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第一猛将:文中子与东皋子

文中子与东皋子
　　
　　三百年风云变幻，硝烟弥漫，换来的是中华民族大融合；三百年思想解放，文化解构，争取的是多元架构下的一统，多样形式下的共通。
　　三百年过去了，历史记住了魏晋南北朝，也孕育着一种新气象，催生这种新气象的力量就是两股新生的实力：一股新生实力就是多民族共同构建的以农耕为基础，与游牧相结合的新经济结构。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标志着一个由汉民族与五胡各民族经过三百年冲突和融合，已经走到一起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得以确立，其基本的经济基础依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自耕农经济，游牧民族的畜牧业也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纳入到帝国的经济大框架中来了，五胡民族成为帝国纳税主力。另一股新生实力就是新文化实力，以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为源头的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在历史沿革下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外来的佛教文化开始以各种方式进行渗透和影响，儒教、道教、佛教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也在这一时期初步达成求同存异的文化基础，新的文化凝聚力正在形成。谁来代表这种新文化呢？也就是说，谁会为这种新文化竖起一面旗帜，抑或是打开一扇窗口呢？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文中子王通历史性的出现在我们的文化视野中。他和他的弟弟东皋子王绩虽然是一母同胞，却生性迥然不同。王通以儒家立身，立志要做第二个孔子；而王绩秉承老庄、醉心玄学、一心要做第二个阮籍和陶渊明。兄弟俩就这样殊途同归，在隋唐之际，一孔孟一老庄，一个开启中国哲学新纪元，一个引领中国诗学新风尚，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文化大蠹和思想巨子，成为总结秦汉传统文化、开辟隋唐新文化局面的传奇人物。
　　三百年来，文化的拆解工作基本完成，完结工程必须启动。但是，就像经济基础跟上层建筑是一个国家的基本面一样，文化从来都是这个基本面更为丰富多元的反映和表达。王通以儒家为本，综合三教，这是文化建设的阳极；王绩以道家为源，兼取百家为需，这是文化建设的阴极。兄弟俩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都在为新文化做着不可替代的贡献。
　　王通说，三教可一，人人可以教化成为君子，人人可以努力做到圣贤；
　　王绩说，我不揖让邦君门，我不抛弃美酒。
　　王通约生于580年，卒于617年，三十八岁去世，英才早逝，让人想起玄学大家王弼，一样的少年才俊，一样的英年早逝。早熟的人才何以如此早亡？
　　王通字仲淹，出身山西王家，这是个千年望族，代代有英才。王通更是诗书传家，属书香门第。父亲王隆以学术见长，曾为国学博士，给他五岁就传授国学，10岁就得家父真传，学习《元经》故事，仿孔子《春秋》编纂《元经》。15岁就开始替国学博士父亲讲课，担任助教。稍后外出游学，历史上是这样说的，说他拜东海李育学《书经》、拜会稽夏典学《诗经》，拜河东关子明学《礼记》，拜族父忠华学《易经》，拜北平霍极学《乐》，传说花了六年时间完成儒学学业，有文字记载说他“游历访学，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他18岁左右慨然有苍生之意，树四方之志，已经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才俊了。
　　603年，是杨坚的仁寿三年，二十三岁的王通考中秀才，西游长安，向杨坚献上《太平十二策》，这篇治国策论，旨在“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验今，运天下于指掌。”也有说这一年王通才十九岁，那他的生年就是584年。早在三年前，600年，他的弟弟王绩15岁来到长安，展示自己的诗艺和酒量，卓绝的诗艺和惊人的酒量让当朝宰相杨素和各位公卿交口称绝，都叫他“神童仙子”。兄弟俩一出山，就不同凡响。一个要治国安邦肩挑天下；一个却仙风道骨，****倜傥想笑傲江湖。
　　关于王通，历史没有给他立传，只是留下一些传说。他有王绩这样才华横溢的弟弟，也有杜如晦这样叱咤风云的弟子，更有王勃这样开启大唐帝国一代诗风的后辈，他的故事就会在这些人的传记里会不断被历史记起。王通是一个让历史无法忘却的“忘却者”。
　　不管怎样，王通在他风华正茂的年龄，给一个同样年轻的帝国献上了“长治久安”的基本国策，他和它是否都能吃得消呢？
　　杨坚是一个有历史定论的帝王，他为人严谨、刻薄，对自己要求很严，省吃俭用，见不得铺张浪费，更不喜欢花天酒地，莺歌燕舞之类的娱乐活动。他只跟皇后生孩子，五个儿子都是独孤皇后一人所生；他主张刑名，注重法制，但也不反对礼教。当然，他所统一的中国，儒教为本，道教次之，佛教为末的“官方”理念在他这里并没有动摇。
　　王通献策，旨在“太平”，希望帝国能够长治久安，提醒统治者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他更倾向于儒家思想，而且是一种全新的儒家思想。他坚决反对董仲舒的儒教传统，力求重振儒学，还原儒学的真面目，回到孔孟之道的源头上来寻找活水。显然，王通的主张基本符合杨坚的思想储备，杨坚很欣赏他，高兴地说“得到你这样的学生啥时候都不晚，你是上天赐给我的人才啊。”杨坚也在寻找着一种用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的全新的儒学思想。王通让他看到了他自己的梦想和希望。
　　儒学之所以五百年出现一个圣人，生生不息，就在于打天下时需要法家思想强国强兵，而治天下时就需要儒家思想长治久安。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只要一思考长治久安，就必须重新审视儒学，回归儒学经典，汲取政治智慧。
　　当时，杨坚按照惯例，把王通的《太平十二策》下发给各位公卿大臣讨论。这种颇具民主色彩的议政方式，在宇文邕禁道灭佛的重大事件中运用的最为频繁和成功，而且开了一个很好的先河。这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先进之处。在君主体制下，君臣以诚相待，采取辩论、争论的方式裁决一些重大国事，应该说是给专制的一种松绑。大唐盛世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在政治博弈上，君臣能够取得上下制衡，彼此监督的良好局面。这无疑是这种共商国是的健康机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结果却出人意料，王通遭到诸位大臣的攻击，他的《太平十二策》也备受非议。这让杨坚很为难。当时的宰相是杨素，当然还有副相苏威。苏威是西魏宰相苏绰的后人，也是一个雷厉风行的老丞相了，很受杨坚的器重。但是他遭到来自群僚的非议，是杨坚的执意让他仍然身处相位，但他不得不学得乖巧一些，韬光隐晦一些，在很多问题上睁一眼闭一眼，不多说话。而杨素得到独孤皇后的支持，争取到了太子杨广的信任，自然处于当红时期，杨坚很是倚重。他加紧充实自己的实力，也就是为太子杨广扩充实力，逐渐削弱各个方面的力量，包括来自杨坚的力量。阴差阳错，王通的“太平十二策”遭到诘难。这些大臣们喜欢当下的利益格局，开始讨厌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计划，他们并不看好王通。王通凭借着年轻人的敏感，意识到大隋王朝已经出现“道不在位”的脱轨运行趋向，大厦之将倾，狂澜难轻挽，他选择离开。他是个倔强的年轻人，这次朝堂议政伤透了这个年轻人的心。他决定不再踏进官场半步。
　　王通的准备显然过早了，并不像杨坚说的怎么都不算晚。毕竟，统一的隋帝国还不能统一帝国的思想，一个让帝国更加强大的思想基础还需要时日，还欠火候。吹面不寒杨柳风，王通已经打开了大一统帝国的思想大门，但是春意仍然料峭，寒气并未完全消退。这不能怪王通，王通没有错，他已经展开了思想的翅膀开始飞翔，就很难停下来等待历史跟进的脚步。他需要飞翔的天空，杨坚不能给予，他自己开辟。他的《太平十二策》只是他叠成的纸飞鸟，垂翅东归的这只纸鸟从此成为他心中的一个纠结，他要在自己开辟的天空放飞思想的大鸟。
　　王通西进计划严重受挫，很是郁闷，他放声高歌创一首《东征之歌》，让整个长安受到这只飞鸟强烈的冲击波：
　　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
　　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
　　遂怀故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
　　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
　　皇之不断兮，劳身而飞。
　　杨坚听到这首歌后，很是悔恨，赶紧托人去请王通回来，不要“垂翅东归”。但是，去意已决的王通对杨坚说：“我有先人留下的茅草屋，足以庇风雨；薄田足以供粥；读书谈道，足以自乐。愿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时和年丰，就算是我接受您够多的赏赐了”
　　九头牛拉不回头的牛是一头犟牛，皇帝挽留不住的才子是不是狂人。王通执着，杨坚失落。
　　王通立志要做孔子第二。他回到家乡白牛溪潜心著述，续述《六经》，花了九年时间，完成《续六经》80卷。王通拍着厚厚的经书说，有了这些经书，足可以“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下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
　　弟弟王绩却在他东归之日走上仕途，应孝廉举，中高第，授秘书正字。生性简傲的王绩，做官不凭自己的本事，却凭自己的性情做官，自然做得一塌糊涂。他不愿与官场人等同流合污，显得很另类，被降职到扬州做六合县丞。扬州是个好地方，杨广就喜欢扬州，但王绩更喜欢扬州的美色佳酿，经常喝得昏天黑地，不利政务，结果被开除了公职。王绩会自找理由，他说：“网罗在天，吾且安之。”从此，王绩回到家乡，常和隐士仲长子光在一起饮酒赋诗，专心养鸟。但是，不做官就没有好酒喝，王绩人在江湖，心系庙堂。
　　《续六经》完成后，王通一下子成为文化名人，当时大儒，全国各地的学生都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拜他为师，一时趋之如骛，盛况空前。天下学子莫不以“河汾门下”为荣。
　　“河汾门下”阵容那是相当了得，几乎天下才俊都网络其中。“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征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在这一串名单里，我们看到了大唐盛世的几位名相，皆出自王通门下。小小河汾门下生，皇皇大唐天下宰。王通无意间，给大唐举办了一个高级干部学院，培养了一大批开辟大唐盛世的优秀人才。白牛溪，成了当时的文化高地，更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福祉。
　　王通在他的《续六经》中贯穿着他的儒学新思想。王通找到了一种新的视角，提出了“道”这个核心概念，让儒学走下神坛，回眸孔孟荀，清理董仲舒。
　　这样的回眸与清理，首先是对神秘儒学的批判，对天人感应说和谶纬术进行彻底的清理。王通围绕“道”这个核心概念，第一次开始阐述天理，成为后世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王通“性本善”的理论大旗，认为仁、义、礼、智、信这“五德”是人的本性，也是宇宙和社会的公理。强调人只要通过教育，达到“乐天知命，穷理尽性”，就会被造就成“君子”、“圣贤”。也就是说“君子”、“圣贤”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不是天生的，命中注定的。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君子，这不是达官贵人的特权。儒学去神秘化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使得儒教解脱束缚，放下架子，走向民间，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新儒学把圣贤君子作为一种人生目标而成为一种怎样做人的学问，而不只是怎样做官的学问。王通让儒学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元素。
　　但是，新儒学依然很看重“王道”，把振兴王道作为第一要务。王通不止一次地对弟子们说，现在著书立说的人多，观点也杂，帝王之道被打入阴暗角落，走不到阳光面上来。必须要尽快培养一批懂得王道的人才，才能扭转这种混乱局面。
　　王通对杜如晦、魏征等人说，君王并不是天生的圣贤君子，也需要不断教正他，使他能够庇护人民。他把这种说法概括为“正主庇民”。他说：“古之明王谁能无过？从谏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尽忠补过。君失于上则臣补于下；臣谏于下，则君从于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这种新型的君臣伦理，让他的学生和学友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发挥得淋漓尽致，也让李世民维护地近乎完美。杨广也很仰慕王通，先后两次征召他，授予他国学博士，但他不去。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知道家门前有这么个圣贤，委托王通的好友请他出山，但他不去。他就在家乡白牛溪著书讲学。他这样做的结果是历史没有给他立传。据说，魏征等人是想给王通立传来的，但李渊父子不让，他们记他的仇。这当然是个传说。不给王通立传，这是历史的不应该。但是，历史就是历史，王通在传说中显得比历史更真实自然。
　　“三教可一”是新儒学的理论创新，是王通在理论上寻求解决当时思想混乱的一剂良药，也是一统思想的明智选择。在这个问题上，魏征提出了“为什么？”王通的回答很简单，说“使民不倦”。如果单纯倚重儒学，就会让老百姓感觉到思想过于单纯，遇到复杂问题就会找不到精神寄托。因此，王通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设计了这样一个方案：一人信三教，不同的境遇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境界就会有不同的宗教教义为我所用，就会弥补精神上的空虚和倦怠，始终保持精神上的充实和饱满。三教可一，让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赢得了更为广阔的天空，让更为自由的精神能够仰望更加灿烂的星空。
　　如何才能使得精神“不倦”呢？王通又提出了“正心”、“诚”、“敬慎”、“静”、“诫”、“闻过”、“思过”、“寡言”、“无辨”、“无争”等十大功课，让我们每天都能坚持这样去做。“五日三省吾身”，扎实的内省功力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贴近圣贤君子，成就圣贤君子。
　　魏征找来同学杜如晦、房玄龄，研究“三教可一使民不倦”的重大理论课题，他们都觉得这样一来，中国文化就是以人为本，三大宗教为我所用。人是跳出三界看三界，跳出宗教信宗教的。看得清楚，信得明白。三大宗教尽管都有清规戒律，但都不是束缚人的精神枷锁，而是安慰人的精神慰藉。中国人要有三颗心，一颗是圣贤心，要有担当；一颗是逍遥心，要知进退；一颗就是菩提心，要守戒律。中国人抬头有孔孟、回头有老庄，低头有释迦。
　　三百年来，中国人长期处在战争多于和平的纷扰中，从一个强大的汉民族帝国走向一个同样强大的多民族帝国，需要一个更加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作为精神支柱来支撑帝国的大厦。多少仁人志士已经在为此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
　　拓跋焘独尊道教，首开灭佛先例，因为他要强国；
　　宇文邕独尊儒教，禁道灭佛，因为他希望强国兴邦；
　　杨坚父子重视刑名，注重法治，因为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可以加强中央集权，可以让统一后的中国迅速强大起来；
　　他们都是帝王，他们对宗教的取舍，都是与治国安邦的政治有关。而王通是学者，是思想家和理论家，他需要解决的是人的精神信仰问题，是为这个时代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持和智慧支持的。因此，就像王弼通过玄学理论来解释这个宇宙和这个社会一样，同样年轻的王通也必须用一种全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宇宙和这个社会三百年来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下一步该怎么办？王通在这里进行组合式架构，实用性融汇。他虽然不算是三教圣人，但是他用三教合一创新儒学，给儒学注入新鲜血液，为推动儒学振兴伟业扫清思想上的障碍，提供理论上的创新。
　　匡正时弊是王通新儒学的历史使命。王通说他“续孔氏《六经》近百余类”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现实有问题吗？王通说：“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此而已矣。”如果我们把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称之为《六经》时代，孔子之后到王通之时就是后《六经》时代。王通其实把后《六经》时代叫做《续六经》时代。他的这个“续”可以解读出两层含义：一层是对孔子编纂的六经进行新的解读；一层是对后《六经》时代进行新的补述。
　　比如《续诗》。王通从《诗经》到楚辞、汉赋、建安体、正始体、太康体，一直到永明体诗歌的发展变化，发现诗歌越来越注重形式，越来越强调娱乐。这在他看来是诗歌的堕落。他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使然，而并非是必然。他在承认“化俗推移之理”的基础上，得出时代变化的结论，批评近三百年的诗歌演变不如《诗经》那么古朴纯美，尤其是失去了政治教化的作用，变成了“俗品”。因此，他的《续诗》打破《诗经》风、雅、颂格局，改为化、政、颂、叹等四个部分，同时从价值观的角度再分为美、勉、伤、恶、诫五种情感意识，突出了诗的政治倾向和说教特点。
　　这是王通新儒学的历史缺陷，他这样做是勉为其难，是逆历史潮流的，尽管其中会有许多新的观点，新的看法，但是他完全忽略了历史，抹杀了三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所展示出来的文化成就是巨大的。文学，尤其是诗歌，见证的是历史向前迈进的坚实脚步。王通所考察出来的诗歌变化，其实就是人的思想情感从单一到丰富，从表现自然社会到体验内心世界的变化。从思想到情感，从内容到形式，从文章中独立出来的文学反映的是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而且，每一次思想的大解放，都会迎来一场文学上的大繁荣，尤其是诗歌上的一次新运动。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在人的情感世界里越丰富，语言文字的表达越复杂，文学表现的形式就会越精致。由此可见一斑，《续六经》在贞观年间就已失传，也是有原因的。
　　当然，王通的思想并不保守，他在很多方面是尊重历史的，也是尊重现实的，更注重时代的变化。他批评道教，却能认同老庄；他接受佛教，却会指出佛教的弊端。他说“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如果死钻牛角尖，那么天下就会一塌糊涂。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儒家道德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王通围绕“道心”这个核心概念创作性的提出解决“人心”问题的理论途径。王通开出的大处方是“存道心，防人心”，小处方是“以性制情。”王通所说的人性是以儒家的“五常”为本的，仁义礼智信是人性向善的根本。而人的七情六欲是祸水是恶端，只有修养善性才能遏制恶情。而修养善性的方法就是学习，就是穷理尽性。他说“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知命”→“穷理”→“尽性”是王通设计的一个完整的修养过程。王通强调学《易》可以达到知命、穷理、尽性。这一点跟孔子不一样，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并不轻易与弟子言《易》，而王通特别强调《易》，说明他更看重“变”的缘故。
　　617年，这是杨广的大业十三年，也是杨广的帝国“大业”毁于一旦的前夜，王通得病而终，享年33岁，也有记载说是38岁。在如此短暂的一生中，王通能够做出如此辉煌的文化伟业，的确是天生的奇才。尽管王通从来都不相信天生奇人的说法，但是面对他所创造的伟业，给予他怎样的荣誉都不过分。
　　他的学生把他奉为“至人”，为他做了两件事：一是私下给他谥号“文中子”；二是他的弟子很懂老师的一番苦心，仿照《论语》的体制，把他平时的教学经验总结成语录体，起名叫《文中子说》。于是，一代儒学大师的思想和理论再一次以“语录体”形式传承了下来。《中说》和《论语》一样，成为中国语录体文化的两块奠基石。
　　东皋子王绩要比文中子王通长寿得多。644年是贞观十八年，王绩仙逝，享年59岁。王绩写文章，笔下有陶渊明；他喝酒，杯中有阮籍。“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他一生都把这两位先贤作为自己的楷模。他前半生做人其实很丢分，为了一口酒，只好几次跑出去做官，可做官又做的一塌糊涂，竟然连一口酒都难以为继。625年，武德年，他以前朝官员身份待诏门下省，每天有三升酒喝。弟弟王静开他的玩笑说：“待诏快乐吗？”他说：“待诏工资不高，只有三升好酒，想让我留下还差点。”王通的学生陈叔达已经官至侍中，这是个宰相职位，他听说后，就给王绩特批日给一斗，王绩从此有了个“斗酒学士”的江湖美名。
　　贞观初，王绩听说太乐府史焦革善酿酒，就跑关系做了个太乐丞。可没几个月，焦革去世了，还好有焦妻袁氏供他酒。好景不长，一年多，袁氏也死了，王绩没有了好酒喝，觉得官场再无留恋的必要，干脆回乡归隐，躬耕于东皋，自号东皋子，开始做人做得很任性。他不像陶渊明那样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他愿意为五斗酒陶醉。他还给自己立传说：“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於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尝言曰：‘天下大抵可见矣。生何足养？而嵇康著论；途何为穷？而阮籍恸哭。故昏昏默默，圣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王绩《五斗先生传》原文）他不喜欢跟仕途中人结交，更不喜欢跟人谈论礼仪。有一个刺史杜之松知道他是大儒王通的弟弟，请他讲授礼仪，他拒绝说：“吾不能揖让邦君门，谈糟粕，弃醇醪也。”他把他哥哥王通的事业看成是糟粕，他不愿意提说王通的那一套。在他看来，天天醉就是圣人。他完全把自己泡在酒缸里酿造诗歌，他说“此日长昏饮，非关养灵性。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不醒？”（王绩诗《过酒家》）
　　王绩完全跟王通拧着来。“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不如高枕上，时取酒消愁”。他追求的是个性自由，逍遥自在，根本不在乎封建礼教。他在《自撰墓志铭》中说自己是有道于己，无功于时。不读书，自达理。不知荣辱，不计利害。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往往卖卜，时时著书。他精通音乐、占卜、医术，擅长诗歌文赋，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五言律诗的奠基人。大唐诗歌，有他的几份酒精度数。
　　圣人在王通眼里是仁义礼智信的化身，而在王绩心目中就是个昏昏默默的酒仙。王通心中有孔孟，王绩眼里是老庄；王通潜心续六经，王绩独好五斗酒；王通立志振兴儒学重新结构中国文化，王绩却坚决反对传统礼教的束缚企图继续解构中国文化。王通要三教合一，做着加法运算；王绩只要三分居其一，做着减法运算。同出一门，互为兄弟，王通和王绩却书写着不同的人生。但是，他们的人生轨迹却画出了中国人的文化走向。
　　《三字经》上说“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王通居五子之中，后世儒学大多都把王通定位在中流砥柱的位置上，单从儒学系统来说，他据孔子、孟子、荀子、扬雄之后，身后有韩愈、柳宗元、程姬、朱熹、王阳明等。王通是中国儒学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无法逾越。王通以一人之身挑起复兴儒学鸿业的历史重任，这样的雄心壮志，有几个帝王能比？又有几个学子看齐？
　　倒也罢，在大唐文化的恢弘之中，又有谁能看到王氏兄弟的身影呢？
　　王绩还有五斗酒可醉乎？
　　王通尚有多少事还需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