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山》与小说创作
——高行健在香港城市大学演讲会上的讲话
这个阶段，原来的生活节奏完全打乱了，像今天这样的讲话本应该好好准备，但是我实在抱歉，讲稿也没有，只能比较随便、比较轻松跟大家讨论、交谈一下我自己的写作。
我想以《灵山》的写作过程来谈谈我对小说的看法，以及怎么去找寻一种新的小说的表述方式。
《灵山》写作的源起
《灵山》的写作，前后写了七年。我是从一九八二年开始构思《灵山》的，当时我出了一本小册子，叫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 。这个小册子并非想要作什么理论的建树，只是表达我对小说的一些看法。那时我写的小说到处发表不了，收到过厚厚一叠子退稿信，说这个作者还不会写小说，还缺乏驾御人物的能力，情节欠提炼，主题不够鲜明，思想晦涩，诸如此类。这样的退稿信相当多，所以就引发了我的思考：到底什么是小说?小说有哪些不同的写法?
一九八O年底，我开始写小说，一篇小文章谈一个问题。当时没想到广州《随笔》主编黄伟经对此挺有兴趣，他说：“你赶紧写吧，我给你出本书!”在他催促之下，我一天口授一篇，对着录音机。很快书就出版了，也就惹了麻烦。这本书里没有任何政治内容，甚至没有谈到意识形态，也没有谈到什么哲学问题，仅仅谈了小说的形式、小说的技巧。我只是想用另一种方式写小说，所以解释一下别人看不懂的小说，或者觉得没意思的小说。没想到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中国八十年代的一场大辩论，究竟是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大辩论。当时中国的文艺界都知道这件事情。
这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编辑来找我，他说你这些主张现在争论得这么厉害，能不能就这些主张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可以预支你稿费，我立刻答应了，就是两百块钱稿费。我提了两个条件，一是什么时候交稿不知道。再一个，我说，不同意删节，拿了你两百块钱当然一定交稿，但是如果这个稿子不能发表的话，我也不负责，反正我已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在这么一位热心朋友的许诺和期待下，我认真考虑写一部长篇小说，应当充分实现我关于小说的主张，这就是《灵山》的开始。先是由于《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这本小册子，之后又因为我的那个戏《车站》，惹来了许多麻烦，我乾脆离开北京了。
离开北京除了躲避检查，还有一个动机，就是想写这部以中国的南方文化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想实地考察一下。种种原因，加上当时我身体不好，被误诊为癌症，这一切都凑在一起，促使我走上了探索《灵山》的路。没有目的地，也不知道去哪里，也就无所谓，既然癌症——死刑都已判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阴影消失，拍了片子，医生诊断，最后结果是癌症不存在。但当时既已出走，那就一直走下去吧!
浪迹长江，思索文化
我带了两百块钱预支的稿费，自己还有点积蓄，走到哪里算哪里。那是真正的流浪，在长江流域就走了三次。最长的一次五个月，走了一万五千公里，当然不是都走，有坐车，有拦车，在公路上拦汽车、拖拉机之类，以及租自行车和步行。全部算起来——我没有算过三次旅行到底有多长，但是有一次旅行我是计算过的，从哪里到哪里，我有地图，那是一万五千公里。这一趟比较有计划，我事先做了很多准备，走了七个自然保护区，包括大熊猫的自然保护区。从长江上游到东海之滨，各种生态都见过，其中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地区。
同时，我也做了认真的历史研究，把《史记》和《水经注》通读了一遍，甚至找古地图来查考《水经注》。我还相当认真研究过《山海经》。在我看来，《山海经》其实是一部古地理书。
这样，我就把长江流域的古历史、古地理做了一番详细研究。当时我还冲破许多限制，利用作家证件，到内部图书馆查阅材料，也看了很多被查禁的歪门邪道和道教的书，以及很多佛经。
同时，我又访问了差不多一百位专家学者，从古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到考古学家。我直接去了很多考古点，印证了很多看法，最重要的是形成了关于长江文化的看法：从新石器时代起，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大区域文化。这些看法后来同考古学家们讨论，他们觉得言之有理。
当时长江流域的考古研究，专家们一做十年、十几年，就在一个考古发掘点上，甚至还没有写成报告，还在学术保密中。而我走了许多地方，看到他们出土的文物，到文物的发掘点跟考古学家作了很多讨论，又去别的地方详加比较，进而发现这个大区域的一些文化联系。比方说，有一种出土的陶器，器皿的底端有几何的符号，我认为是中国文化起源最早出现的抽象符号，有的是小孔点，有的是四方形，有的是三角形，这种组合不只是在一个考古点上发现的，从长江下游到中上游，都有这种符号。当时考古学者互相还不通气，只在某些刊物上有所反映。我认为：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由于水路的沟通，人已有相当强的航行能力。我们低估了那个时代人类的能力。实际上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就是说离现在差不多七千年到五千年前，航行的能力就已经是相当强了，所以这个文化可以变成大区域文化，因为这一类符号和这一类器皿的形状，不仅是在一个地方出现，而且是从上游到中下游不断出现。我认为《山海经》所反映的故事主要是中国古代长江流域的神话遗存。
沉浸自然，顿获开悟
我讲这些，是说《灵山》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中国文化背景。简单称之为寻根我不太赞同，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寻根作家，但我对中国历史确实有很大的兴趣。我们看到的历史往往只是帝王史、权力史，而忽略了文化的历史。当时我甚至给自己定了这么一个任务：如果我在中国待下去不能创作的话，没准我将来会写一部中国文化史。因此，《灵山》的背景，还有一个历史研究的兴趣，有一个大的文化背景的兴趣在里头。
建构这部小说时，我发现要表达这样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用讲故事的办法是完全不可能的，要另找小说的形式，也就是说，提到一个更深的问题：小说到底是什么?小说的形式服从于什么?换句话说，文学又是什么?你在小说中到底要写什么?
我长时间一人独自在外，特别喜欢去边远的地区，有时候在山里走一天。面对自然，在那些大森林或深山里独自行走，沉浸在跟自然的对话里。自然的景色跟音乐一样令人触动。旅行中我总在思考，总在跟内心的我说话，久而久之就发觉说话的对象是你，而不是我。也就是说，跟自己进行对话的时候，这个自我就投射为你而变成一个虚拟的对象，谈话的对手。
我突然开悟了，小说的结构可以是“我”与“你”，就是人称的结构。第一人称就是“我”在长江流域的一个漫游者，见到的是真人真事。《灵山》里头有很多实录，很多真人真事，这是“我”在现实中的旅行。同时又有一个神游者，就是“你”在作一个精神的旅行，“你”在和自己的内心进行对话，这个“你”产生于同一个人。
因为写作这部小说，我又发现一个大作品的情节不是它赖以建构的唯一根据，可以另找一种根据，这个根据就是人的内在，心理层次。这部长篇小说，乃是以心理结构来代替情节，以人称代替人物。这样的话，这部小说就无法归类，也可以说在小说史上还没有过这样的小说。
既然已经走得这么远，那么不如继续往前去。我不仅想把它写成一个心理的作品，还想把自己对中国文化历史的质疑写进去，这些质疑还包括对语言的质疑。语言的实现总是要通过一个主体，就是谁在思想？谁在说话？那主语总是“我”。可是“我”在作这种思考的时候，这个“我”也值得怀疑。“我”是如此不确定，如此任性，如此难以捉摸，因此“我”就不仅仅是一个主语的问题，语言学的问题，或者语法的问题，“我”同时当然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质疑尼采，质疑自我
中国大陆当时很风行尼采哲学。尼采哲学一直被封闭，到那时突然开禁，人们读到尼采，疯了，有很多“新尼采”纷纷出现，动辄自比上帝，这也跟刚刚过去的那一个世纪人们不断地犯过的这个毛病有关，我管它叫发狂。我写过一篇文章——《个人癫狂与国家迷信》，人们对国家迷信，制造国家神话以外，个人也癫狂。都以为自己是造物主，上帝已死，个人就成了上帝，就以上帝的名义说话。我认为人不能那么狂妄，自称为超人，像尼采一样。尼采是神经病人，病理学上确实是一个神经病人，但是一个世纪以来把这个神经病人当成一个最大的英雄，以为他说出了这个世纪的真理，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尼采是一个思想家，尼采的哲学可作具体研究，但把尼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则是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一个病痛，这种病痛后来又和革命的乌托邦病痛联系在一起。
从对主语的质疑，导致对尼采哲学的质疑，导致对个人的价值判断的质疑，因此，《灵山》就变成了一部不断质疑的书。
我又发现，在质疑的过程中，并不需要采取一种革命的态度，不需要采取一种颠覆者的态度。颠覆很时髦，暴力革命的颠覆纷纷破产，艺术上的颠覆并没有破产，至今也没有，人们纷纷自认是艺术上的颠覆者，不断反艺术，一次又一次反，反到什么都没有了，艺术变成一个命名，一种思辩。这背后也是把个人当作造物主，当作上帝，极端的自我膨胀。文化为什么要颠覆掉?一个人，算你能写出一点新鲜的东西来，写就是了，前人是打不倒的。前人已经在那里，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你为什么要打倒呢?打倒就是发狂。如果你确有可说，你就说；你没什么可说的，你也不必通过否认前人来确立自己。
在写作过程中，谦虚是重要的，谦虚倒不是品德的问题，而是实事求是。个人是很微弱的，个人究竟能做什么事情？包括那些号称为英雄、要改变世界的人，究其实，往往不是病人就是疯子。你要以文学家的眼光去看，他们是很可怜的，并非是什么伟大的英雄，如果人们有自嘲的能力，倒较为健康。我对这自我既在质疑又在嘲弄，有时候就玩世不恭，但是我以为玩世不恭比狂妄稍微好一点，所以我对自我也采取这种调侃的态度。
《灵山》这本书的结构和形式，就是这么出现了，然后就这么写下去。很多的章节，而且写得相当随意。
聆听音乐，自言自语
我在家中有一个写作习惯：一遥听着音乐，一边录音，那就写得更加灵活。我不是坐那儿去费脑筋思索，我觉得那样的语言很可能是一种僵死的语言，不能传达活生生的感觉。
我写作时喜欢这么说话，边听音乐边录音，最好不是在灯光照耀下，最好是在暗中，甚至灯都没有，只有录音机的红点在闪动，听着音乐沉浸其中。
所以，这部小说又是一个长篇的自白，或者叫自言自语。自言自语又找到一个对手，这个对手有时候是“你”，而“你”毕竟是一个男人，“你”还需要一个女性来对话，创造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就是“她”。这个对手的“她”，也是以人称来代替人物，这个“她”可以是许许多多的女人，也可以是一个女人的多重的变奏，女人的各个侧面，不同的声音，不同的面貌，都在一个人称代词“她”之下，和“你”进行对话，也可以和“我”。“你”和“我”也可以是同一个人物，进行对话，而这对话的“我”与“你”又可以界定为一个男性的“他” 。“他”也出于“我”的思考，或者说是自我意识升华后的中性的眼睛，在自我观照的时候就是“他”。所以这小说的主人公是三个人称，“你”、“我”、“他”都可以成为这本书的主人公，他们都建立对手，进行对话。
《灵山》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内心独白，诉诸假的对话，或诉诸内心的对话，实际上是独白，本质上它是一个长篇的独白。
我把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就这么说一下。现在我们回到小说：小说是什么？
街头巷议 皆小说也
什么都可以是小说。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发现，中国古已有之。如果我们查一下旧版的《辞海》(不是新版的《辞海》，新版的《辞海》我极不喜欢，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条目，而且把老的语汇也加以意识形态化) ，就会知道，它解释“小说”“街头巷议皆小说也”，街头巷议、道听途说、笔记、杂录、志人、志怪，中国古代的各种寓言、游记、笔记，都是小说，所有不登大雅之堂，所有不是作为教化，跟国家没有关系，跟帝王权力没有关系的这些闲杂人等的琐碎议论，皆小说也。这是很博大、很精彩的对小说的看法!
在中国正统的文学观念里，诗文有很崇高的地位，小说则是下品、下等，不入大雅之堂。可是现在看来，其实最丰富的还是小说，对社会生活、对历史、对人生最充分的表述，其实还在小说里。所以我认为小说不是下品，不是文学中的下品，它是一种极丰富、极有表现力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又是如此不固定，如此灵活，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张力，可以像揉面一样，爱做成什么样子就做成什么样子，但它还是面，还是文学，还是有营养的，它并非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以为小说没有写完。人们一再宣布小说已经死亡，其实这判断也是一种狂妄，也有一种颠覆者的味道，一种艺术革命的味道。我远离这些革命和颠覆，回到一种比较平常、平和的态度来看待历史，看待人，看待自己。小说没有写完，大有可为，只要你确实有可说的，确实找到你要诉说的东西，找出新鲜的小说形式，就可大有作为。我自己就不断在找，我想若干年后当我也变成骨灰的时候，别人还会继续下去。历史就是这么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长河，艺术史也差不多如此。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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