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家里只有我一个小孩，比起那些家里动辄就是四五个孩子的家庭，我们家就显得有些宽裕，我还曾为自己能穿上比别人漂亮的衣裳而觉得自己很幸福，全然不知道坐在街边的那对男女心里受的是什么熬煎。
喧闹的十字路口，一个精瘦的中年汉子围着一条看起来干干净净的粗布围裙，坐在小板凳上，低头修理着手里的旧皮鞋；他的旁边坐的是一个风韵犹存的女人，穿戴也是干干净净，两人守着一个小小的修鞋摊。男人一面干活，一面还看起来有些唯唯诺诺的迎来送往，饱经风霜的脸上挂着麻木的笑容，旁边的女人半埋着头，不知是真的忙碌还是难为情，偶尔抬起头，匆匆扫视一眼大街，又低头干活。
那就是我的父亲戴玉书和母亲蔡素君。
稍大一点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家的与众不同，才发现人家都用一种鄙视的余光在乜斜着我们。看看父亲，我从父亲谦恭的眼神里看出他深埋的桀骜；再看看母亲，我在母亲的落寞神情里看出她隐隐的不甘。
记得小时候小朋友们都三五成群在一起跳橡皮筋，而我经常把皮筋绑在两只板凳上，一个人跳着玩。妈妈曾经给我买了一条很漂亮的皮筋，也有小朋友经不住漂亮皮筋的诱惑和我一起玩，可他们总是会被哥哥姐姐或爸爸妈妈拉着手离开，一边走一边还回过头来对我指指点点。
在我印象中,文革期间，总是不停的发起一场场大大小小的“运动”，记忆最深的就是父亲在历次运动前的行为,隐约记得那时候好像一个“运动”来临之前都会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广播里一阵排山倒海的口号,咋咋呼呼的噪音不绝于耳....
于是人们都知道运动要来了----“地、反、坏、右”夹着尾巴了；造反派们兴奋了！
于是我父亲也忙碌了,他首先在他常去的理发店把本来就很短的平头推得更短,然后穿上那双系带的球鞋,最后拿出一小瓶“绵竹大曲”（一种四川绵竹生产的白酒）呡上两口,单等造反派来带他去学习班交代问题.他戏言他是老运动员了,所以当然的每次运动是少不了他.
一直到八十年代，父亲“平反”以后，蓄上了铮亮的背头，我才知道父亲其实喜欢留背头，那个年代之所以留平头，是因为他经常被批斗，而造反派则喜欢把反动派倒剪双臂，手抓他们的头发，弄得他们狼狈窝囊、丑态百出方能大快其心。父亲头发短，就会免去一些痛苦；换球鞋则是总结了一次教训---有一回被造反派推着跑时候丢了一只鞋，结果晚上回家发现没鞋的那只脚又青又肿还流了血。
记得那双深蓝色带白边的回力球鞋每次用后都洗得干干净净的放在一个老式躺柜里面，要用的时候，父亲很认真拿出来，换上，还开玩笑的说：“再有一副绑腿就好了。我的感觉就像上战场一样。记得到朝鲜的前夕，我们发了两副好绑腿，又漂亮又结实，要留到现在就好了。”
那时候我会似懂非懂的看着父亲，甚至觉得很有趣，父亲神态自若的换鞋、镇静从容的调侃，还不忘微笑着嘱咐我在家要听妈妈的话，那神态不像是去挨批斗，精神抖擞的像去参加一个真正的运动会一般，要不是母亲在一旁压抑的哭声提醒我那绝对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我一定会像造反派一样兴奋。
很多年以后我理解了父亲，为了不让妻儿担心，为了保留一点男人的尊严，父亲是在含悲忍怒，强装笑脸。
通常是父亲剃好头换了鞋的第二天，就会来几个带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气势汹汹的站在我家门口：戴玉书，快点！跟我们去接受组织上的审查！
父亲也不说话，淡淡的看看几个造反派，任由他们推搡着去了学习班。然后母亲和我收拾好被褥，洗漱用品，再送到学习班去。
二往事
父亲戴玉书和作者在70年代
大概是我上小学三、四年级期间,已经是文革后期了. 父亲和战友们开始为自己申诉，一年总有三、四次草拟、整理申诉材料，因为我父亲的名字戴玉书三个字倒是透着浓浓的书香气,他本人却是文盲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所以申诉得别人帮忙写，开始父亲是请他的一个老右派朋友帮他执笔，次数多了，看起来解决的问题希望似乎遥遥无期，老麻烦别人可能有点不好意思，后来看到我虽然数学成绩很糟糕，作文成绩却不错，于是就由我学着陆陆续续的帮父亲写申诉。
听父亲叙述那些往事，小小的心灵非常震撼,那血与火的场面,惊心动魄的呈现在我面前,让幼小的我开始对父亲肃然起敬.
一遍又一遍,父亲不厌其烦的讲,我不厌其烦的写,我们都不知道我那幼小的手写出的幼稚的东西会对父亲解决问题有多大帮助,我只是认真得近乎虔诚的写着,不会的字查字典,不十分确定的词句查辞典。这期间，我心里渐渐的为父亲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感到不平，也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原来父亲不是“叛徒特务”，而是一个应该受人尊重的堂堂正正的人。
反复多次的申诉中，我慢慢的知道了父亲的故事。
父亲是旧社会成都一个做皮鞋的小生意人的儿子，自幼丧母。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们去拾煤核，摸鱼，每当受到欺负时，他宁肯自己头破血流，也要为小伙伴抱打不平，他也自然成了小伙伴们的头头。
在他尚未长成壮汉的时候，就成了国民党壮丁。后随95军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刚解放时参加了西昌剿匪等战斗。尽管副班长的“官职”不大，但解放军部队有别于国民党军队强食弱肉、死气沉沉氛围，充满了新鲜的、朝气蓬勃的气息，追求世界大同、人人平等的理念恰恰是父亲内心期盼的东西，他好像重新焕发了精神，决定在部队里好好干，做出点成绩，也好让因为他当了兵而整日唉声叹气的爷爷刮目相看。
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
6月27日朝鲜人民军攻克汉城（首尔）。7月1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正式参战。9月28日联合国军攻下汉城，9月30日韩国军队越过38线；10月1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向毛泽东发出求援信，请求中国出兵援助；10月5日，毛泽东和共产党中央政府决定出兵朝鲜。
当时将参战部队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震天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月19日，由彭德怀为总司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当晚参加战斗。
1950年的中国刚刚解放，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得到穷苦老百姓的极大支持，民众对新政权的拥护也是发自内心的，当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人民军队走进城市的时候，大家坚信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跟着共产党走一定没错。所以当全国各地开始了如火如荼的抗美援朝战前动员的时候，广大的中国人民都群情激昂，解放军战士们更是心潮澎湃，跃跃欲试。
1951年初，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进行了几个月，前方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志愿军“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就要打响，国内开始增兵支援。父亲所在的60军接到了上前线参加抗美援朝的命令。
那天，部队紧急集合，召开动员大会。
60军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做战前动员报告，他激昂的演讲振奋着战士们的士气：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是以朝鲜为跳板，想侵入我东北地区，从而占领我国领土！我们和朝鲜是唇齿相依的两个国家。如今朝鲜受到美帝的侵略，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党号召大家报名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
当时，会场上气氛非常热烈。口号声---“打倒美帝国主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此起彼伏。
那时候父亲已经结婚，年轻时的母亲如花似玉，心里虽然有些不舍，但在父亲看来，作为军人，这是自己的职责，捍卫国家的安全，保卫自己的家乡，也是做为一个血性男人的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事情。
动员会后他想都没想，坚决要求赴朝参战。
那天，父亲回到家，身穿浅色花格偏襟衫的母亲坐在纺纱机前，清秀的脸上写满温馨和静谧。父亲心里一动，隐隐的有些失落....他忐忑不安的坐在母亲旁边，静静的从挎包里掏出在街上给母亲买的她最爱吃的蜜饯李，用手喂到母亲嘴里，看着母亲甜甜的吃下去，
随后他问:“好吃吗？”
母亲笑道：“好吃啊。”
父亲想了想，斟字酌句的说：“以后你要吃可得自己上街买了，这是在十字口唐记杂货铺买的。”
母亲问：“好久走？”
倒让父亲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我要走？”
母亲笑了：“抗美援朝呢，外边闹得那么热闹，谁不知道，你是军人，为什么不去？”
父亲问：“你愿意我去吗？”
母亲亲嗔怪的看着父亲，正色道：“那是我愿不愿意的事吗？我要拖你的后腿，还算个啥解放军军属呢？”
父亲高兴的拥着母亲说：“好老婆，等着吧，我一定给你带一个军功章回来！”
80年代中期，著名作家孟伟哉在创作报告文学《血火战俘营》的时候专程到德阳采访过父亲，他在文章中写道：
“.....戴玉书是个文盲，但就在他要随部队开赴前线时，他那漂亮的妻子蔡素君送给他一支精致的自来水钢笔，他一直别在衣袋最显眼的地方......”
部队赴朝前夕，母亲把父亲送上开往前线的汽车，当她把那支漂亮的自来水钢笔别在父亲衣袋上的时候，她的眼里依稀闪动着泪珠。
她按捺着淡淡的伤感，掩饰的笑了笑：“记得给我来信哦！”
父亲也笑笑：“我会找别人帮我写的，一到地方就给你写信。”
母亲嗔怪的说：“部队上不是在学习文化吗？为什么不学着自己写？”
父亲说：“打起仗来哪来的时间学习？但我肯定会用这支笔签上自己的名字。”
母亲深情的看着他：“一言为定！”
挥着手目送大部队离开，母亲的心仿佛被抽空了一般，但她相信父亲一定会平安回来的，美国人不是帮着国民党打了三年内仗吗？国民党还是被赶到了台湾，美国人又有什么可怕的？看看解放战争打了三年，解放军是愈战愈勇，一往无敌，全国解放了，有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人民军队更是如虎添翼，还怕什么美国佬呢？
三 父亲赴朝
朝鲜战争时期父亲戴玉书老照片
父亲随部队来到了鸭绿江边，喧闹的江边挤满了欢送的人潮，看着祖国的山山水水和热情洋溢的人民群众，他们满怀信心，坚信“胜利属于中国人民！”他们一定很快就会打败美国佬，回到祖国的怀抱。当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的跨过鸭绿江的时候，他肯定没有想到三年以后，重新回到这片土地的时候，他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成了一个“罪人”。
踏上朝鲜那被战火烧焦了的土地时，父亲转过身来看着夕阳下的鸭绿江，对岸有自己祖国的亲人和同胞，想起师领导在动员会上的讲话，如果让“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朝鲜和中国就这一步之遥，中国人民又要像日本侵略中国那样遭受战争苦难！此刻的父亲仿佛感到自己肩上有一个无形的重担，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上级命令，他们必须抢时间在15天内赶到38线，也就是平均每天要走100华里（五十公里）！
行军的艰辛始料未及，不说180师那些新入伍的小兵和那些单薄白皙的学生兵，就连父亲这样的老兵，都几乎掉了几层皮。
和父亲同是四川老乡的小新兵小唐也扛着一挺苏式转盘机枪，刚踏上鸭绿江大桥他兴奋得哇哇乱叫，一步步数着数，过了大桥他满脸稚气的冲父亲说：
“班长，我数了，这鸭绿江大桥一共1555步呢！”
父亲笑了：“是吗？回来就不用这么多步了，1500步也不用。”
“为什么呀？”小新兵一脸不解。
“你长大了呗。”
小唐似乎恍然大悟，哦了一声，又想了想：“不对！”
父亲问：“为啥？”
“我们很快就会把美国鬼子打跑，很快就会回来！”小唐说得精神抖擞。
父亲顿了顿，说：“那当然！”
没两天，这个小家伙就“原形毕露”，帽子总也戴不正了，腰也塌了，后来居然正走着就倒了下去。
父亲吓了一跳，赶紧停下来俯身看他，原来是睡着了。父亲拍拍他的脸，他却一副“不想醒”的无赖样子，急的父亲使劲拍了两下，他才一骨碌爬起来，机械的迈开步子。
那时志愿军还未能掌握制空权，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他们只能白天隐蔽，夜里行军。朝鲜多山，通常是摸着黑上山下山。偶尔过一段开阔地，也有敌人的照明弹挂在天上，总有敌机轰炸扫射。每当走上顺着山沟的较平坦的公路，两边山梁上就有敌人用汽油弹点燃的两条火龙来代替照明弹，以便它的“油挑子”喷气式飞机向地面的志愿军轮番狂轰滥炸，既造成志愿军伤亡又干扰行进。父亲他们时而疏散卧倒，时而跑步急行。等到能正常行军时，背负的那几十斤重量已使得双肩愈来愈感到撕裂般疼痛；等到双肩压得麻木之后，眼皮就会愈来愈沉。往往是听到一声：“原地休息！”朝路边一躺就入了梦乡。
好不容易走到宿营地，有村子也不能进屋休息，更何况那时已经很难找到几间未被炸毁的房舍。他们必须先挖好避弹坑才打开背包躺下。要是遇到下雨，夜行军就更加困难，一晚上不知要摔多少跤！
一路上跟着父亲的小唐跌跌撞撞的几次处于半昏迷状态，一双白皙的小手变成乌黑的爪子，一道道摔跤时留下的伤痕布满双手和那张同样变得乌黑的脸蛋。脚上打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膝盖也磕伤了，连裤子加绑腿的粘在肉上面，疼得他一路上始终呲着牙吸气。
父亲无可奈何的摇摇头，不说这小家伙了，这样的强行军连他都吃不消。他不时的半是扶半是拖的提溜着小家伙跑路，有时候甚至自己都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坚持。
1951年4月4日，他们终于按期到达38线南边的前沿阵地。
团部驮炮的骡子已所剩无几，运弹药、粮食的汽车也几乎全被炸毁，好在人员伤亡不大。经过短期修整，战友们才渐渐的恢复了元气。
刚到目的地，他们驻扎在一个隐蔽在山沟里的村庄，村子里的男人们都出去打仗了，家里剩下的是老人和小孩，父亲说他一直记着他们住地附近的“阿爸吉”和“阿妈妮”，他们自己的孩子上前线了，家里就剩两个善良的老人，老人知道志愿军是去帮他们打美国佬的，待他们像自己的儿子，帮他们缝缝补补，还用草药给他们治疗急行军时磨伤的脚。闲时就教教他们用石磨磨炒面，打了胜仗又高兴的时候，乐观的“阿爸吉”还在院子里教小唐唱“桔梗谣”、跳朝鲜舞.....小家伙又开始兴奋得张牙舞爪的乱吼乱跳
据父亲回忆，他们刚开始参战的时候，打了好几个胜仗，甚至觉得美国佬非常胆怯，因为好几次遭遇战，当大家卯足劲准备拼刺刀的时候，美国兵都是不战而退，转身就跑。这让战友们士气大涨，有文艺队兵还编了快板书，大赞志愿军的神勇，嘲笑美国佬的“狗熊”。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战场上抓到的战俘，当他们看到押回来的美国和南朝鲜的俘虏那狼狈的样子，常常是忍俊不住。
后来才发现联合国军的打法对保存实力很有效，因为他们的部队“几乎武装到牙齿”，先进的武器，充足的补给。在阵地上士兵们也不硬冲，一吃亏就退回去，用炮火压住对方的攻势以后，士兵再发起冲锋。
相对联合国军，志愿军的装备很落后，有几挺歪把子机枪都显得很威风。
据后来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军官回忆，当他们在朝鲜战场上面对和他们一样属于外国军队的中国志愿军时，目瞪口呆：
......实在搞不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士兵几乎是“赤条条”的送到异国他乡.....
而这些“面带菜色”、衣着单薄的军人却是那样如狼似虎！
看看这些他们眼里的“东亚病夫”是怎样搞掉他们的装甲车：
当在朝鲜战争时期还属于陆地战斗的钢铁庞然大物出现在面前，这些灵活得像猴子一样的中国士兵并不胆怯，他们对付一辆装甲车一般分成两拨人，根据装甲车炮口的射程和角度的局限，一拨人跳跃着边射击便飞快移动，引开装甲车的火力，而另一拨人却利用火力盲点靠近装甲车，把手榴弹炸药包放在履带上面，一般情况下，装甲车就完蛋了。
四 悲壮的180师
直到1951年5月中下旬的第5次战役的第2阶段，志愿军方面才第一次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在5次战役的第1阶段，志愿军还把美国人逼得节节败退，没有想到这次却遭遇了抗美援朝历史上巨大失败。
有史料记载，这次战役之后，毛泽东曾把抗美援朝60军军长韦杰从朝鲜战场上召回中南海，听韦杰哽咽着报告了60军180师被美军围困的艰难处境，毛泽东内疚的说了一段话：这次战役打得太大太远.....
有关史料中有关那次战役的记载如下：
5月16日，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打响，60军的任务是在楸谷里至大龙山地区，割裂美军和韩军的联系，牵制美陆战一师和美七师。由于在战斗打响前，179师和181师被三兵团拨给12军和25军（战后被公认为昏头之举！）60军的任务就全部落在180师官兵身上。
5月16日夜，180师的538、539两个团在玄岩和发雷两个地区分别强渡北汉江。
17日上午，180师全师渡过北汉江，538团在新店里与美陆战1师遭遇。
美陆战1师是一支经历了第二次大战洗礼的职业王牌部队。以新兵、学生兵和国民党起义部队为主的538团官兵却已意想不到的顽强英勇击毁坦克10辆，歼敌一个连。
5月20日，538团和539团进占远水洞一线，再次与美陆战1师遭遇，展开激烈战斗。
父亲是180师538团3营9连的一名副班长。战斗前夕，他们带上了够吃一个星期的干粮，奉命涉过北汉江，那天夜里，穿插的时侯，他们愈战愈勇，连连取胜。
想起在国内参战前首长们的讲话，他似乎看见美国鬼子一心想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父亲的歪把子机枪喷着一股仇恨的火焰，在敌人撤退的时候，他奋不顾身，勇敢追击！在他的影响下，身边的小唐和战友们也浑身是胆，紧随其后。
直到几天以后，当大家正又一次为我军的势如破竹兴奋莫名的时候，才知道他们这次上了当，他们被诱入了敌人的火力圈，借着两侧升腾起来的几束刺目的探照灯光，美军的炮群铺天盖地的向我军轰击。炮轰停止以后，空中又飞来几十架美军飞机猛烈的轰炸。
5月21日，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电令：由于面前我运输工具缺少，粮食弹药接济不上，西线美军又已东援，使我继续扩大攻势困难增加，为此第五次战役暂告结束。
至此，志愿军第三兵团开始大规模的撤退。
60军发布撤退命令，180师北移汉江以北构筑抵御阵地，掩护兵团主力及伤员转移。
这天，180师与美陆战1师展开生死搏斗，主阵地反复易手。
5月23日，180师接到撤退命令，却发现右翼友军63军不告而撤，180师马上把63军这一性质严重的临阵脱逃事件电告60军军部。
60军军长韦杰猝不及防，只好命令命令180师派出部队掩护右翼，将北汉江以南的部队移至春川以西地区继续防御。
三兵团发来电令：由于运力缺乏，现战地伤员尚未运走....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阵地阻击敌人，运走伤员以后再行撤退。
60军电令180师，停止北撤，继续在北汉江以南掩护全兵团的伤员转运....180师江南部队应争取坚守5天时间。
当夜，180师左右友邻部队全线后撤，180师孤军滞后！
180师被三番两次的调来遣去，并按命令几次强渡北汉江。其间，180师损失惨重，父亲所在538团5营9连的机枪班只剩下三人！班长牺牲后，连长命令父亲火线接任班长！
5月24日，180师当面之敌美7师、美24师，韩6师已发现180师两翼空虚，迅速从三兵团和19兵团间隙穿插而过，渡过北汉江，联合国军控制北汉江渡口，180师三面受敌！
下午，60军电令180师:渡过北汉江，继续沿江布防。
晚上，180师参谋樊日华、郎东方亲自把撤退命令送到正在南岸坚守激战的538、539两个团手上。
5月24日凌晨，538团和539团靠着三根电线，带着伤员偷渡北汉江，偷渡中，600多名官兵被江水卷走！
下午5点10分，中断联系已达三天的3兵团兵团部电令60军：180师以两个团的主力在驾德山地区阻击敌人。
接到命令，538团已经撤退至马平里地区，538团政委和540团团政委商量，结论是：部队已断粮几天，又十分疲劳，很可能陷于不拔！
180师师首长意见：按命令执行！
5月26日拂晓，艰难困苦的538团又反身南下，占领驾德山阵地！
忠实执行上级命令的180师，在芝岩里以南陷入5倍敌军重围！
可上级的命令依然是：固守待援！
此时的180师已无抗击敌人5个满员师的弹药和兵员！不得已，师部向上级请求撤退。
60军军长韦杰口述电令：同意180师撤退请求。
180师分两路突围，经过惨烈的拼杀，越过公路，以损失三分之二的代价，到达鹰峰山下，全师已不到2000人。
可是，在鹰峰山下等待他们的不是接应他们的179和181师的接应部队，而是美24师！180师又一次陷入包围
在这关键时刻，勇猛的538团振作精神，攻下东台山高地。
激烈而艰难的战斗在美军装备良好的24师和几乎弹尽粮绝的180师之间展开....
到后来，阵地上看不到美军的的地面部队，只有密集的炮火和美军战斗机投掷的的燃烧弹，铺天盖地朝志愿军阵地席卷而来。
志愿军们没有进攻的目标，因为他们的步枪手榴弹根本没有用武之地，机枪连的战士还可以对着俯冲的飞机喷射一阵，但收效甚微，其他的只能找到隐蔽的地方躲避炮弹，等待机会还击。持续几天，伤亡很大，却丝毫没有进展。
那天，包围他们的美军又一次向他们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们依然顽强应战，不屈不饶。直到此刻，他们仍然相信自己的作战能力，坚信能凭自己的勇敢和顽强杀出重围。
志愿军部队打仗时都带着七天粮食弹药，经过十几天的战斗，早就粮干水尽！
衣衫褴褛的战士们饥寒交迫，精神恍惚......开始还有战士在饿急了的时候挖野草、野果吃，后来因为有人吃野草野果中毒死亡，就再没人敢吃了。有个战士饿得实在难受，看到地上有爬行的蛇，抓起来摔死了就往嘴里塞....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咬紧牙关，忍着伤痛和饥饿，一次次打退美军的进攻，等待着援军的到来。
180师牺牲了许多战士，还有很多战士成了火人.美军疯狂的攻击后，他们终于丢失了高地，被逼进几条山沟......
最后，已没有能力组织集体战斗的师部，命令部队分散突围！
他们目瞪口呆！怎么突？往哪突？
此刻的他们又冷又饿，本来还眼巴巴的等待援军，平常善于集体作战的士兵和自己的连队分散，找不到自己的指挥官，指挥官也看不到自己的战士，茫然而绝望。
沉默良久，他们只好挤在一起相互鼓励，七嘴八舌的商量，可当他们四处张望试图突围的时候，狭长的山沟里只见乱石遍野人潮拥挤，根本找不到突围的方向！
有人开始失望，也有人开始抱怨：为什么援军不来？为什么把我们丢在这里？
大家基本上都奉命和自己的连队分散，三三两两，找不到主心骨。
后来，有几个干部模样的军人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会，最后悲壮的对大家说：“我们冲不出去也是死，死不了就得当俘虏，干脆拼了吧！”
很多战士都提起精神跃跃欲试。父亲是个刚烈的汉子，他坚决支持：“拼了吧，事到如今谁还怕死？怕死就不来朝鲜了！”
可是当他们进一步实施突围的时候，却发现面前依然找不到可以冲出去的路线！山沟的里里外外看不到一个美国军人，有的只有排山倒海的炮击声和坑坑洼洼的一片焦土。刚冲出去的人又马上被炮火逼了回来。
好久，炮火终于停了下来。突然寂静下来，空气似乎凝固了，此刻的他们相互对望，脑子激烈的思索，但不知到底怎样才能摆脱困境？而父亲则和许多人一样，还在想着大部队，他想，志愿军是不会把这几千将士丢在这荒山野沟的，只要有部队增援，他们再突围，一定还有希望！
雨幕下的山沟里静得可怕，多日来绷紧的神经暂时松下来，才发现好多人都受了伤，还好，父亲身上只有胳膊和小腿有两处皮外伤，但是经露水和身上的发着恶臭的汗水浸泡，有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感觉，他本能的抬头找卫生员，在一群群连冻带饿后瑟瑟发抖的人丛中，哪里还认得出谁是卫生员？看着战友们几乎都挂了彩，他觉得肯定比他更需要包扎的人大有人在，于是咬咬牙，低头在衣服上撕下一块布，刚准备去裹小腿上的伤口，就听到一阵刺耳的广播声：
“中共的士兵们，你们被联合国军包围了！不要再做无谓抵抗，投降吧，我们优待俘虏！”
那是美军在飞机上喊话，不知道谁叫了一声：“冲吧，不然就成俘虏了！”
人群里又是一片混乱，可是拼命找不到的对手，只有轰轰隆隆的坦克从四面压过来....父亲和大家一样疯狂的往外闯，却被一片乱石滑倒在地，他一阵眩晕，悲壮的闭上了眼：“坦克，压过来吧！老子不怕死！”
良久，坦克没有压过来，他却被两个美国兵架了起来！
他成了俘虏！
父亲是个普通的小班长，他可能至死都不明白那是一场什么样的战役，他不知道他们那样的勇猛之师居然输掉了那场战役是什么原因？他也不知道那是一场好大喜功，盲目挺进的错误！
所以那么多年父亲能忍受那么多的屈辱，也许他还为自己成了俘虏而内疚？！
五 86号战俘营的大哥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带队的调研小组曾赴战俘营调研战俘内部斗争，调查中写道：
----战俘内部的反共和亲共的矛盾非常尖锐，俨如小型的“国共战争”，反共战俘为了达到他们的反共目的，还成立了一些组织，而亲共战俘同样组织了相应的组织....亲共方面有72联队黎子颖、马友军的回国小组、86联队方面有以戴玉书为首的四川同乡为主的“兄弟会”....
巨济岛又称为“死亡之岛”，它四面环海，淡水奇缺。在高丽王朝，就是专门用来关押囚犯的地方。一望无际的大海，彻彻底底打消了所有被关押者逃离的希望。
美军在岛上修建了五个码头，并修建了可关押几万名战俘的战俘营。
父亲被押送釜山战俘收容所关了一段时间，被送到巨济岛86号战俘营。
看似平静86战俘营也并不太平，战俘们很快分化成两股势力。
据父亲回忆，86战俘营的联队警备队已由反共战俘所控制，他们经常借故欺压一些亲共归国战俘，制造流血事件。为了和联队的警备队抗衡，父亲带着一群来自四川来的同乡，和他们展开了一系列斗争。
由于战俘平常干的是抬大粪、装卸军用物资的重活，每天三顿饭，一顿只有一个饭团，饥饿的战俘们出现了争抢饭团的现象，有时候还大打出手，看押他们的联合国军的士兵们经常忍不住哈哈大笑。
父亲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时常阻止他们的争抢，父亲年轻时力气大，又有点功夫，有时候气急了就要动手。这不但在战俘中树立了威信，连那些联合国军的士兵也对他刮目相看。
13岁就参加抗日二纵的老共产党员曹明（又名赵明智）曾问父亲：“大家都吃不饱，别人抢饭的时候你不但不抢，还阻止别人抢，你就不饿吗？”
父亲看着曹明，认真的说：“男子汉大丈夫连死都不怕，却为了多吃一口争吵打架，这些美国佬看得哈哈大笑，不丢人吗？”
曹明对父亲肃然起敬，后来知道这个看起来有些粗犷的汉子自幼崇尚一个“义”字，他心中的偶像是三国时忠勇仗义的关云长，还有民族英雄岳飞，所以他的言行里透露着一股凛凛正气。
颇有政工经验的曹明有意靠近父亲。他看父亲无比珍视那支母亲送给他的钢笔，无论何时，都小心翼翼的呵护，因为那支钢笔在父亲眼里和心里都是母亲的象征。于是曹明找来一些白色的纱线，用铁丝做了一枚钩针，花了几个晚上的功夫，钩织了一个笔套送给父亲，这个在这粗陋的战俘营看起来显得非常精致小东西，让父亲由衷的笑了。
从此，那支父亲心爱的钢笔装进了白色的小笔套里，挂在父亲的脖子上悠悠荡荡，曹明也和父亲成了朋友。在他的影响下，共产党战俘营的地下组织也和父亲取得联系。
为了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强悍的父亲周围聚集了86战俘营几乎全部的四川难友，组成了“兄弟会”，父亲被尊为大哥。美军当局由于看不出“兄弟会”的政治面目，也就不太过问。后来经过曹明的联络，共产党一些连、排干部也相继加入了兄弟会。就此，两百多个“兄弟会”难友团结一心，反虐待反压迫，争取和其他战俘的同等的待遇。后来在战俘营开展了一系列斗争。父亲说那时候开始，反共战俘们尽管自持有人撑腰，但一看“兄弟会”是金兰结义，势力强大，而回到战俘营一关上大门，他们就得时时刻刻面对“兄弟会”，审时度势，也就渐渐收敛了一些嚣张。
一份《志愿军战俘海外档案》上记载：
....以中共党员为首的志愿军战俘，并不认为成为战俘后，“战争”对他们而言就结束了，相反的具有丰富敌后经验的他们，把战俘营当成朝鲜战争的第二战场。他们不仅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军管理组抗争，还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与内部的反对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尽管父亲他们一直在坚持斗争，但他心里也有一些顾虑，他明白共产党的纪律，而他组织的兄弟会属于非党组织，怕回国后说不清楚。
曹明安慰他：“我们的兄弟会以无党派的身份存在，可以掩护和协助党做很多工作，只要我们坚持斗争，坚持爱国，党是会给我们公正的结论，部队也会给我们记功。你放心，日后我们共产党员保你！”
足智多谋的曹明同样勇敢而刚强，而且对他心里信奉的“共产主义”事业无比忠诚。他甚至能把前苏联共产党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倒背如流。他的聪明能干和渊博学识让父亲欣赏佩服，他成功的取得了父亲的信任，并成了兄弟会的军师。
兄弟会壮大以后，首先夺取了“投诚战俘”陈立人的四大队队长权力，父亲担任大队长，曹明担任副大队长。成立了由清一色兄弟会会员组成的四大队自己的警备队，陈志君担任警备队队长。他们逐渐将四大队当成了86联队的爱国基地。
86战俘营由一个联队下的六个大队组成，一、四、五三个大队是坚决回国的爱国战俘，而其他三个大队已被反共战俘所控制。
而亲共与反共两派战俘的斗争，也在一、四、五和另外三个大队中展开。
由于兄弟会正气凛然，团结一心，又喊出“患难与共、不忘祖宗”口号，86战俘营的亲共爱国力量逐步占了上风。
巨济岛的战俘们刚到岛上的时候岛上的战俘营刚才初具规模，战俘们在美军的看押下，逐渐的把巨济岛建成规模大得叫初来巨济岛的人膛目结舌的战俘营。当时共关押了中朝战俘几万人，其中20000万多名中国战俘。
巨济岛上有五个码头，运来送往美军的粮食和战略物资。战俘们搬运货物，修筑堤坝，每天干着及其笨重的活，吃的都是混有不少泥沙的大麦饭已经变质的菜叶。更让人感到无法忍受的是每天每个难友只能排队领到一碗饮水，有时候渴得受不了了，就在干活的时候冒着被殴打的威胁偷偷的喝一口海水....
父亲原先班里那个小唐，也在被俘后送到86战俘营，刚好又在父亲的四大队。父亲一直照顾着他。有一次小唐感冒发烧，双唇烧起了燎泡，半夜里渴得难受，父亲找来一点水喂给他，最后实在没水了，渴的小家伙哭了起来，央求有人尿一点尿给自己喝，当几个人凑齐半碗尿水，看着姓小唐一口气喝完的时候，一群经历过血与火洗礼之后都没有流泪的刚强的汉子，都忍不住流泪了.....
白天，他们干着笨重的活计，咬着牙忍受，时常站在海滩边，仰望着祖国的方向，心里盼着早一天回到祖国，回到亲人的身边。
晚上，为了缓解内心的压力，松弛高强度劳动带来的疲乏，兄弟们聚一起，聊聊自己的家乡，聊聊自己的亲人。有从四川和父亲一起入朝的难友，说是父亲有个漂亮的老婆，大家就都知道了有个漂亮的大嫂，常常要父亲讲讲大嫂的故事。刚烈的父亲这时候就会变得温和幸福，他下意识的摸摸胸前那支钢笔，那支母亲送他的自来水钢笔。
他讲母亲在高兴的时候会给他唱两句川剧。
他说：“她也不是演戏的，唱得是真的难听。”
兄弟们起哄道：“大哥谦虚吧？大嫂长得多漂亮，还会唱得难听？”
他会得意的假装骂道：“你个马屁精，长得好就唱得好？”
大家一阵嬉笑，暂时忘记自己的艰难处境。
有时候大家累得趴倒在床，长吁短吁，父亲就给他们打气：“男人家，打起精神！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回国了！嗨，那时候，叫你大嫂买几十斤卤肉，炒几十个川菜，打几十斤白酒，咱兄弟们喝上几天几夜！”
有四川老乡来了精神：“有水煮肉片吗有回锅肉吗有麻婆豆腐吗有盐煎肉吗？？？？”
父亲豪爽的大笑：“你个饿痨鬼（馋鬼)，一说吃你有劲了，有有有，都有。”
有人笑道：“大哥，这几百人去，不把你吃穷了？”
父亲笑得更厉害了：“打平伙嘛（四川方言，也就是原始的AA制）！”
六 较量
给父亲写申诉的时候我还小，而且父亲也不是那种喜欢吹嘘的人，很多重要事件他都是淡然带过。抑或真的他内心深处还是因为自己一个刚正不阿的硬汉会成为俘虏而有些内疚？从中国的传统观念来看，再用“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这些行为来对照自己，也会感到一丝不安？尽管他不只一次的似乎是喃喃自语：“就是要跳崖，要投江我被俘的当时也找不到地方啊。我们一共几千人哪，都是在战场上敢冲敢杀的人哪，又有几个是怕死鬼呢。”
父亲提到过痛打李大安的事。在战俘们的认识中，李大安就是个真正的大特务。父亲曾听说他是个旧社会大恶霸的儿子，在国民党部队当司机，被解放军俘虏后补充到部队开汽车，在抗美援朝时期自己驾车投靠美军。父亲他们听人说李大安曾和一批反共分子一起被美军送往日本美军基地接受专门特务训练，再派遣到巨济岛战俘营，他的任务就是逐步瓦解战俘营亲共回国力量，阻止战俘回中国大陆。他先在72战俘营当联队副队长，当他们一伙逐步控制了72战俘营以后，李大安又争取被美军派往86战俘营担任联队队长。
到86战俘营以后，回大陆和去台湾的战俘早就分成了两个不同政见的阵营，由于联合国军和共产党的停战谈判一直因为战俘问题而僵持，而欲去台湾的反共战俘阵营又恐吓威胁归国战俘，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李大安去86战俘营，正是他们一步重要的棋。他们想利用李大安的残暴和对共产党的仇视镇压86战俘营的亲共爱国力量。
86战俘营的战俘们早就风闻野蛮成性的李大安，当他带着1000多名72联队的战俘来到86战俘营的时候，他霸气十足、势在必得的表现让亲共战俘们怒火中烧。
72战俘营早被反共战俘们控制，他带来的这伙人正是来协助他行动的力量。
如果在86战俘营站稳了脚，这一帮目的明确、出手凶残的家伙无疑对86战俘营的归国力量带来严重的打击。
李大安刚到，就有人通报父亲，
李大安的突然到来，父亲他们认为他此番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他的到来就是要给86染色，从而控制86战俘营，让它也彻彻底底的成为像72战俘营那样的反共阵营。父亲和曹明分析了李大安的来意，马上召开兄弟会骨干会议，准备痛打李大安，把他赶出86号战俘营！
经过一番安排布局，敲定了晚上的行动。
细心的曹明提醒大家，动手的时候要留点神，千万不要将他打死，以免战俘营当局以此为借口开始大清洗。
当天夜里,父亲带领兄弟会陈志君、曾德全等十多个身强力壮的勇士把李大安一顿痛打，不可一世的李大安鬼哭狼嚎。此时的他对父亲闻风丧胆，死命要求调离，再不敢回86号战俘营 。
这次事件大涨了亲共战俘的志气，灭了反共战俘的威风，父亲他们为当时的86号集中营除掉了一个恶瘤，减少了亲共战俘的流血牺牲。
父亲敢对李大安这样的角色痛下狠手，显现出他过人的胆略，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和这样一个禽兽般的家伙斗争，父亲是用随时有可能牺牲生命做为代价的。
后来，战俘营当局命令全体战俘换穿深红色短衣短裤，战俘们极其反感这种像马戏团猴子穿的服装一样的“囚服”，认为是美军当局压制战俘的心理战术，于是，父亲领导兄弟会出面，和四大队千余名战俘一起集体抵抗，拒绝换穿，后来抵抗成功，事情不了了之。
战俘营地下党组织认为：
经过斗争，戴玉书取得86战俘营四大队的行政权，从而有效的、“合法的”团结了该大队的千余名难友，成为86战俘营的一支基本的、强有力的、影响极大的爱国力量。
他们在巨济岛竖起了一杆无形的旗帜，为战俘们的爱国斗争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我有一个幺爸（叔叔）叫陈志君，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两家经常来往，我还以为是父亲的亲兄弟，后来我问父亲，幺爸为什么会姓陈？得到的答案是结拜兄弟。我还看到过父亲的其他一些战友的来信，都是戴字都不加的称他为大哥，我还以为他们都比他小，现在才知道，他们为何会尊父亲为大哥！
战俘营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歇，当时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也在展开，父亲用非党人士的身份掩护地下党的各种活动，以他的大义和无畏诠释了一个堂堂正正的拥护共产党、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爱国者形象。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父亲在回国后历次运动中所受到的人格摧残和精神以及肉体的折磨，我的泪水又哗啦啦的流了下来.............
七 夺旗
父亲清楚的记得1951年 10月9日，朝鲜战场上依然是硝烟弥漫、弹火横飞，巨济岛的外表看起来却分外平静，但殊不知一场生与死的战斗正在酝酿之中。
10月10日是国民党的国庆日，简称双十节，86战俘营的反共阵营准备在10月10日早上把86号战俘营的战俘全部召集起来以后，举行一个隆重的升旗仪式。而美军当局可以以此让各国记者拍照，以证明86号战俘营和72号一样，一万多名战俘也是心向台湾的，让共产党在板门店的谈判雪上加霜，这也关乎到86号战俘营是否会和72号战俘营一样，被反共阵营们掌握。打进他们内部的难友还听到消息，称美军当局会用武力协助叛徒的这一行动。
86战俘营反共战俘阵营的头子们在联队部开过紧急会议后，准备在86战俘营在双十节升起，联合国旗、美国国旗、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并悬挂赶画在“洋铁皮”上面的蒋介石画像。
爱国战俘们得到消息 ，决定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地下组织立刻行动起来，召开秘密会议商量对策。
最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父亲取得了共识，决定先派打进叛徒内部的一个难友在10月9号晚上把 旗子偷出来烧掉，然后不管怎样，在当天晚上以路灯亮为信号，并以四大队为主力，包围联队部警备队，把叛徒们捆绑起来，送出86号战俘营，以粉碎叛徒们的阴谋。
那天，86战俘营召开大队长会议，身为四大队队长的父亲拒绝参加，他说；“管他什么国民党刮民党，我们不认！不能挂旗！”
曹明一个人去参加了会议，为挂旗的事当场掀翻桌子，马上有人跟着站起来威胁他：
“明天，那个敢违抗，竟敢不挂旗，就给老子放倒，活着进死着出！”
曹明跳了起来：
“老子就是不挂！”
曹明回来后，父亲当即召集兄弟会开会，他说:
“这帮家伙要在86战俘营挂国民党的旗，是想把86的兄弟们统统归了台湾！我们不能答应！今天晚上，他们肯定要动手，如果我们软弱，他们一定会得逞。全86都知道曹明大哥和他们闹翻了，我们兄弟会到底有没有骨气，就看我们现在怎么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有人把战俘营里的斗争报告战俘营当局，当天下午，一封紧急文件送到86号战俘营美军主管史密斯手里，被86战俘营的战俘翻译、共产党地下组织骨干张泽石无意看到：据悉，86号战俘营的回国战俘们将于今晚举行暴动，海军陆战队已经做好了防范准备，要求今晚战俘在听到第一声警报时必须原地立正；第二声警报马上回到各自的帐篷，否则格杀勿论。
不多久，86号战俘营外面开来了美海军陆战队的十几辆装甲车，从装甲车上跳下的美军士兵们在86号战俘营外围挖起了战壕，并设置了机枪掩体。
看起来，美军为控制战俘营的“暴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下，父亲他们并没有害怕，而是决定先毁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再抢在美军发现前行动。
谁料事情又发生了变化，毁旗的难友被叛徒发现，据说他已经把旗偷了出来并在伙房烧掉了，但被一个叛徒发现报告了警备队，这个难友被警备队追杀，跑进联队部被张泽石等人救下。
看来事情已经更进一步的暴露了。但大家分析，“兄弟会”当日既然可以把李大安打跑，今日也能够和其他叛徒抗衡。决定按原计划行动。
父亲说：“过去没找到党组织，我们兄弟会自己干，现在有共产党领着，有人出谋划策，我们更不怕了，86号不能像72号那样成为叛徒窝。我们不是志愿军俘虏吗？怎么能挂青天白日旗！那我们还算个什么东西！”
其他人也七嘴八舌的发言，大家认为：联队警备队就是一群野兽，成天胡乱咬人，如果不把他们像打李大安一样赶走，86号不会安宁。
夜幕渐渐降临，四大队警备队挑选了一帮精兵强将，大家找好了如帐篷杆子和砖头、石块等“武器”，心情有些紧张，他们知道，外面的美军也做好了准备，这回发生这么大的械斗，美军肯定不会坐视不管，而且，看那外面的机枪掩体，那装甲车，那全副武装的美国佬，都在虎视眈眈，今天夜里的搏斗就是生死之战。大家不约而同的看着父亲。
父亲拿着一根粗大的帐篷杆子，还微笑着在手上掂掂，良久，他收起笑容，悲壮的说：“我们战俘也是人，按理说，我们是大陆来的共产党的人，回大陆是天经地义的事，叛徒们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但我们回大陆没有错，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凭什么要让警备队的狗们欺负？如果他们再升起青天白日，那不成国民党的天下了?我想我們也有些从国民党的部队过来的人，那是个什么人吃人的地方我也不说了。大家看，他们要是得逞了，86也会和72一样，你不去台湾会打死你！大家说，今天晚上敢不敢去？”
有人小声的说：“我们不是怕联队警备队那些狗东西，大家要防范的是美国人，他们今天晚上一定会插手！”
父亲道：“大家行动快点，速战速决，在美国人知道之前先把他们打趴下！”
他说着，目光炯炯的看着大家：“要是谁怕死可以不去。”
大家坚定摇摇头：“去！”
“好！”父亲笑着说，“这才是兄弟会的嘛！”
于是，大家聚在门口，目不转睛看着路灯。
良久，不知谁先压着嗓门大喊一声：“路灯亮了！”
父亲手一挥：“大家走！”
说完，便一马当先的冲在前头。
按原计划，四大队的百十名彪悍的勇士和一、五两个大队挑选的精兵强将从各自的帐篷里钻出来，静悄悄的朝联队部包抄过去。
很快，他们到达了联队队部，短兵相接、分外眼红.......联队警备队的叛徒们有狼牙棒，有的还有匕首。一场恶战打开了。尽管对手们穷凶极恶，但勇猛的“兄弟会”的难友们和其他两个大队的难友们早就对这伙猖狂的东西恨得咬牙切齿，殊死拼斗中，他们很快占了上风。
可是美军很快发现了情况,装甲车上警笛乱响，早有准备的美国人立刻打开了86号战俘营的大门，一大队全副武装的美国兵冲进战俘营包围了出事地点.........
这次斗争本来已经胜券在握，可是因为有美军插手而最终宣布失败，在美国人的武装保护下，联队警备队对爱国战俘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抓了一大批人员，严刑拷打，其中有几个被毒打致死。一些被打伤的难友在医院包扎以后带离 86号战俘营。
两天后，父亲也被带离86号战俘营进行审查，后被送往72战俘营，并受到李大安的残酷报复。
八 甄别
在我帮父亲写申诉的时候，听他讲起他们在釜山战俘营被甄别的事，他不止一次仰天长叹：“我怎么就是叛徒特务呢？我们要是叛徒的话，就不会和反共战俘们发生冲突，而遭受那些非人的折磨。”
后来我查了很多资料，也看了东方卫视制作的纪实档案“突围巨济岛”，才知道在1952年朝鲜战争就应该停火，而因为战俘问题，当初的和平谈判竟僵持了近十五个月，其间更是谈不成就不惜增兵再打----由于联合国当局坚持由战俘“自由选择”遣返去向，共产党方面认为美国代表的联合国当局是有意把中国战俘送往台湾，理由是当时联合国的立场是只承认台湾当局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然后再把朝鲜战俘交给李承晚政府以补充兵员。几次谈判陷入僵局，后来美军提出了甄别，即以自愿的形式选择出路。经过谈判桌上长时间的拉锯战，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可是，荐于战俘营两个阵营的立场，此次行动加剧了战俘营内部的两个阵营的残酷斗争。正式甄别的前夜便变得血腥而残暴。
在甄别的紧要关头，因为美军需要大量的苦力搬运战略物资，战俘营当局通过查看战俘进入战俘营时登记的卡片，父亲当过运输兵，所以已被调到70号战俘营做苦力。而70号属于新建战俘营，两派争斗还没有达到白热化的境地，经过一番斗争，强悍的父亲虽然遍体鳞伤，依然不顾一切通过甄别，冲上了押运归国战俘至602“回国支队”的大卡车！争取到了回国的机会。
后来在602战俘营，听过其它战俘营历尽磨难如愿以偿的难友们叙述他们在甄别时的遭遇后，父亲为自己当初调到70号战俘营而暗自庆幸，如果他还继续留在72，就凭他当初收拾过李大安这个过节，在被李大安控制的72战俘营，他要坚持回国的话，不是被李大安之流折磨死，也会被打昏失去选择机会。
那些后来的战俘们告诉他们，在其它战俘营，这种斗争越演越烈，发展到反共战俘们往坚持回国的难友肛门里灌辣椒水，往身上刺反共字句，什么“杀朱（猪）拔毛”、“反共抗俄”........他们狞笑道：“带着这些字回去，看共产党不整死你们！”
72战俘营的迫害尤为残忍，“48”甄别前夕，李大安就做了一切准备，他先用武力强行让一些愿意回国的难友在他们准备好的去台湾的“自愿书”上签字，对一些不愿签字的战俘以半夜罚跪、暴打的形式，威胁他们就范。
72战俘营的中共党员林学甫，其性格倔强，爱憎分明。因为坚决要求回大陆，和李大安发生强烈冲突，李大安和打手们对他大打出手，用尽一切办法逼他就范。林学甫宁死不屈，并高呼“共产党万岁！”“祖国万岁！”
残暴的李大安恼羞成怒，居然将他一刀刀“凌迟”，并开肠破肚掏出心脏，用来恐吓其他“死硬分子”。
后来终于到达602的归国战俘吴家明心有余悸的对父亲他们讲述：
那天晚上，被暴打多次仍然坚持回国的他终于在林学甫事件的威胁下不寒而栗，最后他不得不在林学甫的尸体旁边逼得按照李大安们的要求，很不情愿的“翘了腿”（当时反共战俘们曾要求愿去台湾的战俘用翘腿表示），但那帮家伙对他的迟疑相当不满意，咬牙切齿的说：“吴家明，我恨不得挖出你的心！”
终于等到天明开始“甄别”，他们等候在礼堂边，而头晚上被杀害的林学甫和阳文华的尸体就在他们身边，不知是凶是吉，他们紧张万分，不禁用眼神相互暗中询问：能不能出得去？快轮到他的时候，一块石头朝他打过来，他知道，那是那帮家伙在警告他不得犹豫。
当他看到戴有“M.P”字样钢盔的美军宪兵时，他拿定了主意，一进帐篷，主持谈话的人开始说了什么他一片茫然，但听到问他是愿意回台湾还是回大陆的时候，他鼓起勇气斩钉切铁的答道：
“回大陆！”
问他话的人仔细的从头到脚的看了他一遍，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
随后那人递给他一张卡片，对他说：
“出去照直走，到那边大门口交给美国兵。”
他梦癔般的出了帐篷，大步冲向大门，一个美国宪兵接过卡片，把他推搡上卡车，并骂了一声：
"god damn!(天杀的）"
惨烈的甄别后，20，720名中国战俘中，只有6000多名回国，他们中除了一部分自愿选择去台湾，有些是被反共战俘打昏迷了，失去了选择机会，有的则是因为身上有字觉得回国无脸见人，被迫选择了去台湾。
战俘中也有身上刺了字还是坚持回国的，他们更是被迫又付出了一次血的代价.....居然用刀把身上的字刮掉！
九 壮举
在父亲后来一次次被审查、批斗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无奈和伤痛。我清楚的记得那年的秋天，阴雨绵绵，刚从学习班回来的父亲一脸憔悴，腿上的旧伤折磨得父亲这个坚强的男人常常难以入睡，他揉搓着留着弹头的伤处，呆呆的坐在写字台旁边不停的抽烟。我问父亲为什么不睡？他说他的老伤痛得厉害。我那时候已经给他写过申诉，知道那是一九五二年在巨济岛集中营举五星红旗的时候留在腿里的弹头又在作怪了。他一定有无尽的委屈，自己用生命和鲜血证明过自己的心迹，为什么还要无休止的交代、审查、游街、批斗？！
父亲从70号战俘营到了602以后，见到了从夺旗斗争以后就分别的曹明等老战友，见面后战友们一阵唏嘘，相互庆幸自己终于等到了又相聚的这天。
先他一步到602的曹明介绍他参加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并安排他在联队纠察队做了纠察员。1952年6月，美军把602联队押送至济州岛，关进第八联队，父亲又被编入七大队任大队长。
第八联队在济州岛的汉山脚下，不远处就是济州海峡，是利用一个废旧机场修建的，比巨济岛更加森严恐怖，六层铁丝网外加一排铁刺藜，四周更是大小岗哨林立，探照灯密布。
在这个“回国支队”里，共产党的活动异常活跃，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支部，还有明确的分工。
1952年9月中旬，共产党地下组织决定10月1日分别在济州岛10个营场升起10面五星红旗！并同时决定，如果战俘营当局出面干涉，不惜用生命和鲜血誓死捍卫！
一切都在秘密进行。心灵手巧的曹明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亲自设计了五星红旗的制作方案：
利用美军发的旧军用雨衣摊在事先烧热的废旧汽油桶上，慢慢的把胶皮刮掉，再用红药水把白色里布染成红色；又用奎宁丸泡水，把白布染黄，做成五角星，加上到处拼凑的帐篷杆子，终于制作成一面面五星红旗！
行动前夕，他们暗中召开了誓师大会，组建了“敢死队”（突击队）、护旗队、后备队和救护队。
许多人踊跃报名参加敢死队，经过挑选，有12人组成的敢死队由父亲担任队长，并对着红旗庄严的宣誓！
他们分工行动，私下里在集中营的较高处挖好了插旗的土坑，还让每个人都准备了如铁片石头和旧铁丝网拧成的鞭子.....等“顺手武器”。
十月一日黎明，天色渐渐发明，正值美军吹号开饭之际，一面面鲜艳五星红旗先后在济州岛十个营场里飘起了来，几千名志愿军战俘开始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并高呼：祖国万岁！
很快，美国人发现了情况，马上调集了大批武装力量，在营门外架起机关枪和迫击炮，命令战俘们降旗!
战友们对美军的喇叭里的警告和武力的威胁视若罔闻，继续高唱国歌，高呼口号！
美军的武装人员开始朝战俘营投掷催泪弹，战俘们用石块进行反击！后来美国军队冲进战俘营夺旗，战俘们为了护旗和他们进行了肉搏！
美军退出战俘营，开始使用机枪和坦克镇压，甚至出动了几架飞机超低空盘旋，当美军的机枪打断了旗杆的时候，难友们搭起人梯，把已经弹痕累累的红旗再次举了起来。一阵阵机枪子弹疯狂的扫射过来，父亲腿上一片灼热，他晕了过去，醒来时，才发现腿上中了四枪，不知是不是该感到幸运，因为搭人梯的时刻他在上面一个，而他以下的难友们几乎全部蒙难。
这个事件造成济州岛志愿军战俘很大伤亡，当场牺牲56人,后在医院又有7人不治身亡，受伤107人！但他们没有因为受到残酷的镇压而退缩气馁，他们用这种方式向全世界证明志愿军战俘心向祖国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向祖国表示了他们的回归决心！由于美国军方也为此事件付出了代价，事件后的志愿军战俘们受到了美国人残酷的报复。
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护人员把父亲和其他受伤的战俘用军用飞机送往釜山医院进行治疗，经过包扎治疗，几处伤口留下了大片疤痕，还有一颗弹头永远的留在他的体内，父亲终身残废，那颗留在体内的子弹几十年来一直在不断的作祟。
从釜山回到济州岛，战友们热烈的迎接父亲出院归来！共产党地下组织为“表现忠勇、护旗有功”的父亲记了特等功。
但是，回国后，父亲的“特等功”没有得到政府承认，直到80年代“平反”后，他的“残废军人”的问题仍未解决。
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兄弟会大哥，敢死队队长，1989年10月，临终时瘦骨嶙峋的躺在医院病床上，还念念不忘他依然没有得到的“残废军人证书”！
十 即将回国
1953年4月，先是传来了板门店和谈双方先交换伤病战俘协议的惊人消息，战俘帐篷里沸腾了，难友们眼泪滚滚而下：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5月开始了正式移交战俘的准备，为了让志愿军战俘们放下顾虑，安心归国，中共中央组织了“战俘归国解释团”，赴朝开展工作，并带来了慰问信。
朝鲜方面的慰问信:
---- 你们在抗美援朝的旗帜下，帮助朝鲜人民英勇地进行了战斗。你们在敌人战俘营中也坚持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不顾敌人的一切迫害和威胁，捍卫了崇高的国际主义战士的荣誉。
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一起，为了中、朝两国人民的荣誉和自由，而坚持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的时候，一刻也没有忘记你们，并且为了给你们早日带来幸福与自由的日子，一直坚持不移地进行了斗争。今天，由于朝中两国人民英勇的斗争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支持和声援，朝鲜停战已经实现。因此，你们获得了自由，重新回到了人民和祖国的温暖怀抱。
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用鲜血援助朝鲜人民祖国解放战争的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员、战斗员所建立的光荣业绩。
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确信：你们在参加伟大的人民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将获得光辉的成就，并热烈的预祝你们的胜利和有一个光荣的前途！
金日成、彭德怀还发来了《告被俘人员书》：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的同志们：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和对方的谈判中，根据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一贯坚持你们在停战后有回到自己祖国过和平生活的权力，并曾于1052年4月6日发表声明，完全欢迎你们回到祖国的怀抱。现在朝鲜战争已经停战，你们返回祖国的时机已经到来。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的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威胁你们和阻挠你们实现返回祖国的愿望，
我们深切了解你们对祖国的思念和被俘以后的不幸遭遇。你们之中有一些人在拘留期间被迫在臂上刺字，写过某种文件，参加过某种组织，在对方的战俘营里担任过职务，或有其它类似的行为，我们认为这些都不是出于你们的自愿，不应由你们自己负责。
我们特此郑重负责的宣布：凡我方被俘人员，不管他在对方战俘营里有任何上述行为，回到祖国后一律既往不咎，一切归国人员，均得与家人团聚，参加祖国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
兹派代表前来慰问你们，通知你们返回祖国的有关事项，欢迎你们返回祖国。我们和朝中人们都在关怀着你们，切盼你们归来！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三日
“解释团”的言行让饱受磨难的战俘们涕泪交加，也彻底的放下了顾虑。
父亲和其他难友们为了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在正式遣返的时候坚决拒绝穿着美军发放的新衣服，只穿着自己褴褛的内衣裤走出战俘营，那一刻，他们热泪盈眶，激动而复杂的的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离祖国越来越近、离家乡越来越近、离亲人也越来越近了.....
在开城志愿军医院，他们享受到祖国亲人的巨大温暖。
医院的大夫为这些在战俘营恶劣的环境下几乎都患有贫血、气管炎和关节炎等疾病的归国战俘详细的进行了检查，他们中还有一部分有外伤，医院又进一步进行了治疗。病号饭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为了医治归国战俘的心灵创伤，还特地派慰问团来开城慰问他们，一些当红的艺术家还表演了许多精彩的节目。
战俘营翻译、地下党骨干张泽石代表六千多名归国战俘在大会上发言，他涕泪交加，回顾了爱国勇士们在战俘营里的斗争，最后深情的说：
“祖国的亲人们，谢谢你们带来祖国的慰问、祖国的音信和祖国的温暖！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珍惜祖国这两个字。祖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被迫离开祖国怀抱、受到异国统治，付出了青春和鲜血才深刻的理解了的一个概念。
祖国是包含了许多具体内容的----她包含了许许多多我们所热爱、所追求的东西：有生我养我的亲人、故土；有给我知识和智慧的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有老师和勤劳的人民；有爱情和友谊；阳光和自由；有做人的尊严和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权利，而这一切都恰恰是我们在战俘营里被剥夺了的东西！那时，这些里我们是那样的遥远和那样的珍贵！
为了重新获得这一切，我们忍受痛苦，拼死斗争！
今后，为了祖国的富强，不再受列强的欺凌，我们愿意再一次献出自己的青春、鲜血甚至生命！"
马上就要踏上回国的路，好多难友们都哭了，想着在这噩梦般的两年多里所遭受的磨难，父亲也禁不住湿了眼眶，他对旁边的战友说：“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今天终于觉得值了！要不然，弄去台湾，不知是什么下场呢。”
十一 荣辱问谁
朝鲜平壤火车站，一列火车缓缓启动，站台上的许多妇女儿童挥舞着手中的纸花和彩旗，用朝鲜语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归国战俘致意！
脸色苍白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倚在车窗边，向欢送的人群舞动着手中的军帽，很多战友的眼泪止不住悄悄的滑落。
一路上，望着那三年前走过的山路，那寂静的山峦和树丛中的村庄，还有那不断升起的安详的袅袅炊烟，父亲躁动的心终于安静下来，此刻，他才真真切切的意识到：战争真的停止，和平终于来临！
随着列车的行进，眼看着里祖国越来越近，父亲的情绪又开始波动，他回想起在战俘营里那些斗争，想到一些在在战场上和战俘营牺牲的战友；那一次次和反共战俘的斗争；那轰轰烈烈的升旗仪式----他在心里对那些战友们说：你们安息吧！祖国一定会记得你们！我们也会永远怀念你们！
到达沈阳，他们被安排住进了东北军区招待所。几天后，他们被送往设在辽宁昌图的“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将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治疗在集中营所受的创伤，康复身心。同时也通过学习，了解两年多来祖国的巨大变化，以便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归管处”的工作人员传达了中央对待战俘的“二十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
可接下来的座谈活动，就让他们感到风云突变。
座谈会之前，他们被安排看了一系列的电影，大家越看越感到忐忑不安--《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钢铁战士》.......
当要求他们用“狼牙山五壮士”的行为对照自己的言行，他们就知道完了。因为不管怎样，他们在失败的战争中没有牺牲或没有“跳崖”，就证明他们已经“变节了”
后来又要求他们“不谈斗争，只谈错误。”
越来越升级的“对照检查”让他们无所适从。
更有甚的是要他们“背靠背”的“检举揭发”，让这些一心回国，并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归国战俘们尤为震惊和心寒！
一次次的检查、认识均不能“过关”，弄得一些人几乎精神失常。
归国战俘们对归管处政治部主任的郭铁相当反感，有人私下里气愤的议论：
“郭铁比国特（国民党特务）还狠！国特没有拉过去的人，让郭铁生生的推了过去！”
（几十年后回忆起此事的郭铁却很“委屈”，他说：“他们被俘的情节很复杂，被俘以后，敌人又利用他们军事上搞情报，政治上搞宣传，为扣留战俘，还在他们身上刺字.毒打和杀害了一些坚强的战俘，他们所进行的斗争，比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战斗还要残酷和复杂，这些我们都是知道的。”但是，当他们把“搞了好几次”都没有通过的处理材料又一次上报的时候，他们仍然受到批评，认为是“右”了。后来通过这些战俘的“自我检查”，认为既在战俘营里受到了迫害，也犯下了一些“错误”，虽然这些“错误”不算“敌我矛盾”，但问题出在后面做的结论上，结论一从严，多数就成了“叛徒”。郭铁回忆道：“当时，我对这样的处理也有看法，我觉得应该实事求是的对待，我到沈阳去汇报，一位部长对我说：你们就按上级精神办，按上级指示执行 。”
父亲说起过座谈会后有关干部向他提出的问题，他说好像和后来几十年的交代中专案组提的问题是一模一样，而他的回答也基本上一样，只是提问者的态度一次次更恶劣，他的回答一次次的更没有底气。
问：“被俘的时候你举手投降了没有？”
答：“我没有。”
问：“谁能证明？”
答：“和部队冲散了，其他的不认识。”
问：“狡辩。既然你不想投降，为什么不跳崖牺牲？”
答：“我被俘的的地方没有可以摔死人的山崖。”
问：“如果你真的想死，怎么也能死啊，比如用刺刀割腕、剖腹、头撞岩石....等等等等，为什么没有呢？”
无语。
问：“说你在里面还成立了一个兄弟党？”
答：“是兄弟会，不是兄弟党。”
问：“那在性质上差不多，你能说它不是非党（非共产党）组织吗？”
答：“刚开始在战俘营我们没有找到党，为了避免受叛徒的迫害，我们才团结起来成立了兄弟会，兄弟会的人都是要求回国的好同志。况且后来我们协助党组织干了好多事，党组织.....”
问：“停下！有人不耐烦的敲敲桌子，你说谁在里面能代表党组织？他们的问题还需要他们自己交代，他们能代表党组织？一派胡言！”
无语.
看着面前法官一样的专案组，都别着铮亮的自来水钢笔，其中有两个还在纸上流利的书写，父亲心里想：“不是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怎么兵遇到秀才也是一样有理说不清呢。”
接着问：“你不但成了俘虏，而且还发展非党组织，你知道你的问题很严重吗？”
答：“我们在战俘营一直跟叛徒斗争，10月1号举过国旗，还阻止过他们挂青天白日旗，很多人流血牺牲.......”
有人猛的拍着桌子：“只谈问题不谈斗争！叫你谈你的问题，是叫你来表功吗？”
大睁着两只悲愤的眼睛，父亲最后还是选择了无语....
问：“你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知道吗？”
父亲无语，真的无语，他能向谁诉说？他能反了吗？自己千方百计回到祖国,能再和自己拥护的政府反吗？他的心凉透了，切骨的凉！
刚回国的时候他们欣喜，庆幸，哪里知道陡然间就发生戏剧性的变脸,太快太快了.....
几十年后，想起父亲说起的这件事，我甚至由衷的“佩服”当年的政工干部们，他们是怎样做的工作啊，先给你洗脑，看电影，搞座谈，把你弄得自己都“无脸见人”，觉得你是该死没死这会儿就是叫你活着都是天大的恩赐了。像父亲这样桀骜不驯、抱打不平的“不受气、不受气、谁也不受气！“（摘自《突围巨济岛.二.夺旗之战》志愿军战俘续公度老先生的话）的铮铮硬汉，在战俘营的毒气、机枪、大炮乃至飞机炸弹的威胁下都“不受气”父亲，竟然按捺着怒火受了几十年的气！尽管有委屈、有不甘.....
父亲被当作“四类战俘”开除军籍，遣送回乡！
临行前，他到处找他的曹明大哥，可曹明却“失踪”了。宽厚豪爽的父亲倒不是去找曹明兑现自己的诺言的（他知道曹明和那些“地下党组织”的共产党员们其实也自身难保，不然有几个共产党人不会被逼得几乎成了精神病），他是找曹明大哥告别的。
没有找到曹明，他孤零零的离开了。
他不知道，曹明就躲在不远处望着他的背影暗暗流泪：“老戴，你自己走吧，曹明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哟.....我说过，要保证你的前途，我说过，我们一起坚持斗争，将来回去，我们共产党人保你当功臣，你死了，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给你‘抱盆儿’！没想到，让你遭了大罪！我没脸见你了.....”
（曹明后来回到山西老家也是含悲忍辱的生活了几十年，后来领着他的三个儿子，发扬他在战俘营就显露出来的聪明才智，从一副小炉匠的挑子开始，勤劳致富，80年代就购置了两辆运货卡车跑运输，还准备投资一家大型的汽车修理厂。有了足够的到四川的钱，他先到成都找到钟骏骅和陈志君，又连夜赶到德阳找到父亲，这对一起斗争，一起受苦的兄弟抱头痛哭！）
十二 “叛徒”回乡
被开除军籍，遣返德阳的父亲灰溜溜的走进了自己家门，母亲委屈的只是一个劲的哭泣，说不出一句话来。
当年，父亲随部队赴朝，母亲在家里纺纱织布，盼着父亲一封封歪歪扭扭的“签名信”，从到了朝鲜，又参加战斗，几封信以后，便断了音信。母亲疯了一般的到处打听，终于知道父亲被俘了，关押在战俘营。
两年多了，她一直记得“雄赳赳”出征的父亲临行前说的一句话：“放心吧，你的男人一定会给你带回来一个军功章！”父亲被俘以后，她以泪洗面，但她相信勇敢的父亲一定会熬过一切劫难，总有一天会回到她的身边。
回来了，骨瘦如柴的父亲真的回到了她的身边，他带着屈辱，带着严重的“问题”回来了。
父亲搂着伤心的母亲，也是说不出话，他觉得无颜面对自己的妻子，尽管他自己知道他不是懦夫，更不是“叛徒”，但他无法向母亲解释这发生的一切。
他知道母亲不会相信一个真的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在战俘营殊死斗争的男人会被当成“叛徒”遣送回乡，过了好长时间，父亲向母亲倾述当时的情形，半信半疑的母亲仍然用不解的目光注视着他的眼睛，似乎要在他的眼神里看到一丝真相。
随即面临的问题更让父亲和母亲焦头烂额，他们将如何生存？
刚开始，靠着母亲纺纱的微薄收入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实在难以维持日常生活。事已至此，父亲只好硬着头皮四处奔波，试图找到一个可以维生的工作，可是那个时代，他是没有“工”可打的，已经没有了私人老板经营的工厂，其他的别说是国营企业，就是一般的合作社，也不会接受一个被遣送回乡的特务（嫌疑）。而他一个男子汉，也不可能永远靠着老婆那点可怜的收入打发日子.....
被逼无奈，父亲想到了一个可以活下去的手艺-----因为小时候跟爷爷学过，他会做皮鞋。当然，国家已经不允许私人做皮鞋了，但是他懂得皮鞋的制作原理，他可以补鞋！
在大街上摆摊摆弄臭皮鞋？
母亲一万个不愿意，她本来天生丽质就遭人嫉，父亲带着“问题”回来已经让人看尽了笑话，沦落至此实在是无可奈何，哪还愿意在街沿边上抛头露面？
父亲对她说：“不用你去上街摆摊，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了。”
从此后父亲每天挎着工具箱上街去摆摊修鞋，这个坚强无畏的汉子竟然放下脸皮坐在街边，在瑟瑟的寒风中低头钉鞋。
此情此景，让母亲一次次的流出了伤心的泪水，经过无数次的内心挣扎，她也搬了个小凳子坐在了父亲身边。
父亲劝她不回，便开玩笑的说：“坐了个摩登女郎在旁边壮军威，一定会旗开得胜。”
母亲破涕而笑，接着泪水又止不住的一个劲的流了下来....
本来以为这就是最坏的结果了，一个叱咤风云的血性男儿，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带着满腔热情奔赴朝鲜，在弹尽粮绝之时被人俘获，为了能够重新回到自己热爱的祖国，差一点失去自己的生命，在敌人的战俘营里流血搏斗，历尽苦难终于如愿以偿的时候，却成了祖国的弃儿。没有正常生存的条件，最后竟被迫带着自己的如花娇妻坐在街边餐风露宿，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讽刺意义？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难让人承受？
还有！真的还有，接下来，从反右、四清、文革.....父亲就成了一个皮粗脸厚的被专政对象，被批斗、勒令的靶子，一个几乎永远接受人民监督政府审查的“坏分子”。
十三 战俘的妻子
母亲跟着父亲坐到了修鞋摊上，一双秀气的手被钢锥、帆线、钉锤、鞋掌（修皮鞋的工具）磨得干裂粗糙，细嫩白皙的脸日渐没了光泽.....脾气也坏了起来。父亲倒是很包容她，像对小孩子一样哄着她。他知道，自己已经从一个威风凛凛的军人变成了一个被人呼来喝去的特务嫌疑，而且委身街边，成天和臭皮鞋打交道，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不但没有弃他而去，反而陪着他抛头露面忍辱负重，这种情分的确难能可贵。
那年夏天，住在德阳南街的父母都已经三十多岁，他们一直没有子嗣。
我的生母住在德阳北街，家里已经四、五个小孩，可能是无力养活我，生下我三个多月以后，经人介绍把我送给了我的养父母。
父母对我如亲生的一般，尽管他们在精神上受到很多折磨，但只要父亲不住“学习班”
（进“学习班”时白天组织义务劳动，晚上接受批斗，是没有收入的），我们的经济上就基本上过得去。所以一年中我们也许还有那么暂时平静而且略显安逸的几天。
这段时间，母亲会带我到附近的亲戚家转转，到成都看看父亲的战友钟骏骅（战俘营里的小鬼）、陈志君，还有父亲的一个在成都三砖厂工作的叔叔，我叫他幺爷爷。
我把陈志君一直叫幺爸，我们两家经常来往。幺爸陈志君年轻的时候很帅，十三岁就在成都上军校，还是军校军乐队的双簧管手，快解放时军校集体起义，他成了解放军战士，后来和父亲他们一起到了朝鲜战场，又一起被俘。这也是个勇敢仗义的男子汉，在巨济岛86战俘营四大队警备队当队长，和反共战俘们进行过殊死的斗争，后来惨遭李大安报复，差一点死在战俘营。回国后他被开除军籍遣送回家，万般无奈，只得蹬三轮车维生。
幺爸家四个孩子，婶子没有工作，靠给别人裁剪点衣服贴补家用。一到幺爸被押至学习班批斗，就几乎断了收入，记得有一次幺爸在学习班呆了整整三个月，家里基本上就断了粮，四个孩子眼巴巴的望着婶子，婶子只有泪水涟涟，找着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弄点吃的.....母亲时常接济他们，买些吃的或用的给他们带过去。
直到现在，幺爸和婶子都还健在，儿女们大了，两个老人总算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婶子一直怀念我的母亲，她说他们一家都忘不了自己遭着难还不忘帮助别人的母亲。
到了文革中期，父母的鞋摊和另外诸如修表、刊刻等手工业被政府并为一个合作社，文革后期，已经发展成一个小厂的规模，取名橡胶厂。母亲分在杂件车间，是专门做汽车拖拉机油封的，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很快她便掌握了操作技术，技术在本车间绝对算得上第一名，但厂里每次评级，都没有她的份，好多年都是二级工，直到后来有一年大普调，她才上了三级，她是三级工的时候，经常出废品的人都已经是五级了。
母亲的苦难不仅限于街边的难堪，在父亲被批斗的日子里，她陪斗；在父亲住“学习班”的时候，她送饭；更难以让人接受的是在和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她永远都是没有理，因为她是一个“特务”的老婆。她不能穿漂亮衣服，不能看“内部电影”也不能在“运动”期间走亲戚串门（造反派说：不准搞串联）。
她敏感脆弱，甚至有些神经兮兮，记得那年我在电影院看了一场关于抓特务的电影，电影里有个很漂亮的女特务，那会儿我还很小不懂事，一回到家一眼看到母亲，觉得她也好漂亮，便胸无城府的嚷道：“妈妈你好像女特务！”
令我没有料到的是，我居然被她打了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哇哇大哭。母亲自己也大哭起来。
父亲闻声赶来劝走了母亲，后来又来哄我：“你妈妈本来就委屈得很，人家说我是特务，说他跟着特务过就是个女特务，做女儿的再说她是特务，她就会很伤心的。你不要怪妈。”
那时候我还没有帮父亲写过申诉，我傻乎乎的问父亲：“那你是不是特务？”
父亲说：“我不是。”
我说：“你不是为什么人家要批斗你？”
父亲说：“你还不懂，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那两天母亲看我的眼神有些躲闪，我知道她很内疚，我不怪她，不过从那以后我也不敢再在她的面前提特务二字了。
十四 母亲之死
可怜的母亲真的很可怜，她难受了几十年，就在父亲平反的前一年，四十九岁的她因长期郁闷气恼胸口痛，被查出是胸膜炎，最后转成肺癌，发病不到两个星期，就病逝了。
母亲逝世前的那段时间，她的心情很不好，父亲他们不断的申诉，但始终没有结果。连父亲自己，都不抱什么希望了。
橡胶厂的工作又脏又累，母亲身体不太好，还得坚持干着体力活----橡胶厂的杂件车间是专门做汽车、拖拉机油封的，也做一些橡胶鞋底，需要在模具里面填上橡胶块，再经过加热成形。当时的加工方法很原始，把填好橡胶块的模具推进加热板里，而上下的电热板要用人工撞击加压。这一台刚弄好，下一台又该出成品了。八小时的上班时间就要不停的忙碌、用力。
记得有一天父亲收到了钟骏骅叔叔的一封信，钟叔叔在信中告诉爸爸，张泽石叔叔在北京的努力有了成效，而同是60军180师的战友（因负重伤提前回了国）、已经成了著名作家的孟伟哉也在支持他们申诉。信中告诉父亲，当孟伟哉看到那些到北京申诉的志愿军战俘们拖儿带母的跪在信访局门口的时候几度哽咽，他对这些昔日的战友说：
“.....你们是在顽强战斗后弹尽粮绝的时候被俘的，在战俘营又经过了英勇的斗争，你们有功于这个国家，你们不要跪......”
她看到钟叔叔在信中提到他们联名申诉的摘要：战友们的申诉中称父亲为“巨济岛86战俘营的斗争英雄”，并再次肯定父亲在53年10月1日担任敢死队队长时的英勇和无畏.....母亲终于压抑不住内心的悲愤，放声大哭！
战友们受到鼓舞，父亲和母亲也非常高兴。 那段时间，母亲特别留意邮差的往来。每当巷口有穿着绿色制服骑着喷绿色油漆自行车的影子闪动，母亲就会下意识的看过去，她在盼着邮差能带来父亲平反的消息。
又过了几个月，母亲开始失望，她的身体也每况愈下。
夏天，老是感觉胸口发闷疼痛的母亲到医院检查。检查后她住进了医院，医生说是胸膜炎，胸腔有积水，抽了几次“积水”以后，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发严重，后来从中医院转到德阳县医院（当时德阳还是一个县城）传染科，诊断后说是得了肺癌。
那个时候得了癌症就算是宣判了死刑。
主治医生把父亲叫到办公室说话，过了一会父亲出来了，眼睛红红的，我问父亲怎么啦？父亲说母亲是癌症。
突然之间，我一下子觉得天塌了下来。尽管我只是他们的养女，但从我三月襁褓开始，我和父母相依为命，经过了许多风风雨雨，父母也拿我当宝贝。小时候我参加了学校的宣传队，德阳城关一小当时的宣传队是很有名的，我们经常进工厂、到部队的晚会去“慰问演出”，父亲和母亲就总是半夜三更的在我演出的地方等我。
记得一次我们在东山部队给上级来的“首长”们演出“革命样板戏”，那次父亲在学习班，母亲一个人来接我，可能为了保证“首长”的安全，不管我母亲怎么说，卫兵也不让母亲进礼堂等我，恰巧那天下起瓢泼大雨，等我跟着宣传队出来的时候，靠在礼堂外面屋檐下面的母亲已经全身湿透。我心疼得当时就流泪了。
母亲得了癌症，危在旦夕，但我们束手无策。
我和父亲都不敢告诉母亲真话，只是说她得的胸膜炎。
又在医院住了几天，医生建议回家静养，开了些药让我们带回家给母亲吃。
“回光返照”的那几天，母亲胃口特别好，病情也有所缓解，我甚至有个错觉，是不是医生弄错了，母亲得的会不会不是癌症？
我知道妈妈喜欢吃新鲜的核桃，但核桃比较贵，平常也舍不得多买一点，那两天父亲特的叫我上街买了好几斤，我帮她砸开外面的硬壳，再揭掉桃仁上那一层苦涩的皮衣，看着母亲吃得很香，我却扭过头去擦泪。
最后那两天，母亲开始进入弥留状态，清醒的时候，她几次问我们：
“我到底得的什么病？不是叫回家静养就会好吗，为什么越来越难受？”
可是我们仍然不敢告诉她，只敢说难受可能是因为药物的关系：
“因为换了一种比较特效的药，是药在起作用，所以会难受一点。”
母亲去世的头一天，她已经奄奄一息了，父亲心疼的握着他的手说不出话。
母亲嚅嚅的说：“玉书，我知道你不是怕死鬼，一定是个好汉....”她见父亲点着头，又吃力的问，“他们都说你是英雄....可为啥不给你平反呢......”
从来没有见过父亲流泪的我看见父亲那比同龄人苍老的脸上挂了两道亮晶晶的东西，他轻轻的抚摸着母亲那干瘦而粗糙的手，只能不停的说：“对不起，对不起....素君，这么多年，你受苦了.....”
母亲走了，从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到一个因受尽磨难而满脸沧桑的半老女人，母亲没有因为父亲的落魄离他而去，而是用她柔弱的肩膀，和父亲一起撑起了一小片天，让这个受了冤屈的男人，始终有一个叫做家的地方.....
父亲平反后，父亲和我去到她的坟前，只有泪水却说不出话来，我们追忆母亲，她受了大半辈子委屈，却就在父亲平反的前一年，带着无尽的屈辱离开了人世，面对绿草茵茵的坟茔，我们唏嘘不断、感概万千.....她真的很悲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能够伸直腰大声的说一句：我男人不是特务！我不是反革命家属！
十五 你是叛徒特务的女儿
童年的快乐在有漂亮衣服的光晕里持续到小孩们可以和大人对话的时刻，便嘠然而止。同龄小朋友有一个从大人那里听到我的父亲是个叛徒、特务，大家就都知道了。他们开始孤立我，骂我是“狗崽子”。每次看到批斗我父亲后，他们就团结起来向“叛徒特务狗崽子”开火，常常是跟在我屁股后面，齐声唱着当时的“童谣”：
“XXX她爸爸，背上白疤疤，写黑字、打红叉，吃国家、穿国家，全国人民斗争他！”（当年批斗“坏分子”的时候，都会在背部的衣服上贴的一块白布，上写着罪名和姓名。而我父亲的是叛徒、特务戴玉书，还在名字上面打上了大大的红色的叉）
不绝于耳的清脆的童谣会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我哭了几次，也就习惯了。回家看到母亲哭，还劝她。父亲虽然强装笑脸，但心里有说不出的对妻儿的内疚，他帮母亲擦掉泪水，对我说：“爸爸对不起你们。”
通常是我眼泪还没干，却大人似的呵呵一笑：“没事，爸爸。”
父亲常进学习班，而我们就常给他送饭。我还记得那时德阳的学习班办在德阳高中部，也就是现在的德阳一中初中部。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里面有学生上课，大概是每次一办学习班高中学生就放假吧。我记得断断续续有好几年吧，常办学习班，那学生就老放假。当时看来很大的高中部住了很多牛鬼蛇神，“哇，坏人真多。”我还暗自思忖道，“为什么这么多坏人？他们都干了什么坏事呢？”
由于父亲在集中营受过折磨，他的身体不好，平常在家就老咳嗽，母亲总是想尽量弄点好点的东西给父亲送去，因为她去送目标太大，检查的时候不好过关，要送“好的”就派我去。熬好一小锅稀饭，倒在带盖的大茶缸里，里面埋上一个鸡蛋，上面再盖上四川的酸菜（泡菜），瞒了好多次都没事，正在我暗自得意的时候，东窗事发，不知是不是牛鬼蛇神里面出了叛徒，我又一次想蒙混过关时被造反派发现了。
那天，我和平常一样，故作镇静的去送饭，造反派照常先检查，这回他要过筷子，直奔主题，一下子发现了那个剥掉了皮的大鸡蛋，只见他两眼一瞪，先看着那诱人的鸡蛋咽了咽口水，恨不得一口吃了似的，但算他有定力，把脸转向我：“你当你爸是有功之臣你给他送鸡蛋他个叛徒喝稀饭都是浪费国家粮食你个没有觉悟的特务崽子竟敢来蒙骗我造反派你知道我是谁？”
一阵连珠炮轰得我有些发傻：“你是谁？”
他狞笑着说：“不知道叫你老子戴玉书告诉你！我是XXX!”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便把茶缸朝我身上砸来，搪瓷茶缸砸掉在我脚背上，立刻
红肿一大块，他见我恨恨的瞪着他，便又朝我踢了几下。我哭着问他：“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为啥打我！”
他恼怒的大叫：“你还文斗武斗，胆敢跟我无产阶级斗！告诉你为啥打你，你是叛徒特务的的女儿！”
后来有个心软一点的造反派可能看不下去---那年我还不到十岁---把他拉开了。
我怕脆弱的母亲心里难受，没有说谁打了我，只是说造反派发现了鸡蛋，然后就把茶缸扔地上了。
母亲问我：“没有为难你吧？”
我说：“我是小孩，他们没有怎么样。”
这件事我后来也一直没有对父亲讲，我知道他因为他的问题给我们母女带来那么多的磨难已经很很很内疚了，我不想再看到他这种样子，而且我也知道父亲虽然已经磨得快没了锋芒，一旦知道造反派这么恶劣，也会按捺不住自己的怒火，万一惹出点事来我们家就更不好过了。
我只是记得后来我不知怎么样知道了那个造反派的名字，XXX，恨了他好多年。心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找他算账。等我大了，突然不恨了，甚至觉得他也是受害者，和要我父亲跪玻璃渣的何姓女人简姓男人一样，如果不是生在一个黑白不分的时代，他们又怎么会演变成为一个个没有人性的怪胎？
我开始慢慢知道了父亲的一些往事,也明白了父亲在那些气势汹汹的造反派面前为何是那样的镇定自若.比起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的场面,比起集中营里有持枪荷弹的美国人撑腰且穷凶极恶的反共战俘们来,那些基本上出生于无赖和乞丐的造反派们无疑只算一帮跳梁小丑,父亲是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的.因为坚信自己是正义爱国的,所以他坦然，尽管他知道世道不公，但他知道自己一个人真的无法与“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较劲,他甚至对本来之痛恨而且曾经狠揍过美蒋特务，到头来自己却挂着美蒋特务的牌子满大街游行感到“好笑”,现在看来,父亲尽管没有文化且性格倔强,但他却有超乎寻常的生存智慧,只要不是“特别”的面对面羞辱他,他会淡定得像一个局外人。
当然，谁要真让他受不了了,他也是不记后果的.
记得有一次他所在的单位开批斗会(那时父母的鞋摊已经不完全属于自己了,他们已被组织起来参加了合作社),合作社里有两口子是我父母的死对头,男的姓简,女的姓何,也不知道他们为何那样仇视我的父母,一开我父亲的批斗会,那女人就兴奋得哇哇大叫,我现在依然记得她那张铁青的脸上的那张青乌的嘴神经质的张合的样子.那天,可能是单位奉上级之命开的一个小型批斗会,由于我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已经没有了新意,一般人都抱着敷衍了事的态度,只有他们两口热情高涨,那女人大声质问我父亲:“为什么好人不当当特务?”
父亲带点不屑的看了她一眼,没有吭气。
她一下子窜到父亲面前,我甚至看到她的布满黑牙发着恶臭的嘴里喷出的一片口水瀑布: “听到没有!老实交代!!”
父亲头也不抬的说:“我该向组织交代的事早在十多年前就交代了,没有什么可说了.”
何姓女人恼羞成怒，她转向她的男人:“老简!把那个拿来!我叫他不老实!”
敢情两人是有备而来,简姓男人居然拿出一包碎玻璃渣撒在父亲面前,勒令父亲跪下交代,父亲不跪，他抬腿踢我父亲的膝盖弯,想强迫父亲跪下去,父亲一下子火了,突然飞起一脚,如果不是简姓男人闪得快,不知会是什么后果。
父亲的勃然大怒,让母亲和我都很害怕,急忙拉住他,同单位的其他同事开始楞了：“老戴疯了！”
后来有人上前拉架,何姓女人不依不饶,依然要往前扑,情急之中,我抱住她的腿,她朝我头上猛一巴掌,把我打倒在地。
有好心人拉开她并责怪说:“跟小孩子撒什么气.”
她指着我:“你把你爸栳起(土话:意思大概是拥护他,并用旗杆举起),你栳高点吧你!”
我也一反常态的大叫:“就要栳起,一根杆不够,还要再绑上一根怎么样!”
她大骂:“你这个小反革命!”
我说:“我不反革命,我反你!你是法西斯!”
出乎意料的是,这在当时算是一个不小的风波结果是不了了之,可能这种批斗会大家就厌烦了,本来只是应应景,谁知道那两口拿着鸡毛当令箭,而且也过了点,大家都不想追究父亲的“放肆”,连当时在合作社挂名的领导都再也没提过此事.
十六 屈辱相伴
小学的时候，尽管家庭的遭遇让我感到困惑和压抑，但却意外的让我遇到了一个善良的班主任老师，她叫林礼蓉。她是语文老师，也代音乐课，因为我爱唱爱跳、倒也活泼可爱，而因为当时三天两头学校都必须组织应付各种政治运动的文娱活动的演出，林老师就培养我演样板戏。当时，小小的我把《白毛女》里的喜儿、《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智取威虎山》里的常宝.....样板戏几乎都叫我演了个遍。
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排练的时侯，学校的另一个老师问她：“她爸爸不是成天都在遭批斗，你还叫她演样板戏？”
她不置可否的说：“那有什么？不是说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吗？更何况她才多大一点？她爸的事怎么能扯上她。”
我心里热乎乎的，更卖劲的用功学习、排练，我不但会唱京剧，还学会了跳芭蕾舞，除了在学校演出外，又经常参加县里（那时候德阳是个县城）的各种汇演，参加慰问驻军部队的演出。一下子不但在学校有了名气，而且在整个德阳也出名了。
正是因为这小小的“名气”，竟让一些人“羡慕嫉妒”以后又恼又恨，有一天我从学校排练回来，半路上被几个比我大的小孩堵住去路，他们指着鼻子骂我是小特务，还骂我是没人要的私生子，更难听的，我现在想起一个男孩的这句话都发麻，不知道他家的大人怎么会在小孩子面前讨论这样的问题？那个男孩那会也是十来岁他居然骂出一句可能大人吵架也不会明明白白骂出来的话：“你爸是个没生育的大特务！”
直到今日，那么多的委屈那么多的侮辱我都没有记恨，我却一直对这句话耿耿于怀。
他是个男孩子啊，为什么对一个小女孩说出样一句恶毒的脏话！
后来才隐约听大人们在一起悄悄说起过，父亲在战俘营举五星红旗的时候，大腿根部受了伤，可能影响了生育。
每次我想起这些我都会哭，为我，更为父亲！51年抗美援朝，他还是一个热血青年，不管历史怎样评价那场战争，但和当时的千千万万的爱国志愿军战士一样，他主动要求奔赴前线，是抱着“抗美援朝、报家卫国”的崇高愿望去的，在那次几乎全军覆没的战斗中，为掩护大部队撤退而陷入重围，在美军的飞机大炮的轰击下坚持了十多日，失去了抵抗能力而被俘虏，他们是怕死鬼吗？要怕死的话，他们为何主动要求上前线？为什么在战俘营的甄别中被美国人和特务们折腾得死去活来还要坚持回国？为什么要在52年10月1日在美军战俘营举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他在用生命和鲜血向祖国表达他的赤胆忠心，他真的错了吗？如果公正的评价他们的行为，他们难道不算英雄吗？就算传统的观念对被俘者有些传统的看法，他们没功，再怎么也算不上有罪啊！
为什么不但他们受到侮辱和迫害，连他们的家人，都该承受他们不该承受屈辱和伤害呢？
上世纪七十年代，德阳还有一景---钟鼓楼，现在的钟鼓楼改建在东湖山边，那会儿是在德阳老街上。德阳还是县城的时候，只有东南西北四条街，钟鼓楼就在四条街的正中间，在当时算是德阳一个宏伟的景观，钟鼓楼有四个相通的进口，像四道大门，我小的时候那里晚上经常有各路宣传队各占据一道门搞文艺宣传，钟鼓楼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谁家演得热闹，谁的面前人就多。
有一次，我所在的居委一帮年龄大点的孩子组织出去宣传“毛泽东思想”，我是“小名人”，他们自然争取带上我，征得我父母的同意，他们带着我去了。不知是因为我太小，让人觉得稀罕，还是真的演得还好，我们的演出圈子外面简直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
可是演出刚结束，人都还没有散完，我就突然被人揪着头发从圈子里拖了出来，只听得有人大喊：“打这个特务崽子！你妈的个小特务还敢和我们斗！”
原来是另外一个宣传队的大小孩。 带我去的大小孩们吓坏了，跑回去叫我父母，他们来的时候，我已经被打了好一会儿了，对方的小暴徒刚刚离开，父亲一见我头发散乱，鼻青脸肿，就要去找对方算账，母亲拉住他，哭着说：“老戴，你不能惹事了！就这样还整得不够？再有事该怎么活？”
父亲不依，非要找行凶者算账，众人好不容易拉住他，把他劝了回家。
那天晚上，母亲几乎哭了一夜，父亲也是其恨难平，唏嘘不止，末了伤心的对我说：“你跟着我们受苦了！孩子，爸爸对不起你！”
那以后，除了学校组织，父母再也不敢让我去参加其它的演出了。
磕磕碰碰的，我上了初中。那时我上的是德阳初中，就是现在的德阳二中。要说小时候有委屈有伤心，那么，到了初中，就是一种心灵的折磨了。不知该感到荣幸还是不幸，我们班上居然好几个当时大干部的子女，阵容可观，好像就是干部子女班似的：有县委书记张某某的儿子；组织部部长的女儿；还有驻军部队首长儿子；另外几个是当时算是大机关的财政局公安局粮食局....的子女。我们的老师也是很有政治觉悟的老师，班长组长学习委员课代表都很自然的分配给了这些红色家庭的红色小孩们了。那时候上高中是由学校推荐，那么多的红色种子，我辈还有什么希望呢？
既然看不到希望，学习就没劲，一没劲成绩就不好，而我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成绩再不好，更让人看不起，于是我就成了老师眼里的眼中钉。
有一件事情现在想起来都哭笑不得。那时候学校会搞很多活动，比如学工、支农、勤工俭学....有段时间，每周星期六下午放学的时候要组织学生去郊区送肥料。所谓的肥料就是平常积攒的垃圾，当时没有白色污染一说，所以那时候的垃圾都能算是有机肥料。我们就攒下来，到了星期六，浩浩荡荡去“送肥”。
那天是星期六，中午上学前我就装好了要送的肥料，倒不是我有先见之明，我对母亲说我要把我穿的花裙子换下来，只是因为穿着裙子不好走路---我们送肥料要走田埂路。
母亲说：“星期六了，本来就该换洗衣服了，如果你现在换上干净裤子，弄脏了还得换，你就穿裙子去吧，又不是去干活，只是走路，小心点好了。”
想想也是，那会儿家里用的自来水要在离家好几十米的街口去挑，母亲平常又累，能省点事也好。于是我就穿着裙子去送肥了。
第二天，班主任老师在班上以不点名的方式批评我，说我出生有问题的家庭，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平时学习成绩不好，送肥还不忘穿花裙子！
不点名和点名一样，那天我们班上就我一个出身在有问题的家庭且穿花裙子的人，虽然那时候已经过了满大街铺天盖地大字报的时代了，但他居然还是给我一个同学布置了一个政治任务：给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教室外面的墙上。这不但在班上臭了我，还让其他班上的同学指着我说：“就她，家庭有问题吧，资产阶级思想又严重。”
十七 后来的日子
我在十来岁的时候，偶然间接触到了大量的当时还没有开禁的书籍。
因为我们家有个姓王的邻居老两口，他们有好几个儿女，都是知识分子，长大以后都在外地工作。后来老爷爷去世了，剩下老婆婆一个人在家孤零零的，我母亲就经常去照顾她。她的儿女们也会轮流接她去过一段时间，可能那会儿通讯不太方便，有时候儿女们的其中一个回来，赶上老婆婆正不在家，就进不了门,于是老婆婆就总是把他家的钥匙放在我家，哪个子女回德阳了，就在母亲那里拿钥匙。
我们两家的关系很好。有一次老婆婆在家的时候，下了很多天的雨，由于四川的天气很潮湿，所以四川人会在雨天之后晾晒东西，那天我和母亲去帮老婆婆晾晒东西，我突然看到老婆婆家有一个大木箱，里面装满了小说书，我本来就喜欢看书，头一次看到那么多的文学书籍，我禁不住哇的一声叫了起来：这么多的书啊？我可以看看吗？
王家婆婆慈祥的笑道：“当然可以啊。”
于是，王家婆婆特许我，不管她在家不在家，反正我们有她家的钥匙，我可以随时看书，只要看了后给她放回去就好了。
后来才知道那几乎囊括了古今中外所有名家的书：什么《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司各特、司汤达.......真的是应有尽有。
在给父亲写申诉的时候，我就觉得父亲的故事很精彩，我要好好看书学习，学着写作，我要让大家都知道，父亲不是叛徒更不是特务！
我买了词典买了字典，开始了我的写作梦。我一直写写写，我写的一些小故事拿给同学们看过，还有人夸我呢。
我经常在想：如果我有机会上大学那该有多好，或者哪怕能参加参加写作方面的函授培训也好啊！
可是，母亲逝世后我接了班，上班的小厂日渐衰落，工资没有保障，父亲后来又再婚了，他平反补发的工资也微不足道，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陷入了困境之中，再后来又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我的写作梦也就终止了。
1989年8月，我得知父亲生病的消息，马上赶到德阳市医院的传染科住院部，父亲患的和母亲一样的病：肺癌。
几十年后，我还清楚的记得，那天我在三楼病房没有见到父亲，病友说他去楼下散步了，我下楼去找他，在一楼楼梯口碰到了正准备上楼的父亲。那时候父亲已经皮包骨头，憔悴不堪，我百感交集，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父亲也哭了，他的第一句话竟是这样的：“俊如，爸爸对不起你！”
我知道他的这句话的潜台词，除了对他再婚后没有办法照顾当时才十六岁的我有内疚，还有从小因为他的问题让我受到的歧视，使我没有良好的学习机会和工作条件，以至于我的生活道路坎坷曲折陷入窘境。
我没有怨恨，只有满面泪水，我对他说：“爸爸，别说了。这是命。”
我执意把当时可能只有七、八十斤的父亲背上三楼。
父亲的病情时好时坏，又拖了几个月。最大的遗憾是由于已经没有生活来源，我投奔一个远房亲戚到了北方，当时参加了一个民间演艺组织，经常外出表演，家里来电报的时候我正在外面演出，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机，BB机都还稀罕，亲戚也无法联系我，等我收到电报回到德阳的时候，父亲已经安葬了。
更难以让人释怀的是邻居们告诉我的一件事：父亲在临终前几天一直叫着我的名字！
可他始终没有见到我的面。
很多年之后，我想起一种说法，好像说是一位名人说的，我深有感触，觉得很精辟：上层建筑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
记得年经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投稿，是投给《青年作家》的，编辑还回了信，提了修改意见，建议我怎样修改，还嘱咐我修改了以后再继续投。但生活让我焦头烂额，我没有心思在写作上下功夫了。但是，一有机会想起这件事，我的心总是隐隐作痛，又总是安慰自己：总有一天，我会静下心来，把父亲的事写下来，让我的理想变成铅字！
我终于开始写了，不是经济基础好了，我其实依然水深火热，但有电脑会打字，我把自己的一些记忆写在博客上的时候，有人支持我，关心我，特别是军人作家吕永岩老师（代表作有：《溥仪传》、《霹雳》、《绝对士兵》....等等)的鼓励和帮助让我一次次提起精神，坚持写了出来，我知道它不是一个精致的华丽的作品，但它的真实和朴素可能会打动您，让您认识一个叫戴玉书的受尽了屈辱的男子汉，也让认识戴玉书的人知道：原来戴玉书不是坏蛋。
我真诚的希望人们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也希望历史永远记住这道致命的伤痕；让同样的悲剧不会重演！
为了了解父亲在过去年代里的一些事情，我查找了一些有关资料，看着那些史实，再联想父亲受冤屈的那些往事，我是越看越难过.....我真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那些日子的，是怎样压抑着怒火的？我边看边哭，边写边哭.....父亲，您好苦啊！-----请看一个东方卫视的专题片：突围巨济岛 在（二）夺旗之战里面有关于我父亲的具体情节 （新华网视频比较清晰）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9-05/20/content_11406706.htm 连接地址
祝天下所有正义善良、爱好和平的人中秋快乐！
愿受尽磨难的父母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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