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万界之无限穿梭笔趣阁:陶世龙:难忘的遗憾--夭折了的1956年的向科学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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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遗憾
陶世龙
政治与业务（后来称为"红与专"）的关系,究竟该如何摆?（参见这样批评是不是恰当？）这是四十四年前的事了.1955年末的一天,我被通知到团中央汇报青年教师在向科学进军中遇到的问题和议论一下青年团能作点什么.
当时的团中央在正义路,从大门进去，走到东边尽头,在一个可能是食堂兼做会议室的大房间里,与会者坐满了一圆桌.会议由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主持.另一位书记胡克实也参加了,耀邦说话很多,间或还说得很激动,胡克实则是不时站起来插话,背着手走来走去,那情景至今犹如在眼前.
许多话记不清了,但有一点仍记得很清楚,那就是现在向科学进军了，向科学进军需要条件,这些条件许多是我们青年团无法提供的,但有一项我们可以做,而且该我们去做,这就是为青年向科学进军扫清思想障碍。说道要扫清障碍,耀邦的手用力一挥.
我先前是北京地质学院团委的专职干部,这时已转去作教学管理工作,但仍是团委的常委,负责青年教师中团的工作.我把接触到的问题提了出来, 主要是这
这个问题也是我在北大当学生兼作团的工作时遇到的老问题。那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是冯文彬，他以北大为他自己抓的点,抓什么呢?就是团组织如何保证大学生搞好学习。在北大内又以理学院物理系支部邓锡铭团小组为重点,还选择了一个团员孙超,要求北大团委每两周去他的住所汇报他们的学习情况，遇到了什么困难, 研究团组织如何帮助解决。去汇报的主角是我们的团委书记张群玉，作为理学院的团委委员，我也参加了。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各种课外活动太多,影响正课学习。由于这些活动来自多方面,大都是政治性的，而且一般还以积极参加这些活动为衡量一个大学生是否进步的标准,谁抓学习多一点，就有被看成是个人主义的压力。对此，冯讲了许多话，中心是不要管什么个人主义不个人主义，今天的大学生一定要把学习（指正课的学习）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好多话记不清了，但有一条：不要怕学生抓学习。他学好了，只要不跑台湾，客观上总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是把话说得明确到头了，我一直牢牢记着。
冯文彬讲过这些话没有多久，抗美援朝开始了，我们的汇报也停止了。以后各种运动纷至沓来，有时近于停课，以学习为中心难以保证了。谁都知道这是形势如此，谁也不能改变的。但在1952年我到北京地质学院后这几年，特别是1956年，全国的形势已稳定下来，大学早已转入正常学习，当年的老问题却依然存在。学业务与求进步之间竟还是一个矛盾。我向我的上级，北京团市委大学部作过反映，显然他们也有同感，要不也不会通知我去参加这个会。
会后不久，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派徐本炫来到我院住下，他到教研室，特别是於崇文所在的矿物教研室找了许多人谈话，看有关材料和参加他们的会议，历时三个月。他是要查证我汇报的情况是否属实，并新搜集了许多材料，准备写一篇报道。当调查结束的时候，他提出，经过他们研究，这篇文章希望由我来写，用来信的形式作为问题提出，他们发表后在刊物上组织全团讨论。对于这样的要求，我只能答应，但也考虑到这信发表出去，涉及到许多人和事，虽然是作为问题提出，实际上是有倾向性的，也就是说要批评到一些人，因此我写得比较抽象，基本的意思有了，但没有指名道姓，也就比较短。稿子寄去后不久就发表出来了，一看，文章长了近一倍，意思一样，但多了大量有名有姓的事例。主要是有关於崇文的。我一看就感到有些不妙，因为本来存在不同看法，这一登出来，岂不增加了矛盾。好在我也看出他下笔是很有分寸的，都是限于青年团内部的事情。不会捅大的漏子,文章既已发表出来,也就硬着头皮承担下来,多年来我没说过这件事,现在可以说了,因为历史已证明,徐的写法是对的.而我出于自身的考虑, 认为他调查完走了,说什么都可以,我却在这里仍得天天面对这些人和事 ,实际上是想"抹稀泥",那时我已参加工作六年,已没有当初还是学生时的朝气。
这封信发出后，没有引起多少非议,这与发表信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篇萧文蕙的
从“脱离政治”谈起,作为对我提出的问题的答复,态度很明确有关。而原来计划开展的讨论也取消了。这个变动先前已告诉了我，这“萧文兰”就是当时团中央宣传部长杨述和他的夫人韦君宜，为写好这篇文章，他们不以《中国青年》给他们提供的材料为满足，找我到他们家里去谈了一个晚上，他们的家，也就是在团中央大院内的一间小屋。这篇文章大家可以看到，与二十二年后召开科学大会时，邓小平的提法没有什么两样。虽然大家不知到萧文蕙这是杨述夫妇。而当时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上，也就被认为代表着团中央的态度（实际也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得到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地院团委其他同志做了一些事情，主要是解决因钻研业务而被视为个人主义的思想包袱。地质学院的青年教师当然欢迎，也提高了认识，在矿物教研室，团员们选举於崇文为这时召开的地质学院团员代表大会的代表，表示对他的肯定，我们还召开教师中的团员大会，对五位过去因钻研业务而受到不正确看待的团员进行表彰，其中一位曾因致力于黄土的研究颇有进展，因而想提出用自己姓氏命名的公式，受到非议，现在团委鼓励他这样走下去，认为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公式能以他命名，不仅是他个人，也是中国人的光荣。青年人就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也有一点小小的不愉快，一天上午，党委书记陈子谷找我去他的办公室，我看见他的桌子上有一本刚出的《中国青年》，我就知道他要谈的是这件事。不过，他并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意见，而是叹了一口气说：“老陶。你看最近我们刚出一个“见死不救”（指有两个摩托车运动员练车途中见死没救的事）上了报，现在又是你这封信，显得我们的思想工作没作好。”我心里也是有些不安，因为我知道，象将钻研业务当作个人主义来对待的问题，并不就是我们地质学院存在，别人未必比我们的情况好，但是由于我这一汇报，引出这许多事来了。我只好劝慰他，上面对情况是知道的，并不是有这些问题就认为我们的工作没作好，而是希望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成为经验。陈也是知识分子出身，三十年代从泰国回来的爱好文艺的青年，还参加过上海左联活动，后来投入新四军，皖南事件被俘，在茅家岭暴动中逃出，而且是这次暴动的组织者之一，对他我一向尊重，多次请他给青年讲他的经历。所以彼此还都能理解，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我说的想让我们出经验也是实话，1956年暑假，团中央借清华大学的地方培训全国高校的团委书记，让我去介绍了地质学院青年教师中团的工作，地院专职的团委副书记王玉如在那里参加学习，回来告诉我大家反映很好，她对我的工作一直很支持，这时她也高兴。
1956年也是地质学院成立后首次招收的学生毕业，数量达一千人，我们留了一百多人当教师，当时的高教部要求作出师资培养规划，我忙这些事去了，按照当时的规划，大学生在参加工作后三年将培养成讲师，讲师经过三年培养可成为副教授，再经过四年培养就可以成为教授。我的老师王鸿祯教授被任命为副院长并主管教学，我正好分派去协助他工作，青年教师真是要浩浩荡荡地向科学进军了。
尾声
下面的事我就不用多写了，因为随之而来的就是1957年，在我和徐本炫写的那封信中作为例子举出的徐国风，打成了右派；马大铨受到批判但幸而尚未划成右派，随后调出了学校。矿物教研室的领导人之一，来自清华大学的地下党员，和我极为相知的曹添，因鸣放时逃脱了这一劫，但漏网右派的阴影一直跟随他到文化大革命。王鸿祯、陈子谷，一位知名的学者和一位老革命，也成了右派，王玉如，受到留党查看的处分并离开了学校。当然，他们都是有另外的罪名，更与这封信不相干。但经过这场运动，钻研业务更被视为为畏途，师资规划成为废纸，十几二十年的老讲师老助教，毫不希奇。虽然没有那个文件或讲话正式取消过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但实际上已不存在了。
在接着来的“红专辩论”中，有人贴大字报说我这封信在宣扬白专道路，但这封信产生的背景学校的领导人是知道的，而胡耀邦没有下台，杨述还兼任了北京市高校党委第二书记。所以这揭发很快就湮没在大字报的海洋中，没人再提起。我应该是幸运者，也是弱者，这在我写信时不敢联系实际，不敢有棱有角就表现出来了。我的老伴常批评我有点阿Q，我承认这一点。不过最使我宽慰的是於崇文在反右中居然平安度过，要是他成了右派，我这日子也难过，但他的夫人，一位共产党员，却没能过这一关，不过也许他们由此因祸得福，反正是这样了，干脆埋头钻研业务，夹着尾巴做人，也少了许多是非。在人们发现业务还是如此重要以後，於崇文较早以研究地球化学的成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球化学还出了一位院士张本仁，产生这封信时他是矿物教研室的研究生，共产党员，同时负责他那个系的教师团的工作，他旗帜鲜明地支持这封信。这个教研室还出了一位卓越的结晶学家彭志忠，如果他还活着，也早应成为院士了。一个教研室能出这么多人才是难得的，虽然时有狂风暴雨，而钻研业务之志不移，应是他们成功的因素，而这也不能不想到同样以地球化学见长，参与创建这个教研室的曹添，文革前有过一次提职称，他本应升为副教授，但因政治思想过不了关，当了近三十年的老讲师，八十年代初，算是考虑到历史对他不不公正的待遇，从讲师一跃而成教授。但也许是他过度的兴奋，忘我工作就在和研究生谈话的时候，突然并发，旋既长逝；还有徐国风，长期戴着帽子，但钻研业务不改，等右派改正时，他已成果累累，评职称时，他拿着自己的著作找上级争取，有人不以为然，那就是说，你看他就是个人主义。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个“个人主义”的内涵和作用实际上并没有搞清楚，而笼统地作为万恶之源在看待。我的信连同萧文兰的文章，都没有摆脱这个框框，今天的读者看来觉得很难理解了，但历史的情况就是如此。可惜的是，徐国风虽然争取到了教授，但不久就去世了。
徐本炫，在那次合作后再也没见过他；马大铨也久已不知他的消息。
今天大概有些人已不愿回顾那段历史了，可能想起来总有那么些不愉快。但我感到还是应当把它写下来，让后人知道有国那样荒唐的年月，避免历史改头换面的重演，同时也看到社会终究在前进，更知今日之可贵。
陶世龙2000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