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华铁科技股吧:【佳片U约】抗日战争风云录：《长沙会战》<全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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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风云录
《长沙会战》<全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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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会战发生在抗日战争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史称为“长沙会战”，或称“长沙保卫战”。中国特别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第9战区集结重兵与日军在战线对峙。前2次长沙会战，双方都自称获得了胜利。从战术上看，双方并未分出胜败，中国军队的损失更大；但从战略上，阻止了日军的战略目的，可以认为是抗战中的胜利。第3次长沙保卫战则是一场典型的胜仗，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殊死搏斗，终将日军击退。第4次长沙会战日军以优势兵力发动猛攻，中国军队被迫撤退。
战前形势 日本改变侵华战略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日本国内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更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使其称霸世界的战略受到极大影响，处处呈现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被迫调整其侵华方针。
在政治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重点巩固已有占领区。在经济上，加紧经济掠夺，力图“以战养战”。
在改变了侵华方针后，其军事战略也做了相应调整。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在作战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 为尽早结束战争，日军于1939年9月至1940年夏在正面战场上相继发动了对长沙、桂南和宜昌的作战，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再次部分调整了对华战略。其总体构想是：确保和稳定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继续抗战的企图，然后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促使国民政府屈服，实现侵略意图。
正是在上述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第9战区先后与日军第11军进行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
长沙会战
长沙会战
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
长沙会战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9月至10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
日军第11军为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消灭中国第9战区部队，集中第6、第33、第101、第106师团及3个旅团约10万兵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采取奔袭攻击的方针，发动了“湘赣会战”，进攻长沙。为打破日军战略企图，中国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军30多个师约40万人的兵力，采取逐次抵抗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长沙附近消灭进攻的日军。此次会战，主要在赣北、湘北、鄂南三个方向作战。
在赣北方面：9月14日，日军第106师团由赣北奉新向会埠的中国守军第19集团军第60军发起进攻；以第101师团一部向高安中国军队第32军与第58军进行牵制性攻击。中国守军未抵抗住日军的进攻，阵地被突破，第60军和第58军分别向宜丰、凌江口等地转移；第32军转移至锦江右岸之灰埠、袁浦之线。18日，日军攻占上富、村前街、斜桥等，并向高安猛攻。19日， 守军经激战后放弃高安，退守石鼓岭和石脑圩西南高地，阻日军西犯。21日，第32军向高安反攻，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22日，克复高安、高城，进占马形山、赵家山之线。第74军进占斜桥、南山何。日军第101师团由高安向东北方向及五桥何退却。第106师团主力由奉新向西进犯，突破守军第183师和第15师阵地，24日，占领横街、甘坊，并继续西进。25日，中国军队调集几个师兵力向甘坊一带之日军反击，与其展开激战。至10月3日，日军进至大墩街、石街。中国军队进驻甘坊、横街，切断了西进日军的退路。6日，中国军队第1集团军和第30集团军奉命围攻日军，战至9日，进占沙窝里、九仙汤、上富、冶城等地，并乘胜追击，先后克复罗坊、会埠三都、修水。日军退回武宁、靖安、奉新。
在湘北方面：9月18日，日军主力第6师团及奈良支队强渡新墙河，向新墙河北岸守军第15集团军第52军发起进攻。守军顽强抵抗5昼夜，于22日晚，被迫退至河南岸。23日拂晓，日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强渡新墙河南进；上村支队在汨罗江口附近营田登陆，对第15集团军形成夹击之势；第33师团由麦市南下，企图消灭湘北中国军队。第15集团军依据新墙河、汨罗江阵地抗击日军，予日军以重创后，于24日撤至汨罗江南岸。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9战区在长沙附近与日军主力决战。各军遵令随即进占阵地，侧击、伏击日军。27日，日军分路南进，至30日，日军主力进至捞刀河北岸，直扑长沙以北永安市、金井、上杉市、青山市、桥头驿等地。日军由于孤军深入，中途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伏击，被迫停止进攻。
在鄂南方面：9月22日，日军第33师团向第15集团军第79军发起攻击，23日，进占麦市、桃树港，继向汨罗江上游进犯。中国军队第27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第79军在麦市附近与日军展开激战，歼其甚多。至29日，日军攻占南楼岭、平江，进抵朱溪厂、龙门厂、长寿街。中国军队第20军、第79军各一部在献钟、南楼岭、桃树港一带夹攻日军，主力向朱溪厂、龙门厂之日军追击。
10月1日，第20军收复龙门厂后，向 长寿街之日军侧击，第79军克复桃树港、麦市、献钟、嘉义。3日，日军第33师团主力与第13师团奈良支队会师于三眼桥，东趋渣津攻修水；4日，与第27集团军及第79军发生激战后，分别向南江桥、麦市、通城方向退却。第15集团军尾随日军追击，先后收复安定桥、长乐街、新市、泪罗等地。5日，日军全线撤退，上村支队遭到第54军新编第23师袭击后，由营田登船从洞庭湖上逃回岳阳；至9日，第6师团退向新墙河；第33师团撤回通城；奈良支队退回通城。中国军队在全线追击中，收复了平
江、南江桥等城镇。13日，会战结束。
长沙会战
长沙会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9月初﹐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指挥四个师团﹑两个支队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约12万人﹐进占岳阳﹑临湘一带﹐企图击溃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地区。
日军为打击中国第9战区主力，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第11军在湘北岳阳以南地区集结了第3、第4、第6、第 40师团和4个旅团，配有战车第13联队，野重炮第14联队，独立野战重炮第15联队第1大队及部分工兵、空军、海军部队，计有步兵45个大队，炮兵26 个大队，总兵力达12万余人；并配有军舰20余艘，汽艇200余只，飞机100余架。在司令官阿南惟几指挥下，采取将主力并列于狭窄正面上，以纵深突破的战略，向长沙进犯。
为了阻击日军南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3、第5、第6战区对当面之日军发动攻势，以牵制日军兵力调动，第9战区对日军实施袭击，使其不能集中兵力，然后借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三线阵地，引诱日军主力深入至长沙东北地区围歼。第9战区参加会战的部队共计40个师，50余万人，由司令长官薛岳指挥。
9 月7日，日军第6师团向湘北大云山守军游击根据地发动扫荡，以掩护其第3、第4、第40师团在新墙河右岸集结。中国军队第4军进行抗击后撤守。10日，第 58军增援大云山，收复该地区； 13日，与日军第40师团在甘田地区遭遇发生激战，至17日，日军主力于新墙河北岸展开，完成了对湘北攻击的部署。
18日拂晓，日军第4师团沿粤汉路向长沙前进；独立第14混成旅团向洞庭湖南岸进出；第3、第6、第40师团由港口至新墙市一线强渡新墙河，迅速突破守军正面防线，续向南进，中国军队凭借新墙河英勇阻击后，向右翼山地转移。19日，日军抵达汨罗北江岸地区。
为阻止日军向长沙推进，第9战区电令第 37、第99军坚守汨罗江南岸，阻击日军；第20军协同第58、第4军于19日拂晓向日军侧击；第26军由金井向捞刀河以北急进；第74军向浏阳河附近急进；准备于长沙以北三姐桥、金井之线实施反击。此时日军破译了第9战区作战命令的电报，决定放弃原作战计划，命令各师团向东挺进，于捞刀河以北地区围歼从东面侧击日军的中国军队。
24日，日军强渡汨罗江，企图围歼右翼守军。21日至23日，第58军在洪桥，第20军在关王桥，第4军在洪源洞以南，与日军展开激战，第37军和第10军与日军第4、第3师团激战于神鼎山、密岩山、班召庙一带；第2军与日军第6、第40师团各一部激战于瓮江、蒲塘地区。突破了第 37军阵地。第37军被迫向安沙地区撤退。第26军被日军包围于蒲塘地区。该军于25日夜，奉命向更鼓台、石湾方向突围； 24日晨前来增援第10军，遭日军攻击，苦战至午，陷于混乱，26日，被迫突围转移至石鼓牛及天雷山之线。第74军从江西赶来增援，在春华山、永安市附近地区与日军遭遇，展开激战，又遭日机袭击，损失甚重，被迫向南撤退。日军第4师团于26日渡过捞刀河。
27日下午该师团一部渡过浏阳河，并于傍晚从长沙城东南角冲入市内，28日占领长沙。29日，日军第3师团攻抵株洲附近。
中国第9战区已于27日奉最高统帅部电会，转移攻势，从各方调集增援部队陆续赶至战场投入战斗，将日军包围于捞刀河、浏阳河之间。与此同时，第3、第5、第6战区部队分别向当面之日军发动了攻势。
长沙被围之日军与后方联络线已被切断，补给十分困难，遂于10月1日傍晚向北撤退。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筇9战区部队追击；第79军向长乐街、新市方向跟踪追击，第58军、第72军向关王桥、杨林街，方向追击；第4、第20、第99军主力在马鞍铺、青山市、金井一带截击日军；第26、第74军和暂编第2军清扫浏阳河、捞刀河间战场。5日，中国截击部队在汨罗江以南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迫使其北渡汨水向新墙河以北退却。6日，追击部队渡过汨罗江；
8日，越新墙河，继续向日军攻击。
11日，中国军队恢复了原阵地，与日军对峙于新墙河，会战结束。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后，日军决定再次发动对长江以南中国军队的进攻，从而牵制中国军队转用广东方向，阻止中国军队援助英军保卫香港。1941年12月23日，日军再次强渡新墙河展开进攻。 中国在前两次长沙会战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进行防御作战。日军屡攻长沙不下，周围中国军队又不断压缩包围圈。日军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只能空投补给，于是被迫退却。中国军队合围部队立即转为向敌阻击、截击、尾击作战，穷追不舍，在多处予敌重大打击，扩大战果，敌狼狈逃窜，至1942年1月15日，中日两军恢复战前态势。中国军队获得长沙数次会战以来首次全面胜利。此役，日军遭重创，被毙伤5万余人。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英等国军队于太平洋接连失利形势下，“长沙会战”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获得
第三次长沙会战
英国、美国等国政府和舆论给予积极赞扬和评价。
1944年中，日军发起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在此战第二阶段的长衡会战中，由于中国军队疏于防范、战法老套，长沙终于在6月间被日军占领。
1937年12月中国首都南京失守后，日军气焰极为嚣张，企图沿长江而下乘胜追击一举击溃中国政府军队主力，然而，中国第5战区在李宗仁将军坚定有力的指挥下，与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徐州会战，华北战场的形势和徐州地区中国守军的有力坚决的抗击，却暂时转移了日军视线，转而企图打通津浦线（天津—浦口）并消灭中国第5战区主力。这次会战中国不仅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等伟大胜利，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湖南是中国著名的谷仓，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粮食、兵员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省会长沙，中日军队在湘北新墙河一线隔河对峙。长沙是华中战略重镇，当粤汉铁路之要冲。武汉、南昌会战后，长沙的战略地位已经上升到特别突出的位置，成为屏障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大西南的门户上战略要点。
中国特别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第9战区(后分设第6、第9两个战区)集重兵与日军 在战线上对峙，为此，从1939年到1942年间，日军先后三次大规模进攻长沙，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殊死搏斗，是为三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日方称湘赣会战)爆发。这也是欧洲大战爆发后
长沙会战
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
从8月开始，日军第11集团军便调兵遣将，集中了步兵10万，陆军航空兵团约100架飞机及海军一部的强大兵力，企图集中打击第9战区主力，并在政略上实施日本政府以打诱降的计划，企图挫败国民党军的抗日意志导致国民政府屈服，从军事上配合推出汪伪政权。
中国鉴于长沙的极端重要性，早就判断出日军必将进攻，为此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基本方针，向第9战区不断下达作战指示。9月上旬，第9战区判断日军进攻长沙即将开始，加紧部署，严整战备。
但长沙地区的地势却不利防御作战，北部平坦无险可守。为此，总结了抗战以来会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以前层层设防，逐次防线地与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的呆板挨打战术，转为只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既设阵地，逐次予敌消耗，主动转移至敌之侧翼，继之以伏击、侧击、尾击等各种手段逐次消耗敌兵力，待敌进入预定决战区域，集中使用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一举围歼。这成为此后几次长沙会战一成不变的战略指导思想。同时，认真吸取南昌会战教训，特别注意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包括铁路、公路甚至乡间小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兵行动困难。
9月14日，会战开始。日军采取其传统的“分进合击，正面突破、两翼包抄”的战术，分别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湘北为主力。在会战中，鉴于长沙的极端重要性，进行了战役动员，中国官兵表现出了空前高涨的抗日意志，与日军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打击下，10月1日，日军放弃攻势被迫退却。10月15日后，逐步恢复原阵地。
此役，日军集中10万兵力，劳师南征，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相反，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失惨重。日军承认“此次会战与南昌、襄东(即随枣会战)两次会战，颇有决战之势。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日军在会战前期，攻势行动艰苦，在会战后期，于中方反击下匆匆撤退，士气大受影响。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期间，1939年9月23日，日本陆军中央为了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对华政略战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辖华北方面军、第11(驻
薛岳
武汉地区)、13(驻京沪地区)、21(广州)集团军，解散原华中派遣军。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第9战区仍与日军隔新墙河对峙于湘北地区。1941年后，日军酝酿发动第二次进攻。但因苏德战争爆发，日军积极准备对英美开战，无力投入更多机动兵力，被迫缩小规模，仅将目的定为予9战区中国军队一次重大打击。
第9战区总结第一次会战经验制定了反击作战计划。9月，日军发动进攻，强渡新墙河。由于9战区出现指挥失误，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竟被日军窃收并破译，使中国军队陷入极大被动，虽多处与敌激战，但遭遇失败。月底，日军攻入长沙。但是，由于日军大本营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要求作战尽快结束”，同时日军经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决定10月1日开始撤退。中国军队随即展开追击作战。10月5日，日军退回新墙河北岸，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
这次作战，中国军队由于指挥失误导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从战略上说，是中国军队的胜利，日军并没有击溃9战区主力，自身却付出了2万余人伤亡代价，阵地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日军没有达到任何大的战略价值。而且，中国第6战区乘他处日军空虚，对宜昌之敌发动猛攻，日军死伤惨重，面临彻底覆灭危险，宜昌日本守军师长已写下遗书准备自杀，因另一部日军驰援才得以躲过灭顶之灾。宜昌作战也是1941年正面战场唯一一次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歼灭日军7000人。而这，正是第二次长沙会战造成的机会。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后，日军中国派遣军驻广州军进攻香港，日军驻武汉之集团军决定再次发动对长江以南中国军队的进攻，从而牵制中国军队转用广东方向，阻止中国军队援助英军保卫香港。为此，武汉日军再次进攻长沙。1941年12月23日，日军强渡新墙河，会战开始。这次会战，中国军队一改被动局面，取得战役胜利。中国在前两次长沙会战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展开防御作战。第9战区一线兵团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相当的损耗和迟滞。待敌深入长沙预定决战地区，中国长沙守军顽强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进攻。同时，第二线反击兵团周密协同，对日军进行合围。日军屡攻长沙不下，周围中国军队又不断压缩包围圈。日军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只能空投补给。日军见势不妙立即展开退却。我军合围部队立即转为向敌阻击、截击、尾击作战，穷追不舍，在多处予敌重大打击，扩大战果，敌狼狈逃串，至1942年1月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恢复战前态势。中国军队掌握了战役主动权，获得长沙数次会战以来首次全面胜利。
1939年9月～1942年1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湖南长沙地区进行的三次会战。
①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侵占武汉、南昌后，为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企图歼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赣北地区。1939年9月 ，日军调集10万人 ，分路进占湘北岳阳东南地区、鄂南通城地区、赣北奉新、靖安地区。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师约20万人，将进占赣北鄂南之日军阻于献钟、修水地区。进至长沙东北金井、桥头驿一线的日军，遭守军抗击、民众袭扰，加之补给困难，被迫北撤，恢复战前态势。
②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9月初，日军调集约12万人 ，进占岳阳、临湘一带，企图击溃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地区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7万人利用湘北有利地形，采取逐次阻击 ，诱敌至长沙附近捞刀河两岸地区予以围歼的方针 ，将突入长沙市区和进至株洲之敌全部歼灭并乘胜反击。日军被迫北撤 ，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
③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中旬，日军调集约10万人的兵力，分兵两路进攻长沙 。薛岳指挥13个师，约17万人兵力，组织防御。日军攻击受挫，伤亡严重 ，撤至新墙河以北地区，由赣北西进的日军也被击退。会战结束。
重要影响
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在欧战爆发后的十几天，当时正值波兰败亡、欧洲危急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会战中予10万来犯之日军以迎头痛击，挫败了其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从而有助于引起欧洲各界人士对中国局势的关注。
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3个月。面对着德军的强大攻势，苏联战局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作战中虽然损兵折将，日军也一度攻进长沙，但最后日军还是撤出了长沙，中国战局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第三次长沙会战紧接太平洋战争而爆发，当时日军一路势如破竹，同盟国军队接连败北。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军队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这不仅对中国国内，对同盟国来说也是意义重大。正因为如此，这次会战的胜利引起了盟国、特别是英、美的广泛关注。 还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进行过程中的1942年1月1日，世界上26个反法西斯的国家在美国华盛顿集会，发表联合宣言。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作为四大强国，领衔在宣言上签字。1月3日，盟国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经罗斯福提名，由蒋介石出任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统一指挥在中国的美国军队以及东南亚越南、泰国的军队对日作战。
罗斯福在第三次长沙大捷后的第22天给蒋介石发来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贺电，同时宣布再次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其后，他并以他夫人的名义，邀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他还通过他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授予第9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具体组织者、指挥者薛岳一枚美国勋章。另外，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不久，美、英政府便主动向中国提出，要废除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归还上海、厦门等地的公共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自尊、自强，才能赢得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尊重与平等对待。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给中国带来的种种荣誉与平等待遇，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真理。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应该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才换来的。
相关人物
指挥长沙会战的抗日将军——薛岳
薛岳，又名仰岳，1896年生于广东省乐昌县。 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担任孙中山警卫团的营长。后在国民革命军李济深第4军任师长。1935年任贵阳绥靖主任，曾代理黔省主席。抗战开始后，薛岳主动请缨杀敌，率部参加了“八·一三”上海抗战。1939年代理第9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两湖和江西部分地区对日作战。
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后，粤汉间的湖南成为日本侵略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日军在两次攻占长沙均未得逞的情况下，于1941年12月23日，又以第40师团主力发动了第三次对长沙的进攻。薛岳总结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套利用湘北复杂地形，与日军决战的“天炉战法”。日军先乘大雨和夜色突破了中国军队前沿阵地，渡过新墙河，扑向汨罗江北，并与沿粤汉线南下的日军第3师团会合后，很快攻至汨罗江南岸，进入中国军队预设之决战区域。薛岳向所部官兵下达手令：“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他要求“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长，务必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适时捕捉战机，歼灭敌军”。日军第3师团在飞机支援下向长沙东南阿弥岭等中方阵地发起了进攻。薛岳下令第10军李玉堂布下巷战阵势，守卫长沙市区。双方在长沙东南郊展开激战，拼死争夺，几乎所有据点都反复易手。日军的攻势受挫。为了加强长沙防守和反击力量，薛岳又调第77师进入长沙预备作战。与此同时，他部署外围的中国各军由远处向长沙逼近。当日军看到被中国内外线兵团包围的危险准备撤退时，薛岳即命令各部队从不同方向对日军展开围追堵截。日军且战且退，损失惨重。薛岳指挥中国军队利用湘北山丘河流交错纵横的复杂地形，继续以各种方式追击，使日军处处挨打。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大捷。整个战役共歼灭日军5万多人，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抗战胜利后，薛岳被委任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同年底任海南岛防卫总司令。1950年5月去往台湾。
老兵回忆
我用枪榴弹打下日军侦察机，真过瘾
“注意隐蔽，日军战机又来了！”王维本叫了一声，将身边的团长张越群按到。4架日军的飞机几乎同时从他们头上掠过。
一阵机关枪扫射的声音，王维本感觉到头上一凉，帽子被打飞了。接着“轰、轰”几声巨响，王维本明显感觉到大地在震动，接着溅起的泥土打在头上和身上。他用手支起身子，震了震，将身上的泥土抖落，然后抓起旁边的帽子，帽子的顶部已经被飞机的机枪打了一个很大的洞，他拍了拍帽子上的土，戴上、扶正。
这是1942年1月2日的长沙南郊，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第二阶段打响的第二天。从元旦凌晨5时左右开始，王维本所在的国民党第10军预10师张越群团所在的第一道防线，也就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正面防线，不但要经受日本精锐第3师团石野联队的地面进攻，同时还经常遭受日本飞机的扫射轰炸。
“日军的飞机每次都是3至4架一批进行扫射轰炸，从早上开始到晚上基本就没有停过。”王维本回忆起当时的战况时依然神情激动：“1942年1月1日凌晨5时，日军开始集结兵力攻击29团第一营防守的阿弥岭阵地。战况非常激烈，激战中，一营的基层指挥官几乎全部阵亡，第一营的营长曾建叶也阵亡了，张团长派团副去督战。但一营阵地在下午4时还是被突破了，营长曹建业阵亡，整个一营损失惨重，只能向侯家塘、小林子冲边打边撤，在撤退中，团副陈善新被日军的流弹打死了。只一天的战斗，一营几乎就打完了”。
“1月2日凌晨6时，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开始向三营枫树山、雨花亭攻击，并以骑兵冲击三营阵地的制高点七里庙高地。鉴于战场形势，团指挥所从黄土岭当时的中央无线电机厂(现长沙政治学院内)向黄土岭以西高地上转移，但从凌晨6时开始，就遭到了日军战机的多次扫射轰炸。”
“当天上午约10时，不知是想看清点还是藐视中国军队没有高射武器，一架日军的侦察机以超低空进行盘旋侦察，低到我甚至可以看见日军驾驶员的样子。我背起一个枪榴筒来到扫把塘大道边的一个大石牌坊下，架起，在日军战机掠过的时候开了火。日军战机晃了晃，冒出一股烟，并掉下了一块木胶片，向南歪歪斜斜飞去，不多时就看到里面跳出一个伞兵，接着就看到敌机栽头坠毁了。”
1941年12月13日，日军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发布了第三次进攻长沙的命令。12月23日，日军在新墙河上游油港以北地区发起进攻，并扬言要在长沙度1942年元旦，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
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当时指挥的军队共13个军约17万人。薛岳采用“天炉战法”的后退战战略抵抗日军。整个战役分成三个阶段，以第二阶段长沙保卫战尤为重要，薛岳将守卫长沙的任务交给了第10军。王维本说，第10军自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后，就奉命在株洲以南地区休整，12月下旬才调守长沙。不过第10军的兵源并未补充，全军三个师及军直属部队共约2万人。12月28日薛岳向第10军下达命令：“命令你军固守长沙，务求成功，严令部队作战，不得退缩，擅自后退者杀无赦，重伤兵亦不得后撤。” 长沙会战
王维本在他的回忆里写着：经部署，第3师(师长周庆祥)防守长沙东郊，190(师长朱岳)防守长沙北郊，预10师(师长方先觉)防守长沙南郊，另外调派来支援的孔荷庞师防守沿江城厢一带兼作预备队。
预10师于31日渡过湘江后，全师在长沙南郊采取纵深配备，以29团为第一线。王维本当时就在防守第一线的29团(团长张越群)任中尉侦察排长同时协助团副工作。他说当时他们团的兵力配置是：以第一和第三营为第一线：第一营防守区域为左至南大十字路、左家塘、阿弥岭，右是枫树山至侯家塘。第三营防守区域为枫树山、雨花亭、金盆岭、冬瓜山一线。第二营为预备队，位于侯家塘、小林子冲一带。团指挥所设在黄土岭中央无线电机厂。
“当天我就派出三组6名便衣分向东山镇、洞井铺、黑石铺等地侦察敌情，当天下午约5时，向东山方向侦察的侦察员报告说，东山镇发现日军已驻满镇，村民大部分逃到山上，且发现日军还陆续在进驻。当天晚上，日军以第3师团为先头部队约3万多人，到达长沙南郊郊外。尚有数量不详的日军步骑兵有迂回、包围长沙之势。通过侦察，主攻中国军队团防御阵地的是日军第3师团的石野联队。” 日军使用毒气弹，29团最后几成空壳
王维本说，根据日军的部署：1942年元旦这天将全部占领长沙，但由于中国军队的完全抵抗，第一天日军只是突破了预10师一线部分阵地。但是阿南惟几眼见先锋部队已经进入到长沙城内，抢先汇报日军总部，宣布11军已经攻克长沙。这个消息对于第一和第二次长沙会战两次没有攻下长沙的日军而言，是值得惊喜的。日本国内当天就组织了庆祝，以歌颂日军终于攻克长沙的“神威”。但是由于中国军队奋勇抵抗，日军在长沙陷在巷战与肉搏战之中，日本新闻发布日军已经攻陷长沙的快报，成为一个大笑话。
1月2日上午，也就是在王维本打下日军侦察机不久，恼羞成怒的日军炮兵部队开始向29团指挥所所在的黄土岭覆盖轰击。日军的骑兵部队也开始向29团指挥所所在阵地突击。
“团副曾友文命令警卫人员掩护团长先撤退，然后带着中国军队侦察排战士和部分警卫冲上了阵地对进攻的日军进行阻击。阻击战打得十分艰苦，日军骑兵部队轮番向我进攻，由于地势的原因，日军的骑兵部队机动性并不强，中国军队战士用手榴弹和机枪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一段时间后，团副指挥我们开始逐渐撤退。撤退中，团副曾友文在从隐蔽点出来时被日军的狙击手打中胸部，当场阵亡了。我和战士们在阵地的附近找了一个偏僻的凹陷处，将团副的尸体放入，并用薄土掩盖好。战士们围着这个简单的墓敬礼，一些战士还哭了出来。”
“我带着部队边打边撤，撤到了仰天湖东边的大古墓与团长会合。在清点人数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团指挥所仅剩下了团长张越群、几名传令兵、司号长以及我和13名警卫和侦察排的战士。由于团部与师部已经失去了联系，团长命令我死守该处，没有他的命令不准撤退。他带着几名传令兵和司号长向师指挥所走去，就在前往的途中，司号长因为铜号的反光暴露，被日军的狙击手打中死亡。”
“我则与第二营过来的一个连队就地组成了新的阻击防线。下午3时左右，日军一小分队向我阵地发动两次攻击，但被我们用手榴弹和枪榴弹击退。日军开始用步兵炮轮番轰击，接着又向中国军队阵地发射了烟幕弹，当我们以为日军要趁烟雾突击我军阵地时，日军又向中国军队阵地发射了毒气弹。由于措手不及，也没有防毒面具，很多战士吸入毒气都开始发晕，我命令一个战士去收取各人的水壶及毛巾去打水，让战士们用湿毛巾护住鼻嘴，但即使如此，也还是有些战士丧失了战斗能力。”王维本介绍说，日军的毒气弹发射后因为有明显的烟雾，因此借用烟幕弹作为掩护施放，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伤害中国守军。
最后，王维本所在的防线在毒气弹的打击和日军的攻击下，只剩下了13人。王维本说，从元月1日到此役过后，张越群团几乎只剩下了空壳：29团的减员在70%以上。日军也不好受，也付出死亡六七百人的代价。 方师长预立遗嘱，士兵有感誓死守土
预10师守第二条防线的是全师战斗力最强的28团。实际上，在1942年1月2日，日军第3师团7000余人就开始猛攻长沙城南郊冬瓜山28团防守的阵地，当天28团官兵在团长葛先才率领下，击退敌人无数次冲锋。
元月3日，在师长方先觉的指令下，28团葛先才团长将包括王维本在内的29团退下来的部队重新进行了收容整编，并投入了冬瓜山及红山头一带的防线。
也就在这天，王维本他们听说师长方先觉预立遗嘱，要与长沙防线共存亡的事。1942年元月1日晚，王维本所在的29团部分防线被日军突破后，薛岳来电话向方先觉询问战况，最后问：“你能守多久？”方说：“我能守一个星期。”薛岳问：“如何守法？”方说：“我第一线守2天，第二线守3天，第三线守2天。”薛岳说声“好”，便放下了电话。当天深夜，方就写了一封信叫副官主任张广宽派人送到后方他的家眷那里，要求第二天以前一定要送到。这封信被当时的政治部代主任杨正华拆看，原来这封“家书”竟是他的遗嘱，内容为：“蕴华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得失，有关抗战全局的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望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夫子珊。” 杨看过后，决定在报纸上发表以鼓舞士气，于是拟了新闻稿连夜送给《长沙日报》。次日《长沙日报》头版大字标题：“方师长誓死守土，预立遗嘱”。
王维本说，许多战士听说方师长立了战前遗嘱之后，十分感动，一些士兵和学校表示要“成则以功勋报祖国，死则以长沙为坟墓”，抱着必死的决心投入战斗。 阵地上除了硝烟外只有残肢断臂
1942年1月3日，预10师的第二道防线遭受到了空前惨烈的攻击。王维本现在回想起来依然经常紧握双手。
王维本说，2日晚，他派出了几组便衣进行敌情侦察，发觉日军的第3师团已经得到第6师团的部分增援，而且增援部队都聚集在大小冬瓜山以及火车南站至红头山一带。他估计第二天日军可能进攻的重点就在大小冬瓜山一带，目的是突破阵地后占领杏花园高地上的军械库。他将情况报告了团长张越群并引起了师部的重视。3日开始，日军主力果然开始攻打冬瓜山、红头山一带防线。
“中国军队在阵地上修建了许多明暗工事，交叉的火力造成日军很大的伤亡。为突破中国的阵地，日军向中国阵地投掷了许多燃烧弹，燃烧弹把中国许多在明工事的战士卷入了火海，这些战士就这样被活活烧死。”
“尽管如此，中国军队修建的暗火力点还是造成了日军进攻部队极大的伤亡。日军为了摧毁我暗火力点，开始使用‘肉弹’攻击：遇到阵地的暗火力点时，日军就出动敢死队，全身用烈性炸药绑在身上前仆后继地向前冲，直到炸飞这些暗火力点。最后高地易手，整个高地被削平了一截。”
“日军有敢死队，难道中国就没有敢死队吗？”王维本说，为了夺回阵地，葛先才也组织了几十支敢死队，在集中20多挺机枪的掩护下，投向冬瓜山。“中国的敢死队身绑炸药，趁着日军还没有稳固阵地时，向他们攻击，我们的战士看着人多的地方就冲了上去，然后拉响炸弹，与日军同归于尽。”他回忆说，当时阵地上除了硝烟之外就只有残肢断臂，就像修罗地狱。到整个战役结束为止，双方白刃拉锯11次，我方夺回了阵地。该处防线28团除50余人生存外，其余官兵全部壮烈殉国！
3日晚，日军夜袭中国军队阵地，多次交战后，日军败退了下去。下去之前，日军的夜袭部队将两日来阵亡的日军尸体也带了回去。
经过侦察，他发现日军带回尸体的目的是集中在金盆岭石牌坊下进行焚烧，由于该处是日军和中国军队交战的一个地点，在焚尸时，石牌坊因为裂开而倒塌，压死了几名日军。
1942年1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两日来，长沙东南郊血战结果，在中国军队阵地前，日军遗尸至少在15000具以上。”
王维本说，长沙守城之战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部队：炮兵部队。1月4日中午，日军飞机向地面部队投送弹药和给养，不但许多降落在中国军队阵地，其中一个给养箱还被炮兵部队击中，许多战士都认为那是“天佑长沙”！
也就是1月4日那天，中国军队的73军、第4军、第37军、第20军、第58军等部队已经完成了对日军的合围态势。日军为了避免全军覆没，开始命令部队撤退。中国军队开始全面反攻，直至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王维本说，由于第10军在长沙守城战中伤亡太大，没有参与追击行动。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意义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奇袭美国珍珠港，同一天，日陆军23军开始进攻香港，为使攻占香港顺利进行，日军大本营命令驻湖南地区的11军向湘南进攻，以牵制中国军队南援行动。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接受命令后，于12月13日发布了第三次进攻长沙的命令。12月23日，日军在新墙河上游油港以北地区发起进攻，并扬言要在长沙度1942年元旦，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
蒋介石十分重视第三次长沙会战，亲临南岳督促部队作战。薛岳当时指挥的军队共13个军约17万人。
鉴于日军11军调动频繁、大规模集中的情况，薛岳就针对日军的进攻行动制定名为“天炉战法”的后退战战略：将第九战区的兵力集中在湘北地区，在日军进攻的地点逐次抵抗，将中国主力部队置于两翼，引诱日军主力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包抄，形成一个南堵北追、东西夹击、四面合围的战备态势，将日军予以歼灭。并将整个战役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逐次抵抗、诱敌深入，消耗日军、争取集中兵力的时间；第二阶段是长沙保卫战，以一个军的兵力死守长沙，赢取其余部队包围进攻日军的时间；第三阶段为反攻追击阶段，即对包围的日军进行歼灭追击。这一战略取得了空前成功。
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伤亡56000余人，俘虏139人，中国军队伤亡28000余人，中国军队取得辉煌胜利！这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这时候日本的南方军，在百日之内，就横扫盟国在亚洲所有的据点与要塞。
西方国家的军队，在被日军击败之后，真正知道了落后的中国能够单独地对抗日本如此之久，实在是有着过人的能耐。美国记者福尔门氏在报道中说：“中国第三次长沙大捷，证明了两个原则，那就是中国军队的配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即可很轻易地击败日军。”英国《泰晤士报》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就历次中日战争中的战场成果与记录而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绩应是最为辉煌的，就兵力动员的规模以及日军死伤来看，中国军队在长沙大捷的表现，比在台儿庄、万家岭、昆仑关、上高会战所得的胜利，还更为出色。而薛岳将军更是因此得到日军的“长沙之虎”的封号。
第四次长沙会战(也叫长衡会战)
第4次长沙会战为中日战争末期的大型战役之一，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年5月揭开了序幕。这次会战
又叫做长衡会战。是指1944年（民国33年）5月至8月，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豫湘桂战役中，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湖南长沙、衡阳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从5月27日到6月19日，中日双方以争夺长沙为目标在湖南北部地区作战。攻击的日军人数约有36万，守势的中国国军约有30万。6月16日，逼进长沙的日军开始向长沙城区猛攻，6月19日中国军队撤退，日本攻陷长沙。 两个阶段
衡阳抗战纪念城
学术界也将“长衡会战”分为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又称“第四次长沙会战”，从5月27日到6月19日，中日双方以争夺长沙为目标在湖南北部地区作战。
第二阶段又称“衡阳保卫战”，从6月20日到9月初，中日双方以争夺衡阳为目标在湖南中东部地区作战，长衡会战的结束时间为9月上旬。国内外学术界均以1944年8月8日衡阳沦陷为准。中国连续七年抗战，师劳兵疲。当时中国一些精锐之师正在缅北滇西发起进攻，收复失地，国内战场的战力因此而减弱。过去许多著作指责国民政府的军队大溃败，丧师失地，不无片面之处。方先觉第十军坚持47昼夜之衡阳保卫战，是抗战史上极为惨烈的一场孤城保卫战。
日本动用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对一个地区进攻所使用之最多的兵力。攻击的日军人数约有36万，守势的中国国军约有30万。6月16日，逼进长沙的日军开始向长沙城区猛攻。6月19日中国军队撤退，日本攻陷长沙。8月8日，日军占领衡阳。日军以此战役为组成部分的豫湘桂战役成功打通大陆交通线,成为1944年反法西斯战场上最惨烈的失败。蒋介石慨叹“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自称“从事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参看“长衡会战”。 双方军力
日军参战部队：第3师团 指挥官山木三男，第13师团 指挥官赤鹿理，第68师团 指挥官佐久间为人，
第116师团 指挥官岩永汪，第40师团 指挥官青木成一，第34师团 指挥官伴健雄，第58师团 指挥官毛利末广，第27师团 指挥官竹下义晴，第37师团 指挥官长野佑一郎。
我军最高指挥官薛岳，我军参战部队：第30集团军 指挥官王陵基，第27集团军 指挥官杨森，战区直辖部队第4、99军，第24集团军 指挥官王耀武。
日倭寇的第4次进攻目的是打通大陆交通线，保持对南洋倭寇残匪的补给支援。此战倭寇集中兵力30余万，以狗急跳墙之势疯狂进攻我军，而我军高层则轻敌无备，再加上各保实力，协同失调，遂陷湖南于倭寇。但是，此战我军在长沙、衡阳、常德等地给倭寇以巨大杀伤，此3城攻防战，倭寇死伤均大于我军。常德我军6000余将士全部殉国，而倭寇则被击毙者便达24000余人，在抗战史上，这是仅有的。 战争经过
1944年5月，日军动用悄悄从伪满和日本国内调来的强大兵力，由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坐镇
第四次长沙会战
武汉指挥，发起了长衡会战。日军分为三路，避开中国军队的侧翼迂回，分途向长沙外围发起攻势。6月16日，日军向长沙城和岳麓山主阵地发起猛攻。守军顽强抵抗，但由于兵力部署上的失误，中国军队主力未能适时退守岳麓山阵地，部队隔江分阵，力不能支，日军以优势兵力攻破岳麓山阵地。城内守军被迫突围，长沙沦陷。但是，日军推进到衡阳时，却遭遇了顽强的抵抗。衡阳守军把以一个军的兵力，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顶住了日军几个师团的多次进攻，将日军整整阻挡了47天，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长衡会战中，中国军队未能阻止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但仍然重创了日军。尤其是衡阳保卫战，大量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并且打死了日军的一名师团长和其他高级指挥官，致使日军指挥失利。这次会战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范围内的正面作战，并在战略上配合和支援了敌后战场的反“扫荡”斗争，为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伤亡人数
中国军队：17,000余人（其中5,000余人陠亡）（中国官方数字：6,000余人）
第四次长沙会战日本最高指挥畑俊六
日本军队：19,380余人（含瘟疫伤亡总数大30,000余人）（日军陆军部官方数字：1 ,186） 日军在衡阳之战中使用了毒气弹，据美军14航空队化学战情报官汤姆森上尉的研判，日军所使用的是芥子气与路易氏气混和物。 衡阳陷落后，日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 战役影响
长沙，衡阳驻军及人民，乃以英勇姿态，展开抗战史中最光荣之一页，相持47日，不徒予后方以从容布置?时间，且使太平洋美国毫不顾虑而取堞班岛。东条内阁穷于应付而急速崩溃”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衡阳定为抗战纪念城，1947年8月10日，衡阳抗战纪念城在岳屏山顶举行了命名奠基典礼时，蒋介石总统颁训词：“我第10军残余部队，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历时47日之久，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国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著。” “抗战八年，战死疆场之英烈士，至少数十万人；而保卫国土，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数；但其对国家贡献之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为衡阳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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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2011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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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风云录
《长沙会战》<全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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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会战发生在抗日战争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史称为“长沙会战”，或称“长沙保卫战”。中国特别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第9战区集结重兵与日军在战线对峙。前2次长沙会战，双方都自称获得了胜利。从战术上看，双方并未分出胜败，中国军队的损失更大；但从战略上，阻止了日军的战略目的，可以认为是抗战中的胜利。第3次长沙保卫战则是一场典型的胜仗，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殊死搏斗，终将日军击退。第4次长沙会战日军以优势兵力发动猛攻，中国军队被迫撤退。
战前形势 日本改变侵华战略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日本国内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更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使其称霸世界的战略受到极大影响，处处呈现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被迫调整其侵华方针。
在政治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重点巩固已有占领区。在经济上，加紧经济掠夺，力图“以战养战”。
在改变了侵华方针后，其军事战略也做了相应调整。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在作战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 为尽早结束战争，日军于1939年9月至1940年夏在正面战场上相继发动了对长沙、桂南和宜昌的作战，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再次部分调整了对华战略。其总体构想是：确保和稳定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继续抗战的企图，然后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促使国民政府屈服，实现侵略意图。
正是在上述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第9战区先后与日军第11军进行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
长沙会战
长沙会战
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
长沙会战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9月至10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
日军第11军为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消灭中国第9战区部队，集中第6、第33、第101、第106师团及3个旅团约10万兵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采取奔袭攻击的方针，发动了“湘赣会战”，进攻长沙。为打破日军战略企图，中国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军30多个师约40万人的兵力，采取逐次抵抗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长沙附近消灭进攻的日军。此次会战，主要在赣北、湘北、鄂南三个方向作战。
在赣北方面：9月14日，日军第106师团由赣北奉新向会埠的中国守军第19集团军第60军发起进攻；以第101师团一部向高安中国军队第32军与第58军进行牵制性攻击。中国守军未抵抗住日军的进攻，阵地被突破，第60军和第58军分别向宜丰、凌江口等地转移；第32军转移至锦江右岸之灰埠、袁浦之线。18日，日军攻占上富、村前街、斜桥等，并向高安猛攻。19日， 守军经激战后放弃高安，退守石鼓岭和石脑圩西南高地，阻日军西犯。21日，第32军向高安反攻，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22日，克复高安、高城，进占马形山、赵家山之线。第74军进占斜桥、南山何。日军第101师团由高安向东北方向及五桥何退却。第106师团主力由奉新向西进犯，突破守军第183师和第15师阵地，24日，占领横街、甘坊，并继续西进。25日，中国军队调集几个师兵力向甘坊一带之日军反击，与其展开激战。至10月3日，日军进至大墩街、石街。中国军队进驻甘坊、横街，切断了西进日军的退路。6日，中国军队第1集团军和第30集团军奉命围攻日军，战至9日，进占沙窝里、九仙汤、上富、冶城等地，并乘胜追击，先后克复罗坊、会埠三都、修水。日军退回武宁、靖安、奉新。
在湘北方面：9月18日，日军主力第6师团及奈良支队强渡新墙河，向新墙河北岸守军第15集团军第52军发起进攻。守军顽强抵抗5昼夜，于22日晚，被迫退至河南岸。23日拂晓，日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强渡新墙河南进；上村支队在汨罗江口附近营田登陆，对第15集团军形成夹击之势；第33师团由麦市南下，企图消灭湘北中国军队。第15集团军依据新墙河、汨罗江阵地抗击日军，予日军以重创后，于24日撤至汨罗江南岸。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9战区在长沙附近与日军主力决战。各军遵令随即进占阵地，侧击、伏击日军。27日，日军分路南进，至30日，日军主力进至捞刀河北岸，直扑长沙以北永安市、金井、上杉市、青山市、桥头驿等地。日军由于孤军深入，中途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伏击，被迫停止进攻。
在鄂南方面：9月22日，日军第33师团向第15集团军第79军发起攻击，23日，进占麦市、桃树港，继向汨罗江上游进犯。中国军队第27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第79军在麦市附近与日军展开激战，歼其甚多。至29日，日军攻占南楼岭、平江，进抵朱溪厂、龙门厂、长寿街。中国军队第20军、第79军各一部在献钟、南楼岭、桃树港一带夹攻日军，主力向朱溪厂、龙门厂之日军追击。
10月1日，第20军收复龙门厂后，向 长寿街之日军侧击，第79军克复桃树港、麦市、献钟、嘉义。3日，日军第33师团主力与第13师团奈良支队会师于三眼桥，东趋渣津攻修水；4日，与第27集团军及第79军发生激战后，分别向南江桥、麦市、通城方向退却。第15集团军尾随日军追击，先后收复安定桥、长乐街、新市、泪罗等地。5日，日军全线撤退，上村支队遭到第54军新编第23师袭击后，由营田登船从洞庭湖上逃回岳阳；至9日，第6师团退向新墙河；第33师团撤回通城；奈良支队退回通城。中国军队在全线追击中，收复了平
江、南江桥等城镇。13日，会战结束。
长沙会战
长沙会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9月初﹐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指挥四个师团﹑两个支队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约12万人﹐进占岳阳﹑临湘一带﹐企图击溃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地区。
日军为打击中国第9战区主力，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第11军在湘北岳阳以南地区集结了第3、第4、第6、第 40师团和4个旅团，配有战车第13联队，野重炮第14联队，独立野战重炮第15联队第1大队及部分工兵、空军、海军部队，计有步兵45个大队，炮兵26 个大队，总兵力达12万余人；并配有军舰20余艘，汽艇200余只，飞机100余架。在司令官阿南惟几指挥下，采取将主力并列于狭窄正面上，以纵深突破的战略，向长沙进犯。
为了阻击日军南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3、第5、第6战区对当面之日军发动攻势，以牵制日军兵力调动，第9战区对日军实施袭击，使其不能集中兵力，然后借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三线阵地，引诱日军主力深入至长沙东北地区围歼。第9战区参加会战的部队共计40个师，50余万人，由司令长官薛岳指挥。
9 月7日，日军第6师团向湘北大云山守军游击根据地发动扫荡，以掩护其第3、第4、第40师团在新墙河右岸集结。中国军队第4军进行抗击后撤守。10日，第 58军增援大云山，收复该地区； 13日，与日军第40师团在甘田地区遭遇发生激战，至17日，日军主力于新墙河北岸展开，完成了对湘北攻击的部署。
18日拂晓，日军第4师团沿粤汉路向长沙前进；独立第14混成旅团向洞庭湖南岸进出；第3、第6、第40师团由港口至新墙市一线强渡新墙河，迅速突破守军正面防线，续向南进，中国军队凭借新墙河英勇阻击后，向右翼山地转移。19日，日军抵达汨罗北江岸地区。
为阻止日军向长沙推进，第9战区电令第 37、第99军坚守汨罗江南岸，阻击日军；第20军协同第58、第4军于19日拂晓向日军侧击；第26军由金井向捞刀河以北急进；第74军向浏阳河附近急进；准备于长沙以北三姐桥、金井之线实施反击。此时日军破译了第9战区作战命令的电报，决定放弃原作战计划，命令各师团向东挺进，于捞刀河以北地区围歼从东面侧击日军的中国军队。
24日，日军强渡汨罗江，企图围歼右翼守军。21日至23日，第58军在洪桥，第20军在关王桥，第4军在洪源洞以南，与日军展开激战，第37军和第10军与日军第4、第3师团激战于神鼎山、密岩山、班召庙一带；第2军与日军第6、第40师团各一部激战于瓮江、蒲塘地区。突破了第 37军阵地。第37军被迫向安沙地区撤退。第26军被日军包围于蒲塘地区。该军于25日夜，奉命向更鼓台、石湾方向突围； 24日晨前来增援第10军，遭日军攻击，苦战至午，陷于混乱，26日，被迫突围转移至石鼓牛及天雷山之线。第74军从江西赶来增援，在春华山、永安市附近地区与日军遭遇，展开激战，又遭日机袭击，损失甚重，被迫向南撤退。日军第4师团于26日渡过捞刀河。
27日下午该师团一部渡过浏阳河，并于傍晚从长沙城东南角冲入市内，28日占领长沙。29日，日军第3师团攻抵株洲附近。
中国第9战区已于27日奉最高统帅部电会，转移攻势，从各方调集增援部队陆续赶至战场投入战斗，将日军包围于捞刀河、浏阳河之间。与此同时，第3、第5、第6战区部队分别向当面之日军发动了攻势。
长沙被围之日军与后方联络线已被切断，补给十分困难，遂于10月1日傍晚向北撤退。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筇9战区部队追击；第79军向长乐街、新市方向跟踪追击，第58军、第72军向关王桥、杨林街，方向追击；第4、第20、第99军主力在马鞍铺、青山市、金井一带截击日军；第26、第74军和暂编第2军清扫浏阳河、捞刀河间战场。5日，中国截击部队在汨罗江以南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迫使其北渡汨水向新墙河以北退却。6日，追击部队渡过汨罗江；
8日，越新墙河，继续向日军攻击。
11日，中国军队恢复了原阵地，与日军对峙于新墙河，会战结束。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后，日军决定再次发动对长江以南中国军队的进攻，从而牵制中国军队转用广东方向，阻止中国军队援助英军保卫香港。1941年12月23日，日军再次强渡新墙河展开进攻。 中国在前两次长沙会战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进行防御作战。日军屡攻长沙不下，周围中国军队又不断压缩包围圈。日军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只能空投补给，于是被迫退却。中国军队合围部队立即转为向敌阻击、截击、尾击作战，穷追不舍，在多处予敌重大打击，扩大战果，敌狼狈逃窜，至1942年1月15日，中日两军恢复战前态势。中国军队获得长沙数次会战以来首次全面胜利。此役，日军遭重创，被毙伤5万余人。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英等国军队于太平洋接连失利形势下，“长沙会战”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获得
第三次长沙会战
英国、美国等国政府和舆论给予积极赞扬和评价。
1944年中，日军发起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在此战第二阶段的长衡会战中，由于中国军队疏于防范、战法老套，长沙终于在6月间被日军占领。
1937年12月中国首都南京失守后，日军气焰极为嚣张，企图沿长江而下乘胜追击一举击溃中国政府军队主力，然而，中国第5战区在李宗仁将军坚定有力的指挥下，与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徐州会战，华北战场的形势和徐州地区中国守军的有力坚决的抗击，却暂时转移了日军视线，转而企图打通津浦线（天津—浦口）并消灭中国第5战区主力。这次会战中国不仅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等伟大胜利，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湖南是中国著名的谷仓，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粮食、兵员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省会长沙，中日军队在湘北新墙河一线隔河对峙。长沙是华中战略重镇，当粤汉铁路之要冲。武汉、南昌会战后，长沙的战略地位已经上升到特别突出的位置，成为屏障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大西南的门户上战略要点。
中国特别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第9战区(后分设第6、第9两个战区)集重兵与日军 在战线上对峙，为此，从1939年到1942年间，日军先后三次大规模进攻长沙，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殊死搏斗，是为三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日方称湘赣会战)爆发。这也是欧洲大战爆发后
长沙会战
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
从8月开始，日军第11集团军便调兵遣将，集中了步兵10万，陆军航空兵团约100架飞机及海军一部的强大兵力，企图集中打击第9战区主力，并在政略上实施日本政府以打诱降的计划，企图挫败国民党军的抗日意志导致国民政府屈服，从军事上配合推出汪伪政权。
中国鉴于长沙的极端重要性，早就判断出日军必将进攻，为此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基本方针，向第9战区不断下达作战指示。9月上旬，第9战区判断日军进攻长沙即将开始，加紧部署，严整战备。
但长沙地区的地势却不利防御作战，北部平坦无险可守。为此，总结了抗战以来会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以前层层设防，逐次防线地与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的呆板挨打战术，转为只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既设阵地，逐次予敌消耗，主动转移至敌之侧翼，继之以伏击、侧击、尾击等各种手段逐次消耗敌兵力，待敌进入预定决战区域，集中使用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一举围歼。这成为此后几次长沙会战一成不变的战略指导思想。同时，认真吸取南昌会战教训，特别注意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包括铁路、公路甚至乡间小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兵行动困难。
9月14日，会战开始。日军采取其传统的“分进合击，正面突破、两翼包抄”的战术，分别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湘北为主力。在会战中，鉴于长沙的极端重要性，进行了战役动员，中国官兵表现出了空前高涨的抗日意志，与日军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打击下，10月1日，日军放弃攻势被迫退却。10月15日后，逐步恢复原阵地。
此役，日军集中10万兵力，劳师南征，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相反，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失惨重。日军承认“此次会战与南昌、襄东(即随枣会战)两次会战，颇有决战之势。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日军在会战前期，攻势行动艰苦，在会战后期，于中方反击下匆匆撤退，士气大受影响。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期间，1939年9月23日，日本陆军中央为了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对华政略战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辖华北方面军、第11(驻
薛岳
武汉地区)、13(驻京沪地区)、21(广州)集团军，解散原华中派遣军。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第9战区仍与日军隔新墙河对峙于湘北地区。1941年后，日军酝酿发动第二次进攻。但因苏德战争爆发，日军积极准备对英美开战，无力投入更多机动兵力，被迫缩小规模，仅将目的定为予9战区中国军队一次重大打击。
第9战区总结第一次会战经验制定了反击作战计划。9月，日军发动进攻，强渡新墙河。由于9战区出现指挥失误，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竟被日军窃收并破译，使中国军队陷入极大被动，虽多处与敌激战，但遭遇失败。月底，日军攻入长沙。但是，由于日军大本营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要求作战尽快结束”，同时日军经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决定10月1日开始撤退。中国军队随即展开追击作战。10月5日，日军退回新墙河北岸，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
这次作战，中国军队由于指挥失误导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从战略上说，是中国军队的胜利，日军并没有击溃9战区主力，自身却付出了2万余人伤亡代价，阵地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日军没有达到任何大的战略价值。而且，中国第6战区乘他处日军空虚，对宜昌之敌发动猛攻，日军死伤惨重，面临彻底覆灭危险，宜昌日本守军师长已写下遗书准备自杀，因另一部日军驰援才得以躲过灭顶之灾。宜昌作战也是1941年正面战场唯一一次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歼灭日军7000人。而这，正是第二次长沙会战造成的机会。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后，日军中国派遣军驻广州军进攻香港，日军驻武汉之集团军决定再次发动对长江以南中国军队的进攻，从而牵制中国军队转用广东方向，阻止中国军队援助英军保卫香港。为此，武汉日军再次进攻长沙。1941年12月23日，日军强渡新墙河，会战开始。这次会战，中国军队一改被动局面，取得战役胜利。中国在前两次长沙会战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展开防御作战。第9战区一线兵团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相当的损耗和迟滞。待敌深入长沙预定决战地区，中国长沙守军顽强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进攻。同时，第二线反击兵团周密协同，对日军进行合围。日军屡攻长沙不下，周围中国军队又不断压缩包围圈。日军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只能空投补给。日军见势不妙立即展开退却。我军合围部队立即转为向敌阻击、截击、尾击作战，穷追不舍，在多处予敌重大打击，扩大战果，敌狼狈逃串，至1942年1月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恢复战前态势。中国军队掌握了战役主动权，获得长沙数次会战以来首次全面胜利。
1939年9月～1942年1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湖南长沙地区进行的三次会战。
①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侵占武汉、南昌后，为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企图歼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赣北地区。1939年9月 ，日军调集10万人 ，分路进占湘北岳阳东南地区、鄂南通城地区、赣北奉新、靖安地区。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师约20万人，将进占赣北鄂南之日军阻于献钟、修水地区。进至长沙东北金井、桥头驿一线的日军，遭守军抗击、民众袭扰，加之补给困难，被迫北撤，恢复战前态势。
②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9月初，日军调集约12万人 ，进占岳阳、临湘一带，企图击溃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地区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7万人利用湘北有利地形，采取逐次阻击 ，诱敌至长沙附近捞刀河两岸地区予以围歼的方针 ，将突入长沙市区和进至株洲之敌全部歼灭并乘胜反击。日军被迫北撤 ，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
③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中旬，日军调集约10万人的兵力，分兵两路进攻长沙 。薛岳指挥13个师，约17万人兵力，组织防御。日军攻击受挫，伤亡严重 ，撤至新墙河以北地区，由赣北西进的日军也被击退。会战结束。
重要影响
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在欧战爆发后的十几天，当时正值波兰败亡、欧洲危急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会战中予10万来犯之日军以迎头痛击，挫败了其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从而有助于引起欧洲各界人士对中国局势的关注。
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3个月。面对着德军的强大攻势，苏联战局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作战中虽然损兵折将，日军也一度攻进长沙，但最后日军还是撤出了长沙，中国战局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第三次长沙会战紧接太平洋战争而爆发，当时日军一路势如破竹，同盟国军队接连败北。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军队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这不仅对中国国内，对同盟国来说也是意义重大。正因为如此，这次会战的胜利引起了盟国、特别是英、美的广泛关注。 还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进行过程中的1942年1月1日，世界上26个反法西斯的国家在美国华盛顿集会，发表联合宣言。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作为四大强国，领衔在宣言上签字。1月3日，盟国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经罗斯福提名，由蒋介石出任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统一指挥在中国的美国军队以及东南亚越南、泰国的军队对日作战。
罗斯福在第三次长沙大捷后的第22天给蒋介石发来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贺电，同时宣布再次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其后，他并以他夫人的名义，邀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他还通过他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授予第9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具体组织者、指挥者薛岳一枚美国勋章。另外，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不久，美、英政府便主动向中国提出，要废除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归还上海、厦门等地的公共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自尊、自强，才能赢得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尊重与平等对待。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给中国带来的种种荣誉与平等待遇，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真理。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应该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才换来的。
相关人物
指挥长沙会战的抗日将军——薛岳
薛岳，又名仰岳，1896年生于广东省乐昌县。 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担任孙中山警卫团的营长。后在国民革命军李济深第4军任师长。1935年任贵阳绥靖主任，曾代理黔省主席。抗战开始后，薛岳主动请缨杀敌，率部参加了“八·一三”上海抗战。1939年代理第9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两湖和江西部分地区对日作战。
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后，粤汉间的湖南成为日本侵略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日军在两次攻占长沙均未得逞的情况下，于1941年12月23日，又以第40师团主力发动了第三次对长沙的进攻。薛岳总结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套利用湘北复杂地形，与日军决战的“天炉战法”。日军先乘大雨和夜色突破了中国军队前沿阵地，渡过新墙河，扑向汨罗江北，并与沿粤汉线南下的日军第3师团会合后，很快攻至汨罗江南岸，进入中国军队预设之决战区域。薛岳向所部官兵下达手令：“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他要求“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长，务必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适时捕捉战机，歼灭敌军”。日军第3师团在飞机支援下向长沙东南阿弥岭等中方阵地发起了进攻。薛岳下令第10军李玉堂布下巷战阵势，守卫长沙市区。双方在长沙东南郊展开激战，拼死争夺，几乎所有据点都反复易手。日军的攻势受挫。为了加强长沙防守和反击力量，薛岳又调第77师进入长沙预备作战。与此同时，他部署外围的中国各军由远处向长沙逼近。当日军看到被中国内外线兵团包围的危险准备撤退时，薛岳即命令各部队从不同方向对日军展开围追堵截。日军且战且退，损失惨重。薛岳指挥中国军队利用湘北山丘河流交错纵横的复杂地形，继续以各种方式追击，使日军处处挨打。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大捷。整个战役共歼灭日军5万多人，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抗战胜利后，薛岳被委任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同年底任海南岛防卫总司令。1950年5月去往台湾。
老兵回忆
我用枪榴弹打下日军侦察机，真过瘾
“注意隐蔽，日军战机又来了！”王维本叫了一声，将身边的团长张越群按到。4架日军的飞机几乎同时从他们头上掠过。
一阵机关枪扫射的声音，王维本感觉到头上一凉，帽子被打飞了。接着“轰、轰”几声巨响，王维本明显感觉到大地在震动，接着溅起的泥土打在头上和身上。他用手支起身子，震了震，将身上的泥土抖落，然后抓起旁边的帽子，帽子的顶部已经被飞机的机枪打了一个很大的洞，他拍了拍帽子上的土，戴上、扶正。
这是1942年1月2日的长沙南郊，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第二阶段打响的第二天。从元旦凌晨5时左右开始，王维本所在的国民党第10军预10师张越群团所在的第一道防线，也就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正面防线，不但要经受日本精锐第3师团石野联队的地面进攻，同时还经常遭受日本飞机的扫射轰炸。
“日军的飞机每次都是3至4架一批进行扫射轰炸，从早上开始到晚上基本就没有停过。”王维本回忆起当时的战况时依然神情激动：“1942年1月1日凌晨5时，日军开始集结兵力攻击29团第一营防守的阿弥岭阵地。战况非常激烈，激战中，一营的基层指挥官几乎全部阵亡，第一营的营长曾建叶也阵亡了，张团长派团副去督战。但一营阵地在下午4时还是被突破了，营长曹建业阵亡，整个一营损失惨重，只能向侯家塘、小林子冲边打边撤，在撤退中，团副陈善新被日军的流弹打死了。只一天的战斗，一营几乎就打完了”。
“1月2日凌晨6时，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开始向三营枫树山、雨花亭攻击，并以骑兵冲击三营阵地的制高点七里庙高地。鉴于战场形势，团指挥所从黄土岭当时的中央无线电机厂(现长沙政治学院内)向黄土岭以西高地上转移，但从凌晨6时开始，就遭到了日军战机的多次扫射轰炸。”
“当天上午约10时，不知是想看清点还是藐视中国军队没有高射武器，一架日军的侦察机以超低空进行盘旋侦察，低到我甚至可以看见日军驾驶员的样子。我背起一个枪榴筒来到扫把塘大道边的一个大石牌坊下，架起，在日军战机掠过的时候开了火。日军战机晃了晃，冒出一股烟，并掉下了一块木胶片，向南歪歪斜斜飞去，不多时就看到里面跳出一个伞兵，接着就看到敌机栽头坠毁了。”
1941年12月13日，日军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发布了第三次进攻长沙的命令。12月23日，日军在新墙河上游油港以北地区发起进攻，并扬言要在长沙度1942年元旦，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
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当时指挥的军队共13个军约17万人。薛岳采用“天炉战法”的后退战战略抵抗日军。整个战役分成三个阶段，以第二阶段长沙保卫战尤为重要，薛岳将守卫长沙的任务交给了第10军。王维本说，第10军自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后，就奉命在株洲以南地区休整，12月下旬才调守长沙。不过第10军的兵源并未补充，全军三个师及军直属部队共约2万人。12月28日薛岳向第10军下达命令：“命令你军固守长沙，务求成功，严令部队作战，不得退缩，擅自后退者杀无赦，重伤兵亦不得后撤。” 长沙会战
王维本在他的回忆里写着：经部署，第3师(师长周庆祥)防守长沙东郊，190(师长朱岳)防守长沙北郊，预10师(师长方先觉)防守长沙南郊，另外调派来支援的孔荷庞师防守沿江城厢一带兼作预备队。
预10师于31日渡过湘江后，全师在长沙南郊采取纵深配备，以29团为第一线。王维本当时就在防守第一线的29团(团长张越群)任中尉侦察排长同时协助团副工作。他说当时他们团的兵力配置是：以第一和第三营为第一线：第一营防守区域为左至南大十字路、左家塘、阿弥岭，右是枫树山至侯家塘。第三营防守区域为枫树山、雨花亭、金盆岭、冬瓜山一线。第二营为预备队，位于侯家塘、小林子冲一带。团指挥所设在黄土岭中央无线电机厂。
“当天我就派出三组6名便衣分向东山镇、洞井铺、黑石铺等地侦察敌情，当天下午约5时，向东山方向侦察的侦察员报告说，东山镇发现日军已驻满镇，村民大部分逃到山上，且发现日军还陆续在进驻。当天晚上，日军以第3师团为先头部队约3万多人，到达长沙南郊郊外。尚有数量不详的日军步骑兵有迂回、包围长沙之势。通过侦察，主攻中国军队团防御阵地的是日军第3师团的石野联队。” 日军使用毒气弹，29团最后几成空壳
王维本说，根据日军的部署：1942年元旦这天将全部占领长沙，但由于中国军队的完全抵抗，第一天日军只是突破了预10师一线部分阵地。但是阿南惟几眼见先锋部队已经进入到长沙城内，抢先汇报日军总部，宣布11军已经攻克长沙。这个消息对于第一和第二次长沙会战两次没有攻下长沙的日军而言，是值得惊喜的。日本国内当天就组织了庆祝，以歌颂日军终于攻克长沙的“神威”。但是由于中国军队奋勇抵抗，日军在长沙陷在巷战与肉搏战之中，日本新闻发布日军已经攻陷长沙的快报，成为一个大笑话。
1月2日上午，也就是在王维本打下日军侦察机不久，恼羞成怒的日军炮兵部队开始向29团指挥所所在的黄土岭覆盖轰击。日军的骑兵部队也开始向29团指挥所所在阵地突击。
“团副曾友文命令警卫人员掩护团长先撤退，然后带着中国军队侦察排战士和部分警卫冲上了阵地对进攻的日军进行阻击。阻击战打得十分艰苦，日军骑兵部队轮番向我进攻，由于地势的原因，日军的骑兵部队机动性并不强，中国军队战士用手榴弹和机枪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一段时间后，团副指挥我们开始逐渐撤退。撤退中，团副曾友文在从隐蔽点出来时被日军的狙击手打中胸部，当场阵亡了。我和战士们在阵地的附近找了一个偏僻的凹陷处，将团副的尸体放入，并用薄土掩盖好。战士们围着这个简单的墓敬礼，一些战士还哭了出来。”
“我带着部队边打边撤，撤到了仰天湖东边的大古墓与团长会合。在清点人数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团指挥所仅剩下了团长张越群、几名传令兵、司号长以及我和13名警卫和侦察排的战士。由于团部与师部已经失去了联系，团长命令我死守该处，没有他的命令不准撤退。他带着几名传令兵和司号长向师指挥所走去，就在前往的途中，司号长因为铜号的反光暴露，被日军的狙击手打中死亡。”
“我则与第二营过来的一个连队就地组成了新的阻击防线。下午3时左右，日军一小分队向我阵地发动两次攻击，但被我们用手榴弹和枪榴弹击退。日军开始用步兵炮轮番轰击，接着又向中国军队阵地发射了烟幕弹，当我们以为日军要趁烟雾突击我军阵地时，日军又向中国军队阵地发射了毒气弹。由于措手不及，也没有防毒面具，很多战士吸入毒气都开始发晕，我命令一个战士去收取各人的水壶及毛巾去打水，让战士们用湿毛巾护住鼻嘴，但即使如此，也还是有些战士丧失了战斗能力。”王维本介绍说，日军的毒气弹发射后因为有明显的烟雾，因此借用烟幕弹作为掩护施放，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伤害中国守军。
最后，王维本所在的防线在毒气弹的打击和日军的攻击下，只剩下了13人。王维本说，从元月1日到此役过后，张越群团几乎只剩下了空壳：29团的减员在70%以上。日军也不好受，也付出死亡六七百人的代价。 方师长预立遗嘱，士兵有感誓死守土
预10师守第二条防线的是全师战斗力最强的28团。实际上，在1942年1月2日，日军第3师团7000余人就开始猛攻长沙城南郊冬瓜山28团防守的阵地，当天28团官兵在团长葛先才率领下，击退敌人无数次冲锋。
元月3日，在师长方先觉的指令下，28团葛先才团长将包括王维本在内的29团退下来的部队重新进行了收容整编，并投入了冬瓜山及红山头一带的防线。
也就在这天，王维本他们听说师长方先觉预立遗嘱，要与长沙防线共存亡的事。1942年元月1日晚，王维本所在的29团部分防线被日军突破后，薛岳来电话向方先觉询问战况，最后问：“你能守多久？”方说：“我能守一个星期。”薛岳问：“如何守法？”方说：“我第一线守2天，第二线守3天，第三线守2天。”薛岳说声“好”，便放下了电话。当天深夜，方就写了一封信叫副官主任张广宽派人送到后方他的家眷那里，要求第二天以前一定要送到。这封信被当时的政治部代主任杨正华拆看，原来这封“家书”竟是他的遗嘱，内容为：“蕴华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得失，有关抗战全局的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望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夫子珊。” 杨看过后，决定在报纸上发表以鼓舞士气，于是拟了新闻稿连夜送给《长沙日报》。次日《长沙日报》头版大字标题：“方师长誓死守土，预立遗嘱”。
王维本说，许多战士听说方师长立了战前遗嘱之后，十分感动，一些士兵和学校表示要“成则以功勋报祖国，死则以长沙为坟墓”，抱着必死的决心投入战斗。 阵地上除了硝烟外只有残肢断臂
1942年1月3日，预10师的第二道防线遭受到了空前惨烈的攻击。王维本现在回想起来依然经常紧握双手。
王维本说，2日晚，他派出了几组便衣进行敌情侦察，发觉日军的第3师团已经得到第6师团的部分增援，而且增援部队都聚集在大小冬瓜山以及火车南站至红头山一带。他估计第二天日军可能进攻的重点就在大小冬瓜山一带，目的是突破阵地后占领杏花园高地上的军械库。他将情况报告了团长张越群并引起了师部的重视。3日开始，日军主力果然开始攻打冬瓜山、红头山一带防线。
“中国军队在阵地上修建了许多明暗工事，交叉的火力造成日军很大的伤亡。为突破中国的阵地，日军向中国阵地投掷了许多燃烧弹，燃烧弹把中国许多在明工事的战士卷入了火海，这些战士就这样被活活烧死。”
“尽管如此，中国军队修建的暗火力点还是造成了日军进攻部队极大的伤亡。日军为了摧毁我暗火力点，开始使用‘肉弹’攻击：遇到阵地的暗火力点时，日军就出动敢死队，全身用烈性炸药绑在身上前仆后继地向前冲，直到炸飞这些暗火力点。最后高地易手，整个高地被削平了一截。”
“日军有敢死队，难道中国就没有敢死队吗？”王维本说，为了夺回阵地，葛先才也组织了几十支敢死队，在集中20多挺机枪的掩护下，投向冬瓜山。“中国的敢死队身绑炸药，趁着日军还没有稳固阵地时，向他们攻击，我们的战士看着人多的地方就冲了上去，然后拉响炸弹，与日军同归于尽。”他回忆说，当时阵地上除了硝烟之外就只有残肢断臂，就像修罗地狱。到整个战役结束为止，双方白刃拉锯11次，我方夺回了阵地。该处防线28团除50余人生存外，其余官兵全部壮烈殉国！
3日晚，日军夜袭中国军队阵地，多次交战后，日军败退了下去。下去之前，日军的夜袭部队将两日来阵亡的日军尸体也带了回去。
经过侦察，他发现日军带回尸体的目的是集中在金盆岭石牌坊下进行焚烧，由于该处是日军和中国军队交战的一个地点，在焚尸时，石牌坊因为裂开而倒塌，压死了几名日军。
1942年1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两日来，长沙东南郊血战结果，在中国军队阵地前，日军遗尸至少在15000具以上。”
王维本说，长沙守城之战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部队：炮兵部队。1月4日中午，日军飞机向地面部队投送弹药和给养，不但许多降落在中国军队阵地，其中一个给养箱还被炮兵部队击中，许多战士都认为那是“天佑长沙”！
也就是1月4日那天，中国军队的73军、第4军、第37军、第20军、第58军等部队已经完成了对日军的合围态势。日军为了避免全军覆没，开始命令部队撤退。中国军队开始全面反攻，直至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王维本说，由于第10军在长沙守城战中伤亡太大，没有参与追击行动。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意义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奇袭美国珍珠港，同一天，日陆军23军开始进攻香港，为使攻占香港顺利进行，日军大本营命令驻湖南地区的11军向湘南进攻，以牵制中国军队南援行动。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接受命令后，于12月13日发布了第三次进攻长沙的命令。12月23日，日军在新墙河上游油港以北地区发起进攻，并扬言要在长沙度1942年元旦，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
蒋介石十分重视第三次长沙会战，亲临南岳督促部队作战。薛岳当时指挥的军队共13个军约17万人。
鉴于日军11军调动频繁、大规模集中的情况，薛岳就针对日军的进攻行动制定名为“天炉战法”的后退战战略：将第九战区的兵力集中在湘北地区，在日军进攻的地点逐次抵抗，将中国主力部队置于两翼，引诱日军主力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包抄，形成一个南堵北追、东西夹击、四面合围的战备态势，将日军予以歼灭。并将整个战役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逐次抵抗、诱敌深入，消耗日军、争取集中兵力的时间；第二阶段是长沙保卫战，以一个军的兵力死守长沙，赢取其余部队包围进攻日军的时间；第三阶段为反攻追击阶段，即对包围的日军进行歼灭追击。这一战略取得了空前成功。
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伤亡56000余人，俘虏139人，中国军队伤亡28000余人，中国军队取得辉煌胜利！这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这时候日本的南方军，在百日之内，就横扫盟国在亚洲所有的据点与要塞。
西方国家的军队，在被日军击败之后，真正知道了落后的中国能够单独地对抗日本如此之久，实在是有着过人的能耐。美国记者福尔门氏在报道中说：“中国第三次长沙大捷，证明了两个原则，那就是中国军队的配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即可很轻易地击败日军。”英国《泰晤士报》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就历次中日战争中的战场成果与记录而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绩应是最为辉煌的，就兵力动员的规模以及日军死伤来看，中国军队在长沙大捷的表现，比在台儿庄、万家岭、昆仑关、上高会战所得的胜利，还更为出色。而薛岳将军更是因此得到日军的“长沙之虎”的封号。
第四次长沙会战(也叫长衡会战)
第4次长沙会战为中日战争末期的大型战役之一，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年5月揭开了序幕。这次会战
又叫做长衡会战。是指1944年（民国33年）5月至8月，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豫湘桂战役中，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湖南长沙、衡阳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从5月27日到6月19日，中日双方以争夺长沙为目标在湖南北部地区作战。攻击的日军人数约有36万，守势的中国国军约有30万。6月16日，逼进长沙的日军开始向长沙城区猛攻，6月19日中国军队撤退，日本攻陷长沙。 两个阶段
衡阳抗战纪念城
学术界也将“长衡会战”分为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又称“第四次长沙会战”，从5月27日到6月19日，中日双方以争夺长沙为目标在湖南北部地区作战。
第二阶段又称“衡阳保卫战”，从6月20日到9月初，中日双方以争夺衡阳为目标在湖南中东部地区作战，长衡会战的结束时间为9月上旬。国内外学术界均以1944年8月8日衡阳沦陷为准。中国连续七年抗战，师劳兵疲。当时中国一些精锐之师正在缅北滇西发起进攻，收复失地，国内战场的战力因此而减弱。过去许多著作指责国民政府的军队大溃败，丧师失地，不无片面之处。方先觉第十军坚持47昼夜之衡阳保卫战，是抗战史上极为惨烈的一场孤城保卫战。
日本动用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对一个地区进攻所使用之最多的兵力。攻击的日军人数约有36万，守势的中国国军约有30万。6月16日，逼进长沙的日军开始向长沙城区猛攻。6月19日中国军队撤退，日本攻陷长沙。8月8日，日军占领衡阳。日军以此战役为组成部分的豫湘桂战役成功打通大陆交通线,成为1944年反法西斯战场上最惨烈的失败。蒋介石慨叹“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自称“从事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参看“长衡会战”。 双方军力
日军参战部队：第3师团 指挥官山木三男，第13师团 指挥官赤鹿理，第68师团 指挥官佐久间为人，
第116师团 指挥官岩永汪，第40师团 指挥官青木成一，第34师团 指挥官伴健雄，第58师团 指挥官毛利末广，第27师团 指挥官竹下义晴，第37师团 指挥官长野佑一郎。
我军最高指挥官薛岳，我军参战部队：第30集团军 指挥官王陵基，第27集团军 指挥官杨森，战区直辖部队第4、99军，第24集团军 指挥官王耀武。
日倭寇的第4次进攻目的是打通大陆交通线，保持对南洋倭寇残匪的补给支援。此战倭寇集中兵力30余万，以狗急跳墙之势疯狂进攻我军，而我军高层则轻敌无备，再加上各保实力，协同失调，遂陷湖南于倭寇。但是，此战我军在长沙、衡阳、常德等地给倭寇以巨大杀伤，此3城攻防战，倭寇死伤均大于我军。常德我军6000余将士全部殉国，而倭寇则被击毙者便达24000余人，在抗战史上，这是仅有的。 战争经过
1944年5月，日军动用悄悄从伪满和日本国内调来的强大兵力，由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坐镇
第四次长沙会战
武汉指挥，发起了长衡会战。日军分为三路，避开中国军队的侧翼迂回，分途向长沙外围发起攻势。6月16日，日军向长沙城和岳麓山主阵地发起猛攻。守军顽强抵抗，但由于兵力部署上的失误，中国军队主力未能适时退守岳麓山阵地，部队隔江分阵，力不能支，日军以优势兵力攻破岳麓山阵地。城内守军被迫突围，长沙沦陷。但是，日军推进到衡阳时，却遭遇了顽强的抵抗。衡阳守军把以一个军的兵力，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顶住了日军几个师团的多次进攻，将日军整整阻挡了47天，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长衡会战中，中国军队未能阻止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但仍然重创了日军。尤其是衡阳保卫战，大量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并且打死了日军的一名师团长和其他高级指挥官，致使日军指挥失利。这次会战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范围内的正面作战，并在战略上配合和支援了敌后战场的反“扫荡”斗争，为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伤亡人数
中国军队：17,000余人（其中5,000余人陠亡）（中国官方数字：6,000余人）
第四次长沙会战日本最高指挥畑俊六
日本军队：19,380余人（含瘟疫伤亡总数大30,000余人）（日军陆军部官方数字：1 ,186） 日军在衡阳之战中使用了毒气弹，据美军14航空队化学战情报官汤姆森上尉的研判，日军所使用的是芥子气与路易氏气混和物。 衡阳陷落后，日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 战役影响
长沙，衡阳驻军及人民，乃以英勇姿态，展开抗战史中最光荣之一页，相持47日，不徒予后方以从容布置?时间，且使太平洋美国毫不顾虑而取堞班岛。东条内阁穷于应付而急速崩溃”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衡阳定为抗战纪念城，1947年8月10日，衡阳抗战纪念城在岳屏山顶举行了命名奠基典礼时，蒋介石总统颁训词：“我第10军残余部队，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历时47日之久，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国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著。” “抗战八年，战死疆场之英烈士，至少数十万人；而保卫国土，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数；但其对国家贡献之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为衡阳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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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2011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