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刘亚楼谈再婚：不是没想过 受不了婚变折磨

2011年10月28日 08:40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张正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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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41年9月，刘亚楼参加苏联卫国战争。而天各一方的员凌漪，听说刘亚楼牺牲了，十分悲痛，后来再婚了。之后，刘亚楼与陪伴贺子珍在苏联休养的苏兆征之女结婚，并生有一子，后来也离婚了。刚成立不久的大连县委的县委书记王西萍，又给刘亚楼当红娘。刘亚楼叹口气：我不是没想过这事，是受不了婚变的折磨了。

文章摘自《一将难求（下）》 作者：张正隆 出版：白山出版社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月底，刘亚楼随苏军到大连，供职警备司令部，化名王松。

12月初的一天，大连市委书记韩光，邀请刘亚楼参加市委发起的一个群众大会，控诉日军、汉奸罪行。一个身材修长、脸庞俊俏，明显带着俄罗斯血统的姑娘，声泪俱下地控诉后，呼吁人们警惕日伪残余势力造谣、破坏，号召大家为恢复、发展生产尽心尽力，会场上不断响起口号声和鼓掌声。

韩光（1912-2008）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历任共青团满洲省委秘书长，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大连市委书记、旅大地委书记，关东公署主席，中纪委常务书记。

“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力。”刘亚楼随手在张纸上写下一行字，递给韩光。

韩光告诉刘亚楼：她叫翟云英，是香炉焦小学教师，大连市的妇女代表、先进工作者。

刘亚楼问：她是俄罗斯人？

韩光道：算半个吧。他父亲是东北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一言难尽，一个苦命的姑娘。

又道：王少校，你是不是看上她了？

刘亚楼点点头，又摇摇头。

像他这样的干部（包括本书中的几位名将），许多是在延安结婚的。枪林弹雨中冲杀到那里，自然法则已经到了、甚至过了这一站了，又有那样一个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进入抗大训练部长视野的，是第二期学员员凌漪。刘亚楼赴苏学习，员凌漪留在延安。1941年9月，德军经白俄罗斯突入莫斯科，根据苏军总参谋部安排，刘亚楼等人结束学习，参加苏联卫国战争。而天各一方的员凌漪，听说刘亚楼牺牲了，十分悲痛，后来再婚了。

之后，刘亚楼与陪伴贺子珍在苏联休养的苏兆征之女结婚，并生有一子，后来也离婚了。

苏兆征（1885-1929），广东香山人，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为刘亚楼前妻。

散会后，刚成立不久的大连县委的县委书记王西萍，又给刘亚楼当红娘：这翟云英可是个好姑娘，白天给小学生上课，晚上办工人识字班，每次评先进都少不了她。

刘亚楼叹口气：我不是没想过这事，是受不了婚变的折磨了。再说了，我都35岁了，那姑娘顶多不过20岁。

王西萍说：年龄不是主要问题，我看你们俩挺合适，这事就这么定了。

几天后，翟云英来到县委书记的会客厅。之前她作为香炉礁的妇女代表，在这里开过座谈会，这次怎么就她一个人呀？

王西萍满面春风：今天不是开会，是要给你介绍一位白马王子。

一辆汽车驶到门前，门开处，韩光陪着一身黑色西服的刘亚楼，走了进来。

王西萍迎上去，为双方介绍。刘亚楼向翟云英伸出手，那手还没握上，姑娘俊丽、白皙的脸就变成了红苹果。

第一次见面无话，二次谈家事身世。

翟云英的父亲翟凤岐是山东人，闯关东到东北，又独自去俄国谋生，先后在海参崴、赤塔、伊尔库茨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打工。参加了十月革命斗争，加入中国红军团，与高尔察克匪帮作战。战斗负伤，被安排到伊凡诺沃纺织厂工作，同青年女工安娜·卡兹米洛芙娜结婚。1930年来大连省亲，赶上“9·18”事变，回不了苏联，在香炉礁安身。父亲参加反日活动，被宪兵队抓去，惨死狱中。母亲给附近渔民磨米，收点加工费。翟云英从小捡煤核、挖野菜。

刘亚楼说：我家也是一样，都是苦命人，才参加红军闹革命。

两个人开始心心相印了，可一谈到两人的关系，翟云英就心里敲鼓了。母亲不同意这门婚事，嫌他比她大17岁。

第一次见面，如果说刘亚楼有点不像他自己了，那么这一次，他的个性就展示无遗了。

他痛痛快快地道：我去和你妈妈见一面，如果她老人家仍不同意，那就是我没这个福气了。

他不能不想到那个“万一”，却又对自己充满自信就像面对无论什么样的难题一样。

“妈妈莎。”按照苏联人对女性长辈的尊称，刘亚楼进屋后亲切地叫了一声，用俄语跟老人唠了起来。

如果说这遥远的乡音，已经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接下来这个中国小伙子的学识、热情、坦诚和落落大方，就让这位苏联老人十分欣喜了。

1947年5月1日，刘亚楼与翟云英结婚。

一年前的5月，他已就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了。

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肖劲光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1946年5月，肖劲光不再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参谋长，由刘亚楼任第一参谋长，伍修权仍为第二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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