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读书在那:谁改变了金融游戏规则？

谁改变了金融游戏规则？

作者：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9-02-04

过去，一旦金融体系濒临崩溃，政府当局就会赶来搭救，防止其跌落悬崖。这正是我在2008年所期待的，却未能如愿。2008年9月15日星期一，在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美国投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获准破产。这是一宗改变整个行业面貌的事件，后果是灾难性的。

一开始，随着投资者寻求避险，信用违约互换(CDS)——一种规避企业债务违约的保险形式——价格暴涨。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当时持有大量CDS空头头寸，违约风险迫在眉睫。次日，时任美国财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不得不改变姿态，决定拯救美国国际集团。

不过，更糟糕的还在后面。雷曼是商业票据的主要做市商之一，还是这些短期债务的大型发行商。独立货币市场基金Reserve Primary持有雷曼票据，因没有资金雄厚的机构可以求助，该基金不得不“跌破1美元”——停止按面值赎回其股票。这在储户当中引起了恐慌：到周四，货币市场基金的挤兑便达到高潮。

恐慌随后蔓延至股市。金融体系心跳骤停，不得不进行人工急救。

怎么能放任雷曼倒闭呢？责任明确在于金融当局，特别是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Fed)。它们声称自己缺乏必要的法律权力，这不过是个蹩脚的借口。在紧急情况下，它们能够也应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预防金融体系崩溃。它们在其它场合都是这样做的。事实是，它们听任了这一切的发生。

从更深层次上讲，CDS在雷曼的终结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我的解释很有争议，三步论证都会将读者引入陌生的领域。

首先，在股市中做多或做空，存在风险回报率的不对称。（做多指的是持有一只股票，做空指的则是出售自己并不拥有的某只股票。）做多拥有无限上行潜力，而下行风险却是有限的。做空的情况恰好相反。不对称以下述方式表现出来：人们在多头头寸上亏损会降低其风险敞口，而在空头头寸上亏损会增加风险敞口。因此，人们对做多失误的容忍度，会高于做空失误。这种不对称阻碍了股票卖空交易。

其次，要了解CDS，认识到CDS市场为做空债券提供了一条便利途径。在这个市场上，风险回报的不对称性正好与股市相反。通过买入CDS合约来做空债券，风险很有限，利润潜力却是无限的；与之相反，出售CDS只能带来有限的收益，风险却几乎是无穷尽的。

这种不对称助长了对卖空的投机，反过来对基础债券施以下行压力。当人们预期走势会不利时，其负面影响可能会变得势不可挡，因为CDS通常按照权证而非期权进行定价，人们购买CDS不是因为预期债券最终会违约，而是因为预期CDS会在合约期限内升值。

任何套利都无法修正错误定价。这在美英两国国债中都能得到清晰的体现，两国国债的实际价格都远高于CDS所隐含的价格。这些不对称很难与有效市场假说相符——根据该假说，证券价格应准确反映出所有已知信息。

第三步是要认识到“反射性”(reflexivity)——即对金融工具错误定价，可能影响到市场价格本该反映的基本面。这种现象在金融机构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金融机构的运营能力基于信心和信任。这意味着压低这些机构股价的“空头袭击”(bear raids)可以自我验证。这与有效市场假说是截然对立的。

将这三点综合起来，就可以得出结论：雷曼、美国国际集团及其它金融机构都是被空头袭击击垮的，其中，卖空股票和买入CDS彼此放大和增强。2007年“提价交易规则”(uptick rule)（只有在股价上涨时才允许卖空股票，从而阻止空头袭击）的废除，使无限卖空成为可能。CDS市场为无限卖空债券提供了便利。二者构成了致命的组合。

这正是作为全球最成功保险公司之一的美国国际集团所未能理解的。它的业务是出售保险，在发现定价严重错误的风险时积极承保，相信将风险多样化可以减低风险。它希望最后能赚一大笔，却很快遭到了毁灭。

我的论证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如果有关卖空股票的提价交易规则得以保留，但“裸卖空”（交易者没有事先借入股票）和CDS投机均被取缔，情况会怎样？雷曼或许会免于破产，但资产超级泡沫会怎样？人们只能猜测。我的猜测是，泡沫破灭的速度会更慢，后果也没有那么严重，但后续影响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久。那样会更类似于日本的经历，而不是目前人们所看到的情形。

卖空交易的正确作用是什么？毫无疑问，它提高了市场的深度和连续性，增强了市场弹性，但它并非没有危险。由于空头袭击可以自我验证，它们应处于控制之下。假如有效市场假说有效，放任自流就存在先验理由。实际上，无论是提价交易规则，还是仅允许卖空事先借入的股票，都是有效的实用措施，即使没有任何明确的理论证明，这些措施也似乎很管用。

CDS呢？对此，我的观点比大多数人更为激进。流行观点是，CDS应在受监管的交易所进行交易。我则认为，CDS有毒，只能按处方使用。它们可以用来给实际债券保险，但——鉴于其不对称的特点——不能用来进行针对国家或企业进行投机。

然而，被证明有毒的合成金融工具不只是CDS。债务抵押债券(CDO)的切割和投资组合保险合约同样如此，这只是造成严重危害的两个例子，其中投资组合保险合约是1987年股灾的诱因。股票发行受到当局（诸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严密监管，衍生品及其它合成工具的发行为何不用呢？上述反射性及不对称性的作用，应使人们抛弃有效市场假设，彻底反思监管机制。

雷曼兄弟破产对消费者及企业行为产生了与20世纪30年代银行破产同样的冲击效应，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面临的问题甚至比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当年遇到的更严重。1929年未清偿信贷余额占GDP的比例为160%，1932年升至260%；2008年则高达365%，而且必定会升到500%。这还没有考虑衍生品比比皆是的情况。20世纪30年代没有衍生产品，而现在这种产品使形势变得益加复杂。有利的方面是，我们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并且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处方可以利用。

泡沫破裂导致可能达到灾难水平的信贷紧缩、资产清算、通缩以及财富缩水。在通缩环境下，累积债务的负担可能使银行业系统沉没，拖累经济陷入萧条。必须全力防止这种局面。

通过有序地创造货币抵消信贷紧缩、向银行系统注资，以及注销或减记累积债务，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这要求采取激进的非常规政策措施。要实现最佳效果，应综合采取上述三项措施。

如果这些措施取得成功，信贷开始扩张，通缩压力将被通胀幽灵所取代，有关政府部门将必须消除经济中的过剩货币供应，速度要像注资时一样快。除非首先激发其反面，然后减轻不均衡，否则难以避免全球通缩和萧条并存的严重不均衡局面。

为防止美国经济陷入萧条，奥巴马必须采取激进的综合性政策措施。除了高瞻远瞩的财政刺激计划，还应包括整个银行系统的强制性资本结构调整，并彻底检修抵押贷款系统——降低抵押贷款成本，减少抵押品赎回权的丧失。

在抗击萧条和通缩的过程上，能源政策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消费者无法再充当全球经济的发动机。替代能源和有利于节能的发展可以充当新的发动机，但前提是常规燃料的价格必须保持在足够高的水平，从而使这些领域的投资变得合理。这要求将化石燃料的价格保持在一定水平之上。具体可以通过确定二氧化碳排放价格，征收石油进口关税等，以使国内石油价格维持在一定水平（比如说每桶70美元）之上。

最后，必须改革国际金融系统。当前系统提供的远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场所，而是对控制着国际金融机构的国家有利，特别是美国，而损及外围国家的利益。外围国家受制于在华盛顿共识下形成的市场纪律，而美国却不受约束。

当前危机起源于美国，对周边国家的损害却更大，这表明了国际金融系统是如此不公平。必须协助保护外围国家的金融系统，包括贸易金融，这要求能迅速提供大笔短期应急资金。周边国家的政府还需要长期资金，以便实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此外，银行业监管需要国际协作。市场监管也应该是全球性的。各国政府还需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进行协作，以避免汇率大幅波动和出现其它混乱状况。

本文概括简述了扭转全球经济形势需要做些什么，它应能让人明白这是一项多么艰难的任务。

本文作者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董事长、开放社会协会(Open Society Institute)创立者。本文选自《金融市场新范式》(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电子书修订版（PublicAffairs Books, 纽约）

译者/陈云飞、岱嵩
========================================================================中国“家电下乡”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席佳琳(Kathrin Hille)报道 2009-02-04 史小萍（音译）在中国西南农业小镇海渊的鑫馨电器商场工作，向蔗农销售洗衣机和电冰箱。这些农民中有许多刚刚在数十年未遇的严重洪涝灾害中损失了一半收成。但令人惊讶的是，史小萍仍然相当乐观。 和中国各地数以百计的其它零售商和电器制造商一样，史小萍期望着从一个政府资助项目中受益。该项目通过以控制价格提供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和手机，另外再提供13%的政府补贴，目的是刺激中国农村地区的家电销量。这意味着，史小萍销售松下洗衣机的价格能够以比几个月前至少低25%。“或许这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销量，否则今年会非常困难，”她表示。“家电下乡”计划自去年12月开始在中国的12个省份启动，但今年2月1日才在全国正式推出。这是中国政府通过刺激国内制造业来抵御全球经济衰退策略的一部分。中国政府2月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迄今已有2000多万失业农民工返乡。虽然一些分析师怀疑中国农民在拉动电子产业走出全球严重衰退的泥潭方面能发挥多大作用，但中国国内的大型家电制造商却相当乐观。中国家电与电子产品供应商TCL表示，仅去年12月，该公司四分之一的总产量都专供给了该下乡计划。四川家电制造商长虹估计，今年可从家电下乡计划中获得8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超过去年第三季度72亿元人民币的收入总和。电视机和手机生产商熊猫电子预期，今年总收入将至少增长20%，尽管出口订单将同比减少60%。一位高管表示：“今年家电下乡的销售量将占到我们国内销量的50%以上。”分析师警告称，虽然中国的普通电视机制造商也许将从计划中获益，但这项措施可能无助于液晶平板电视制造商。中国政府为家电下乡计划中的电视机设置了2000元人民币的零售价格上限。这意味着利润更高的大尺寸平板电视自动出局。在白色家电方面，该计划似乎将帮助中国的大型制造商打入迄今一直由地方小型生产商占据的市场。“农村销售占我们全国销量的90%，”华东白色家电制造商——江苏白雪电器总经办主任顾益新表示。“原来大品牌的价位达不到农民期望的价位，现在因为有了国家的补贴，他们觉得可以了。这对我们这样原来农村网络就一直做得很好的制造商造成了一点压力。”一直被视为通用电器(GE)家电部门潜在竞购者的海尔电器预计，今年家电下乡项目将为公司创造18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占其全年农村销售目标的一半以上。零售商们警告称，家电下乡项目增加产品种类、扩大覆盖地区后，引发了残酷激烈的竞争。临潼镇某电器商场的销售经理王益（音译）负责销售中国国有企业长菱生产的电冰箱，他表示：“我们很难说服购买者，因为隔壁的小店会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低质量的产品，同时宣称他们这样做也是因为能拿到财政部的补贴。”译者/何黎
\\\\\\\\\\\\\\\\\\\\\\\\\\\\\\\\\\\\\\\\\\\\\\\\\\\\\\\\\\\\\\\\\\\\\\\\\\\\\\\\\\\\\\\\\\\\\\\\\\\\\\\\\\\\\\\\\\\\\\\\\\\\\\\\\\\\\\\\\\\\\\\\\\\\\\\\\\\\\\全球化开始开倒车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2009-02-05 世界上本来有摇滚音乐节和图书节——后来又有了年度全球化节日，也就是著名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在过去10年，达沃斯论坛汇聚了大企业家、金融高管和政府领袖，共同推进和庆祝全球经济一体化。无论他们有什么商业上的竞争或政治上的分歧，出席达沃斯的代表们一致认为，只有进一步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简而言之，就是全球化——才是实现和平与繁荣的正途。但今年，该论坛不得不面对一种新的现象——去全球化。达沃斯人创造的世界正开始倒退。国际贸易和投资不断下滑，保护主义壁垒有所抬头。经济日渐萎缩，失业率逐步攀升。去全球化的征兆随处可见。上周的报告显示，2008年12月份全球航空货运量较2007年同期下降22.6%。泰国总理阿披实•维乍集瓦(Abhisit Vejjajiva)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前往泰国的游客人数同比下降约20%，与国际旅游普遍下降的趋势相符（且排除了曼谷机场暂时关闭的影响）。在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正忙于出手救市，纾困对象不仅仅是银行，还包括汽车制造商。但是，正如欧盟(EU)长期以来所承认的那样，为本国大型工业企业提供“国家援助”是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此外，还存在着“金融重商主义”，这也是今年达沃斯论坛的话题。这给银行和金融机构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使其收缩国际业务，专注于本土市场。当南非财政部长特雷弗•曼纽尔(Trevor Manuel)警告称，南非和其它新兴市场正面临被挤出国际资本市场、以及“脱钩、脱轨和被抛弃”的危险时，他的话道出了许多人的忧虑。市场逻辑和政治压力助长了金融保护主义。在信贷危机中丧失了信心和资本的银行，正退回到最为熟悉的本土市场。而且，由于太多的银行得到了本国纳税人的救助，它们也无可避免地面临要在国内而非境外放贷的政治压力。不过，在达沃斯，很少有迹象表明，全球金融危机已促使人们对作为全球化基石的假想进行了任何反思。诚然，痛斥银行家、并呼吁加强对金融体系的国际监管，已成为一种风尚。但自由市场原则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引起异议。从某些方面而言，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强调了这些观念如今是多么地普遍。尽管冷战已结束了20年，但当俄罗斯总理警告人们不要“盲目相信”“支配一切的国家权力”，而中国总理透露他正重读亚当•斯密(Adam Smith)来寻找灵感时，仍令人略感惊讶。然而，尽管支撑全球化的观点仍牢固未改，但事态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达沃斯咖啡间到处散落的报纸上，不仅报道了全球贸易下滑，还谈到了法国的罢工、美国的“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立法、俄罗斯的社会不稳定以及英国的排外抗议工潮。达沃斯论坛上达成的“完成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的誓约，如今被频繁地缔结和打破，以至于它们的可信度就像是每年下一次决心，去健身房减掉一大截体重那样不靠谱。事实上，即使当政府首脑们在达沃斯重申他们的全球化承诺之时，其政府往往在却国内采取相反的举措。这种自相矛盾的最佳例证莫过于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他对于国际经济的领悟和对国际合作的热情呼吁，使他成为今年达沃斯的明星之一。在论坛上，布朗对“去全球化”进行了严正警告，并谴责了贸易及金融保护主义。但出席达沃斯论坛的代表们公开对布朗的言行不一表示质疑——英国政府向该国接受纾困的银行施加压力，要求它们优先考虑本国客户。与此同时，在英国，满腹牢骚的工人们正在游行，高举的标语上醒目地写着布朗自己的话：“把英国的工作留给英国人。”这并不是说布朗是个伪君子，事情绝非那样简单。我们倒不如说，是他和其他领导人正被拉向两个方向。从理智上讲，他们相信有必要保持市场开放，以及贸易和投资流动。而从政治上讲，他们面临着压力，要应对不满、恐惧、要求保护的选民。近来的情况进展表明，愤怒的公民将比抽象的理论更重要。达沃斯人正失去对事态的控制。金融危机证明，全球化所诞育的经济体系，比达沃斯与会代表们所认识到的要复杂和危险得多。各国政客和商人们无力阻止保护主义势头，看起来是达沃斯共识崩溃的下一个阶段。眼下，观念尚未跟上现实世界的转变。在今年的全球化节日里，代表们吟唱的还是有关公开市场和国际一体化的老歌。但他们放声高歌时，不再那么有底气。而在外面更广阔的世界里，越来越多的人已不再聆听。译者/陈云飞
========================\\\\\\\\\\\\\\\\\\\\\\\\\\\\\\\\\\\\\\\\\\\\\===========================如何终结大萧条作者：英国《金融时报》资深编辑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2009-02-05 就把它叫做大萧条吧。而萧条的现实是，西方世界正遭遇一场过度负债的危机。许多政府负债过多，许多企业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家庭正在前所未有的债务重荷下痛苦呻吟。情况最糟的是银行。我们不肯接受这一事实的最佳证据是，人们普遍相信，可以通过制造更多的债务来战胜危机。 到今年年底，美国的赤字可能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在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8.3%的乐观预测上，加上财政刺激计划支出）。如今重生的凯恩斯主义者似乎已经忘记，他们开出的赤字型财政刺激药方，最有可能在多少有些封闭的经济环境下起作用。但如今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各国政府间不协调的恣意挥霍更有可能导致债券和外汇市场动荡，而非经济重新增长。有一条更好的出路，但方向截然相反。目标决不是增加债务，而是削减它。必须采取两项措施。首先，事实上没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必须重组——这个词比过时的“国有化”更合人心意。现有股东将不得不面对资金亏损的现实——太糟糕了，他们本应对经营其银行的人更警惕一些。政府将接管银行，在对亏损进行大额减记后，进行大规模资本结构调整。债券持有人可能不得不接受债转股，或是20%的“折扣”（扣减所持债券的价值）——毫无疑问，这令人失望，但与雷曼(Lehman)破产所受的损失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上述激烈手段已有先例，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对瑞典银行业危机的反应。关键点在于要避免政府统驭金融领域的噩梦。美国最不应采取的措施是，让所有银行都像美国铁路公司(Amtrak)或（更糟糕的是）像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那样经营。政府对濒临倒闭的大型银行施以援手，是旨在避免银行业全面崩溃灾难的权宜之计，并非社会主义取得了迟到的胜利。不应该也决不能阻碍私人部门成立新的银行。因此，资产重组只能是仅此一次，政府不应长久提供担保或财政补贴。应制定一份例如10年内 “再私有化”的明确日程表。我们需要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将美国的抵押贷款全面转换为利率更低、期限更长的合约。法律卫道士对修正抵押条款的想法感到惊骇，将其视作对契约神圣性的侵犯。但有的时候，公众利益要求我们一边尊重法治一边违法它。19世纪期间，政府通过所谓的“转换”过程，一再更改了他们所发行债券的条款。考虑到市场利率和价格不断下降，面息为5%的债券可以简单更换为面息3%的债券。这种做法很少被打上违约的烙印。如今，我们需要以同样的方式有序转换可调利率抵押贷款，以将彻底改变的金融环境纳入考虑之中。对上述做法的另一种反对意见是，这会鼓励不谨慎之风。但只有在不良行为可能再次发生时，道德风险才真正事关紧要。我预见不会有人要求或被给予许多年可调利率抵押贷款的选择。那么，这就仅仅是一个公平问题。一个解决方案是，政府控制的抵押贷款发放及担保机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为所有借款人——包括固定利率借款人——提供同样的协议。永久性地降低大多数美国家庭的月还款额，几乎肯定会比之前出台的所有财政刺激计划（包括减税）都更能刺激消费者信心。毫无疑问，那些因上述措施而遭受损失的人不会无声地忍受。但宏观经济稳定带来的好处无疑会超出银行股东、银行债券持有人及抵押担保证券持有人所付出的代价。只有大重组才能终结大萧条。我们需要尽快采取行动。本文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特约编辑，并著有《金钱的崛起：世界金融史》(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译者/陈云飞
\\\\\\\\\\\\\\\\\\\\\\\\\\\\\\\\\\\\===============================\\\\\\\\\\\\\\\\\\\\\\\\\\\\\\\\\\\\\\\\\\\\\\\\\\\英语在上海被“过度使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纵横 2009-02-04 自从星座预测说瑞妈今年适合学英语后，瑞妈就开始学英语了。恩，其实瑞妈也不是这么迷信的，真相是，身为一家大型报纸的文娱部负责人，有一夜张艾嘉和王耀庆在她车上用英语说陈百强和黄耀明的八卦，她活活没能听懂一个关键词后，就痛下决心学英语了。 学英语，关键是要有好语境。不学不知道，原来办公室里有这么多英语达人，或者说，原来有这么多英语种类。虫子，属于老牌主力了，精通数国英语。语言学家早就指出，由于英语的开放性，对当地本土语言的包容性，迟早会产生一种现象：一部分人听不懂另一部分人说的英语。虫子不管是伦敦腔还是印度阿三的英语都能说得倍溜，VERY GOOD！朱坚强，精通保安英语。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为了能免费看上英超，于是投奔谢菲尔德联队当了一名保安。这行径颇有点唐伯虎为秋香卖身华府的味道，朱坚强从此通晓保安界的任何英语俚语、黑话。小宝，精通淘宝英语。她的英语积累，基本来自淘宝上的化妆品门店，要她用英语写一篇新闻，那真是要了她命了，但要她用英语报出任何一只大牌的任何一款经典，绝对不带打磕的。那一日，她老公扎罗，号称可以毫不费力翻阅英文财经期刊的人，被她拉来共同浏览化妆品门店，指着一行词组吃力地试图翻译：“什么圣诞……什么有限……什么性感的灰尘？”小宝扫了一眼，极度不屑地回答：“圣诞限量装眼影。”看，学东西，无非是两种动力。其一是兴趣驱动，其二是利益驱动。兴趣驱动的，可以把苦当甜。利益驱动的，苦仍是苦，但耐力持久。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产生了，在我所在的这间杭州的办公室里，会不会如沪上的许多办公室一般，出现英语使用过度现象呢？外籍主管不在，一拨中国中层坐在一块开会仍然使用英语，这叫“使用过度”。这个定义太过严谨，说个有趣的。某位老兄去上海一家外资企业开会，途中上厕所，一进门就见里面一位上海女士正在对镜描眉。女士见他进来，立刻爆发出一连串的英语咒骂，此老兄吓得立刻跳出门去。抬头再看，没错，是男厕所呀。他壮着胆子进去，指出这是男厕所自己不是耍流氓的事实，结果招来该女士的长篇大论驳斥，靠他可怜的英语听力，勉强分辨出对方在责难他没有绅士精神，按照国际惯例，男厕所有随时被淑女征用的义务。哎，对这条国际惯例，我倒是很赞成的，但是，大家都是中国人，都在中国的厕所里，您就不能用中文传达精神么？哪一种语言背后的经济处于相对强势，哪一种语言就有传播优势。往小范围里讲，当年中国全民学粤语的劲头，也是挺可观的。金融危机带来了重新洗牌的机会，本着这样一种认识，我在安心等待中文春天的到来。《生活时尚》======================\\\\\\\\\\\\\\\\\\\\\\\\\\\\\\\\\\\\\\\\\\=================\\\\\\\\\\\\\\\\\\\\\\\\\\\\\推动人民币升值不能靠狠话作者：China Online出版人利里克•休斯•黑尔(Lyric Hughes Hale)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9-02-03中国政府非常了解美国新总统的危险。克林顿(Clinton)上任伊始，曾发表过一系列反华言论。随着两国经济蓬勃发展，这种态势出现逆转，迎来中美关系的黄金时期。2001年，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就任总统后不久，一架美国军机被迫在中国海南岛降落，引发了将中国视为军事威胁的政策讨论。但在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军事关注点转向中东地区，这种态度也随之消失。 心怀又一次总统换届的隐患，中国总理温家宝上周前往达沃斯，为全球经济疾患开出中国药方。而美国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选择在奥巴马(Obama)政府上任后的第一周，在美国参议院面前给中国政府贴上操纵汇率的污名。这标志着告别布什时代的对华政策。尽管美国贸易赤字日益扩大、中国出口迅速增长，布什政府还是没有跨出如此严重的一步。现在，这种繁荣景象并没有彻底破灭，但由于遭遇发展限制和国内挑战，中国经济正在下滑，出口正在减少。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财政部就试图改变中国的汇率政策，但以失败告终。1934年，美国通过一项大规模白银购买计划，迫使中国旧银元升值。当时美国国会希望刺激中国对全球产品的需求，从而抵消世界其它地区大萧条的影响。然而，即使在银元兑美元升值了40%之后，进口仍然没有出现增长。这表明，当全球需求直线下落时，汇率解决方案将失效。75年之后，美国财政部不能忽视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这一事实。中国政府可以迅速将资金转移到其它地区，在全球各国利率不断下调的大环境中，寻找更高的回报率。盖特纳拉下了一个政治敏感、却没有经济效果的手柄，他所承担的风险或许比预想的更加严重。在规模如此巨大的危机中，如果中国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没有人应当感到惊讶。在上世纪90年代晚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了一轮竞争性贬值压力，但这次中国可能扛不住了。10年前，出口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如今，中国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已经翻了一番。工厂倒闭，失业率上升，GDP下降。人民币走强不太可能鼓励中国消费者购买国外产品。脱钩论已经寿终正寝，因此不要指望在世界其它地区都灯火黯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能够孤灯独明，无论美元变得多么廉价。那么，当中国政府面临市场改革30年以来最具挑战的环境时，盖特纳为什么要与北京过不去呢？如果中美经常账户的差距扩大，他可能会遭遇媒体的大肆责难——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出现，因为中国在出口下降之际，也缩减了美元支出。鉴于这场危机的根源是西方过度消费等弱点，中国人对于自己可能会陷入一场贸易战的说法感到震惊。中国官员认为他们已经采取了负责任的行动，推出了历来规模最大的财政刺激方案，在未来两年都占到GDP的7%。而美国的刺激方案规模还不到GDP的4%。盖特纳是美国第一位会说中文的财政部长，但他一改在布什任内的温和立场，开始对中国扮起黑脸。他不是惟一这么做的人。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表示奥巴马政府将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很有可能和盖特纳一同推动中国升值人民币。随着美国失业率的上升，双边关系将再次引起国会的负面关注。世界上相互依赖程度最高的这对贸易伙伴面临的经济挑战将愈加严重。即便有盖特纳和希拉里这样的老练博弈者，总统换届加上美国经济低迷，还是可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造成危害。奥巴马政府必须立即正确把握中国政策。应该尽早安排一次中美峰会，让新总统能与北京的领导人会面，开启帮助他当选的那种冷静而理性的对话。本文作者是China Online出版人，撰写有关中国经济的文章译者/何黎\\\\\\\\\\\\\\\\\\\\\\===================\\\\\\\\\\\\\\\\\\\\\\==================\\\\\\\\\\\\\\\\\\\\\\\\\\\\\\\\中国式约会规则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 2009-02-06 过去30年，中国社会大有长进。但是，有些日常生活的小节，进步却缓慢，比如约会的游戏规则。不论是私人见面，还是公务约会，几乎都是如此。我每次回国，或在伦敦作东道主接待国内友人同行，有两个发现：第一，在中国，预约会面很难，有时几乎不可能。长约不如短约。短约不如临时约。临时约还不如不约。有时效果最佳的，居然是不约而晤，在大家都没有料想的地方、时间，居然奇迹般见上了。在国外住的时间久了，免不了染上些欧洲人的毛病，比如长线约会。每次回国，常提前一、两个月就安排会面，与朋友同行通电通邮，约咖啡或饭局。对一个月后的约会，对方的反应常常觉得是光年之遥。害得相熟的朋友神经紧张，直言相告“喔……还有一个月呢！一月后的事，现在怎么定得下来。你下了飞机，马上打我电话，再约……”第二，这种约会方式，到了中国境外，特别是到欧美国家，就会碰到大麻烦。西方的约会规则，正好想反。比如，我常常最后一刻决定放长假旅行, 要的就是惊喜，另英国同事瞪眼球。英国人大多习惯提前一年预定度假行程，特别过分的还有提前两年的。那里虽不信计划经济，但在约会上倒很有计划的色彩。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国家里，长约当然最保险，短约的风险就剧增，临时匆忙约会常被视为“违规”。一次，有国内同行抵达伦敦后，打电话要我在两天内搞定一英国内阁大臣与一欧盟高官的采访，当时心想，唯一的可能就是绑架他们两位了；几次来伦敦的国内新闻界同行临时想见本报总编辑，我常以中国约会文化特殊与中国对世界之重要性，对总编大人晓以利害加威胁，迫他几次变更其它约会，见中国客人。在中国，商务约会难搞定。谈及此事，很多中外朋友都长吁短叹，有同感。其实，当事人都有苦衷，其中主要是体制的原因：从公司企业到政府部门到学府，临时决定开会太频繁，以至于“临时”变成了一种常态。科员决定不了自己时间，是生怕科长随时找他开会公干，处长又怕局长找。司长，部长，上头还有国务委员、还有副总理、总理，国家主席呢。这种“会议链”上，级别高的主宰级别低的时间，下级时刻准备着上级召集临时会议。后来一问，在企业、公司、高校研究机构中，也多是如此。如此状态，提前约会的可行度自然大打折扣。其实，不是大家不想守规矩，而是因不可控因素难守规矩。到头来，越是提前很久敲定的约会，就越不靠谱。一位在欧洲做生意的中国朋友告诉我，去年北京奥运前夕，她带了一个市长级的欧洲贸易团到中国一经济重镇招商。航班抵达后，东道主说，很抱歉，奥运事大，这次没时间接待，下次再来吧，最后只得取消原定访问。一次，提前三个多月确认的会见，临到当天上午，黄了，说是市长有紧急会议。外国宾客，只有两手一摊了事。据说，不少中国国企老总、民企老板，有临时召集高层会议或董事会的喜好。有的习惯半夜商讨大事，有的选择在公共节假日谋求策略，有时可能确有急务商量，但据说也有以临时开会考察手下人忠诚度的。能否支配他人的时间，仍是现代社会中个人权威的一大标记。记得上世纪70年代，毛主席习惯在深更半夜会见到访的外国政要。每次会见，多是临时决定，外国领导人只能在京随时待命，背着时差、暗中打着盹，等候驶入紫禁城的夜色。约会的规则，并非国计民生大事，并无对错，只是那种游戏玩起来更顺些，更少些麻烦。约会规则理顺了，对谁都有益。国人出访，还是洋人来华办事，都会更富实效，办更多的事。今日写下这篇文字，也因一特殊原因。最近我在国内长住几周，发现自己的约会方式，本地化趋势正在加剧，越来越跟着感觉走，觉得临时约会，感觉良好。如同背包客旅行，每天都有不同的惊喜。我自己也开始给朋友或同行打电话：“今晚上见面吧，不见不散…..哎！一小时后，通个电话再说吧……一个同事说，在中国约会，靠逮。“见着我，就逮住我。”，是最常见的说法。逮着就逮着了，逮着算你的。怪不得中国的约会如此。作者张力奋是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辑和FT《睿》杂志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