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攀博文:北大博士挂职基层两年 论文揭“县域政治”真相

北大博士挂职基层两年 论文揭“县域政治”真相  

2011-10-26 13:27:52|  分类： 杂耍 |  标签：冯军旗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北大博士收集官员造假证据揭露基层官场生态

中国青年报 / 林衍

　　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在中部某农业县挂职两年，写出25万字的博士论文，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披露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你总问人家是怎么升上来的，这怎么好讲呢？”办公桌的一端，县委书记林庆生皱着眉头提醒，“小冯，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冯军旗没有反驳，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之前的两年时间里，这名挂职县长助理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已经先后访谈了这个农业县里160个副科级及以上的干部，而坐在面前的“一把手”，则是他的第161个访谈对象，也是最后一个。

　　这场谈话结束后不久，冯军旗便离开了这个县城。2010年6月，他的题为《中县干部》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参与答辩的“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冯军旗的导师、社会学家郑也夫则认为论文“调查详尽而扎实”。

　　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编者注：依据这篇论文，本报道中所涉及的市、县、乡镇名及当地人名均为化名）

　　事实上，这个位于中原腹地的农业县只是中国2000多个县中普通的一个，人口80余万，GDP排在省里所有县的40多位。冯军旗在25万字的博士论文里，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他披露中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他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

　　“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在这个每800人便会产生一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县里，他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统计出了21个政治“大家族”(副科级及以上超过5人)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副科级及以上2~5人)。

　　除此之外，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近日，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有评论称：郡县治，天下安，这份以1978年为起点的基层政治研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

　　1976年，冯军旗出生在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村里。在他的记忆里，无论是邻里纠纷还是红白喜事，任村支书的父亲都是村民们的“主心骨”。很小的时候，他便常常跟着父亲看《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在一次作文考试里，三年级的冯军旗还因为使用了“蒸蒸日上”这样的词，获得了语文老师的表扬。

　　从那时开始，冯军旗便渐渐产生了对政治尤其是政治人物的兴趣。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泡在书店阅读领袖人物传记，一本518页厚的《江泽民传》，“两个下午就能读完”。读研究生时，他的专业是世界史，硕士论文选题是“中世纪英国贵族的家仆世界”。

　　走进中县，缘于2007年年初他和硕士导师刘新成的一次叙旧闲聊。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刘新成无意中提及，自己有个朋友是中部某省一个县的县委书记。

　　正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冯军旗当即觉得，“如果能深入基层中国的政治群体，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田野调查经历”。

　　半年后，在刘新成和北京大学组织部的牵线下，冯军旗顺利地获得了一个赴该省北山市的中县挂职两年的机会。按照规划，第一年他将在西城乡挂职副乡长，第二年在县政府挂职县长助理。

　　后来他听说，中县愿意接纳他的原因是想借助他的社会学研究功底，帮县里“搞个关于信访问题的调研，并给一些对策”。

　　导师郑也夫也给了学生最大的支持。在2007年年底进行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他对几位评审老师说：“对不起各位，现在还不能确定冯同学要写什么。”

　　2008年3月7日，冯军旗带着满满一箱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材料，登上了开往中县的列车。

　　“不要有任何定见，不要有任何框框，睁大眼睛多观察，在实践中发现事实，发现论文主题。”临行前，郑也夫再三交代。

　　车到站时，外面正下着大雨。迎接冯军旗的是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春雨贵如油，这是为了迎接贵人啊！”副部长快步接过冯军旗手中的行李，并将他带到县委招待所的酒席之上。

　　次日下到西城乡，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

　　初到这个道路两旁种满高大杨树的县城时，一个月只有1000元补贴的冯军旗衣着朴素，总穿着从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买来的便宜货。

　　一天，有同事提醒他：“做官嘛，要穿得有牌子一点。”

　　冯军旗为此特意去县城买了两件“七匹狼”的T恤，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

　　“我就是在尴尬中一点点融入官场的。”冯军旗自嘲道。

　　进入圈子后，乡里的领导干部们倒是大多乐于陪这位“从北京来的博士”聊天。

　　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一个下属告诉冯军旗。

　　在挂职的两年时间里，冯军旗借“职务之便”，先后在县乡探访了161个干部，其中还包括1978年以来曾在中县工作的26个老干部。

　　最早吸引冯军旗的，是大水乡党委副书记李书平与竞争对手冯南疆竞选乡长失败的故事。根据李书平的讲述，她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鹤仙市政协主席那里。

　　“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直肠子的李书平向冯军旗抱怨道。

　　也正是从那时起，冯军旗猛然意识到，在平均每800人中就有一名“副科级及以上”的中县，正是这1013名干部组成了这里的官场——他们本身就是论文最佳的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

　　“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冯军旗面前，是一幅横跨30年的官场生态图。

　　在中县，大大小小的干部共有一万余名，金字塔的顶端是孤零零的30多个副处级岗位和4个正处级岗位。

　　一个老干部对冯军旗讲：“这官场就像是一个苹果，但一次只让你咬一小口，咬完了你的人生也就走完了。”

　　能吃完苹果的人并不多。

　　在中县，提拔到副科级，意味着干部档案会从人事局移到组织部，“算是大小当上了官”。

　　正科级则是很多干部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其在县里的难度就像是“中央的部级、省里的厅级和市里的处级”。

　　“走到这一步的人都不容易。”据冯军旗统计，一万余名大小干部，只有200多人能最终升到正科级。

　　有一次，他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年龄往往和岗位挂钩，“这里面差别太大了。在领导岗位，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不在领导岗位呢，上午县城转半天，中午回家吃干饭，到了下午接着转。”

　　相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

　　事实上，中央曾明确规定：“各级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中应有适当数量的党外干部，并与担任同级职务的党内干部享受同等待遇。”

　　但在中县的官场中，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县人大一位副主任曾向冯军旗抱怨：“你看我发表文章都自己出钱，没有课题经费，电话费不报销，也没有专车，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有活动开会就派车来接我，不然我不去。”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

　　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

　　在整个金字塔结构中，一旦被提拔为副处级甚至处级干部，便意味着跨入了县领导的序列，“是中县政治里精英中的精英”。

　　根据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

　　“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县乡的某种政治变迁趋势。”冯军旗分析道，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和资源还集中在县直机关，比如商业局的财政就占县财政的一半以上。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乡镇经济迅速崛起，“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

　　在中县，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

　　冯军旗担任县长助理时，协助分管的部门是科技局和信息中心。司机常提醒他：“冯县长，你得打打招呼啊，分管一些有实权的部门！”

　　有些干部认为，有权甚至比有位更重要。在中县，财政局是公认的“富衙门”，干部们普遍不愿意外调去“追求进步”，一些人宁愿做股长，也不愿意去别的局做副局长。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

　　在论文中，冯军旗根据县领导们的简历归纳出了一套“政-党螺旋晋升模式”，其中最典型的路径是“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常委-县长-县委书记”。

　　“简单说，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周而复始，最终使得党委系统成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冯军旗总结道，“打个比方，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在中县，管这叫做“没干成”。

　　而在受访的一些干部看来，只有能干到县委书记，“那才算真干成”。

　　“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西城乡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

　　冯军旗曾遇到过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

　　后来，张南国到卫生局长家，痛哭流涕地询问为什么免其职务。卫生局长痛斥道：“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是什么决定了干部的晋升？这是冯军旗最常抛出的问题。

　　最集中的答案是，有为才有位。

　　1978年以来，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一种全新的政绩型干部任免机制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表现作为衡量标准的晋升机制。中县也随之建立起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每年年初，县里会把任务分解给各个乡镇和县直单位，年终召开表彰大会。

　　“从省到市再到县，政绩考核目标层层承包。”冯军旗在论文中这样分析，“这固然是30年来地方大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引发的问题也是全局性的。”

　　在论文的一章中，冯军旗将笔墨着重放在了对假政绩与政绩工程的梳理上。上世纪90年代初中县县委书记陈道白的事迹最为典型。

　　当年，北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工业立市”战略。为响应上级领导，陈道白提出乡镇要大办企业，村村冒烟。在强势行政指令下，中县县直所有单位都分配了办厂任务，连县委幼儿园都分配了16万元的产值。

　　各个乡镇也不得不圈起了很多大院，并称之为工业小区、工贸小区。但实际上，除了一些用于接待观摩的厂区有设备外，其他都是空场空院。一位老干部总结道：“远看雾糟糟，近看空落落，都是空院子，产值要多高有多高。”

　　经过那两年的“村村冒烟”工程，全县背上了4个亿的债务。一位政法委的领导有一年曾做过统计，上访案件有接近一半是“工业立县”时期造成的。

　　陈道白在任期间，一位叫刘石田的镇党委书记曾公开表达不满：“你这样做，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接下来，刘石田的华生镇成为当年的落后乡镇，他本人也辞职，回到县城做了教委主任。

　　“当时给华生镇下达了一个多亿的工业产值，怎么可能完成？除非给修鞋的摊派100多万！要完成上级任务，就需要坑老百姓，我当过农民，我不行，我下不了手。”在冯军旗面前，刘石田甚至几度哽咽。

　　冯军旗了解到，陈道白后来晋升为北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的继任者李朝中在接受冯军旗的访谈时称：“如果我再继续折腾，后果不堪设想。”

　　值得玩味的是，搞休养生息政策的李朝中后来转任北山市发改委主任，等于平调。

　　“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官员的政绩都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冯军旗一字一顿强调道，“但我只观察假的，至于好的，宣传部门已经说得够多了。”

　　在调研期间，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个年轻的学者：假政绩层出不穷，地方经济怎么发展？

　　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大环境稳定，经济自己就会发展起来，官员们折腾一下当然没太大关系了。”

　　“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

　　到了县政府后，冯军旗询问一位同事什么时间做采访最合适。对方的回答是“一定要上午”，因为大部分领导从中午11点多就开始联系喝酒的地方，喝过酒后回家睡觉或打麻将，到了晚上继续喝。

　　“冯博士，中县的官场很复杂，能力做参考，关系最重要。”比冯军旗年长几岁的这个干部提醒他。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

　　“你怎么搞这么多这个？”他纳闷地问。

　　这位新官微微一笑，“弟兄们的一点心意。”

　　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

　　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

　　在冯军旗看来，酒与礼都只是“常规动作”，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

　　“冯博士，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一位干部直言不讳。

　　在中县，民主推荐制度自2002年开始实施。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具备晋升资格的人都可能成为被推荐对象，票多者升官。

　　这种方式被冯军旗视为简单化的“放任式民主”，“明规则禁止拉票，潜规则却默许拉票，拉票甚至被视为追求进步的信号，如果干部不拉票，反而会被认为没有想法”。

　　每逢投票，县里商店的烟酒经常断货。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冯军旗，送红包的标准，正科级1000元，县领导2000元，“除了一些关系铁的，大部分都要送”。

　　拉票的费用往往出自公款。冯军旗听说，曾有一个富裕的乡镇在连续3年出了处级干部后，“留下了几百万的财政窟窿”。最夸张的例子是，一个连拉了3年票的乡镇党委书记，除了金钱的消耗，疲于应酬也让他恐惧不已：“如果再不成功，我就跳楼自杀，因为身体实在吃不消了。”

　　然而，真正让冯军旗震惊的并非金钱构筑的关系网，而是一张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

　　最先闯入视野的是一个叫张泰康的人。冯军旗听说，这位曾经的中县县委副书记拥有一个庞大的干部家族：妹妹曾任副县长，妹夫曾任县卫生局局长，姑老表曾任北山市畜牧局局长，而他们的子女、女婿更是一个不落地身居要位——北山市海关关长、北山市旅游局局长、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武陵区副区长、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

　　在深入调研后，一个被冯军旗称为“政治家族”的谱系表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

　　比如，官位有“世袭”。张泰康及其女婿曾先后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氏家族的另一成员张得彬及其内弟高玉溪曾先后任中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比如，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正科级亦不鲜见。

　　比如，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更普遍的规则是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县的强势单位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垄断单位变成了政府机关，不变的是，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一位老县长曾这样比喻：“这是猪进庄稼地，啃了苞谷啃红薯，啃了红薯啃南瓜。”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县医院曾是中县最好的单位，被称为标准的“窝子兵”。有一次医院里的两个老医生打架，每一方的亲戚和关系户都上来帮忙，这场“单挑”最终变成了“百人大战”。

　　“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按照最初的设想，关于中县干部的研究本可以截止在“关系”这一章，但在县政府早餐会上经历的一幕让冯军旗改变了主意。

　　“大家整天都坐在火山口上，辞职算了。”早餐桌旁的县长抱怨着，把头转向常务副县长，“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一旁的冯军旗不动声色，但已决定继续研究中县官场上的“摘帽”之道。

　　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

　　冯军旗在论文中分析道：“这说明纪委办案有个问题区隔，有些问题是一定要查处的，有些问题则是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即使涉及一般也要规避。”

　　规避之处不止于此。冯军旗曾经搞到一份2005年县计生委主任贾本声的受贿案交待书，贾在其中披露了一条自县计生委至省计生委的“上贡”通道。然而在中县纪委的最终落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利益输送不认定。

　　“一边是党规党纪的日益完备，一边是各种潜规则的盛行。”冯军旗坦言，“这就意味着大家都处于‘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成了一门技术。”

　　他很清楚，“纪检监察领域太复杂，我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冯军旗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有关部门能接纳他到市或者县一级的纪委挂职，进行反腐败研究。

　　据他的观察，自1978年以来，纪检监察部门的官员作为治官之吏，对干部仕途的影响变得愈发举足轻重。

　　冯军旗记得，一次聚会上，计生办主任端起酒杯专门敬坐在对面的纪委干部，“计生工作要搞好，和纪检部门搞好关系是必修课。”

　　另一次，省纪委一个普通的处长来视察，县委书记亲自率人接待。“换了其他部门，就算是个副厅长，县委书记也不一定见。”毕竟，所有官员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哪些干部会成为纪委查处的目标。

　　有人曾戏称，这是“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一位纪委领导告诉冯军旗，查处目标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

　　但一个共同的前提是，领导不“保”或者无法“保”。

　　在经济问题之外，日益被人们诟病的干部作风问题却成了纪委的冷门项目。

　　事实上，在中县1950~1978年查处干部的档案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

　　在调研中，有一件关于作风问题的糊涂案，让冯军旗印象深刻。

　　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此案的一位证人对冯军旗抱怨道：“镇长竟然敢强奸人大主任，这把人大放在什么位置了？”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

　　这让冯军旗想起已经退休的老父亲。年少时，做村支书的父亲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常事，有时为了帮村民挑粪要走上十几里路。

　　而在如今的中县，一到晚上，村干部会回镇上的家，乡镇干部会回县城的家，而县领导则回北山市的家，“中县成了空城”。

　　中县曾出过一任“官声不好”的县委书记。他离任后不久，民间便盛传其已去世。后来这位前书记特意回了中县一趟，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

　　2009年春节前夕，冯军旗在县政府值班，连续4天县政府大门都被上访群众围得水泄不通。

　　“官民之间的距离的确在变远，这和唯上不唯下的官员任免机制不无关系。”当地一位干部告诉他。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会影响这个县高歌猛进的发展。去年，一家五星级酒店刚刚完成盛大的奠基仪式。不远处的一座电影城也已经开张营业，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奥斯卡。

　　冯军旗错过了这些盛况。2010年5月，由于导师临时组织同门论文交流研讨，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中县的干部们辞行，便匆匆赶回北大。而按照这里的传统，送别挂职官员时，干部们通常要分列两排，让挂职者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开。

　　回京后，冯军旗带着在中县完成的博士论文参加了毕业答辩。

　　“作为中县干部曾经的一员，我确实应该唱一曲中县的赞歌，但歌功颂德不是学术研究，于现实无补，于改革无益。希望中县的干部们能理解我的研究。”冯军旗这样表示。

　　在打印版的论文扉页上，只写着一句话：“献给中县干部。”

　　此时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印着烫金大字的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实际上，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进入某省文化厅的机会，“如果是组织部，也许我就去了。”

　　如今，冯军旗在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做一名助理研究员。

　　他骑一辆二手的永久牌自行车上班，每当有黑色桑塔纳3000轿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时，他就会想起在中县的那些日子。（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林衍）

▲冯军旗：29岁代县长闫宁的简历分析

（2011年09月26日08:15东方网）

关于河北馆陶县代县长闫宁简历问题的最初爆料是在网络上，我当时第一时间看到后，就预判很快媒体就会跟进，而成为一个公共事件。果然，很快《法制周末》记者刘立民就跟进报道，而馆陶县政府工作人员的所谓县长简历是机密的愚蠢应对更是把这件事推到风口浪尖。馆陶县委县政府虽然很快回应，公布了闫宁的简历，但结果是引起了更大的猜疑和非议，从而使得这一事件愈演愈烈。

下面，根据我的两年县乡挂职锻炼经历以及相关的研究，来对闫宁的简历及其仕途历程进行学术性的分析。

从闫宁的简历来看，这其中充满了很多非常规的仕途路径和人为运作的嫌疑。可以说，闫宁仕途历程的每一步，都有高人来谋划，来布局的嫌疑，从而成就了这一所谓史上最年轻的代县长。但这种急于求成，却有可能演变为闫宁仕途的滑铁卢。

中国官员和西方官员很大的不同就是，中国官员讲年历，论资格，要求多岗位的一线磨炼，这种资历往往成为官员的权威来源和晋升基础，这是奥巴马式的官员很难在中国出现的原因。熟悉中国县乡政治的都知道，现在县乡官场，有两个现象非常明显，一是过度竞争，二是隐形台阶。过度竞争往往造成官员晋升时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也就是关键的机会就那么一两次，错过了，这辈子的仕途也就到顶了，这使得县乡官员往往动用一切资源和手段来谋取早日晋升。

但是，县乡官员的晋升空间实在太少，一个县，大约也就100多个正科级实职岗位，30多个副处级实职岗位，4个正处级实职岗位。僧多粥少的结果就是在每一个级别之间和内部都衍生出大量的隐形台阶，比如乡镇的副科级隐性台阶，根据职务所含权力和资源的大小，以及排名先后，从小到大依次为：综治办主任、工会主席、人大副主席、乡镇长助理、武装部长、党委委员、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等，这是8级隐性台阶，而这些职务都是副科级。县里副处级的隐形台阶则包括：县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副县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

过度竞争和隐形台阶演化的结果，是不仅不同级别的上位是晋升，就是隐形台阶的前移也是晋升，这就使得大部分县乡干部的政治生涯都在隐形台阶上度过。

我的博士论文曾对中县（化名）1978年以来的县领导晋升平均时间间隔进行过统计分析，结果是：他们从一般干部晋升到副科，需要8年；从副科晋升为正科，需要3年；从正科晋升到副处，需要7年；从副处晋升到正处，需要7年。这样，1名22岁毕业的大学生，30岁成为副科，33岁成为正科，40岁成为副处，47岁成为正处，然后在正处岗位上再干几年退休，只有极个别的可能成为副厅级干部，这就是大部分县乡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历程。需要说明的是，统计的县领导都是县乡干部晋升锦标赛中的优胜者，他们经历的隐性台阶相对少得多，否则他们是到不了县领导位置的。

依此为对照，我们来看闫宁的晋升时间间隔：从一般干部到副科，2年9个月；从副科到正科，3年6个月；从正科到副处，4年；从副处到正处，1年8个月。也就是他用12年走完了县乡党政干部大致需要25年才能走完的仕途历程。显然，这既不是循序渐进，也不是按部就班，而是急行军，是坐火箭。

闫宁初入官场是在临漳县而不是在其老家永年县，从偏远的乡镇包村干部做起，这是有深意的，因为乡镇一线是县乡干部的摇篮，而偏远的乡镇由于竞争小，更容易脱颖而出。从其简历来看，他显然没有经过乡镇中层干部的历练，而直接晋升为副乡长。这是他仕途中的关键一步，因为晋升为副科级，就成为乡镇领导层中的一员，并自动登记为公务员，从而奠定以后晋升的基础。

3年副乡长之后，疑似有高人指点，他进入了共青团系统。大家都知道在县乡，共青团是最便捷的晋升通道，原因就是年龄小，级别高，从而在以后的晋升竞争中具备天然优势，这使得共青团职位往往成为县乡政治家族的争夺地。此时，又疑似有高人谋划，他竟然在副科级的共青团县委副书记位置上晋升为正科级，这是不常见的高明手法，因为这之后调任正科级岗位就是平级调动，比直接提拔到正科级岗位容易多了。

这之后，怪异之事又发生了，因为按照惯例，一般副处级及以上干部才交流，而他竟然正科级调动到老家永年县，这时的考虑，是老家更有利于发展？还是他的仕途庇护人调离了？而没有相当的人脉和家族背景，这一步是很难实现的。

这之后，平调人大主席就顺理成章了，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时他从县城又杀回乡镇，原因仍然是，乡镇是干部晋升的摇篮，是干部历练的一线。这之后，关键的一步又来了，他晋升为乡长，时年仅仅25岁，而他只做了6个月的乡长就提拔为乡党委书记，这是其仕途中最不可思议的一步，因为半年的时间，不仅毫无政绩可言，而且连乡里的实际情况都不一定掌握。显然，把几万人的发展托付给一个娃娃，当时的县委领导绝对是不负责任的。

两年多乡党委书记之后，提拔为副处级，这又是破格提拔。这之后，一般至少要经历副县长、县委常委等台阶，至少常务副县长这个台阶是绕不过去的，但闫宁偏不，他竟然直接提拔为县长。卫星上天，最年轻的代县长诞生了。

从闫宁的简历可以看出，这些晋升路径，很可能需要在县乡官场摸爬滚打很多年的高人才能规划得出，而且每一步都未必少得了关系运作。同时对于这些官场捷径，相信每一个县的组织部长和县委书记都心知肚明。

闫宁的仕途历程，不仅实质违规，就是一般的晋升路径和程序都有不可思议的地方，而这，绝对不是靠破格提拔年轻干部就能解释的，这大概也是现在人声鼎沸、民意汹涌的原因所在。

▲政治家族（冯军旗博士论文《中县干部》节选之一）

政治家族是古今中外共同的政治现象，遍布于各种政体。在当代中国的县级政治中，可以说每个县都存在政治家族现象，中县也不例外。本节首先提供中县详细的政治家族谱系,然后探讨政治家族的生成和衰落等现象以及对于政治生态的影响等。

本节的家族是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

一、大家族   

二、小家族

四人型

二人型略

从以上政治家族的谱系可以发现几个特点：一是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张泰康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其女婿张保彬后来也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得彬曾任组织部副部长，其内弟高玉溪也任组织部副部长，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二是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也就是俗称的“县领导”，其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不少还是正科级职务。三是政治家族子弟具有向核心部门、关键部门聚集的趋向，比如县纪委、组织部，县委办等等。四是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从中县来看，政治家族的形成因素有：一是政治录用方面的优势，主要是教育和入伍。对于干部家庭子女来说，一般教育条件较好，考上大学的可能性较大，毕业即是干部，还能进入较好的单位工作。通过教育这个媒介实现家族繁殖，这是主要的形成途径。其次是入伍，如果考不上学，还可以参军，然后再从工人身份向干部身份转变，这也是重要的途径。二是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形成了一个熟人圈，互相比较了解，同时，很多领导干部为了子女的进步，会不断对县里的主要领导介绍子女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照顾，很多老干部在和我访谈时，很坦诚地谈到这些，而我在组织部长办公室，也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进步说情。三是政治培养，在领导干部家庭中，父辈的刻意培养加上潜移默化的熏陶，都会使得他们在政治体系内更快成长。

对于政治家族的形成，北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江正华说：

“这个也好理解，就像葡萄藤一样，顺着架子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多，同时阳光和水份也更多。而平民子弟可能就没有架子，或者没有那么多的阳光和雨水。”（访谈，2009）

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说：

“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访谈，2009）

下面我们根据一个干部子弟的成长过程来说明政治家族的形成。

某县直一把手孙兰光农民家庭出身，写得一手好材料，深得领导赏识，从而走上一把手的领导岗位，其子孙南鹏1998年师范毕业后，通过了县教育局的招教考试，被分配到大水乡教育系统，孙兰光的老表时任大水乡党委书记，孙就给老表打了招呼，孙南鹏就到了乡政府上班，先后任蔬菜办干事、纪检助理、党政办主任，26岁时晋升为综治办主任，成为副科级干部，28岁时成为西游镇副镇长。我问他为何让孩子到偏远的大水乡上班，他说乡镇还是比县城进步快，偏远的乡镇竞争小，进步会更快。同时老表任党委书记，在孩子的进步上也能照顾。在这个过程中，孙南鹏结婚，岳父是县委某部的常务副部长。2009年6月份，中县干部大调整，孙兰光又为孩子的晋升上下运作，他一方面给西游镇党委书记打招呼，请吃饭，希望其推荐孙南鹏，同时通过自己在汝县的老领导，现任北山某市直副职的张苏广，给中县县委书记林庆生打招呼，因为张苏广也是林庆生的老领导，林庆生在上县任乡镇党委书记时，张苏广是当时的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在这样“下推上拉”的运作后，孙兰光直接去找县委书记林庆生，希望能在孙南鹏的晋升上给予照顾，林庆生说，张苏广已经给自己打了招呼，让孙兰光不要再找其它领导了，同时说提拔还要看考核情况，看推荐票数。在孙兰光的运作下，孙南鹏在西游镇推荐正科级干部的考核中，得票第一，这样，孙南鹏就顺利晋升为某乡人大主席，这时才29岁，所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将来孙南鹏仕途会一片光明，晋升为县领导是有很大可能的。孙兰光说：

“现在官场世道真是变了，我当时提拔都是在组织谈话时才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你看还可能吗？现在不运作一下，不找关系，是肯定不行的。”（访谈，2009）

政治家族对县乡政治生态的影响有利之处在于有时能够提高行政效率，对和谐政治也有助益。但弊端也不少，一是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中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中县很多不正之风，比如炒地皮等，背后常常是政治家族的势力，这种力量是很大的，这位领导说，很多时候也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二是干部仕途上的不公平，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通畅，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这在中县一般干部中议论很大，特别是很多老县领导孩子，基本都是副科级以上，并且很多都在关键部门和好单位。三是政治家族的关系网和利益链，使得县乡政治成为极其复杂的集合体，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我在西城乡时，一位中层干部对我说：

“干部考核为什么考不出真东西，因为县城太小，关系太复杂，说不定考核组的就是那个干部的亲戚，能说实话吗？”（访谈，2009）

但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就是，政治家族在中县逐步呈现衰落的趋势，其原因有：一是计划生育政策，这是导致政治家族衰落的根本因素。中县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一大原因就是子女众多。而现在干部群体中，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二是干部交流制度，这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三是干部群体就业观念的转变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中县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女子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我在西城乡时，当时乡长的女儿刚刚大学毕业，乡党委书记就对他说，千万不要回来，北山市都不要回。为了乡长女儿就业，乡党委书记特意和乡长一块到郑州找老乡运作，最后，乡长女儿留在了郑州某银行工作。

干部子女在大城市就业的途径就是高等教育，中县干部都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受益者，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对此有最深的体会，所以在子女的教育上绝对是全力投入，不少都高考移民，往北京、上海、新疆、内蒙和海南等等，而且一些家属甚至不上班，去陪读。这是挂职期间最令我吃惊的事实之一。对此，中县一位副县长对我说：

“我原来的梦想就是当个民办教师，现在都是县长了，还要求什么？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能考上重点大学，如果考上重点大学，不干县长都行。”（访谈，2009）

对教育的重视加上高等教育扩招，现在县领导干部子女上大学基本普及了。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一、县领导子女通过高等教育改变人生的现象非常明显，除了几个中等学校毕业，留在中县工作以外，其它毫无疑问，都选择在大城市工作。二、从领导之间的代际差别来看，年龄较大的人大、政协领导有些子女是中等学校毕业，而年龄小一些的其它领导子女，全部本科以上学历。这充分说明20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高等教育以下文化程度已经不能提供就业的硬资格，所以被县领导子女所超越。三、在北山市，15小、22中、北山一高分别是最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县领导的子女在受教育阶段已经拥有了最优的教育资源，可以预期，他们很多有较好的教育前景。四、除了个别人大副主任和政协副主席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外，其它领导都是一个子女。说明计生政策有一个从宽到紧的过程。而除了一个人大副主任仕途因为计划生育受到影响外,其它两位都没有受到影响，一位政协副主席竟然有三个孩子，真是不见儿子不刹手，而他的大女婿已经是某镇的镇长，二女儿已经是团县委副书记，儿子的仕途也可以预期，这一方面说明了计划生育对于政治家族的密切相关性，也说明了政治家族是如何炼成的。

而正科级一把手的子女教育情况，由于人数众多，不好统计。但从我访谈和了解的情况来看，大部分也都是大专以上毕业，也大多在北山市以上城市就业，比如原组织部一位副部长的子女，两个在上海，一个在郑州上班等。

随着高等教育在政治家族子弟中的普及，干部子弟成为中等城市以上的就业群体，而这意味着在中县，政治家族缺乏可持性的继承传递，也意味着政治家族的衰落是未来的大趋势。

▲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

（南方周末特约冯军旗撰稿）

　　按：为撰写博士论文，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从2008年初开始，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挂职期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细致地从内部深入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

　　南方周末从他的研究论文《中县干部》中摘编了“政治家族”一节内容。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家族”在当地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近几年来流传的“官二代”现象，在这里亦有非常具体的体现。家族政治对基层权力的垄断，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令普通家族出身者更难凭借才干获取政治前途。

　　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对作者说：“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

　　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

　　近年来，县域治理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热点，但是焦点往往放在作为一把手的县委书记权力过于集中这一问题上。事实上，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和县长常由外面调任，而长期在当地经营的本地家庭政治力量，对当地政情往往有着巨大的影响——正如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官”和“吏”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具有深厚当地资源的“吏”，对地方政情的影响，很多时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文中的“家族”，指的是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细致调查，在中县之内，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根据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惯例，本文隐去具体县名，以“中县”代称。因为作者在选取调查地点时，是以典型的中国中部农业县作为标准。文中所提及的各邻县、该县所属地区和该县下属乡镇的名称，也都采用化名。该县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80万，2009年县财政收入2亿多元，支出为8个多亿。

一个县级政权的家族谱系

按照作者的详细统计，中县五人以上的“大家族”主要有以下21家：

　　1.张家+张家

　　张泰康，张家的核心人物，曾任白阁公社党委书记、中县县委组织部长、政协主席，汝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北山地区劳动局长。其妹张梅芝，曾任中县棉纺厂党委副书记、副县长、政协主席。张梅芝的丈夫王封文，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卫生局局长。张泰康姑老表翟兵宝，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黄县副县长、北山市畜牧局长。

　　张泰康有8个子女，儿子张立志，现任北山海关关长。大女婿张保彬，现任北山市旅游局局长。二女婿贺耀华，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许，现任武陵区副区长。六女婿韩明勇，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张梅芝的儿子刘彬，现任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刘彬的爱人杨小丽，现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杨小丽的父亲杨国飞，曾任中县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北山地区二工局局长。

　　张泰康大女婿张保彬也是一个政治家族。他的父亲曾任中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叔叔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叔叔的儿子张吉现任企业局副局长。大弟弟张国际现任中县人劳局长。二弟张昌河，现任财政局副局长。妹妹张紫雨，现任纪委副书记。张国际岳父张舜厚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县供销社主任。张国际爱人张会欣现任武陵区建行副行长。张会欣妹妹张会丽现任中县人大选工委主任。张会丽爱人江河现任公安局副局长。张会欣哥哥为省某银行投资处处长。

　　2.王家

　　王天雨，王家的核心人物，曾任中县革委会副主任，登县组织部长，中县人大副主任。其弟弟王天水，曾任科技局副局长；妹妹王天紫，曾任物资局党委副书记；妹妹王天颖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

　　王天雨儿媳张晶现任政法委副书记，女婿黄百义现任人大农工委主任。王天颖儿子郑普晖现任航运局局长，女儿郑云波现任残联副主任科员，郑云波丈夫朱凤祥现任西城乡党委副书记。郑云波叔叔郑重社现任北山市商务局局长，郑重社姐夫崔兵曾任中县组织部副部长。王天雨侄子王洛现任正县组织部长，王洛爱人李菊芳曾任发改委副主任，王洛表妹王杨柳现任解放街道办主任。王洛妻哥刘对斌曾任中县县委办主任，社县县委副书记，现任北山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对斌弟弟刘向彬曾任中县教育局副局长。王洛内弟李田园现任商贸中心纪检组长，王洛连襟侯长春现任农办主任。

　　3.卢家+陈家+冯家

　　卢玉柱，曾任中县夏店乡党委书记、李庄区委书记、县农委副主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其子卢明波，现任司法局长，女儿卢悦现任新华书店副经理，卢悦爱人陈山辉现任华生镇党委书记，陈山辉父亲陈东曾任南方镇党委书记。陈山辉妹夫王文科现任民政局副局长，妹夫何松曾任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妹夫冯国强现任农综办副主任科员。冯国强哥哥冯国华曾任城关镇镇长、计生委主任，冯国华内弟王一生现任土地局副局长，冯国华连襟梁自强现任检察院副检察长。

4.乔家

　　乔强立，曾任中县城关镇党委书记，中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北山地委副秘书长。其大弟弟乔光荣曾任深圳市委常委，三弟弟乔东亮曾任中国航天某中心主任。乔强立儿子武阳曾任中县国税局副局长，汝县国税局长，乔强立其他子女在深圳发展。外甥乔一坚现任西城国税分局局长。乔强立老表王鹤宇曾任南方镇党委书记、统计局局长、档案局局长。

　　5.吴家+蒋家

　　吴书林，曾任中县大门公社党委书记、教育局局长。其子吴家明，曾任中县人大副主任，现任安县副县长，子吴家奋，现任原县副县长，外甥张昭林，现任外贸中心主任。吴书林妻哥蒋兴国现任中县政协主席，蒋兴国父亲蒋道林曾任中县党校副校长，党史委主任。

　　其他中县“政治大家族”还有，以曾任中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民政局局长江明亮和曾任公安局副局长陶民明为主的江家+陶家，以现任武警交通某部部长刘光辉为主的刘家，以曾任北山地区物资局局长高文丽为主的高家，以现任财政局长陈庆林为主的陈家，以曾任中县财政局长张德树为主的张家，以曾任中县纪委书记、政协主席王林原为主的王家，以曾任中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文为主的王家，以曾任中县白阁乡党委书记、汝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北山市委老干局局长贺原东为主的贺家，以曾任中县土地局长、现任省土地厅某处处长贺明明为主的贺家等等。

　　而两人以上四人以下的“小家族”，作者统计出四人型的15家，三人型的35家，二人型的90家，其成员遍及于县内各行各业，各主要和次要的党政职位。

政治家族关键词：世袭、等级分配、核心部门

中县政治家族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张泰康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其女婿张保彬后来也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得彬曾任组织部副部长，其内弟高玉溪也任组织部副部长，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二是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也就是俗称的“县领导”，其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不少还是正科级职务。

　　三是政治家族子弟具有向核心部门、关键部门聚集的趋向，比如县纪委、组织部、县委办等等。

　　四是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同时，作者还从中县的具体情况分析了当地政治家族形成的主要因素。

　　一是政治录用方面的优势，主要是教育和入伍。对于干部家庭子女来说，一般教育条件较好，考上大学的可能性较大，毕业即是干部，还能进入较好的单位工作。通过教育这个媒介实现家族繁殖，这是主要的形成途径。其次是入伍，如果考不上学，还可以参军，然后再从工人身份向干部身份转变，这也是重要的途径。

　　二是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形成了一个熟人圈，互相比较了解，同时，很多领导干部为了子女的进步，会不断对县里的主要领导介绍子女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照顾。很多老干部在和作者访谈时，很坦诚地谈到这些；作者在当地组织部长办公室内，曾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进步说情。

　　三是政治培养，在领导干部家庭中，父辈的刻意培养加上潜移默化的熏陶，都会使得他们在政治体系内更快成长。

　　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曾对作者说：

　　“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访谈，2009)

　　另一位中层干部说：

　　“现在官场世道真是变了，我当时提拔都是在组织谈话时才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你看还可能吗？现在不运作一下，不找关系，是肯定不行的。”(访谈，2009)

　　作者在调查中发现，政治家族在当地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中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中县很多不正之风，比如炒地皮等，很多背后都是政治家族的势力。这种力量是很大的，这位领导说，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政治家族还造成了干部仕途上的不公平。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通畅，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不公正。这在中县一般干部中议论很大，特别是很多老县领导的孩子，基本都是副科级以上，并且很多都在关键部门和好单位。

　　同时，政治家族的关系网和利益链，使得县乡政治成为人类最复杂的集合体，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象，作者在西城乡时，一位中层干部曾对他说：

　　“干部考核为什么考不出真东西，因为县城太小，关系太复杂，说不定考核组的就是那个干部的亲戚，能说实话吗？”(访谈，2009)

家族政治的衰落

　　不过，一个近年来趋于明显的情况是，政治家族在中县呈现衰落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计划生育政策，这是导致政治家族衰落的根本因素。中县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一大原因就是子女众多。而现在干部群体中，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就作者了解到的情况，除了个别人大副主任和政协副主席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外，其他领导都是一个子女。说明计生政策有一个从宽到紧的过程。

　　二是干部交流制度，这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是干部群体就业观念的转变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中县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

　　作者在西城乡时，当时乡长的女儿刚刚大学毕业，乡党委书记就跟她说，千万不要回来，北山市都不要回。为了乡长女儿就业，乡党委书记特意和乡长一块到省会找老乡运作，最后，乡长女儿留在了省会某银行工作。

　　干部子女在大城市就业的途径就是高等教育。中县干部都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受益者，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对此有最深的体会，所以在子女的教育上绝对是全力投入。县领导的子女在当地一般上的都是最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在受教育初始阶段就已经拥有了最优的教育资源。不少都高考移民，往北京、上海、新疆、内蒙古和海南等等，而且一些家属甚至不上班，去陪读。这是挂职期间最令作者吃惊的事实之一。

　　对教育的重视加上高等教育扩招，现在县领导干部子女上大学已经基本普及。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县领导子女通过高等教育改变人生的现象非常明显，除了几个中等学校毕业，留在中县工作以外，其他都选择在大城市工作。

　　关系千万重

　　作者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关系”在中县干部的仕途中起着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除了上述所说的突出的政治家族现象，其他关系类型主要有：干亲、同乡、同学、战友等。而近年来干部选拔任用中民主推荐政策的实施，加重了关系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并导致了拉票网和关系运作的双环模型的形成。

　　很多中县干部都办有经济实体，就是为拉关系奠定一个经济基础。很多干部说，上世纪80年代，生活都有困难，怎么可能去找关系？而现在，经济繁盛奠定的经济基础，使得拉关系不仅盛行，而且愈演愈烈。

　　县乡官场的过度竞争也是关系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县乡干部是中国干部群体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中县1万多名干部，却只有30多个副处岗位和4个正处岗位，这种差距带来的就是晋升的残酷竞争，竞争的一个结果就是关系的流行，导致每个干部都要关系运作，以增加晋升的概率。同时，关系确实能够带来干部的晋升。

　　一位乡党委书记说：“不找人不可能，关键是能不能找到人，能不能起作用，谁不找人都不行。”

　　在这种种关系中，除了血亲是自然的连接纽带，也是最强的连接纽带外，其它都是社会性的连接纽带，都需要编织和维持。

　　在中县，编织关系网的主要方式有喝酒、打牌和送礼。

　　喝酒是编织关系网的最重要方式，也是中县每个领导干部的必备之课。在酒桌上，不认识的相互认识，认识的感情会更加深厚。酒场不仅是建立关系的地方，而且是信息的流动地，办事的润滑剂。正是在酒场上，每个干部都是透明的，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在北京买了房子，谁和谁有一腿，谁被双规，谁家的子女考上了大学等等。

　　而如果哪个干部想认识某个领导，最常用的方式就是通过中间人，然后摆上一桌，几杯白酒下去，自然从陌生到熟悉，甚至开始称兄道弟。作者的很多论文资料正是在酒场上获得的。

　　一个干部请人喝酒，一定是请和自己关系好的干部陪酒，而这里面也有很多的艺术，那就是一定要避免关系不好的干部在一个酒桌上，所以，到了喝酒的时候，不仅需要熟悉自己的关系网，还需要了解别的干部的关系网，谁和谁关系好，谁和谁有矛盾，必须灵活安排，如此才能尽欢。

　　在酒场上，打牌则是不可少的，牌的种类有麻将和纸牌，打麻将一般是在酒前以及酒后进行，打纸牌则是喝酒时进行，谁输谁喝酒。一些干部还有固定的牌友，主要在业余时间进行。

　　喝酒打麻将是中县干部的主要生活方式。一位干部曾对作者感慨：漫漫时光，何以消遣？喝酒打牌。

　　而当作者就访谈时间问一些干部是上午还是下午时，不少干部都说，一定要上午，因为很多领导一到上午11点多，就开始打电话联系喝酒的地方，中午喝酒后，要么回家睡觉，要么找个地方打麻将，下午根本找不到人。而到了晚上，则继续喝。所以在中县，中午和晚上，上百家宾馆，处处都是喝酒声，而其中大部分是干部，特别是档次高的宾馆，更是如此。

　　在干部关系网的编织和维持中，礼物以及货币的流动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一般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进行，所以一到中秋和春节等重要节日，很多重要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不在中县，他们在路上，在北山市，在省会，在北京，要么“跑部钱进”，要么为仕途而构筑人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中所用政治家族家庭成员的名字均为化名)

▲博士挂职两年剖析县域政治:解读县乡干部晋升机制

（2011年09月05日 09:39　来源：齐鲁晚报）

　　2008年，当时还在北大社会学系攻读博士的冯军旗为撰写博士论文，来到中部某省北山市中县挂职两年，先后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挂职期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通过大量访谈，细致地从内部深入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政治生态，完成了20多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县干部》。  

　　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当地的执政基础、政权稳固和改革开放的推进。面对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这一代的县乡干部是如何治理基层社会的？他们能否承担起社会转型的重任？

　　冯军旗最近有点沮丧。

　　按照原计划，他在2010年就已完成的20多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县干部》经过进一步加工，现在应该出书上市了，他也可以拿着这本书去参加今年10月份的北京大学优秀论文评选了。但因为种种原因，书至今未能按时出版。

　　为了写这篇论文，2008年至2010年，他到中部某省北山市中县挂职锻炼两年。当时，他还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在读博士生。如今，他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一名助理研究员。

　　两年的挂职经历，让他成为一名“体制内”的人，逐渐熟悉了里面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也让他成就了自己近30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该论文以中县干部的政治生涯历程为基础，以晋升机制为主题。

　　在论文的开头，是他献给中县干部的一首诗———《蒲公英》。“其实，中县干部的命运就和蒲公英一样，飘摇不定。从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中国所有县域干部的影子。”冯军旗说。

　　“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党的执政基础、政权稳固和改革开放的推进。随着中国县乡社会的转型，县乡干部越来越成为一个焦点问题，面对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他们是如何治理基层社会的？这一代县乡干部能否承担社会转型的重任？这就是这篇论文的意义所在。”冯军旗告诉本报记者，这篇论文，仅仅是他从事相关研究的一个开始。

中县挂职

　　中县全县80多万人，共有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1013人，平均800人中就有一名领导干部，冯军旗深度访谈了其中的161位，基本涵盖了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全县所有重要干部。 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时，冯军旗师从郑也夫教授。郑也夫是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之一，对待社会生活中阴冷的地带、杂质，他不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用冯军旗的评价，“极有批判精神”。

　　郑也夫对冯军旗的论文方向很支持。冯军旗挂职出发的时候，郑也夫一再交代他，“不要有任何定见，不要有任何框架，睁大眼睛，多观察，多思考，在实践中发现社会事实，发现论文主题”。

　　而写这样的论文，就必须进入“体制”。巧合的是，北京大学正好有选学生外派的“挂职制度”。  

　　2008年3月份，冯军旗背上行囊，来到中县。第一年，他的职务是中县西城乡副乡长。

　　这一年，他访谈了60多位西城乡政府的干部，同时还对16个乡直部门的一把手和16位村支书进行了访谈，共形成了100多个访谈个案。

　　第二年，冯军旗的职务是县长助理。为了方便他调查研究和工作，县里还专门给他配了一个秘书和一辆专车。

　　两年间，他通过工作、会议、访谈和喝酒等各种方式，和很多中县干部近距离接触，甚至成为好朋友，“这让我得以近距离观察他们的工作、生活、交往，聆听他们的心声和思考，感受他们的酸甜苦辣、恩怨是非。”

　　据统计，中县全县80多万人，共有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1013人，平均800人中就有一名领导干部，冯军旗深度访谈了其中的161位，基本涵盖了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全县所有重要干部。

　　挂职期间，他有时每天要访谈3位领导干部，上午、下午和晚上各一个，访谈完了还要整理资料，每天熬至深夜。

　　他的那些访谈材料和收集的资料至今保存完整，两个大行李箱才能装得下。

　　2010年，挂职结束后，他写出了2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

　　学历、年龄和性别

　　有意思的是，在中县与看重学历相悖的一个现象是，第一学历是大专或本科的干部往往在提拔任用方面比不上师范、中专毕业的。

　　中县是一个典型的平原农业县，正在向工业县转型。2009年，中县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30多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个多亿，支出8个多亿，农民人均年收入5000多元。

　　第一年，冯军旗被安排在西城乡任副乡长，该乡有工业园，算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乡镇。

　　中县的领导干部按照级别分为四级：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呈四层金字塔状。这也是几乎整个中国县域干部的构成框架。

　　“从中县干部轨迹来看，中县干部的仕途已经制度化和例行化，一个干部现在的职位和年龄大致决定了其仕途的发展前景。”冯军旗调查分析的结果显示，从干部仕途各个级别的时间间隔来看，晋升为副科一般需要8年，副科到正科约3年，正科到副处约7年，副处到正处约7年。

　　“如果到了45岁还没有被提拔为县领导，那么仕途基本就中止了。”年龄规范对于干部的新陈代谢和循环更替很关键，但也对各级干部都造成了压力，影响到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年轻的希望进步越快越好，年龄大的则容易丧失进步动力。

　　冯军旗调查后发现，中县领导的第一学历接近70%是高中和中专毕业，大专和本科毕业的只占20%多一点，“这是远远不能适应现在社会发展要求的”。所以，中县干部的在职学历教育可谓高歌猛进，大多选择党校进修，有的甚至跃进研究生行列。

　　有意思的是，在中县与看重学历相悖的一个现象是，第一学历是大专或本科的干部往往在提拔任用方面比不上师范、中专毕业的。

　　郑州大学毕业的航运局局长江道琼就说：“县乡比较看重实践能力，而不是理论能力。你身上知识色彩太浓，很多人把你看作另类……”江道琼就有切身体会，他一个同学考的是中专，对方是镇长，他则是副镇长。

　　而有时候，学历和年龄又成为领导艺术处理难题的工具，“比如两个人各方面都势均力敌只能选其一的时候，学历和年龄就会成为硬杠杠。”

　　中县副科级以上男女干部比例严重不对等，特别是女正科级一把手和女县领导，总数只有10人，比例只有6%。

　　中县组织部部长张亚楠在接受冯军旗访谈时说：“在家庭和事业方面，没有一个女人能处理好。我最后的观点就是女同志不宜从政。”

　　“女同志不宜从政。”这话从管干部的组织部长口中说出，令人震惊。

　　而中县女干部成长中的另外一个问题则是绯闻和谣言。“县乡干部难，县乡女干部更难”，一些女干部往往不经意间就成为舆论中心，成为谈资。一些女干部坦言，很多时候睡不着觉，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这也是令很多女性对从政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

　　从中县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各种对女干部倾斜的政策中，硬性规定领导班子和党政正职的女性“最低名额”和“最低比例”，仍是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

升副科是重要的第一步

　　在中县干部的仕途中，不同的机构和岗位对干部仕途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关键机构和关键岗位，形成了“高进高出”的干部流，从而成为干部的摇篮。特别是办公室主任和秘书，是干部晋升的重要岗位来源。

　　中县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军队转业干部和吸收录用。

　　调查数据显示，中县县领导80%来自于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军转干部占13%，而吸收录用的只占6%，说明吸收录用只是领导干部来源的辅助渠道。  

　　“后来，由于关系和利益的因素，吸收录用逐渐演变成一种领导干部安排子女就业的途径。”在中县，通过吸收录用的正科级一把手以上的领导干部有25名，其中有18名是干部子弟。因此，2001年之后，国家逐渐停止了这一政策的执行。

　　在中国的县乡政治仕途中，只有被提拔为副科级，才算是真正进入领导干部序列，才是政治意义上的“大小也是个领导”。

　　“副科级往往选择公开选拔的方式，公平、公正，这也是未来干部选拔的重要方向之一。”冯军旗告诉记者，“但是有时候会出现制度失灵或制度异化。”

　　他在中县挂职期间也深有体会，一些制度和政策出发点很好，但一付诸实施，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弊端，有些甚至完全走向政策的反面，“这也就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2008年底，中县发出公告选拔1名团县委书记及5名副科级青年干部。

　　经过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考察、全委会票决、研究决定、公示、公布结果等程序，连续发布6次公告，7名候选人除了1名表面上没有较强的政治资源和关系资源外，其他6名都是干部子弟。

　　“应该说，公选制度是公正的，程序也是公开、透明的，但为何出现了制度失灵？”一些中县干部在接受冯军旗访谈时说，干部子弟在起点上就有优势，可以进入公选的范围，而且从程序上来看，除了笔试能够做到公正外，其他环节都有可操作的空间。

　　一位中县主要领导也说，干部阶层中存在利益集团，有其共同的利益和意识，这些人参加投票，一定对干部子弟有利，这是产生“官二代”的一个土壤。

　　正科级是很多中县干部的梦想和追求，有人终其一生的政治奋斗，也就是期望能晋升到正科级。

　　冯军旗的调查显示，中县干部从副科级到正科级，平均晋升时间间隔是2.7年，接近一半分布在乡镇，“说明乡镇作为县里的一级政府，权力资源丰富，是诞生县领导的摇篮”。

　　而乡镇党委书记作为县里的一方大员和地方诸侯，地位极为重要，因为关乎几万人的稳定和发展问题，而且直接面对群众，需要处理很多棘手问题。所以对党委书记的要求较高，既需要有丰富的乡镇工作经验，又要有驾驭全局的能力，还要有相当的领导艺术。因此乡镇党委书记的人选，县委很重视也很慎重，需要县委书记的认可和信得过。

　　在中县政治生态的演变中，形成了这样的惯例，就是乡镇党委书记升迁县委县政府领导无望，才回县城出任县直一把手，等于已经过了晋升锦标赛的筛选，其年龄也往往偏大，这样也就不大可能再从这个群体中产生县委县政府领导。

　　晋升至副处级，才算是跨入了县领导序列。而正处级，当时中县的实职干部只有4人：县委书记、人大主任、县长和政协主席。

　　在中县干部的仕途中，不同的机构和岗位对干部仕途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关键机构和关键岗位，形成了“高进高出”的干部流，从而成为干部的摇篮。特别是办公室主任和秘书，是干部晋升的重要岗位来源，从而形成了干部仕途中富有特色的“办公室主任现象”和“秘书现象”。

　　“当时的中县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是秘书出身。”冯军旗告诉记者。

政绩与仕途

　　干部政绩突出提拔，政绩不突出不提拔，这是主流。但实际的中县政治生态还有政绩突出不提拔，搞假政绩或者没有政绩而提拔的现象。

　　政绩也是干部晋升的一个重要砝码。

　　从中县的实际情况来看，政绩和干部晋升的关系非常复杂，干部政绩突出提拔，政绩不突出不提拔，这是主流。  

　　但实际的中县政治生态还有政绩突出不提拔，搞假政绩或者没有政绩而提拔的现象，这种现象也是中县实际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有一段时间，中县要求全县每个行政村都要有村办养猪场和养羊场，当时的机制是，乡镇和村集体投资兴办，资金来源一是银行贷款，二是干部集资，三是乡村原来的积累。当时给每个乡镇和行政村都分配有指标任务，要求必须完成。

　　“这种目标分配开了中县运动型经济和命令型经济的先河，也就是通过群众运动和行政命令的方式发展经济。”冯军旗对这种方式并不认可。

　　很多中县干部说，当时声势很大，要求各个行政村都要兴办，并且通过检查和观摩，站队排名，奖先惩后。当时投资庞大的原因是：一需要建设猪圈和羊圈，二需要大量购买猪和羊。

　　但是，集中大规模养殖的问题很快暴露，一是价格大跌，养的人越多，亏损越大。二是疾病流行，不少乡镇的猪圈和养鸡场都是成圈成圈的死亡。

　　当时李庄镇的一位副镇长接受访谈时说：“农民的习惯还是散养，他们不接受集中养殖。同时，当时的疾病防控能力不行，猪瘟一发生，根本控制不住，几天就死光了。我所在的乡一共有25个行政村，每个村至少损失10万元，等于把原来积累的家底掏空了。”

　　在当时的行政压力下，很多乡镇选择了造假。一位副乡长说，他当时包的一个村在河滩里养了几头牛，在这个基础上，就在河滩里盖了一个养牛场，立了很多牛槽，号称百头养牛场，其实就5头牛。遇到检查的时候，就从其他村里雇牛，检查后，再还。

　　“所以一遇到检查，等于是全县猪羊牛大迁移，满路跑的猪羊牛，很是壮观。”冯军旗告诉记者，这种造假风气直到他挂职时还在延续。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造假反而起到了减少损失的作用。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庞庄的刚葱，西城的洋葱，李庄的反季节西瓜等，都为农民提高了收入。

出问题的干部来自哪里

　　从被查处的干部职务来看，32名正科级干部中，县直部门一把手多达17名，乡镇党政一把手2名，且全部是乡镇长，没有一名乡镇党委书记，为什么？

　　1979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县领导屈指可数，县委、人大、政协和公检法系统一个没有，只有县政府3名副县长被查处。1名是男女作风问题，2名是受贿等经济问题。

　　冯军旗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出事的全部都是县政府领导，而县委领导一个没有？  

　　经过调查后，他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县政府处于经济工作的第一线，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而县委领导直接掌握的经济资源相对少一些(县委书记除外)。

　　同时，县委领导一般比县政府领导经受了更多的磨炼，政治经验更为丰富，这也说明了政府机构筛选干部的过滤器的作用。

　　冯军旗还获得了1993年—2009年的县纪委案卷目录，并对中县副科级、正科级干部的问题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从被查处的干部职务来看，32名正科级干部中，县直部门一把手多达17名，乡镇党政一把手2名，且全部是乡镇长，没有一名乡镇党委书记，为什么？

　　冯军旗分析认为，乡镇党委书记处于地方大员和地方诸侯的地位，在县里的地位举足轻重，涉及到一个乡镇几万人口的稳定问题，因此，乡镇党委书记往往能力和素质更高，政治经验也更为丰富，大多经历了多岗位的锻炼。

　　同时，乡镇党委书记往往是县委书记信得过的人，这样才会放到这个位置上，他们往往和县委书记组成了一个共同体，一旦乡镇党委书记被查处，往往牵涉面大，涉及人广。

　　“在中国党政双元运行体制下，政府往往处在第一线，充当了党委系统的防火墙的作用，一旦追究问责，板子往往打在乡镇长身上。”冯军旗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一名乡镇长因为沉船事故而被追究问责。但熟悉乡镇政治运作的都知道，乡镇真正的一把手是乡镇党委书记，要对重大决策拍板和承担责任。

　　“对此，一位乡镇长曾对我抱怨说，乡镇长主要是执行，但一旦出事却由他们承担责任，这是体制问题。”

　　而被处理的县直部门一把手高达17名，“这是因为县直部门一把手往往在仕途上处于停滞者的地位，一般来说，他们在仕途上已经没有了继续进步的可能，这就使得部分县直一把手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冯军旗分析说，他们同时也要考虑仕途结束后的问题，这和处于仕途上升者的乡镇党政一把手相比，他们考虑更多的则是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是侵蚀干部的最突出的问题，其次还有生活作风问题和政治问题。”冯军旗说，这不是中县的问题，而是全国官员共同的问题，“近年来因为经济问题落马的官员不少，有生活作风问题的官员也屡被曝光。”

　　“我曾问一位中县纪委领导，纪委办案最大的问题在哪？他脱口而出：关系网。”这位领导还给冯军旗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有一年中县纪委在查处一个干部时，处分这名干部的常委会就要开了，纪委书记又接到市里领导的打招呼电话。毋庸置疑，很多案件就是在关系的运作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该纪委领导说，现在规章制度很好，关键是难以执行。

　　纪委办案的线索来源主要是各种举报，大致占到80%以上。

　　“如果说政治运动式的反腐是明的群众监督，举报则是潜于水下的群众监督，看似水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冯军旗说，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做官之要在于做人。一个有道德，各种关系处理良好，又具有政治智慧的官员基本上是安全的。(注：冯军旗的论文《中县干部》中提到的人名和地名都按照学术惯例做了技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