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地铁营销策略参考文献:国家安全体制与美国冷战知识份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12 16:33:23
从亚里士多德到启蒙思想家乃至亚当斯密和穆勒父子，西方历史上的社会思想家向来有强烈的「政策取向」（policy-orientation），在很大程度上把政治家的问题作为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后期，社会知识的生产确立了科学主义的原则和信念，社会知识通过学科分化和进入大学而形成专业化、制度化的科际体系，取得其作为科学的合法身份。科学主义之「客观」和「中立」的工作伦理要求新生的各门社会科学保持其对权力领域的合理距离和相对自主性。在这个「社会科学」形成的知识运动中，社会知识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中断了西方历史上绵延不绝的「伟大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过程，即力求摆脱价值／道德判断、弃置对政策问题的关注、脱离政治权力领域的过程。新生的各门社会科学和政治决策之间、知识份子（特别是大学知识份子）和权力阶层之间在总体上发生了深刻的疏离。1 根据一种广泛的世俗化现代性观念，知识和权力的分离是更广泛的社会分化即各社会领域取得相对独立地位的过程的结果，也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应然的常态。
但是知识和权力作为两个相对分离、互不从属的独立领域的图景或许只是存在于观念中的理想类型。现代社会思想和社会科学其实从未间断其对民族国家的权力体系和意识形态施加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而从马克思到福柯（Michel Foucault），许多思想家对知识的独立自主存在的可能性不断提出质疑和挑战。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和权力之间在现代社会政治中的制度性共生关系，而且也发现，历史在不断地塑造和再造着知识和权力关系的具体形态。
知识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即知识和权力的复杂互动和张力关系问题──的研究已被许多学科和领域引入。在新冷战国际史运动中，科学和意识形态在国际斗争中的影响也受到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基本问题意识之下，本文要考察的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的一种情形：在冷战的特定历史情境下，在先后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所塑造的特定的制度结构中，一群社会科学家广泛深入地介入了政治权力和国家政策，建立了自由民主政治中罕见的知识和权力的高度共生关系，建立了社会科学家和政治权力阶层在理念、目标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性。这种特定情形的制度和政治条件可以从「国家安全体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这个概念出发加以阐发，而这些社会科学家可以被称为「冷战知识份子」（Cold War Intellectuals）。
一
「国家安全体制」是一个并没有得到很广泛运用的术语，但这个概念其实有着重要的分析和启发价值，能够标示和凸显战后美国政府体制、特别是其对外政策的制度机制的基本特性。就其最初和最基本的含义而言，「国家安全体制」指的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美国政府机构的重组，特别是经过1947年《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后形成的与对外政策相关的联邦政府官僚机构的总体。这一国家制度设施的理念基础是内涵比「外交」和「国防」都更广泛的「国家安全」观念，基本目标是以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核心，在政府内政治、军事、外交、内政、经济、情报等各职能部门之间实现政策制定的集中统筹和全面协调。与「国家安全体制」形成过程相伴随的是「帝王式总统制」（Imperial Presidency）特别是总统在对外事务上的权力扩张，情报部门的政策影响力的上升，以及常规外交职能部门（国务院）实际影响力的下降。2
战争具有塑造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力量，「国家安全体制」的许多要素正是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全面动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与其国家政策的孤立主义特性相适应的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职能总体上偏重于内政，外交和防务机构的规模都维持在很低的水平，而且这两个部门之间缺乏充分的协调和合作。3 作为一场「现代全民战争」和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总体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决定性地改变了美国外交国防政策的基本内容和风格，最终使美国彻底摆脱孤立主义而确立了全球主义的对外政策体系，而且对政策制定的组织形式和制度结构产生了剧烈而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战争从来就不局限于军事，那么二战比以往的任何战争都具有更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地球上多个战场、多个国家展开，不仅要求在军事上对广泛和复杂的战争行动实施高度集中化的运筹和计划，而且要求克服各军事部门和官僚机构的本位主义，要求军事、外交和政治诸领域政策和行动的密切协调。战争要求在国内进行经济动员，以为战争提供物质保障。它还要求科学和智力资源的动员，实施各种综合性的研究、开发活动。特别是战争极大地提升了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工作的地位，并促使美国的情报活动超越传统的纯粹军事性质的战场战术形态，而演变为高端、更具综合性质的战略情报模式。4 而社会科学家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情报共同体」（intelligence community）中发现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的广阔空间。继受大萧条冲击，联邦政府在新政期间迅速扩大规模及其经济和社会职能之后，美国的政府体制和国防体制又在因应这种全面战争挑战的过程中发生新的扩张。以其行动主义的领导风格，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不失时机地扩充了总统在外交和防务决策上的权力，增进其对政策的统筹协调能力，相应地在机构和程式上采取了一些特殊的和临时的行政安排（如强化白宫幕僚的地位，在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之间建立联系协调机制）。后文将显示，二战中美国政府和军方的目标、活动和制度安排对美国的社会科学的生态和运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争结束以后，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全球主义特性已经无可扭转的情况下，战时旨在强化部门协调和整合的多种制度安排获得了继续存在下去的条件，而实际上这种基本取向在战争结束后很短的时间内就以更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方式被固定下来。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1945年9月由艾伯斯塔特（Ferdinand Eberstadt）主持下的一个研究小组提交的题为「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整合以战后的国家安全战后组织」的报告。报告着眼于美国政府如何建立合理的整体性对外政策体制的问题。艾伯斯塔特报告追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军事政策和组织方面的基本经验，指出战争期间虽然美国各军事部门在纯军事行动上的协调和合作是非常成功的，但在军事政策与政治活动、外交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协调统筹方面却有待做出重大的改进；在动员和结合科学研究方面，在情报的有效处理方面所，在民众动员、物资采购、后勤保障以及军事教育和训练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总结起来艾伯斯塔特报告认为，美国的二战经验显示其传统的政府官僚体制无法适应当前规模和深度的对外政策活动，缺乏全面协调国家安全政策的必要制度机制。报告申述了在各军事部门之间以及在军事、外交、情报以及其他部门之间实行更大程度的组织结构协调的必要性，明确提出「在国家安全方面实现整个组织结构的一体化」即建立单一的国家安全体制的纲领性主张。5
艾伯斯塔特报告为战后美国的国家安全体制设计了蓝图，而这个蓝图符合美国关于自己的全球角色的新定位，符合日益明显地浮现出的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战略目标，也符合执政的民主党强化和扩大国家职能、建立「大政府」的政治理念。6 当时美国政府在杜鲁门（Harry Truman）主持下正在酝酿全面的重组，以使美国不仅能够应付战争而且能够应付充满战争风险的和平，艾伯斯塔特报告得到政府上下的广泛支援。1947年国会通过旨在「确定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政策和手段的统一体制以及各部、局、政府的职能」的国家安全法，7 最终把艾伯斯塔特报告的主要建议固定为法律，将战时成立的「国务院-海军部-陆军部协调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并建立直属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央情报局。
全面贯彻了艾伯斯塔特报告的精神的1947年国家安全法确立了战后国家安全体制的组织制度框架。它不仅是对战时经验的总结，而且也是为适应当时业已展开的冷战而做出的制度安排。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这种新组织体制的核心，其法定的职能是「就涉及国家安全事务的国内政策、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诸方面的统筹协调向总统提出建议」，促进政策程式和组织的协调，并就长期政策进行规划。其最初的法定成员包括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资源局长等，但实际上中央情报局长也往往出席会议。虽然该机构因为历届总统对其倚重程度不同而地位有所变化，但它的存在对于强化决策程式的一体化和制度化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8 作为独立的政府机构并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对总统负责的中央情报局的建立，改变了此前国务院、陆海空三军、国际经济机构以及战略情报局（OSS）各有其独立分散的情报活动的局面，具有提高情报工作在决策程式中的地位和加强总统对情报工作的集中领导的双重作用。9由此延伸出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强大的情报界和社会科学家群体的联系的加强。
国家安全体制不仅是一种强调部门间政策统筹协调和组织一体化的政府组织制度形式。就其创建者更深刻广泛的目标和效应而言，其意义还在于：为了赢得已经展开的冷战国际对抗和预期中新的世界战争，而对美国全社会中各个领域、各种形式的力量和资源实施全面深入的动员和统筹。艾伯斯塔特报告确立的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新的核心理念的「国家安全」概念综合了「外交」、「国防」、「内部安全」（internal security）等方面的内容，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和内在扩张性的概念。报告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相比，『国家安全』这一用语在内容和范围上的变化是明显的」，而战后美国「已经极大地扩展了自身的国际责任，反映出我们现在的国家安全观念是以世界安全的概念为基础的。」它还强调指出，鉴于美国在当代世界的特殊地位及其所面临的危险，美国应该做出持久的准备，建立「一个敏锐的、运转顺畅的和高效率的机器」，以使全部政治、军事和经济资源都可以被用来应付未来任何可能遭到的进攻。10 实际上在艾伯斯塔特报告中得以确立和初步阐述的国家安全理念不仅反映在新建立的政府组织的结构和程式中，也体现在美国冷战的总体战略、政策和行为的方方面面。1950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内政策讨论和演变的总结，也是冷战的纲领性指导文件。该文件所号召建立的是一个举国冷战体制：「……更快地积累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力量，并由此加强自由世界的信心，是唯一与实现我们的根本目标的步骤相一致的路线。」11 杜鲁门后来写道：NSC68「意味着一种和平时期的巨大的军事努力。它意味着将我们的预算增加两到三倍，意味着高税收，意味着实施各种经济管制。它意味着我们和平时期行事方式的巨大改变。」12
「行事方式的巨大改变」当然不仅仅会涉及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和军队。为冷战而进行的动员涉及到美国社会的诸多领域，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性状。杜鲁门没有提到，而后来的许多研究不断证实的是，美国的教育和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研究的体制和生态也受到冷战的巨大重新塑造。任何政府体制都会以制度和非制度的方式将其触角伸向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际的运作中，国家安全体制都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政府制度的范围。要全面深入地理解美国冷战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要理解冷战的国内政治的和制度的基础，特别是要达成本文的目的──即说明社会科学家与国家政治建立联系的方式和途径以及社会科学家在冷战政治中的作用，那么仅考察政府体制是不够的。通过上文和下文的论述我们应该能同意这样的做法，即在不失其应有之义的基础上对这个概念进行合理的扩展，即由一个政府政治学概念转换成一个政治社会学概念，用来指称和说明战后美国建立的全面动员和协调国内政治、经济、军事资源以及意识形态和知识资源的举国冷战体制。
二
冷战知识份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出现，在该国历史上有深刻而长久的渊源，可以说这是美国国家特性的历史展开的结果。相对于欧洲的情况而言，受一种独特的美国式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影响、不喜抽象哲理思辩和宏大理论的美国学术向来有更强烈的现世精神，更关注现实生活和政治问题。13 用科学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农业和资源利用问题，自建国起就是美国人的目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美国社会科学形成独立体系和世界地位的关键时期，而当时适逢进步主义运动声势浩大地展开，在反对保守主义且具有强烈科学主义思想和社会批判意识的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中出现了将社会科学的技术手段引入政府政策制定、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自觉意识，形成最初的「科技治国」（technocracy）思潮。而这种思潮成为美国社会科学中具有鲜明美国特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宗教领域的改良主义运动（社会福音运动）也推动着相当一部分社会科学家去将「教会、政府和科学的力量」结合起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1890年代，威斯康辛大学校长巴斯克姆（John Bascom）倡导大学专家通过与政府部门进行合作来实现科学服务于国家的「威斯康辛观点」（the Wisconsin idea）。以反对放任主义著名的经济学家埃利（Richard Ely）及其门徒、美国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康芒斯（John R. Commons）和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 Turner）等杰出学者以威斯康辛大学经济、政治和历史学院为基地，对这种主张加以身体力行和宣传推广。1900年，著名进步主义政治家拉福莱特（Robert M. La Follete）当选为威斯康辛州州长，向威斯康辛大学的学者大开参与州政之门，使这所名校一时成为社会科学介入政府事物的平台，以至于时人夸张地称其为「一所统治着一个州的大学」。进步主义运动中兴起了广泛的社会调查运动，其主旨是探索用专门化的科学知识和方法达成社会改良的目标。1907年塞奇基金会成立，开创了现代公益基金赞助社会科学的先河，将社会调查运动推向一个新的水平。14
诚如缪尔达尔所说，「社会科学的动力更多地来自改善社会的迫切要求，而不仅仅来自工作中的求知欲。」15 进步主义运动在「社会知识与社会行动之间」生成了「一种富有创意的结合」，为美国形态的社会科学确立了一个重要的传统。192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公益机构（特别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和塞奇基金会）开发出「社会智慧」（social intelligence，即把理论和行动结合起来）和「社会技术」的概念，继续有意识地推进把知识活动和政策制定结合起来的实践和组织活动。16 而一些政治家（特别是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胡佛〔Herbert Hoover〕两位总统）也曾致力于将社会科学家的知识引入政府决策过程，并发出政府赞助社会科学的最初号召。
新政时期罗斯福大批吸收知识界人士进入白宫，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在中央政府大力推行「科技治国」，从此「智囊团」（brain trust）一词流行起来。回顾起来，罗斯福的这种做法并不完全是创举，而是以「威斯康辛观点」和拉福莱特的州政为其历史原型。17 但是，新政仍然代表了社会科学和政府关系的状态以及社会科学自身状态的重大转折。因为，尽管进步主义运动中有种种在政治和知识之间建立联系的号召和实践，但进步主义并没有终结存在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和政府权力之间基本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疏离。
在大萧条以前，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制度基本上仍在按照自身的逻辑演进，而没有受到国家政治的明显影响，两者之间关系的基调仍然是疏离而不是汇合。在大约从1900到1920年间对美国社会科学发展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一个事实是，大学逐渐成了学术生活的中心制度，而社会科学在这一时期演进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大学发展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科学研究的其他传统载体（民间学术社团、图书馆、政府研究机构、学者间的非正式网路等）地位相对衰落，形成了大学垄断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专业人才繁殖的局面，乃有「大学之外无学术生活」或「大学之外无知识份子」之说。而大学制度发展的一个伴随物和必然结果就是学术的继续深入分化和制度化，不同系科内部形成独立的专业文化和话语形态。这对知识份子参与专业和学术以外的事务是一个有力的制约。18 教学是社会科学家的首要任务，而获得学术地位的热望、对方法论和理论发展的强调，以及对科学精神的追求都倾向于把社会科学家限制在大学范围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植根于大学、追求「纯」科学传统的德国社会科学对美国的影响十分巨大。19
自进步主义运动以来，社会科学家中固然有涉入政府事务者，如参加政府委员会，向一些政府机构提供谘询，参与各种政治改革运动。但总体上这些都是零星和例外的情况。西尔斯（Edward Shils）说：「弥漫在美国各大学的认为政治不干净的流行观点中，威尔逊作为政治学教授和美国总统是一个伟大的例外。」这种态度实际上也是进步主义运动中参加改革活动的知识份子的普遍观点，因为对他们来说，「改善政治等于消灭政治」的城市管理运动。20 总的看来，专业社会科学家对掌权者持怀疑、轻蔑和惧而远之的心态。对进步主义运动中参与社会改革的知识份子来说，介入社会政治事务的主要方式是提供知识技术和进行社会政治批判，而不是与政治家建立共同的思想和行动基础。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社会统计、经济学和农村社会学等方面，政府和大学联合推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况很少。社会科学家倾向于把收集和分析社会经济状况和公众态度的资讯作为社会科学家所能够向政府做贡献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家主要承担一种「情报功能」（intelligence function）。1922年著名评论家李普曼提出了一个很能反映当时主流倾向的建议：在每一个政府部门中设立一个永久性的情报部门，由社会科学家充任工作人员，但不参与决策和行动。虽然政府和大学社会科学家在情报资讯工作方面有交往互动，但很少有联系两者的正式制度机制，特别是没有后来的研究合同和直接赞助的机制。大学社会科学学者为政府做贡献的通常方式是离开大学，成为联邦政府的雇员。主要的例外情况是二十世纪初开始建立的农业实验站，它们向大学提供资助，进行农业经济学和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在1929后，胡佛政府曾建立了一些总统委员会，如「总统社会趋势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ttee on Social Trends），主持进行了一些以大学为主体的研究活动。但这些研究都是私人出资进行的，说明政府还没有承担起直接推动学术研究方面的职责。21
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美国历史上空前严峻的两大危机在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在实施新政的过程中，具有干预主义和行动主义的政治信念，并且对官僚机构怀有不信任态度的罗斯福总统组建和倚重作为白宫幕僚的「智囊团」，以此作为其扩张联邦政府职能和总统权力的一个部分。22 当时的观察家评论道23：
「智囊团」的影响完全盖过内阁。人们都知道它对总统有着更大的影响。……它把教授们从各学府中招来，而教授们把内阁成员们挤到一旁，使他们只充当部门领导和高级职员的角色。日常行政事务你不妨找内阁成员，但对涉及政策和高层政治的事，你得和教授们商量着办。
罗斯福新设了一些行政机构（如国家复兴管理局、工程振兴署、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并建立了各种总统委员会，而充斥着这些机构的除了工程师之外就是社会科学家了。活跃于政府中的社会科学家的人数由1931年的680人迅速增加到1938年的2150人。24 社会科学家往往并不直接掌握行政权力，但已经在某些领域建立了巨大的政策和政治影响力。
新政使作为「消费者」的政府对作为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提出新的需求，产生了实施社会科学家所热衷的「社会工程」的机会。紧急基金被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开启了政府对社会科学的制度化赞助。而社会科学家也由此对自身群体在政策和政治中的作用也有了新的估计。「新政采取的那些措施让知识份子和社会实验家感到高兴，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步骤之所以被采取不是因为专家喜欢它们，而是因为某种更广泛的体制需要它们。」25 社会科学家介入政府的趋向最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学中。大萧条中出现了「新一代经济学家，总的来说，他们在知识和意识形态上的装备都更加完好，因为计划和控制的任务已经落在他们肩上。」26但其他学科也在不同程度上变得开始关心现实，在1933-1938年的美国社会学学会的历届年会上，所有的主席演讲都是以某种方式谈论社会学在公共政策和社会行动中的作用问题。林德（Robert S. Lynd）自1938年来就提高社会科学的工具作用、使之更好地服务于解决现实问题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演讲，产生了广泛影响。27
与二战延续和强化新政中政府职能扩大的趋势相一致的是，新政所开启的社会科学家大规模参与政府事务的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得到加强，而且这种参与的范围显著地扩大到军事、情报和外交领域。政府在战争紧急状态下进行的动员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人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为了赢得总体战，各种类型的头脑，甚至学院型的头脑，都是必需的。」28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武器研发中确立了新的重大作用和显赫地位。在诸如曼哈顿计划和麻省理工学院放射实验室进行的战时大规模、大投入和大协作的科研活动中，建立了科学研究和开发办公室（OSRD）等专门机构，形成了的「大科学」模式及政府组织和赞助科学研究的例制。一位曾在陆军情报部充当领导人的社会科回忆道，社会科学家们「象他们的自然科学的同事一样，也希望在问题涉及其专业领域时能出谋献策」。29
总体战的确也需要社会科学家，尽管其程度不如对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需求。战略情报局（OSS）下属的研究分析处（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在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兰杰（William Langer）主持下招集社会科学家组成团队，就敌方的后勤和经济系统、战略轰炸的目标选择和效益评估，以及国内军工生产的规划和组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战后冷战知识份子中的著名人物如历史学家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社会学家西尔斯（Edward Shils）和英克尔斯（Alex Inkeles）、政治学家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经济学家梅森（Edward Mason）和罗斯托（Walt Rostow）都曾参与其事。该团队的工作直接促成了后来所谓「行动研究」（operation research）领域的兴起，对冷战时期的军事规划和全球军事战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0 而美国第一个地区研究机构远东学会即由OSS于1943年组织建立。31 陆军情报局（OWI）海外部则专门从事海外宣传和心理战的研究。这里的心理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和记者从事的研究包括了从敌我双方军队的士气和对军人标准化心理测试，从对敌国和盟国的民意情况到有效的宣传手段，乃至于一种更具综合性的「国家性格研究」（National Character Studies）。国家性格研究中最著名的成果、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正是基于其1943年后在陆军情报局对日本文化的研究，该书在1946年出版后对美国对日占领机构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32 社会科学家大规模进入政府特别是军队，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占据了传统上由军人占据的地位；而在对外政策领域内，外交史学家和国际法专家占据了由传统外交官占据的位置。在军事方面，「硬」科学研究建立了独立的军事研究和开发机构。社会科学家在新武器研发规划、军事行动和军事组织管理方面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科学家的抱负扩大了，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情报收集和描述性的资料分析，而力图开展更具综合性和规范性的研究，以使其工作获得更高的学理水平。33 一些在政府和军队机构占据了较高职位的学者又把他们在大学里的同事和学生带进来，致使其中的许多机构实际上成了大学之外的新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平台。在钜额财政支援之下，社会科学家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大科学」。
二战也开启了美国政府对大学社会科学的大规模、制度化的财政支援。1938年，政府对社会科学尚没有任何直接资助（对自然和物理科学也只有1400万经费资助），但在1940到1946年间，仅哥伦比亚大学就和10多个政府机构签订了118项各类研究合同，经费总额达4300万美元，超过当时该校此前的主要经费来源即学生缴纳的学费。34 「大学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对于这个世界以及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它想要取得自己的发言权」，35 于是美国的私立大学从整体上开始对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合作的姿态。实际上，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援使得以前反对接受政府经费的私立大学领导人也开始改变态度，因为如果割断了战时和联邦政府建立起来的联系，则想恢复战前的正常状态而不可得。大部分投身战争的大学社会科学家从此成为在政府和学界之间「进进出出的人」（academic/government in and outers），通过他们政府和学界之间建立了稳定而不断扩展的纽带。
在美国通过新政建立福利国家、特别是在二战期间通过全面战争动员形成国家安全体制的过程中，美国联邦政府开辟了新的活动空间，而这又增加了社会科学家研究工作的领域和介入政府活动的领域。新政福利国家和国家安全体制可以分别表示战后美国国家体制对内和对外的两个基本方面，而社会科学在国家体制中新的地位和作用正是当时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变化趋势。社会科学形成了对政府的高度依赖，连接大学和政府的制度机制和人脉纽带也建立起来了。政府政策及其对社会科学的动员影响了许多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创生了新的研究论题、研究领域和研究形态，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战重新塑造了社会科学的科际体系和整体生态。十分突出的是，战前美国的对外国的研究（特别是对欧洲以外的国家地区）规模很小，而以战时的情报活动为孵化器，形成了最初的以地区研究为基本范式和制度格局的跨学科国际研究群体。36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社会科学家建立了对美国的世界作用的全新认识，确立了对美国国家目标的稳固认同，相应地对自身在国家政治和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冷战时期许多主要的社会科学家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取向、行动风格和工作习惯是在这一段时期内形成的。应该说，冷战知识份子因冷战而得名，其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发生却是在此前的美国历史当中。
三
不难理解，冷战知识份子的历史生成，与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新的国家形式」（或可曰「管理型国家」）形成、现代科层制和「科技政治」深化发展的长期趋势有深刻关联，也是社会科学的学术化论说与社会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深化发展的结果，反映了与二十世纪民族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之间产生密切而复杂互动这一趋势密切相关的一些共同特征。37 同时，冷战知识份子群体又是一种具有鲜明美国历史特性的知识社会学现象，它深深植根于这个国家的政治史、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史之中。在相当程度上，冷战知识份子代表了二十世纪美国历史变迁中的一些关键要素，是美国对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冷战的本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对其面临的长期内外危机所做出的反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激荡的国内和世界历史风云中趋向政治化的美国知识/思想界达成相当程度的自由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共识的结果，是国家动员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家为反共和冷战目标而进行自我动员的共同后果，是美国建立的全面动员的国家安全体制的一个历史和制度派生物。
本文认为，国家安全体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制度性共生关系是把握和观察冷战知识份子的一个集中、切近和有效的途径。作为举国冷战体制的国家安全体制的建立意味着一个「国家官僚-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的形成，而战后美国的科研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国家安全体制的延伸制度体系。实际上，战后建立国家安全体制的过程也是在二战经验的基础上建立政府动员和利用社会科学的复杂制度机制的过程。二战末期，许多国会和杜鲁门政府中的民主党人即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支援科学研究的执行机构，直接导致1946年国会通过法案建立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在自然科学和工程研究方面，国家对科学的支援和统一领导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国家实验室体系的建立。38 由于当时国会和政府内尚有人对社会科学的价值持有怀疑态度，国家科学基金本身对社会科学的资助一开始并不积极。但二战时期形成的政府和社会科学界的各种联系交往的制度和机制在冷战展开的过程中延续下来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张，尽管政府对社会科学的支援和集中化管理的程度似乎不如自然科学之甚。实际上，与其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特性相一致的是，战后美国科研体制具有某种 「分散多元」（fragmented and pluralized）的特征，39 政府对社会科学支援、动员和利用是通过多种制度设施和复杂的机制进行的。
情报和军事机构对社会科学的大规模支援和利用开始得最早，态度也最为积极。1946年7月，在筹组统一的情报体系的过程中，当局者明确即提出「统筹利用非官方社会科学研究」，40 并宣称：「……在经济学、科学、生物学、地理学、社会学等」许多领域中，「国家安全要求基础研究和分析活动以集中统一的方式进行，以服务于中央情报当局属下的各情报机构。」41 而1946年到1950年，海军研究局（the Office of Navy Research）实际上成了一度是「联邦政府资助学院科学研究的主要联邦政府机构」。正是通过海军研究局的运作，联邦政府形成了一整套赞助大学研究的管理机制，而且既资助「纯粹为了增长知识」的研究工作，又扶植「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专案。42
实际上，美国战后科研体制突出的变化不仅在于国家的大规模介入及其在管理上实施一定程度的集中化，而且在于其以各种方式和途径越来越有效地动员私人机构（特别是私立大学）和资源服务于冷战的国家目标。在政府对社会科学的直接资助中，行政性研究合同（administrative research contract）是主要方式，成为「独特的动员社会资源以服务国家需要的美国体制的核心」。43 貌似「非集中化」的政府合同体系使得美国的政府和科学界的动员和联系体制更加便捷有效44：
当政府需要将这个国家里最杰出的科学家纳入战争计划时，这个过程变得更容易顺畅了，而且给所涉及的各种职业之间的关系带来的麻烦减少了。在这种体制下，政府与现存的公司和研究机构建立协作关系，而不是将个体的科学家吸收为其雇员。……合同体系使得政府研究工作也可能在私人部门中进行，而用不着政府部门的官样文章，也不用顾忌人员限额，但是却有更长期的保障。……这种体制……给了联邦政府以更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通过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意识形态攻势」、「心理战」、「政治战」、「低烈度战争」、「特征战争」、「心智竞争」（the minds race） 「发展研究」、「民族国家建构」等课题和政府资金一起进入大学，由此引致与政府专案有关的研究中心纷纷成立。空军和中央情报局最先扶助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俄国研究中心，其后政府合同又在各大学催生了一大批亚洲和中东的地区研究机构。其中的一个突出例子是，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国际研究中心（CENIS）的建立直接归因于1950年开始的一个大规模心理战研究计划「特洛伊计划」（Project Troy）。45
的确，冷战是二十世纪社会科学史之隐秘的一章46：
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安全机构的介入对学术领域的发展演变──也就是说，对学术制度的建立、文本、方法论和知识本体这些被认为是学术事业的基本要素的东西──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十分明显和重要的情况是，政府吸纳和利用社会科学的制度化安排成为战后社会科学自身制度化的重要动力和内容。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即跨学科研究和「大社会科学」的趋势即与政府的作用密切相关。现在已经十分清楚的是，在冷战前期，大型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中的大部分来自美国军事、情报和宣传机构，而政府推动社会科学的目的是资助那些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内容广泛的各种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府专案的派生效果，1945年以后兴起了诸如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地区研究（area studies）、交往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和行动研究等主要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战后初期也是私人公益基金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国际研究的赞助迅速膨胀的时期。洛克菲勒财团一向热衷于此，到1951年对国际研究的投入已超过600万美元。1946年卡内基基金会新任总裁约瑟夫斯（Devereux C. Josephs）宣布要确立新的宗旨即帮助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变得更明智并建立更成熟的情绪」，次年开始对10多个大学的国际研究进行资助。到1951年卡内基对学院国际问题研究的投入达250万美元。1947年老亨利·福特（Henry Ford）去世后，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扭转了福特基金会先前的「反智主义」，转而对学术和高等教育的赞助持十分积极的态度。福特二世向基金会董事、MIT院长康普顿（Karl Compton）就基金的用途征询意见，后者则推荐他先前的MIT同事、兰德公司主席盖瑟（H. Rowan Gaither）组织委员会进行专门研究和广泛谘询。1950年该委员会向基金董事会提交了题为「福特基金会政策和计划的研究报告」即「盖瑟报告」，最终使该基金会确立了大规模资助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目标。47 福特基金会在战后的转型也体现了这个最主要的私人公益机构与政府和主流社会科学界在政治观点和目标上的趋近。致力于赞助社会科学事业的私人公益机构在整体上成了举国冷战体制的一个方面，也成了将社会科学研究引向冷战目标和公共政策事务的一个重要渠道。
在国家安全体制之下，在共同的冷战国家政治目标之下，在大学、私人公益基金与国家官僚机构、军队之间，结成一个以各部分之间稳定的制度联系和频繁密切的人员交流为突出特征的庞大联盟。在这个联盟中，许多社会科学家建立了自己专业研究工作之知识和政策的双重导向，力求使自己的科研产品具有超越学术专业领域之外的「公共知识」品质。针对当时美国社会中对社会科学的科学属性和政策效用尚存的一些怀疑和轻视，社会科学家们坚持认为客观的社会分析能够提供用以改造美国和世界的重要工具，并为自己的研究领域的实用价值而进行论证和游说。美国社会科学的领袖人物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出面指出，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服务于国家政治目标的「资源」；问题已经不在于是否要进行社会科学研究，「而在于如何对其加以利用和发展。那些仍在讨论科学地对社会生活进行研究是否可能的人已远远落后于时代。」48 而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冷战知识份子，发展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罗斯托则在政治和学术的双重生涯中致力于「以一种高度互动的方式」将「历史学、发展理论和政策」结合起来。49 社会科学家中之出现一个强有力的冷战知识份子群体，不仅是国家权力动员社会科学参与冷战的结果，也是已经在长期思想史运动和长期国家危机中政治化了的社会科学家自我动员的结果。对政策和政治的参与和贯注，对国家政治目标的高度认同，对权力阶层的自觉辅佐，正是冷战知识份子精神和行为的最基本特征。
冷战知识份子的形成，在更广阔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中有坚固的历史依据。在二十世纪世界范围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三大社会政治思潮的冲突激荡中，美国的主流社会科学界做出了一致而坚定的政治抉择，而这种抉择符合缺乏激进主义的社会思想土壤、而又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传统的美国国家特性的历史演变趋势。50 在美国现代自由主义的演进中，进步运动中具有强烈社会政治批判精神、与国家权力保持疏离的自由主义通过新政而壮大，转换为长期控制联邦政府的当代民主党自由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总体上素有「左翼传统」（以美国式的政治光谱看）、倾向推动社会变革的知识份子阶层与权力阶层逐渐趋向一致，建立了更大程度的共识，而其中又以社会科学家对民主党自由主义的支援最为广泛。193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社会科学教授中持新政派观点的比例达84%，为各类人群中最高。1955年对大学社会科学家的调查也显示了对民主党极高的支援率。51 而新政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更多地认同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而不是共和党的保守主义。施莱辛格在1955年看到：「近数十年来自由主义似乎势如破竹。聪明的年轻人总是自由派，而博学深思的教授们通常也都是些自由派。」52 被认为是冷战知识份子的人当中固然有倾向共和党的保守主义者（如基辛〔Henry Kissinger〕格和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但其主体正是自由派社会科学家。这种趋势也正反映了从1930年代到1980年代美国自由派处于强势，而保守派处于相对守势的总体趋向。常春藤名校既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基地，又是盛产冷战知识份子的渊薮，正可典型体现冷战知识份子赖以形成和存在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史情境。在1950年代初，作为极端保守主义对新政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动、且具有反知识份子倾向的麦卡锡分子调查和图谋打击的物件中不乏冷战知识份子，而终究对这个群体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害，也正说明了冷战知识份子在国内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实际上有着坚固的地位。美国社会和知识界的意识形态构成在西方各国中向来最为单一板结，在冷战高潮中并没有出现类似于法国分别以萨特（Jean-Paul Sartre）和阿隆（Raymond Aron）为首的左右两大知识份子阵营的那种程度的分裂对峙，53 尽管美国也有冷战政治的异见者和批判者。帕森斯作为美国社会科学在战后初期的领军人物典型地体现了美国知识份子的政治抉择。以往帕森斯对美国社会和美国自由主义的看法中不乏批判的成分，但作为一种面对冷战政治而做出自觉反应，1950年以后的帕森斯把「恢复和详细阐发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它的新理论诞生的伟大道德责任」，在学术论述中呈现出「一种非常自鸣得意的自由主义」的风貌。54
冷战知识份子作为一个稳定群体的最终形成，或许应该以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施莱辛格一部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作为标志。1949年，年仅32岁，但已在学界头角峥嵘，且在二战期间的政府部门中积累了政策经验和人脉关系的施莱辛格发表了《至关重要的中心：自由之政治》（The Vital Center: The Politics of Freedom）一书。55 他宣布，经过伟大的新政运动，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主义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活中已经历史性地失败了，但在世界范围内则由于共产主义集团的壮大而使「自由社会」处于持久的危机之中。他断言，建立在对人性和人类社会的可靠洞察之上的「美国激进主义」传统已经在新政和二战中获得新生和复兴，承担起在国际和国内「维护个人自由和对经济生活的民主控制」的历史使命，将构成领导美国和全世界、对抗共产主义的强大中坚力量。这部激情洋溢、笔墨酣畅的著作体现了美国知识和政治生活的多方面特性，反映美国政治史和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史长期演进的一些基本趋势，反映了战后美国思想界和社会科学界业已达成的冷战共识，也反映了冷战知识份子一些基本的思想要素和精神风格特征。
1950年，中央情报局开始以极为秘密的方式赞助一项对西欧的文化宣传计划，其主体是文化自由代表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施莱辛格、贝尔（Daniel Bell）等美国知识份子和阿隆、波拉尼（Karl Polanyi）等欧洲右翼知识份子都曾参与其事。56 在1955年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在义大利米兰招集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起了声势浩大、有浓重反苏反共意味的关于「意识形态的终结」问题的大讨论。一个国际性的冷战知识份子共同体昭然浮现。
在冷战知识份子内部，以及其作为一个整体与政府之间，在国际政治问题上所达成的一致明显地高于对国内政治的共识。而这种支撑美国的全球主义对外政策体系及其在冷战中的领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美国被称为「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其核心观念可以表述为：美国的生存和利益与自由民主政体在美国以外的世界范围内的存续密不可分。战后自由国际主义的核心是一种极其固执的「反共主义」。57 自二战以来，社会科学家在总体上就是自由国际主义最坚定的论述者和倡导者，他们实际上曾经针对普通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知识的匮乏和心态的狭隘而发动了一场敦促全体美国人认识并承担其「世界责任」的自由国际主义的公民教育运动。58 战后冷战知识份子最初的一个重要思想行动就是离弃和批判在政治上更能代表罗斯福新政传统、对苏联采取温和态度的以亨利·华莱士为首的民主党派别。59在冷战展开的过程中，自由国际主义中的反共主义成分迅速促使其中的国际公正和反殖民主义成分淡化和边缘化。自由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理念突出地表现在冷战知识份子的一个强大堡垒即福特基金会中，上文提到的1950年对福特基金会有重大影响的「盖瑟报告」最为重要的作用正是确立这个基金的自由国际主义的思想宗旨，开启了该基金会为冷战目标而赞助社会科学，并为开展冷战国际主义和冷战自由主义的国民教育而进行的各种努力。60
冷战知识份子的美国式自由国际主义其实可以被看作美国更为久远的历史传统和国家特性在冷战历史情境下的投射和再生。与美国式自由主义相辅相成的是美国形态的社会政治哲学中的四个潜在的假设：变化和发展是自然的和不困难的；好东西一起来；激进主义和革命是坏的；权力必须被分割而不是集中。对美国社会科学和对外政策的考察显示：这些关于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以及社会进步的正当方式的美国式观点深深浸透到美国社会科学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论说当中，也渗透到冷战知识份子影响下的对外政策行为当中。61 在美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和美国式的「慈善帝国」（Benevolent Empire）观念对冷战知识份子显然还有某种隐蔽而又深刻的影响。冷战知识份子倾向于在学术和政策思考中使国际和国内的界限模糊起来，对美国作为现代社会的典范的意义，对美国和他们自己改变世界的能力抱有十足的信心。
兴起于冷战中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研究」是典型的美国式社会科学形态，也是「美国精神」（Americanism）的以科学论说的形式的再现。而正是这个主要针对第三世界的研究专业成为冷战知识份子最为密集地存在的领地之一，也成为他们的政策影响最为明显集中的一个领域。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从战后到1960年代初美国形成了作为整体的对第三世界政策，而正是这个政策领域是受社会科学影响最为深重的一个对外政策领域。62 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在更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冷战知识份子的精神世界中同时夹杂着对自由主义前途的自信乐观和极为深重的时代危机感。施莱辛格在1940年代末认为，他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麻烦和焦虑的时代」，是一个「好则是转型、坏则是大灾难的时代」，「任何维护和平和自由的道路都是狭窄而危险的」，西方民主濒临「失败的边缘」。63 而罗斯托在1960年代依然认为「自由的事业看起来处于守势」。64 在信念和危机感之下是一种知识份子特有的、精英主义色彩浓厚的使命感和行动主义，一种极富进攻性和战斗性的精神状态，一种急于使自己的理论付诸实施的迫切心情。1961年，与东部学术界交谊深厚、注意延揽学界精英的甘乃迪（John F. Kennedy）入主白宫，许多和他一样年轻、也和他一样「不仅渴望占有权力的世界，而且也渴望占有这个世界的思想领域」的学者教授成群结队地进入政府部门和白宫幕僚机构。65
冷战知识份子可以被简单定义为：高度认同冷战的国家目标、以高度自觉和积极的方式介入冷战政治和冷战意识形态塑造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共知识份子」。66 其中有少数人主要是因为论证美国冷战目标的正当性和参与制造冷战的公共舆论而被列入是冷战知识份子（如贝尔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行列中，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中大多有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政策和政治的实践经验。这些政府和军队中的学者教授们赋予他们所制造的情报分析、备忘录和政策建议以浓郁的学术内涵和理性气质，也往往不乏深远的立意和绵长的思绪。换句话说，他们在从事政策思考时往往不就事论事，不单纯从即时性对策出发而更愿意从长远历史和政治观点着眼，因而也更多地具备「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思维取向。他们对的因循守旧、缺乏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工商阶层的「富豪统治」（plutocracy）感到厌恶和蔑视。67 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介入政策制定可能而且的乎对军人和外交家的短期的、狭隘的观点构成修正和制约。他们在政府中的存在无疑有助于加强政治的知识基础，提高政策的知识含量。然而他们的思想习惯又往往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而意识形态使他们倾向于在终极原则和具体的政策问题之间建立过于简单化的联系，以简单、「纯净」的观念模式去照观复杂的世界，以简单的方案去应付复杂的问题，使信念和事实、现状和预期、美国和外国之间的界限模糊起来。
与许多人在二战中的军事经历有关，又或许与国家安全体制本身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很强的军事化特性有关，不少冷战知识份子具有一种特别的好战尚武之风，信奉军事手段的政治效力。罗斯托特别强调军人在第三世界的积极意义，认为「我们必须摆脱美国自由主义观点对军人政权的厌恶」。68 1950年代末以来，冷战知识份子首先倡导在第三世界进行反叛乱和反游击战的实验，在这个过程中有时他们热衷于军事路径的方案的程度比军官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罗斯托以其对军队的尊崇而被比他更温和一些的同事施莱辛格戏称为「手持机关枪的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而后来又由于其对战略轰炸非同寻常的热情而被讥为「空军上将罗斯托」。1967年，连不少军人都已经感到在越南的空中轰炸不可能奏效，但罗斯托则仍然是当时约翰逊政府中对此信心十足的极少数文职官员中的一个。69 到1968年，对越南战争的悲观情绪已在美国社会中弥漫开来，但年轻的现代化理论家亨廷顿还是坚持表达了极为乐观的态度。他认为「美国很可能已经在越南不期而遇地发现了对付『民族解放战争』的办法」，通过将「战略村」之类的「强行规划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与战争手段结合起来，美国终将挫败「毛泽东主义激励的农村革命」。70 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冷战知识份子所推动的，而美国冷战政治的这一最大失败也在很多方面标示了冷战知识份子在知识和政治方面的双重失败。1960年代末以后，越战引起美国国内政治和学术界的重大分化，冷战知识份子受到新起的美国左翼最猛烈的批判。在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所说的公共知识份子的整体「衰落」之前，冷战知识份子已先行衰落了。
对冷战知识份子的考察留给我们的依然是那个历史上被一再提出的问题：在真理和权力之间、在高度专业化的学术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之间、在知识本身的价值和知识经常要延伸出的社会政治关怀之间，知识人将何以自处？
参见Edward A. Shils: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 in Elisabeth T. Crawford and Albert D. Biderman, eds.,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 Case For A Sociology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John Willey & Sons, Inc., 1969), 34-37。
2从政府官僚体制的角度界定「国家安全体制」的著作是：Daniel Yergin, 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7); Anthan Theoharis, ed., The Truman Presidency: The Origins of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Stanfordville, New York: Earl M. Coleman Enterprises, Inc., 1979)。耶金（Daniel Yergin）的著作对「国家安全体制」概念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3罗斯托（Walt W. Rostow）著，北京编译社译：《美国在世界舞台上：近期历史试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页14、47-59。4丹尼（Brewster C. Denny）著，范守义、秦亚青译：《从整体考察美国对外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页50-55。5Daniel Yergin, 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213-14; 注4丹尼，页59-61。6参见John F. Walker and Harold G. Vatter, The Rise of Big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rmonk, N.Y.: M. E. Sharpe, Inc., 1997), 59-75.7《美国国家安全法》（1947年），见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报告汇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页295-309。8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简要介绍，参见Miroslav Nincic,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Choices and Tradeoff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88), 118-120；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创建及初期的活动情况，参见约翰·普拉多斯，封长虹译：《掌权者--从杜鲁门到布希》（北京：时事出版社，1992），页9-43。9关于当时官员对组建中央情报局的目标的考虑，参见 188. Memorandu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Special Assistant for Research and Intelligence (Eddy)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Acheson),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FURS）, 1945-1950, 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 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intel/181_189.html.10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Naval Affairs, Unification of the War and Navy Departments and Postwar Organization for National Security, Report to Hon. James Forrestal, Secretary of the Navy, 79th Cong., 1st sess.,(Eberstadt Report), 1, 3-6, 44, 转引自Daniel Yergin, Shattered Peace, 213-4.11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nsc68.htm,（另见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I），尤见该文件IX章 "Possible Course of Action", D节 "The Remaining Courses of Action-A Rapid Build-up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Strength in the Free World".12Stephen E. 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38, 7th Revised Edi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3), 112.13托克维尔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就指出具有上述基本特征的「美国式的哲学方法」（the philosophical method of the Americans）；而历史学家康马杰显然也持类似看法。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2,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4), 3-8; 康马杰（Henry S. Commager），杨静予等译：《美国精神》（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页33-36、147-156。14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fpf, 1963), 198-204; 如恩斯（Olivier Zunz）著，閰循华等译：《为什么20世纪是美国世纪》（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页39-47；杨辰起：〈二十世纪美国科技治国思想述论〉（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5），页2。15Gunnar Myrdal, Value in Social Theory: A Selection of Essays on Methodology, ed., Paul Streeten (New York: Harper, 1958), 9.16如恩斯前引书，页47-71。17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199.18Robert A. McCaugh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 A Chapter in the Enclosure of American Lear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51.19Elisabeth T. Crawford and Albert D. Biderman, eds.,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4-520Edward A. Shils,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 in Elisabeth T. Crawford and Albert D. Biderman, eds.,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37-8.21Crawford and Biderman, eds.,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itor's introduction", 5-7。22参见Arthur Schlesinger, Jr., Imperial Presidenc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3), 214-215, 408-409.23Literary Digest, Vol.CXV (June 3, 1933), 8, 转引自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216.24Crawford and Biderman, eds.,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itor's introduction", 7.25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217.26Gunnar Myrdal, Value in Social Theory: A Selection of Essays on Methodology, 27.27这些演讲后来结集出版为：Robert S. Lynd, Knowledge for What? The Place of Social Science in American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8).28Crawford and Biderman, eds.,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itor's introduction", 8.29Leonard W. Doob, "The Utilization of Social Scientists in the Overseas Branch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1 (1947): 469.30参见David G. Armstrong, "The True Believer: Walt Whitman Rostow and the Path to Vietnam",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ugust 2000, 108-160.31Bruce Cu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in Christoper Simpson, ed.,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163.32Christopher Shannon, A World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3-4; Crawford and Biderman, eds.,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itor's note, 156-7.33Crawford and Biderman, eds.,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itor's introduction", 9.34Robert A. McCaugh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 122.35William Boardman, Columbia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4), 95, 转引自McCaughey, 122.36Robert A. McCaugh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 66-7,37参见比约恩·维特罗克：〈社会科学与国家的发展：现代性问题论说的变化情况〉，收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页1-19。38Peter James Westwick, "The National Laborator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7-1962",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9.39Aaron L. Friedberg, "Science, the Cold War, and the American State", Diplomatic History 20, no.1 (Winter 1996): 108-9。40154.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Souers) to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Authority, FRUS, 1945-1950, 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intel/145_154.html.41156.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Vandenberg) to the Intelligence Advisory Board, FRUS, 1945-1950, 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intel/145_154.html.42Harvey M. Sapolsky, Science and the Navy: The 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转见Aaron L. Friedberg, "Science, the Cold War, and the American State", Diplomatic History 20, no.1 (Winter 1996): 108-9.43Aaron L. Friedberg, "Science, the Cold War, and the American State", Diplomatic History 20, no.1 (Winter 1996): 111.44Crawford and Biderman, eds.,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itor's introduction", 12.45参见Bruce Cu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Allan Needell, "Project Troy and the Cold War Annex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ristoper Simpson, ed.,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159-182, 3-27.46Christoper Simpson, "Universities, Empi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 Introduction", Christoper Simpson, ed.,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xii.47McCaugh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 132-146.48Parsons, "Social Science: A Basic National Resource", Samuel Klausner and Vicotor Lidz, eds.,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6), 41-112, 转见Michael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48-49.49Walt W. Rostow, Essays on A Half-Century: Ideas, Politics, and Ac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8), 2.50关于相关问题最著名的讨论，参见桑巴特（Werner Sombart），赖海榕译：《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the Revolution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1).51参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页297-302。52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6), 38.53参见西里奈利（Jean-Francois Sirinelli），陈伟译：《20世纪的两位知识份子：萨特和阿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54亚历山大（Jeffery C. Alexander）著，贾春增等译：《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发展》（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页18、54。55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Vital Center: The Politics of Freedo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9).56参见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著，曹大鹏译：《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57参见罗赛蒂（Jerel A. Rosati）著，周启朋等译：《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页360-63。58参见 Robert A. McCaugh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 122-127.59关于冷战知识份子对「华莱士运动」的批判，参见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Vital Center, 37-43;60Gregory K. Raynor, "Engineering Social Reform: The Rise of the Ford Foundation and Cold War Liberalism, 1908-1959",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2000, 143-149.61Robert A. Packenham, Liberal America and the Third Worl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deas in Foreign Aid and Social Sci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18-20.62参见Michael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David C. Engerman, etc., eds., Staging Growth: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 Cold War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3); Zabeer Baber,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1, no.1 (2001): 71-85.63Schlesinger, Jr., The Vital Center, 1-10, 156.64罗斯托（Walt W. Rostow）著：《从第七层楼上展望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页12。65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仲宜译：《一千天：约翰·菲·甘乃迪在白宫》（北京：三联书店，1981），页134-37。66全面研究美国公共知识份子的波斯纳即把冷战知识份子看成是一种公共知识份子。参见波斯纳（Richard A. Ponser）著，徐昕译：《公共知识份子--衰落之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页202、242-262。67参见Schlesinger, Jr., The Vital Center, 1-10, 16-25.68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42.69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155, 161-63. 鲍尔斯是以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自由国际主义主张而闻名的民主党政治家。70Huntington, "Bases of Accommodation", Foreign Affairs 46 (July 1968), 64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