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灵有牧师嘛:李钟琴：中国历史上的“上下相愚定律”

有人曾总结出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定律”：象牙筷定律、兔死狗烹定律、包围定律、敌戒定律、朋党定律、黄宗羲定律、五世而斩定律、权大欺主定律、皮毛定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定律。这些“定律”总结得都不错。不过，我觉得仍不全面，起码应该再加进一条：“上下相愚定律”。  

　　所谓“上下相愚定律”，即指在专制社会里，统治者必然实行愚民政策；“愚民政策”的实施，又必然在朝野产生“愚君对策”。是谓之“上下相愚”。“上下相愚”的结果，是上有昏君、下有愚民，劣胜优汰、道德沉沦，社会黑暗、谎言纷纭，腐朽落后、积弱积贫。  

　　一，统治者自作聪明的“愚民政策”  

　　历史上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某些在野的知识分子，并非专制核心层的一员，却热衷于殚精竭虑地为统治者出谋划策。较早为统治者无私贡献“愚民政策”这一“高招”的专家，当推老子李聃。他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是以圣人之智，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孔圣人也持这样的政见，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后人“为贤者讳”，认为老子和孔子的话可以作另外一种解释，如将老子所说的“智”解释为“巧诈”，将“愚”解释为“质朴”；将孔子的话重新断句……其实无非是在玩文字游戏而已。  

　　在老子看来，人民难以管理，就在于他们有智慧。高明的政治家，不是使人民凡事都明明白白，而是要让人民变得愚蠢起来。如果人民都变成了没有智慧和欲望的傻子，那天下也就稳定了。  

　　理论与实践相比往往是滞后的。其实早在老子还没出生的时候，西周的国君们就知道搞“愚民政策”了。周厉王“弭谤”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当时，周厉王为了防止臣民议论朝政，大搞特务政治，人民没有任何言论自由，在路上相见连招呼都不敢打，只能用眼色示意。人们都不敢说话了，周厉王便认为天下稳定，还得意洋洋地向大臣召公炫耀此事。岂料不久便发生了“国人暴动”，周厉王被流放。  

　　而在中国历史上正式推行“愚民政策”的皇帝，还要首推那个“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秦始皇。之后，每一个朝代、每一个皇帝，都将“愚民政策”视为加强统治的法宝。实行“愚民政策”的办法主要有三个：  

　　一是压制舆论，封锁信息，滥兴文祸，禁毁书籍。秦始皇、李斯们“焚书坑儒”，就是想封锁信息，钳制思想，让人们变成瞎子、聋子；他们还大搞恐怖政治，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让人们都变成哑巴。人民眼不得见、耳不能闻、口不敢说，成了瞎子、聋子、哑巴，这样，独裁者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了。中国历史上愈演愈烈的血腥文字狱，以及清朝的大规模查禁违碍书籍运动，即是“愚民政策”的经典之作。  

　　二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禁锢思想，舆论一律。除了暴力恐吓，统治者还找出一种对专制统治有益无害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借以驯化人民。出这一馊主意的是一名大师级专家，叫董仲舒。他主张将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思想，以此“教化”人民。他在给汉武帝的上疏中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由此导致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将思想定于一尊的恶政，使中国人在科学、文化诸方面丧失了独立思维能力和创造力，此后中国社会再也没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盛况。  

　　三是自我神化，欺世盗名；编造谎言，粉饰太平。独裁者们为了证明自己“受命于天”、“唯我独尊”、“天纵英明”、“天赋异秉”，总喜欢编造些神话、鬼话，什么太后怀孕时“蛟龙附体”、“梦日入怀”；什么皇帝出生时“赤光照室”、“紫气充庭”……总之皇帝不同于凡人，是“天之子”，超凡入圣，君权神授，官权君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凡是皇帝说出的话，都是金口玉言，一句顶一万句；凡是皇帝做的事情，都是伟大英明，永远不会有错。同时，统治者们还要不停地制造些假典型、伪经验供全国臣民学习，用谎言惑众，以空话治国，粉饰太平，自欺欺人。  

　　总之，“愚民政策”的精髓，就是通过隐瞒、欺骗和恐吓，使人民变成蠢材和白痴。这样，统治者就显得英明而伟大，其专制统治便会得到不断强化。  

　　二，使独裁者变蠢的“愚君对策”  

　　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搞“愚民政策”，下面自然就有“愚君对策”。  

　　鲁迅先生曾讲了一个“红嘴绿鹦哥”的故事，总结说：“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们也自有其‘愚君政策’。”将百姓愚弄皇帝的办法说成是“政策”，似不太确切。“红嘴绿鹦哥”的故事，历史上不见得真发生过，却反映了老百姓愚弄、欺骗皇帝的智慧，非常典型。  

　　《韩非子》里也记载了一个愚君故事。齐宣王酷爱射箭，能拉开三石之弓。齐宣王身边的马屁精们在试拉这张弓的时候，都装作使出吃奶的劲也拉不开的样子，说这弓足有九石。齐宣王于是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是大力士，“所用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用九石。”  

　　这种类型的“愚君”极为普遍。特别是上级在某领域有所爱好、有点特长，其下属一定会百般阿谀，吹牛拍马无所不至。于是，独裁者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逐渐失去正确的判断力和思维能力，变得越来越蠢。正如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中所讲的，皇帝明明在街上裸奔，却在大臣们的奉承下自以为穿着世界上最美的服装。甚至，独裁者说句屁话，下面也会煞有介事地当作“金口玉言”、“英明论断”，组织学习、全面贯彻。举国之人都在认认真真说空话，扎扎实实走过场。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金銮殿。这类“愚君”，旨在讨上级的欢心，貌似无大害，其实如同慢性毒药，使上级慢慢变蠢，四处裸奔，至死而不悟。  

　　还有一种“愚君”，是蒙蔽、欺骗上级以售其奸。乾隆在历代皇帝中算是聪明人了，有一次他问大学士汪由敦：“你天不亮就来上朝，在家吃过点心了吗？”汪由敦回答说：“臣家里穷，早餐只吃了四个鸡蛋。”乾隆大吃一惊，说：“一个鸡蛋需十两银子，四个就是四十两。朕尚不敢如此奢侈，你怎么还说家里穷呢？”吓得汪由敦只好含糊其词，敷衍过去。无独有偶。光绪皇帝每天吃四个鸡蛋，御膳房账上记的是花费三十四两银子，合一个鸡蛋值八两多白银。一次，他问师傅翁同龢：“此种贵物，师傅可曾吃过？”翁同龢知道是太监们搞鬼，但一想，如果说了实话，就会得罪太监们，便说：“这么贵的东西，臣也就在祭祀大典的时候偶尔吃一点，平时也吃不起。” 可见，清朝的皇帝们可能都认为鸡蛋是贵重食品。  

　　而更多的时候，是下级被迫欺骗上级，不敢将真实情况向上级反映。  

　　爱听好话，是人的天性。特别是独裁者，天天被马屁精包围，往往就自以为聪明睿智，英明神武，明察秋毫，高瞻远瞩。听奉承话惯了，他们尤其听不得逆耳之言，谁若说了实话，无异于“逆龙鳞”，多无好下场。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所以，大家就都学乖了，上司喜欢听什么，大家就说什么。此乃“被迫愚君”。如秦二世胡亥耽于淫乐，赵高便对他封锁消息。胡亥隐约听说义军蜂起，天下大乱，问赵高是怎么回事，赵高乃解释说：“不过是些小盗贼而已，成不了气候。”让胡亥安心在宫中玩乐。直到赵高派女婿进宫去杀胡亥，胡亥才明白过来，埋怨身边的一个太监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真实情况？”太监说：“我不敢说啊。我若说了实话，早就被你杀了，怎么能够活到今天？”隋炀帝的例子也很典型。他喜欢听好话，群臣就报喜不报忧。有个宫女向他反映说，外面有人造反。隋炀帝反而认为她在惑乱人心，当即杀之。于是谁也不敢在他面前说实话。在天下乱成一锅粥、事实上他已被困在扬州行宫寸步难行之时，仍无人对他说实话。令人称奇的是，宫外，御林军将领们公然开大会商量叛乱事宜，根本不怕有人进宫告密；宫内，连宫女们都知道外面的局势已经不可收拾，但无一人敢跟隋炀帝说出实情。普天之下，只有他一个人还被蒙在鼓里。  

　　三，上下相愚导致上下皆愚  

　　不论是“愚民政策”还是“愚君对策”，在历史上都取得了相当程度上的“成功”。而这种“成功”，实是国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鲁迅先生曾说：“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愚民政策”培育了大量愚民，他们在真相被蒙蔽、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天天被灌输着谎言，谎言重复一千遍也就被认作真理。愚民的大量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固然使统治者的极权政治更加稳固，但同时又使整个社会充斥着虚伪、野蛮、愚昧、暴力，极易造成全国性的灾难和浩劫。清末，受清政府盲目排外政策的影响，愚民们成立了义和团，迷信中国功夫，号称刀枪不入，扬言扶清灭洋，抵制外来文明。这与当年伊拉克百姓誓言保卫萨达姆、与英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场景可谓相映成趣。慈禧太后也被愚民们所愚弄，信以为真，悍然向世界上最强的十一个国家宣战，指望义和团灭掉洋人，除去她的心头大患。结果，这十一国中的八个国家组织了一支仅两万人的队伍，从天津登陆，所向披靡，不久便顺利攻进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西逃。这就是给中国带来奇耻大辱的“庚子国难”。清军和数十万慷慨激昂的义和团如此不堪一击，与伊拉克战争时英美军队长驱直入巴格达的场景可谓如出一辙。  

　　慈禧太后在西逃途中才意识到，她被义和团们骗了；萨达姆在被美军从地窖里拖出来之时，或许才认识到，他的人民欺骗了他。  

　　然而独裁者在大权在握之时，只会对自己成功地实行“愚民政策”而心中窃喜，不会认识到自己也在被人民愚弄，已经变成了一个傻瓜。上面喜欢粉饰太平，喜欢用假大空来“鼓劲”、“凝聚人心”，下面便投其所好，伪造祥瑞，虚报政绩，无所不用其极。上级每想出一个拙劣主意，下级便齐呼圣明，无不赞同。公元610年正月，好大喜功的隋炀帝为了显示国力强大，突发奇想，在洛阳举办了一次超大型国际盛会——大演百戏，“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西域各国的商人们奇怪地发现，他们在洛阳吃饭不用花钱，住宿免费。酒店的老板们都自豪地对外国客人说：“中国丰饶，酒席例不取值。”外国客人还发现，洛阳街上的大树都缠上了丝绸，而路边却是饥寒交迫的贫民，便问洛阳市民：“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隋炀帝本想搞个“万国来朝”的盛世形象工程，不料却被传为国际笑柄，而且贻笑后世。  

　　作家、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论及后极权主义时指出，意识形态的假面化、虚伪化、装饰化和表演化是后极权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生活在后极权的时代，也就是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每个人都只能在谎言中求生，必须承受与谎言为伍的生活。  

　　其实何止是在后极权时代，只要实行专制制度，就一定是个上下相愚的社会，谎言成了维持专制社会运转的润滑剂。专制统治者离开了谎言，便无法维持统治；人民离开了谎言，便不能生存。上下相愚，使中国深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鲁迅语）而无法自拔。  

　　极权时代与后极权时代的区别是，在极权时代，独裁者的“愚民政策”制造了大批愚民，而臣民们的“愚君对策”又使独裁者受到了蒙蔽，成了昏君。上下相愚，浑然不觉。而在后极权时代，人们大多看透了“愚民政策”的拙劣伎俩，但表面上都装作坚信不移，装聋作哑，乐见其败；独裁者对臣民们的“愚君对策”也心中有数，但假装相信。上下相愚，各取所需，习以为常。  

　　需要说明的是，上下相愚，并非仅仅皇帝愚弄臣民、臣民愚弄皇帝，而是一级愚弄一级，形成的无数根相互愚弄的链条。每个人都是这根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既是骗人者，也是被骗者。  

　　无论如何，一个上下相愚的社会绝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更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只要专制体制存在，上下相愚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建立起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人民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才能从根本上打破“上下相愚”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