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技术:优根性与劣根性

一个民族（种族）乃至每一个国家的民众（国民）依据其生存的文化环境及遗传基因，在其信仰、性格、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诸方面共同铸注了自己独特的国民性（或称种族特性）。国民性在包含信仰、性格、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元素的同时，它自然存在着有利或不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正面与负面因素，即优根性与劣根性。优根性与劣根性在整个国民性中哪个占据主导地位，也就决定其文明发展程度的快慢和进步的大小，甚至是衡量一个社会健康与不健康、正常与不正常的主要依据和标准之一。

冯骥才认为：“国民性是文化学最深层的问题之一。国民性所指是国民共有的文化心理。一种文化在人们共同的心理中站住脚，就变得牢固且顽固……其实任何国家和地域的集体性格中都有劣根性。指出劣根性，并不等于否定优根，否定一个民族。应该说，揭示劣根，剪除劣根，正是要保存自己民族特有的优良的根性”。

一般来说，扬善弃恶，反思、批判及舍弃劣根性与弘扬和发展自身的优根性乃人类文明与理性的根本做法，否则，乃毫无理性的盲目而疯狂的思想行为。不会或拒绝反思以及其尚未形成独立思考能力是缺乏理性之根本，这是感性思维群体的主要特征。通常，人们不喜欢批评自己的意见，而喜爱拍马屁式的迎捧。可事实是，这对于治疗自己的疾病并无一点好处，只会在阿媚吹捧中迷失了方向找不着北，甚至加重了病情。因此，否定一个民族或国民的劣根性并不意味着为了否定该民族或国民的优根性，相反的是，否定劣根性的目的就在于减少和杜绝该民族或国民劣根性的同时，发展和扩大自己的优根性。除非该民族或国民性中已丝毫不再拥有优根性存在之，这样，否定劣根性就是否定其国民性之说法方可成立。可是，一个已毫无优根性存在的民族为一个什么性质的民族？恐怕这在人类世界上并不存在。如果硬说是有存在的，那也只不过是一群禽兽，非人类也。

纵观历史，中华民族的优根性有勤劳、节俭、聪明、爱思辨、创造性、重感情、讲礼仪、善良、朴实、孝道等（早期的国民性），这是值得我们做为其一分子骄傲和光荣的事情。“四大发明”、《黄帝内经》、《易经》、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华人在国外屡有诺贝尔奖金获得等，就可以证明华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民族所在。然而，我们至今仍然存在着的劣根性有奴性、冷漠、懦弱、无是非观、缺乏公德心和公共意识、贪小便宜、红眼症、窝里斗等。中国人的劣根性更多的是在当惯了奴隶并被奴才化教育下才酿成之。

冯骥才在前面所说的国民性是文化中最深层的问题，这主要是指其根植于一个相当复杂的环境下酝酿被塑造起来的原因。

在中国，唯有柏杨方敢直指国人之劣根性所在。借助于小说形式的只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而很难引发人们的反思和警觉。如果说鲁迅所塑造的阿Q形象，只会给国人留下一个饭后的笑料的话，那么，柏杨便直接敲响了国人的警钟。这就是杂文与小说在功能上的区别。柏杨凭借其敏锐的直觉，强烈的责任心，理性地反思着我们每一个作为华人的劣根性，并将其勇敢地揭示了出来，直指问题的心脏，这是莫大的胆识和勇气。应当说，他也是体验过专制的无人性和备受过其迫害的人。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文中指出：“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文化”。

虽然，国民性是其文化环境熏陶和塑造下的产物，基因则是对这个因素的传承。但是，我们也请不要忘记一个社会的体制有左右其文化走向和存在状态的决定性作用，当在野蛮暴力的专制强制之下，政治体制便充当了这个角色。从这个角度上说，国民性虽然为其文化所塑造，但乃然是一种体制下的产物。即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民众便能自由选择和作出自己喜爱的行为；而专制强迫之下，民众唯有被动而无奈的服从，如中国秦朝的“焚书坑儒”、汉朝的“罢黩百家，独尊儒术”、明朝以来所规定的“八股文”、清朝的“文字牢狱”、近代的唯马教是从和唯猫论等，这些都是政治体制在决定着文化走向和文化状态的佐证。在自秦、汉以来的二千多年历史过程当中，在这一个提倡和崇尚“君君臣臣”社会等级森严的大文化环境背景下，国民性的特征也就集中的表现在奴性十足和严重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此两个方面上。而且，这个服从往往是盲目或无奈的，也是缺乏理性和毫无自主性的服从。劣根性便根植于此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柏杨直指劣根性的根源在于专制，这是问题的根本，是直插入这个问题的心脏和要害。

冷漠起源于法律与公理始终掌握在非正义手里，公平始终得不到保障和伸张，这是处在这个境况中的人们基于自保需要，对他人爱莫能助的心理现象。爱贪小便和喜欢计较鸡毛蒜皮的窝里斗是因为民众在社会上的最大利益已被遭到掠夺，因而只能在小利益处计较和图谋着。无公共道德与公共意识则源于该社会所有权是私人的而非公众人共有的原因，如天下乃皇帝个人的天下现象等，因而，小民就只能在残茶剩饭中寻求最大化。红眼症是因为过惯了小日子，从没有过上大日子所养成的狭隘思维，只会被统治下妒忌臣民之间收获所得的小民心态。奴性是被统治对统治者手握生杀大权的敬畏和崇拜意识进入到骨髓后的奴才秉性。

柏杨说，他走到哪里都要讲这个问题，以唤起中华民族对自身的反省。反省是走向进步的开始。此言足见他这种恨铁不成钢的热爱自己民族的强烈感情吧。

一个只会回避和不敢直面自己劣根性的民族是一个缺乏自信心的民族，相信其持有之优根性也所剩下有限。正如今天的我们还剩下什么优根性？恐怕更多的是在流失着，如爱思辨、善良、创造性等优根性的消失。勤劳节俭之所以能够传承了下来，这还应当感谢历朝历代中的统治者对这个优根性的情有独钟；这样，统治者便能更多更奢侈地享受着民众的劳动成果，而民众的辛勤劳动只能过着节俭的日子。对重视和讲究礼仪来说，这更有利了君臣等级之间的区别需要。相反的是，对于爱思辨、创造性则很不利于专制统治的稳定，要统治一个聪明的且会思辨的民族是很具有危险性的；而统治一群不会思辨的绵羊则非常容易。这也是历来的统治者为什么要坚持实施孔孟之道这种文化教育（愚民教育）的内在原因。

愚化下的民众（国民），只会加剧和发展了其劣根性，其本身就是愚昧的存在，他又如何能够识得劣根性的严重危害性的呢？又，在专制统治者蓄意地宣传和误导下，对自由思想地层层禁锢；故而，万般条件已具备，劣根性乘机愈演愈烈。

可以说，一个民族的优根性与劣根性之间的此消彼长，制度左右了文化，文化又决定这一消长转换机制。柏杨虽然直指劣根性为酱瓷文化污染下的产物，但他仍然明白其乃专制下所缔结的。一个社会中拜金主义的泛滥成灾和道德普遍沦丧，对他人地冷漠和对权势地奴性，此并非偶尔的现象，而是有着其必然的内在因素在主导并决定下的必然结果。

最后，余来总结一下，那些劣根性已深入骨髓者，自会以劣根性为荣，痛恶和排斥优根性。因而，自然而然是要仇恨于柏杨先生这种斗胆揭其丑陋面目的行为，如那个李什么傲的这个文化老留氓便怀此种心态来攻击柏杨先生的，非常不知羞耻；也许正如柏杨所说的“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的这种情形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