雯雅婷高清视频百度云:自考《中国文化概论》复习笔记

“文”的本义是“错画”，也就是花纹。“化”的本义是改易。这种改易既包括从无到有的“造化”，也包括宇宙生成以后的“演化”和“分化”。

广义文化：它是指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总和。（广义的“文化”定义是以人类与非人类的分野作为立论的依据，因此，人类文化学、文化哲学取广义的“文化”定义。）广义文化应把握三个要点：（1）广义文化是与人类及人类的创造活动相联系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概念；（2）广义文化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涵盖人类历史的全过程，是一个传承发展的综合概念：（3）广义文化的外延涵盖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全部。

狭义文化：又称人文文化，是某一社会集体（民族或阶层）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经传承积累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质体现总体体系。（狭义的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

狭义文化应把握三个要点：（1）狭义文化不但以人为中心，而且以人的精神活动为中心，即使观察物化世界，也是以其中的人文精神为内核的；（2）狭义文化关注的不是个别人的精神活动，而是经历史传承累积凝聚的共有的成体系的人文精神；（3）狭义文化关注的不仅是全人类的普遍共性，而且更关注不同民族、阶层、集团人文精神的特点。

文化产品：广义的文化产品指人类创造的一切提供给社会的可见产品，既包括物质产品，也包括精神产品；狭义的文化产品专指精神产品，纯粹实用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能源资材等，一般不称为文化产品。

文化内涵：它是把一些不属于狭义文化的事物中所具有的人文特性凸现出来，称为事物的文化内涵。

文化现象：指的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某种外部状态和联系。

文化事象：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国家（民族或地域）文化发展中带有典型和标志作用的事情反复出现时，这种含有规律性的现象称为文化事象。（文化事象的类型性、文化事象的变异性）

文化观念：一个时期某一阶层或某一行业的人群对文化问题所持的态度和看法，或在某一文化事象里所表现的意识形态，诸如价值观、审美观等等，称作文化观念。

文化思潮：某种文化观念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事象，在某一特定时期，在一定的背景下，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为多数人所赞同和奉行，形成一种潮流，称作文化思潮。

文化政策：指在一定时代、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行政机构对文化领域的问题所颁布的相关规定和对策原则。

民族文化：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化的差异与特色是划分民族的标志之一，而民族又是文化划分的依据。但由于历史发展条件和文化本身的结构、功能等的特点，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正因为每个民族文化都是独特的，所以作为一种价值而言，它们均处于平等的地位。

国别文化：它是以国家为划分文化的社会依据，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即在统一的国家内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中国文化的性质：中国文化又称中华文化、华夏文化、炎黄文化，它属于国别文化。）

两个文化层面——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上层文化指宫廷文化与上层文人所创造、拥有的文化；底层文化指民间文化，即不依赖于统治阶级的广大人民及其精英人物所创造、拥有的文化。

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指的是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的文化。

文化传统：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文化，既因时因地而异，又有一定的稳固性和延续性。贯穿于民族和国家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类文化的核心精神，即文化传统。

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及其历史阶段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一切文化事象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存在、变异、发展，从而具有某一时代的特色；其次，文化是在历史传承的过程中积淀并确立了自身的传统。因此，我们描写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发展历程，只有在各阶段文化纵向比较的基础上，探求文化发展的总体脉络，总结文化发展的规律，才能对民族和国别文化有清醒的认识。

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它是在传承中积淀下来的，是历史的产物，又在每一个时代产生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形式特点；因此，它带有各时代的普遍特性，又综合了不同时代的多方面的内容。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

当前对待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错误态度的分析：有人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古代文化，从而认为讲究传统即是复古，甚至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是不能并存的，或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反传统；也有人认为发扬传统就要引进和借鉴，或认为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是截然对立的。对文化传统一律否定，采取虚无的态度是不对的；不加分析，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也不是正确的态度。

中国文化的四个类别：生产生活文化、制度文化、思想观念与精神文化、语言文字文化。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与中国文化史的区别：中国文化史是以中国文化历时演变为主要内容的。而中国文化概论虽然也有一定的篇幅来梳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但其目的是为了使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从而树立传统文化的历史观念。

第一章中国文化的地理背景

中国地势和地形特点：中国处于世界最大的亚欧大陆的东部，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国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地形自西向东形成三个落差显著的阶梯状：第一个阶梯是西部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是我国大江大河的发源地。第二个阶梯是青藏高原往东往北，海拔都在2000米至1000米以下，这里分布着云贵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及四川盆地、汾河谷地等。第三个阶梯则是北起大兴安岭、中经太行山、南至巫山一线以东及云贵高原东缘以东的中国东部地区，其平均海拔低于500米，滨海地带更低于50米。

（地势最高的是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历史上，曾居住过吐蕃和羌人。云贵高原——崇山峻岭，地势复杂，是古代所谓“西南夷”杂居的地区。四川盆地——西南夷（南）；古巴人、氐人、羌人（北）；汉人（盆地中央）。黄土高原地带——中华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蒙古高原——一个草原、沙漠、戈壁交错的地带，历来也是北方草原民族进入中原地带的要冲。山西高原——历来有山西居“天下形势”之说。）

中国地理的整体性特征：作为亚欧大陆的一部分，中国地理面积差不多与整个欧洲一样大。虽然地形复杂多变，但不失大陆的整体性。首先是众多的河流犹如血脉一样，将大陆广大的地区连系在一起。其次是地理通道四通八达，形成了便利的交通。

气候变化大势：中国大部分地区属温带气候，广大的东部地区又处在季风气候区内，四季分明，降雨量呈明显的季节性；灾害性气候也不少，旱灾特重，其次是洪涝，以及与此相关的蝗灾病虫害等等。著名学者竺可桢指出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的大势是又暖变冷。他将五千年的气候变化分为四个大的时期：温暖期（前3000-前1100）、寒暖交错期（前1100-1400）、寒冷时期（1400-1900）、“仪器观测期”（1900-）

关中及晋北地区的地位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关中及晋北地区的地理位置在中国显得十分重要。关中地区是四塞之地，黄河在它的西、北、东三面环绕，南面是秦岭山脉，西北有六盘山、贺兰山，北有阴山山脉、东有吕梁山脉及潼关之固，此地还有泾水、渭水流过，真可谓沃野千里，山河表里。而且此地有富裕的经济后方，有方便的交通，进可攻退可守，所以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周、秦、汉、唐等王朝都在这里建都，创造了灿烂的中国文化。晋北地区坐落在山西高原上，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发祥地，据说尧舜时期就在谷地的偏南地区建立过都城。而晋北地区又与蒙古高原相连接，是内迁的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的要路，再加上太行山脉的某些断裂处又可以直通华北地区，所以历来就有山西居“天下形势”之说。总之，正因为关中及晋北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的重要，不仅使大量的人群聚集在这里，而且又使便利的交通让各地域之间进行相互的文化交流，因此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广阔地域的人群众多：中国大陆的整体性，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走向统一，地域广阔的大陆又一定是个人群林立的世界；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家国社会的建立，正以这样一个基本情况为前提。中华祖先在创建它的古代文明时，首先面临着大地域上人口构成多族群的特点。在中国，战争是有的，但最终古代文明的成功依靠的不是战争，而是联合与融会。独特的地理条件，制约着它独特的文明形态和文化方向。

“天下”观念：分裂与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大现象，统一总是占主导倾向的追求。大体从商朝开始，王朝就己按着距离的远近，对天下人采取不同的政治策略；西周时，“天下”的观念已十分明晰。以后历朝历代的荒地，无不以边远的四裔民族的“来朝”为荣。“天下”观念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最求统一，追求统一始终是政治观念中的基调，也是历史的基本倾向。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意识，是威力持久的中国理念，对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曾起过重要作用。

地缘特征与文化命运：自中原文化中心形成后，就一直存在着与北方范围更加广阔的草原游牧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这些北方的少数民族从文献记载看，最早的人群是猃狁，之后是北狄，秦汉以后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金以至蒙古、满族等。这些民族除满族外，基本上都是在前一个民族迁徙、草原出现真空状态时，从原来的居住地大举跃进，充当新的高原主人的。在中原政治兴旺时，它们逡巡于它的周围，学习着中原文化制度，有的人群还被强大的中原王朝击溃，或远徙或内迁；当中原王朝政治陷于混乱衰弱时，他们便大举进攻，进而入主中原，造成中原固有居民的向南迁移，而他们则成为中原文化的接受者和新的创造者。在短暂的停滞后，文明沿着中原固有的文化方向升温、繁荣。隔一二百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上述的情况再重复一次。虽然这样的反复，已经有许多次，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这就是中原文化在一直带动着各地域文化的同步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

地理的历史舞台与文化的悠久：广阔的地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可姿回旋的舞台。每当遇到北方边地民族大举南进的时候，中原文化人群都有一个南国作为他们的后方。因此每当北方进入民族融合的时候，南方则进入开发的高潮期。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这样的南北对峙：南方的经济高潮与北方的剧烈的民族融合同时并举，构成了南北不同的历史景观。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同时充当着这对峙的文化高潮的两大历史舞台。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从西北向东南逐渐移动，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大势。广阔的回旋舞台，是中国文明历史悠久的前提条件之一。

中国自然区域的现代地理学划分：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寒区。

古代的“九州”：中国古代以北山川为标志将天下分为九州。冀州（西河以东，东河以西）、兖州（古济水、黄河之间）、青州（渤海、泰山之间）、徐州（黄海、泰山、淮河之间）、扬州（淮河以南、大海以西）、荆州（荆山以南、衡山以北）、豫州（荆山以北、黄河以南）、梁州（华山以南、怒江以东的汉中、四川盆地）、雍州（西河以西、黑水以东）。[《尚书》之《禹贡》篇]

形成地域文化的几个因素：（1）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地区的人们的生存质量和状态；（2）地理条件的特殊或得天独厚；（3）特定区域的人群有明确的区域意识，并与其他区域的人群形成竞争关系；（4）典范人物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可以带出特定地域的文化特色。

先秦时期几个重要文化区域：先秦时期，是区域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源于齐鲁的儒家文化，源于三晋的法家文化，源于南楚的道家与楚辞文化，后来经过汇集融合，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基干。

秦汉时期农业与农牧交错区的大致界线：（实施文化大统一，4个地域文化）司马迁把当时的“天下”划分为四大基本经济区：“山西”（关中）地区、山东地区、龙门-碣石以北农牧交错地带、江南地区。（《史记。货殖列传》）

唐初南方文化状况的概观：唐朝初年，南方的情况已有较大的改观。丹阳、毗陵、吴郡等地，已经属于开化之地。岭南二十余郡，已经有南海、交趾等荟萃一方的人文、物产的都会。

地域文化几方面的作用：地域文化是正统文化的资源。地域文化的相互交融，可以产生文化的典范人物、典范著述，从而推进正统文化，并作用于地域文化的发展。历史悠久的国家，有时也面临着各种深度的灾难，我们的文化从未断绝，地域性的保存之功实在不小。

古代起到保护环境作用的措施：（1）农忙季节，不征调百姓服役，以保证粮食的丰收；（2）在大池塘捕鱼，不用过密的鱼网，以保护鱼类繁殖。而一些大规模的狩猎活动，一般都安排在秋季进行，也是为了保护兽类的繁殖；（3）砍伐树木要按一定的时候砍伐，朝廷甚至禁止擅自砍伐山林，并把山岭资源归王朝所有，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森林不受滥砍滥伐的伤害；（4）皇家大量修建大规模的园囿和灵寝，也对保护环境起了相当的作用；（5）由政府提倡和领导的植树造林运动，使全国进行大面积绿化；（6）在西北地区广建牧马的场地，使唐朝中期以前的黄土高原地区有良好的植被状态。

古代利用自然的成就：一是土地的开垦，二是水利的兴修，三是运河的开凿。

黄河、淮河由利变害的原因：黄河中上游地区森林被砍伐，牧场被开垦成耕地，自然植被破坏严重。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一些湖泊渐趋淤塞，而最终导致它们淤平的是黄河挟带的大量的泥沙。没有这些湖泊的吞吐作用，黄河的为害更加严重。到了明清以后，黄河夺淮入海，造成了淮河流域的大灾难；而淮河在此以前，一直是一条河床很深便于航运的“利河”。明清统治者片面地保护大运河交通，不从根本上对黄、淮加以治理，最终酿成更大的灾害。长江、黄河以及淮河越来越大的为害，都与片面的重农思想有关。黄河由母亲河变为灾难河，固然与自然方面气候变冷、植被不易恢复有关，但无视自然规律“自作孽”的人为因素还是更主要的。

方志时期：因为明清两代我国多数地方都有了方志，对区域性的气候做了更为详细的记录，特别是对认识各种异常气候所引起的灾害很有帮助。所以，竺可桢把从公元1400到1900年的第三个大的气候时期称为“方志时期”。方志时期又称寒冷时期。

仪器观测期：因为自1900年以后直到现在，有了测量温度及气象观测的仪器，所以，竺可桢把此一时期称为“仪器观测期”。

地缘：此地缘概念不同于现代的领土观念。它指的是当中原文化中心形成后，与北方范围更加广阔的草原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

通漕四渠：指的是以宋都汴京为中心开凿的四条用于漕运的人工运河，即汴河（或称通济渠）、广济河、金水河、惠民河。

第二章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创始与奠基（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泉）

新石器时代：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大约始于距今大约1万年左右，大约结束于距今4000年左右，延续时间长达五六千年之久。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原始农业的出现、陶器的制造、磨光石器的广泛使用以及村落的出现、氏族制度的形成等。新石器文化遍布中国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和东南、西南及华北、东北各地。其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大时期，即仰韶文化以前时期、仰韶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

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因最早发掘的是河南省滢池县仰韶村遗址而得名。时间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间。以彩陶文化最为著名。

龙山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首先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而得名。时间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以黑陶文化最为著名。

三大文（明）化成就：农业、制陶和石器的磨制与钻孔，是新石器时代的三大文明成就。

三皇五帝的传说：“三皇五帝”是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三皇”人物极不确定，但他们的共同处都是文化的发明者。“五帝”的人物则有相当的确定性，他们是黄帝、颛顼、高辛、尧、舜。

羲和敬顺昊天：传说尧命羲和到四方去测量一年的四季的至点，将一年确定为366日，并“以闰月正四时”以便“敬授民时”。

敬授民时：在上古时期，人们是按着时节的序列敬奉上天的。日月星辰运行中任何反常现象，都会引起他们的恐慌。然而正式在对“天序”的尊奉、恭敬之中，却有着古代天文学科学实践活动。人们在虔诚的宗教心态下，包含着把握农时的努力。这就是“敬授民时”的本质。

夏、商、周的年代：夏，时间约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历时近五百年；商朝始建于公元前17世纪初至公元前11世纪中期，共历17世31王；周朝，公元前11世纪的中叶——

夏文化的重要特征是“遵命”、“近人”而“远鬼神”。

商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尊神”、“事鬼”，“先鬼后礼”。

西周王朝的历史功绩在于：它在一个广大的地域上，在众多的人群中，粘平了他们各自的族姓界限，在相互融合中“孵化”出一个统一的文化人群，中华民族的基干由此生成，后世一切统一家国社会的建立，都仰仗这一基础

分封制：西周建立后，把大批同姓贵族和异姓亲信赐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家，史称封建；所形成的社会制度，就是分封制。

分封制的实施有以下特点和意义：第一，作为一种制度，分封实际承认了包括商人在内的异族生存的权利。第二，旨在维护王室的统治分封，实际形成的是周王与诸侯共治天下的局面；第三，分封制是一个激励历史创造力的制度。

农耕文化方向的选择：周人极端重视农业。但是考察周人的重农，他们不时仅把农耕当作简单的生产行为，而是赋予它某种“政道”的含义。周公赋予农耕活动两方面的政治含义：一是继承传统——稼穑之事是周家“王业”之所起，二是可以防止贵族像商朝的上层那样腐化。然而，农耕作为一种政道，还有它更深刻的内涵。所以，与周公的重农相应，《诗经》的《周颂》、《大雅》、《小雅》中，保存了大量农事典礼的诗篇，体现着西周农耕文化方向的选择。

百家争鸣的特点：百家争鸣横贯春秋战国，但也有前后的变化。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更像学者、教师，他们或是宁静地思考，或是广招门徒。（春秋时的思想家，老子像学者，孔子、墨子像老师）而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更像辩士。所以前期的著作多是对老师或创始人思想的语录，后期则多争辩的论说。（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

重要几家的代表人物和各家思想的特征：

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儒学的文化背景是鲁国礼乐文明。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孔子的“仁”和孟子的“仁政”，他们提倡积极入世的观点。

道家：重要人物有老子、庄子。老子的“无为”、“道法自然”和庄子的“齐物”，他们提倡追求个体精神解放的观点。

法家：在先秦明显分为前后两期。早期法家人物的代表是齐国的管仲、魏国的李悝，以及在楚国、秦国变法的吴起、商鞅等。早期“法”的精义是“尚公义”，主张建立普遍的法度，上约君，下约民，以一种公平的法度智力国家。后期法家的集大成人物是韩非子，他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结合在一起，发展一套专门为君主权力斗争服务的法术之学。

墨家：墨家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墨子的“兼爱”、“尚同”、“尚贤”、“节用”、“非乐”等。保护民利是墨子思想的主要倾向。它标志着私营劳动阶层已经开始有了思想的代言人。

阴阳家：战国时期的邹衍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五德终始”说。他以此解释朝代的变更，对当时的诸侯有很大的震骇作用。

名家：又称刑名家，创始人是春秋时代郑国的邓析，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公孙龙、惠施，后期的墨家学派及庄子的某些理论，与这个学派也有密切关系。邓析当年专门帮人诉讼，“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狡辩术取胜，到公孙龙、惠施则有所谓“离坚白”、“合同异”之争，涉及的是事物的概念与实际（即“名”与“实”）的关系问题，有很强烈的思辩色彩。这一派的学说也是随着战国的结束而消失了，随着近代西方哲学的输入，人们才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

第二节 秦汉：统一王朝政治下的文化演变

汉武帝中央集权的措施主要有三条：（1）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将家财在躲闪万以上的郡国豪富和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之家迁往长安附近的皇陵地区；（2）任用酷吏，惩治那些地方的豪侠；（3）“内朝官”地位逐渐取代“外朝官”，皇帝剥夺了丞相的权力。

汉武帝时打击匈奴的几次战争：在汉武帝数十年对匈奴战争中，大的战役有三次-元朔二年收复河套地区的河南战役，元狩二年争夺河西走廊的河西战役，及规模最大的漠北战役。

西域：分狭义的西域和广义的西域两种。狭义的西域指新疆地区、天山南北，汉时分布着大小36个国家，文明水准相当高。广义的西域，除新疆外，还包括中亚、印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一部分。

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东西方交通要道。从西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到东汉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汉朝共用200余年的时间，打通了通往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不仅交流着物质，也沟通着中外的文化。中国文化经西域传到中亚乃至欧洲，异域文化如音乐、舞蹈等大量传来，特别是佛教的东传，更是打通西域最明显的结果之一。

打击匈奴的后果：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和战后对内附异族的大量赏赐，使王朝经济不堪重负，从而引起内政的变化和内在矛盾的激发，甚至导致王朝的颠覆。两汉边地民族持续内附，终于导致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

文景之治：西汉文帝、景帝年间，由于采取了与民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是历史上小农少有的太平日子，史称“文景之治”。

独尊儒术：在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多信奉黄老之学，从道家“清净无为”思想出发，实行“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治民之策，这样的政治理念特别适宜汉初社会经济恢复时期的现实。但当西汉国力强盛，“清心寡欲”的无为思想就不适宜了。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要“兴太平”，就要制作礼乐，要“改正朔，易服色”要举行封禅大典，大兴繁文缛节的建置，而儒学最能符合这种要求。所以，在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建议，罢黜黄老百家之言，独尊儒术，自此儒家思想正式上升为国家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年。

察举制：察举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官员人才的制度。它有许多科目，其中以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最显著。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贤良方正重学问。像汉代的晁错、董仲舒、公孙宏等皆出于此。其他科目还有明经、明法、尤异、治剧等。

分封制向郡县制度的转变：从秦朝建立到汉武帝初期百余年里，王朝政治经历了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反复。汉景帝时以吴国为首的“七国之乱”的爆发及其平定，标志分封诸侯的做法彻底过时。经过汉武帝一番切实的削弱政策的实施，郡县制作为王朝惟一的政治制度，最终得到确立。政治大一统的格局由此正式形成。

官员选拔的文化标准：两汉选官方式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有察举、征辟、考试等方法。有许多科目，其中以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最显著。（其他科目还有明经、明法、尤异、治剧等。）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贤良方正则重学问。三科取士是政治，也是文化行为，对化导社会以文化立身、以学问扬名，有着非常实在的作用。

两汉经学的作用及变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内法外儒，安抚与镇压并用的政策。他利用儒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而到汉元帝上台后，提拔了一大批名儒来主政，使得西汉儒生一套宽政减刑、不与民争利的言论不顾实际地得到实行。建国二百年的王朝腐败以十分严重，现在全用“宽政”使得王朝政治如脱缰之马般向更腐败的地步堕落。本来汉代儒学就是杂着阴阳灾异的混合物，它的宇宙论模式是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相克，落到历史层面的是“五德终始”之说。

政治的腐败透顶，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汉家的“失德”该有新王朝代汉的说法渐渐传开来。于是王莽利用这种说法，代竿建立新朝。但王莽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书呆子，他完全按照《周礼》治理国家，所行的大政没有一样切合实际。当时由于天灾人祸，人民无法生存，开始造反，他还只顾和大臣们议制度，以为礼制一定，天下自然太平。所以王莽的失败，是一场经学的失败。东汉建立后，像“尧舜禅让”一类的经论被皇帝“受命于天”的论调代替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谁敢提起过。

士大夫阶层的养成：两汉独尊儒术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士族阶层的养成。从汉武帝开始儒学之士被提拔任用，特别是元帝以后，经学兴盛，儒学起家的士人开始分享国家的权力和利益。在这个阶层身上，有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艺术，有中国的政治，作为社会的清流显要，又对时代风尚施以重要影响。许多重大的文化现象，都与这个阶层有关。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中国文化在曲折中的演进

永嘉之乱：八王之乱时，成都王颖招引匈奴贵族刘渊作外援助战，刘渊就以“赴国难”的美名。长驱直入，攻城掠地，蹂躏中原。晋永嘉二年（308年），在山西平阳称帝，国号汉。永嘉五年，刘渊的军队攻陷洛阳，俘虏晋朝皇帝，史称“永嘉之乱”。

十六国：西晋之后，初期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并且互相征伐、先后替代，共有十余个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

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的一种新的哲学思潮。一般认为始于曹魏的何宴、王弼。他们倡导玄学，竞事清谈。清谈的内容是谈玄论道，剖析妙理，提倡放荡，是老庄思想的发展。但到稍后的嵇康、阮籍时，因他们极端厌恶司马氏以道德的“名教”欺世，于是标举“自然”大唱反调，在行为上更是放纵，不守礼法，为世人树立了一种名士形象。西晋立国后，一些清谈名士如向秀、郭象屈从于司马氏，著文否定嵇、阮的主张，使玄学完全变成了为西晋统治及门阀利益服务的思想工具。

般若学：这是佛家“空宗”的理论，强调以“空观”看世界。代表人物早期有道安，之后有鸠摩罗什及其学生僧肇。

涅槃学：涅槃意译为“圆寂”，涅槃学主要讲成佛的问题，如何成佛，成佛的理据及成佛的阶段等。在中国，涅槃学的代表人物是道生。

《神灭论》：由佛教引起的争论。最富于观念色彩的是神灭论的争论。这场争论以范缜《神灭论》最著名，在诸多争论中也最为激烈。

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统一西晋王朝的旋生旋灭，是大一统帝制文化阶段性走到尽头的结果。西晋败亡的直接原因是“八王之乱”，实际上是曹魏以来皇权建立不合法理的恶果。八王之乱争夺皇权，弄到家族内部骨肉相残的地步，实在是政权的“继统”一事上失去了道德的表现。但继统问题的道德沦丧只是结果和表象，深层的原因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势力膨胀，根本妨碍着统一王朝的稳固。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奢侈腐朽。所以，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就是：从西汉重儒术起，几百年培育起的一个对维系社会政治有重要职责的阶层，到汉晋之际，已经被权力腐蚀，负不起它应负的政治责任，因此，西晋的灭亡是必然的。

南朝士族政治及士族文化：东晋是世家大族势力获得更大发展的时期，高门大族完全掌握了政权。东汉以后，是士族操纵地方权力，经西晋到东晋，中央权力几乎都操纵在大族手里。大族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得势更助长了他们的门阀观念，士庶之别，判若云泥。高傲的世家大族有一个心理依据，即他们是书香门第。士族起家于两汉经学，而国家需要经学之士的原因在于平治天下。但因此起家的士族在魏晋之际却发生了转变。他们日益向虚旷的方面发展，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于学术、文学和艺术，同时也越发放浪形骸。当世家大族把政务实权避让出去的同时，也更牢固、更出色地把文化大权操纵在自己手里。

开发江南的过程：长江中下游地区（即一般所谓的江南地区）开发的加快，是从三国时的吴国开始的。东吴政府注意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农业和商业也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吴都建业成为繁华的都会。（江南大族阶层也随之出现）永嘉之乱后上百万的北方农民迁移江南，为江南开发带来了生力军。南方的开发，为后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固的经济后方。

佛教的传播特点：

佛教的传播（l）佛教产生于印度，约两汉之交传入中国。汉武帝通西域，中国与中亚的道路打通，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较早时期，中国人把佛教作为一种可以延年益寿的方术，与黄帝。老子及其他本大神灵一起崇奉。最早传入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四十二章经》，而早期的传教者为西域胡僧。两汉道教在民间流行，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十分迅速。（2）大概从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有了正式的出家人，以后人数迅速增多。汉魏之际佛教的传播依托的是本土固有的长生不老宗教。（3）魏晋之际，佛教在玄风大畅的背景下，在社会上层中广泛流传。从那时起，教义已经以大乘经论为主。

南北佛教的不同：南朝佛教与北朝佛教的特点

（1）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南朝士人信佛，“'偏于谈理”，实际延续的是玄学清谈的习惯，喜好的是佛教所含的哲理部分；对儒、释、道三家义理往往喜欢作调和之论。南朝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所以接受外来宗教显示出鲜明的本土色彩。南朝虽然也大兴佛法，但舍身出家的人相对北方而言数量要少得多，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一般也只表现在理论上。

（2）北朝“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在南朝，虽然奉佛是那个时代上上下下的事，但在广泛的民间，古老的礼教仍然发挥着相当的作用。北朝则不同，尽管各新建的边地民族政权多重视中原文化的提倡，但佛教对民间的影响，恐怕要更加深入普遍。南朝信佛喜欢兴建寺院。北朝则喜欢立塔造像。建寺院是重视僧人，以便与之论理谈玄；造佛像则重在礼佛敬神，或往生安乐之土，或求当世福报等等。出家在生命的层次，可以摆脱六道轮回；在现实层面，可以摆脱沉重的租税赋役，所以北朝僧人特别多。

南北民族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不仅是北朝的现象，也发生在南朝境内各民族之中。中原人群的南迁及对南方的开发过程，也正是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开发所至，也就是融合所至。北方边地民族内迁的过程同样也是融合的过程。十六国时代许多政权的建立者，都对中原文化有较深的熏染。就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政权就已经开始仿照汉族王朝的政治文化模式，建立自己的国家体制，提倡文教。不能将北朝的民族融合简单地视为汉化，融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胡化”。

第四节 隋唐两宋：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

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是隋、唐朝廷行政机构。三省即中书省（隋称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诏书起草，是决策机构；门下省职掌封驳，是审议机构；尚书省负责政策执行，属行政机构。尚书省下设六部，即吏部、户部（隋称民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长官统称尚书，各司其职。

科举制：科举制是隋唐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新制度。大致分为制科和常科两类，制科有皇帝临时安排，以待非常之才，官员和平民子弟都可参加。常科基本每年一次，科目主要有进士、明经等六科。其中进士一科要考经典、诗赋和时务策论，难度大、录取率低，中举后前程却好，所以特别受士子重视。

唐朝的北方文化背景及其作用：（1）尚武精神。唐朝精良的府兵以北方传统为背景。从北朝带来的尚武精神和能征善战的习性，是唐朝建立赫赫武功的重要原因。（2）开放的民族政策。（3）崇佛教与重诗文。

唐朝在民族关系上开放精神的体现及给北宋带来的影响：不论是对边地民族还是异国之人，唐朝基本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心态开放决定着唐王朝在处理与边地民族关系上，采取宽松的方式。唐王朝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一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景观：在东亚前所未有的以强大的唐朝为中心的部落民族大联合，以及日益高涨的学习唐文化的运动。唐代的边疆民族政策带来的历史结果，是北宋立国的艰难，北方的辽、西北的夏，使它的边疆压力十分沉重。安史之乱及随后的藩镇拥兵自重，致使北宋王朝忌讳武人。外有并立的敌对政权，北宋不得不大量养兵；忌讳武将，又养就了一个庞大的食禄阶层。两者及其他奢侈浪费，造成北宋财政的极度困难。这又引发了改革的浪潮并激起士阶层剧烈的党派之争。

两税法：中唐时期制定的赋役制度。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朝廷采用杨炎的建议，颁布实施“两税法”，它以夏、秋两次征税而得名。其核心内容是以一个家庭的财产状况和田亩数量为依据征收赋税。同时政府针对商业贸易日益活跃的现实，对茶、酒、盐等商品交易征税，改变了多年来以单一农业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同时还协调了中央与地方税收关系。两税法的实施，使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寿终正寝。后来两税法历代相沿，至名不改。

两税法的作用：不仅使唐王朝摆脱了经济困境，它还标志着一种王朝治国观念的改革，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影响至深。

中唐时期：从中唐起，知识分子的思想所系明显变化。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争文化正统的意识，一是更关注现实问题和具体问题。

古文运动：是中唐时期一场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主要倡导者是韩愈、柳宗元，参加者有李翱、皇甫湜、刘禹锡、白居易等。其主旨是为了恢复和发扬先秦、两汉散文质朴流畅的传统，使散文更适宜于叙事、说理和抒情。因为先秦、两汉的时间比六朝更古，所以，文学史上称这次运动为“古文运动”。

新乐府运动：新乐府是一种自命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在中唐，经白居易、元稹的大力倡导下，加上李绅、王建、张籍等一批诗人的积极参与，形成一场规模不小的诗歌运动，史称“新乐府运动”。它以“但歌生民病”为宗旨，实际是有意恢复《诗经》和汉乐府开辟的文学传统。

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在他担任宰相期间，企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他积极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抑制大官僚地主和豪商的特权，以期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但由于保守派（旧党）的固执反对，新法推行迭遭阻碍，总的来说推行新法是失败的。

新党旧党的分歧：北宋有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试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属于新党，以“扰民”、“生事”、“与民征利”为理由反对这种变法的为旧党。新党代表士大夫积极有为的精神，旧党也不能简单视为“反动”。两派的分歧产生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

理学：理学是北宋兴起的一门学问。它以阐发孔孟学说中天道性命内容为主，讲究成贤成圣。理学代表人物在北宋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在南宋则有朱熹、陆象山。他们要复兴儒学，就是要从精神的层次救败。像先秦儒家一样，他们承认人性中有道德的根源，这根源就本于创生万物的天地。成贤成圣就是要修养成一种成天地合一的“天地境界”。但这境界不是要出世，也不是要逍遥，而是像天地那样“曲成万物”，也就是本着一种大公精神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南方经济的高涨：（1）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方转移。在南方的长江中下游流域，“进入全面开发耕地的时期”，显示着实行新税法对农业开发的刺激作用。中唐以后，水稻业、经济作物，还有盐业、矿冶业，南方都有长足发展。（2）生产的高涨一定带动商业贸易和都市文明的发展。在许多交通要道，集市贸易空前发展，大运河和长江沿岸及东南沿海大都市纷纷出现，十分繁荣。长安、洛阳、开封、扬州、成都、广州等都是当时著名都会，而且扬州、成都、泉州、明州等城市，都是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发达起来的，是富甲一方的经济中心。

市井文化的兴起：城市不仅积累着财富，也荟萃着人文。市井文化方方面面，其中最适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新文艺的兴起，最能观察当时社会文化之一斑讲述历史及人世间故事的“说话”从中唐以后就兴旺起来，有了行会并在南宋进入“黄金时期”。戏剧的发达同样令人瞩目。

第五节 元明清：中国文化的衰变期

色目人：这是元朝把它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等中的二等人，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色目人包括西北人、西域人乃至欧洲人。他们归顺蒙古人最早，所以，元朝政治深深打上了西域商人的烙印。

南人：这是元朝把它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等中的最低下的一等人，即四等人。南人就是南方最后被蒙古人征服的汉族和其他民族。

回回：它是元朝进入中原的色目人，经过长期与内地其他各族人民的杂居、通婚以及文化上相互学习后，所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现在称回族。

孟德高维诺：孟德高维诺是13世纪末期意大利方济各会士。1291年他乘船到达中国泉州，数年后又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今北京）大主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先驱人物。

八思巴：西藏喇嘛教萨迦派的领袖，被忽必烈奉为国师，除“做佛事”，为皇帝及后妃传授佛戒外，并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备皇帝咨询。朝廷又设宣政院，让八思巴管理全国佛教及西藏地区事务，加强了中原与西藏地区的联系。

儒户：元朝社会阶层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目“儒户”。这是根据宗教派别划分出的户籍，与佛教、道教、穆斯林、景教、阴阳先生、萨满教巫师户等同等级，可以免除赋役。

元朝民族融合的新特点：在元朝，原来辽、金统治下的臣民被通通视为汉人，久之他们之间原有的区别消失了。部分进入中原的蒙古人逐渐变为农业居民，在元朝中原统治崩溃后，改用汉姓，也融合在这北方新形成的汉族之中了。今天北方人大多是元朝新融合成的汉族后裔。同元朝征服者一起进入中原的色目人，经过长期与内地其他各族人民的杂居、通婚以及文化上的相互学习，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即回族。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元代民族融合不同以往的特色。

基督教与穆斯林的传入：1291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孟德高维诺乘船到达泉州，数年后又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今北京）大主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先驱人物。另一位意大利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也曾到达北京，在那里建立教堂，据载信教者高达三万余众，受洗者有六千人。伊斯兰教在甘肃、新疆、云南及在北京等地的广泛传播，也是在元朝开始的。特别是甘肃、新疆一带，作为西域的一部分，那里曾经是佛教东传的地方，现在则变为穆斯林世界。

元朝政治及经济政策：元代实行行省制度：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在地方设行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省之下还有路、府、州、县各级行政机构。元朝在经济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在北方的生产的恢复。蒙古人是在南方经济持续高涨的情况下入主中原的，元朝统治伤害了这一势头。在北方，元朝恢复经济的办法是广开牧场，实施屯田；大多数土地是强夺民田而来的。在这些土地上盛行的是农奴制。在江南，原来属于南宋的官田变成新王朝的官田，强占土地的现象同样严重。但元朝统治者从不贱视商业，相反特别优待和利用色目商人。他们利用的商人活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战利品”的掠夺行为。

利玛窦：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明朝时进入中国传教。

徐光启：明朝著名科学家，有农学著作《农政全书》。

一条鞭法：它是明朝张居正实行税制改革的名称。内容是：把田赋、力役及其他众多杂税合成一条，统一按田亩数量征收；简化手续。旨在增加国库收入、减轻农民负担。

摊丁入亩：它是清朝的一种赋税制度。“丁”指丁银，即人头税，摊丁入亩即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银额为准，将丁银摊到人家所占的地亩中去征收赋税，实际是取消了人头税。因为康熙五十年以后出生的人口不纳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长。

税监：明朝万历皇帝曾派亲信太监到全国各地做“税监”，所到之处，工商业者被弄得断绝生计，在苏州、潮州、景德镇及锦州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税监的起义。

朱元璋出身与明初政局的关系：朱元璋是位下层农民出身的新朝皇帝，在他缔造明朝政治规制时，受着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蒙古贵族政治的混乱给他的教训；一是他贫苦乡村生活所经历、见闻的官吏鱼肉小民之事，给他造成的心理影响。前者使他极度专权，后者使他对官僚阶层极度地不信任；替农民做主，是贯穿朱元璋二十余年皇帝生涯的主导倾向，他是一个农民意识强烈的皇帝。有鉴于元朝宰相的专权，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和元以来的中书省。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将原中书省在地方上的权力分割为三，设主管地方行政的承宣布政使、负责监察的提刑按察使和负责军事的都指挥使。这影响了明朝乃至清朝政治。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情况：东西方的相遇，是东西方文化的大交流。西方人狂热的普救主义宗教精神，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起着特殊作用，因此继商人之后东来的是基督教士。（西方教士，明朝以利玛窦，清朝以汤若望、南怀人最为著名）除宗教典籍之外，大量西方天文、历算、物理方面的著述及钟表和天象仪器、火炮制造术传入中国。传教士的影响不仅在一般民众，也在士大夫阶层。在18世纪趋向高潮的中西交流中，西方世界受惠更大。在18世纪，西方形成过一个了解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中国的养蚕和陶瓷技术大约在1705年传到欧洲，此外还有大量的花草、树木品种。除此还有观念层面的内容。

明清社会经济迟滞的原因：重农抑商的国家观念，具体的表现是国家商税繁重；政治上腐败导致的经济上的以权谋私。

明清利用民间宗族关系加强统治的表现：明清两代有一个共同特点，不少皇帝在文化上都是泛道德主义者。一般的文教政策，是重儒教，表现在地方上就是特别注意将民间宗族组织与政权相结合，结果是专制精神贯彻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明清两朝更看中宗族关系在社会治安、收取赋税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清朝则大力提倡“移孝作忠”，利用宗族道德对普遍的民众进行控制。同时，族长权力也因政权的支持而变得牢固，其结果是朝廷的专制与宗族的专制联成一气。

王阳明：明代著名哲学家。因为他把“心”当作宇宙万物之本，所以，他的理论被称为“心学”。心学的宗旨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就是说，只要注意自己的内心修养，即可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这种理论，明中叶后影响很大。

文字狱：清朝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多发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朝的文字狱主要针对那些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人物及著作，但《四库全书》编纂的进行，从搜集来的图书中，他们发现了大量对清朝统治不利的东西，于是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文字狱更加残酷。文字狱使清朝的知识分子走向纯而又纯的学术研究中去了。

乾嘉学派：清朝实行文化高压政策，为使知识分子不问政治，走纯学术研究道路，让学者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考订、校勘、辑佚、注释，由此考据学大盛。这一工作在乾隆、嘉庆年间最兴盛，被称之为“乾嘉学派”。

明朝士大夫群体的分野及学术活动：明朝士人群落基本可以分为正统与非正统两大分野。此处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主要指生活道路和思想状态。生活道路上的正统派指那些走着唐宋以来科举仕途老路的群体；思想上的正统则或是信仰程朱或陆王之学的人士。非正统一流有不少也是仕途中人，区别的是他们不只在官场中兜圈子，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当时的生产科技及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事业上去；还有一些文人处于下层，但不少了不起的文学、科技名著都完成于他们手中。道德意识浓重而又伴随着异端思想澎湃，是明代思想文化的明显特征。

清初三先生的思想与著作：明朝的灭亡，对仁人志士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所以在明末清初有以“三先生”为代表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反思。三先生指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孤臣孽子之心反思宋明以来的心性之学，反思整个中国历史，著有《船山遗书》。顾炎武曾长期到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其重文献考据的方法，为后来的清朝“乾嘉学派”奠定了基础。黄宗羲著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在《原君》一文中，痛斥封建皇帝是万民痛苦之源，显示出可贵的民主色彩。

明清之际学风变化的原因：明朝的灭亡，对仁人志士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以明末清初的“三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再者，清王朝实施文化高压政策。但清朝学风的变化还有着学术史本身方面的原因。明朝的灭亡，教训了人们不能只是空谈性理，还应该博学以致用。正是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考据之风渐渐兴旺起来。学者们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订、校勘、辑佚、辨伪和注解工作，整理了一大批文献。因为这样的工作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特别兴盛，所以称之为乾嘉学派。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就，对后代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

第三章中国传统的生产生活文化

第一节 中国传统的生产经济文化

中国的生产经济文化：指在中国传统的农耕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所产生、发展和连续传承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又称农业文明。

中国农业经济的多元文化因素：中国的生产经济文化的基础，是农耕自然经济，除此之外，还有牧业、林业和渔业等。在我国历史上，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联系尤为密切。

社稷：“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后来用“社稷”代表国家。

农耕自然经济：依靠种植农作物以自给自足的经济。

中国生产经济与文化特征：（1）天时、地利、人勤的重农经验；（2）以工补农、以商求富的农人心理；（3）精打细算、知足节用的务农传统。

农耕灌溉文化：农耕灌溉是中华民族生产文化的主体内容。

农耕灌溉文化的主要部分：南方农业是稻作型农耕文化，主要标志是栽培水稻和整修田埂、水渠，使用水车等。北方农业是麦黍型农耕文化，主要标志是栽培麦子、黍子、高粱、玉米、谷子、裨子、豆类，以犁耕为主和井渠双灌等。南北方的农耕文化也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二十四节气文化。

农业岁时历法的文化价值：至西汉中期，历法定型，二十四节气同时确定下来，成为统一的历法定制。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地球和月亮的运动变化所制定的一种计时方法。每到重要的节气来临，当朝皇帝都要亲自举行农耕示范意识，表示启动全国的农耕生产。两千多年来，我国的农民按照二十四节气安排农业生产生活，促进了农业社会的发展。

二十四节气：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署、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农书对农耕文化思想的概括：在我国古代，出现了许多农书，这些农书对古代农耕操作的经验和农学思想做了阐述，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文化思想正在得到归纳和整理。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汉崔寔《四民月令》、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唐陆龟蒙《耒耜经》、宋陈敷《农书》、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清张履祥《补农书》等。这些书的内容，包含了官方生产管理和地方生产知识两部分的内容，并概括了一些基本的理论思想和操作方法，表现了很高的文化意识。其中，历代农书提出的主要农业经营思想与生产知识，有以下几点：第一、统筹水土利用规划；第二、调整好农业生产关系、第三、“荒政”思想；第四、人力胜天说。

农政思想的历史地位：在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因为国家经济即农业经济，社会生产即农业生产，所以在上层文化中，形成了一套农政思想。农政思想的核心是“政绩”观和“勤农”观。

“政绩”观：指历代统治者把农业收成的丰歉，当作考察国计民生的好坏和自己得政或失政的一个标准；

“勤农”观：指确立以农为本的原则和制订一套劝勉农事的治国方略。

（唐《开元占经》和《四时纂要》是比较重要的农政文献）

我国商业发展的过程：在商周时期，我国市商贸易有了一定的发展，并开始使用货币。春秋时各国都城均设置了市场。战国时商业都市崛起。秦汉以后长安、洛阳等地以形成商业网点。到唐代以出现专卖店。宋元以后商品经济逐步发展。至明代中叶，我国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商业经济更加显示其活力。

我国民族商业的两个文化特点：一是汉族与多民族地区的内贸活动频繁，商路通达，推动了各民族间的往来和文化交流。二是中国与东方邻国和西方国家对外贸易的兴起，历史悠久，开辟了中外交流的长期通道。

传统市商贸易的文化特征：限于农业生产经济框架内的发展，也使我国的民族工商业更富于农业文化色彩，这反而成了一个特点。我国很早就开始管理市商贸易，并从礼俗制度上，规定了它的经营秩序，这对后世的商业活动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文促商的传统，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今天也有它的现实作用。

市商贸易的四种模式：（1）市，即集中贸易的场所，明代以后逐渐形成街市；（2）墟，南方把定期的场所称作“墟”；（3）集，北方把约定俗成日期的贸易场所叫做“集”，为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4）会，从唐代起，把在寺庙节日期间举行的、规模比较大的贸易活动称为庙市，后来发展成庙会。庙会不全是官办的，而是官民合办或民间自发的。赶庙会不仅仅是购物，还有朝圣、游玩、娱乐，带有集体性、类型性的民族传统文化事象。

市商贸易的方式：（1）农商兼营，从业者称摊贩。经营方式是把货物摆在道边、路口或集市地面上，也有推车、挑担或设架放货的。其中有些是以物易物的、与赢利无关的互惠行为。（2）行商经营，即由卖主向买主主动汇合的商业经营方式，也就是从产地进货，到需地销售。靠行商运销，甚至长途贩运赢利。历史上的徽商、晋商都很有名气，晋商以“船帮”、“车帮”等长途贩运方式，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以至日本、俄国等。（3）坐商经营，即以定点店铺经营，是一种买主向卖主主动汇合的经营方式。从前的坐商经营都有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和相对稳定的劳资关系，形成了一些钱庄、银号、商行等规模教大的贸易集团。

市商的经营之道：市声；商幌；牌匾、字号。

商业习俗：敬财神、经销、广告

工匠集团：手工技术工人，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团体。

行会组织：亦称行业组织，是手工业者自发组成的同行业组织。其职能是互相共济，保护行业利益，也叫同业公会。（行会的管理方式主要有：祖师崇拜、师徒传承、行业禁忌。）

“匠技”的文化史意义：历史传说解释工匠有三个特点：（1）具有手工艺性，讲究手的巧慧、手的经验、手工的审美效果，肯定用双手实现大脑想法的工匠能力。（2）缺乏大机器生产的合作性，传统的手工业劳动是小规模的，超出了一定的控制范围扩大经营，产品就会变形。（3）惟一性，指一些手工产品被认可后，人们随之形成比较固定的欣赏习惯；一样的活儿，换了别人干，就不认了。

民族手工业对农业文化的促进作用：手工业是农业社会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假如没有手工业，中国的民族经济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就不能借助大机器和新思想的力量，向现代社会转型，在世界竞争的轨道上就无法提速。

第二节 中国传统的日常生活文化（中国的日常生活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文化）

民居：民居是承担居住、祭祀、婚姻、财产分配、权力继承、家庭义务和社会职能的场所。

居住建筑的文化含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居住方式、居住建筑格局和仪式。

居住方式：我国的居住用房主要有五种形式；半穴式、井干式、干栏式、石室、土木结构或土石结构式。

居住建筑格局：我国古代民居建筑格局的文化含义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1）确定居室周围边界的院墙。（2）家庭与社会联结的通道，居住的入处、院门，必是神灵的把口。（3）庭院。是院墙与居室之间的空地，是人神相处、人与自然相处的场所。（4）居室。居室建造、使用的原则：一是睡处，二是接神、待友、议事的公共空间——正房。

居住建筑仪式：选址仪式、上梁仪式、贺新房仪式、使用家具的仪式、搬迁仪式、居住仪式。

饮食：从中国文化史上说，研究饮食，就是研究在中国文化的系统内，人们吃什么和怎么吃。

饮食的文化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民本思想（饮食，是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的组成部分；足食，是让国民吃饱，是传统社会稳定秩序的一项国策）；（2）节约粮食：（3）人格教育（4）食疗观。

饮食文化：饮食行为，从本质上说，不是指个人餐饮的选择，是指共同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文化基础，指人们在这方面连续重复的群体实践。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仪式饮食；（2）阶层饮食；（3）节日饮食；（4）民间组织饮食；（5）待客饮食；（6）馈赠饮食。

服饰的功能：服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种独有的创造和技巧。服饰起源于双重性格，第一重性格是实用，第二重性格是装饰。（服饰的构成要素是：质、形、饰和画）

服饰的形制有四种基本类型：第一，衣着；第二，附属装饰品；第三，人体自身的装饰；第四，带有装饰性的生产工具、护身武器和日用品。

服饰的自然与人文文化含义：自然范围内的服饰文化标志包括环境标志、性别标志、体形标志、年龄标志。人文范围内的服饰标志包括信仰标志、阶层标志、礼仪标志、政治含义、职业标志和审美标志等。

交通行旅文化的两个组成部分：交通行旅是伴随着人类迁徙的脚印、生产运输的路线和彼此沟通的需要发展起来的。我国的交通行旅文化显示了复杂的内容：一是民族文明的发展、前进；二是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各种文化心结。

我国交通行旅的文化心结：我国交通行旅文化，表现了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各种文化心结，这主要表现在：（1）交通设施的习俗传承；（2）运输工具的习俗传承；（3）交通行旅行业的习俗与传承。

家庭：是指共同居住、经济协助、有血缘关系的社会集团。

家族：家族是由出生和婚姻形成的亲属关系，其中包括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

中国家庭结构的文化要素：我国传统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重心的家族体系，姻缘关系服从于血缘关系。家庭成员的地位在血缘关系中找，具体可分为血缘九族制和血亲五服制。孝祭的规定五服以内是近亲，五服以外是同宗。

中国家庭文化管理的要素主要有：（1）字辈谱，这是记忆性的文化链，它表示了家族内部的角色差别和地位等级。绝对地从血缘系统上“论资排辈”。（2）家谱，保存和延续辈分等级的一种文化方式，是维系家族文化的经典。（3）家风，是由家族共同体世代沿习，用以规范家族内部的行为和秩序的习惯法。（4）人生礼仪，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寿礼和葬礼。（5）家庭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结合体，又称家族共同体，它有以下两个主要的文化功能：血缘凝聚力、地缘凝聚力。

家族共同体的地缘合作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互助；二是生活互助；三是在公共地的建设上实行基层民主制，用以维护村民的共同利益。

社区（与地方圣地）文化活动的特征：对神仙、圣贤所在地的崇拜；交换农副产品；赌胜；吃喝；娱乐。

社区文化互动的历史价值：（1）社区文化活动可以跨越民族的界限成为一个地方社会的共同活动；（2）社区文化活动可以保持各地方、各民族的文化特质；（3）社区文化活动可以可以保护地方文化遗产。

第三节 中国的民族科技文化

传统科技：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是一个历史概念，就广义而言，就是在中国社会中曾存在的各种传统科学和技术成果。

中国传统天文学：中国传统天文学就是天象观测和历法制定两方面的知识和研究。

阴阳合历：亦称阴阳历、夏历，以月球绕地球一周的时间为一个月，但设置闰月，使一年的平均天数跟太阳年的平均天数相符合。

中国传统历法的基本元素是日、气、朔三点。

中国传统算学的特点：首先是其应用性；其次是独特的筹算记数法；三是以算术、代数为主，几何学不发达。（保留至今的传统算学知识：七巧板、韩信点兵。）

中国医药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的瑰宝。中国医学的形成，一方面来源于对临床医疗经验的归纳，一方面与整体民族文化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例如神仙方术、道教思想、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宋明理学等，均对中国中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

（1）医学：在古代被视作“方技”，它包括、“神仙”、“房中”四部分。后来“经方”和“医经”逐渐成为传统医学的主体。两汉时期传统中医学的理论筐架定型，直至今日。后来相继出现了一些经典医学著作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两汉时还形成了中医的“四诊”的诊断技术，即望、闻、问、切。其中的切创立了中国独特的脉学理论。从汉到宋，医学理论一剖有了发展，相继出现了关于切脉、针灸以至于法医等专著。明清时代在探索免疫治疗上有重大突破。中国至少在16世纪时用人痘接种的方法预防天花。

（2）我国的药学是传统医学的一部分。西汉时出现药学理论，出现了“本草”一词。中国古代药学又称“本草”之学，主要是记述药物名称、性状、功能、主治、产地及采集、加工、保存等知识。后来的“本草”著作中还附有治疗的范例。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完成了集中药学大成的伟大著作《本草纲目》，这是一部中药学百科全书。

四大发明的内容、发明者与发明时间：造纸术，发明者传说是东汉时期的蔡伦；印刷术，唐代初年，我国出现雕版印刷技术，宋仁宗时期，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火药的发明至迟在唐朝；指南针，战国时期，我国制成了最初的指南针-司南，到北宋末年，指南针以被用于航海贸易。

四大发明的对外交流：四大发明在我国发明后，均传至国外。造纸术发明于公元2世纪初，公元8世纪传至中东阿拉伯国家，12世纪传至欧洲。雕版印刷创于公元7世纪，公元8世纪就传入日本。活字印刷术创于公元11世纪，自公元13-14世纪传至欧洲。指南针在12世纪中国用于航海后，中国商船在印度、南洋和波斯湾一带活动，于是先是阿拉伯人学会了指南针技术，继直传入欧洲，导致世界市场的出现。火药约产生于公元9世纪末期，公元10世纪先传入蒙古、阿拉伯，13世纪传入欧洲。火药在世界政治、商务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四大发明的民族成就感与历史局限：四大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为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尽管有四大发明这样的科技成果，但这些发明创造始终未成为社会前进的主流。中国古代的许多科技发现都无法得到社会的推广和应用，往往出现中断、失传的现象。这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和制度分不开的。

第四章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

第一节 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原则与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相结合的伦理政治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鲜明特点。）

制度文化：是人们为适应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主动创制出来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

宗法制：是中国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由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成，到周代渐趋完备。宗法制在春秋时期瓦解之后，其影响长期留存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

宗法制产生的历史背景：完整的宗法制出现在周代。周王自称天子，周朝王位的传递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周王自称天下的大宗，是同姓贵族的最高家长，也是政治上的共主，掌握着国家的政权与军权。

宗法制的特点：宗法制的特点在于，一方面用自然血缘关系来确定人们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用自然血缘关系将人们紧紧连在一起，从而限制着人们社会关系的发展。

君主专制制度：是指以古代君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君主专制脱胎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权制。

三公九卿：秦朝统一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央官吏系统。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之下有九卿分理中央事务。

三省六部制：隋唐以后，以三省六部制的分权形式解决集权体制内的权力分配问题。三省同为国家最高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执行等政务。六部为行政事务的职能管理机构，六部隶属于尚书省。三省六部制的确立，表明了传统社会中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成熟。

郡县制：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的系列变动，土地兼并战争到处发生。在大国吞并小国之后，政府者大都将小国变成县郡，以隶属于自己的行政系统之下。这种郡县制在战国时代，以成为各国国内一般行政区划。秦汉时代以郡县制全面取代分封制，建立起天下一统的王权体制，君主集权达到空前的高度。

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皇帝总揽天下大权。封建帝王全面控制着行政、财经、司法、军事等国家权力；第二，拥有庞大的官僚办事机构；第三，严密的人身控制。（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专制王权严密控制人身的最重要措施。什伍里甲制度是专制时代控制人身自由的最基层的组织形式）

家天下的含义：宗法观念对王权政治的最大影响是它确立了绝对君权下的“家天下”的政权模式，使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出现“家国同构”的格局。

宗法观念对秦汉以后国家政治结构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家天下”政权模式的长期延续。宗法制度原则的本质就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第二，亲亲伦理政治原则的不断扩张；第三，宗法原则成为维系王朝政治的习惯力量

君主专制制度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家国一体、父权与君权结合的政治结构，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形成发展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它是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持久凝聚力的精神保障，也是中华文化历经磨难而未中绝的文化动力，是中华民族从分裂重新走向聚合的社会基础。（2）宗法制度原则与君主制度的结合，也给中国文化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在伦理政治的限制之下，人们固定在一定的名分之内，循规蹈矩是社会对个人的一般要求，易于养成唯上、唯书、唯亲的被动性格，人们大多缺乏文化创新的活力。

宗法制与王朝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根植于农业社会的宗法制度与宗法观念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们是王权政治的沃土。一方面，在王朝出现危机的时刻，宗室贵族每每自觉地担当起匡扶社稷、复兴王朝的政治使命，使家天下的王权政治模式得到不断的复制与再生。在中国古代，皇室贵族拥有封地与优厚的待遇，人口众多，他们对外有一致的家族利益。而一般臣民习惯于视皇族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在国家出现危机时，皇室宗亲自然成为他们拥戴的目标。西汉末年刘秀就是依赖王室后裔的特殊身份而重建汉家天下的。另一方面，在宗法文化的浸染下，人们将家天下的王权政治视作天经地义的统治模式，不仅旧贵族要重建家门，就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也模仿着旧有的宗法模式，构建新的王朝。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王朝国姓屡经更迭，王朝政权模式却一如既往，宗法制是维系王朝政治的重要力量。

科举制：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的取士制度。

科举制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汉代）察举制——（曹魏）九品中正制——（唐代）明经、诗赋取士、行卷——（宋代）策论

察举制：汉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可以向皇帝举荐贤士。这种由地方官僚察访人才，向朝廷举荐的方式，称为“察举”。汉代察举制度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雏形，它为隋唐时期的科举制的出现作了重要的铺垫。

九品中正制：在曹魏时期建立的一套较察举制度严格的选官制度。中央在各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人士，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九品中正制从其本质上看，同样维护的是士族的利益。

明经科：在于察举通晓儒家经典的人才，东汉开始设置。隋唐以后，汉代察举考试中强调的儒家经学仍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诗赋取士：唐代科举考试中最重视的是进士科，进士试主要是诗文，是一种文学考试，因此唐代崇尚文学成为一代风气。在诗赋取士的利益驱动下，唐人创作热情高涨，唐诗时代的形成与科举制度有相当的关系。

行卷：唐代的科举考试没有后代那样严格，考前的举荐相当重要。为了获得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的赏识与推荐，士人们在应试前，带着自己平时所作的诗文投献给名公巨卿，这种诗文称为“行卷”。

科举制的特点：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重大变革，与前代选官制度比较，具有以下三个显明的特点：一、士人自由报名应试，应试者不论出身、地位、家业，不必由官员推荐；二、考试定期举行，不必等候皇帝下达诏令；三、严格考试，录取与否以考试成绩为标准，声名德望以不再是任职的主要依据。

科举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科举制度之下，古代中国建立起稳固的文官体制，这种文官考试制度在人类制度史上有着重要的开创意义，它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科举制造就了文官政治，文官政治又培育了一个超越地域、家族与军事势力的知识阶层，这一阶层的利益、活动都与中央集权相联系，因此科举考试的价值导向与精神意旨对社会文化形态发生着直接的影响。（1）科举制培育与维系了传统文化。科举制将儒家思想全面推动到社会各层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科举制强化了读书尚文的文化传统，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造就了大批的优秀人才。这是其正面作用。（2）科举考试耗费了士人几乎全部的精力，读书做官成为知识阶层的最终目标，造成传统文化畸形发展；科举制是对极端专制王权的维护；知识阶层在科举制的牢笼之下，缺乏主体意识与创造性思维，这是其负面作用。

法律：是由国家统治者为协调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秩序而创制出来的带有强制性的制度规范。

（商朝的《汤经》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国家法律，西周有《九刑》、《吕刑》，郑国子产铸《刑书》开创了公布成文法的先例）

《法经》：战国时期，在各国普遍制定与公布成文法的基础上，魏国李悝对诸国的成文法进行了总结，制作了《法经》六篇，《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初具体系的封建法典。

《唐律疏义》：唐高宗命长孙无忌对《唐律》进行考证、疏议，著成《唐律疏议》一书，公元454年唐高宗颁行《唐律疏议》。它是汉代以来对于法律注释解说的集大成著作，它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是儒家经义法典化的范本。

“春秋决狱”：从董仲舒开始即以《春秋》的精神与事例附会法律，《春秋》经义不但成为法律的补充，其权威性甚至还高于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文化特色：第一，以儒家伦理学说作为立法指导思想；第二，家族本位的伦理法占重要地位；第三，皇权至上，法自君出；第四，强调等级特权，主张同罪异罚。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伦理特性：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以儒家伦理学说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具体表现为：其一，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礼教作为指导立法、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其二，贯穿“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精神，以德为主，德刑并用是统治者所倡导的统治方法；其三，通过引经断狱、引经注律等方式使儒家经典法典化。

第二节 中国社会传统的礼俗规约

传统礼俗规约的起源：作为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与规范的礼俗规约，它起源于人们群居的社会需要。传统的礼俗规约有着鲜明的农业-宗法社会的特色。

传统礼俗规约的特点：传统礼俗的核心是保障宗法伦理关系，因此传统礼俗规约有着鲜明的伦理色彩。其特点是：第一，传统礼俗的等差性，严整的的礼俗制度维持的是不平等的社会秩序；第二，传统礼俗的调和性，注意等级之间的协调；第三，传统礼俗的规范性，这是传统礼俗最根本的特性。礼俗对社会生活的规范是通过礼义原则与礼俗规制的内外结合实现的。

传统社会礼与俗的区别与关系：（1）礼起源于俗，但礼不同于俗。两者的区别在于：俗是民众自发形成的行为习惯，具有纷繁的复杂性特点；礼是自上而下的一套社会行为规范，其中贯穿着特定的整合社会的理念。礼具有规整、严密、适于操作的特点。（2）礼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文化混沌未分时，不存在俗与礼的区别；伴随着阶级分化、文化分层的过程，礼逐渐从原始习俗中提纯出来。礼最初是人神关系的调节，后来扩展到人，最后扩展到社会，成为严格的社会行为规范。

通过传统社会礼与俗的关系，体会两个文化层面的关系：礼制化为民俗，与中国古代家族势力通过家法、族规对礼制的维护有关，古代社会的家礼是国家礼制精神与庶民日常生活的结合。在家国一体的政治格局下，家族制度上升为国家礼制，然后又由国家礼制下降为民间家礼俗规。

“五礼”：是古代国家礼仪制度，大约定制于周代。五礼分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种。

祭祀典礼的类别：天神、地袛、人鬼

天神祭祀包括天帝祭祀、日月星辰祭祀、气象神祭祀三种。

地神祭祀主要包括大地祭祀、社稷祭祀、山川祭祀等。

人神祭祀主要有宗庙祭祖、祭先王先师等。

冠婚礼的意义：周公六礼、冠礼

“周公六礼”，古代贵族婚礼的六道仪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冠礼是古代的成人礼。

皇家贵族礼仪的文化特性：皇家贵族礼制可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不以明示等级尊卑为宗旨，皇家贵族的礼仪活动注意规模与程式，将礼仪过程视为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强化王权，明晰统治集团内的等级与名分关系，礼制成为维系传统社会的强有力的文化纽带。

庶族平民礼俗的轨范性有如下三方面的表现：（1）岁时礼俗的伦理性。岁时节日礼仪对民众的伦理轨范有两重意义，一是自然伦理属性，二是社会伦理属性；（2）人生礼俗的家族性，人生礼俗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丧礼。在个体的人生礼仪上，有着浓厚的家族色彩；（3）家训族规的礼俗教育与礼俗规范具有一定功能。

家训族规的规范功能：一是以孝悌之道为礼俗之本，强化家族内部的伦理关系；二是以诚信忠厚为修身之本，塑造传统社会的理想人格；三是以劝戒惩罚的礼俗规条，规范家族成员行为，补充国法。

庶族平民礼俗与社会上层礼制的关系：民间的礼俗虽然在形式与内容上与贵族礼制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首先，它们来源于同一文化母体，所依托的是同一宗法社会结构，贵族不过是特殊家庭，皇帝是特别的家长，贵族社会的礼制精神，以及相当比重的礼仪行为都是从家族文化中产生出来的，如“亲亲”、“尊尊”等宗法原则，一直是传统社会礼法制度的思想基础。其次，统治阶层非常重视礼仪的示范作用，以严格的礼制规定，与公开盛大的礼仪形式，向社会显示礼法的森严，达到软控社会的目的。因此上层礼法思想渗透民间，家族社会模范国家礼制，制定自己的家法族规。其三，随着社会的变迁，朝代的更替，士庶差别的消失，贵族礼制除保留在统治集团内部外，相当部分俗化为庶民的行为规范，如“周公六礼”成为一般婚俗模式。

第五章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与精神文化

第一节 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

中国古代整体思维：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是一种重整体、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所谓的整体思维，是指把天地、人、社会看作密切贯通的整体，认为天地人我、人身人心都处在一个整体系统之中，各系统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联系。

中国古代重体悟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特征：古代整体思维认为，对于宇宙本体，对于“天-地-人”的系统，仅仅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去认知是无法穷尽其奥义的，必须凭借对于“象”的直觉、顿悟去把握。

中国古代类比思维：类比思维是指根据事物的外部特征或内在属性进行比照与联系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维善于抓住事物之间的某种相关进行类比象征，以达到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的分析与表述的目的。

中国古代类比思维的内容和特征：常见的主要是在“天象”、“地法”、“人事”之间作类比。这种类比思维是从“天、地、人”系统整体思维衍生出来的，是体现系统整体思维的。在类比思维中，有一种叫做“观物比德”，是人与物的类比，是说用物的外部特征与内部属性来类比人的品德、志行。（《诗经》的比、兴则是类比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类比思维中包含了类推。

中国古代辨证思维：所谓辨证思维，就是运用对立而统一的观点、方法来认识、分析各种自然现象及其变化。中国古代辨证思维来源于对天地万物两两对立而又统一的自然现象的考察与理解。

第二节 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

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观念：（1）“天人合一”的宇宙观；（2）中庸之道的价值观；（3）“知行合一”的实践观。

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的几种观点及影响最大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的几种观点：一是“天人合一”，提出者为宋代张载；二是“天人交胜”，提出者为唐代刘禹锡；三是“天人之分”，提出者为战国时代的荀子。

（2）“天人合一”观念对中国文化的积极影响有：第一，造成了中国文化中整体系统的、辨证发展的思维方式；第二，造成了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主义倾向；第三，造成“诚明合能”的人生修养哲学，推动人们在成己成物、人我交融中实现人格、品德的完善。

（3）“天人合一”观念对中国文化及其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思维方式过分强调整体联系与统一，缺乏必要的分析与论证，致使我们没有能经过近代的实验科学而进入现代科学。二、过分强调社会的和谐与统一，而使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资本主义萌芽生长缓慢，在一个长时期内民族心理自视过高而缺乏进取精神。三、空想的理想主义使主观易于脱离实际，而不得不违心地去美化现实。四、“心性之学”重体验，不重客观观察，把道德实践作为根本的实践活动，很难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也限制了实证科学的发展。

中庸：意为“中是可以长久行涌的典法”。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准则，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中庸之道”又可称为“中和”之道，它要求人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过激，要求其适中，“无偏无颇”。

中和：意为“经过两端的调整而达到的和谐”。要在“两端”里面“允执其中”，即确实把握好“中”，就需要往返地调整以渐趋于和谐。

中国古代哲学的“知行”问题，不仅是认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道德的问题。

中国古代关于知行关系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1）“知易行难”说，提出者为《尚书。说命上》；（2）“知轻行重”说，提出者为荀子；（3）“知先行后”说，提出者为宋代程颐，朱熹继承了这一主张；（4）“知行合一”说，代表人物为王阳明；（5）“行先知后”说，提出者为明清之际的王夫之。

中国传统知行合一实践观的特点：（1）中国古代“知行合一”说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2）中国古代的“知行合一”说，并不注重于建构理论体系，而强调身体力行，以便真切地认识并实践“天道”和“人道”；（3）“知行合一”说是以“天人合一”说为前提的，或者说是从“天人合一”说派生出来的。

第三节 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

中国古代原始宗教的状况：早在远古时代，我国就出现过自然神崇拜、动物神崇拜、鬼魂崇拜、上帝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的宗教形式。而在古代的原始宗教中，对后来的社会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有上帝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前兆迷信和占卜等。

中国古代原始宗教的社会作用：一是保护统治者和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二是麻醉与驯服被统治者。

道教的形成和信仰特征及其与古代医学、化学、药物学、文学艺术的关系：

（1）秦汉以后出现的道教，是将古代的鬼魂崇拜，秦汉时期的神仙崇拜、黄老道术以及经学、墨学的某些观点融合以后而成的。它的倡导者、创立者为东汉时期的张道陵。

（2）道教的信仰特征是，由信仰“道”演化为尊奉“三清尊神”。（道教奉老子为教主，尊称“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正一经》和《太平洞极经》为主要经典。道教的基本教义是长生久视、全性葆镇。）

（3）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对古代文化中的科技文化影响较大。道教丰富了传统医学的理论和医疗手段；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代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道教广泛、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民俗的形成与发展；从六朝直到宋明，文学作品的内容、情景、表现手法也深受道教的影响。

佛教的形成和基本教义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佛教相传由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法，即指“苦、集、灭、道”。

（2）佛教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正式传入中国之后，由于中国经济、政治条件及传统文化的影响，而逐步走上中国化的道路。隋唐之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遂演变为中国化的佛教。这一演变过程的主要环节：在汉代，佛教在宗教观念上依附道术，在政治伦理上迎合儒学；在魏晋时，佛教则着重依附玄学，由此而扩大传播，并对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影响。唐宋之际，佛、道、儒三教在“修心养性”上形成大体一致的看法。三教之间的关系，也由魏晋时斗争激烈，到唐太宗年间实行三教并行政策，三教并行的趋势推动了三教在思想上的合流。三教由并行、合流而合一，促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3）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佛教传入后，许多道教经典是在佛经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佛教对儒家的影响，突出表现于新儒学——宋明理学的渗透。佛教禅宗的“直指本心”论，启发理学家以人格的自我完善为齐国治家的出发点，以遵循“天理”为人格完善的惟一途径。佛教禅定的修炼模式，也为理学家所吸取，而提倡主静、主敬，使小我与大我——天地宇宙相通。汉魏以后，诗歌、书法、绘画带上了佛教的明显印痕。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平话、小说、戏曲多源自佛教的俗讲、变文，民间文学作品也受到禅宗语录的影响。

带有宗教色彩的先秦儒学：（1）先秦儒家的“天命观”虽不是宗教，却有着明显的宗教色彩。（2）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说与今文经师的谶纬使儒学宗教化。（3）宋明理学的宗教功能。

第四节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

儒家伦理思想的发展：

（1）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这三个方面可以视为三基德或三母德。（在此之外，孔子还提出了孝、悌、忠、恕、恭、敬、诚、信、刚、直等德目，把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进一步具体化）

（2）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对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提出仁义礼智四母德。孟子将具体的人际关系归纳为“五伦十教”。

（3）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

五伦十教：是孟子对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提出的行为规范：君惠臣贤、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

三纲五常：由西汉董仲舒提出来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表现了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尊卑和隶属关系。“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1）仁爱孝悌；（2）重义轻利；（3）谦和礼让；（4）真诚有信。此外还有智勇、自强、好学、勤俭、质朴等。

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影响：儒家的这种道德规范体系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既促进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又在一定程度上给传统伦理道德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利因素。

儒家理想人格的两个层次：儒家所崇尚的理想人格是圣贤。圣贤包括两个层次的人格追求，即圣和贤。圣指圣王，主要是最高统治者追求的人格目标，其典范人物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贤指道德修养较高的人，是一般士大夫和普通百姓所追求的人格目标。由于圣王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所以儒家理想人格更侧重于适合广大民众的贤人。

儒家对君子道德修养的主要要求：心存仁义；智勇诚信；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光明磊落；坚守节操。

儒家倡导君子人格的主要目的：儒家把君子塑造为众人切实可行的效法榜样，激励世人积极进取，朝着理想人格努力奋斗。

第五节 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

古代教育思想的三大基本特征：（1）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2）强调教育的必要性；（3）主张德育和智育相结合。

中国古代教育的总体目标：“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就是要求人们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把“明德”发扬光大，使自己始终要保持向善之心；要求人们将向善之心推广开来，去亲爱广大的民众；要求人们不懈地修养自己，达到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大学》提出教育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步骤实际就是八个学习阶段的具体目标，反映了儒家所设计的从加强个人修养开始，然后推己及人，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程序。其中“格物”是整个教育程序的起点，“修身”是中心环节、关键环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具体方法，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最终目的。

古代教学的主要原则和方法：（1）因材施教：就是要从教育对象的实际出发，针对教育对象的具体情况，选择符合实际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使受教育者能各尽其材。因材施教的最早实践者是孔子。（2）启发诱导：是一种可以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教学方法，从古到今一直深受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欢迎。（3）学思结合：就是要将学习和思考这两个环节密切联系起来，既重视学，又重视思。学、思结合的原则也是孔子最早提出来的。（4）教学相长：是指教和学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对立统一关系。

第六节 中国传统的艺术审美

有关各艺术门类发展历史的基本常识：

（1）文学艺术：《诗经》现存305篇，依据不同的音乐风格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雅、颂的划分，反映了当时诗歌与音乐舞蹈的密切关系，体现了上古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特征。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创造的一种新诗体，具有十分浓郁的楚国地方文化色彩，（后世又称楚辞为骚体诗）骚体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过渡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新阶段，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楚辞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其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汉赋和汉乐府民歌是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学样式。汉赋是由楚辞演化而来的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散文。汉乐府民歌则比较贴近当时下层人民的现实生活。唐代的格律诗是中国诗歌形式美的极致，这种诗体字数、句数固定，讲究平仄押韵和粘连对仗，形式整齐，韵律和谐，具有强烈的音乐美感。词的起源，再次反映了中国诗歌与音乐密切关联的文化传统。其他如元代的散曲、明清的章回小说等等，都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学样式，它们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2）戏曲：中国戏曲发端于远古时期祭祀鬼神的仪式。后来，经过汉魏时期的百戏，隋朝时期的歌舞。唐代的鼓舞戏和参军戏，已经开始以故事情节为主。北宋时期的“杂剧”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南宋时期，杂剧在宋、金分治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发展，在南宋统治地区出现了以南方曲调作为唱腔的南戏，在金国统治地区则发展成为以北方曲调说唱故事的诸宫调。元杂剧以唱为主，以白为宾，故有宾白之称。元杂剧已经有了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剧本主要由曲词和宾白组成。明清两朝，中国戏曲的发展高潮迭起，成果辉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国戏曲虽然剧种纷繁、流派众多，但在总体上却有着共同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其表演方式的程式化。表演方式的程式化首先表现为角色的模式化，其次表现为动作的虚拟化。

（3）音乐：中国古代音乐在其他艺术的伴随下逐步成长起来的。最初，乐和舞是密不可分的，“乐”时必有“舞”，“舞”时必奏乐；乐、舞作为一种姊妹艺术相辅相成，并肩发展。在《诗经》时代，随着民间诗歌的兴起，乐、舞又和诗歌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传统。战国时期的楚辞、汉代的百戏和乐府民歌、隋唐的歌舞，宋代的词曲等，都和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戏曲产生后，音乐又成了戏曲的必备要素之一。中国音乐发展的另一个特点表现为多民族的融合。周代楚国的地方乐歌就十分流行，并且出现了风格上的高雅与通俗之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后来分别成了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的代名词。秦统一六国后，秦地本土音乐和东方六国音乐出现了大融合，胡地音乐也对秦乐产生了一定影响。魏晋至唐代，南北方少数民族音乐进一步与汉族音乐交融，流行在北方的相和歌与南方的吴歌、西曲相结合，形成了新的音乐形态“清商曲”。此时，还出现了中国佛教音乐。

（4）舞蹈：中国舞蹈最初起源于原始人对狩猎、农耕场面的模拟以及向导性表示爱慕的动作。后来，受自然崇拜、神灵崇拜以及巫术的影响，舞蹈便成了娱乐神灵，向神灵祈求幸福的主要方式，从而使原始舞蹈具有了强烈的宗教巫术气息。周代正统舞蹈的巫术气息逐渐淡化，而被赋予很强的教化性质。（当时的宫廷雅乐体系分为文舞和武舞两种）秦汉时期，随着民间百戏的繁荣，舞蹈开始和武术、杂技等技艺结合起来，并不断和异域舞蹈相交流，逐渐成为一种不同阶层人们都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使舞蹈艺术更加丰富多彩。唐代的舞蹈可谓盛及一时，无论是舞蹈的种类还是舞蹈的普及程度都是空前的。可以说，中国古典舞蹈发展到唐代，基本上以达到了顶峰。宋元以后，随着戏曲的兴起，舞蹈逐渐成了戏曲的附庸。从总体上看，中国古典舞蹈主要有三个特点，即民族性、民俗性和地域性。

（5）绘画：中国绘画艺术源远流长，早在四五千年前，原始社会彩陶上的美丽图案就已经开启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先河。夏商周三代青铜器上的精美图饰，标志着当时的绘画技艺以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秦汉时期大规模的宫室建筑，进一步促进绘画艺术的发展。特别是东汉时期，绘画艺术以从专业画工发展到文人士大夫中间这种转变对中国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佛教绘画美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唐代是中国绘画艺术全面繁荣的时期。在内容上，唐代绘画更加面向现实生活，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在体裁上，人物画登上了艺术顶峰，山水画得到了迅速发展，花鸟画也逐渐成为独立的画科；在风格上，异彩纷呈，各有千秋，工笔和写意竞盛，疏体和密体同兴。宋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鼎盛时期，在当时兴起了一种现实主义的院体画风。元代是文人画统治画坛的时期，元代画家还明确提出书法入画的主张，强调诗、书、画的结合。明清两代的绘画主要是继承元代的传统，在思想上趋于崇古保守，因循模仿。在民间，以木版画为主的民间绘画得到了蓬勃发展。总的来说，中国画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追求神似，注重意境；二、以墨线为造型的主要手段；三、与诗书、印密切结合。

（6）建筑：建筑本来是一种实用的物质产品，但中国建筑却以其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并以其所寄寓的丰富的思想观念，成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木结构为主是中国建筑在结构上的最大特点。左右对称是中国建筑在布局上的显著特点。中国建筑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在建筑中寄寓着浓厚的思想观念。

有关古代艺术致用精神的几个重要命题：（1）“诗言志”；（2）“文以载道”（3）“乐以教化”。

中国古代艺术的致用精神在各种艺术形式中的具体表现：

（1）“诗言志”作为一种艺术观念，最早体现在《诗经》的诗歌创作中，而作为一个艺术命题，大约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诗言志”的基本含义是说诗歌是用来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和理想追求的一种艺术形式。

（2）“文以载道”的艺术命题是是宋代古文家周敦颐提出来的。

（3）“乐以教化”：中国古代音乐历史悠久，并且从很早的时候就与道德教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古代艺术的几种重要的审美观念：

（1）中和之美：受儒家“中庸”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艺术把“中和”作为重要的审美原则。中和之美要求艺术所表现的内容要符合“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所反映的思想感情不能超越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要发乎情，止乎礼义”。中和之美突出表现在中国古代的音乐思想中。（中和之美的审美观念对于促进中国古代艺术向着和谐统一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2）尚意追求：《周易》是最早讨论言意关系的历史文献。魏晋时期的尚意追求在各种艺术形式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魏晋以后，意境和神韵一直是中国古代艺术的追求目标。

（3）尊崇自然：受“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影响，尊崇自然成了中国古代艺术一个重要的审美原则。东晋陶渊明的田园诗是反映作家渴望回归自然的典范之作。在陶渊明等人的倡导下，追求自然的风尚在晋宋之际出现了一个高潮。膛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山水游记，这些作品通过对自然美景的描写，反映了作者对自然造化的憧憬和向往，抒发了作者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的思想感情。

第六章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化

第一节 语言文字及其特征

语言文字的文化特征：语言文字既是重要的文化事象，又是文化的载体。

现代中国境内使用的语言种类至少有80多种。

语系：语系是有共同来源的诸语言的总称，语系之下依据语言的亲疏程度再细分为语族、语群、语支、语言、方言、土语等不同层次。

中国境内的语言可归属五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

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北方话、吴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语、粤语。

我国多民族的语言文字政策：中国的民族语文政策的基本点是坚持语文平等，即宪法中规定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汉语在世界语言中的地位：在世界的各种语言中，汉语使用的人口最多，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因此汉语是联合国指定的七种工作语言之一。

汉语的特点：（1）汉语没有词的形态变化，靠词序和虚词表示语法关系；（2）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声调是汉语构词的一种手段；（3）从音义对应的角度来看，汉语的特点是一个音节对应多个词（语素）。

汉字的特点：（1）就汉字的表意方式说，汉字属于表意文字；（2）就汉字记录汉语的单位而言，汉字是语素-音节文字；（3）就形体的特点而言，汉字是在一个二维平面上构形的。

主要的汉字造字方法：汉字在造字之初，以象形、指事、会意为手段，后来随着汉语词汇的扩大，逐渐发展出形声的造字方法。

汉字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汉字形体先后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字体的变化。

对汉语共同语的不同叫法：

（1）存在方言的同时，也一直存在着共同语，汉语共同语一直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共同语的书面语一直以先秦作品为典范。

（2）春秋时代，共同语被称为“雅言”；汉代把共同语称为“通语”；元代称为“天下通语”；明清称为“官话”；辛亥革命以后称为“国语”；现在称为“普通话”。

“域外方言”：朝鲜语、日本语、越南语这三种语言，曾受汉语的极大影响，以至有“域外方言”之称。

朝鲜、日本、越南仿照汉字创造的文字：日本借用汉字作为音符，书写日语，形成了日语音节字母；朝鲜创制了谚文；越南创造了字喃。

汉语汉字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汉语文字为各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进程中，汉语一直发挥着统一工具的作用。对中华文化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形成都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观念与制度

语言崇拜：原始人类赋予语言一种神秘的力量，认为它可以改变自然、社会和人的命运，对它奉若神明，这就是语言崇拜。语言崇拜起源于语言巫术，在巫术中，用咒语就可以降妖除魔，这样语言就有了特殊的魔力。

避讳：避讳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语言禁忌，指对君主和尊长的名字不能用汉字直接写出其形，不能在口中直呼其音。避讳之风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直到民国以前才被废除，前后长达两千年。

避讳的主要方式：（1）通过字形进行避讳的有缺笔、拆字、删字等；（2）通过字义进行避讳，指用同义、近义字代讳字；（3）通过字音进行避讳，指通过同音字、近音字代替讳字。

“名实”之争：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表示称谓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名词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引起了先秦诸子对“名”、“实”关系的注意。“名”即是指名称、词语，“实”是指“名”所指示的观念、实际。最早提出“名实”问题的是孔子。

在语言和实际的关系问题上，“约定俗成”理论是荀子提出来的。

中国人的修辞观：在言语形式方面，一向存在着追求质朴和追求华美这一对矛盾。

对语言崇拜观念的认识：语言崇拜源于巫术，是一种迷信，这是我们对这一事象本质的认识。但因为它以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并行成了许多民间俗信，成为一种礼仪，所以我们又要“入境问禁”、“入乡随俗”，尊重和理解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和习惯，以便和人更好地交往。

从古至今的汉字观念主要有：汉字崇拜、汉字否定和对汉字的多维思考。

河图洛书说：是文字神赐说的一个典型代表。“河图”说认为，汉字是神派龙马、灵龟、凤凰等灵物驮到人间的。“洛书”说龙马之文画成的八卦是汉字之源。

仓颉造字说：是圣人造字说的典型代表。认为汉字是远古圣人仓颉所造。

20世纪后期人们对汉字进行思考和论争的成绩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重新评价汉字；第二，拓宽了汉字研究领域。

我国历史上主要的语言文字规范行为：古往今来的统治者都很清楚语言文字在文治、教化方面的功用，因而都大力推行语言文字、特别是文字的规范与统一。仓颉是有历史记载的从事汉字规范的第一人。周宣王时，太史籀整理大篆，作《史籀篇》，为西周及春秋列国文字的统一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秦代的“书同文”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领导的正字运动。书同文就是把各国原有的文字统一为小篆。汉代是隶书成熟期，当时的经典是用隶书写成的。东汉灵帝熹平年间，面对隶书无标准字体、文字失范的情况，批准蔡邕等用汉隶刊刻成著名的熹平石经，为《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论语》七种经书提供了石刻标准本，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碑刻经书的方式对经典语言文字进行规范的伟大工程。唐代以后，楷书通行，历代政府仍通过刊立石经来对汉语汉字进行规范、统一。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亲自领导了语言文字规范工作，开展了简化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保证了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在大陆地区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长时间的广泛范围内的语言文字的规范和统一。

许慎和《说文解字》：东汉许慎面对文字使用和讲解中的混乱情况，以小篆字形为主，作《说文解字》，展示出汉字的形体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妄自解说。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1）南北朝时期，梁周兴嗣编《千字文》，自隋唐至明清，借被采作儿童教材；（2）北宋初年出现了识字课本《百家姓》；（3）元朝初年王应麟编写了《三字经》。

传统识字读物的特点：一是知名的知识分子很重视教材的编写工作；二是儿童教材流行的时间长、范围广；三是注意初学儿童的特点，把识字内容编成韵语，便于记诵。

传统语文教育的主要内容：（1）传统的汉字教学包括识字教学和写字教学；（2）传统的语言教育包括句子训练和作文训练。

传统语文教育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中国传统的汉语汉字教学，一方面充分注意了汉语汉字的特点和学习者的特点，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法；另一方面，语言文字教育与人才选拔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对语言文字教育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三节 以汉语汉字为载体的文化事象

修辞格：是为了使说话增强表达效果而运用的一些修饰描摹的特殊方法。

对偶、顶真、回文、析字、复叠等修辞格的概念：

（1）对偶：是用字数相等、句法结构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一对语句，表现相对或相关的意思的一种修辞格。

（2）顶真：是将前一语言片段末尾的词语作为后一语言片段开头的词语所形成的一种修辞格。

（3）回文：是指调换词的排列次序，正读、倒读都能成文的修辞格。

（4）析字：是利用汉字形体可拆分的特点而形成的一种机智巧妙的表达方式。

（5）复叠：汉语中词的重叠形式比较发达，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特点，可以形成复叠的修辞格，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

因汉语汉字而形成的中国文学在形式方面的特点：汉语汉字的特点，影响了中国文学在形式方面的特点，形成了中国文学特有的形式美，即形式整齐、节奏抑扬。（1）汉语诗歌发达，汉语一个音节用一个汉字表示的特点，使诗歌每行的长短一致，整首诗歌整齐划一。对仗是汉语格律诗的一个基本要求，对仗的运用可以增强诗歌作品的整齐美。（2）骈体文是汉以后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是举世无双的汉语文学样式。（3）散文虽不追求形式上的骈俪、工整，但也经常使用排比、对仗等手法，体现出一定的形式美，形成特有的汉语言散文风格。

汉字的独特艺术魅力，形成了我国的书法艺术和玺印艺术。

与汉语汉字有关的民俗事象：汉语汉字与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民俗事象，如利用语言文字特点来制作对联、字谜，并形成了具有汉民族特点的姓名文化。

第七章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汇与现代化

就文化交汇的典型性与影响的深远性而言，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最主要的有两次：一是从汉到唐几百年间，南亚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一是从明清之际到近现代，欧洲西方文化的传入。

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的消化吸纳与中国化：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与中国化过程，是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流与融合。隋唐时期佛教达到鼎盛，其中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都是中国化的佛学宗派，特别是禅宗。禅宗的主要思想如“心性万物”说、“佛性”说、“自语”说、“顿悟”说、“无念”说、“佛法不离世间”说等，对世界佛学改革特别是中国佛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禅宗是中国化最彻底的佛教宗派。禅宗在中国哲学史、文化史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都受到过禅宗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如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建筑以及民间风俗等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中国文化以其开放的胸襟与海纳百川的消化吸收能力，将印度佛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使之具体地中国化。作为佛教核心的佛教哲学思想经过与中国本土儒、道的渗透、融合，最终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儒、佛、道“三教合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哲学精神。宋明理学，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创造性转化的一个典范。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主要阶段：东汉魏晋时期的初传阶段；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阶段；隋唐时期的繁荣阶段；宋元明清时期的衰落阶段；近代以来的革新阶段。

西方欧洲文化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冲击：中外文化的第二次大交汇开端于16世纪末叶，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初期传教的耶酥会士的东来。第二次大交汇有以下特点：第一，交汇对象起了变化，不再是过去相对落后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西域草原文化与南亚次大陆文化，而是整体水平超过中国的西方欧洲文化，后来还有美国、日本文化。第二，交汇兴趣起了变化，中国人对外来宗教本身表示出莫大的冷淡，而对天文、数学、舆地、水利、火器等科学知识兴趣十足，致使西方不得不采取迂回策略。第三，交汇时间长，从16世纪末叶开始以绵延四个世纪，至尽仍在继续进行之中。第四，交流反差大，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系统造成了强烈的震撼。

按其发展说，中国古代学术主流思想有：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乾嘉汉学以及近代的西学东渐所引起的东西文化和学术的交流、碰撞与融合。

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具有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一）中国物质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这有中国的器物、科技、制造、作物、创造、发明等。（二）中国制度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这主要有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与科举制度。（三）中国精神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中国古代学术主流思想的发展主要有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乾嘉汉学以及近代的西学东渐所引起的东西文化和学术的交流与融合。

四大发明、科举制度、儒家学说对世界文化的具体影响：

（1）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彻底的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与古代及中世纪划分开来，比任何宗教、任何占卜术的影响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

（2）中国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系统的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对西方的议院制、考试制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西方现代行政管理格局的形成。

（3）中国的儒家思想也对欧洲产生过影响，尤其对日本、朝鲜、越南以及东南亚等的影响更为明显。

世界各民族文化是在不断的交流、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不同质的文化的刺激、碰撞、影响、吸收、整合与变迁，从而共同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这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源自《毛泽东选集》）

19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化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文化观点和主张有：“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和“综合创新论”。

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三大主要思潮：“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综合创新论”。

（1）“全盘西化论”：是一些自由主义者的文化主张，其核心内容是“现代化=西方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一无是处，与现代化水火不容，主张不预设任何人为的限制，照搬西方欧美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意识作为民族自救的根本出路。全盘西化论既反对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论，也反对社会主义的综合创新论，表现出对待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和极端化倾向。其代表人物有毛子水、吴稚晖、胡适等。

（2）“儒学复兴论”：其核心内容是“中国文化复兴=儒学现代化”。这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学术思想流派。是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服膺宋明理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传统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从文化上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学术思想流派。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综合创新论”：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文化建设基本战略的重大问题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和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正确主张。这一文化主张是先进的中国人经过长期探索和缜密思考的结果。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能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道路。这就是以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的母体文化，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作为激发现代化活力的异体文化，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起主导作用的主体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中国现代化为主体目标，借鉴中西文化的精华，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特征：（1）有鲜明的时代性；（2）有浓郁的民族性；（3）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性；（4）有吸纳百川的开放性；（5）有深广的群众性；（6）有勇于改革的创造性。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与特征：中共十五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作了这样的表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马克思主义是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是一项根本原则。（2）培育“四有”公民是文化建设的目标。（3）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思想主潮。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日起，就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相联系。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先进文化的结晶，一经传入中国，就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起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深深的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沃土之中，顺应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宝贵结晶。

中国文化概论复习题

名词解释

百家争鸣：1.百家争鸣横贯春秋战国，但也有前后的变化。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更像学者、教师，他们或是宁静地思考，或是广招门徒。而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更像辩士，他们的思想基础～般在春秋时业经前辈创立，他们的作为是在学派间的争论中，捍卫并发展本学派的主张。所以前期的著作多是对老师或创始人思想的语录，后期则多是争辩的论说。2.诸子百家与时代的互动和相互选择。各学派都在不断调整和深化自己的理论，努力适应着社会的要求。学派与学派之间也不断地在相互争鸣中相互吸收、相互影响。

三省六部制：隋朝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即中书省（隋称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诏书起草，是决策机构；门下省职掌封驳，为审议机构；尚书省负责政策执行，属行政机构；尚书省下设六部，即吏部、户部（隋称民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长官称尚书。三省长官共议国政，同执宰相之职。并非必要，但在黄帝心目中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

摊丁入亩：一条鞭法在清朝进而变为“摊丁入亩”——“丁”指丁银，即人头税，摊丁入亩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银额为准，将丁银摊到人家所占的地亩中去征收赋税，实际是取消了人头税。因为康熙五十年以后出生的人口不纳税，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人口的增长。赋税制改革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明清特别是清朝中期以后的社会发展，是受惠于康熙雍正年间的改制的。但不论是一条鞭法还是摊丁入亩，都不过是两税法的延续，其立意不过是在国家税源日趋枯竭的情况下增加朝廷收入，其政治观念的内涵仍未摆脱重农主义范畴。

简答题

简述“文化”名称的来源。

（1）关于“文”的解释：①“文”的本义是“错画”，也就是花纹。②“文”的引申义：在人类认知领域，“文”引申为后天形成的品德、修养，与表示先天素质的“质”相对；在政治领域，“文”引申为“文治教化”，主张利用礼乐教化提高人们的修养而使国家安定，与诉诸军事征服他国的“武功”相对；在天文和人文的区别上，天文指的是自然现象和规律，人文指的是社会现象和规律。

（2）关于“化”的解释：“化”的本义是改易，既包括从无到有的“造化”，也包括宇宙生成以后的“演化”和“分化”。（3）“文化”合起来的解释：中国经典的“文化”是指人的后天修养与精神、物质的创造。

为什么说中国文化属于国别文化？

（l）它有着共同的文化源，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上古的青铜文化，各民族共同开发了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大地；（2）多元的各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互相渗透、互相促进，有许多交融和契合的地方，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3）汉民族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起主导作用，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文化，它在共同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团结和凝聚各民族文化的作用。

什么是两个文化层面，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何？

两个文化层面指上层文化与底层文化。（l）上层文化：指宫廷文化与上层文人所创造、拥有的文化。（2）底层文化：指民间文化，即不依赖于统治阶级的广大人民及其精英人物所创造、拥有的文化。（3）两个文化层面的关系：两个文化层面就其来源，都是原始文化的传承，它们虽在后代有所分化，产生了差异甚至对立，但深究其内在的精神又相互关联、互相补充。民族文化与国别文化都是由这两个文化层面联合构成的。两个文化层面缺一不成其为完整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是两个层面文化精华的苦奉。

为什么说文化是一个历史概念？

（l）文化是一个历史概念。文化的历史传播：上层文化是以文字典籍为媒体的，而底层文化主要靠口头传承。以文化的特质变化为前提，用有关文化的重大事件和典籍事象为界限，文化流变的历史阶段划分是可以操作的。（2）我们说文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一切文化事象都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存在、变异、发展，从而具有某一时代的特色；其次，文化是在历时传承的过程中积淀并确立了自身的传统。

简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区别。

中国古代文化是针对现代文化而言，它是对文化的时代划分；传统文化是对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文化遗产，它不局限于古代，而是迄今为止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增长的人文精神的总和。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性质是什么？

中国文化概论课立足于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问题进行介绍和阐释。在中国文化领域里，它不仅要关注一切上层文化的研究成果，也要研究吸取底层民俗文化的诸多成果。它是一门兼顾历史的关于中国国别文化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课程，是中国传统文化学的人门课程。

简述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基本内容。

（l）有关文化的一般概念。中国文化概论在文化的外延问题上与大文化的概念一致，但在对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尽量注意从人文精神的角度出发。（2）中国文化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本课程所阐述的地理环境，是就曾经影响中华文化发生发展的比较稳定的地理概况而言，不是某一个历史时期具体地理环境的描述。（3）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决定历史发展的诸因素。文化发展本当有自己的分期，但是由于文化发展与中国通史的基本一致性，本课程阐述历史发展脉络仍按朝代分期。（4）有关中国文化分科的知识。本课程采用四分法：生产生活文化、制度文化、思想观念与精神文化、语言文字文化。

简述我国历史上复杂的人口分布。

（1）历史上，青藏高原地区曾居住过吐藩和羌人。靠近青海地区羌族人居住较多，一部分居住在黄河上游河、潢谷地的羌族人。吐藩民族主要居住在今西藏地区。（2）西南地区崇山峻岭，地势复杂，是古代所谓“西南夷”杂居的地区。（3）四川盆地，盆地的周围是林立的高山，居民成分复杂。南面大体属于西南夷；北面是大巴山地区的古巴人、氐人、羌人分布的地区。（4）黄土高原的北邻，是蒙古高原，居住过蒙古人等。（5）东北居住着许多以狩猎和耕种为生的民族。几个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群，如契丹、金人、满族等，都起源于这一地域。（6）珠江水系和闽江水系是两个较大的水系。这一带是秦汉时“百越”民族居住地，后来还有溪、俚、僚等族，此外还有台湾岛、海南岛及漫长的海疆领土。

简述河套地区的要冲地位。

黄土高原的北邻，是蒙古高原，这是一个草原、沙漠、戈壁交错的地带，历来也是北方草原民族进入中原地带的要冲。特别是今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从来都是中原人群与草原人群的必争之地。

简述关中地区的地理条件：

关中地区地处黄土高原，是黄河及泾、渭流过的地区，沃野千里，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许多王朝都在这里建都，养育过辉煌的古代文化。这一地区是四塞之地，黄河在他的西北东三个方面环绕，南面是秦岭山脉，西北有六盘山、贺兰山、备有阴山山脉，东有吕梁山脉及潼关之固，真可谓表里山河！而且南接巴蜀汉中，东联伊洛地区，有丰富的经济后方，又方便的交通，进可攻退可守，古代王朝都在此建都，的确是这里有得天独后的地理条件。

为什么历史上山西居有“天下形势”之说

山西高原的两侧是太行山和吕梁山，中间夹着一条宽平的谷地，既汾河谷地谷地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难与渭河平原相接，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的发祥地、陕西高原的北部与蒙古高原相连接，这个地区是内迁的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的要路；太行山脉中某些断裂处，也可以直通华北地区，所以历来有山西居“天下形势”之说。

数千年来的气候变迁的四大时期：

1、约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属于温暖期。这个时期的时间下限正好是商朝末年。那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有野象等亚热带动植物。

2、从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1400年是寒暖交错期。这个时期是西洲到明朝的初期。（1）其中西周前期为温暖期，之后进入寒冷期。（2）春秋至西汉时期，又进入第二个温暖时期。（3）东汉、三国至南北朝，是第二个寒冷时期。（4）从隋唐至北宋时期，又进入第三个温暖期。（5）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是第三个寒冷期（6）南宋中期到元代中期，我国进入第四个温暖期。

3、从公元前1400年到1900年为寒冷时期。也称为“方志时期”（1）第一冷时期为50年，从明成化六年（1470年）到正德十五年（1520年）。（2）第二冷时期从明秦昌元年（1620年）至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长达100年之久。（3）第三冷时期从清道光十六年（1837年）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共50年。

4、第四个大的气候使其从1900年开始，竺可桢称之为“仪器观测时期”。

形成区域文化的几个因素：

1、自然环境。他决定着一个地区的人们生存质量和状态。2、地理条件的特殊或得天独厚。3、特定区域的人群有明确的区域意识，并于其它区域的人群形成竞争关系。4、典范人物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秦汉时期实施文化的“大统一”，将全国分为哪四个地域文化？

1、“山西”地区。沃野千里，这里的人民好稼穑，殖五谷，有“先王”之遗风。自从秦朝将都城定在此地，汉初又将东方民众迁移至此，好“玩巧末业”的风气也随之形成。西部虽然戎狄间杂，但畜牧业很发达，又有巴蜀作为后方，所以关中人口不过全国十分之三，地不过当时天下的三分之一，但其财富，却占全国十分之六。2、山东地区。齐鲁多鱼盐、桑麻之利，邹、鲁、泗上地区有周公遗风，好儒习礼。3、龙门一碣石以北农牧交错地带4、江南地区。

简述孟子的以时观念：

1、在保护自然方面，孟子提出不违天时观念。2、《孟子。梁惠王》篇谈到如何实施王道政治时说过这样的话“不违农时，谷不可胜用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食人山林木，林木可胜用也。3.、这些话谁染时强调如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但还是包含着明显的自然保护意识在内。4、孟子所言的古代有相当的代表性，例如；先秦时期大规模的狩猎活动都安排在冬天进行，砍伐树木也一般在同样的时候，都含有以时的观念在内。

历代各种起到环境保护功效的措施：

1）山岭资源归王朝所有，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森林不受滥砍滥伐的伤害。（2）汉代长安一带皇家大规模的园囿，对保护西北环境有相当大的意义。（3）历代的皇帝贵族的灵寝，都讲究植树造林。（4）秦汉时期为防止匈奴的进犯，在一些边关要塞处广种榆树，用来遮拦敌人的骑兵，也同时起到了绿化作用。（5）在保护西北环境方面起作用最大的，还是南北朝至唐朝中期牧马场地的广布。唐朝在西北甘陕交界地带，设有规模庞大的养马场，以支持国家的装武备；那一地区，正是黄河几个重要支流的上游地区。所以，在从东汉到唐朝中期近八百年的时间里，黄河有一个长时间的安流期，主要是因为黄土高原地区的植被状态好。

简述明初的植树活动：

1）明洪武23年朱元璋为准备建找一支海军船队，在南京周围种植了近5000万棵梧桐树合棕榈、漆树。（2）第二年还下令移民到淮河一代的居民，每家必须种植200棵桑树、200棵枣树和200棵柿子树。（3）明洪武年间的种树总量在10亿颗左右。

简述古代利用自然的一些失误：

1过分开垦土地。（1）过分开荒破坏了植被生态，结果引起沙化。（2）开垦土地破坏环境的事例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有。过分追求粮食生产，大片土地围湖造田，致使两湖一带湖泊水的吞吐量急剧下降，每当长江汛期一到，中下游地区水患变得十分严重。同时由于上游地区森林的采伐过重，长江水的泥沙含量也不断的逐年增加。

2林木的滥砍滥伐。（1）在北方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更加严重，森林资源的损失，即意味着黄河流域的水灾总体看上去呈逐渐增加加重的历史趋势，主要因素是泥沙含量越来越大，一支下游平原地带形成地上悬河。公元10世纪以前，黄河虽有改道现象，但不严重，基本是稳定的、安流的从10世纪到唐五代开始，黄河下游迁徙变为常态。主要原因就是中上游地区森林被砍伐，牧场被开垦成耕地，自然植被破坏严重。

（2）与黄河迁徙互为因果的是北方原有的大量湖泊的淤塞以至消失。没有这些湖泊的吞吐作用，黄河的危害更为严重。到了明清以后，黄河夺淮河入海，又造成淮河流域的大灾难；而淮河在此以前，一直是一条河床很深便于航运的“利河”。明清统治者片面地保护大运河交通，不从根本上对黄、淮加以治理，最终酿成了更大的灾害。

新石器时代的三大文化成就：

农业、制陶和石器的磨制与钻孔，是新石器时代三大文明成就。

1.农业的发生是人类历史划时代的大事。在世界为数不多的几个农业起源中心中，中国独有其二，即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耐旱谷物农业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

2.石器的磨制和钻孔，体现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磨制石器的发展与农业发生同步。3.陶器的制造是贯穿于新石器时代重要的手工业。制陶技术经历过贴塑、泥条盘筑及慢轮加工和快轮加工几个大的阶段。快轮加工陶器在仰韶文化时就已经出现，经过不断提高，到龙山时期已遍及黄河及长江流域。陶器的烧制还带出了另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手工业——青铜器制造。龙山文化时代，除良渚文化外的所有文化遗址，都曾发现过铜器，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夏商文化特点：

夏的文化特点《礼记。表记》说：“夏道遵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遵命”、“近人”而“远鬼神”，即所谓的“夏上（尚）忠”。（l）从鲧、禹治水的故事，可以略作推测。鲧因治水不当被治罪，而禹仍然恪尽职命，劳形天下，这就是忠。（2）从夏人与土地的关系中也可以得到认识。《国语》说夏在虞舜时期专门负责“单平水土”，孔子也从禹的“卑宫室而尽力于沟洫”去赞美他。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说：“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城址，据说是'禹都阳城'所在。……或因'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城垣一度被……大水冲毁，处于安全防卫原因，人们在紧傍原城西部又再筑其城，后又遭山洪，北垣外出现一条东西向大冲沟，城垣东北隅被冲垮。面对洪水再三肆虐，人们仍'尽力沟洫'，没有轻弃故地，在治理自然环境方面作出了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这绝不是禹或某个人的“尽力沟洫”，而是一个人群脚踏大地，在大自然的风浪中百折不挠精神的体现。勇于与洪水搏斗，在大地上开辟生存空间的实干精神，是夏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气质。

分封制的历史作用（特点、意义）

1.作为一种制度，分封实际承认了包括商人在内的异族人生存的权利。西周王朝的历史功绩在于它“孵化”出一个统一的文化人群，中华民族的基于由此生成，后世一切统一家国社会的建立，都仰仗这一基础。2.旨在维护王室的统治分封，实际形成的是周王与诸侯共治天下的局面。周朝的分封，各诸侯国有自己的土地、军队和人民，是实体性的政权存在。王朝要使诸侯有效地捍卫周室，必须向它们让渡权力，而诸侯要想保证自己的存在，必须捍卫王朝的利益。分封制是一种富于“弹性”的制度，与后代王权专制有重大区别。3.分封制是一个激发历史创造力的制度。分封制超出制度本身的意义，是多姿多彩的上古文化局面的开辟。到春秋战国时期，个性鲜明的地域文化重新汇集、相互吸收，激荡出灿烂的“百家”文化。

简述儒家文化的主要内容：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儒学的文化背景是鲁国礼乐文明。

（l）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仁”的含义在孔子的言论中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但通观《论语》及其他儒家文献，'仁者，人也“的说法最为基本。”他人也是人“，所以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是”仁者，人也“的最基本的要求。

（2）孔子也很看重“礼”，并反对把“礼”看成“钟鼓玉帛”的形式，而是维系社会和谐、上下关系的保障物，实际也关乎人的生存，所以他强调人们应当用真诚之心去尊礼。“人而不仁如礼何”即是这样的意思。孔子特别强调为政者的道德感化力，如果上层人物以仁道治理社会，就会像天上的北辰那样，成为世人道德的方向。

（3）孔子“仁”的观点，由孟子发展而为“仁政”，就是要求君主“制民之产”。孟子面对的现实与孔子不同，孔子时代是旧贵族普遍地堕落，而孟子面对的是残暴嗜杀的新贵，所以“救弊”方略有不同。但他们都把救世的理想，与掌权者的道德觉悟连在一起考虑。这是儒家学说中“救时弊”的内容，它基本是后代描绘社会蓝图的价值尺度，也是思想家社会批判的思想武器。

（4）儒家学说还有关于人生理想的内容。孔子不谈超越形上问题。用仁道仁心善待他人就是道德就是善，儒家认为这种善、道德根源于“天地之大德”。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即人是天地创生的，含有天地之德。但这种德，只是一种根芽，需要加以培养，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最终成贤成圣。这就是儒家“修身之学”。另一部儒家重要的典籍是《大学》，认为最有价值的人生是从“修身”开始，一直到“治国”、“平天下”。儒家的人生哲学，是伦理的也是宗教的，对中国人的人生观有莫大的影响。

简述道家文化的主要内容：

道家先秦道家重要的人物是老子、庄子，老、庄之间在思想倾向上有相当大的差异。

（l）老子①在人生观上，老子“清虚自守，卑弱自持”；②在政治上崇尚“无力而无不为”。即以“无为”的状态达到“无不为”的效果。“无为而无不为”的最高境界是天地自然，所以老子说“道法自然”。取法“自然”，就需要“治心”，需要“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只有摆脱～己的成见，矜持、私心等主观的障碍，才可以全面地认识外物，不受蒙蔽，才可以有效地驾驭臣民，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2）庄子①庄子哲学的宗旨重在个体精神解放，这种宗旨的最高表现是“逍遥”，即无矛盾地生存于世界之中。庄子的解放，是主观形态的解放，他并不否认矛盾，他只是强调主观上对矛盾的摆脱；他也不否认客观现实，只是强调超越的生活。摆脱、超越的方法就是“齐物”，即避免用是非、大小、好坏等主观倾向看外物，实际也就是打破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限制。②庄子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对生活中各种欺压、纷争、污浊，有着深切的感受和极端的无奈。因此他的人生哲学特别容易为后代那些现实的失败者所接受。③庄子哲学积极的影响在于艺术精神的培养。他那打破小我与天地自然合一的超越精神，特别能涤荡人的心胸，以审美的意态观照世界，对中国的诗歌、绘画等，有重要的影响。

简述法家文化的主要内容：

法家法家在先秦明显分前后两期。法家的兴起与春秋战国之际政权的交替有关。西周以来各国的老贵族被一批新贵取代，建立起新的政权，势必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有所改制，法思想应运而生。

（l）早期法家人物的代表是齐国的管仲，魏国的李俚以及在楚国、秦国变法的吴起、商秧等。他们试图对宗法社会的旧结构及礼法习惯有所革除，目的在富国强兵。早期“法”的精义是“尚公义”，即建立普遍的法度，上约君主，下约民众，以一种公平的法度治理国家。但商秋变法只做到了“下约民”，坚持“上约君”，先使他自己遭受了车裂肢解之灾。富国强兵的理想在秦国是实现了，而早期法家的政治理想，却部分地破产了。这是法家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枢纽，后期的法家越来越变为君主集权专制的阴谋术。

（2）后期法家的集大成人物是韩非子，他把商秧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结合在一起，发展一套专门为君主权力斗争服务的法术之学。在“法”的方面，后期法家使“下约民”的一面畸形发展，主张对民众严刑峻法，所谓“以杀去杀，以刑去刑”。法家理论对后代中国政治影响极大，负面作用极深。

墨家文化的主要内容。

墨家学派产生于春秋时期，创始人墨翟。

1、墨家思想的核心是“兼爱”、“尚同”、“尚贤”。“节用”“非乐”等。（1）“兼爱”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即不分差等、不分亲疏远近地互爱互利。这主要是针对统治阶级的兼并战争，所以又与“非攻”的思想密切相关。（2）“尚同”是强调治理天下要统一社会意志。（3）“尚贤”是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4）“节用”是节省财用，这也是针对统治阶层的奢侈浪费提出来的。（5）“非乐”是墨家反对敲剥民利的“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竿竺之声”。因为统治者一作乐，必然要厚敛百姓，号称是治天下，实际是乱天下。保护民利，是墨子思想的主要倾向。

2、墨子学派的出现本身，是那个时代私有生产大发展的结果，标志着私营劳动阶层已经开始有思想的代言人。在当时没用哪个学派能像墨子那样，完全以劳动者的出身、站在私有劳动者的立场上，向上层社会申明自己的利益，捍卫自己的财产。诚然这个学派有它的局限，但那是他刚刚兴起时的幼稚；尽管幼稚，也显示出它独具的气魄。像“选贤”做“天子”的想法，就不是其他学派敢提出来的。这个学派在问世不久即找到毁灭，实在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百家争鸣能有这样的思想流派的出现正是其后代思想运动难以企及的地方。墨家发展到战国时期，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逻辑和科技方面有不少发明创造。

简述阴阳家文化的主要内容。阴阳家阴阳家以战国时期的邹衍为代表。

（1）《汉书*文艺志》说：“阴阳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经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涉人事而设鬼神。（l）邹衍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五德终始“说，解释朝代的变更，对当时的诸侯有很大的震骇作用。（2）阴阳家的理论对后世中国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都有很深的影响。（3）阴阳家的理论对后世中国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董仲舒有它来解释《春秋》，建立了”天人感应“说，而民间的各种禁忌迷信，也多为阴阳五行思维方式下的产物。

简述名家文化的主要内容

名家名家又称刑名家，创始人是春秋时代郑国的邓析，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公孙龙、惠施，后期的墨家学派及庄子的某些理论，与这个学派也有密切关系。邓析当年专门帮人诉讼，“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狡辩术取胜，到公孙龙、惠施则有所谓“离坚白”、“合同异”之争，涉及的是事物的概念与实际（即“名”与“实”）的关系问题，有很强烈的思辩色彩。这一派的学说也是随着战国的结束而消失了，随着近代西方哲学的输入，人们才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

分封制向郡县制度的转变：

从秦朝建立到汉武帝初期百余年里，王朝政治经历了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反复。1.秦朝实施郡县制，但分封的观念依然大有市场。秦末的暴政激起万民的反抗，不少六国贵族的后人试图利用民心恢复旧制。2.汉高祖刘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分封主义者，他的封异姓及“非同姓不王”，都是证明。3.汉文帝、景帝时期，西汉同姓分封制相对稳定，但是不久矛盾就爆发了。汉景帝时以吴国为首的“七国之乱”的爆发及其平定，标志着分封诸侯做法的彻底过时。4.经过汉武帝一番切实的削弱政策的实施，郡县制作为王朝惟一的政治制度，最终得到确立。政治大一统的格局由此正式形成。

简述南方的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不仅是北朝的现象，也发生在南朝境内各民族之中。中原人群的南迁及对南方的开发过程，也正是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南朝被融合的民族主要有蛮、溪、俚、僚等。蛮分豫州蛮、荆州蛮和雍州蛮，分布范围大体在今湖南、湖北境内和陕西、河南一带，有的还进入当时北魏境内。这些民族其实都是些山地居民，生活多以种植粮食为主。南朝政府或用武力迫使他们成为国家纳粮交税的编户齐民，或在这些民族聚集区内设立左郡、左县直接统治。经过长期与汉族的杂居，族群界限逐渐消失。

简述魏孝文帝的改革：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各内迁民族中，以鲜卑人拓跋氏一支为最晚，入主中原以前汉化最浅。逐渐拓跋氏开始抛弃自己的习惯，采用汉族知识分子的建议，实施均田制，切实地促进了鲜卑人从游牧向农业居民的转化。孝文帝的改革，带有浓郁的“南朝化”特征，迁都洛阳、改用汉姓；最带模仿南朝痕迹的是定族姓，将鲜卑族贵族人为地门阀化。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孝文帝的措施，无疑是积极而开明的，但就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孝文帝的措施多是不计后果的。迁都洛阳，使北魏政权失去了稳固的部族基础，定族姓也无形中把部族中的不平等表面化、合法化。特别是迁都以后，南迁的鲜卑贵族与留在北方的贵族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异。加之奉行排抑武人的做法，最终导致了部族内部的分化，以致六镇武人的起兵。汉化的趋势～时间出现逆转。

南方经济的高涨：

在南方的长江中下游流域，中唐以后水稻农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人们大兴水利，促进了稻作农业向集约化方向扩展；曲辕犁也被广泛使用于水田了；插秧技术得到推广，早熟的品种被引到那里：这一切促使着稻米产量大幅度提高。南方的稻米对减轻全社会生存压力有重要意义，也是唐宋时期国脉所系。粮食产量提高了，丘陵旱地也被开垦出来了，有更多的土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茶叶在唐代就成为包括一般平民百姓在内全社会的日常消费。在全国贩运茶叶是有利可图的事业。茶树、桑树、漆树、竹子广泛栽植。经济作物的发展即手工业在南方有长足的发展。陶瓷制造业唐代前期中心在北方，以后逐渐南移，到宋代，景德镇已经变为天下瓷都。而陶瓷制品也在唐宋之际成为百姓一般性日用品。此外像盐业，矿冶业，南方都有长足进展

市井文化的兴起：

城市不仅累积着财富，也荟萃着人文，兴起了适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市井文化。

1.话本：讲述历史及人世间故事的“说话”从中唐以后就兴旺起来，有了行会并在南、未进入“黄金时代”。记录“说话”的文章叫“话本”，是后来白话小说之祖。

2.宋杂剧：在瓦舍勾栏中演出，并且已商业化。以温州为发祥地的南戏与杂剧南北相应。此外还有滑稽戏、傀儡戏、影戏等等，都在市民中找到了自己的观众。

新党旧党的分歧：

道统在宋代演变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气概；心性内容则由深感唐末五代“无廉耻”的士人发展为理学、道学。北宋实行的文官政治，士大夫集政治家、诗文家、学问家于一身，本着各自的道德学问及对现实问题不同的理解为政，宋代士大夫出现类似后世“党派”的政治群体。北宋有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等为首的“旧党”。试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属于新党，以“扰民”、“生事”、“与民争利”为理由反对这种变法的为旧党。

新党代表士大夫积极有为的精神，旧党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反动”。两派的分歧产生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旧党认为，现有政治体制及种种政策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出在官员们不能正确执行，而且与其像新法那样向民众开财源，不如从皇帝及朝廷的节约做起。同时旧党许多人更敏锐地注意了“吏治”问题，即王朝各级行政官僚、胥吏实际存在的因循及弄权舞弊的问题。新法必须由人去执行，但有这样一批官僚实际操作，再好的办法也得变质。

新党则更多从应当如何一面去思考问题，王安石所设计的方案，如果真正被实行，也的确能起到改善社会的作用。然而问题是他先就遇到了旧党的阻力，此外也正如旧党所说，官僚胥吏们在执行新法时的上下其手产生的副作用极大。众多的官员不同意他的变法，王安石就用迎合他的人，变法中营私舞弊现象越发严重。王安石变法一时间起到一定作用，有的措施还被证明行之有效，然而总的说来却是失败了。但变法本身确实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进取精神。

元朝民族融合的新特点：

在元朝，辽、金治下的臣民被通通视为汉人，久之他们之间原有的区别消失了。部分进入中原的蒙古人逐渐变成农业居民，在元朝中原统治崩溃后，改用汉姓，也融合在这北方新形成的汉族之中了。今天的北方人大多是元朝新融合成的汉族后裔。同元朝征服者一起进入中原的色目人，经过长期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