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狮集团怎么样:晚年萧乾

晚年萧乾

作者：丁东 2008-02-05 08:40:17 发表于：博客中国

我认识萧乾，是1996年6月4日，那天的日记记录了见面的经过：

朱正来京，住李锐家，他说萧乾可访，我说不认识不便打扰。他说萧就住附近21楼，可一同前去看望。过了马路，便是萧宅，按铃后，开门的正是萧老，身着背心、短裤，把我们引入书房。书房中光线较暗，堆满各种中外文书刊。坐定后，萧说刚写了三篇文章，都是千字短文。我感谢他为我和孙珉合编的《王蒙现象争鸣录》写书评。他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在山西社会科学院，现居北京，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他说这个题目很好。我说，写了一篇《著名知识分子的晚年境界》，谈夏、巴、冰、萧的晚年，萧说，我不能和他们比。朱说我写了《逢场作戏的悲哀》，谈郭沫若，很尖锐。萧笑着说，我要感谢郭沫若。48年他一篇文章，解放后我就成了右派，到文革中，右派是死老虎，后面受冲击小些。吴晗、千家驹原来是左派，文革他们受冲击更大。萧说，还有一篇文章是谈讽刺文学，讽刺文学是作家关心社会的一个尺度，也是检验政府是否开明的一个尺度。现在政权这么稳固，何必害怕讽刺。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发表不同政见是常事。不允许不同政见说明只有一种政见。他说，我也不愿意乱，于是从凉台铁丝上取下一篇挂着的复印文章送我们看，原来是《渐进民主论》。他谈到胡耀邦，说当时胡耀邦代表党向知识分子承认错误，大家的气也就消了，还是80年代初那一段最好。他问朱正来京何事，朱说参加民进的会。他说，民盟开会我是不去参加了，政协开会我也不去，去就是干这个，（他比划了一个举手表决的动作，）有什么意思。

从此和萧乾先生就认识了。1988年春节，我去给萧老拜年。萧老住进了北京医院，家中无人，于是，我就把刚刚出版的一本书《和友人对话》留给他的邻居，请代为转送。第二天就接到他的电话，欢迎来医院一叙。萧老夫人还特地嘱咐，来医院谈谈即可，不要送水果鲜花。我去了之后，萧老专门就知识分子问题谈了一番系统的想法。又过了几日，他写了一篇书评，既是谈我这本书，也是谈他的思考——

这本书好像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吹进一股清新空气。尤其触动我的，是其中几篇有关知识分子这个问题的剖析。趁着评论此书，我还想谈谈我对知识分子这个问题的一点看法。

有些人在“读书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划等号，认为凡是受过教育的，就都是知识分子。所以还有大、中、小之分。我认为读书人（包括专家学者）与知识分子不是同义语。文盲当然不可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读过书。然而光闭门读书（或埋头作试验），不问世事，那仅是读书人（或各科专家），但还不就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当然首先必须是读书人。那样，他才有条件看书，看报，了解世事。但是，他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必须关心国内外大事，并有自己的见解。有时，在一定场合，甚至还会表达出来。这就是他不同于读书人之处。若把国家比作一条船，船上有众多划船手。其中，作为知识分子就得一边划，一边还高瞻远瞩，留意船的走向。

一个国家需要成亿的读书人（包括专家学者），他们当然是靠山，是骨干。知识分子只能是其中的少数。而且由于好多言多语，还是掌舵者不大欢迎的少数。

以五十年代而论，从胡风到五七年的右派，就都是些不安于光当读书人的生活干预者。知识分子虽然有时可能使当权者感到碍手碍脚，其实，从长远看，对国家只会有好处。倘若依照林彪，都成了盲目的歌德派，没有舆论，只有公告，国家势必死气沉沉，甚至走向灭亡。

百家争鸣是盛世景象，一家独鸣结局总不美妙。

萧乾先生出生于1910年，当时已经８８岁。虽然在世的作家中，还有几位比他年长，但保持创作热情，保持现实关注和批判精神的作家中，却鲜有人比他年长了。他还是像当年参与《大公报》笔政时那样，回应着国内和国际的风云。他对思想动态的密切关注，超过许多比他年青几代的作家。有关陈寅恪、顾准的书，他都看了，他还让我找来王小波的几本书给他看。他把医院的病房当作书房，笔耕不止，几乎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从他身上，我看到那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脾性，到老也是变不了的。这本身就是对后来人的一种感召。　　

１９９９年2月8日晚上，他的夫人来电话说：“萧乾不行了，你来看看吧。”我听了一惊。前几天，从电视新闻上还看到庆祝萧老九十寿辰的消息，怎么突然就倒下了呢？

第二天，我赶到北京医院，才知道，由于肾功能衰竭，萧老已经昏迷四天了。我拿出作家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反思郭沫若》。萧老的儿子是两天前从美国赶回来的，他一看标题便说，我爸爸要是能看到这本书就好了。我也扼腕叹息，晚了一步，这本萧老关照过的书，竟没有让他看上一眼，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10日晚上，傅光明来电话告诉我：萧老去世了。我虽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心里还是思绪翻腾。

他走了。20世纪也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