由身。
            华工往美国，初期二十年间，一般是乘欧美雇主的大帆船远渡重洋，也有少数人乘中国式的“大眼鸡”冒险横渡太平洋。1848年2月2日，美国帆船飞鹰号首次完成其由广州到三藩市的航程，历时46日，以后，一般航行都在五、六十天，1859年，平均航期为54天。1867年正月，太平洋邮船公司的汽船科罗拉度号正式开航，由香港至三藩市航程为31天。台山的华侨，初时都乘船赴美，航程经历太平洋、印度洋的风浪，在海上颠簸数十日，历程之艰苦，可以想见。
           当华工抵达美国三藩市时，《美国华侨史》有这样的一段记述：“中国旅客在三藩市码头登岸，篮袋席帽与竹竿，丛集码头。”“1869年，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大共和国号到埠之际，船桅高悬美国星条旗与大清国的龙旗。中国搭客，拥挤于船面，肃然无声，以讶异面色，四顾张望。俟船停泊，经过海关人员迅即清关，严格检查后，打开一条通道，高呼‘完妥’。他们遂肩挑行李铺盖，鱼贯登岸，留在堤岸街上，等候迎接。此等搭客，平均约皆为25岁青年，15岁以下者少，过40岁者似乎亦少，清一色着蓝布(大成蓝)衫裤，穿拖鞋或木底高鞋，戴竹帽(铜鼓帽)，甚为整洁；十个、二十个或三十个为一队，由各会馆人员接去。”“中国初期移民到此境地的，个人是很难生存，故需靠集体生活发挥群体本能，互相扶持，共同救助，才能适应这新奇的环境。”“当日华侨为着职业、居住、疾病、保护、丧葬、年老救济、失业接济、互通信息、助川资回国等互助目的，遂组织社团”。1851年成立包括新会、新宁、开平、恩平的“四邑会馆”；1853年，旧金山宁阳会馆成立。1876年宁阳会馆登记入会者就有75000人。
           1882年至1943年，美国实行排华移民法例，严厉限制华人入境。麦礼谦著《从华侨到华人》一书中说：“当时华人虽然持有合法护照或证件入境，但仍须被移民官员盘问口供属实后，才批准入境。各关口都设有拘留华人候审的设备，由于旧金山是西岸主要海港，所以在这里登陆的华人占入口华人的七八成。但移民局在这里却没有设拘留所，华客抵达旧金山，就立即被关入太平洋邮船公司码头的木屋里。这是一间约三十公尺的空间，而且设备极为简陋的楼房。华人寝食于斯，内外隔绝，亲友不得一见，律师不得一问。即有疾病，医生亦不得诊视。黑暗秽臭，过于监狱；压制苛暴，甚于犯人。幽禁常数百人，羁留常阅数月。”后来由于华人社会多次向移民局抗议这里的设备不符合卫生标准以及不安全，因而于1910年1月21日启用在旧金山湾中的天使岛拘留所。天使岛四面环水，更与外界隔绝。1910年至1940年30年间，华人进入美国，大约有20万人在天使岛移民拘留所待过数天以至数年不等的时间，关押在这里备受审查、检疫，过着如同囚犯一样的生活。被拘留的华人有一些经不起这种精神打击和身心的侮辱而自寻短见。不少人在天使岛的木屋上题写诗句，发泄愤怒、思乡的郁闷心情：“如天忏恨天天数，问句苍天有知无?”“摧残尚说持公道，应悔当初万里来!”天使岛移民拘留所一直使用到1940年，而拘留华人候审的条例，却一直执行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才撤销。天使岛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列为历史保护区。1987年中秋，天使岛移民局历史纪念碑建成，刻有对联：“别井离乡飘流羁木屋，开天辟地创业在金门”，反映了当年华人移民的心声。
           在排华移民法例实施期间，华人深知不容易进入美国，但在外患内乱交迫的中国谋生更难。况且侨乡到这时期已经有了出洋谋生的风气，因此有志冒险前往美国的不乏其人。《从华侨到华人》一书指出，“移民法例既然岐视华人，华人也认为没有遵守的必要，所以由禁例开始实施的那一天起，华人就想尽办法绕过法例，进入美境。有些人取道加拿大、墨国或古巴，伺机偷关进入美国”。“偷关”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走关”的人大多隐藏于车船的货物之内，偷运入境。一旦被查出，即祸及生命。广海洋渡村陈宗怡，结婚3年就离别妻子去了加拿大。他在加拿大拚命做了几年工，还是两手空空，听说美国做工收入好，决心“走关”过美国。他借来一笔钱，买通一只拖木排船的船主包庇他过关。船长收了钱，先把木排中的一株大圆木挖空，然后让陈宗怡落船。船近海关，船主叫他钻进圆木洞内。不料藏身的大圆木翻转，把他丢到海中被溺死。冲蒌汉塘村刘锡球，从古巴“走关”过美国。船主把他当作货物藏进一个大木箱内抬上船。木箱里无水无粮空气少，闷极不敢叫，渴甚只好饮尿。好不容易到了码头，还是被美国警察发现，把他拖出来拳打脚踢。当他昏醒过来时，已被投入监狱，过了一个多月的囚徒生活，到头来终被驱逐出境。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到美国的华人，绝大多数人从事开矿淘金业。1848年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在淘金狂潮的怂恿下，大批华工进入美国，走遍美西开矿淘金。“在淘金热高潮期间华人矿工又经常被白人排挤，很多地区禁止华人开采富饶的金矿，有些地区甚至驱逐华人矿工，当地暴徒无赖也乘机欺凌杀害华人。”因此，华人成了开发金矿的开荒牛，美西发现新金矿，华人就纷纷涌到新矿区来。“当时这些地区还是未曾开拓的、荒芜的深山野岭或不毛之地。在那里华人矿工不但要和残酷的大自然搏斗，而且在一些地区还要提防土著和印第安人的袭击。”“华工们在采金中，结合成组，进行分工合作，精细操作。他们或采用中国式水车，或用两根绳子拴起来的戽斗和桶，冲洗出水孔道的办法，进行采金。这是中国华工对采金术的一大贡献”。
            美国东部到西部加利福尼亚州之间，距离2800英里，被崇山峻岭、浩瀚沙漠、莽莽草原所阻隔。随着开发美西发展经济的需要，美国国会于1862年通过法案，鼓励私营企业投资，兴建美中到加州的铁路。东、西部铁路分别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承包兴建。当时由于美西劳动力短缺，历时3年西段铁路施工还没有明显的进展，铁路公司不得不试用华工。不久，原来活跃在矿场的淘金客又成为筑路大军。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成为第一个大规模雇用华工的企业。从1865年到1869年四年间，约有14000多名华工参加筑路工程。全长1800英里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地势复杂，要通过海拔二三千米的高山峻岭；冬夏两季，温差很大，冬天常有暴风雪袭击。在建筑内华达——塞拉山脉一段铁路时，要在两座大山的悬崖陡壁之间，运来大量土填平山谷；开凿数百米隧道穿过高山。华工们不畏艰险地承担起筑路任务，他们用绳系在腰间，悬空凿炮眼，填炸药，点燃雷管后，迅即撤离，稍有差迟，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美洲华侨史话》记：“在修筑100英里的塞拉山脉地段的铁路时，华工的死亡率高达10％以上”。
             1869年5月10日，联合太平洋铁路与中央太平洋铁路在犹他州的普鲁蒙托里角接轨，正式宣告了被誉为世界铁路史上一大奇迹的横贯美国东西的大动脉建成。这条铁路原计划建筑14年，但由于勤劳坚毅的华工积极参与，仅用了7年时间，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7年。在沙加缅度举行的庆祝大会上，虽然华工代表没被邀请参加，但一位名叫E·D·克罗克的法官仍为华工说了公道话。他说：“我要提醒诸位，这条铁路之所以能早日建成，大部分应归功于那些贫苦而被人蔑视的中国工人。他们忠诚勤奋，表现卓著。”在太平洋铁路建成117年的1985年5月，当任台山县委书记黄抗健访问美国西雅图，西雅图市长大加赞扬台山籍华工为建筑铁路所作出的伟大贡献。黄抗健代表家乡向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台山先侨敬献了花圈。
            在美国南方和北方横贯美洲大陆其他支干线和地方性的铁路建设，也雇用了华工。其后在1880年，连接加拿大东西部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建筑工程，也从美国招募熟练筑路华工担当铺轨工作，加拿大也从中国招募华工为筑路工人。
            “铁路工程完成之后，大部分华工在工地被解雇，因而他们就留下在沿路地区谋生。这样华人散布到美国西北和西南铁路沿线的市镇，有些又利用这新交通线而徒步到美中和美东的大都市谋生。”“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美国大陆华人被很多行业排斥。为着要生存，他们只得提供一些社会上需要，但白人不屑或没有条件参与的项目。他们局限于几个行业，特别是服务行业。很多人是做小本生意，如洗衣馆、餐馆、杂货店等，因为这样在种族偏见流行的社会里，华人生活所需的收入无需再仰视老板的面色，而且这办法对一些不熟悉英文，缺乏专业教育的人来说，也有希望通过辛勤劳动积蓄而不断获得发达”。1863年旧金山华侨开的洗衣店有59家，1876年就增加到300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1933年4月，成立了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台山籍华侨不少人参加了衣联会。一个从事洗衣业数十年的华侨，曾以《八磅的生涯》为题，写了一首小诗，反映华人洗衣的含辛茹苦情景：
            一把熨斗八磅重，十二小时手不闲。
            一周干满七天活，挣来一点血汗钱。
            拣啊洗，熨啊叠，为了一碗活命饭，
            辛苦劳累在“金山”。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纽约和各地的华人洗衣业逐步实现机械化，洗衣业的劳动强度才大为下降。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工地的华人 居家侨眷孤独凄清 
           生活在故乡的侨眷，另有一番孤独凄清和辛酸的血泪。她们与自己的亲人远别离。过去由于交通不便，华侨经济拮据，绝大多数人一到外洋，就难以买舟返乡。不少人抛妻别子少则三五七年，一般一二十年，有的甚至几十年。青春出国，皓首还乡；还有不少人捱到精疲力竭，客死异国。因而，在乡的侨眷，不少人从青春守生寡直至到终老。过去台山侨乡，流传着这样的一首民谣：
　　　　　青春守生寡，
　　　　　千里遥遥难共话，
　　　　　想来想去乱如麻!
　　　　　细想他，
　　　　　虽在天边云脚下，
　　　　　三更还望回家。
            过去，台山侨乡长期流传着阮阿四与梅菊姊的爱情故事。据说清代，端芬塘头村有个青年阮四，为人忠厚，勤恳劳动。与塘头村相近的山后村，有一位女子姓梅名秋菊，与母亲相依为命。阮四与秋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年纪稍大，两人又常在一起打柴，到塘头桥下的小河捞虾、捉鱼。一天，阮四在河边捞虾，忽闻塘头桥下传来一阵阵少女的呼喊声。他遁声走到桥下，见到秋菊正在处顿足呼痛。原来秋菊到河边捉蟛蜞，被一只蟛蜞钳住大腿。阮四赶忙走下去，用手欲把蟛蜞掰开，但那蟛蜞却硬钳着不放。阮四情急智生，用口把蟛蜞咬死了，然后扶着秋菊回家。此后，阮四、秋菊更加相爱。谁料，阮四家贫，欠下田租债务无法清还，迫得要“卖猪仔”出洋。阮四离乡之际，秋菊表示坚心守候四哥归来，并将一枚铜钱拗开，各藏半边作为信物。阮四一去8年，杳无音讯。秋菊在乡，牵心挂肠。她望断天涯路，未见四哥归。那时，族例规定老女不留家，在族长的威迫、媒婆唆摆下，秋菊的母亲不得已将女儿许配别村一位姓梁的华侨。原来阮四出洋，饱经艰难，才摆脱契约。他结识了一位好友，两人情同手足，于是一同买舟还乡。他的好友说回到乡间便即成婚，邀阮四同到他家。谁料到闹洞房之时，阮四认出新娘子竟是自己日夜思念的秋菊。他和秋菊出示半边铜钱，诉说不幸遭遇。大家听了，甚表同情，姓梁的好友大义让亲，使阮四与梅秋菊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是如阮四与梅菊姊这样境遇的人，不少是过着生寡的日子。过去台山有一种封建陋习，在外洋的男人未能回乡娶妻，则由家里人用公鸡代替新郎，与新娘拜堂成亲。成亲之后，新娘未见丈夫一面，便终身守生寡。有一首《闺怨》诗，控诉这一陋习，诗云：
           妾身犹是未分明，不识郎颜恨怎平；
           奠雁礼行聊尔尔，虚凰瓜代娶卿卿。
           镜粉腻凭谁惜，床弟衾寒只独惊。
           寄语同群诸姊妹，自由应讲勿婚盲。
           三合有一个妇女朱月娣，18岁那年与永海村陈宗丘订了婚。陈宗丘是个旅美华侨，她对这门亲事也感到满足。谁料陈宗丘一去5年，在美国捱生捱死还凑不到钱回来结婚。到她23岁那年，被迫过门，男家用公鸡代替新郎“上头”行礼。过门之后，朱月娣10年孤灯照独眠，不见丈夫的踪影，靠自耕3斗田维持生活。一直过了46年，她还是孤单一人，终生守了生寡。
           赤溪连兴村女子蓝伙招，5岁时被母亲许配给正金村朱伙茂。15岁那年，未婚夫去了南洋，过了1年就回来了。因为在南洋挣不到钱，无法成婚，几个月后又去了秘鲁。谁料朱伙茂年复年来，归期杳杳。到蓝伙招22岁时，母亲问她好不好退婚。蓝伙招认为既然许配给朱家就是朱家的人，不肯退婚。27岁那年，朱伙茂父亲逝世，蓝伙招过门守孝，并求得朱伙茂两个哥哥分给她3亩单造田，自耕度日。这样一等又等到三十几岁，蓝伙招在无可奈何之中向大伯、二伯要了1个女儿、1个儿子来养。朱伙茂在外知道这情况，很久很久才寄回很少很少的钱。蓝伙招捱到50岁时，朱伙茂已经客死外国了。这对名份夫妻从未相依相守过一天。
台山侨乡的侨眷，都要在家操持家务，负担起整个家庭生活，直到亲人办妥手续回来带她出国。在漫长的孤独凄清生活中，她们的苦况是难以言喻的。大多侨眷的苦难，还在于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侨汇断绝，“上等人家吃金器，中等人家卖故衣，下等人家吃糠皮”。不少侨眷典卖贻尽，流落他乡。当时，在阳江县阳江城南强旅店，就曾经贴出街招：“本店新到大批台山金山婆，分上中下三等，任君选择，价钱面议。”不少侨眷远走广西柳州、八步等地。民国三十三年五月廿七日《大同日报》刊登了一封台山乡亲谭光硕、李仲平、黄树棠、黄景中等联名写给台山同胞的公开信，说出了流浪的侨眷的悲惨命运。信中说：“迳启者：我四邑同乡旅居八步经营矿业工商业者，不下千数百人。迩因矿业不景，失业者日众，有等无耻之徒，妙想天开，乘家乡粮荒之际，返回邑内引诱妇女，伪称代带来广西找寻工作，待遇甚高，衣食丰足等语。因此一般无知妇女受他所愚。跟随到八步后，即被转卖至各地操皮肉生涯。不特此也，查各地‘人贩’来八步买妇女，多系四五人合资而成，即一妇女嫁彼数人，轮流同宿，经过数月后，或再辗转卖落为娼。此种不人道行为，与敌人暴行无异。彼辈妇女，一到此地，已知受愚，故号哭不愿随同而去者，日有所闻。单就八步一地，现已被诱来之妇女，计有500人以上；其中经同乡救出者多人。……彼辈奸徒，一味顾住图利，昧尽天良。此种诱良为娼行为，实属罪不容诛；尤以邑人侨外居多，其家属被人引诱较易。而侨胞远涉重洋所得之血汗钱，均是为国为家，今日竟至妻离女散!此情此景，殊堪痛恨……”。
自从侨乡形成以来，台山的华侨在外国经过数年以至十年二十年的艰苦奋斗，稍有积蓄，便思还乡。过去由于华侨积蓄有限，大多人还乡一次，台山人俗称“一派”，办一件大事，比如结婚、建新房屋、买田置业等等。
             经历过抗日战争和大饥荒，华侨、侨眷从残酷的现实中体会到粮食与生命同在，从而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少人都汇款回乡，购置一定的田产，自耕或出租给别人耕种，以获得粮食，作为维持生活的起码保证。谁料后来土地改革中，外来的土改干部没有正视华侨之乡的实际情况，没有理解侨乡的历史，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侨务政策，把一部分因劳力不足而出租土地的侨眷划成地主、富农。在土地改革中，不少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侨眷被斗争、清算、追缴剥削账等等，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土地改革中，台山县的侨眷被划为富农864户、地主5589户。到1953年3月土改复查，便将错斗错清算的3284户侨眷给予平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落实侨务政策，把土地改革中划为地主、富农的华侨家庭全部改变了成份。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随着各侨居国的移民政策的改变，华侨可以申请家眷出国团聚，共同生活；从而结束了侨眷的孤独凄清生活的历史，开拓了华侨家庭的新生活。
华侨侨属支持民主革命
          清代末年，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内专制人民，对外丧权辱国。在民怨鼎沸，国土沦丧的境况下，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提出推翻清朝帝制，建立民主中国。
          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最早为海外华侨和台山侨乡民众所接受。华侨在国内外的不幸遭遇，使他们容易接受革命思想；他们在外国备受歧视和虐待，迫切盼望祖国强盛，使他们有靠山，提高政治地位。华侨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耳濡目染资本主义的进步文明，也希望祖国学习西方，革除帝制，实行民主政治。
         《简明广东史》指出：华侨对辛亥革命的积极支持，主要在四个方面：首先，华侨是兴中会和同盟会的支柱。兴中会成立之初，会员全是华侨。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南洋地区成立组织最早，以后遍及美国、加拿大，“凡有华侨所到之处，几莫不有同盟会员之足迹”。其次，华侨是孙中山领导的历次起义的积极参加者。1911年黄花岗起义800名先锋中，华侨占了500名；此役牺牲的华侨30人中，29人是广东人。再次，华侨是海外革命报刊的创办者和革命舆论的鼓吹者，侨办报刊遍及南洋、美国等地。这些报刊广造革命舆论，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批判保皇派谬论，对提高华侨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觉悟，发挥很大作用。在革命舆论的影响下，培育出一批批民族民主革命战士。四是华侨是革命经费的赞助者。因此，孙中山说“前时帝制之破坏，华侨实为一最大之力”，称赞“华侨是革命之母”。孙中山在檀香山华侨中建立的兴中会，二十多名首批华侨会员宣誓要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而奋斗。担任兴中会第一位会长的刘祥，是台山旅檀香山的华侨，他是最早追随孙中山进行反清的革命志士。1895年1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到香港筹建兴中会总部和策划起义，台山旅港商人、日昌银号老板余育之毅然参加兴中会，独助军费万千元。
             1904年4月，孙中山从檀香山再次赴美，准备在华侨中开展革命活动。由于保皇派党徒和清朝驻旧金山领事的告密，孙中山抵旧金山时被移民局官员拘禁。台山华侨伍盘照闻讯，即与《中西日报》司理、台山华侨伍于衍，旧金山致公总堂首领、台山华侨黄三德进行营救，终于使孙中山安全登岸入境。在美国南加州汉福镇(HANFORA.CA),美珍楼餐厅的创始人江树荣，也曾在19世纪初搭救过孙中山。当时，孙中山为策划民主革命先后来到檀香山及加州等地。为躲避清廷派来追杀他的鹰爪，江树荣冒着风险，秘密把孙中山藏在美珍楼顶层的阁楼内。
            许多华侨在孙中山的鼓动下，投身革命。斗山六村人陈卓平在光绪末年(1908年)5月就在新加坡参加了同盟会。宣统二年，他与林君复到澳门组织了澳门同盟分会，任副会长。武昌起义后，参加策动香山新军反正，占领了县城。祖籍冲蒌西坑在美国三藩市出生的华人李公侠(李是男)，1906年在香港参加中国同盟会；1910年1月，孙中山到美国，李公侠积极协助，并担任中国同盟会旧金山分会会长，兼任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局长。他负责发行公债筹集革命经费，台山籍华侨就买了几十万元。白沙朗北旅加拿大华侨黄惠龙(黄湘)，在温哥华参加同盟会，任“华侨义勇敢死队”队长。以后，历任孙中山的侍从副官、卫士队长。白沙山格村旅美华侨马湘，1909年在美国听了孙中山宣传革命演说后，即毅然参加同盟会。后来，他参加华侨义勇敢死队，于民国四年回国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战斗。以后，他和黄惠龙担任孙中山的侍卫副官。民国十一年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他和黄惠龙以死力卫护，卒之保护孙中山夫妇脱险。以后，两人随从左右，直至孙中山逝世，乃以守陵为职志，先后任总理陵园警卫处处长。旅安南(越南)经营洋服店的台山华侨黄隆生，1902年在河内加入同盟会后，积极发展会员，成为同盟会河内分会的负责人，大力支持孙中山策划的钦州起义。辛亥革命成功，他回国工作，是孙中山常穿的“中山装”的始创裁缝师。
           侨乡台山，纳海外之新风，传播华侨爱国思想及民主思潮，推动了家乡的革命浪潮。在美国出生，少年回乡升学的华侨青年李是男，参加台城励志社的革命组织，鼓吹反清的革命思想。1906年李是男到香港参加了同盟会，于次年重赴美国，开展反清活动。他与华裔青年黄超伍、温雄飞等在旧金山成立少年学社，出版油印刊物《少年周刊》，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后来改刊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少年中国晨报》。李是男还组织新舞台剧团，演出以反清为主题的粤剧，鼓动群众及募集革命经费。宣统元年，冲蒌人李海云到香港，继承其父的事业，在香港远同源汇兑庄任经理。在宣统二年广州新军起义的筹备工作中，他挪用钱庄2万多元充当军费。起义失败，李海云无法填补亏空钱庄的资金，私逃匿居香港，继续为革命活动筹措经费。宣统三年“三·二九”广州起义失败，他又回到家乡新宁县，领导民众进行反清起义工作。
          李海云回到新宁，联络开、恩两县的革命党人，不久，新宁及开、恩3县均成立革命组织，各县都有三百几人。由于有“三·二九”广州起义的震慑，各县知县草木皆兵，诚惶诚恐。当任新宁知县李继尧惧怕革命党人的活动，连忙向省政府报告，说革命党与匪徒正欲在县中大举，“请抽拨军来宁，以资镇压”。当时支持革命的侨刊《新宁杂志》将此事揭露，并著文抨击。
           李继尧不仅向省政府请兵镇压革命党，还逮捕宣传革命者。1911年5月30日，一位名叫李佐才的革命宣传者，在台城青云路发表反清演说。他以清政府派兵屠杀扬州十日、广州屠城七日的悲惨事实，控诉清廷镇压人民的暴行，又用南音唱出清朝官吏的腐败和横征暴敛，吸引听众，引起人们对清政府的切齿痛恨。李继尧闻讯，派差勇将李佐才捉回县署。谁料，他这暴行激起了在场数百听众的愤怒，一齐涌到县署，向里面掷石，还声称如不放人就要放火，李继尧被吓得面无人色，急如锅上蚂蚁。这时，适逢新宁高等小学堂校长雷荫棠有事到县署，见此情形连忙劝李继尧莫犯众怒，要息事宁人。李继尧迫于无奈答应释放李佐才，但还死顾面子，提出照例要找人签字担保。在县署外有一位刚从美洲回来的华侨谭垣，得知情况，便冲入县署，不屑同知县言语，拉着李佐才就走。
          这一年六月，荻海、公益两地先后爆发了群众不满警察肆意开枪伤人的丑恶行径，愤怒捣毁警察局的行动。七月又发动了反抗沙田捐税的斗争。
　　  李继尧逆革命潮流而动，推出他的亲信黄大章为县团防总局局长。谁料团防未组成，革命党起事便日紧一日，李继尧心惊胆颤，打发妻妾子女逃到香港，又在县署前面加强防备，但是始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武昌起义。同盟会南支部决定在广东省城外围组织武装起义，然后会攻省城。指定由李海云当司令，在新宁、开平、恩平等县组织第二军。
          在武昌起义的声威影响下，广东各地起义迅速进行。农历九月以后，相继发生新军反正的香山县前山起义和由民军发难推翻旧州县统治的惠州起义。这时，李海云回到开平县长沙活动；而他先前派出的黄梦醒(新宁独冈人)，已经在新宁县行动起来，扬言于农历九月二十日举事，因此吓得知县李继尧逃到斗山六村陈家祠躲避。警长方紫卿、城守陈丽尧与守城官卢苏民等相继逃避。知县一走，城中无主，黄梦醒迫不及待，于九月二十日在西宁市集合50人左右，长驱直入县署，并打开监狱，把监犯放了出来。跟着，来自澳门的民军首领卢鹤年也带领几百人来到，于是革命军控制了县城，新宁光复。
           在黄梦醒率队进入县署不久，六村乡民得到消息，立即行动到陈家祠，将李继尧捉住押解到县署。到了县署，卢鹤年客气让座；黄梦醒则要他供出贪得的钱财，快拿钱出来充实军饷。李继尧吓得面如土色，应诺出银万两，以赎一死。
新宁县城光复后两天的九月廿二日，赤溪厅人马华遂率领民军几百人光复赤溪城。
           新宁光复后，由于革命党人内部矛盾，给了封建势力可乘之机，知县李继尧趁机溜走。《简明广东史》载，新宁光复后，民军首领卢鹤年、李海云之间互相闹矛盾，广东省都督胡汉民派出刘歧山为安抚委员到新宁调解，竟遭卢鹤年杀害。李海云出走开平县长沙，调集新宁、开平、新会3县民军，杀死卢鹤年，由前清官僚邓振廊任新宁县民政长(县长)，政权便落入地方势力之手。    
 外汇带动侨乡繁荣
           清代末年，新宁出洋的人越来越多，咸丰、同治年间出去的人，不少已在侨居地站住脚，靠勤俭而有所积蓄，能够汇款或托水客带银回来。大量的侨汇汇入，侨乡经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光绪十九年编纂的《新宁县志》指出：“近年藉外洋之资，宣讲堂、育婴堂、赠医院、方便所、义庄，诸善举所在多有。但民风渐入奢靡，冠婚之费，动数百金。田既硗薄，力复不齐，岁入粮食，仅支半年，余则仰给洋米；倘舟楫偶梗，炊烟立断，是诚可忧。”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任新宁县知县的李平书所著《宁阳存牍》也说：“宁邑地本瘠苦，风俗素崇俭朴。自同治初以来，出洋之人多获资回华，营造屋宇，焕然一新；服御饮食，专尚华美；婚嫁之事，尤斗靡奢，风气大变。”
           台山侨乡这些社会状况的产生和经济上的繁荣景象，源于有大量的侨汇注入。由于美国、加拿大的币值高，一元美金或加金，可以换取四五元中国币，甚至更高。台山人俗话说：“金山钱，唐山福”，是指外币汇回来可兑得较多的钱。
           适应侨汇注入，人民生活的需求和物资的集散交流，市场交易活跃，商业尤其繁盛，因而兴起了新的圩市。道光十九年编修的《新宁县志》，记录全县的圩镇只有53个，光绪十九年编修的《新宁县志》记，已发展到77个；直到抗日战争前，全县圩镇有：台城、水南、平岗、圆山仔、板岗、水西、新昌、荻海、冈美、三八、石龙头、公义、冲云、华安、公益、渡头、石桥、来安、大江、水步、新荣、宝兴、白沙、潮境、长江、三合、那金、温泉、西华、黎洞、新安、联安、四九、五十、大塘、冲蒌、西海、斗山、沙坦、都斛、牛山、赤溪、田头、端芬、汀江、塘头、西廓、海口、墩寨、上泽、成务、庙边、广海、山背、环海、海宴、那马、和安、沙栏、什和、升平、横岗、鱼地、镇海、大门、深井、獭山、小江、那扶、联和、陡门、寨门、沙头冲、那琴、三洲、沙堤、略尾。其中以台城、新昌最为繁荣。台城于民国三十五年，有22000多居民，城内有金铺31间、银号26间、苏杭(布匹)铺成衣店162间、茶楼酒馆299间、旅店20间、戏院2间等等。县内不少的圩镇都有茶楼食肆，适应婚庆嫁娶的苏杭铺(卖布匹)、服装店、金铺(卖金银首饰)、油糖杂货、海味铺、饼店等生意尤为兴旺。
            侨汇促进台山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建筑行业。一般华侨都有回乡置业的计划，是华侨回国要办的娶媳妇、起屋、买田三件大事中耗资最多的一件。不少华侨受到外洋建筑风格的影响，回到家乡兴建的新屋，不仅泥墙屋变成砖瓦屋，不少还建了二、三层的洋楼，建筑材料使用了水泥、钢筋、钢钉，楼房外墙的装饰也吸收和运用了西洋风格，雕塑了西方图案的浮雕，门面为之一新。这些洋楼，有的鹤立鸡群地矗立在一些乡村；有的则是当地华侨联袂回来建筑的，同一风格的建筑式样，同样的楼房高度，形成一条条华侨新村。如端芬圩附近的模范村，台城城南的模范村。这类的楼房以白沙为多，在望楼岗、塘口、牛路、墨林、李井、双龙等地，就有洋楼260多间。白沙下屯、斗山浮月等地的楼房，建筑设计新颖，风格多样，形成了侨乡特有的建筑群，显示出独特的侨乡风格。侨汇多，建新屋多，侨乡处处大兴土木，带动了建筑行业的发展，从而也培养了大批技术高超的建筑工人。
            旅外乡亲从侨居国的实践中体会到文化知识的重要，他们饱受了文盲之苦，不想下一代再受愚昧。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向学的人越来越多。旅外乡亲主动捐资回乡，兴教育，办学校，从而使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化之乡。
           民国二年，附城筋坑光大乡旅外华侨捐款2万元白银，在乡下建筑了一座两层的洋楼，作为光大学校的校舍。这是台山较早建成的新式校舍。民国九年，旅加拿大台山乡亲应台山县立中学堂的请求，成立捐建台山中学新校舍公所。几个月后，募集得加币24.9万余元(折合华银50余万元)，派员回乡建校。择定城东纱帽山麓为校址，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月十日奠基，建筑工程历时两年，到十五年(1926年)五月完成，五月廿四日举行开幕典礼。这是台山华侨捐建的第一座中学校舍，其堂皇壮丽的建筑，在国内享有盛誉。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旅美华侨又捐建了高中课室、宿舍和图书馆，使台山县立中学校舍更具规模。
           台山华侨捐资办学的义举渐渐成风。除了民国十九年(1930年)美洲华侨捐建台山师范3座校舍；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由旅港及南洋乡亲支持建成台山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今台山侨中)的新校舍外，各地侨资捐建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差不多乡乡都办起了小学。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第一间办于乡间的地方性中学端芬中学建成，其校舍的壮观仅次于台山县立中学。附城日新小学、白沙下屯小学、三合康和学校、庙边达德学校、上泽成务学校、赤溪田头小学等等，都以其新颖壮丽的校舍闻名于县内。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统计，台山有小学1277间，小学生69621人；赤溪县有小学18间，学生1074人。台山县的学校数与学生人数都居广东全省各县之首，教育之发达在国内省内享有美誉。
            随着侨资的进入，台山侨乡的交通事业也有较迅速的发展。清代，新宁的陆路交通只靠肩挑步行，有钱人家雇人抬轿。直到光绪三十三年，出现1家马车房，用马拉车，通行台城至冲蒌一段路程。重大的交通建设，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斗山六村旅美华侨陈宜禧，长期在美国当铁路工人。他受到美国建筑铁路以利交通的启发，发起筹资回乡兴建新宁铁路。半年后即集资股本洋银150万元，陈宜禧即带领原籍台山的铁路技术人员回乡筑路。筑路工程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开始，到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筑成台城至公益段；宣统元年(1909年)年初又筑成台城至斗山段。到宣统元年三月初一，一条以本县华侨资金和技术力量建成的新宁铁路，全线59公里通车。这是我国仅次于潮汕铁路的第二条商办铁路。公益展筑至江门北街的路段(用轮船渡火车过潭江)，也于民国元年(1912年)春通车。到民国九年(1920年)，新宁铁路全线通车里程133公里，沿途设车站47个。
           公路建设则在铁路筑成通车之后。民国十年(1921年)，台山开始成立公路局，筹筑公路。民国十一年夏季，台山县公署公路局开始测量台城至广海，台城至荻海、新昌的路线。民国十三年前后动工筑路，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台(城)——荻(海)、台(城)——(广)海公路和台城至南坑、台城至水步等公路首先建成通车。以后，台城至四九、斗山至都斛，水步至新昌，水步至公益等公路相继建成，初步形成以台城为中心，辐射四乡部分主要圩镇的公路架构。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统计，全县建成公路31条，通车里程400余公里。
  水上交通运输，也由木帆船向机动船发展。民国十年，海宴已有轮船航行到澳门。民国十七年前，广海至海宴，新昌至广州，已通行汽船。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公益至广州、三埠至广州，通行汽船拖花尾渡；三埠至江门、三埠至澳门、海口埠至广州、都斛至江门通行轮渡；台城至三埠、海宴，广海至江门，新昌至广州，新昌至公益，广海至江门，通行小汽船。
              侨资对于台山的工农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处一隅，基础又较薄弱，发展不快。
             台山华侨利用侨资发展工业，最早出现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台山县旅檀香山华侨黄秉常，向美国华侨招股，集资40万元，成立广州电灯公司。从美国威斯汀霍斯电气公司购买两台100匹马力的发动机和两台1千伏特的交流发电机，发电量可供1500盏电灯照明之用。广州电灯公司运作9年，于1899年关闭。1910年到1920年美国华侨投资到台山县内的电力工业，大多将发电照明和碾米结合起来，日间以动力碾米，晚上发电照明。其中以台城永明电力公司最大，有568千瓦的设备能力。1910年美国华侨余觉之等邀集三八地区余姓的华侨，集资50万在江门建设造纸厂。十九世纪末，台山华侨李佑美与开平华侨谭乾初，曾集资40万元到山东开采金矿。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名英国人的游记曾记有美洲、澳洲归侨在台山那扶附近淘金的记载。1937年夏天落成的广州15层爱群大厦，也是由台山籍的美国华侨集资兴建的。
            机械工业随着新宁铁路和公路建设而形成。新宁铁路建成，适应机车的维修，在公益设立了机器厂，当时是台山具有当代水平的工厂。以后随着汽车运输的发展，各家行车公司又建立了汽车维修工场。但是能够生产产品的工业却极少，充其量也是一些手工业作坊。
适应文教事业的发展以及报纸、侨刊的印刷需要，印刷业在台山出现较早，清代宣统三年就有新宁图书印务局。到民国十五年，全县共有印务公司9家。
            侨资投向农业生产极少，但华侨在旅居国发现的优良品种，想方设法引回家乡种植。比如西洋菜、生菜、古巴松等等。海宴仑定一位归侨路经广州，尝试了增城挂绿荔枝，就托一行商购回几棵驳枝的增城挂绿荔枝回到家乡种植，形成独具一格的仑定芝麻荔，1962年时，仑定已有历百年的荔枝树22棵。农业投资最大的是上川大浪湾石堤，它是在民国八年(1919年)至十三年(1924年)间，由白沙归侨黄江振和斗山归侨黄良洲投资13万元港币，在大浪湾口建筑了长600米、高4米的石堤，把近千亩的海滩筑成鱼。这项水利工程，至今仍很牢固。
           大量侨汇的进入，除了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外，又带来了斗糜奢的社会风气和侨眷子弟依赖侨汇过着游手好闲的“二世祖”生活。华侨与家属聚少离多，侨眷对子弟管教少，溺爱多，不少华侨子弟长期过着“吃爷饭、穿爷衣”，不事生计的生活。民谣说：“牛耕田，马食谷，老豆(父亲)赚钱仔享福”，正是一些侨乡子弟的真实写照。适应“二世祖”的奢糜生活，台城及各地的圩镇烟窟赌馆妓院林立。这些腐化行业，使不少华侨子弟陷入了泥淖而不能自拔，有的走入歧路葬送了自己。民谣说：“死仔狂，有书唔读随街荡，终须荡去赌博巷，输尽家财还被绑”。“银仔白，金仔黄，唔好呀哥花清光，卖田拆屋唔够使，爷娘痛哭嫂投塘”。因此，不少华侨叹道：“不怕子弟牛头裤，最怕子弟挞坏鞋”!  陈宜禧创办新宁铁路
           清光绪年间，新宁县曾经建设了一条纵贯县境以达新会县、江门北街的铁路——新宁铁路。这是我国铁路史上仅次于1906年建成的潮汕铁路的第二条商办铁路。这条铁路的创办人陈宜禧，是旅美华侨。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故乡的交通事业，深得后人景仰。
           陈宜禧，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斗山六村朗美村。他少年家贫，青年时曾串村过巷卖鼓(卖针线纽扣绒线头绳之类的小贩)。一次偶然的机缘，得到一位归侨的帮助，出洋去了美国。
           陈宜禧初到美国舍路埠(西雅图)。1863年至1869年这7年间，美国正在大举建筑西部铁路，筑路工人大多数是华工。陈宜禧也当上了筑路工人；不几年，他就升任管工。当美国掀起排华浪潮时，陈宜禧见义勇为，挺身而出，救助难侨。一次，筑路华工遭到土人的袭击，临时住处被纵火烧毁，损失很大。陈宜禧毅然出头维护华侨工人的利益，叫大家报上损失，要求美国政府赔偿。他收集到华工损失情况，一方面向铁路公司和美国政府申诉；一方面打电报要求出使到美国的李鸿章出面向美国政府交涉，终于取得胜利，获得赔偿。华工领到了赔偿费喜出望外。从此，陈宜禧在华侨中享有盛誉，成为人们拥戴的侨领。
          陈宜禧从事铁路工作长达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从美国建筑西部铁路，带动沿途城市建设和经济繁荣受到启发，立下为祖国建筑铁路的伟大抱负。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已届60高龄的陈宜禧回到家乡，提出了建筑新宁铁路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县人的支持，六月成立筹备处，陈宜禧为总办，余灼为协理。次年，陈宜禧自费去美国，利用美国铁路公司发给他的免费乘车证，到各大城市发动新宁县的乡亲投资建设家乡铁路。半年即集得股本洋银150万元，同年八月先汇100万元分存香港汇丰、渣打两银行；余款备订购机件，陆续应用。陈宜禧也回乡筹筑铁路。与此同时，余灼等在县内及省、港、南洋等地也筹到股本数十万元；到年底，共招得股银275812元。十月，新宁铁路公司正式成立，公推陈宜禧为总理，余灼为副总理。可惜余灼就职后不久就因病逝世，筑路的工作压力完全集中到陈宜禧的身上。
           新宁铁路筹建伊始，就有着鲜明的爱国精神。陈宜禧说：“愤尔时吾国路权，多握外人之手，乃不忖绵薄，倡筑宁路”。他向清政府申请立案的申请书明确提出“声明不收洋股，不借洋款，不雇洋工，以免权利外溢”。新宁铁路章程第五条写明：“公司股份由旅寓美国金山各埠以及香港、新加坡、新宁附近及州县等处华商凑集，并无洋股在内，亦不准将股份簿转售抵押于洋人，遇有争执不得请洋人干预，以杜”。陈宜禧还以总理的名义，在股份簿的章程之后加注：“铁路股份无论在金山南洋各埠及香港本邑登报，均要垂久安享利权。如或本人紧急欲将股份转售，要先向本公司报明，方准改名册；仍不得卖与洋人及按借洋债，致启衅端。如违，即将股份扣除销外，复禀官究办。若传至子孙，永不准转卖，致亏前人心血”。
         在筹筑新宁铁路的过程中，碰到了重重阻力。先是新宁知县扣压陈宜禧的奏文，妄图把这条铁路改为地方官办未遂。接着，广东商务局提调余乾耀，又出面“争揽权利”。陈宜禧在股东的支持下，亲到商部申诉。商部署右丞王清穆到广东考察，接见了陈宜禧，认为他对国家的忠爱之忱，溢于言表，对陈宜禧的行动表示支持。在向粤督岑春煊申请立案时，岑春煊勒索不顺，竟在文中批道：“无碍田园庐墓，始得筑路”。陈宜禧见了火起，直去上海找商部署右丞王清穆请求帮助，又争取到出使美国大臣梁诚来电支持，才由商部于光绪三十一年向清廷上奏；光绪皇帝于三十二年正月廿一批准立案。立案之后，岑春煊仍诸多阻挠，说陈宜禧没有大学文凭，不得承办工程，提出应由“领有外洋毕业文凭之人妥为办理”。实际上是主张聘请外国工程师施工。但陈宜禧不肯屈就，以申请书中声明“不雇洋工”，并以本人“在金山各埠承办铁路工程四十年，领有造路工凭照”为由，据理力争，终使岑春煊的阴谋不得逞。
           筑路工程展开以后，也碰到许多矛盾和阻力。铁路经过之处，不断遭到地方封建势力的阻挠，“所过通都大邑，名乡钜村，以至小里落，各姓各族，鲜不恃其龙蟠虎踞之雄，严其彼疆此界之限，或迷风水而起反抗者有之，或恃强权而起反抗者有之，或闹意见借事生端而起反抗者又有之。工程所至，风潮斯起，绕二百二十一里间，动辄负隅以相抗者，前后不下百数十处计。”仅斗山至公益一段路线就要更改了39处。碰到这些矛盾，陈宜禧往往亲自前去，进行宣传解释。他为人爽朗，讲话诙谐，有时还唱几句“番鬼歌”逗人开心，使得这些矛盾和阻挠都一一得到解决。
           筑路的时候，陈宜禧经常到工地督导，有时还亲自动手和工人并肩干活。在工作中，他常常向工人介绍美国西部开发的情况，鼓励大家落力建设好铁路，振兴家乡。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新宁铁路动工建筑台城至公益20多公里的路段，到次年十二月便告竣工。至宣统元年初，又筑成台城至斗山段20多公里的路段。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初一，纵贯新宁县境南北五十几公里的新宁铁路通车了。这铁路的铁轨、枕木、铁板由美国进口；火车头、火车厢由德国制造，除此之外，全部由华人计划与建筑。这是仅次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筑成的潮汕铁路的全国第二条商办铁路。它与同年詹天佑建成的京张铁路一样，运用自己的资金和技术建成，为我国自力更生建筑铁路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在新宁铁路县境内的路段筑成之后，陈宜禧再接再厉，把新宁铁路自公益伸延到新会、直至江门北街。建筑这段路用了3年时间。工程后期，因经济不景，投资减少，公司拮据，筑路资金难以为继。在此关键时刻，陈宜禧将在美国舍路的房产变卖，同时禀请广东总督张鸣岐借款60万元，以应付筑路资金。他的行动感动了张鸣岐，终于帮助他度过了困难。至民国二年(1913年)三月初六，公益至北街长45公里的铁路终于建成通车。从此，火车奔驰于新宁、新会两县县境，旅客称便，货畅其流，带动着侨乡的富庶繁荣。新宁铁路的建成，全县人民皆大欢喜，唯独陈宜禧的叔父、美国铁路工程师陈程学深感内疚。因为早在陈宜禧行动回乡筑路之前，曾诚邀陈程学协助。陈程学蔑视陈宜禧的能力，不仅不允，反嘲笑说：“有尾狗亦跳，无尾狗亦跳。你如果筑得成铁路，我永远不坐你的火车!”如今铁路筑成了，陈程学无颜以对，每次返乡都只好乘船或坐轿。
            在陈宜禧的领导下，新宁铁路继续发展，于民国六年(1917年)正月兴工建筑长29公里的西南支路，由台城经三合至白沙。到西南支路在民国九年五月十二日通车时，新宁铁路通车里程已经达到133公里，建有车站47个；干线桥梁45座，支线木便桥8座，支线涵洞129座。火车在牛湾通过潭江，采用轮渡载送，两岸系一条钢丝缆，用绞车绞船通过400多米的河面。这年，陈宜禧已经76岁高龄了。他为家乡铁路交通事业奋斗了整整16个春秋，立下了丰功伟绩，新宁铁路公司董事局决议，为陈宜禧铸立铜像于台城车站，以留纪念。
            陈宜禧虽逾古稀之年，但发展交通振兴经济的雄心未泯。他制订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将新宁铁路干线由斗山延伸到赤溪铜鼓，并在铜鼓开辟商港；将西南支路自白沙延长到阳江。这个计划尤其是开辟铜鼓商埠的计划，曾经获得时任大元帅的孙中山得力支持。民国十三年九月六日，孙中山亲笔签署大元帅令：“陈宜禧为筹办铜鼓商埠委员”。陈宜禧于民国十四年三月订出开设铜鼓商埠简章，并在民国十五年春发出了招股意见书，得到县人和华侨的积极响应。
　　    新宁铁路建筑过程，很多原料要进口，成本很高，投入营运后，业务只限于四邑一隅，管理费用高而业务不畅。加上民国初年后，地方政府多次向铁路公司“借”款，军阀勒索，使铁路公司的财政恶化。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新宁铁路公司债项已达140多万元。当时债务人纷纷要求清还债务。属于国民党右派的新宁铁路机器工人工会，又与土豪恶霸勾结，制造怠工、罢工风潮，影响铁路的正常运作，制造停车11天的事件。民国十五年二月广东省政府就以“路务废驰”为理由，派员接管新宁铁路；四月二十日接收了陈宜禧的总理职权。陈宜禧见自己苦心经营的新宁铁路被接管，十分气愤，回乡后神经失常，但胡言乱语仍念念不忘建筑铁路和开辟商埠。民国十九年(1930年)五月十八日，陈宜禧悲愤地离开人间。出殡之日，送丧的人多达万人。有人写挽联哀叹：“铜鼓商埠尤未辟，阳江支路竟谁成!”
　　    陈宜禧出殡之时，大雨滂沱，好似天公也洒泪痛悼这一忠诚于家乡交通事业的爱国者。陈宜禧铜像被毁于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后，台山县人民政府决定重立陈宜禧铜像。1984年9月26日重立陈宜禧铜像于原来新宁铁路台山车站附近。
            凝聚着陈宜禧和台山旅美华侨心血的新宁铁路被毁于抗日战争期间，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二月起被拆毁，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搜集铁轨23782条运往广西建筑黔贵铁路。但新宁铁路在台山的交通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正如陈宜禧铜像前的对联：
            谋交通便利以卜富强树业千秋堪铸像，
            建伟大事功不辞劳苦游踪四海合留题。  新宁铁路公司 筑路工程技术人员 新宁铁路通车情景 剿平民国初年贼夥 民国间为防贼建的碉楼 
民国间为防贼建的碉楼             民国初年，虽然已经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但由于未能建立统一的政府，政局动荡，军阀长期割据，互相火拼，导致盗贼四起，人民又陷入劫难之中。早在清光绪二十一年，新宁知县李平书曾在《到县三月情形禀》中分析：“近数十年来，出洋谋生者多，井里颇见丰足，外匪因之流涎，强窃劫掠之案层见叠出。”台山是个侨乡，盗贼视之为主要的抢掠目标，盗贼之多，比之其他地区更为严重。
           为害台山最大的盗贼，民国初年有梁朝贵一伙。后来，梁朝贵手下的小头目梁恩拉帮结伙，自立门户，并与新会的匪徒指天成、梁社等率夥会合，麇集到300多人，形成股匪，盘踞在古兜山，称为新会帮。陈祝三盘踞在大隆洞，股匪内多是信宜人，称为信宜帮。两股贼帮一东一西，长期为害台山，给人们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被劫掠的地区，以靠近大隆洞的广海、海宴更为严重。据梅直廷著的《台山广海剿匪始末记》调查列表统计，从民国六年至十五年这十年间，广海地区便遭受梁恩、陈祝三、邱明阶、叶兰初、黄华等贼匪的抢劫73次，广海城及60多条村受到抢掠，被劫者3213户、小学1间；被掳去和打死打伤者674人。其中民国六年十二月初四，广海城遭到梁恩贼帮的浩劫，100间铺、700多户被劫，掳去380人。民国十二年三月初八，黄华贼帮抢劫东山小学，掳去教员1人、学生39人。民国十五年一年间，广海地区就有广海城及西村等27条村被陈祝三等贼帮劫掠，被抢劫商铺300间，居民1900多户。广海地区仅是当时全县20个行政区域之一，其他地区同样受到贼帮的抢掠，其严重程度可想而知。因此，民国六年以后，侨刊《新宁杂志》需要开辟“盗贼世界”的专栏，专门报道各地被贼匪抢劫的情况。
           盗贼不仅劫掠钱财，还掳人勒赎，其手段之残酷、野蛮，令人发指。贼匪对于掳来的“肉参”，施以种种酷刑，把不少被掳的人残杀：将人缚住手脚立埋于泥坎中，称做“种生树”；缚人于树身而用绳索拔去头颅，谓之“拔柿蒂”；迫人穿上葵衣，然后淋上煤油，点火烧死，叫作“火衣舞”……。贼帮头目陈祝三、叶兰初等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女贼头单眼英的杀人手段也极其残忍。一位被掳过的妇女说她被掳入贼巢，几次被单眼英强迫去看她亲自动手人。把要的人剥光衣服，然后举刀生。单眼英强迫被掳的人直视而看，并威胁说：你等家人如果不快拿钱来赎，则照此办理!
          从斗山莲洲村陈孟潮叙述的一段亲身经历，也可以看出盗贼世界的横行程度。他说：“民国三年，我在浮石村读书。一夜，陈祝三带领匪徒百余人破门入校，掳去学生24名。我们被绑入山，住在臭不堪闻的田厂(田寮)里。同时被掳在那里的，还有农民13人、渔民8人、樵妇7人、归国华侨2人。我被掳3个半月中，眼看被生取胆的有3人，被打伤毙命的6人，因病死亡的5人。匪徒探悉陈贤豪的父母在家骂贼，就勃然大怒，乘夜把我这位堂兄弟绑返浮石凉亭惨杀了。我家人见此惨状，急忙写信寄澳洲催我父亲汇款救子。后来赎回了残废之身，请医生调理3年余方能行动。几年后，我结婚了。洞房之夜，亲朋满座，不料盗贼又来打劫，众人闻声逃走。这时我如惊弓之鸟，连新人也顾不得了。后来强盗被守村壮丁打退，我急忙回家，只见新人已经惊倒在地；经过多方设法，才把她救醒过来”。
          盗贼横行年复年，军阀混战连年不断，一则兵贼不分，如匪首梁恩劫掠既富，乃以孽钱运动，变贼为兵；一则兵助匪势，名为剿贼，实向匪贿以饷械，互不侵犯，向上级敷衍。民国十二年，熊华统领的警察游击队一部分人，来到海宴，即携带开花炮二门投入陈祝三匪帮。在此境况下，各乡各村只能力谋自卫，以求安全。于是，绝大多数的村庄都集资购置枪械，建筑碉楼，组织壮丁自卫。这些碉楼建筑牢固，不但墙厚，还是钢筋水泥结构，或者是砖墙中间用水泥充填墙心。这样的碉楼遍布全县的乡村，其中近山地区特别多，平原地区也不少，估计全县不少于5000座碉楼。出于防贼，一些华侨回乡建楼房，也用水泥塞墙心，在洋楼的四面开了枪眼。
   但是，碉楼林立亦难自保。就在民国十二年五月，单是沙栏一带就被陈祝三、邱明阶匪帮抢掠沙栏圩、仁和里、旗尾山等22条村庄，烧毁房屋542间，烧毁碉楼56座。广海的情况更甚，被焚房屋1114间、被焚毁碉楼25座。
         在北部的三八底岗村，归侨谢远尽管有牢固的楼房，置有1长1短的枪防卫，但亦抵挡不住盗贼的攻击，家财被劫，夫妇俩亦遭惨杀。
         民国初年台山的贼患弄到民无宁日。到民国九年十一月，孙中山领导的粤军控制了广东大局，派兵进驻台山，匪势稍。但到民国十年冬，陈祝三贼帮又在海上截劫由海宴航行至澳门的海荣轮，掳去乘客百余人，囚于甫草。当时，海宴旅港商人强烈反映，台山县长刘栽甫请省派兵剿匪，派来了洪兆麟率领的两营人和一艘兵艇。但这次围剿贼帮的行动，没有很好地组织民团和群众配合，部署失当，不仅没有斩获，反被贼匪杀害了上岸侦察的龙艇长及其副官，随去的一名士兵被匪徒割去两只耳朵然后放回去。
        请省派兵剿贼失败，贼夥的气焰更为嚣张。民国十二年，陈祝三贼帮与海宴流岗村恶霸陈曰湖勾结，洗劫流岗、萧村等几十条村。十一月初一，又洗劫广海西村，掳去村民300余人。民国十四年，陈祝三贼帮又跨海到上川，焚劫石笋村，掳去300余人。以后，匪势日甚。民国十五年四月初，陈祝三、叶兰初等贼帮500余人麇集于广海城西7公里的双门、临田。十三日凌晨，贼帮洗劫邻近的西村。县署卫队长带队前去救援失败。因西村无法在3天内交出“行水”，贼帮烧村报复，十八日下午至十九日，西村被焚，浓烟烈焰，腾空不绝。接着又焚毁西村附近的横岭、坑口全村及冲塘、塘富的碉楼。贼帮占据双门、大洋、临田、岗咀，深沟筑垒，继续作恶。六月初一下午，贼帮集中向广海城发起攻击，团队不敌，纷纷退却。第二天的五更时分，广海城破，贼夥蜂拥入城，洗劫商户。初三日又洗劫南湾商户。陈祝三贼帮攻入广海城，更加飞扬拔扈，嚣张地打出了“华国绿林军”的旗号。
        在广海地区贼患严重之际，县长刘栽甫及县团总局长谭蔚亭、剿匪副指挥梅质彬等怕军队进入台山，政权旁落，以自治为由，还不肯向省请兵。直到广海城被贼帮攻陷，各界人民纷纷向省告急，广海地区又先行成立剿匪办事处，刘栽甫才召集台城各界知名人士会议，并成立台山剿匪办事处，筹措军饷，向省请兵。这时，孙中山已经建立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改组，实行军政统一、民政统一、财政统一。国民政府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编组国民革命军为5个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命令第十三师，由师长徐景唐、副师长陈章甫部署进剿台山的贼帮。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三师于七月十一日进军台山。七月十二日，出动广宁、海强两艇，向陈祝三盘踞的地方发起攻击，当天攻克大洋村。十三日组织进攻双门村，早上七时开始，组织数十次冲锋未能攻下。八时余景唐师长到前线视察，鼓励战士誓灭贼夥，安我闾里。不久，十六堡慰劳会送来食物、药品慰劳军士。正当徐师长与军士稍事休息之时，广海天主教堂两位美国神父冒险前来求见徐师长。神父报告：我等被陈祝三允许出城时，托我们如见到师长，代为请求收编，给予自新之路。师长佯称需要研究，要待明天才能答复。当夜，师长下令发起总攻。深夜二时，击破了贼夥最强的据点临田村，并一举收复了广海城。此时，贼帮如鸟兽散，分路窜入甫草、康洞、隐洞等山区。十三师官兵乘胜追击，十五日攻下甫草，毙匪甚多。匪首邱明阶负伤逃出，被海宴民团在石岩中捉获。第十三师官兵继续进兵大隆洞；这时，海宴、广海、端芬等地民团配合行动，把守各山隘路口，断贼逃路。十八日下午，十六堡民团在沙洲尾附近，将叶兰初贼夥围困于碉楼，三十九团一营军士经此，加入战斗，激战两小时，贼众不支溃散。临近灭亡的贼夥更为猖狂，把掳久不赎的上川石笋村民二三十人屠杀于白石洞。
　　   廿九日，十三师长官经过周密部署，着令台山各地民团在甫草、上弓岭迳、荷木堡、莲花坑、老狨迳、墩寨等地严密防守。三十日晨，十三师大队人马由九迳碉楼出发，入到上洞之榄子核；三十一日，三十九团一三两营在隐洞、康洞发现陈祝三、叶兰初带着百余名贼夥。贼匪见军兵迫近，困兽尤斗。激战之中，杀贼甚多。到这一天，第十三师已经杀贼200余名，于是贼呼投降。
           第十三师纳降，命令陈祝三、叶兰初召集匪徒开出大隆洞，齐集广海的黄家庄石岗村。给陈祝三以四邑清乡军第一大队长、叶兰初第二大队长的头衔，下设中队长、小队长，并令造册整编；同时索回被掳的上泽北活学校师生10余人。这时集合投降的匪徒已达到600余人。这些贼匪以为可以换上军装作官兵了。全县人民闻知收编贼帮，纷纷呼吁，强烈反对。
           八月初九日，第十三师凯旋江门，命令收编的贼帮移防新会礼乐，并在广海海面预备好运输船只，然后下令匪徒鱼贯下船。广海人士为十三师班师凯旋，举行欢送大会。贼帮下船后，将县送来之烧猪、烧酒分送各船；副师长陈章甫通知陈祝三、叶兰初过船议事。一声暗号，兵士动手将两贼头擒拿，然后命令他们写字条通知贼夥缴械。叶兰初的妻子单眼英接字，带领贼夥缴械。陈祝三的一些部属，还想劫船逃走，但见前后左右均被包围，官兵枕戈以待，知难逃脱，也只好退回船上缴械。下午1时，陈章甫副师长亲到“广海各界人民欢送第十三师凯旋大会”，宣布已将贼帮全部缴械，无一漏网的消息，会场万众欢呼清除贼患。
            八月中旬，第十三师将贼匪488名正法。在广海南湾西瓜园处决的有任官道及素称“虎绅”的土匪买办陈曰湖等341名；在台城东门牛尾山和凤山义坟处决的133名；在江门处决的有匪首陈祝三、叶兰初、单眼英等11名。另有49名女匪囚禁于县监狱。
           被处决的贼匪中，男占400多人，以外地人居多，其中信宜县人118名，广西人64名，阳江、阳春、新兴、新会、高州、高要等县人180多名，台山县人只有30多名。女匪64人中则台山县人居多，占了50名。这些女匪，大多是被贼匪所掳后用作“压寨夫人”，或被掳后感到失身于贼而又复上山为匪的。贼头单眼英原是广海大洋村的妇女，入山斩柴，被邱明阶掳去。亲人将她赎回来，不久便因生活困苦而再度入山，找邱明阶入伙，以致演变成为凶狠成性的贼婆。捉到她时，还从她身上搜出几个人胆干呢!
            陈祝三等贼夥众多，从民国四年至十五年，为害台山十余年，使台山人民整天处于惶恐的境地。直到第十三师剿平贼帮，台山的社会秩序才有所好转。  孙中山曾许台山自治
            民国初年，由于社会秩序仍然混乱，束缚了经济的发展。民国六年(1917年)以后，随着侨汇的进入，民办新宁铁路通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影响，台山得世界各地风气之先传，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较前活跃，旅外乡亲和家乡人民兴起了建设侨乡的热望。
            民国十一年，本县横湖人刘栽甫就任台山县长。他上任之后，有较强治政活力，重教育、兴学校；反封建，破除迷信；剿贼匪、禁娼、禁烟、禁赌；废旧城，改造圩镇，加强城市建设，作过较大的建树。因此，刘栽甫曾经三任台山县长。
           刘栽甫主政台山的民国十四年，曾经请示当时任军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特许台山试行自治。当时孙大元帅批准台山的自治办法，有如下几项：
           (一)台山县署因行政利便，对于调查户口、测量田土、修筑道路、疏浚河道、推行义务教育、开辟公共坟场等设施及革除迷信奢侈等陋习，得强制执行之。
           (二)台山县署因扩充地方行政、发展地方事业，得就地筹款，增加新税，呈报省府备案。
           (三)统一全县财政，除原属县署直接管理经收外，其余一切征收机关及征收委员等隶属于中央政府或省政府管辖者一律划归县署办理，其各种税收向解中央政府或省政府者概由县署照旧解缴。
           (四)台山县署因维持全县治安，得组织警备队350名至750名，所应需枪炮子弹得向兵工厂备价领取。
           (五)台山县署为保全自治之尊严计，对于军事机关，除参谋部、军政部、联军总司令部、粤军总司令部外，概用咨文。各客军因军事之必要驻扎台山者，其军需由省库或中央支给，县署不任供应，并不得在县内就地筹饷，但政府特别指定，经县署同意者，得双方协商决定之。
            孙大元帅给予台山的5条自治办法，使台山县政府施行新政，加强城镇、文教、交通等方面的建设，有很大的便利。刘栽甫在任内，明令改革私塾、兴办新学校，又举办小学教员养成所，培养师资。刘栽甫任县长期间，成立工务局，由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的毕业生、邑人谭铁肩任工务局长。他俩具体规划台城的建设，大刀阔斧拆城垣，辟马路，现今城东路、环城南、环城西及环城北四路，就是当年的城基。对一些横街小巷进行拆改，使之成为通衢大道，使新宁市、西宁市、西门圩三区联成一体。马路的建设布局得当，致使数十年后台城的街道仍能路路通行汽车。策划建设了西濠公园、中山公园。他俩大力推进台山的公路建设，排除各种阻力，测量规划台山公路交通网络；建成了台荻、台海、台赤等公路，并通行汽车，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刘栽甫三任两去，人事变动较大，影响了自治办法的实施和各项建设的顺利进行。  七、八年抗战 日寇入侵苦难深重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百粤民众御侮救亡，誓以热血同赴艰危。由于日军企图封锁华南的国际交通，八月三十一日日军飞机就首次空袭广州。地处沿海、建有新宁铁路而又素称繁荣的侨乡台山，也成了日军袭击的目标。九月二十二日凌晨2时，台山发出了首次空袭警报；九月三十日，敌机第一次入侵台山。十月十五日，敌机第一次轰炸斗山、冲蒌、公益、都斛。从此以后，敌机频频空袭台山各地，新宁铁路沿线成为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人民在敌机轰炸声中惶惶不可终日，生命财产蒙受惨重的损失。
            根据刘达之著《抗战八年的台山》列表统计，自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至三十二年二月廿一日这5年多时间中，日军出动飞机373架次，轰炸台山139次，投下炸弹869枚，炸死348人，炸伤464人；炸毁房屋514间。其中台城、公益、斗山、广海遭受轰炸的次数最多，台城17次，敌机56架次；公益14次，敌机37架次，斗山22次，敌机60架次；广海(南湾)21次，敌机52架次。白沙被袭次数虽少，但受害最惨。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七日短短两个半月时间，白沙被敌机轰炸3次，敌机出动9架次，投掷炸弹24枚，炸死134人、炸伤75人，炸毁房屋48间。三月三十日上午10时，5架敌机飞到白沙上空时，正值圩期，趁圩人多拥挤，走避不及，而大量的炸弹又在圩中心爆炸，以致造成131人死亡、25人重伤、48人轻伤，炸塌店铺23间。被炸死者血肉模糊，身首不全，令人惨不忍睹；能辨认出姓名的仅有39人。被炸伤的73人卧街哀嚎呻吟，使人耳不忍闻。这是日寇轰炸造成最大的惨剧。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廿三、廿四两天，敌机轮番轰炸台城，廿三日敌机3架，投下炸弹18枚，炸死35人，炸伤92人，炸毁店铺13间；廿四日，敌机出动11架狂炸台城，炸死67人、炸伤48人，炸毁店铺30间。这次敌机轰炸以通济桥为主要目标，在桥的两侧投下6枚炸弹，还有1枚炸弹击中桥面，但因桥身建筑牢固，未有重大损毁。
            日机首次轰炸台山，新宁铁路就成为主要的袭击目标。由于敌机狂轰滥炸，新宁铁路已经全线瘫痪。民国二十七年十月廿一日下午广州沦陷。因此广东省军事指挥部于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一次电令台山破坏铁路及公路，以防敌人西进。十二月底，新宁铁路的大江桥、冲蒌桥，台赤公路的六村桥、沙湾桥、沙冈桥、田稠桥，台荻公路的三八桥，台鹤公路的公益桥，台新公路的横塘桥，都先后被破坏了。至此铁路、公路交通均遭断绝。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江门、新会沦陷，敌人迫近台山。四月十五日，台山县政府接电，实施第二次破坏交通，图阻敌进。铁路由各乡按人口派工，拆掉路轨，枕木作为民工的报酬。路轨分散隐蔽各地后，于民国三十一年奉命运到广西建筑黔贵铁路。公路则每华里挖4个长两三丈的深坑，破坏路基。从此，台山交通瘫痪，仅能用单车运货载人，或肩挑行路。
            台山遭受日军沦陷内陆，分别于民国三十年、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共5次。而处于海岛的上川和下川，却是日军侵入最早撤退最迟的地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5个半月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二月廿八日，日军两艘军舰载着日军100余人登陆上川岛沙堤渔港，强占了沙堤，后来又占据了全岛，盘踞长达1个月。这次上川沦陷，沙堤港和稔仔坪村大部分房屋被焚毁，不少人被残杀，还有不少妇女被强奸。次年六月十六日，日军兵舰又偷袭上川岛沿海的地方。这一天，大浪湾村农民颜庆被惨杀；日军乘电船驶至三州圩，即遭到三洲壮丁伏击。由于敌人火力凶猛，三洲壮丁被迫转移，三洲被陷，壮丁2人抗敌阵亡，三洲圩有11间商店和4家住户被焚毁。
            民国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下川岛第一次沦陷。敌人200余名在多艘敌舰和4架敌机的掩护下登陆。敌人登岛以后，肆意奸淫掳掠，一连骚扰了4天，到十九日才撤走。
            以后，敌舰不时开到上下川岛的海面骚扰，弄得海上不宁，渔民无法从事生产。民国三十年五月十八晚，敌艇两只与我三艘渔船突然相遇，船上渔民冒死以鱼炮、土炮把日军两只舰艇轰沉，舰上18名敌兵全部沉落海中。次日，1艘敌舰开到三洲渔港报复，焚毁渔船8只；二十二日又把航行于上川至广海的利源渡船劫走，将船上40名搭客驱逐落海，大都溺死海中，只有5名熟水性的泅水逃生。
           民国三十年十月二十三日，日军头目岩木川男率领日伪军占领上下川岛，设立了“南支海防军挺进队上川基地指挥所”。这次敌军占领上下川岛时间长达4年，直到民国三十四年日本宣布投降后第8天的八月廿三日，敌人才全部撤走。两岛人民长期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受尽了日寇的欺凌侮辱和烧杀抢掠。民国三十二年三月廿九日，1只由上川载满旅客和货物的轮船在开往广海途中被敌船截住。敌人抢光船上财物，把船主梁元东和船工梁绍锡、甘彩玉及颜祥父女，以及旅客30余人迫进船舱，再淋上汽油放火烧船，还开动兵舰把船只的残体撞沉；有几个善水性的人游水逃走，亦被敌人开枪打死。船沉人亡，无一生还。
           台山内陆沦陷，起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这年三月初三(公历3月30日)，日军舰3艘驶到广海海面，随即用22只汽艇，载敌兵700余人，分两路出击：一路袭击广海；一路沿三夹海口溯河而上，直取斗山。广海、斗山的驻军逃走，两地很快便落入敌手。广海的敌军到斗山会合，沿着台赤公路直逼台城。国民党县政当局既不抵抗，又不及时掌握敌情。下午1时得知日军已到达红岭，才通知台城居民紧急疏散，4时敌人已经进城。县长黄启光仓惶逃走，敌人轻易地夺得了大量物资。
　　    第二天，江门敌军又向台、开攻击，公益、三埠相继失陷。这次日寇是为掠夺军事物资而来，因此占据台城的第二天，即出动军马200余匹，四出掠夺粮食、钨矿、钢材等物资。日寇把掠夺到的物资，强迫拉来的千余民肩挑车运，搬到冲蒌莲花屯落船运走。进入台城的日寇、汉奸，撬开铁闸，锄穿墙脚，入到无人留守的商店掠夺财物；有人留守的商户，还敲诈勒索钱财。敌兵见到妇女，如狼似虎，不论幼女、青年还是老太婆，都遭到强奸。有一位姓雷的女中学生逃避不及，落入敌手，被拘禁日夜轮奸，恐惧至神经失常。在县北面的新昌、荻海，商户亦被日兵轮番抢掠，荻海图存染纸店店主存有千余元国币，被第一批敌人搜去，第二批敌人又来索取，无钱应付，便惨遭杀害。医生马善存的妻子抗拒日兵强奸，夫妇俩都被杀死。进驻斗山的敌兵，除到附近乡村蹂躏外，还于初七日派出200多人到都斛圩和莘村掠夺，抢走莘村贮存的食盐、钨矿。
           “三·三”沦陷，日寇骚扰抢掠7天，三月十日台城敌兵依来路撤走，斗山、广海两地的敌兵则到十四日才撤走。这一役，全县被杀死262人，被焚毁商店、民居534间，被掠夺物资时值360余万元。
          “三·三”沦陷后半年，台山第二次陷入敌手。那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九月二十日(公历11月8日)，敌人从广海南湾海面用十余艘艇运载300余人疾驶而来。日军进入广海城，即大施其暴，焚毁屋铺13间及船艇30多只。接着沿“三·三”的老路来犯，在三夹海口，被驻守在该处的保七团排长苏立辉与8名士兵的奋勇抗击，先是伏击毙伤日军10余人；敌人退至附近的文武庙登岸，蜂涌而来，苏排长及兵士浴血奋战，又毙伤敌人20余人。但因敌众我寡，苏排长与8名士兵英勇牺牲。敌人先行占领广海、斗山，廿二日进入台城，廿三日占领新昌、荻海。这次沦陷，历时9天，敌人四出奸淫抢掠，被杀死529人，打伤160人，被焚毁商户民居70余间，掠去财物时值900余万元。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较“三·三”更为严重。
           敌人的凶残唤醒了民众，各地纷纷组织力量，抗敌守土。“九·廿”之役，敌人曾经遭到台城城东、城西以及三八的三社、大江的陈边、斗山的浮石、白沙的西村、水步横水等地组织的武装自卫队伍的奋力抗击，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力挫了敌人的气焰。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六月廿四月(公历8月12日)，驻扎在新会的日军突然发起进攻；一路进攻新会的天亭，一路进攻开平的水口，台山处于日军的钳形攻势之中。廿六日，新会崖西日军100余人越过台新边境的玄潭迳，进占台山五十乡塘田村。同日，日军2000余人从水口渡江，占据公益埠；另一股日军千余人，由天亭过平迳，占据了大江沙埔乡莲塘村。于是，台山第三次沦陷。廿九日，3路日军会合进攻台城，县长邓公烈弃城逃走到三合圩。同日，三埠也告陷落。七月初三，日伪军700多人沿新宁铁路直向三合，驻守三合的台山自卫队及政警队稍触即溃，跟随邓公烈逃入山区联安。县城失陷后的第3天，伪台山县政府及伪台山县善后委员会在台城宣布成立。荻海张村人、日本留学生余国芸当上伪县长，台城的赌棍、流氓头目李灿光当上伪会长。这两个伪组织助敌为虐，勒令各乡送粮送肉供养日伪军，乘机敲诈勒索；同时开烟包赌，从中得利。
          “六·二六”沦陷后，敌人占据台山长达两个月。这60天中，敌人的蹂躏没有一天停止过，天天四出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敌人占驻的圩镇村庄，顿成废圩；全县哀鸿遍地，满目疮痍。到九月初一，日军在台城地区拉集民，妇女被强迫背军囊随军做军妓，男的做挑，分批挑担军需物资去西江。这次被日寇拉去的民多达6000多人，半途能够逃回来的人不到一半。直到九月初六，日军才撤出台城。
          “六·二六”沦陷后未及3个月，台山又一次沦陷。那是同年的九月十二日(公历10月28日)，驻在三埠的伪军陈子容部汇同黄求部共600余人沿潭江支流而上，偷袭台城。台城陷入敌手，前逮捕到的20多名汉奸被敌人打开监狱放了出来。伪军进城，同这些汉奸勾结起来，恣意进行报复，单是台城就被杀害100多人。伪军如同日寇一样，四出找寻妇女强奸、迫嫁，以至不少头目都占有三妻四妾。入城的伪军还到附城乡村掠夺财物，甚至连耕牛也拉走。伪军占城将近1个月，终于在十月十一日，由共产党领导的台山县第三区抗日联防大队会同国军反攻台城取得胜利，迫使敌伪军退回三埠。
           台山最后一次沦陷是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四月廿一日(公历6月1日)。这一役，敌人先是1000余人开进公益、大江，直达台城；第二天即增兵3000，推进到冲蒌、斗山、都斛、广海等地。敌人前所未到的海宴地区，这次也进入萧村、望头等地。这次敌人进入台山，除了抢掠粮食、财物，追逐妇女奸淫外，还到处构筑工事，企图固守。五月上旬，汉奸李灿光登场为伪县长，协助日寇征粮、拉，在台城大开烟窟、赌馆、妓寨，弄得满城乌烟瘴气。
            六月下旬，各地水稻相继成熟，敌人勒令各乡保长呈报田亩，强行征粮，要缴交收获的稻谷三分之一供军粮，对抗缴的浮石等乡村开炮轰击。还向农民勒收“收割保护费”，抗缴者则惨遭杀害。
           到六月下旬，日寇感到日暮途穷，败局已定，于七月中旬开始撤退，到月底最后一批撤出台城。但日寇最后撤出台山，还在8月14日日本宣布正式投降之后：十七日撤离新昌、荻海，十九日撤离公益，廿三日才撤离上下川岛。
惨无人道的三社大屠杀
           台山第三次沦陷的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七月初四，日寇在三八的三社进行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三社是三八的一个地区，包括井边、良洞、谢边等30多条村，住有3000余人。七月初一早上，守卫良洞迳的三社自卫队8人，截获了来自台城的日伪宣传队员10男3女；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两支短枪、1个印有“巡查”字样的臂章，以及宣传“中日亲善”的许多标语。自卫队把这班汉奸押到谢边时，乡人围观，群情激愤，一致要求严惩，于是就在树莨山脚把这班汉奸枪毙并沉尸河中。谁料这支“宣传队”的人没有全部捉到，1个名叫“豆皮达”的已经跑回台城，向日伪报讯去了。
           当天下午，日伪军200多人开到三社，包围一带山岭，射杀逃避群众40余人，将30多个青壮年人解回敌营，十多人被严刑致死，其余均带伤放回。
　   　翌日，日伪军又派出大队人马并带备军犬到三社，到处寻找“宣传队”的人；临走时宣称“如不交出这班人员，就实行放火烧村”。
第3天，敌人没有来扰，三社的村民不知有诈，傍晚，逃匿于附近山间的人都回家取物，准备明早再上山躲避。谁料当天深夜敌人已经开抵三社。
          七月初四天还未亮，日伪军1000余人已经把三社各村重重围住；还从三埠开来一批船只。日军队长李璧屋在朝阳村后山，伪军师长陈子容在锦棠村后山，分别指挥实行“三光(抢光、杀光、烧光)政策”。
          天刚亮，敌人就行动大屠杀。日伪军先拉了乡人黄义连等10多人，在朝阳村后山斩头祭旗。接着，各地日伪军步枪、机枪、大炮齐放，各村的房屋炮弹响处纷纷起火，群众奔走呼号，喊声震天。单单在朝阳村后山被杀死的就有70多人。逃到那西山山坑中的人最多，敌人开动机枪扫射，被杀死的达200多人。
          日寇到处，见人就杀。南闸村福泽的妻子背着孩子逃避，被一个日寇追上来，枪上的刺刀捅过去，母子当场毙命。南闸村荷兰归侨黄创世，一家5口全被杀死。井边村黄厚世和女儿被杀后，他不满1岁的外孙也被日寇抛起，用刺刀刺死。黄福泮的妻子背着儿子走避，被一日兵追上，以刺刀一戳，母子当场毙命。
          日寇到处，追逐妇女强奸，不从就杀，甚至奸了还被杀。躲在歧简村黄韶家里的一个妇女，抗拒强奸被杀，她的女儿也被日寇踩死。和平村一位20来岁的妇女，不甘受辱而被生。那西村一位侨妇被日寇捉住，她拼死挣扎，结果还是被五六个日兵轮奸之后用刺刀刺死。良洞村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也免不了被强奸。日寇还把几十个男女赶到联安里，强迫他们脱光衣服跳舞，日寇在旁观看作乐，还要奸就奸，要杀便杀。
           上午10时，分布在各村的日伪军宰猪牛饱餐之后，又惨绝人寰地放火烧屋。三社30多条村有100多处起火，烈焰冲天，浓烟蔽日。许多匿藏在家的人被活活烧死；有的虽从火坑中逃出，又被日寇抛进去被烧死。锦堂村黄巨庭一家16口，黄世沾一家11口，均被敌人推入屋中活活烧死。连堂村老翁黄传均被绑在屋梁上，烧得呼天抢地，死得十分悲惨。遭烧杀的鬼仔忽村，十几户人家、30多人，大屠杀后仅有3人侥幸生还。
           日寇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自清晨至下午2时，然后用30余只木船将抢掠到的物资运回台城。被敌人烧杀抢掠，三社损失惨重：计被焚毁房屋531间、学校3间，歧阳里20多间屋，只烧剩5间；锦堂村15间屋，残存3间；华安圩四五十间铺也只剩几间……。被杀死烧死的700余人，还有40多人受伤。浩劫后的三社，一片焦土，满目凄凉，哀号之声不绝，千几人无家可归，露宿郊野! 侨乡人民奋起抗日
           日寇侵华以后，台山侨乡在敌人的铁蹄下饱经战乱，遭受空前的大劫难。满怀爱国心、正义感的台山儿女，不甘敌人的蹂躏，奋起抵抗敌人。
           “七·七”泸沟桥事变后，台山人民认识到“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年秋，就有李嘉人、陈仲博等20多位热血男女，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进行抗日宣传。年底，成立了台山县青年抗敌同志会和台山县妇女抗敌同志会，开展抗日宣传，激励群众抗战。1938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派出本县人梅重清、朱剑虹、邝启常和外地人古子坚到台山，组织群众抗日，党组织通过抗敌同志会在台城任远中学开办抗战知识研究班，为组织群众抗日培训骨干。同年十一、十二月，在抗敌同志会的基础上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台山县临时工作委员会，次年二月五日正式成立“抗先”台山县队部。以后“抗先”这一群众组织迅速发展，成立三十几个大队或中队，队员达到1800多人，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和募捐支援前线等工作。台山抗先成立一年多，广泛的宣传活动大大鼓舞了群众抗战情绪，锻炼培养了抗日骨干。
            自从1941年“三·三”沦陷后，人们从国土沦丧的苦难中觉悟到只有抵抗才有出路。在以后几年的抗战岁月中，台山儿女用热血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史诗。
           “三·三”台城第一次沦陷，不两日，日寇便四出抢掠。五日下午3时，40多个日本兵向台城东郊的大亨圩抢掠。敌人以为所向无阻，谁料却遭到了大亨抗日任务队的迎头痛击，抢掠不成，却抬着死尸和伤员归。3天之后，两个骑马的日军官带领五六十人，打着日本旗气势汹汹前来。大亨抗日任务队预料到敌人必来报复，预早就联络左邻的长岭洞、右邻的安步壮丁，联合抗击敌人。首挡敌人前锋的白石、温边两村的壮丁，按照射人先射马的兵法，“砰砰”两枪，便把1匹战马射中，马上的军官栽倒在地。紧接着，枪声四起，吓得另一个骑马军官也跌下马来。跟随的敌兵迅速退到铁路堑中，有的躲到竹林。白石壮丁开了两发土炮，把躲到竹头的几个敌人轰倒。一班敌人猫着腰向大亨圩冲去，正中大亨壮丁之伏，一下子就仆倒了八九个。另一队敌人冲来，又被安步的壮丁截击。领头的3个日兵冲来，一下就被撂倒了两个。激战到日落西山，城东3乡壮丁越战越勇，邻乡壮丁闻讯又来助战。敌人终于退却了。白石、温边的壮丁趁势冲过去，拔下插在土堆的日本旗；3乡的壮丁抬着日军马，满怀杀敌搴旗的胜利凯旋。
           1941年九月二十日，日寇第二次进犯台山。敌兵从海上而来，在三夹海口，一路向广海，另一路沿三夹河溯河而上，指向斗山。驻守在三夹海口的保七团排长苏立辉与兵士8人，见敌人进犯，毅然奋起阻击。一次又一次打退冲上来的敌人，毙伤日兵30余人。后来，卒因势单力薄，被蜂涌而上的敌人压倒，苏排长及8名士兵壮烈殉国。
          “九·廿”沦陷后，廿四日日寇南侵白沙，遭到了西村抗日自卫队第四中队的英勇抵抗。第四中队是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队员们以高昂的斗志，唱起了雄壮的队歌：“我第四中队在抗日战斗中产生。如今祖国满地烽烟，倭寇铁蹄到处纵横。这锦绣江山怎能拱手让给凶暴的敌人?我们的西村，我们的家园，每一尺每一寸都曾灌溉着我们的血汗，谁敢把它侵犯，请试试我们犀利的刀枪!”九月廿四日晚上7时左右，日寇几十人从开平赤坎进犯西村，四中队在参谋黄伯衡的带领下，奋勇阻击，把敌人赶走。次日中午，敌人百多人自赤坎来，分成水陆两路进犯。当敌人过到西村北面的反颈凹，迫近脑圆头村时，四中队员在黄伯衡的指挥下，以密集的炮火射向敌人，使得敌人无法前进。在西村的西面，9只橡皮艇载着敌兵溯白沙河而上，空中还有两架敌机作掩护，过了百足山尾，向着那洋村开枪，自卫队员黄家创中弹牺牲。这路敌人直向白沙圩。黄伯衡指挥四中队员赶到白沙圩与黄国明队长带领的队员会合，在白沙圩北的牛角龙与敌人展开战斗。此刻，队员黄长权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后牺牲。四中队员对进犯白沙圩的日寇给予重重阻击。日寇进入白沙圩，仍心有余悸，不敢久留，很快便撤走了。
           赤溪半岛的铜鼓壮丁，曾数度出师上川，打击入侵的日寇。1942年十月的一天夜间，铜鼓壮丁出动102人，分别驾驶11只船，渡海到上川，打击欺凌上川人民已久的日伪军。夜深1时，铜鼓壮丁登上了三洲圩，主力包围三洲伪军，分兵进击新地村的伪军。拂晓，伪军见已被围，退回楼上顽抗，双方交战了两个多钟头，一个伪军兵士想从后门逃走，被埋伏附近的壮丁抓住。壮丁们问明楼中情况，令其回去，叫他们的邝排长出来答话。伪军排长不得不走下楼来，见到铜鼓壮丁重重围住，知难走脱，只好接受劝告，下令40多个兵士缴械。不久，龟缩在新地村天主教堂的30多个伪军，也被铜鼓壮丁打伤3人后，全部出来缴了械。铜鼓壮丁带着缴获的武器，开船凯旋。
           1943年十二月初六日夜间，赤溪壮丁200多人在上川柴湾登陆，连夜派人偷入企头鲨敌营，活捉了1名日军官。掌握敌情后，马上进攻沙堤渔港。沙堤日军40余人不敢恋战，遗尸两具，登上电船逃命。沙堤光复后，他们又挥戈北进，乘胜攻下三洲圩，把100多名伪军解除武装。第二天，日军出动1000多人，在3架战机的掩护下，乘两艘战舰反攻上川。赤溪壮丁退到茶湾坚守，直到晚上才乘夜幕撤退回赤溪。
          在台城西郊的白水鹿坑村，有一支为共产党人谭树棠组织领导的武装队伍——鹿坑抗日自卫队。这支武装队伍，屡次截击溯台城河而上的日寇船只。1944年九月十九日上午，鹿坑抗日自卫队闻报敌船3只驶向台城，即布置谭文庆带领10人到和安里竹林设伏。他们待敌船两只开过，截击最后1只船，打得敌人弃船而逃，缴获一船面粉。以后又设伏截击一队押送军需品的伪军，逮住伪军第一师军需长。自卫队还多次生擒日寇的情报人员。经过多次打击，敌人老羞成怒，于十月十日上午8时，台城日伪军700余人，分别从台荻公路和雷公潭方向扫荡白水。鹿坑抗日自卫队探得情报，组织村民疏散，36名自卫队员，把守村后山和村前的芙芦山、狗仔山。待敌迫近仁孝桥，自卫队10枪齐发，一下轰倒几个敌人，双方展开激战。由于仁孝桥已用竹封锁，附近的低田又灌满了水，敌人虽众，但不明虚实，未敢冲来。战斗到下午，鹿坑自卫队员撤退休整，4时许，再回到鹿坑村北面的高大山下。这时，敌人正在高大山东面的和安里、莲塘村一带放火抢掠，只留1小队人在山上掩护。自卫队即掌握战机，集中火力仰攻山上的敌人。1个战斗小组绕道迫近敌人，把敌人的机枪手和军官打倒。机枪一停，正面攻击的队员奋勇登山，敌人慌忙退却。自卫队占据高大山，居高临下向山下敌人射击，敌人乱成一团。不久，白沙、淡村的壮丁共170多人和国军74人赶到支援，开枪开炮轰击敌人。敌人组织几次冲锋，均被我方打退。相持两三个小时，到傍晚敌人不支而撤。这一战，击毙日军官2人、日伪军40余人。
           在抗击日伪军的战斗中，台山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不少壮士的鲜血洒在保卫家乡的土地上。他们的壮烈行动使得敌人闻风丧胆。
           1944年夏天，日寇盘踞三八圩西南两公里的凤翔里。附近的佛凹村壮丁不让敌人安宁，常把敌人的电话线剪断。后来日寇探知这是佛凹村壮丁所为，刻意进行报复。农历七月十六日凌晨，日寇四五十人偷袭佛凹村。佛凹村壮丁十余人及支路口的驻军十余人，登上村东的浪湾山，抵御日军的钳形攻势。战斗至午，我方抵御不支，大部分壮丁及驻军不得不后撤。这时，村中黄利、黄振荣、黄裕和三名壮丁和三名士兵撤到浪湾碉楼继续抗击敌人。
           相持到下午五时许，日寇增兵百多人，又对浪湾山发起攻击。敌人从四面围攻，放火烧着山脚十几个禾秆堆，顿时黄烟漫山。敌人在浓烟的笼罩下冲了上来。敌人冲到碉楼下，用枪托撞门。碉楼内的壮丁和士兵抓住时机，同时投下几枚手榴弹，炸得十几个敌人血肉横飞。敌人退却一阵，不久又冲上来，向碉楼扔手榴弹。两颗手榴弹在碉楼爆炸，壮丁黄裕和、黄利当场被炸死，另几个人也被炸伤或震昏了，顿时丧失了战斗力。敌人攻入碉楼，惨无人道地把他们残杀了。佛凹军民血溅浪湾楼，写下了英勇壮烈的篇章。
          四九南村壮丁打败日寇，使日军哀叹这是进攻四邑以来的一次惨败。1944年七月初五，日寇自台城侵犯四九南村。南村壮丁集合在百足山迎头截击，打伤日寇数人。5天后，敌人集中1200多人，兵分6路来攻，以图报复。南村壮丁六七十人，分别据守在南村四周的7个碉楼抗击敌人。壮丁奋勇作战，打退了敌人的冲锋，捷报频传：南营楼壮丁打倒日寇10多人；竹角碉楼壮丁用鸟枪把1个军官轰下马；未及撤走的国军30余人，在壮丁的英勇抗战影响下，也开动机枪，杀伤了一些敌人。
          南村保卫战进行了1天，敌人还是攻不下来，他们老羞成怒，从台城拖来10多门迫击炮、小钢炮，发起向碉楼轰击。南村壮丁毫不畏惧，拚死抵抗。守卫南营楼的5名壮丁击退敌人几次冲锋，夺门而出。壮丁李福源、李发源中弹倒地，其他3人跳落碉楼旁边的水圳，绕出敌人包围。其他碉楼的壮丁，也冒着敌人的炮火突围，仅还有村中向贤楼内的壮丁李德胜、蔡介想等8人未能撤出。
         向贤楼的壮丁被困1天，干粮吃光，子弹也将用尽了，他们仍然坚持着。突然，敌人1颗炮弹在碉楼北面爆炸，墙壁被爆开一个缺口，敌人的枪弹便从缺口密射过来。几名日寇冲过来，在楼门口放置地雷。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6位壮丁情急生智，在楼内找到村人存放在处的1匹布，从窗口放下来，然后一个个沿着布条滑下冲了出来。正当壮丁撤走时，地雷突然轰响，走避不及的谭德尧当场被炸死；李德胜和蔡齐想被震晕过去，后来被日寇捉到绑在树上，被两只狼狗活活咬死。南村保卫战，歼灭日寇百余名。敌人沮丧地说：打到四邑以来，未有如此惨败。这一役，南村壮丁阵亡25人，还有10余名群众被敌人残杀。
          广大人民群众，把握一切机会，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1944年旧历年初六上午，1架日本军用飞机在赤溪半岛南面偏僻的小山村黄竹坑盘旋几匝后，“呜——”的一声尖叫，突然降落在村前的海滩上。这时，村中的人都躲到村后山去了。
          飞机内走出两个飞行员，一个佩着长剑，一个拿着短枪，左顾右盼地向村里走来。这两个日本兵望见山上有人，叽哩咕噜地呼叫，示意要大家下来。村人推出几个大胆的男人下来看个究竟。从日兵打手势和写的半中半日的文字得知，这架飞机是因为烧光了汽油被迫降落的。日寇查询这是什么地方。几个村人诳他们说：这里是赤溪牛湾岛。日兵听了，上飞机拍发电报。
            村人知道仅有两名日兵，决意下手。安排了10余人拿着枪埋伏在村前的沙丘后面，派出3个人穿上大褛，口袋藏着短枪，拿着1盘鸡蛋到海边来。那两个日军飞行员见送鸡蛋来，一边赞好一边伸手拿起鸡蛋便吃。当日寇吃得正是味道的时候，3人互递眼色，同时掏出手枪，砰!砰……连开几枪，把这两个敌人打死了。埋伏在沙丘后面的人见了齐声叫好，蜂涌上来，齐手夹脚把这两具死尸抬到沙丘后面埋掉。接着全村几十个男女老幼齐出动，把飞机推到山脚下，又斩了许多树枝把敌机遮得密密实实。以后几天，日寇派出飞机到赤溪上空盘旋侦察，始终一无所获。
　　   抗日战争期间，台山侨乡旅居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儿女，虽身处异国，但心怀乡邦，与祖国的同胞一心，敌忾同仇，出钱出力，全力支援和直接参与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通过筹集军费、赈济难民、认购公债等等方式，对祖国的抗日战争进行经济支援。在八年抗战期间，美洲华侨向祖国捐献达6915万美元，这些巨额捐款中有不少是台山籍华侨捐献出来的。台山县政府在“三·三”之役后4个月内，先后收到美国三藩市宁阳会馆、三藩市宁阳会馆筹赈难民救济会、美国宁阳会馆筹赈会，美国纽约宁阳会馆，马来西亚邑侨救济会、墨西哥邑侨联友会等汇回的国币合计88.9万多元的捐款。
　　   华侨中的热血青年还毅然回到祖国，与祖国人民并肩战斗，驱除日寇，光复河山。其中表现特别出色的是回国参加空军的飞行员。原来早在辛亥革命前的1903年，在美国的华人已开始学习飞机机械原理及航空技术，同冯如一起集资制造飞机的4位华侨中，就有朱竹泉、朱兆槐两位是新宁县人，祖籍平岗大明塘村。抗日战争爆发后1个月，祖籍我县冲云朝溪村的旅美华侨邝炳舜，不只捐出10万美元支持祖国抗日，并在旧金山开设中国飞机制造厂，生产大批飞机配件支援祖国抗日。抗日战争中，在华侨的“航空救国”号召下，美国华侨于1931年10月成立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并先后组织了波特兰、洛杉矶、旧金山华侨航空学校。这些航空学校培养的空军技术人员，其中许多人回到祖国，奔赴抗战疆场，当中有不少是侨乡台山的优秀儿女。早在1932年一月廿八日淞沪战役中，台山华侨黄毓全驾机迎敌，歼灭敌机数架；二月五日空战又起，黄毓全愤然登机迎战，不幸在空战中阵亡，是中国空军为抵御外侮而牺牲的第1人。有空中虎将之称的美国华侨飞行员黄新瑞(四九长乐村人)在四川成都为国殉职。1937年八月十四日、十五日在南京和句容的空战中，台山华侨飞行员陈瑞钿(大江人)勇猛机智，单机击落日寇飞机6架；同年九月十九日，在山西太原空战中，陈瑞钿与日机单独搏斗，敌机被击落，陈机亦受伤下落。在抗日的华侨飞行员中，还有空战中人机受伤，跳伞后不幸落入敌手被害殉国的朱均球；1937年十月十五日在山西忻县空战中牺牲的苏英祥；1938年三月八日在华阴渭南空战中为国捐躯的容广成……。据陈中美著《台山人物志》记，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牺牲的台山籍飞行员有名可记的，就有叶少毅、马瑞麟、黄元波、雷国来、张森、李仲唐、谭寿、余见友、雷家波、马维英、陈景庭、蔡炳球、黄普伦、黄琪、邓秀生、马国廉、翁荡雁、陈锡庭、谭笑严等19人；还有台山侨乡青年出身于广东航空学校的牺牲者黄朝威、黄杨、黄照、黄广利、朱钧球、余喜泮、黄成章、余拔峰、黄瑞稳、伍国培、陈世雄等11人。在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航空战士中，有第一代华侨女飞行员李月英、黄桂燕，她俩都是台山人。加拿大归侨飞行员马俭进在奇袭运城敌机场的战斗中，立下了显赫战功。后来一些华侨子弟还成为中国空军的重要人才，曾任广东空军总司令的黄光锐就是台山白沙人。因此，台山又有光荣的航空之乡的美誉。         
           策划这场惨无人道大屠杀的罪魁乃田中久一中将，日本投降时把他逮捕，抗日胜利后的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廿七日在广州枪决了。但他的血难以抵偿三社大屠杀血流成河的罪恶!      惨绝人寰的大饥荒
          日寇侵略中华，带来了侨乡台山的空前大灾难，除了战祸死人外，还造成了台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饥荒。
          台山历史上是个缺粮县，一位旅居缅甸的华侨著文指出：“吾宁虽出洋人众，年来庸率输进，就表面上观之，经济似属骤涨。不知全邑田亩，既不敷邑人之受耕，而全邑田亩之所产，又不足供全邑半年之粮需。外此强半年之仰给，惟求济于入口。”日寇入侵台山之后，战火不仅断绝了侨汇的进入，而且中断了洋米和外地粮食的输入，因而缺粮的危机迅速突现出来。际此紧要关头，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听任各地粮商操纵粮食市场，哄抬粮价。东南亚的外国米中断输入后，邻县的阳江、阳春、恩平及西江流域各县仍有粮食可供输入，但被新昌、荻海、台城等地的粮商囤积居奇，平籴贵粜，还与土豪劣绅勾结，将粮食偷运到敌占区，从中牟取暴利。在奸商的操纵下，粮价一日数涨，不少米铺在价牌上写上：“目下一言为定，早晚时价不同”。粮商互相串谋，哄抬价格。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年底，每担米售价21.5元，到二十九年正月就涨至27.5元，青黄不接的四五月间又涨至70元。
          民国三十年，台山经过“三·三”“九·廿”两次沦陷，同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及南洋群岛相继沦陷，洋米不能进口，侨汇断绝，粮价飞涨。民国三十一年一月，米价每担120元；到四月，竟涨价4倍，每担至570元。这时饥荒已经露头，不少人饿死，城镇出现的孤儿由广东省赈济会收容送去韶关的500人，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严重的粮荒从民国三十二年二、三月开始。二月中旬，米价已由每担800元暴涨到1500元。到四月，米价一日几变，每担贵到3300多元，番薯每担也卖到1100元。这时，“上等人家吃金器，中等人家卖故衣，下等人家吃糠皮”，大量的贫苦人饿死。米比金贵，1只金手镯仅能换到1斗箩的米。
          奸商造成的祸患未已，天灾又至。这年春旱严重，至五月中旬，全县未下过一场雨，干涸缺水，田土龟裂，过半稻田无法插秧。等到五月廿八日下了大雨，此时已过立夏8天，大量农田误了农时，只好丢荒。天灾为人祸推波助澜，饥荒日甚一日，粮价日高一日，死人日多一日。饥民饥不择食，近山的挖“黄狗头”(土茯苓)、采野果、剥树皮、摘树叶，靠海的采“扭娜”(蒗树果)、挖蕉树头……凡可以入口的东西都拿来充饥。这年大旱，竹开花结米，不少人到竹丛中扫来竹米煮吃。
           大饥荒给台山侨乡带来了惨绝人寰的大灾难。在台城和四乡，饥民遍地，死尸遍野。在台城的火车站月台上，每晚都有几十个饥民在处躺着，到第二天早上，有一部分就长卧不起了。收容难童的天主教堂美国神父办的“难童救济院”，收容的难童天天都挑出一担又一担的童尸。台城和各地的仵工搬运饿死的尸体忙得不可开交，迫得要制作活底棺材搬运。他们的工钱，是以每天收殓的尸体数向商会等慈善机构申领的，有的尚未断气，也就收去埋葬了。台城几十个仵工，天天从朝忙到晚，一连几个月，每天至少收殓几十具，最多达到120多具尸体。斗山圩三益米铺门口，有1个妇女饿倒在门口，警察叫仵工把她收殓，当时她大声叫嚷：“阿伯，我还未死呀!”在旁的警察听了骂道：“你迟早都要死，不如早点送你上西天!”在广海南湾，年仅8岁的儿童陆挽，一天饿倒在成美鱼栏门口，见仵工甄福动手把他装入棺材。他连忙喊：“福伯，我还未死呀!”但甄福没有理会，还是把他和别的童尸挑去埋了。幸好埋得不深，陆挽尽力挣扎出来，才侥幸生还。
            饥饿使得人们失去理智、不顾亲情，为争一口吃的，以致被更夫枪杀或者兄弟、父子、夫妻互相残杀的事情比比皆是，数不胜数。三合源洞村一个四五岁的小孩上山偷东西吃，被大泽村的更夫见了，用锄头锄死。冲蒌西海地主当权派陆觉生为首组织联防队，定出更夫打死一个偷东西的人奖银100元。元山村农民温沃荣忍不住饥饿，去田间偷番薯吃，就被当场枪杀；同村农民伍锡贵偷了一个南瓜回来，刚刚煮熟还未来得及吃，就被联防队拉出门口枪毙了。不少因饿而偷农作物吃的人，被当权派指使更夫施以酷刑，摧残致死：有的先被绑在树头，用竹打得体无完肤，然后枪杀；有的绑在树头，放狼狗咬死，……手段残酷，惨不忍闻。
            不少饥民为求活命，罔顾亲情，互相残杀。都斛牛腌村农民赖洽相为了自己活命，先卖掉5岁的儿子，后来又把7岁和10岁的儿子先后推下大海溺死。海宴春场村朱光亦在老婆饿死之后，把仅有的两块饼仔分给两个儿子吃了，然后把两个儿子推下河溺毙。台城永清里伍于湛的儿子伍海旋，为了和弟弟争吃一餐杂粮，竟把弟弟推下河；他的弟弟揽着桥梁求饶，他狠心地用石头击断弟弟的手指，终于掉下河中溺死。白沙龚边田心村10岁的孩子黄锦均，饿得常跟祖母争东西吃。一夜，他竟被祖母绑在门栊，用刀割喉咙致死。都斛牛腌村梁旋就的姐姐回娘家，带给母亲半斤米，她母亲把米煮成粥，却被媳妇抢吃了。当时母亲又气又饿，昏迷过去了。半夜梁旋就和大哥用床板钉了棺材，把母亲抬去掩埋。抬到村闸门口，母亲醒来挣扎哀求，狠心的儿子到底还是把她活埋了。
            大饥荒中最为惨绝人寰的事是人吃人肉。这种惨剧在台城、斗山、三合、白沙、都斛、上川等地都有发生。台城月门路第7号的南园别墅住着几个无赖。他们以饼干为诱饵引诱街上流浪的儿童入去，至夜间杀死，将人肉煮作果子狸肉，摆到故衣市场出卖，每碗两元。小小的斗山圩就有3处人处，猪仔巷陈和的老婆(花名阳江婆)，常以饼仔引诱难童入屋，然后用麻包套住打死，把人肉煮作“咖哩牛肉”出卖。饥荒过后十多年，台山汽车站有一位姓蔡的工人，人们都不称呼他的姓名，而是叫他做“果狸”。他，就是饥荒时的难童，曾被骗入人处，及早发觉侥幸逃生。他是人卖肉的见证者。
           大饥荒后五十六年的1999年6月21日，美国《世界日报》发表了署名艾子写的《台山吃人肉事件》，披露了这一历史事实。文中说：“……在这段日子里，全县因饥荒和疾病死亡者已达20万人。坐落台山城桔园路的天主教堂门前，每天傍晚都有人将自己的小孩弃置在那里，原是希望教堂可以收容，不料却给当地歹徒可乘之机。这批歹徒将被弃置的孩子抱走，并以仓前街(应为仓盈路——编者注)空置的李家祠为大本营(李家祠在草街——编者注)。到了晚上，再把小孩用石头一一砸死，然后割下孩子身上的肉用大锅炒熟，第二天在台城牛巷路(应为俗称“牛屎巷”的革新路——编者注)挂出招牌：‘有正庄的果子狸肉廉售’。引诱妇女争相购买，这真是惨绝人寰!”作者说他当时主理第一行政区情报，并根据报来的情况，与警察所长伍锡璋派出警察前往人处把歹徒绳之以法。他的文章，可以佐证当时人吃人肉的实况。
            大饥荒的浩劫，许多人被饿致死，不少人被迫逃亡，致使台山侨乡灾痕处处，十室九空。三合河福安村旅美华侨黄新广有10口家眷。在饥荒中生活不下去，卖了田地、金器、故衣，最后连住屋也卖了半间。后来，他的母亲和大哥相继饿死，其余家人如黄牛过水——各顾各走，妻子带了1子1女改嫁去清远，大嫂改嫁去阳江，弟弟被日本兵惨杀，幸存者只有二哥及其妻儿3人。三八谢边山下村归侨黄植传，一家10口，在饥荒中家破人亡，4个孩子卖去阳江、1个媳妇改嫁，其余5人全部饿死。这种惨况，在台山各地普遍存在，有诗为记：
            岂可人亡物高矗? 饥来拆卖所居屋。
            纵然吃粥难支持，于是忍心弃爱儿。
            战后行人重归里，城廓人民皆非矣!
            请君一一数乡村，今日侨眷几家存!
            1963年编写《台山县志》时统计，附城近5万人口的地区，饥荒那年饿死7541人，病死2159人，出卖儿女1626人，逃荒外地3080人，当“猪仔兵”的1377人，合计15783人，占总人口的32％。其中北坑旧村全村80人，饿死36人，逃荒20人，当猪仔兵4人，共占总人口的86％。
           著名侨乡端芬地区，当年饿死8416人，出卖儿女775人，逃荒2523人。南阳村梅球沾一家32人，3个月内饿死了31人。
           大江里巷英儒村，是条侨眷聚居村庄。全村177人，当年饿死和逃亡的78人，占总人口的四成。
           海宴春场，有居民2832人，当年饿死360人，出卖儿女120人，逃荒的400余人。
           斗山上阁曾边村，全村90户。当年全家死亡的有75户，迁走的10户，只剩5户。
            经历了日寇沦陷和空前的大饥荒，台山县人口锐减。据广东省政府统计处编印的《广东省统计资料》和省政府民政厅的资料，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台山人口(不包括华侨、赤溪县人口)867775人；到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全县人口730277人，相比减少了137498人。又据民国三十五年填报的《台山县统计资料特辑》记，战前台山原有1117665人(包括华侨数)，战争死亡1171人，饥饿死亡145852人，仍有在家人口777306人，在外人口(包括华侨、省港澳及战时流落外地人)193336人。
             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表明了台山经历了空前的大灾难，饿死了十几万人。          滨海人民斗争求解放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台山             8年抗战磨难台山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抗日战争的斗争中锻炼成长，为建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贡献力量。
            1944年8月，台山第三次沦陷。10月10日，中共地下党组织由谭树棠等领导的附城白水鹿坑抗日自卫队，在白沙、淡村等地170多名壮丁和国军70多人的配合下，取得击毙日军官2人、日伪军40余人，我方无一伤亡的巨大胜利。第二天，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武装部队——台山第三区抗日联防大队，与附城、四九等地的壮丁及国民党军队联合围攻台城。三区抗日联防大队最先攻人台城，夺得头功，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名声大振。
            这支人民武装，是革命力量留下来的火种。台山侨乡，集五洲讯息，得民主风气先传，既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积极响应之处，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行动之处。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1922年1月，新宁铁路工人就积极声援及捐款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次年2月，新宁铁路2000多名职工，抗议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制造血腥镇压工人的“二·七”惨案。1925年爆发省港大罢工，台山工人积极声援，配合由省港罢工委员会派来的纠察队，驻守沿海港口，严密封锁香港。1926年，中共广东区委员会派出干部李安到台山，发动工人组织起台山县职工联合会。工会联合会组织各行各业工人千多人，在开平、新会工人武装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支援下，在公益全歼由陈和、伍时栋等包庇烟赌、无恶不作的工贼“六大寇”。同年，共产党员黄强亚又以广东省印务工会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台山，组织发动印刷工人向资本家提出改善生活的要求，进行了为期7天的罢工行动，迫使资本家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
             在工人运动的带动下，农民运动蓬勃兴起。1926年5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毕业生李万苍、温梦熊，回到故乡台山从事农民运动。至1927年4月，他们先后组织起沙步、龙村、种积、荔枝塘、凤冈、龙溪、大宁7个农会和农民自卫军，向地主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台山的工农运动虽然被迫中止了，但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仍然通过各种渠道，在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因思想进步被中山大学开除学籍的谭秀峰(何干之)回乡之后，常在《劲风报》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1930年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又举办台山青年暑期学术研究所，主讲“现代世界观”，传播革命思想。从1927年至1936年这10年间，台山的知识分子参与新文化活动，传播了革命思想，涌现出一批有为的青年，如任远中学的学生林为梁(林基路)等，以后就成为共产主义战士。这也为台山的革命力量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负责主编《劲风报》的知识分子李嘉人、陈仲博等20多位热血青年，组织台山抗敌后援会，年底又成立台山县青年抗敌同志会和台山县妇女抗敌同志会，进行抗日宣传，鼓舞群众抗战情绪。1938年夏天，中共广东省委派出刚从延安回来的共产党员梅重清与广州市第一中学的党员朱剑虹回故乡工作。随后，又派党员邝启常和古子坚(外地人)到台山。4位党员组成了台山党支部，由邝启常任书记。他们通过台山青年抗敌同志会，在台城任远中学开办抗战知识研究班。来自台山各地的知识青年90多人参加学习。中共台山党支部在抗战知识研究班中先后吸收了班主任李嘉人和学员梅易辰(梅龙夫)、李德光、陈泽民等人为候补党员。与此同时，从上海回乡的黄国明(黄拔山)，在驻开平赤坎的中共四邑区工委的领导下，在白沙西村组成党支部。台山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1938年3月15日“关于大力发展党员的决议”，先后在台山县立中学、附城鹿坑、都斛莘村等地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中共广东地方党委号召成立不久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队员，开赴前线、敌后和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省“抗先”总部派出宣传部长、共产党员陈能兴带领工作队到台、开等县发展“抗先”组织。在当时共产党台山县中心支部支部书记李启，支委李嘉人、梅重清、梅易辰的组织领导下，同年11、12月间，在原抗敌同志会的基础上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台山县临时工作委员会；1939年2月5日，正式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台山县队部。这支共产党掌握的公开的群众性抗日力量，很快便团结全县进步青年，发展成为拥有四个支队、三十几个大队或中队，共有1800多人的队伍，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并进行集体生产和募捐支援前线。
           1939年夏天，共产党组织迅速发展，成立中共台山县工作委员会；秋季又正式成立中共台山县委员会，由李昭任书记、李启为副书记。全县已有十几个党支部，党员百余人。当年夏季，中共台山县委在台山县立中学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来自各县的300多位学员到班学习游击战术。党的基层组织又掌握了西村、莘村、浮石、鹿坑、泡步、大亨等地的地方武装。
           国民党政府把“抗先”视为眼中钉，从限制活动到强令解散。共产党领导的抗先县队部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不屈的斗争。“抗先”成立活动1年多，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为鼓舞群众抗日热情、培养抗日骨干作出了重大贡献。1939年12月“抗先”被迫解散后，中共台山县委执行上级的指示，“巩固隐蔽组织，长期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争取好转。”共产党员隐蔽到农村、学校和商店进行活动。1941年后党组织调派黄文康到台山负责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他以贩卖故衣为掩护，来往各圩镇乡村，从事地下活动。
         “抗先”被迫解散后转移到新会、中山进行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员李德光、赵彬等，掌握了广阳守备队护航第二大队。1944年9月，该队根据中共粤中特委的指示，由赵彬带领1个中队回台山，开辟台山游击区。经过地下党组织进行统战工作，赵彬和林兴华带领了武装队伍30多人回到台山，即成立第三区抗日联防大队，并且积极扩编队伍。这支共产党掌握的武装队伍，反攻台城首战告捷，又转战三埠前线，与敌人对垒。不久，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广阳指挥部司令李江发觉新会护航第二大队“赤化”，暗中派兵袭击，暴露了三区抗日联防大队的内情。在敌人的前后夹击下，赵彬、林兴华率队摆脱敌人的攻击，在大江平迳沿北峰山转移到冲蒌官窦，迅速开入古兜山。12月下旬，队伍进入大隆洞，宣布成立台山人民抗日游击队。游击队三战联安，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犯，开辟了游击区；各地党组织发动青年参队，壮大了革命队伍。
           1945年2月间，台山人民抗日游击队挺进恩平，配合新高鹤游击区反“扫荡”。他们联合起义的恩平自卫队袭击恩平城，骚扰国民党军后方。接着又成功夜袭恩平底警察所和乡公所，打开粮仓济贫民。袭击国民党廿九军后勤仓库，夺得大量军需品。农历春节，林兴华、赵彬各带领的200多人回到台山九迳，改编为“广东中区人民抗日解放军第四团”，下辖两个营，活跃于台、开、恩3县边区。
           1945年春，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粮价飞涨，民不聊生，不少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农历二月三十日，四团的干部战士袭击深井，打开深井粮仓将五六百担存粮救济饥民。打开深井粮仓的第二天——农历三月初一，国民党军广阳指挥部司令李江指挥梁渭祥所部和台山地方武装李和、李德等部1000多人追来。四团在牛围山与敌人大战，仅1人轻伤，就毙伤敌人几十人，大获全胜。
           4月下旬，粤中司令部下令四团向恩(平)、阳(江)山区靠近，待命行动。月底的一天晚上，四团根据司令部指示，奔袭阳春县春湾圩，一举攻下迁到这里的广东省银行，缴获大量银纸。粤中纵队部署袭击春湾银行得手之后，既及时救济了恩平蓝厂一带饥民，又大大充实了部队的军需。群众踊跃参军，月内便增加200多人。于是又成立第五、六团，五团由四团分出。第四、五团在陈中坚团长的带领下，转回台、恩、开边区活动。部队回到台山，拔除封锁大隆洞的国民党军墩寨据点，又与各地壮丁坚持抗日，相机歼灭日寇，直到日本于8月14日宣告无条件投降。
            9月3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粤中纵队2000多人集中在恩平底圩整训，并遵照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与国民党恩平县长进行谈判，商定驻地，互不侵犯。不料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组织一五六师、一五七师全部，一五三师部分以及新兴、恩平、两阳等地方团队共1万多人，兵分6路合围底的粤中纵队。10月21日凌晨，敌人大队人马扑来，四团驻守底门户锅盖山的十几人，在连长周芳、副连长叶长的带领下奋勇阻击，杀敌甚多。由于敌众我寡，敌人终于迫近底，司令部撤上观音山顶，指挥部队浴血冲杀数次，始终未能冲开敌人的重重包围。到下午5时，情况越来越危急，司令员陈明光命令教导连组织冲杀。教导连警卫连200多人出动，猛打猛冲，教导连指导员许洪羡(台山人)在冲杀中英勇牺牲。经过数次冲杀，终于以牺牲5人、伤8人的代价，为部队打开一条突围的出路。晚上9时，司令部与各团队突出重围，但已付出了惨重代价。底之战，四团伤亡三四十人，负责殿后的一班人，在排长赵长升带领下，完成任务撤出时，被搜山的国民党军捉到，在广州湾就义。
         底突围后，四团由赵彬、吴桐、李德光、林兴华等带队回到台山，在深井禾镰坑村休整后，按照上级指示，少数人员参加北撤到山东，大部分人员隐蔽下来，部分复员。
             北撤之后，部分党员隐蔽到乡村小学当教师；吴桐带领30多人，在群众的掩护下，隐蔽在九岗堡、禾镰坑一带，渡过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直到1946年春节后，党组织派出郑锦波到深井禾镰坑，传达上级指示，成立滨海大队。滨海大队在禾镰坑、九岗一带活动一段时间，转战到北陡紫萝山区，接着又变成一支海上游击队。在南海海面活跃了两个多月，先后截获了国民党军运输舰“海兴号”和铁船“海通号”，将缴获的财物上送香港分局，又装备了本部；海上活动还保护了渔民生产，保障商旅安全，大得民心。10月中旬，国民党军广州行辕派出海、陆、空三军合围小小的海上游击队。海上游击队几经艰险，战风斗浪，绕过敌人封锁线，乘夜色突围回到海宴。但在突围中，叶光堕海牺牲，戴海、吴健浓等10余人驾驶的小船漂到广州湾附近，落入敌手，英勇就义。
            11月，中共广东区委作出恢复武装斗争的决定，台山人民游击队组织农民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反迫害的行动。1947年3月，游击队组织五六百农民，到汶村三八圩开展减租斗争取得胜利。3月16日，游击队在汶村大迳口伏击台山县自卫队第四中队，打响了恢复武装斗争的第一炮。大迳口伏击战，游击队在战斗中牺牲了6位战士。敌人败退的时候，从香港接受任务回台山负责粤中游击队政治领导的李德光，台山游击队政治负责人李龙英，以及李龙英的爱人陈坤、李德光的保卫员杨云，在大迳顶与敌人突然相遇，猝不及防，落入敌人魔掌。李德光坚贞不屈，被敌人严刑致死；李龙英在广州流花桥英勇就义。
           适应武装斗争的需要，1947年3月成立台开赤中心县委，由黄文康任书记。同年10月10日，台山人民解放军在那扶泗门村宣告成立，发表了宣言和《告台山人民书》。上级任命林兴华、李安明分别负责军事和政治工作。12月2日，林兴华、马德里带领基干队奔袭那扶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除区署和警察署的武装，然后打开那扶粮仓，将仓内1000多担粮食分给农民。12月7日，台山人民解放军在九岗堡一带群众的大力配合下，伏击台警第六中队，将敌人围在大围田的涌沟中，解放军集中火力打击敌人，附近村庄的群众打锣、打铜盆，扛着禾叉、田基刀呐喊助阵，痛打落水狗。这场人民战争打得出色，我方无一伤亡，敌人遗尸3具、机枪1挺、枪支及背包几十件，大败而逃。
             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从1947年7月开始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政当局加紧征兵、征粮、征税。12月下旬，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派遣二十六军师长余程万带兵600余人，回台山“扫荡”。他纠集台、开、恩、阳的“自卫队”、联防队共1600多人，于12月20日抵达三埠，即按部署兵发4路直扑大隆洞等地游击区。解放军早在敌人发兵时已接到内线情报，于是果断地采取避敌锋芒，转移隐蔽；运用敌来我走，避其锐气；敌退我回，击其惰归的战术，声东击西，与敌周旋。并且打击“地头蛇”，断敌耳目。结果，余程万在“扫荡”的1个多月里，到处扑空。到1948年1月沮丧地退兵返回省城。
          1948年2月，中共香港分局向广东人民解放军发出了《粉碎蒋宋进攻计划，迎接南征大军的指示信》，要求各地“普遍发展，大胆进攻”。台开赤中心县委执行这一指示，5月间成立台新赤、台南两个区工委。各区工委抓住时机，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民兵组织，开辟新的游击据点。滨海地区的武工组活跃各地，主动出击，攻其不备，打击反动地主武装，惩办反动头子。台南武工队夜袭海宴联防队，联防队57人全部缴械。接着威慑土豪“汶村大王”陈光丘。9月4日袭击沙栏，枪毙反动乡长李克。恩台开边区武工队捕杀陡门反动乡长陈月三。台新赤武工队攻破莘村的封建堡垒，枪毙了县参议李殷普、军统特务李仕楫；11月24日晚，夜袭冲蒌警察所，缴获79支法兰西步枪、9支七九步枪及大量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