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大唐太子爷的小说:回避犹胜于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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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犹胜于歪曲

2010年10月18日 10:09:30分类:杂记

     连日来中央电视台第八频道(CCTV8)在播放电视剧《邓子恢》。这两天正说到1953年初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邓子恢进京会见毛泽东的故事。当时分管各中央局(东北、西南、华东、西北、中南局)的高岗、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邓子恢等“五马进京”,邓子恢是来“报到”的,他怎么可能“谢绝”这一个职务呢(故作姿态,亦非他的性格)。
      (还有,杜润生这个秘书长,是邓子恢从邓小平、林彪那里“继承”下来,而非邓子恢“要来的”。)
      这一次会见,只是一天之内的事情,电视剧却把它分做了几次。关于那一天在中南海发生的故事,《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皆有记载(当时毛正在游泳池里游泳),——过去听说某某界没文化,现在看来,竟是连书也不读了。恐怕在这点上,还不如那个臭了街的《红楼梦》剧组呢!
      那一天杜润生讲了不少话,基本上毛都接受了(如反“五多”等),也为此发了中央文件。
      说当日在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有一个“苏联道路”与“中国道路”的分歧,这也是编出来的(言外之意,如果走了中国道路,集体化就可以成功啦?这点还请同学们想一想)。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都知道苏联的集体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农业生产一连多少年上不来(马林科夫声称苏联农业恢复到十月革命以前水平的报告,并不在此时)。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靠着把工作做好一点,避免和减少这一损失(如中共与农民的关系、各村设立党的支部,等等,都与苏联不同)。这需要时间,但当初的想法,也不是三年,而是十五年实现集体化的。
      没有什么“两条道路”,至少在各位“当事人”的头脑里(为了帮助杜老写自述,我可是做了许许多多的“口述”记录呢)。有,也没有把它当成大事。事情是慢慢“走”出来的。
      在这之前,分歧还是有的。主要是发生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邓可是毛派嫡系,而非刘派)。问题明摆在那里,中国没有工业化、没有拖拉机,怎么集体化,怎么保证集体化以后能够增产?这时候大秘书陈伯达帮毛泽东读原著,发现西方的工业化之前,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自述》印成“工厂手工业”,似乎有误),就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出现在“生产力”的进步之前,那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了宣扬这一套说法,在一次陈伯达与杜润生的会面中,陈伯达接着讲了马克思主张“组织农业生产大军”,杜润生当下就回答说:这不成了“劳动营”了?
      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分歧。杜润生的这一段话非常重要,是他思想的精华。弄明白这一思想,就可以解释中国集体化历史里那些最重大的问题了(按:问题不在于农业工作不好监督,监督再好,一样可以有“反行为”的,而且工厂更甚)。
      在西樵通稿的时候,杜老已经预见到这一段话可能发表不了,删去了它。并对我说,将来你找机会把它补上吧!现在我可以告慰他老人家,说已经完成这一任务了(参见马国川《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三联书店,2008,页4)。
      电视剧里没有这些内容,并不使人感到奇怪。有趣的是,它写了闽西的一个村庄,当时就实现了全村的集体化,而且是一个土地、牲畜入社的“高级社”。在那个“后田农业社”里,动不动就“抓人”,就“批斗”,这叫什么“合作社”,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劳动营”罢了。所以一个小伙子说,那个社主任就跟解放前的土匪恶霸没什么两样。其间还有一个人说,咱们都是“无产阶级”啊,这也是个“奇谈”了。历史上的农民,何曾是“无产阶级”,与其这样,不如说他最怕成为“无产阶级”了。果不其然,在集体化后,他们就成了“无产者”,一场大的灾难,终于无法避免。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过去,常常见到的一种现象,可以叫“绕开历史”(或曰“回避历史”),当然不可取。现在我们的,可以名之曰“歪曲历史”吧,则更不可取。
      好比某某人得了什么什么奖,不报道也就罢了。但要说他本人谴责这一奖项,钱也不要,当作新闻一样发出来,别人也就无法分辨了。
      这样的《邓子恢(传)》,我看还不如叫做《戏说邓子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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