愉园新苑房屋出租:周恩来与蒋介石关系揭秘：为何从齐心协力到分道扬镳？？？ 人人网日志

周恩来与蒋介石关系揭秘：为何从齐心协力到分道扬镳？？？ 来源： 林关亮的日志

　　原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其著作《领袖们》一书中，形容周恩来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就像在公园里乘坐滑车一样，时起时落”。可以这样说，在周恩来与蒋介石的长期交往中，他们既是齐心协力的朋友，又是唇枪舌剑的政敌。

　　共事在黄埔军校

　　1924 年黄埔军校建立后，作为校长的蒋介石，为了办好学校，培养为其未来打天下的栋梁之才，曾请求在西欧留过学的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军校学生入学考试面试主考官张申府从留学人员中举荐一些优秀者来黄埔执教，张申府便举荐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50人。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身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的周恩来，经党组织批准，应邀于当年秋进入黄埔军校，兼任军校的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从此开始了他与蒋介石之间磕磕碰碰、长达20多年的交往生涯。

　　11月间，周恩来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上任后，即从建立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以及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教育等方面入手，经过一番大力整顿，使政治部的工作很快纳入正轨，出现了新的气象。他还支持军校的进步学生建立了“血花剧社”，编演新剧，宣传革命，使军校充满了革命的生机和活力，蒋介石为此称赞他是个“导演人才”。随着广州周边形势的急剧恶化，黄埔军校的学生们不得不暂停学业，投身于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去。周恩来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鼓舞和组织领导作用。蒋介石曾对人夸耀说：黄埔军校里他最得力的助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邓演达。当时的周恩来也十分尊重蒋介石，在军校管理和两次东征战斗中，全力支持、配合蒋介石开展各项工作。

　　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渐露端倪。1925年11月，在东征途中，他召集连以上军政人员联席会议，公开表示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单和所有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的名单都告诉他。作为中共黄埔军校支部负责人，周恩来以此事关系国共两党，须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为由，予以拒绝。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周恩来从汕头返回广州，就如何回击蒋介石的问题同陈延年、鲍罗廷商讨对策，拟全部撤出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另组建国共合作的军队，以防不测。但因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一提议未能实施。

　　1926年3月20日，自感羽翼丰满的蒋介石开始走向背叛革命的道路，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这是他与中国共产党决裂的第一个信号。事变发生伊始，周恩来闻讯前往，也被软禁于广州铸币厂达一天之久。为此，他义愤填膺，在铸币厂打通了蒋介石的电话。蒋有点惊慌地在电话那头说：“周主任，你有何事？”

　　“我很遗憾，有人在两党之间制造分裂，挑拨是非，把40多名共产党员扣押在这里，我希望你能合理解决这件事情。”

　　“哦，所谓‘中山舰事件’，纯系有人挑拨，我不相信共产党会做这样的事！”

　　“本来，廖(仲恺)案发生后，我们两党曾联合一致，甄别出许多反革命分子。现在为什么又祸起萧墙呢?听说，你还下令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宅！”

　　“谣言，通通是谣言！”

　　“不管如何，亡羊补牢吧，请你下令释放被扣押的同志。”

　　慑于周恩来的威望和影响，蒋介石很快下令将他们释放了。这时，周恩来已清醒地意识到，他与蒋介石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因此没有再回黄埔军校工作。

　　拒拉拢分道扬镳

　　1926 年7月，国共两党决定了北伐大计，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师之前，张治中请求，让周恩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以便加强两党的合作，蒋介石一口回绝道：“不必了，你实在要坚持，我看就让他担任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吧。”随后，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向蒋介石举荐周恩来：“我实在羡慕他的计划性和组织力，无疑，北伐有了他，将如虎添翼!”这使蒋介石不能不再次考虑重用周恩来的问题。其实，他自己也是打心眼里佩服周恩来的，他感到在国民党里，无论元老还是新秀，还没有一个人能与之相匹敌，若能得到他的帮助，对自己将是非常有利的。

　　为了拉拢周恩来，蒋介石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特意宴请周恩来。席间，他对周恩来和另一位作陪的共产党员恽代英说：“你们都是我的江浙同乡，凡是同我共过事，在一起训练过军队、打过仗的共产党人，我都以知己看待。”“我希望恩来兄能与我一道北伐。”

　　周恩来婉转地拒绝道：“此事只能由中共中央决定，我个人难以抉择。”

　　“你真顽固呀，我本想请你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可你……你吞吞吐吐，这样吧，等北伐胜利归来，你再回黄埔来。”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周恩来与蒋介石彻底决裂。面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嚣张气焰，周恩来冒着腥风血雨，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组织领导武装暴动，由此走上了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反抗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道路。蒋介石恼羞成怒，曾紧急下令悬赏8万元缉拿周恩来，却无果而终。

　　谈判促合作抗日

　　转眼到了1936年，蒋介石在削除了各地拥兵自重的大小军阀，并将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赶到贫瘠闭塞的陕北荒原之后，他踌躇满志地认为，彻底铲除异己分子的时机已到。12月初，他亲自飞往西安，督促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加紧“剿共”，妄图将在陕北落脚未稳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及其红军部队一举歼灭，不料反被不满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张、杨两位将军发动“兵谏”，给软禁在西安城里。

　　“西安事变”爆发后，应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邀请和中共中央的委派，周恩来尽弃前嫌，再次出山，充当蒋介石内部纠纷的调停人，以促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基于对国内复杂形势的清醒认识，周恩来高瞻远瞩，提出了“保蒋安全”的方针。12月17日，他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这个意见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所首肯。与此同时，周恩来又耐心劝告张、杨，认为不宜杀蒋，并从12月23日起，他和张学良、杨虎城一道，与蒋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开始了正式谈判，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主张。

　　12月24日晚，周恩来由宋子文、宋美龄陪同，会见了蒋介石。望着躺在床上、显得有些紧张的蒋介石，周恩来先对他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点点头，叹了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道：“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待蒋介石的情绪缓和下来以后，周恩来才心平气和又锋芒逼人地质问道：“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你为什么不停？”

　　“我等你们到西北来。”

　　“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

　　蒋介石无言以对，难堪万分。周恩来随后向他阐述了中共的有关政策，严厉地指出如他一意坚持内战，只能加速灭亡。蒋介石最终作出口头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此后不久，蒋介石被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自 1937年2月起，国共两党开始不断接触，商谈再度携手、共同抗日的问题，初步达成了红军改编为三个师等有关问题。代表中共出面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的重任自然由周恩来担当。3月下旬，周恩来在潘汉年陪同下飞抵杭州，同蒋介石直接会谈。两人相见后，周恩来首先表明中共的立场：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的诬蔑。中共反对各省的倒蒋分裂运动，但蒋与南京方面应该给以机会，提高他们对抗日民主的认识，以彻底实现和平统一。然后，他重申了中共的几点合理的具体要求：一是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是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是三个师以上须设总部；四是国民党方面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是红军学校须办完本期；六是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在表示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之后，便转入正题说：中共在几个月后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但须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他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红军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红军)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

　　当蒋介石要求商量一个中共与他个人之间永久合作的办法时，周恩来说：“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蒋介石立刻说：那就赶快回延安去，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周恩来问：有什么具体办法？蒋介石回答说：没有，要中共先商量。这样，周恩来带着同蒋介石联系所用的密码，途经西安，于4月初返回延安。

　　6月至8月间，周恩来与蒋介石先后两度会谈于庐山，一度会谈在南京。谈判是极其艰苦的，曾因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而一度陷入僵局，但终因周恩来卓有成效的斡旋努力，更兼日军侵华步步紧逼、全民抗日形势所迫，蒋介石不得不于8月18日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也于9月22日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时，蒋还公开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第二次合作由此实现，开启了全民族抗日的新局面。

　　7月1日，蒋介石在庐山轱岭路的别墅中遥想西安的落难，依然心有余悸。想到像周恩来这样杰出的人才非但不能为己所用，却成了自己的死对头，不免陡生伤感。他对身边的“文胆”陈布雷叹道：“周恩来是个人才啊！我们党里像他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