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赣湘楼中骏店:中国经济:令人费解的水平线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14:00:11

 作者: Steve Crabtree,吴涛    时间: 2011年10月15日    来源: 财富中文网

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人叹为观止,但为什么生活评价没有变化呢?

中国的迅速崛起也许从30年多前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时就已开始了。在盖洛普调查中国人对他们生活质量评价的12年间,它的发展步伐也没有放慢。

 自从1999年以来,中国每年的GDP增长速度平均在10%左右,这个增速在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跌到了“只有”9.1%。2010年,GDP的增速又恢复到两位数。经济扩张在近几年的过热,使中国的官员们不得不付出相当多的努力来放缓某些部门的增长。

 去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是7,600美元——这个数值是1999年的3.5倍左右。然而,奇怪的是,人均GDP的增长似乎并没有对盖洛普最基本的幸福指数之一——生活评价(life evaluations)起改变作用,这个指标在过去的12年中基本维持不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盖洛普要求被调查者基于“坎特里尔自我定位奋斗量尺”(Cantril Self-Anchoring Striving scale)按0~10分为他们的生活状态打分时,中国人的分数自从1999年开始就停留在5分以下。

2010年,中国4.7分的平均分落后于大部分于同年接受调查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该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中,生活评价的平均分超过了6分,如新加坡(6.5分)、日本(6.1分)和韩国(6.1分)。而一些人均收入水平低于中国的东亚国家的平均生活评价也高于中国。事实上,在所有去年接受调查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只有蒙古和柬埔寨的平均分数低于中国。

收入对生活评价有影响吗?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12年间,生活评价结果却没有明显的攀升?一个假设是因为中国文化的缘故,中国人回避用物质财富作为衡量生活好坏的基础。也许受到儒家文化强调道德公正和人际交流质量高于物质这一观念的影响,中国人没有将改变个人财富视为十分重要。

但是,数据并不支持这个观点。事实上,在2010年所有接受访问的中国人中,生活评价的平均分和被调查者的收入水平十分一致。根据被调查者本人提供的收入数据来看,那些收入在前20%的人对生活的评分平均达到5.7分——比收入在后20%的人群3.6分的平均分高出了两分以上。

 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对生活的评价也存在差距,人们在谈起中国充满活力的东部城市与广阔的西部乡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时,这是经常提起的话题。自从2004年起,中国的农村居民对其生活水平的评分明显低于生活在大城市或城镇的居民。这个差距从1999年开始扩大,尽管这两类人群对自身生活评价并没有显著变化。

但是,如果经济因素是中国人评估他们生活的有力指标,那么这个国家平稳的生活评价分数仍然令人费解。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中国,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己生活质量的预期也提高了。这个想法来源于经济学中“享乐的踏板”理论,它描述了人们如何根据生活状态的改变迅速调整他们的愿望和期盼。举个例子说明:如果一个人发现她周围所有人都在变得更富有,即使她的收入也在逐步提高,她对生活的满意度可能也不会变化。

预期的改变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中国黯淡的生活评价。2009年,牛津大学的研究者在中国农村家庭开展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随着被调查者收入的提高,他们的愿望也提高了,同时,没有被满足的愿望降低了他们的主观满意度。 但是,其他的研究者挑战了这一理论,其中包括盖洛普的首席科学家贾斯汀·沃尔夫斯(Justin Wolfers)和经济学家贝茜·斯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2008年,沃尔夫斯和斯蒂文森运用盖洛普全球数据论证说,无论在国家之间还是在一国之内,绝对收入水平的变化和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对生活评价的影响是一样的。

中国被忽视的消费者

 在中国的例子中,另一个能够解释国家迅速增长的GDP与几乎不变的生活评价脱节的简单因素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转变成中国居民实际收入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赖于投资拉动,而不是消费拉动。换句话说,中国的资本制造出的消费品远远超出了人们的购买能力。目前,私人消费仅占中国GDP的36%,这个比重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这种失衡无疑与中国人的勤俭节约相关,这种文化造就了世界最高的个人储蓄率。然而,经济学家表明这也归功于中国的发展战略——以牺牲消费为代价来支持制造业和基础建设的增长。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反映了这种偏重。比如,相对于外国货币,人民币被低估,使得中国商品在外国市场更便宜,而中国政府对储蓄的低息政策也为公共和私人投资者的融资提供了更方便的渠道。 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国成了世界的出口国,并建成了像上海和广州这样的世界级城市。

然而,近年来,专家们向中国的经济发展策略发出警告。它的狂热投资已经导致消费者市场的低度发展,抑制了国家的高速发展对普通居民生活的积极影响。拿生活评价来说,中国的成年人对他们生活水平的满意度评价在过去12年中几乎没有增长。在2010年的调查中,2/3的中国人(66%)表示他们满意,比1999年的61%这一比例略高。城市和农村居民在这一趋势上比较相似,尤其是2007年以来。

我们的结论是,通过福利服务规模的扩大和基础设施(如医疗和教育)的建设,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贫困,然而,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感受到他们的日常购买力有很大程度的改变。这使得他们成了经济发展带来的食品通胀和房价上涨的受害者,也是阻止他们对生活质量作出彻底重新评估的一个原因。

隐含意义

现在中国政府清晰地将战略集中在迅速改变国内消费者的生活水平上。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显示,从长期看,全球市场吸收中国巨大顺差的能力有限;如果中国要让经济增长持续下去,必须使经济恢复平衡,使消费与生产一致。

近年来,一些消费刺激项目为中国农村居民购买家用电器提供退还款,并资助他们升级运输工具 。这些努力取得了一些效果。一项盖洛普2010年的分析表明,消费者的需求已经开始增长。

然而,一些专家认为,以上的方法要辅以较长期的付出和努力,要将更大一部分的国家收入分配到千千万万的家庭消费者中,这些消费者现在并没有从产量激增中得到好处。这就需要艰难的政策改革,将一部分资本从现有的投资和基础建设中分离出去。

而且,这样做可能同时也可以促使生活评价还有其他重要的幸福指数的改善,这些改善显示中国消费者在更充分地参与和享受国家的历史性经济增长。这种幸福感的增长,对中国未来是很重要的——它不仅仅是社会公正的问题,而且也将把国家带入通往长期经济成功的可持续之路。

    作者Steve Crabtree系盖洛普咨询顾问,吴涛是盖洛普中国的首席咨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