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植物杀虫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悲惨命运（转载）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悲惨命运（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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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悲惨命运的历史实证

                       ——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及其他

    中国1973年的历史，和反潮流的“英雄”们是联系在一起的。作为极左时代的产物，无论是白卷英雄，还是反对“智力第一”的小丑，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笑料。而一个福建莆田的农村小学教师的“百姓呼天录”，却可以看作为一次流芳百世的义举。因为他以个人的遭遇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时代的人民疾苦。尽管他后来在飞黄腾达之后，忘乎所以，大类孙猴子做了弼马瘟。但那也只是一场在特定的政治历史环境中发迹的小老百姓的南柯一梦而已。

    1972年12月20日，苦于自己上山下乡的儿子生活衣食无着，而自己又束手无策的困窘局面，在走投无路中，李青霖突发奇想，冒天下之大不韪，给远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主席发了一封信。这封信情状恳切、言辞悲痛，读之让人心悸。不啻为两千万知识青年的苦难决开了火山的裂隙。也是机缘巧合，不知怎的，这封信居然能通过层层政府的邮检，上达天聪，本身也算是一个奇迹。

    李青霖写到：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你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

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听从你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到莆田县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务农。

我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今年冬，我的另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依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了。

面对我们这里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谨此致敬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

（该信有删节）

    李庆霖的这封御状，冲破了1973年“莺歌燕舞”的升平气象，以大无畏的勇气揭示了那个年月无数没有政治社会背景的人家，其子女上山下乡后的悲惨处境。以至于当年四月，在无数子女共一命运的好心人的帮助下（按照常理，此信要经过邮局邮检组检阅予以扣留；或者到达北京后，由北京邮局相关部门截留报公安系统备案，并调查处理写信者；侥幸过关，也要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审查。但是上山下乡，牵涉到千家万户，千万父母为之揪心。为此所有见过此信的人，都有一个共同心理，装糊涂，放此信过关，巴不得送它到毛泽东手中，以求子女命运能够改观），这封御状到达毛泽东手里时，竟然使他潸然泪下。尤其在读到“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这一段时（引文删此节），大概也动了思子之情，不觉老泪纵横，竟破天荒地提笔给李青霖写了一封回信：

    “李青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当着两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两千万回乡知识青年在饥寒交迫线上苦苦挣扎时，当着数千万父母为自己下乡务农的子女前途未卜而夙夜忧思时，毛主席的区区三百块钱无异于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苦难。但心到就成了。这封信不但感动得李庆霖泪水磅礴，促使他又送二儿子上山下乡，拒绝了县里要抽调他大儿子上学的美意。也感动了全国亿万父母。使他们似乎都沐浴到了旭日的光辉，感受到了那伟人博大慈爱的胸怀，全然忘记了，他们子女的这种命运是谁一手缔造成的。而二千万上山下乡，更多的回乡知识青年，除了有后台背景的以此经历为资本，参军、升学（工农兵学员）、入党、提干，从红卫兵闯将，下乡先锋，到后来镀金深造，出国留洋，成了军队将领，国企老总，政坛新星；还有一部分人凭籍个人努力，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得以改变命运外。延迟到1979年初大规模返城风回籍的知青，只能进入地方企业、街道工厂，成为个体小贩、脚夫，在后来经济改革中，小部分人能凭借运气，闯劲；改变命运，大部分沦为下岗失业者，一生境遇悲惨，无以言表。

    毛主席的信促使全国各地成立了专门的知青办，把知识青年的安置当回事来抓。办了青年点，盖了房，贪污建房费和迫害知识青年的事件大大减少；80%的知识青年有了房子住，60%的知识青年实现了自给。粮食不够吃的由国家补贴，每月20斤，8元钱。不管怎样，处境有了改变。而这一切，是被动来临的，是一个乡村教师恳切悲慨的信件，促使了伟人的慈悲情怀。虽然作为领袖垂青过的人物，必然会被相关权利人物瞄上，并引为己用，成为招牌。小学老师本人，一是无法摆脱这种政治的垂青，二是也无以识别毛泽东最亲近人的真实面目，三是任何小人物，一旦时来运转，平步青云，肯定把握不住自己，所以李庆霖后来的命运也是一种必然。

    自莆田成立知青办以后，李庆霖由副主任做起，由于政治与宣传的需要，直升到福建省高校招生办副组长，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知青办成员。大富大贵，显赫一时，无异于做了一场黄粱美梦。只是后来成了“四人帮”的亲信，才落到树倒猢狲散的境地，以无期徒刑转为有期而重归故里，孤独地住在莆田家乡的一间小屋里，靠回忆与追思打发着岁月。像一个尝尽了人间酸甜苦辣百味与世态炎凉的无怨无悔的乡村知识分子，终身在梦幻中沐浴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荫里，久久回味着1973年那春天的温暖与阳光。

    李庆霖的告御状将作为20世纪70年代最珍贵的历史篇章而会永久地在人民中传颂，因为，它以领袖认可的形式，证明了那个年月，知识青年先前的悲惨命运，不是空穴来凤，是铁的事实。

    至于李庆霖在信中所说的干部子弟走后门的事情在当时已是一个赤裸裸的现实。从大学恢复招生伊始，大到毛泽东司令部的成员，文革中上台的新贵，小到县城、公社、大队、生产小队的头头脑脑，都在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子女通过各种关系、途径送到大学、军队、工厂，甚至机关里。只剩下牛鬼蛇神、走资派、及平头老百姓，真正的贫下中农的子女，老实巴交地继续呆在农村里，修理着地球，建设着社会主义的赤贫的新农村。

    实际上，中共中央早在1972年5月1日针对大学工农兵学员招生中的舞弊行为，就下达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规定：凡违规招生，将严肃处理有关人员，并将学生退回。时仅一年，中共中央却换了口气，在当年八月份的一封文件里，这样论述：从后门进来的不一定不是好人，从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一国堂堂的政府，模棱两可地评价一个举国为之不平的现象，全然不顾自由、平等、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等等。在两难选择中，取诡辩之道，这文件也当属荒谬绝纶的了。

    屯田实边是中国的一贯国策。秦始皇统一天下，迁六国强梁富豪于咸阳，毁天下兵器，铸以为金人十二，于天子脚下监管四海豪强，以为长治久安之计。西汉设朔方郡以安北狄，建河西都护府以和西戎，皆以屯田为久远计。东汉赵充国屯田于河湟一带，安抚西羌，靖边达五十余年。朱元璋北伐以来，为了抵御瓦剌，鞑靼南侵，于中原迁徙内地汉民沿长城九边来屯田实边。宁夏一带，祖传来自山西大槐树下便是明证。建国以来，从六十年代下放城市居民，到文化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无外乎是两个原因。从政治上，借此以清理城市人口，排除异己，净化阶级队伍，巩固共产党在城市的统治地位；在经济上，摆脱城市人口膨胀，住房、就业、求学、交通以及社会福利的压力以减轻政权的负担。在文化革命中，由于经济长期低迷不前，生产力水平未高速发展，城镇就业形势已经日益严峻。大中专因为否定十七年教育路线的结果，不再招生，国家已没有能力来安置几千万毕业的青年学生；又怕经过革命斗争，熟谙政治内幕，富于组织纪律和冲劲的他们聚集在城市里串联闹事，酿成大祸；遂以分而治之之策，将他们送到贫困而能容纳百川的农村中去，连衣食饭碗都顾不住，也就谈不上什么政治热情和倾向了。

    其实，除了少数深受极左思潮影响，又执着认真的人甘愿扎根农村，一辈子种地外，天下的父母和知识青年本身，谁愿意背井离乡，在艰难劳作中，跋涉在充军式的上山下乡生活中呢？不过身不由己，只能听凭命运安排罢了。世上的事就是这样，调子唱得最高的，往往就是事不关己或者可以摆脱利害关系的人。那些不断地动员别人家的子弟下乡务农的权贵们，一俟时机成熟，条件许可，明里暗里，就会通过各种渠道，把自己的子女塞进返城的行列里。因之，1972年以后，大批的干部子弟，可以堂而皇之地通过走后门，参军、升学、就业。只苦了平头老百姓。

    法不治众，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中央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默认其事；又畏惧舆论，不得不故作姿态，也就有了那模棱两可的中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