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家和茶园哪个好:瑞典的官员不好当

　　权力公开透明，官员的行为时刻处于监督之下，每一个公民都能对腐败说“不”，就可以有效阻止腐败的蔓延。

瑞典的官员不好当
高荣伟

　近年，在一些国际组织清廉指数排行榜中，瑞典一直名列前茅。与此同时，瑞典也得到了诸如“最适宜人类居住国家”、“全球环保成效最优国家”等多个国际机构的正面肯定。不过，瑞典媒体对此却不以为意，打趣说，如果有“最不好干的政府官员”排名，瑞典没准也会排在前面。
　　
　　没有“特权”
　　
　　在瑞典，政府官员没有任何“特权”。瑞典的法律规定，只有议长、首相、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几位高官，才配公务专车。所以瑞典的高级官员都和普通人一样，乘公交车、私车或徒步上班。
　　瑞典每辆公车上安装带双按钮的计程器和代码发射器，一个按钮上刻着“公务”，另一个按钮上刻着“私用”。任何人用车时，必须先按下两个按钮中的一个，车才能启动。是公干还是私事，经核实后，据此对开车者收费。
　　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大致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
　　1988年，瑞典首相、社民党主席帕尔梅在一天晚上看完电影步行回家途中不幸遇刺身亡。自此以后，瑞典才补充规定首相外出时可带警卫。帕尔梅不仅在国内威望高，在欧洲和世界都有重要影响。但去世后，被葬于被刺街道附近的公墓，墓地只有四平方米，竖立一块约一米高的有帕尔梅签字的鹅卵石，以便后人凭吊。
　　在瑞典人看来，政府官员的工资及办公用品都是靠纳税人的钱供养的。那么纳税人理所当然就是他们的“老板”，官员就是“打工仔”。“打工仔”怎么可以侵占或是浪费“老板”的钱财呢？所以，公务员廉洁奉公是其本分。
　　
　　权力公开
　　
　　很早以前，瑞典也有过腐败多发期，后来瑞典人发现，依靠体制内的监督来遏制腐败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瑞典政府下决心，把所有的行政权力都公开、透明化。
　　早在1766年时，瑞典议会就通过了一项《出版自由法》，其中最主要的条款就是“公开所有非涉密的公共文件”，瑞典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政务公开的国家。
　　目前，在瑞典，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书面公务资料、公函、财务报告等，只要不属国家机密，都必须向公众和媒体开放。根据这项原则，任何一位瑞典公民都可以到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要求查阅该部门的文件，包括财务方面的文件。如果他怀疑某位官员公款私用或挥霍公共资金，他可以向有关部门或媒体举报，随后，就会有人来调查这位官员。
　　为限制政府对信息的自由裁量权，瑞典还专门制定了《保密法》，极为详细地列举了哪些信息属于国家机密，哪些信息可以公开，这就避免了相关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有意向公众隐瞒非涉密信息。
　　瑞典前议会监察总长克劳兹·埃克伦德说：“在瑞典，暗箱操作是非常不能接受的事情。”
　　
　　没有“隐私”
　　
　　根据瑞典“不动产登记制度”，所有公民包括各级官员，在当地买房子，都必须刊登广告，包括房屋所在地点、交易时间、买卖双方的姓名、交易价格、房屋面积及修建情况等等，可谓一应俱全。这样的广告没有任何商业目的，只是以备当前或今后有兴趣了解购房者财产状况的人查询。
　　不仅如此，瑞典政府官员的一切与行政权力可能有关的“隐私”都得被公开。
　　几年前，瑞典通过全民投票否决了加入欧元区的提案，法国总统希拉克为此写了一封“私信”给当时的瑞典首相佩尔松，指责那些投反对票的瑞典人是“固执的笨蛋”。可没想到这封信很快就被瑞典各大报纸所转载，并引发了许多瑞典人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希拉克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恼火，就再次致函佩尔松，质问他为什么把信的内容透露给媒体。结果没多久，这第二封信也被登出来了。自此以后，希拉克再与瑞典官员对话总是加倍小心，生怕哪句话又被曝了光。其实，佩尔松也是有苦说不出，因为不但这种所谓的“私信”需要公开，就连他请客吃饭的菜单，瑞典公众也是有权查询的。
　　
　　惩治苛刻
　　
　　瑞典的民众和媒体都有很强的监督意识。如果一个官员的生活水平高出他的收入水平，那么很快就会有人举报他，然后税务部门就会派人来查他是否有额外的收入。如果有，他就必须向有关部门报告。埃克伦德说，这种调查虽然不是查腐败犯罪的，但它是发现腐败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1995年10月，时任瑞典副首相萨林年仅38岁，舆论对其政治前途一致看好，认为她不仅将成为社会民主党未来领袖，还会作为瑞典女首相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大展拳脚。但是，当年的瑞典《快报》披露说，萨林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了巧克力等食品。虽然萨林事后辩解说，她当时只是把公家和个人的信用卡用混了而已，并且事后也及时还了款，但舆论仍然穷追不舍，于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副首相就这样只因为价值几十克朗（1克朗约等于0.97元人民币）的巧克力被迫辞职。
　　无独有偶。2006年9月，由瑞典温和联合党等4个政党组成的中右联盟赢得大选，时隔12年后重新取得执政地位。谁也没有料到，新内阁组建刚刚十几天，就有两位大臣引咎辞职，还有多位内阁成员因为不光彩历史被曝光接受调查。
　　第一个“倒下”的是瑞典贸易大臣博雷柳斯，她在上任仅一周后便递交了辞呈，创下瑞典政府内阁成员中“任期最短”纪录。原来，瑞典媒体在她刚上任的几天之内就接连揭露出两大主要“罪状”：一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博雷柳斯在雇保姆时未按规定缴纳雇主税；二是多年来她一直没有缴纳电视收视费（瑞典法律规定，每户拥有电视机的家庭须缴纳一年约合200美元的公共电视收视费）。
　　由此可见，瑞典对官员腐败行为的惩治可谓苛刻。当然，为了防止恶意举报，瑞典也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与信息公开制度相结合，凡有恶意举报者，一经发现就将给予其“最低信用级别”，而拥有这样信用级别者，今后若想在银行贷款、找到理想工作，等等，几乎是不可能的。
　　埃克伦德说：“在瑞典，要想用贿赂让法官作出不公正的判决，那是不可能的，还从未听说过法官受贿的事；我当了16年的议会监察总长，从未遇到一起官员腐败案件。”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高级顾问吉勒曼说过，反腐需要形成强大的“零容忍”的社会压力。瑞典的实践也同样说明，权力公开透明，官员的行为时刻处于监督之下，每一个公民都能对腐败说“不”，就可以有效阻止腐败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