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果智法师简介:我相信命运 何新

1、特批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

记者：在调入政协之前，您在哪个单位?

何新：调到政协之前，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

记者：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什么时间?

何新：那是1980年。在这之前，我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作教员。1980年初我已故父亲的一位朋友(楼静波女士)把我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时是刚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处在组建中，非常缺乏人才。

记者：您当时以什么资格而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呢?听说是经院长胡乔木特批的?

何新：我刚进社会科学院的时候，身份还不是干部编制，实际身份只是一个临时工。那时在人事上，工人和干部的界限是很大的。在此前，虽然我已经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担任教师，但是我的身份却是工人，而且还是未转为正式员工的临时工。

根据当时国家人事制度的规定，临时工必须要工作满三年后才能转为正式职工。又必须有非常
特殊优异的表现，才能由工人提升为干部。

因此，当时以我这种身份，调入社会科学院的中枢机构成为国家干部，是必须经过院长办公会的特批。那次是科研组织局要调我。关于我的情况被报告给梅益秘书长，在院长办公会上得到了特批，然后由人事局办理手续。我调进社科院一年以后转为正式干部。由一个没有高等学历的临时工而直接转成国家正式干部，这在当时，应该是非常破格的。

记者：那您是不是靠私人关系或某种后门呢?

何新：不是。当时社会风气还比较好，干部任用审核制度非常严格。我的晋升并不是靠特殊的政治背景，也不是靠私人关系。

2、最具争议性的人物

记者：那就表明您具有特殊的业绩。

何新：也许我在学术上当时已有一些表现?可能是有一些业绩。但这也难说。因为对我的学术成就始终存在着严重的争议。我已经不指望在我活着的时候得到定论了。(笑)

记者：为什么，何必这么悲观？

何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断裂的时代。

美雨欧风，西风东渐，风雨飘摇，人心不古，"道术已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康德《理性批判·导言》）。

这个时代的许多东西令人迷茫而困惑。何况意识形态和学术，不是一种单纯的东西，一种抽象的价值，而关连着人们的现实利益。当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当社会的前进方向仍然面临着不确定的多种选择，歧路亡羊。怎么能期待人们对事物会有一致的、公正的、中立的、客观的评价呢？

王安石有一首论史诗，他曾感慨说：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黯犹承误，世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所谓世俗乱真，糟粕粹美，我想许多在历史上作过事的人都会有相类似的感慨吧！

记者：有争议并不一定是坏事。创新的学术，总是会引起争议。争议愈大，影响也愈大。

何新：陈寅恪曾指出：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与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

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气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际，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我虽非其所谓"贤者"，但也肯定不是"善利用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而"迎合环境者"。"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陈寅恪编年事辑》第158页。），我反省平生，确信自己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记者：最近我看到一本名叫《新周刊》的杂志，1998年12月号的一期，出了一本特刊"1978-1998，20年中国备忘。"编者在思想界推举三个人，认为是20年来影响重大的人物。最后一名是何新。其文中说："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争议的人物非何新莫属。"对此您有何评论？

何新：其他且不论，但我想这句话肯定是对的。如果中国学术界评选80-90年代期间最具争议的学者的话，那肯定非鄙人莫属。

记者：围绕您的争议主要反映在哪些方面呢?

何新：几乎涉及一切方面。关于水平、能力、成就、道德、行为举止，等等，都是问题。我一向被认为是一个离经叛道之徒。(笑)

记者：您是不是呢?

何新：(笑)的确是。在学术界，从进入的第一天到今天，我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异端分子。无师无门，无宗无派，自本自根。似乎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然而跳入学术界后一直在大闹天宫。因此有人诅咒我是弼马温，野狐禅，但也有人认为我是齐天大圣。(笑)其实，如果我是孙悟空的话，我虽然会追随唐僧去取经，但最后绝不会皈依而去作一个"斗战胜佛"的，那是这个猴子一生最大的败笔。（笑）

3、与当代主流思潮的根本分歧

记者：那么，您与学术界主流的最大分歧究竟是什么?

何新：十多年以来，我与一些知识分子的分歧与其说是在学术上，不如说是在政治上。

这种分歧特别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在政治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不是激进主义者。是国家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世界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而不是西化主义者。

多年来，我和我的学术一直居于非主流的地位。在很多时候，我是孤立无援的。我承受着多种批评、批判、误解、攻击、诋毁，不仅在国内，也包括海外。但是，我从来没有向他们低头过。(笑)（最近在美国的"万维论坛"，看到一篇文章，称何新是"伪民族主义"及"亲日派汉奸"，令我读后不禁喷饭一餐。此辈造谣已达到语无伦次程度了。）

我对事物常常持有与多数人不同的新异的观点。因此而触犯一些人们，触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和学术尊严。因此而一路走来争议不断。还有一些人似乎想封杀我，可惜他们做不到。十几年来，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记者：您生活得快乐吗?

何新：非常快乐。

苏东坡有一首词说："漫听竹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风雨任平生。"这词很适合我这一些年来的心境。

记者：有一本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北京的京华出版社今年初出版的《中国高层智囊/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十个人》，里面也介绍了您。您是否读过这本书?

何新：我知道这本书。

记者：您有何评论，关于您，这本书中的报道是否正确?

何新：不准确。应该感谢那位作者很善意地介绍了我的一些经济和政治理念。但是，关于我的某些经历，作者了解不够确切。

此外，他在书中把我和某些当红的主流经济学者并列，那些人见到我的名字会非常不喜欢。他们认为自己是专业的，出身于哈佛或剑桥，而我的出身则是绿林大学。道不同，不相谋。我和他们，风马牛不相及呵!

记者：最近，香港李泽楷由于斯坦福的学历疑问而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您的大学学历一不是名校，二没有完成。您对此是否有点自卑？

何新：（笑）我一生不懂什么叫"自卑"。

记者：据报道，香港的高级工商岗位，基本上是由哈佛、剑桥等名校的博士垄断的。中国现在也倡导从国外引进人才的政策。对此，您怎么看？

何新：人才不等于学历，尤其不等于洋学历。中国的杰出人才中既有钱学森、李四光这样的洋博士，但也有毛泽东、袁隆平这种山沟里出来的"土包子"（毛泽东语）。香港过去是英国人的殖民地。那种洋学历崇拜，在我看来是殖民地对宗主文化的崇拜与依附心态的延伸。这种殖民地文化心态不足取法。在人才和选材问题上，我认为应当坚持实事求是。

实际上，类似的政策及争论，在历史上是古已有之。秦始皇下"逐客令"，怀疑一切外来者都是间谍，那固然是一种政策偏颇。但燕昭王千金买骏骨，为外方游士建黄金台，燕国最终也还是亡了国。李斯"谏逐客书"说："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分四方，民无分异国，惟才是举，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于天下。"实事求是，惟贤是举，这才是用人之道。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实施了这样的用人之道。没有他当时倡导的"破格用人"，我可能至今还是黑龙江边陲的一个农夫。

4、全球金融体制将面临新的动荡

记者：但是，我曾听说您是一位预言家。

何新：（笑）是的，我作过一些预测。

记者：这些年来，很多所谓预言家已被揭露其实是骗子。--恕我直言。

何新：你说得对。在这个世界上自称为预言家的人中，很多是骗子。我见过的也多了。

记者：那么您呢？

何新：我不是那种事后诸葛亮，事情发生之后才说我早有预料。我常常把话说在前面，而且写成文章，印成铅字，甚至发表出来，有案可查。而且多数情况下是人们不相信。

记者：比如说？

何新：请你查阅《自学》杂志1989年第5期何新的文章《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并见于《中国金报》1989年5月19日。），我预言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必将失败，随之东欧集团将解体，苏联也将解体。还有香港《明报月刊》1988年第11期何新的文章《当代中国的社会危机与成因》，我在文中预言中国可能面临动乱，可能将会发生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以及中国可能陷入分裂局面。这些话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在我之前没有人讲过。

记者：我读过你的这几篇文章。但是，有没有新近的事例？

何新：1998年12月2日，我根据当时尚不明显的一些国际迹象（当时正是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的前后），预感到日本已形成新的对华战略。写了一篇《警惕日本对华新战略》的研究报告上报中央。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以及近两年来亚太形势的演变，可以证明那个报告中对国际形势（我预言可能发生对华战争）的预想得到某种证实。

2000年3月8日，《华声报》记者王涌在两会期间来采访我。我告诉他所谓"新经济"不可信，美国及香港当时呈现的科技股热是一场金融虚火。我还讲，香港近年可能会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这个预言发表在4月16日出版的香港《广角镜》杂志上。

4月14日，华尔街道琼斯指数暴跌617点，创造该指数日跌幅的历史最高记录。纳斯达克指数则在1周内连跌1000点，即跌去其高幅的1/3。其跌幅超过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大崩盘的跌幅记录。

跌风随之传到香港。4、5月间香港恒指一度由18000点跌至14000点以下。虽然后来由于红筹股和地产股的回升将指数拉回到15000点上下。但9月间，港股在对冲基金操纵抛盘推动下，一周之内再次跌去300点。

过去两年被吹捧为"新经济"的科技股从此一蹶不振。被称为"小超人"的李泽楷和他的"盈科动力"概念也已日薄西山。

5、山雨欲来风满楼

记者：您的意思是否是，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现在已到来了？

何新：我没有这样讲。但是，事情并没有完。我们当今肯定仍然是处在爆发新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前夜阶段。不仅是香港，而且是全球性的。你看一看，2000年以来，前几年在中国被吹上天的美国三大股神：巴菲特、索罗斯、罗伯逊相继破产或陷入金融困境。美国财爷格林斯潘先则惶惶不可终日，近期以来一直沉默寡语。这是为什么？

欧元生不逢时，两年来汇率一跌再跌。而国际油价则一浪高过一浪。这后面不是看不见的手，而是存在着看得见的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频频迭发。1992年的英国金融危机，1995年的南美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的欧元汇率危机，以及近期的石油期货涨跌，危机一再频频发作，一浪催一浪。把这些现象综合在一起观察，这后面究竟预示的是什么？我认为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索罗斯前几年曾写了一本书《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危机》。他有一个观点，认为全球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总体性危机正在向世界日益走近。

记者：这样说，我也有点不信。

何新：那我们可以走着看。近年以来全球股市、汇市一直动荡不已，目前还是风方起于青萍之未。我认为大的风暴在后面。当然，我这种观点一发表肯定又会被批判（笑）。主流学派又会说我是"不懂"（笑）。

我是不懂呵，现在的很多经济现象我都看不懂。2000年3月我讲科技股是泡沫，那时国内各种传媒多么严厉地批判了这种泡沫论呵。

3月底，纳斯达克的总裁跑到北京发狠说："新经济是不是泡沫，走着瞧吧！"（见当时的《北京晚报》）但是，现在全世界都瞧见了，是个泡沫，而且是个大泡沫。只是破得这么快，连我都想不到。

不过，在"新经济"的鼓吹者和主流学派看来，这些危机不是危机，只不过是"正常调整"，形势大好。（笑）永远大好。好不好在人的心境嘛。感觉好，就是好。（笑）

记者：您的意思是，今后仍然可能发生全球性的金融风暴。

何新：是的。近年来股市汇市的激烈动荡表明全球金融体系暗伏着深刻的内在危机。这场危机之所以尚未降临，是因为美国的银行体系尚未被股市、汇率的动荡袭倒。但并不是没有预兆。格林斯潘不断调整利率，根本目的就是保护美国的银行体系。

近十年来，美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并非像一些美国崇拜者鼓吹的那样，是靠什么"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而是：第一得益于美国市场对国际金融过剩资本的吸纳。若没有这种巨额外来资本的支撑，就不会有高新科技及所谓"新经济"的崛起。第二得益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国的廉价对美出口。第三得益于苏联东欧解体后美国直接竞争对手（军事及经济）的消失。但是福兮祸之所伏。现在冲击美国市场的外部金融力量愈来愈大，可能失去控制。

在香港，如果不是中资以及"长实"等华资集团不断干预市场，股市崩盘恐怕早就会出现。
现在国际游资（过剩金融资本）像洪水一样冲击着全球金融体制脆弱的堤坝。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灾难归因于亚洲国家金融体制的不良。而现在问题也降到了欧美头上，他们却沉默着。我们往下看吧，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内，我们肯定还会看到一系列连台好戏。

6、理性是进行预测的可靠工具

记者：让我们等待历史的发展吧。请问您对未来进行预测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某种神秘的直觉吗？

何新：不，我运用的是理性主义的工具，就是黑格尔所谓"辩证逻辑"。我有时也有灵机，就是对事件发展趋势和走向的直觉。

但我洞察未来主要是根据理性主义的方法，根据历史预察未来，从现象中寻绎对象演化的内在必然逻辑。

记者：有这种逻辑吗？

何新：黑格尔的逻辑方法就是这种逻辑。我早年对这种逻辑曾作过极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得益非浅！

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实，实践是动态的。实践不仅是过去的经验。

人类之所以是人类，就因为人类是理性的动物。其他动物也有感知，有感情，有知觉，甚至也有技巧。但是除人类以外，没有任何动物具有系统化的理性能力。这种理性能力虽然极为复杂，但说到底最根本的则是两点。一是对事物分类而形成概念。二是发现因果关系，从而预知行为和过程的结果和未来。

记者：您的生平表明，您确实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我很想了解您的整体思想发展历程，了解您对一些重大问题比较全面和真实的想法。

何新：全面？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我过去几十年的人生经历曲折而又复杂。我不仅是一个问题人物，而且在现实中也确实是一个充满缺陷的人物。在所谓主流思潮的圣坛上，我早已被打得粉碎。（笑）

所谓"传奇性"，可能是有一点，因为我确实经历过一些寻常所难以遭遇的奇特事件。作为老朋友，这次对你，我准备多谈一点。谈，也是为了作一点澄清。

多年来，海外的一些报刊、出版物，刊登过很多关于我的传闻不实之词。例如香港有个政治性的野鸡出版社（什么"前哨出版社"）出过一本书《中南海新智囊》，把我的照片印在封面上。听说那本书还卖了不少。那本书也流入内地，有地下的盗版。那书通篇都是胡说八道。他们一边骂我，一边拿我来骗读者的钱。

7、我年轻时放荡不羁

记者：是不是国内的那本《中国高层智囊》？

何新：不是那本。 香港那本书中关于我的所有的材料，可以说通篇都是胡扯。书中竟然还为我派嫁了一个名叫"方娴"的太太。据说这位女士"在国务院工作，收入不菲"。（笑）我倒是很有兴趣见见这位新太太的面（笑）。

记者：顺便也想问一句，如果你不认为是隐私的话。关于您的个人生活，外面的确有一些不同版本的传闻。

何新：我知道。我年轻时的确放荡不羁，玩世不恭，作风不检点。这也是我不能从政的原因之一。我曾结过两次婚。又离了两次。责任都在我。

记者：您的意思是，您在忏悔吗？

何新：（笑）不，我不忏悔。"我是哲学家狄奥尼孛斯（酒神）的门徒，我宁可做一个登徒子，也不愿作一个圣徒。"（尼采）

但是我负疚。我负疚是由于我曾给她人带来了伤害。我的两位前妻都是出色而优秀的女性。造成离异的错误和责任都是由于我。特别是对于儿子的母亲，我怀有深深的欠疚。我们结缡于文革后期在东北兵团的那个困难的年代。古人说："糟糠之妻不下堂"。我违背了古训。

记者：那么你们为什么要离异呢？

何新：回城以后，种种种种，内因外因，前因后果。根本一点是我抵不住诱惑，特别是美色的诱惑。我犯了男人最容易犯的错。五十而知往事非。对此，我心灵中怀有沉重的负罪感。这也是一种惩罚吧！

记者：这两位女性近况怎么样？

何新：她们两位都是很坚强也很能干的女人。一位是经济学硕士，国家公务员。另一位十几年前即已移居国外，是一位有点名气的画家。

记者：您现在婚姻状态如何？

何新：自1984年第二次离婚后，我后来没有正式再结婚。

记者：为什么？难道这么多年来，您一直没有遇到心爱的人吗？

何新：当然我有我之所爱。我是非常幸运的。在我前半生中曾有幸遭遇过几位极其优秀的女性。有些爱情经历令我刻骨铭心。

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女人要比男人优秀。足以证明这一点的还不仅仅是体育。女人为她们所爱的男人所能作出的牺牲，往往比男人为她们所付出的大得多！男人常常逃避责任，包括我。而女人对于生活，对于爱情及其苦痛的承受力，要比男人坚忍得多！

记者：那么香港那本书关于你婚姻的说法是在造谣。

何新：完全是，而且是莫名其妙。什么《前哨》之流，纯粹都是些政治垃圾刊物。我有时也翻一翻，但总是发现内容肮脏卑劣，毫无真实性可言。这种流氓政治性传媒，像绿豆蝇一样令人恶心。

过去我曾说过要用法律手段追究他们的诽谤。当时把他们吓了一大跳。（笑）但是这需要挤出时间和精力对付他们，还要请大律师，很麻烦。暂时还没有这种闲工夫。

实际上，这些传媒背后大都有某种神秘的政治背景（台湾情报局/CIA或军情六处）。由他们去造谣吧。有人说，人言可畏，积毁销骨。但是，君子坦荡荡，只要你骨头硬，谣言和毁谤杀不死人！

8、我相信命运

记者：请您放心--我会力求准确和真实地写您，写出一个真实的何新。因此，我很想比较全面地了解您的生平。您能对自己的平生作一个简明的概括吗？

何新：谢谢。我也想通过与你们合作的这个机会努力而且真实地剖析一下自己。我一定尽可能坦诚地打开我的内心，力求作到"事无不可对人言"。除非是涉及到你我之外的第三者。

我成年以后的经历可以分成三段。

1968年-1977年，这9年间，我是知识青年。其间由于抵制和怀疑文化革命而受过迫害。

1980-1990年，这10年间，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及哲学方面。

从1990年到今天，我的职务是一个从事调研工作的专职全国政协委员。我研究和关注的问题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宏观战略性经济、政治和国际问题。二是关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思想、语言、文化。

记者：如果由您对自己作评说的话，您如何对自己的社会角色给予一个定位呢？学者--政客，或者介于二者之间？

何新：不，都不恰当。你知道罗丹有一件作品？"the thinker"。那是一个低着头作痛苦状的深思者，思考者。

黑格尔讲过一件轶事，他说：有人为斯宾诺莎的一幅画像作了如下的题辞：Signum reprobationis in vultu gerens［一个忧郁的受谴责者］（《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97页。）我每读到此不禁发笑。

真正的哲人永远会受到世俗的谴责，也经常会是忧郁的，因为他们远远地超越于庸俗。我也是一个忧郁的受谴责者。不过我是经常抬着头，而且睁着眼的。

我认为自己是人生这出戏剧和当代历史的观察者。我想我此生的宿命就是如此，也只愿如此。虽然我也曾作过其他事情，但那多数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记者：您相信命运吗？

何新：是的，我深信宿命的存在！

记者：那么，什么是"命运"？您如何理解"命运"？

何新：从哲学上定义命运，我认为所谓命运，就是一个有目的地进行着，因而是必然性的宇宙进程。我们每个人，无论自我是否意识到，都作为一种角色而生存在这样一个进程中。这就是命运。对于这个进程，自我并非真实的"存在"（Existenz），而只是宇宙进程的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