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显儁墓志:共和国辞典002期：“七上八下”标准

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
“七上八下”标准
自1956年中国实行工商业改造以后，“雇工”几近在中国绝迹，“雇工即是剥削”几乎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初的改革年代，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地位就像传统大家庭的如夫人，而与之相伴随的“雇工”，其地位则好比是如夫人的庶出子，甚至是见不得光的私生子。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笼罩在深暗的理论激辩的迷雾之中。
在此背景下，由《资本论》里的一个算例和一段注释出发，“七上八下”标准应运而生——雇佣“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七上八下”，它的诞生是为了成为护身的尚方宝剑，但随着社会的演进，最后却不免成为一柄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质疑]农民陈志雄雇工承包鱼塘，引发《人民日报》大讨论

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明确规定“不准雇工”
1979年，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了8亩鱼塘，效益可观。次年，尝到甜头的陈志祥扩大规模，跨越两个大队，承包了141亩鱼塘。规模扩大后夫妻二人忙不过来，于是雇请固定工一人，临时工400个工日。至81年，陈承包的鱼塘规模继续扩大，面积达497亩，雇请了固定工5人，临时工1000个工日。
陈志雄这种在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举动，在刚刚走出“文革”不久的当时，却极大地触动了社会敏感的神经——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以允许以往被视为带有剥削意味的“雇工”存在？
——而在此前，1980年中央75号文件，已明确规定了“不准雇工”。
就“雇工”问题，《人民日报》连续刊文讨论三个月
各方面对陈志雄雇工的质疑和指责，迅速闹到了《人民日报》。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况后说，此事有分歧，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争论的焦点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为此，《人民日报》开辟了“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的专栏，展开讨论。讨论历时三个月，至8月30日结束。这次讨论，发表文章21篇。
最后一篇是佘大奴、黄克义的文章：《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可以视为此次讨论的一个总结。文章认为，陈可以跨队承包，也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
经济学家林子力提出：根据《资本论》，八人以下不算“雇工”，不算剥削
这场讨论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中，推算出一个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划分 “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马克思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这就成为社会主义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标准。
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上八下”是一条铁定的界线。由此，中央当时就出台文件，规定家庭专业户、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8个，超过八个就要限制，尤其是党员干部不能超过8个雇工。
陈志雄恰恰没有越过这条界线。
[坚持]广东省委为“雇工”合法化所做的努力

“七上八下”标准未能平息争论
尽管有了“七上八下”的理论标准和界限，关于陈志雄的“雇工”行为的争论仍然没有平息。
1982年1月，在昆明召开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讨论会，两位来自广东社科院经研所的与会者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认为，陈志雄的大户承包已经不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经营，而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经营，其资本主义性质是非常明显的。新华社记者以这份报告为根据，写成《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一文，刊登在1月17日出刊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中央高层领导人对争论的谨慎批示
面对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意见也并不统一，但总体上均持谨慎态度。譬如：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在给广东省委的批示里写道：“附上一份材料，不知确实性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怎样看法？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
万里的批示则是：“此事请调查研究，对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要珍惜和保护，不可轻易用老框框来套。”
广东省委坚持“雇工”合法化，首倡“私营经济”概念
接到来自高层的批示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和分管农业的省领导杜瑞芝经过商量，决定由杜瑞芝组织人到高要县调查。4月22日，广东省委将《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送到国家农委。报告肯定陈志雄开创了专业承包先例，对承包双方带来好处。认为“这种承包方法和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的集体经营要好”，同时强调：“这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效益。”
经济学家郑炎潮2004年接受访谈时曾忆及广东省委为了使“雇工”合法化所做的努力。1982年，郑炎潮当时是华南师大研究生部的一名还没毕业的研究生，当时他在广东做了大量调研，断定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已是不可阻挡。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经过研究，郑炎潮认为需要一个新概念来定义和规范超过雇工八人的个体经济，但叫什么呢？就自己定义了一个概念，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但这个概念很敏感。论文答辩前夕，导师告诉他，关于私营经济那一章必须放弃，不放弃，他的答辩肯定不能过关。当时他很痛苦，到底是放弃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呢？郑炎潮将毕业论文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的一章用信件单独寄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在看到郑炎潮的论文之后，任仲夷亲自约见了郑炎潮。任仲夷说：“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如果个体经济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个体经济还怎么发展？你的论文非常好，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支持你。并且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突破]邓小平：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

年广久“雇工”12人，越过“七上八下”界线
陈志雄的争论还没有结束，42岁的安徽芜湖商贩年广久又进入了争论的视野——1979年年底，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已经小有名气，“雇工”则达到了12人。按照“七上八下”的理论，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傻子”无意中成为了理论上的“资本家”。
“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年广久是剥削分子”的流言顿时传遍安徽，在政府官员中也广为流传。流传归流传，却也没有人来禁止他的经营行为。
邓小平：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
中央高层也在关注着“雇工”问题。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此言一出，年广久和陈志雄等人顺利从理论上摆脱了“资本家”的命运，获得了生存空间。
——而在邓小平1984年说“放两年再看”的意见之前，中共中央已于1983年1月对社会上超出政策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行为有了明确的说法，即所谓的“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高层内部仍有分歧，私营业主寻求“红帽子保护”
尽管邓小平作了如此表态，由于历史原因，高层内部的不同意见仍然存在。
1983年8月，值“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雇工”问题遂被视为“精神污染”在农村的表现。针对高层有人主张在农村“清除精神污染”，认为“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讲过，有八个以上的雇工就算剥削，现在还是适用的”，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说：“有人尽找农村的问题，而且散发材料。材料上那些事，我如果找，可以找出一百个例子。”胡耀邦也说：“我看现在有些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清楚。”万里的态度十分明朗：“我的意见是农村不搞‘清污’！”
而在社会底层，为了规避政治风险，不致成为“阶级敌人”，一些私营业主涌起了为自己找“红帽子”的潮流:将自己的私营企业挂靠在其它所有制单位，或者冒领其他所有制单位执照。即“藏”在合作组织、乡镇企业里。
这样做虽能“合法”，但更多的黑色幽默却接踵而至。譬如：吉林省扶余市农民杨雨田，1983年组织起“运输合作社”，吸收待业青年帮工，虽然挂了集体的牌子，但设备、厂房、资金实为杨个人所有。1986年，有人发现他“侵吞”集体财产7万元，实际上那钱纯属杨的私人财产。他喊冤不已。再譬如：河北邯郸市的冯连印办了一个商店，资金、经营权都是冯自己的，可是戴上了街道办事处的“红帽子”，说好属挂靠关系，然而，当他用自己的4.7万元还了贷款后，被法院以诈骗、贪污罪判处死刑。虽然最高院3年后为冯脱罪，但戴上“红帽子”不但没有保平安，却把自己送到了鬼门关。
“七上八下”标准终被破除，宪法中出现“私营经济”
在“看”了几年之后，中央终于在1987年5号文件中，去掉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彻底放开。之前的“三不”原则也改成了十六字方针：“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对“雇工”问题再一次发表了看法。他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开始我说看两年，两年到了，我说再看看。现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重要的是，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开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损害这种积极性，损害了对我们不利。”
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私营经济”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根本大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