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治疗双人核对内容: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亲自指挥清算彭德怀

彭德怀在文革中

　　1959年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正式开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47人，列席15人。人数几乎相当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的两倍。

　　由于出席会议的人员增加，会场从西餐厅移到庐山人民剧院。这儿过去原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旧址。

　　会议开始，毛泽东作长篇讲话。他仍然像往常一样，态度从容、沉稳，声音宏亮。他先讲了八届八中全会的议程，议程有两个：

　　一、修改1959年生产指标。这个问题比较简单，1959年的生产指标无法完成已成定局，与会者人人心里都明白；但在当时反右气氛日浓的情况下，只要毛泽东不松口，别人是不会把这个问题挑明的。面对无情的现实，现在毛泽东开口了。全会对1959年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钢产量由原来的2500万吨降为1200万吨，粮食产量由原定10500亿斤降为5500亿斤，几乎降低了50%！但事后证明，这仍然是无法完成的高指标。

　　谈这个问题时，毛泽东的口气是无可奈何的：“武汉六中全会决定的今年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时有人主张改，多数人不同意。看来当时改也改不彻底。今年还有5个月，改了好。”

　　“高指标是自己定的，成了一种负担，自己造的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自己打烂……”

　　二、路线问题。这第二项议程才是此次中央全会的主题。一接触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讲话便如滔滔江水，势不可当：

　　“上山后，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讲话不自由，有压力。当时都不清楚是什么问题，不知是什么事。起初半个月是‘神仙会’，并无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他们说没有自由，就是要求一点紧张局势；还不得要领，还不过瘾，要攻击破坏总路线，要有批判总路线的言论自由。以批判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说去年的工作都做坏了。”

　　“1957年不是有人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吗？

　　“在我们看来，我们应当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危险无非是：世界大战；党的分裂。那时并没有明显的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

　　像往常一样，毛泽东在进行了一阵尖锐、严厉的批评之后，又讲到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他说：“对犯错误的同志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这种方针已行之几十年，比较有效。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给条出路。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继续革命，不要像《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不许别人革命。”

　　毛泽东又一次讲起了党的历史，他说：

　　“从遵义会议到七大，10年。中间经过四年整风，经过长时间等待，有的人才改正过来。一个人改正错误哪能那么快，经过长时间等待是必要的，强迫接受，那是不行的。

　　“洛甫(即张闻天)那时候不承认错误，《两条路线》书一出，就承认了，解除了武装。王明始终没改，洛甫好像改了，这次旧病复发，打摆子，疟原虫在体内作怪，潜伏下来，有机会就出来，如今年夏天气候。”

　　毛泽东先说张闻天历史上犯过路线错误，然后指出：你旧病复发。张闻天问题属于什么性质就不言自明了。

　　“上山讲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不少’一句出了问题。”

　　什么问题呢？

　　毛泽东亮出了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他指出，我们反了九个月的“左”倾，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共产风，三级所有制，落实指标等问题，还有没有？基本上不是这方面的问题，而是指标越落越低，越少越好。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错误、缺点确实多，已经改了，但那不算数。他们抓住那么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想把路线引导到错误方面去。此话是否说得对，请大家讨论。”

　　会场气氛平静、严肃，新上山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虽然是第一次到会，但彭德怀在庐山出事，他们已经知道，所以并不感到震惊。

　　毛泽东讲话时间不算很长，讲完即散会。

　　当前的问题已不再是反“左”，而是反右，是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猖狂进攻——这是毛泽东给八届八中全会定下的调子。从此，批判彭德怀问题从思想认识上升到路线斗争的新高度。

　　最初，到会人员划分为六个小组，彭德怀仍在第四组。大约在8月7日以后，又将六个小组合并成为三个“临时小组”。即以第二组、第四组和第五组为基础，每组扩大为50来人。彭德怀在第四组，组员有一半是军队的同志，红3军团的老干部几乎都在这个组。张闻天、周小舟在第二组。黄克诚在第五组。各组分别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进行批判。批判的内容已经不只是彭德怀的那封信，而是向纵横方向伸延开去，“新账老账一起算”。

　　——对彭德怀7月14日的信，张闻天7月21日的发言，以及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在会议期间的发言、插话和一切被认为有问题的言论进行深入揭发、批判；

　　——追查所谓“军事俱乐部”所有成员在庐山会议期间及庐山会议以前彼此间的交往和谈话内容，让他们交代“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名单、纲领、活动计划等；

　　——清算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几十年来在党内历次斗争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查所谓“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把对形势看法上的是非之争变成了对个人的总清算。

　　会议气氛紧张，多数人心情沉重。

　　毛泽东照例是不参加分组会议的。致开幕词以后他就回到“美庐”，一面注视着从各渠道传来的人们的动向，一面通过对文件和下面上送材料的批示，不断给会议“加温”，指导会议朝着他的既定方向发展。

　　8月5日，毛泽东对《湖南省平江县谈岭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写了批语，指出“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新鲜事物是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批语中还引用了孙中山的话：“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合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毛泽东写道：“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他批评了一切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有疑虑的人，说：“悲观主义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时，谈到公共食堂他还说“我是中间派”，现在他又变成公共食堂的坚定的支持派了。

　　8月6日，毛泽东对《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和《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两个材料作了批示，肯定了王国藩公社的经验，号召每个专区找一个至几个那样的公社，“加以研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他向人们推荐《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一文，指出“这同目前在庐山讲闲话较多的人们是有联系的”。

　　这样，毛泽东通过批“闲话”，把党内党外、山上山下联系在一起了。

　　8月10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写了批语。在这个批语里，毛泽东借题发挥，使用了从庐山开会以来最严厉、最尖锐的语言，表现了他对彭德怀及与其观点相同的人难以抑制的愤怒。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的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达到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可以说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曾引起世界人民的普遍关注，人们把它看做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伟大文献。可是没过几个月，一场扩大化了的反右派运动，给那篇光辉著作蒙上了阴影。

　　8月12日，毛泽东对辽宁省执行中央反右倾指示的报告作了批示。批示说：

　　“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程度及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况，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好，成绩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这一个接一个的批示，犹如一道道作战命令，不仅说明了“敌情”的严重、任务的艰巨，还具体指明了作战方法，并在前进道路上树起了坚信、紧跟、雷厉风行的“标杆”。在毛泽东的动员、部署、督促、鼓动之下，一个批判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新高潮在庐山掀动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铺天盖地。

　　在庐山会议上批斗得最凶、最有声势的当然是彭德怀所在的第四组。

　　一位出席过庐山会议的干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我刚好坐在彭德怀的身后，我前面就是他那宽阔厚实的背影。彭总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他轻轻摇一把葵扇，仔细听所有的发言，却并不为自己辩白。只有时对某些事实作必要的说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二三十年前的事，即使细微末节，都记得清楚。他身旁的方凳上，搁着一只大茶杯，茶水喝完之后，用三个指头把绿莹莹的龙井茶叶捞出来，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

　　在所有的揭发和批判中，最使彭德怀感到气恼的，是所谓他在“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的严重错误”。在他看来，党内几十年的斗争历史，是非大体是清楚的。但有些发言者并不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谈历史，而是让历史为当前的某种政治需要服务，这就使他有口难言了。

　　会上，有人不但把井冈山时期彭德怀在作战指挥上的某些失误，与当时错误的政治路线联系起来加以批判，还把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的一些著名的胜利战役和战斗，也牵强附会地跟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作为彭德怀的“罪行”加以清算。

　　1940年8月在华北敌后发起的“百团大战”，彭德怀一直认为是打得好的，胜利远远大于损失。特别是对于鼓舞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和国内反动派的投降活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当时还曾发电报给彭德怀表示祝贺，说“百团大战”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彭德怀怎么也想不通，时过不到20年，一次使全国振奋、令敌人丧胆的伟大胜利，怎么一下子变成了错误和罪行呢！

　　此外，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北战场，抗美援朝时期在朝鲜，彭德怀工作中都曾有过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对此，彭德怀从未隐讳过。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都是由于主观认识落后于实际所致，而在八届八中全会上，有人却要把他在历史上所有的过失，都和“一贯反对毛主席”这样一个压倒一切的罪名联系起来，这是彭德怀无论如何也难以想通的。

　　揭发批判中，有些最“尖端”的材料，也都是最站不住脚的。例如有人揭发说，彭德怀反对在党章中写上毛泽东思想，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口号等等，企图以此来说明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而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1945年“七大”召开以前，彭德怀曾建议党章中不要写毛泽东思想。他认为，王明路线的破产，证明毛泽东思想的英明、正确，这毫无疑问。但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看，考虑到当时还有一个国际中心存在，我们以不那样写为好。后来写上了，他也就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11年后，当时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拟在“八大”文件和其他文件中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刘少奇也主张可以不再那样写，彭德怀却认为，鉴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教训，如果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会引起不好的后果，他建议还是写上为好。他的建议又未被采纳，他也没有再坚持。

　　在党内，对于某些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发表一些不同的意见，本来是很正常的事，而且，彭德怀的意见并非毫无道理，他怎么也想不通，这怎么成了“一贯反对毛主席”呢！

　　关于唱《东方红》的问题，彭德怀先后曾提过两次建议，两次都是研究外国代表团来华会谈的接待问题。一次是在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上，一次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会议上。彭德怀建议的基本内容是：过去社会主义国家军事代表团来访时，在欢迎会上，都是先唱《斯大林颂》，然后唱《东方红》。苏共二十大后，为照顾中苏两国关系，《斯大林颂》不再唱了，因此，彭德怀建议《东方红》也可以不再唱。彭德怀的建议，只是说在欢迎外国代表团的特定场合不再唱，他从没有提议过我国人民不要再唱《东方红》。他对《东方红》这首歌中的个别字句是有自己看法的。他觉得“他是人民大救星”一句，与《国际歌》中的“全靠自己救自己”一句精神不一致，不如改为“他是人民的好领导”更好。他在朝鲜时曾有过这样一点想法。鉴于《东方红》歌曲已在我国人民中广泛流行，再修改影响不好，所以，他的那个想法从未向任何人表露过。

　　毛泽东过去常讲，要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并曾提出：不做寿，不送礼，不以领袖的名字给城市、街道、工厂、学校等命名。对于这些，彭德怀都是衷心拥护的。他认为自己关于唱歌问题的建议，是与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优良作风相一致的，是从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威信出发的，丝毫没有恶意。但是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良好动机却被人肆意歪曲、篡改，把他的正确建议说成是对党和毛主席怀有二心，这是彭德怀所无法接受的。

　　当然，彭德怀也不是完人。在批判中，也有些意见确实指出了彭德怀的弱点，比如说他疾恶如仇，性格直爽，但有时缺乏必要的耐心和温厚，急躁起来方式简单，近乎粗暴，因而得罪了一些人。会上有些人批判彭德怀，不是因为政治路线上对他有什么意见，就是因为过去挨过他的训斥或挨过骂，心中有积怨，平时没机会讲，在会议上发泄出来了。

　　另外有些意见，不仅是牵强附会，而且是明目张胆地颠倒黑白。比如，艰苦朴素，清正廉洁，是全军全国人人皆知的彭德怀的优秀品德。在旧军队，他从连长当到团长，把自己全部积蓄用于平江起义后的各项公用开支，他家中始终维持着当地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全国解放后，尽管他身居高位，却从不以权谋私，仍然两袖清风，没有多用公家一分钱。对于按规定给予他生活上的照顾(例如外出乘公务车，住高级宾馆等)，他也感到太过分而于心不安。他曾多次要求取消这种特殊照顾，过普通人的生活。他常说，那样搞下去我们会脱离群众，是会亡党亡国的。

　　彭德怀的崇高品德，不仅受到全军广大官兵的普遍爱戴，而且得到社会各阶层及全国人民的一致赞誉。抗日战争时期续范亭将军就曾赋诗赞扬彭德怀的优秀品德：

　　爽直将军贵姓彭，

　　心如铁石气如鲸；

　　三军一致称模范，

　　粗布征衣半老兵。

　　然而，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却被有的人诬蔑为“伪君子”、“伪装朴素”。

　　作这类批判的人，拿不出任何可以站得住的证据，有的是被当时形势所迫，人云亦云；也有个别人拼命往彭德怀身上泼脏水，是为了掩盖自己生活作风上的奢侈腐败，是一种忌恨美好事物的阴暗心理的反映。

　　对待这类批评，彭德怀的态度是非常坦然的。他在《庐山笔记》中写道：“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家十余口人，流浪乞讨，全无任何顾及，40年如一日，这不是什么可以伪装得了的。”

　　彭德怀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极大的耐心，承受着会上来自各方面的批判、揭发，除必要的说明外，他下决心不作任何解释。他已清楚地意识到，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搞臭，要彻底肃清他在全党全军中的影响。在这样形势下，争辩无用，越争辩越会加重自己的罪名。

　　“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夸大检讨”。

　　8月6日，彭德怀在小组会上作了一次即席检讨，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检讨不是最后一次。”他已预感到更严酷的批斗还在后面。

　　他的检讨想尽量跟上毛泽东定好的调子。关于7月14日的那封信，他承认了“这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从右的立场出发”。他不承认他的信是反对毛主席的，但谈到信的内容时他说：“实质上是向广大干部泼了冷水，向几亿人民泼了冷水，对毛泽东同志作了错误的批评。”谈到犯错误的原因，彭德怀说主要是“旧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无产阶级思想没有很好树立起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盘踞在我的头脑里”，“使自己在革命的重要关头，往往不能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而发生动摇。”

　　他承认在几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甚至连“百团大战”那样过去他所不愿承认的“错误”，也违心地一律承认下来。

　　“百团大战不仅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性的错误。”

　　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问题，彭德怀承认在1954年高饶联盟事件中他犯有严重错误，主要是“我没有及时同反党分子划清思想界线，相反的，采取了严重的自由主义态度，作了反党分子的义务宣传员。”

　　在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曾说他“有野心”，或批他为“野心家”，对此他不仅仍然不接受，而且从内心感到愤怒，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极大侮辱。但在检讨中他没有正面接触这个问题，只是用迂回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有个人英雄主义，它给革命的危害很大。特别是在高级干部身上，个人英雄主义这种毒素，遇到适宜的条件和气候，很容易发展成个人野心，招致党的分化，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尽管彭德怀压制着内心的痛苦，一再从严检查自己，有的地方为了照顾大局而说一些违心话，而检讨的结果仍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有的人还是说：“检讨还差得很远，要继续深刻检查。”

　　8月7日上午，毛泽东又找彭德怀谈了一次话，重复了他在常委会上对彭德怀的那些批评。谈完，彭德怀提出，根据这次会议给予他的批评，他不愿再做军事工作了。毛泽东说：“这几天我也在考虑这件事。”

　　当天晚上，彭德怀便授意秘书代他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请求辞去国防部长职务，以及撤销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不当国防部长，我早就有这个意思，这次能辞掉，我是很愿意的。”彭德怀曾这样对他的秘书说。

　　但是，他对于人民解放军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与这支军队一起风风雨雨，千难万险，共同战斗了30多个年头，一旦离开它，感情上是难以割舍的。他感到自己的心在滴血。

　　8月10日，彭德怀一面起草自己的书面检讨，一面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黄克诚这个总参谋长也不能干了，这对军队是个很大损失，有些工作可能中断。现在几个主要条令还没有完全搞出来，如果再过几年，把战史、军史、条令都搞出来那就好了。”

　　尽管彭德怀正在遭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日益猛烈的批判、责难，他那颗心仍一直惦记着军队的建设。7月22日他让参谋打电话到北京，告诉办公室，把上山前他交代要编撰的那本书，定名为《对毛泽东军事科学的体会》。

　　7月23日，也就是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彭德怀的当天，彭德怀还把他自己为《对毛泽东军事科学的体会》一书写的第一章手稿寄往北京。

　　彭德怀此时此刻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军队，不是眼下，而是未来。

　　在批判彭德怀的同时，被列入“军事俱乐部”成员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也分别在各组接受批判，批判者所采用的方法大致相同，而被批判者的心情和表现却大不一样。

　　黄克诚是7月17日才上庐山的。从他上山到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才短短六天时间。六天中，他只是在一次小组会的发言中，对彭德怀信里的主要观点表示了有保留的支持。此外，他没有与彭德怀议论过任何与会议有关的问题。但是听了毛泽东讲话，特别是当听到讲话中提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之后，他就清醒地意识到，问题已经超出了思想认识的范围，成了集团活动的政治性问题，他不仅已被划进那个“俱乐部”里，而且是“俱乐部”里的重要成员，彭总第一，他第二，形势已定，在劫难逃。

　　黄克诚比谁都清楚，所谓“军事俱乐部”，纯系子虚乌有的事情。所以要搞出个“军事俱乐部”，主要根据之一是那天晚上几个“秀才”去找他谈问题，恰巧这时彭德怀为一件军务事也去找他，几个人无意中碰到一起，而“秀才”们离开176号时又偏偏被人看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就成了什么“军事俱乐部”。其实有什么呢？几个与会人员，又都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偶尔在一起交谈了一次，谈了些对会议的意见和看法，对于“秀才”们的个别过头话，他还进行了批评和劝阻。如果在健全的党内民主生活中，这根本算不得什么严重问题，但在庐山当时的非常情况下就很难说清楚了。

　　黄克诚既不因曾支持过彭德怀的意见而感到懊悔，也不埋怨“秀才”们不合时宜的来访。他丝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如果当时有人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会像那天在小组会上一样，毫不含糊地支持彭德怀信中那些主要观点。他与彭德怀的友谊是深厚的、纯洁的。在过去30多年中，有一半多的时间他是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工作，特别是从井冈山到延安近10年的艰苦岁月，他两人是在一起度过的。他了解彭德怀如同熟悉自己的兄长，他决心和彭德怀一起迎接这突然袭来的风暴，觉得能替彭总多少减轻一点压力，也是好的。

　　批判彭德怀开始之后，有一次，一位老战友劝告黄克诚，要他认清形势，划清界限，“反戈一击”。黄克诚听后摇摇头，拒绝了老战友的好心劝告，他说：“落井下石也要有石头啊……我没有石头。”

　　当看清了面临的严峻形势之后，黄克诚变得异常镇静。从在井冈山当团政委的时候起，他就经常被人指责为“右倾”，历尽坎坷，几上几下，残酷的战争环境和复杂的党内斗争，极大地磨炼了他的性格，使他既具有军事家的果断、坚毅，又有政治家的涵养、豁达。庐山上的风云变幻，他虽然感到有些意外，但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他耐心地倾听别人对他的批判，除对一些侮辱性的说法，如什么“父子关系”等给以严正批驳和回答外，只要是正常的批评，即使把问题性质说得再严重，他都能冷静地听下去。“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总参谋长不当，解甲归田，告老还乡吧。”他心里这样想。30多年中，由于对党的决策和上级的某些规定勇于提出不同意见，他也记不清被撤过多少次职了。

　　但是，在批判会上步步紧逼、“万箭齐发”的形势之下，从全党团结的大局出发，黄克诚也不得不违心地作了检查。他说，他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他甚至还承认了：“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对周小舟、李锐等同志有较深的影响……他们卷入军事俱乐部，实际上我是起了桥梁作用的。”

　　不过黄克诚在检讨中，不止一次地说了“不管我主观愿望如何”等话，这说明他的检讨是被迫和言不由衷的。

　　“军事俱乐部”里另一个重要成员张闻天，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懂几国语言，受过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老资格”的领导人之一，还是党内少有的“吃过洋面包”的“洋博士”。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张闻天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是异常曲折的。他的长处和他的弱点，在知识分子干部中是具有典型性的。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在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错误在全党的统治。这期间，张闻天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对王明错误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他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1935年，在对党的前途命运有决定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在当时情况下，他的支持对于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十分重要。可以说，他是为中国共产党立过大功的。10年后，在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这样说过：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关系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张闻天犯过错误，也有过功绩，他的错误和功绩都是无法磨灭的。但到后来，他的功绩已经不再被人提起，而他的错误却像希腊神话中那把达摩克利斯剑一直高悬在头顶上，随时都可能掉下来。在庐山会议上，由于他对彭德怀7月14日的信表示大力支持，达摩克利斯剑掉下来了。当他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论点和所据有的大量材料的正确性是坚信不疑的。就在发言之后，秘书曾提醒他说可能会有人对他的发言进行批驳，张闻天还满有信心地说：“我作了很好的准备，他们要反驳也难。”

　　但是，两天以后听了毛泽东那篇怒气冲冲改变会议方向的讲话，张闻天忽然发现自己又陷入危险的漩涡之中去了。他立刻主动从严检查自己，并三次恳请大会不要把他的发言印发下去，但都没有获准。他几次打电话给毛泽东请求面谈一次，以便有机会对自己的言行作些解释。他的努力总算有了结果。8月2日毛泽东写给他一封信，就是在庐山会议后期和在不久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及外事工作会议上作为重要学习材料的那封《给张闻天的信》：

　　“怎么搞的。你陷于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是安的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了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了。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得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儿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璧合，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笔，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在全信500多个字中，有两句话对张闻天可能是致命的，一句是说张闻天发言中的那些材料“尽是假的”，另一句是指出张闻天“旧病复发”。在那个时代，毛泽东的话如同圣旨，一旦出口，即成定论。

　　对于枚乘的《七发》，毛泽东历来很欣赏。在庐山他指示将此文印发给与会者。

　　枚乘字叔，江苏淮阴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枚乘生前做过吴王濞的文学侍从之臣。《汉书？艺文志》有枚乘赋九篇，《七发》是他的代表作，讲的是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用七件事来启发太子，故名“七发”。先陈说音乐、饮食、车马、游观之乐，都未能使太子兴起；再说田猎、观涛，引起了太子的兴趣，使他略有起色；最后说要向太子推荐方术之士论述精辟的道理，太子听了出了一身冷汗，霍然病愈。它的主旨是在说明腐朽享乐的生活是致命的根源，以“要言妙道”开通思想是治病的最好秘方。

　　在印发《七发》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很长的批语，借古论今，把道理说活了。批语的前部是用通俗语言为《七发》作注释，帮助人理解原文内容。毛泽东要印发枚乘这篇赋的本意在批语的结尾处。他写道：

　　“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下两个阶层讲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对抗阶级说的。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人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种泄气、悲观、糜烂、右倾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

　　《七发》是作为一种武器，用来批判毛泽东所说的那种具有“泄气、悲观、糜烂、右倾”思想的人们的。

　　但是，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大力推荐的那篇2000多年前的“妙文”，并没有发挥他所设想的那种巨大作用。由于文化素养和性格方面的原因，批判会上，多数人采用的不是理论和思想的批判，而是抓住一些“莫须有”的问题，进行追逼，让对方交代“军事俱乐部”成员间的接触情况、谈话内容、“秘密反党计划”。

　　张闻天这位造诣颇深的理论家有口难辩了，在8月9日的小组会上他发言说：“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有来源的，从全民大办钢铁，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就开始有右倾思想，其主要问题是：土高炉，那么多人上山，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人民日报》关于资产阶级法权、主观能动性的文章，以及主席、少奇同志与外国人的谈话，我总的感觉是太‘左’了。对毛主席过去讲的一句话：‘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不准讲反冒进’，我也有抵触，认为有冒进也要讲……”

　　在张闻天看来，已经很彻底，很真诚了，但距会上人们的要求仍相差很远，震耳欲聋的追逼声仍然一阵紧似一阵。

　　周小舟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不同，他年纪较轻，才47岁，正当气盛之年。他没有什么复杂的经历，在延安给毛泽东当秘书时，是颇受器重的“秀才”，派他到湖南省委去当第一书记，正说明了毛泽东对他的倚重。他头脑清醒，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既有革命家的实干精神，又有文人学者的才干。庐山会议开幕时毛泽东讲的那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实际上是由周小舟首先提出的类似观点，经毛泽东采纳而作为观察形势的指导思想的。

　　周小舟性格上有个突出的特点是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在延安当秘书时，对毛泽东的成篇文章，周小舟都可以畅所欲言，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没有任何顾虑。有时为了修改一个句子，他可以和毛泽东争红了脸，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毛泽东才更赏识周小舟。那是在延安时期。

　　斗转星移，20多年过去了，周小舟坦率刚直的脾气依旧，毛泽东却不像当年那样随和了。他越来越觉得周小舟桀骜不驯，与自己“格格不入”。但在庐山，毛泽东对他仍然进行了较多的争取工作。直到8月1日的晚上，还给周小舟写了一封信，并送去一篇古文《丘迟与陈伯之书》，暗示他快点回头。

　　在8月3日的小组会上，人们对周小舟进行批判，让他交代与彭德怀的关系，他坦然地讲述了他陪彭德怀在湖南考察时，彭德怀和他的谈话，讲了彭德怀如何向他述说自己逐渐认识毛泽东领导正确的过程等等。周小舟说，有人说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

　　他的话引起了一阵哄闹，斥责、质问劈头盖脸而来。但周小舟并不在乎，他用手指扶正金丝眼镜，激动地高声说：“有人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反革命，这有什么可怕！”

　　“什么？有人！”会场一角倏地站起一个人来，指着周小舟质问道，“到会的有名有姓，你为什么不说明，你这个‘有人’是指谁？”

　　“说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不是我们，是毛主席，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

　　周小舟不厌其烦地解释说，他对“大跃进”、公社化、公共食堂等有意见，有看法，但确实没有要反对毛主席的动机。人们正在火头上，谁肯让他解释。一步一步地紧逼，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追问。最后，周小舟松了口，交代了一次性质严重的议论。他说：“我说过，毛泽东到了斯大林的晚年，是在黄克诚那里说的。”

　　人们的情绪立刻爆炸了，全场怒吼，群情激愤。

　　周小舟心情却很平静。他想，共产党员做事要光明磊落、敢作敢当，怕什么！唯一使他感到懊悔和不安的，是由于他的考虑不周和任性，而使彭总和黄老受到了牵连。他一再想：如果当时我不鼓动彭总向毛主席反映意见，如果那天我不坚持去找黄老交谈，情况也许不至于闹到如此严重程度。“事情既已如此，也只好任它去了。”周小舟思想上已经作了最坏的准备，包括开除党籍、坐牢、杀头……　与“军事俱乐部”有过接触的另外一个人是水电部副部长李锐。李锐没有什么“辫子”可抓，康生就造谣说他有“杀父之仇”。这是一个在延安时期就审查过并已澄清了的问题，所以不可能追出什么结果，只能不了了之。

　　几位“秀才”在黄克诚住所议论关于毛泽东到了“斯大林晚年”等问题被揭露出来，对本来斗争已很激烈的八届八中全会，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会上的“温度”升高，“火力”加大，批斗进一步升级。

　　8月11日，召开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作长篇讲话。这一天他的情绪特别激动，字字句句带着难以掩饰的怒气。

　　他从世界观方法论谈起，说历来犯错误的都是唯我主义、极端唯心主义。他不指名地批评彭德怀等人说：“三十几年，阶级立场没有变过来，总是格格不入。这些同志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格参加党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共产党员的称号不符，是无产阶级的敌人。”

　　由此可知，10年动乱中那个令人瞠目的口号：“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最早是由毛泽东在庐山提出来的。这个口号曾被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所利用，成了残酷迫害老干部的理论依据。

　　“人民公社，是地富反坏在骂，兄弟国家有怀疑。对‘大跃进’，国内外怀疑。指标高了，只要略有增产，就是好事。去年农业增产有无一成？有一成就是跃进；我们可以达到三成，还了得！”

　　“高饶事件，有的人是保护过关，是高彭联盟，还是彭高联盟？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有问题，其实是鸡毛蒜皮。说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至少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三个地方没有吹遍。浮夸风吹一吹极有好处。风总是要吹的，吹一吹可以教育全党全民。”

　　这里所说的“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是彭、黄、张、周的代名词，说那三个地方“没有吹遍”，绝没有褒奖的意思。

　　接着，毛泽东又讲哲学，讲政治挂帅的重要，并批判彭德怀在抗日战争期间写过的一篇文章，其中说到资产阶级革命，提到资产阶级的一个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自由、平等、博爱！根本不懂马列主义。”

　　“第一书记挂帅，实在讨厌，我却高兴。与其让你挂帅不如让我挂帅。只要大家通过。‘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集体领导要不要？赫鲁晓夫强调集体领导，他有没有集体领导？有没有民主言论自由？这次要求集体领导，要求民主，有人头两周鼻子不灵，没有嗅出来。庐山上有两个司令部。这次满足同志们的要求，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以后一个月开一次中央全会都干，天天开，免得老说没有民主，个人独裁。你那个军委会有没有民主集中制？”

　　以上虽然都是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发言，但针对性不是很明显。讲完之后，毛泽东话锋一转，专指彭德怀。毛泽东今天火气特别大是有原因的。

　　前面说过，庐山会议之初，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议上曾有多次发言和插话，有的发言直接点了毛泽东的名字，有的话带有明显的刺激性。例如说什么都是第一书记挂帅，没有集体领导，民主生活不正常，什么事都是一个人说了算等等，都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初期说过的。当时，负责整理记录的同志出于一片好心，在出会议简报的时候，把这些带“刺”的话都给删去了。毛泽东在简报上没有看到。随着批判彭德怀的逐步升级，当时被删去的话又被揭发出来。再加上“秀才”们关于“斯大林晚年”、“钓鱼”等等的议论也同时被揭发出来，毛泽东看了和听了这些材料，自然火冒三丈了。

　　“你们说我是搞阴谋，钓鱼，我就大鱼、小鱼、吃人的鲨鱼一起钓！”

　　毛泽东提高了声音，几乎是在愤怒地呐喊：“想把‘秀才’们挖过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周惠挨边，小舟不交心。”

　　稍稍停顿之后，毛泽东继续讲下去，说到有话要让人讲，“臭屁、香屁，通通放”，说到这次犯错误的人有两重性：革命，反动，说完全不革命不是事实。又说到彭德怀不单反对我，而且与政治局委员、元帅、大将、上将，都合不来。

　　与会者绝大多数人从未见过毛泽东发这样大的火，他们感到震惊和困惑。他们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在毛泽东讲话的间隙，静得一枚绣花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

　　毛泽东似乎察觉由于自己过分激愤的讲话而引起的过于紧张的气氛，他想缓和一下，经过一段较长的停顿，他才以宽容恳切的口气说：“31年的关系，难道庐山就此分手？不应当分手……欢迎最近几天同志们的进步。”

　　毛泽东讲完话，宣布散会。

　　会场里的紧张气氛并没有随之散去。大厅里的空气似乎结冰了，解冻需要时间。

　　服务人员收拾会场动作也不同往常，他们一声不响，小心翼翼，仿佛生怕破坏了那凝固了的气氛。

　　在8月13日的全体会议上，彭德怀作了一次比较系统的检讨。检讨中他把几天来会议上对他的批评(包括毛泽东那些极尖锐的批评)，基本上都接受下来。在检讨右倾观点时，彭德怀承认他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对轰轰烈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横加指责，伤害群众和干部的革命干劲和建设热情。”并承认“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攻击毛泽东同志，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引起党内的思想混乱，破坏党的团结”。

　　在检讨中，彭德怀甚至承认了他的错误不是“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并说“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

　　很显然，这些检讨并非出自他的内心，而是为形势所迫，重述别人加给他的错误。但批评者并不满足，他们给彭德怀加了许多吓人的新罪名，什么“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派别，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等等。

　　会议已不是实事求是的严肃批评了，方式也已谈不上与人为善。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根本原因是人们对于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有了发展，人们无条件地拥戴他、信赖他，把他的话看成天经地义，当人们无视事实向彭德怀等人“猛烈开火”的时候，他们自信是在赤胆忠心地维护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在当时，这也就是维护党的最高利益。

　　当然，也有人对这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内批评理论相悖的做法持怀疑和保留态度，但在当时的气候下他们只能沉默。他们不但不能流露半点不满，而且有时还不得不作违心的表态发言，来敷衍几句。

　　毛泽东照例是不参加小组会的。但是他仔细阅读秘书送上的每一份会议简报，密切地注视着会议的发展。8月11日的全体会议上他虽然下了一阵“倾盆大雨”，但胸中的积怒并未全消。8月15日，一份打印材料送到他的写字台上，题目叫“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他拿起来一看，是摘录了他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不知是哪位“秀才”搞的，来得正好！他在写字台前坐下，拿起笔来，就像操起了机关枪和迫击炮，乒乒乓乓地向着他选定的目标射击起来：

　　“……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180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至1907年的俄国革命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1959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1919至1921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评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一阵“机关枪”和“迫击炮”的猛烈射击，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在批语中，毛泽东把前一阶段彭德怀和“秀才”们对他的议论和批评几乎全部列了出来，给予批驳。无疑，这也是对议论者和批评者的一个警告。

　　八届八中全会从始至终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它的历史作用是又一次打乱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步伐，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复活并发展了背离实事求是精神和对同志进行残酷斗争的恶劣风气。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

　　政治运动如果一旦失去了控制，就会变成一场“政治台风”。它能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一切反动、腐朽的东西，同时也可能使许多神圣、美好的事物受到伤害，从而付出不应该付出的沉重代价。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后，庐山会议由纠“左”变为反右，而且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势。这种“一边倒”在会议第二阶段的八届八中全会期间，特别是在毛泽东8月11日讲话之后，达到了高潮。

　　表面看，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大家都是很起劲的：会上发言，有的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有的慷慨激昂，其势汹汹，就像过去常说的那样，“群众发动起来了”。但是只要稍一留心就不难发现，人们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有些是本质上的差异。

　　怀着卑鄙的目的、乘机落井下石、要把彭德怀置于死地的，除阴险冷酷的林彪之外，就是康生等少数人了。

　　康生是专靠搞运动整人的老手。早在延安时期，作为中央总学委领导人之一的康生就发动了所谓“抢救运动”，在审干中大搞逼、供、讯，搞得人人自危。当时，张闻天觉得很不对头，曾向康生提了意见，并把自己的看法向任弼时作了反映。后来，毛泽东出面纠正了审干中的错误做法，批评了康生。事后证明，康生抓出来的“特务”，95%以上是搞错了的。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出尽风头之后，一跤跌进了低谷，从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高位上栽下来，被派到山东分局当书记。从此，他整整六年深居简出，除了在秘书送来的现成文件上签签字以外，每天就是写写画画，游山玩水，光住医院就住了四年多。

　　“抢救运动”虽然过去10多年，但康生并没有从那次跌跤中获得必要的教训。他那套极“左”的东西只要有适当的机会，立刻就会暴露出来。这次上得庐山之后，开始，他外表仍装得十分超脱、清闲，除了看书、游览、听会之外，他似乎既无所思，亦无所求。其实，他每天都在不动声色地注视着，观察着会议的发展。经毛泽东批示的彭德怀“意见书”一发下来，康生最先喊出了惊人的高调子：

　　“这封信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

　　接着康生又在下边散布种种耸人听闻的说法，说什么彭德怀“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说彭德怀正在“拉队伍”，如再不反击，“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等等。

　　在批判彭德怀的会议上，康生的发言也最为慷慨激昂。他不仅善于把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上纲上线，还常常用一些煽动性很强的语言来蛊惑人心。而对于会议最能起推波助澜作用、破坏性最大的，是在别人发言的时候他的那些三言两语的插话，比如当有人说彭德怀在历史上有过伟大功劳时，康生就插话：

　　“正因为有功劳，自己不服才更危险。”

　　有人发言说张闻天是幸灾乐祸时，康生就插话：

　　“我看德怀同志也不是忧心如焚。”

　　当有人提到军委会开会时彭德怀拍桌子骂人，康生就说：

　　“他不是要民主吗？”

　　当有人提到彭德怀曾说过“陈云对经济工作是摸得熟的”康生就插话：

　　“他这话不是拿陈云比先念、一波，而是指毛泽东同志不行。”

　　有人说彭德怀骄傲，目空一切，康生就接茬说：

　　“他以反毛主席为荣。”

　　类似这样的插话举不胜举。

　　8月3日下午，康生在第四组会议上发言时，引经据典，把彭德怀、张闻天比作苏联的布哈林，他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0年后出了布哈林右派，我们胜利10年后出了彭、张右倾路线。我们现在的情况、条件、环境与苏联1928年不同，但涉及的问题也是工业发展速度与农业集体化生产问题。”

　　康生在会上发言虽然也很积极，但他为自己规定的主要任务，不是到会上去冲锋陷阵，而是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不断为毛泽东输送材料，提供理论武器。在庐山的“左”派大营中，康生扮演的是一位摇鹅毛扇的角色。

　　在批判张闻天的会上，看到一些人发言只会使用恐吓、辱骂来作战，谈不出多少道理来，康生就觉得这样搞法不行。康生与张闻天相处多年，他是深知这位洛甫同志的厉害的。不要说工农出身的干部，就包括康生自己在内，如果与洛甫面对面论战，也不是洛甫的对手。不讲别的，就说他7月21日那篇长达3个小时的发言，立论坚实，逻辑严密，观点鲜明，文采横溢。单靠喊几句口号，是不可能驳倒张闻天的。

　　批判需要武器，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批判者们的共同心声。

　　康生看到了这一点，他不辞辛苦，翻箱倒柜，8月3日他将《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两份摘录(1928年10月和1929年4月的两次演说)呈送毛泽东。康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两份材料“可供我们这次反右倾斗争参考”。他还将列宁引证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提议把“国家”一词改成“公团”(德文这两个字与法文中的“公社”相当)的话，借题发挥说：“不仅我们的农业社可以叫‘人民公社’，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叫做‘中华人民公社’。”对如此及时的奉献，毛泽东当然十分赏识，立刻批示：“印发各同志。”

　　尽管毛泽东没有说什么褒奖的话，但通过这样一些事，自己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正在回升，这一点康生是清楚地感觉到的。

　　柯庆施的情况和康生略有不同。他是近几年来靠反右而发迹的“暴发户”。1957年反右派以后，柯庆施带头站出来支持毛泽东批判“反冒进”。1957年12月他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长篇报告，猛烈抨击1956年以周恩来、陈云为代表的“反冒进”右倾思潮，“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受到中央的重视，《人民日报》还配社论全文刊登了柯庆施的报告。

　　这件事是柯庆施这些年政绩中的得意之作。他的那篇报告，实际上是为后来的“大跃进”吹响的第一声号角。连毛泽东都曾说过“大跃进”的发明权是属于“柯老”的。

　　这样，柯庆施就顺利地补进了中央政治局，进入了中国的最高权力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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