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至高岭牛头人加入部落:斯大林一手主導了蘇共向一神教教會的進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05:14:49
蘆笛／經過血淋淋的大換血，奧林比亞山上諸神紛紛凋謝，讓位給唯一的救世主斯大林，從有衆多領袖的“群雄黨”蛻變為只有一個領袖的“一人黨”。兩個黨在人員組成上根本就沒有什麼延續關係，黨員的個人素養、個性與作風也有天地之別。列寧黨與斯大林黨的區別，與今日俄國共產黨和20年代的蘇共之間的區別也差不多
《野蠻的俄羅斯》
斯大林的造黨則包括兩方面，第一個方面是黨組織全面“吐故納新”。他把經過技術學院研磨拋光的新秀們（諸如馬林科夫、布爾加寧、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提上去，取代被他幹掉的老布爾什維克大老粗。坐著火箭上去的新秀們都是蘇維埃掌權後才參加革命的。他們並不知道此前黨的歷史，對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真正扮演的角色一無所知。與老布爾什維克不同，他們對國事黨務並無獨立主張與見解，只知狂熱效忠斯大林，完全成了斯大林個人的馴服工具。老布爾什維克們是革命家，新貴們則是狂熱虔誠的宗教信徒。
經過這場血淋淋的大換血，奧林比亞山上諸神紛紛凋謝，讓位給斯大林那唯一的救世主，從有衆多領袖的“群雄黨”蛻變為只有一個領袖的“一人黨”。兩個黨在人員組成上根本就沒有什麼延續關係，黨員的個人素養、個性與作風也有天地之別。似乎可以說，在這些方面，列寧黨與斯大林黨的區別，與今日俄國共產黨和20年代的蘇共之間的區別也差不多。
於此，蘇共完成了向一神教教會的進化，奉行的是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大腦，一個意志，一種主張，一個聲音。此外，相對老布爾什維克那些文盲和半文盲而言，新貴們好歹受過點技術教育。這些人當權，使得蘇聯變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實行“技術治國”的國家，也就是國政的決策絲毫不以民意為依歸，而以所謂“科學規律”為指針（也就是咱們今日說的“科學執政”）。在那個官僚集團手中，治理一個國家便如同擺弄一部機器，只需按照操作規程即可，根本不用考慮“機器部件”們的主觀意願，此之謂“計劃管理”。
造黨的另一方面，是斯大林完全拋棄了“無產階級”面具，把黨官僚變成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獨特的“新階級”。這與斯大林“毀民造民”工程的目的完全一致，都是爲了鞏固統治。如下文將要介紹的那樣，斯大林的“造民”工程的操作要訣是，控制一切宣傳工具與資訊來源，通過反復大劑量洗腦，在“一代新人”中培養出一種邪惡的宗教情懷。對頭腦簡單的普羅大衆與青少年來說，把他們塑造為“嶄新的蘇維埃人”並不困難，然而對思想相對複雜、有機會接觸神本人的黨官特別是高官，光靠這種宗教忠誠顯然就不夠了。為解決這個問題，斯大林發明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權貴階級，它的特殊之處在於：國家將控制和享受社會的一切物質與精神資源，都精細量化為一種嚴格按職位分配的特權，其中甚至包括常態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公民基本權利（諸如對公共事務的知情權）。
在革命勝利初期，列寧及其戰友們還保留著革命者的清教徒作風與所謂“平民政治家”風度。儘管握有老統治者做夢也不敢想的空前權力，但他們還講究點“艱苦奮鬥的生活作風”。列寧有時還到工廠去講演，衣著樸素，接待內外訪客也不講究排場，隨隨便便地就從書房裡走出來。斯大林的妻子在赫魯曉夫那個學院上學，和平民一樣擠公車，而且還時常沒錢用，寫信跟斯大林要零用錢 。看一眼革命領袖們留下來的照片，你就會發現那夥人完全是俺們公社裡走出來的隊幹部。
權錢高度統一的新階級
斯大林把老革命們統統槍斃後，便把黨官僚改造成了個權錢高度統一的新階級。新貴們在一切方面都擁有特殊待遇：豪華的宮殿與別墅、外國進口的高級名車、龐大的保鏢與奴僕隊伍、百姓不得涉足的專用商店、賓館、專列、專機、包廂，等等，甚至霸佔了轄境內的最佳風景區，壟斷性地佔有轄區內最好的大夫與護士，享受轄境內最優秀的醫療保健。這些都是老統治者們連做夢都不敢想的。
然而在名義上，這些人仍然是“無產階級革命家”。那一切連西方億萬富翁都無從指望的奢華享受完全來自於其權位，在名義上屬於國家而非他們私人。而能否保有權位，則完全取決於斯大林對他們的好惡。一旦喪失權位，他們就變得比西方破產的資本家還不如，在瞬間內淪為一無所有的窮光蛋。卡岡諾維奇的孩子們在老爸被趕出中央後突然驚奇地發現，他們家連件傢俱都沒有，原有的一切奢華享受都是國家免費提供的。類似地，羅點點在其回憶錄中也說，所有在文革中倒楣的高官中就只有劉少奇家還有傢俱，因為那是王光美娘家的私產，並不是由國家免費提供的。這就是林副統帥為何要說“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了政權，就喪失了一切。”
這種無比巧妙的設計，使得黨官僚們享受到的一切都完全來自於斯大林的個人恩惠，而且是隨時可以撤回的聖恩。西方官員的權力與財富是分開的，丟掉權位並不會導致個人財產喪失，個人財務破產也不會影響擁有的權力。斯大林發明的新社會卻實行了權與財的一元化，使得財富變成了權力的內容之一，而能否保有權力，則完全取決於斯大林的個人好惡。
這便造出了特殊的新階級的兩大特點：第一，權位高於性命。第二，深知“喪失政權便喪失一切”，無路可退，不能不背水一戰，將現行制度維持到底。這保證了他們在當初的革命理想幻滅之後，仍能保持對現制度特別是對斯大林的個人忠誠。
與老統治者截然不同的另一點是，新貴們驕奢淫逸的私生活完全籠罩在厚厚的帷幕之中。凡是與他們有關的一切信息都是“國家絕密”，凡是他們居住的豪宅和度假別墅都是“軍事禁區”。歷史上還從未有過這種生活工作在絕對密封的“紅色保險箱”裡的統治集團，從國政到私生活都是民衆無從窺測的最高機密，就連涉及國家領土和權益的外交談判與條約的簽訂都是黑箱操作。
斯大林當國後，除了1928年1月間到新西伯利亞、巴爾瑙爾、鄂木斯克等地去了三個星期，催逼農民交糧外，從未視察過一家工廠或集體農莊，遑論對工農作過一次演講。在蘇德戰爭中，他從未到前線去接見鼓勵過將士，只是在1943年8月1日，在蘇軍在庫爾斯克會戰中發起反攻後，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乘坐插滿樹枝的專列去西部方面軍某個指揮所呆了一晚，次日又到加里寧方面軍的一家農舍裡呆了一晚，既未接見官兵又未接見平民便回來了。那行動的唯一目的，是讓他能在給羅斯福的電報裡吹噓“我本人必須越來越頻繁地視察前線各部”。他還特地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弄了一個房間，每到天黑便點上長明燈，讓莫斯科市民都知道那是斯大林在通宵辦公，卻根本不知道他自妻子自殺後便搬到莫斯科郊區的孔策沃別墅去居住了。
為了黨须一天内改變全部信念
這種詭秘的躲在大牆後面秘密運作的統治集團，在歷史上還從未有過先例。如果不是貝利亞在權力鬥爭中失敗了，那誰也不會知道他是個瘋狂的色狼，不但專門建了個內務部文工團作為他的后妃來源，而且竟然經常在街上開車遊獵，見到個美人就把她搶回去迷奸。據赫魯曉夫回憶錄，貝利亞被他們拿下後，馬林科夫的保鏢頭子立即向馬舉報，貝利亞曾經在街上見到他的繼女，那女孩當時才是七年級學生（蘇聯彼時實行九年一貫制教育，那孩子大概14歲吧），為其美貌打動，當即讓部下把她弄到貝利亞的住所去迷奸了。這種爛事，沙俄貴族是絕對不敢幹出來的。
有趣的是，哪怕是對共產主義有深入理性認識、並對之深惡痛絕的西方保守派政客，對鐵幕後的生活方式仍然缺乏瞭解。英國外相艾登訪蘇時，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形勢極度嚴峻，他們以為莫斯科正在饑饉之中，因此特地帶了三明治，在飛機上先吃飽了，才下機前往克里姆林宮。然而斯大林卻在克里姆林宮葉卡捷琳娜大帝御座大廳舉行了艾登稱為“令人難堪的奢華筵席”。他不知道，哪怕全蘇聯人民餓死了，克里姆林宮內照樣能是酒池肉林。用英國統治者的作派去推測新沙皇，未免謬以萬里。
待到二戰期間，新貴們便在外表上也完成了對舊統治者的奢華生活作風的回歸。這在蘇軍表現得最明顯。肩章和軍銜曾是投身十月革命的士兵們的憎恨對象，是舊制度的象徵。然而斯大林在二戰前便恢復了軍銜制度，在二戰期間更是參照沙俄時代軍裝給部隊換裝，使得等級制度的森嚴外在化，象徵帝制的近衛軍也恢復了。這就是喬治·奧威爾為何要在《動物農莊》的結尾讓豬玀們用後腳站起來，模仿人類跳探戈、倫拜與華爾滋。
這是胡蘿蔔，大棒則是“革命的懲罰之劍”——秘密警察的監控與嚴懲。斯大林把列寧發明的以特務治國發展為以特務治黨，用特務機關去整肅黨政軍內一切他懷疑不夠忠誠或是有礙於革命事業的人。只有在這個嶄新的社會裡，特務才超越了一切法規，淩駕於一切權力機構之上，獲得了在任何其他社會中無從想像的空前的權力，而且還變成了為全民一致歌頌感激的革命英雄。所有的高官都處在特務們的嚴密監控之下，談話都被監聽，私生活細節都存在格伯烏的秘密檔案中。特務頭子葉若夫甚至有斯大林的檔案。只要斯大林示意，任何高官在任何時候都會於瞬間內淪為階下囚，不但失去全部家產，本人還要備受毒刑拷打，在公開審判中盡情糟蹋自己，歌頌斯大林，然後被槍決，其家人也被連坐，不是被槍決（如托洛茨基的所有孩子），就是死在勞改營裡。
這種制度確保了黨官僚們對斯大林個人的絕對忠誠，也哺育出了他們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現行制度的堅定決心，構成了整個國家機器的堅強支柱。斯大林不愧為傑出的政治發明家，其發明完全達到了原設計目的，黨機器的每個成員都只有一個信念：作黨的馴服工具，一切按最高指示辦，保住既有權位，向上一級階梯攀登。為了使得這信念長存，斯大林還週期性地肉體消滅高官們，為野心勃勃的新進們製造晉升機會。
毀黨造黨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功，皮雅塔科夫的個人經歷最能說明這一點。他原來是托派，後來成了死硬的斯大林主義者。他的名言是：“為了黨的緣故，你能夠而且必須在接到通知後24小時之內，便改變你的全部信念，強迫你自己相信黑的就是白的。” 可惜這表白並沒能救他於滅頂，1937年1月，他被判為外國間諜被槍斃。（《明鏡月刊》第11期）
《野蠻的俄羅斯》
斯大林的造黨則包括兩方面，第一個方面是黨組織全面“吐故納新”。他把經過技術學院研磨拋光的新秀們（諸如馬林科夫、布爾加寧、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提上去，取代被他幹掉的老布爾什維克大老粗。坐著火箭上去的新秀們都是蘇維埃掌權後才參加革命的。他們並不知道此前黨的歷史，對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真正扮演的角色一無所知。與老布爾什維克不同，他們對國事黨務並無獨立主張與見解，只知狂熱效忠斯大林，完全成了斯大林個人的馴服工具。老布爾什維克們是革命家，新貴們則是狂熱虔誠的宗教信徒。
經過這場血淋淋的大換血，奧林比亞山上諸神紛紛凋謝，讓位給斯大林那唯一的救世主，從有衆多領袖的“群雄黨”蛻變為只有一個領袖的“一人黨”。兩個黨在人員組成上根本就沒有什麼延續關係，黨員的個人素養、個性與作風也有天地之別。似乎可以說，在這些方面，列寧黨與斯大林黨的區別，與今日俄國共產黨和20年代的蘇共之間的區別也差不多。
於此，蘇共完成了向一神教教會的進化，奉行的是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大腦，一個意志，一種主張，一個聲音。此外，相對老布爾什維克那些文盲和半文盲而言，新貴們好歹受過點技術教育。這些人當權，使得蘇聯變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實行“技術治國”的國家，也就是國政的決策絲毫不以民意為依歸，而以所謂“科學規律”為指針（也就是咱們今日說的“科學執政”）。在那個官僚集團手中，治理一個國家便如同擺弄一部機器，只需按照操作規程即可，根本不用考慮“機器部件”們的主觀意願，此之謂“計劃管理”。
造黨的另一方面，是斯大林完全拋棄了“無產階級”面具，把黨官僚變成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獨特的“新階級”。這與斯大林“毀民造民”工程的目的完全一致，都是爲了鞏固統治。如下文將要介紹的那樣，斯大林的“造民”工程的操作要訣是，控制一切宣傳工具與資訊來源，通過反復大劑量洗腦，在“一代新人”中培養出一種邪惡的宗教情懷。對頭腦簡單的普羅大衆與青少年來說，把他們塑造為“嶄新的蘇維埃人”並不困難，然而對思想相對複雜、有機會接觸神本人的黨官特別是高官，光靠這種宗教忠誠顯然就不夠了。為解決這個問題，斯大林發明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權貴階級，它的特殊之處在於：國家將控制和享受社會的一切物質與精神資源，都精細量化為一種嚴格按職位分配的特權，其中甚至包括常態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公民基本權利（諸如對公共事務的知情權）。
在革命勝利初期，列寧及其戰友們還保留著革命者的清教徒作風與所謂“平民政治家”風度。儘管握有老統治者做夢也不敢想的空前權力，但他們還講究點“艱苦奮鬥的生活作風”。列寧有時還到工廠去講演，衣著樸素，接待內外訪客也不講究排場，隨隨便便地就從書房裡走出來。斯大林的妻子在赫魯曉夫那個學院上學，和平民一樣擠公車，而且還時常沒錢用，寫信跟斯大林要零用錢 。看一眼革命領袖們留下來的照片，你就會發現那夥人完全是俺們公社裡走出來的隊幹部。
權錢高度統一的新階級
斯大林把老革命們統統槍斃後，便把黨官僚改造成了個權錢高度統一的新階級。新貴們在一切方面都擁有特殊待遇：豪華的宮殿與別墅、外國進口的高級名車、龐大的保鏢與奴僕隊伍、百姓不得涉足的專用商店、賓館、專列、專機、包廂，等等，甚至霸佔了轄境內的最佳風景區，壟斷性地佔有轄區內最好的大夫與護士，享受轄境內最優秀的醫療保健。這些都是老統治者們連做夢都不敢想的。
然而在名義上，這些人仍然是“無產階級革命家”。那一切連西方億萬富翁都無從指望的奢華享受完全來自於其權位，在名義上屬於國家而非他們私人。而能否保有權位，則完全取決於斯大林對他們的好惡。一旦喪失權位，他們就變得比西方破產的資本家還不如，在瞬間內淪為一無所有的窮光蛋。卡岡諾維奇的孩子們在老爸被趕出中央後突然驚奇地發現，他們家連件傢俱都沒有，原有的一切奢華享受都是國家免費提供的。類似地，羅點點在其回憶錄中也說，所有在文革中倒楣的高官中就只有劉少奇家還有傢俱，因為那是王光美娘家的私產，並不是由國家免費提供的。這就是林副統帥為何要說“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了政權，就喪失了一切。”
這種無比巧妙的設計，使得黨官僚們享受到的一切都完全來自於斯大林的個人恩惠，而且是隨時可以撤回的聖恩。西方官員的權力與財富是分開的，丟掉權位並不會導致個人財產喪失，個人財務破產也不會影響擁有的權力。斯大林發明的新社會卻實行了權與財的一元化，使得財富變成了權力的內容之一，而能否保有權力，則完全取決於斯大林的個人好惡。
這便造出了特殊的新階級的兩大特點：第一，權位高於性命。第二，深知“喪失政權便喪失一切”，無路可退，不能不背水一戰，將現行制度維持到底。這保證了他們在當初的革命理想幻滅之後，仍能保持對現制度特別是對斯大林的個人忠誠。
與老統治者截然不同的另一點是，新貴們驕奢淫逸的私生活完全籠罩在厚厚的帷幕之中。凡是與他們有關的一切信息都是“國家絕密”，凡是他們居住的豪宅和度假別墅都是“軍事禁區”。歷史上還從未有過這種生活工作在絕對密封的“紅色保險箱”裡的統治集團，從國政到私生活都是民衆無從窺測的最高機密，就連涉及國家領土和權益的外交談判與條約的簽訂都是黑箱操作。
斯大林當國後，除了1928年1月間到新西伯利亞、巴爾瑙爾、鄂木斯克等地去了三個星期，催逼農民交糧外，從未視察過一家工廠或集體農莊，遑論對工農作過一次演講。在蘇德戰爭中，他從未到前線去接見鼓勵過將士，只是在1943年8月1日，在蘇軍在庫爾斯克會戰中發起反攻後，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乘坐插滿樹枝的專列去西部方面軍某個指揮所呆了一晚，次日又到加里寧方面軍的一家農舍裡呆了一晚，既未接見官兵又未接見平民便回來了。那行動的唯一目的，是讓他能在給羅斯福的電報裡吹噓“我本人必須越來越頻繁地視察前線各部”。他還特地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弄了一個房間，每到天黑便點上長明燈，讓莫斯科市民都知道那是斯大林在通宵辦公，卻根本不知道他自妻子自殺後便搬到莫斯科郊區的孔策沃別墅去居住了。
為了黨须一天内改變全部信念
這種詭秘的躲在大牆後面秘密運作的統治集團，在歷史上還從未有過先例。如果不是貝利亞在權力鬥爭中失敗了，那誰也不會知道他是個瘋狂的色狼，不但專門建了個內務部文工團作為他的后妃來源，而且竟然經常在街上開車遊獵，見到個美人就把她搶回去迷奸。據赫魯曉夫回憶錄，貝利亞被他們拿下後，馬林科夫的保鏢頭子立即向馬舉報，貝利亞曾經在街上見到他的繼女，那女孩當時才是七年級學生（蘇聯彼時實行九年一貫制教育，那孩子大概14歲吧），為其美貌打動，當即讓部下把她弄到貝利亞的住所去迷奸了。這種爛事，沙俄貴族是絕對不敢幹出來的。
有趣的是，哪怕是對共產主義有深入理性認識、並對之深惡痛絕的西方保守派政客，對鐵幕後的生活方式仍然缺乏瞭解。英國外相艾登訪蘇時，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形勢極度嚴峻，他們以為莫斯科正在饑饉之中，因此特地帶了三明治，在飛機上先吃飽了，才下機前往克里姆林宮。然而斯大林卻在克里姆林宮葉卡捷琳娜大帝御座大廳舉行了艾登稱為“令人難堪的奢華筵席”。他不知道，哪怕全蘇聯人民餓死了，克里姆林宮內照樣能是酒池肉林。用英國統治者的作派去推測新沙皇，未免謬以萬里。
待到二戰期間，新貴們便在外表上也完成了對舊統治者的奢華生活作風的回歸。這在蘇軍表現得最明顯。肩章和軍銜曾是投身十月革命的士兵們的憎恨對象，是舊制度的象徵。然而斯大林在二戰前便恢復了軍銜制度，在二戰期間更是參照沙俄時代軍裝給部隊換裝，使得等級制度的森嚴外在化，象徵帝制的近衛軍也恢復了。這就是喬治·奧威爾為何要在《動物農莊》的結尾讓豬玀們用後腳站起來，模仿人類跳探戈、倫拜與華爾滋。
這是胡蘿蔔，大棒則是“革命的懲罰之劍”——秘密警察的監控與嚴懲。斯大林把列寧發明的以特務治國發展為以特務治黨，用特務機關去整肅黨政軍內一切他懷疑不夠忠誠或是有礙於革命事業的人。只有在這個嶄新的社會裡，特務才超越了一切法規，淩駕於一切權力機構之上，獲得了在任何其他社會中無從想像的空前的權力，而且還變成了為全民一致歌頌感激的革命英雄。所有的高官都處在特務們的嚴密監控之下，談話都被監聽，私生活細節都存在格伯烏的秘密檔案中。特務頭子葉若夫甚至有斯大林的檔案。只要斯大林示意，任何高官在任何時候都會於瞬間內淪為階下囚，不但失去全部家產，本人還要備受毒刑拷打，在公開審判中盡情糟蹋自己，歌頌斯大林，然後被槍決，其家人也被連坐，不是被槍決（如托洛茨基的所有孩子），就是死在勞改營裡。
這種制度確保了黨官僚們對斯大林個人的絕對忠誠，也哺育出了他們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現行制度的堅定決心，構成了整個國家機器的堅強支柱。斯大林不愧為傑出的政治發明家，其發明完全達到了原設計目的，黨機器的每個成員都只有一個信念：作黨的馴服工具，一切按最高指示辦，保住既有權位，向上一級階梯攀登。為了使得這信念長存，斯大林還週期性地肉體消滅高官們，為野心勃勃的新進們製造晉升機會。
毀黨造黨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功，皮雅塔科夫的個人經歷最能說明這一點。他原來是托派，後來成了死硬的斯大林主義者。他的名言是：“為了黨的緣故，你能夠而且必須在接到通知後24小時之內，便改變你的全部信念，強迫你自己相信黑的就是白的。” 可惜這表白並沒能救他於滅頂，1937年1月，他被判為外國間諜被槍斃。（《明鏡月刊》第11期）
世界最早的独一神教
斯大林什么时候向日本宣战
德军入侵波兰后，波军逃向苏联的7000名军官是不是被斯大林在边界的树林秘密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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