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膜透析的原理:7——回顾新闻学的逻辑起点——以信息概念的引入为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8 17:43:33

  
  
  
  一、信息概念
  
  1、信息的意义
  
  在我国,“信息”一词有很悠久的历史,从我国的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比如,南唐诗人李中曾在《暮春怀古人》中写下“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的佳句,这是汉语中“信息”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唐朝诗人许浑也在《寄远》中喟叹“塞外音书无信息,道傍车马起尘埃”。古人所说的“信息”是指消息、音讯,侧重于口头或书面传递的内容。
  
  随着近代报刊的兴起,本土的“信息”概念出现勃兴。清末中文报纸的新闻栏内,频繁出现“信息”一词,如“北京信息”、“杭州信息”。另如,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的《申报》14天后就直接列出栏目,标明“丝市信息”、“洋货信息”、“福建茶叶信息”、“陕西军情信息”等,至此,近代义的信息概念还是指向消息、音讯、情报。
  
  值得关注的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信息”并非从我国本土文化中延续而来,而是西方思潮的舶来品。据说,现代信息概念最早是1928年哈特莱(Hartley)在《信息传输》一文中提出的,他第一次指出信息与消息的区别,并设想用数学方法描述信息量。[1]此后,信息论的出现深化了对信息的认识,推动了信息概念的普及,1948年,美国数学家、信息论的奠基人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在他的著名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中提出计算信息量的公式,认为“信息就是消除或减少接收一方认知上的不确定性”[2],信息量等于消除不确定性的数量、选择的自由度的度量 (information is a measure of one's freedom of choice when one selects a message)。1950年代,随着信息论等信息科学译介到我国,“信息” 一词才被赋予新的含义,成为一种科学术语,被运用于电子学、工程学中。
  
  从信息概念变迁的整个坐标体系来看,本土文化中的信息经过历时性变迁的同时,又交织在共时性的他文化体系中,使得信息概念的内涵不断扬弃和变迁,衍化到今天的信息概念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含义,归纳发现,我们现在所接受的信息通常应用在三个领域:第一类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最普遍概念,也是约定俗成的等同于“消息”的概念;第二类是现代科学信息论里的专业术语,如信息学院、信息技术等;第三类则是哲学意义上的信息概念,认为物质、能量、信息是构成现实世界的三大要素。
  
  2、新闻学引进信息概念及其意义偏转
  
  1955年,在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的热情支持下,数学家韦弗(Weaver)将信息论引入到传播学中,从此,信息成为统领传播学的核心概念。1984年,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的《“信息热”和新闻改革》一文,正式将信息论和传播学中的信息概念引入到了中国新闻学,这篇文章得出“新闻是一种信息的传播”的结论[3]。信息概念被引入到新闻学研究,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新闻观念,引发了国内对新闻定义的重新思考,而且促成了理论研究更大层面的变迁,成为新闻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学界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如什么是新闻、新闻与信息、新闻与宣传等,无不是围绕着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或延伸: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的逻辑起点在哪里?新闻学怎样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从信息的角度认识新闻本体及其本质特征,最早提出“信息是新闻的属概念”这一观点的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宁树藩教授,1984年他在《论新闻的特性》中提出“新闻是向公众传播新近事实的讯息” [4]。二十多年以来,不少新闻学科教材以信息定义新闻,1987年一本由国内20所大学联合编写的新闻学教材则称“新闻是一种信息”已是新闻学里无须证明的一条公理。[5]正如童兵教授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比较多的新闻学者认为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 [1]甚至有不少新闻学专著分出专章讨论“信息”与“新闻”的关系, 以武汉大学李元授教授的专著《新闻信息概论》[7]为例,该书上编 “新闻与新闻信息”,首先就把“新闻”、“信息”、“新闻信息”分为三个章节进行专门论述。宁树藩先生也说过,“80 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新闻理论著作, 差不多都要对这个问题( 新闻与信息的关系)做出说明。” [8]
  
  关键词是特定话语价值取向的凝结, 是语言实践过程中的纲目、骨骼。[9]在中国当代新闻学中,信息概念被作为“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10],建构新闻学理论大厦的基石。李良荣教授评价,信息概念的引进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闻改革的“第二次跨越”。[11]然而,“信息”从自然科学移植到人文学科,从通信工程学语境旅行到新闻学语境,这种跨学科、跨语境关键词的导入与接收,使得“信息”概念不自觉地发生了意义的偏转,某些方面被凸显或重构,另一些方面被过滤或遗忘。
  
  在自然科学语境下,香农信息论中的信息是通信工程学的概念,用来研究信道传输能力,正如韦弗(Warren Weaver)1949年在《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近期成就》一文中所说,香农信息论所解决的是技术问题,而不涉及意义问题和实效性问题。[12]换句话说,这里的“信息”是一个技术性概念。而本土文化中侧重于消息、音讯意义的信息,更多地是一个指向内容的概念,相对于自然科学语境下冷冰冰的技术概念,它多了一层温情的面纱,有着更多人文色彩的倾向。我国本土文化传统中信息的内涵,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新闻学对现代信息概念的理解。中国新闻学语境下的信息概念,其内涵接近于“事实” ,这一点直接体现在新闻的定义中。正是在这种影响下,中国新闻学中的信息,凸显了传播的内容,指那些对人有用、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其原有的技术特征似乎被遮蔽了。即便如此,我国新闻学者仍旧回头关照“信息”存在的自然科学语境,并将此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条件假设,这就导致已经被我们接收过来的“信息”被视为一个更具科学性、合理性的概念。与其说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下被误读,不如说是被重新赋予了意义。“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 再) 创造。” [13]
  
  二、信息对中国新闻学的影响
  
  中国新闻学语境下的信息概念,部分地遗传了其先前语境下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的传承并不单纯是关键词本身的内涵因素,而是有着更加广阔而深刻的现实因素——扎根于社会环境的温床。新中国成立后的30 年间,尤其是“文革”期间,新闻基本上充当了政治的宣传工具。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新闻学的学科意识逐渐复苏,新闻学研究才逐步破解“新闻无学”的坚冰,处于“新闻无学”到“新闻有学”的艰难转型之中。新闻学者亟需为这个丧失了独立性的学科寻找合法性、合理性依据。正是从这种现实背景来讲,一方面,信息概念恰逢其时地导入中国新闻学,另一方面,新闻学研究需要主动寻找到一个科学的起点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这是新闻学突破束缚的一次历史选择。
  
  被重塑的信息概念解决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三大问题:一是新闻的本质,信息才是新闻最基本的本质规定;二是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从而对其发展着的多层次内涵逐步展开,或者说,可以因此而建立一个关于新闻的具有逻辑层次的定义体系;三是新闻学学科建构的合法性问题。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曾对此有过相关论述:从理论上看,确定新闻是一种信息,揭示了新闻的本质属性,从根本上回答了新闻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把握、研究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规律,建立科学的理论框架,为研究新闻理论的其它问题,如新闻的本源、特征,新闻活动的主体、受众,新闻事业的性质及规律等奠定了基础。[14]信息观念在中国的确立.承认新闻事业是大众传播媒介,新闻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新闻报道只有在传播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发挥舆论监督、社会教化、提供娱乐等附加功能。
  
  具体来说,信息概念在以下几个层面起作用:
  
  第一,确定“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我们过去说“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也能解决问题。[15]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一个是源,一个是流。明确这一观点,就是认清了新闻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即使不引进这个信息概念,传统新闻学中关于新闻本源的问题也依然能解决。但是,“信息才是新闻的本质规定”却能够修正“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一说,因为“作为新闻进行传播的并非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中蕴含的某些属性的要件所构成的信息。” [16] “信息”显然要比“事实”更科学、更恰当,这个科学术语提升了“新闻”的本质。因此,不如让其分工: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而信息是新闻的本质规定。
  
  第二,承认新闻学是科学,它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宁树藩先生认为,只有以新闻及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才能建构起一个科学的新闻学理论体系。信息概念反驳了过去存在的“新闻工具论”,以信息逻辑起点建构新闻本位的新闻学理论体系。新闻与宣传划分开,新闻本位的回归使新闻的本初功能得以彰显,体现了对新闻规律的尊重。当确立新闻具有传递信息的本初功能时,就使新闻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过去强大的政治话语框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地位,体现了一种独立的学术精神。同时,信息概念使新闻作为报道或传播的内容而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因而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在全球传播的背景下,有利于缩小将新闻等同于宣传所导致的排斥感和距离感,有助于淡化多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从而产生更多的接近性,取得更多认同和共鸣,也搭起了我国新闻学与国际视野的传播学对话的桥梁,因为传播学研究正是从信息传播的不同形态出发。
  
  第三,90年代,“信息”关键词触发了新闻商品性的讨论。通过讨论,人们逐步认识到,新闻除了是一种精神产品,它的生成、传播、接收反馈过程还带有一种经济实践和商品生产、消费的特性。有关新闻商品性讨论的深入,引起人们对新闻媒介性质的重新定位。既然媒介把信息资源的开发、采集、传播,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努力面向全社会提供各种信息、知识和娱乐服务,那么,媒介本身也就具备社会第三产业的特性,这一特性强调的是信息的服务性。[17]这一认识直接关联着我国走向“事业化性质、企业化经营”的传媒体制变革,为传媒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活力。
  
  总之,信息概念的引入带来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场哥白尼革命。[18]
  
  三、信息与新闻学辩证看
  
  1、“信息”概念与“事实”概念的关系
  
  信息概念的引入造成了部分概念的混淆,最基本的一对关键词是“事实”和“信息”。不少人对这对关键词展开比较研究,如《新闻本体论——关于“事实”与“信息”的比较研究》[19],在探讨新闻定义的观点中,有人将新闻定义根据侧重点不同分为六大类,即(1)事实说;(2)报道说;(3)传播说;(4)手段说;(5)信息说;(6)反常说[20],这就把事实说和信息说分门别类。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不对“事实”和“信息”作区分,把两者混合起来使用,如“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 [21],包括前面引用过的童兵教授的新闻定义“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
  
  虽然信息与事实实际上所指的是同一对象,但毕竟是两个概念,其内涵和外延不同。事实是从本体论出发,是物质的,独立于人的认识之外,也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它,都客观存在着;而信息是从认识论出发,消除人们认识上不确定性的因素。
  
  在新闻学语境下,不能脱离事实来谈信息。作为新闻的事实和构成新闻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事实是新闻的载体,而信息是特定事实构成新闻的某些要件和属性,信息蕴藏在事实中,而事实要通过信息来传播,也只有蕴涵重要信息的事实才能进入传播渠道,成为新闻。此外,在新闻学语境下,信息比事实更科学的原因还在于:事实没法解决新闻商品性的问题。有学者认识到,对新闻传播业双重属性的认定( 既有事业性质,同时又具有产业属性) 这种理念的革命性突破,与新闻传播业同时属于“信息产业”不无关系。[22]丰富多彩的信息可以在市场环节中交换、流通、增殖,但是,事实是事物存在的胶着的状态,我们可以说信息具有商品性,却没法说事实具有商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概念比事实概念更能推动新闻学理论和实践的纵深发展。
  
  总而言之,在新闻学中,信息与事实是高度统一的,不可生硬分割,但同时,也要审视两者不同的意义,而不是在学术中任意偷换、转换概念。
  
  2、批判性地评估信息概念
  
  80年代,信息概念刚引入中国新闻学时,有学者认为,信息论与新闻学科交叉,由此产生新的学科——“信息新闻学”,有人甚至提出信息新闻有八种写法[23], 在前文讨论过信息是新闻的本质规定之后,我们可以认识到“信息新闻学”是一种不确切乃至错误的提法,其实质的指向是新闻的信息量。这种错误一方面体现了特定时代及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信息概念的引入对学科思维的冲击。
  
  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曾经出现过关于新闻的信息量的计算公式[24],凭此公式算出一张报纸究竟含有多大的信息量。这种做法运用香农的信息计量方法对新闻信息进行计量,是将新闻学中的信息参照了信息论中指向技术的信息,但这种做法在新闻学语境下究竟是否科学,恐怕值得商榷。这是因为信息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信息量的度量,并不关心信息的内容,因此并不能反映人的能动作用与信息处理的关系。新闻传播不同于机械的科技传播,而贯穿了更多的价值选择倾向和人文关怀,如果新闻学中的信息仍旧是一种冷冰冰的硬科学符号和技术指标,就会限制实践中新闻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制约了新闻人作为有思想、有责任的社会工作者的追求。新闻学的学术来源根植于人文科学或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它有着深刻的人文学科基础和特定的“人文价值因素”。新闻学中蕴涵着的这种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赋予新闻传播在社会生活中净化人们心灵、唤醒人们思考的功能,因此,在人文精神关照下的新闻学,它所关注和研究的“新闻”应当是一种有灵有肉、有情有感、有人有物的东西,应当成为有益于公众的信息提供者、舆论引导者和文明传播者,要防止那些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方向的纯粹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总之,我们要借助科学精神体现新闻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借助人文精神表达新闻学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体现新闻学的人文品质和人文特征。
  
  虽然我们并不认同运用信息论计量新闻信息,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却开创了另番局面,顺势生发了新闻的信息量的拓展,中国的新闻媒介都在扩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提高信息质量上狠下功夫.采取了各种措施,取得了丰硕成果,更进一步地满足了人们对周围和世界信息的欲求,信息时代到来,“地球村”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但是,随着互联网等新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出现“信息泛滥”的态势,一方面暴力、色情等垃圾信息充斥眼球,另一方面则是有价值、含金量高的信息被埋没不见,现实生活极大地丰富了信息的内容,新闻学中的信息概念越来越鲜明地树立其内容指向的风标,而与自然科学中的信息概念越来越偏离,信息量大大拓展的弊端协同其优势愈加显现。在现代生活中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耳目就会失聪。思想就会陷入僵化,行动就会失去目的性,甚至陷入盲目的、片面的主观臆断中去。现代人似乎是要把自己置身于一种充满信息的环境中已求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人们常常以为接受了信息( 大多数信息来自于媒介),就是了解了世界,从而陷入对信息的依赖之中。但是,层出不穷的媒介事件挫败了人们对媒介和社会的信任,头脑里充斥着信息的人最终和那些没有信息的人一样变得轻信和缺乏安全感。事实上,零星的信息不能代表整体的世界,过度依赖人与机器的信息交流,反而可能钝化人类感知世界、感受他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方式。法国遗传学家雅卡尔认为, “借助技术、集中渠道和传播渠道所形成的信息, 取代了人人平等参与的平衡的集体行为, 即交流。”[25]
  
  此外,前文谈到信息概念的引入促成了新闻商品性的认识,商品化的新闻一定程度地制约了新闻作为准公共物品的作用。社会“知”的需要催生了新闻,新闻信息满足的是全社会成员的公共消费需要,与公众利益有着重大、深远而天然的密切关系,担负着特殊而无可取代的社会道义和责任。新闻商品性的特性给新闻实践带来巨大推动力,也带来许多弊病,使新闻这个本应属于全社会的公共资源被少部分人利用,从而减少了其公共利益的代表性,影响了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正义。一段时间里,新闻商品性助长了有偿新闻现象的泛滥,甚至被指为是这种现象得以产生的理论根源。当前新闻实践中人文精神的缺失证明,对于信息商品化的特性渗透到新闻这一点,要持有批判意识,而不是一味地称颂其功德。新闻商品性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当新闻纸进入市场流通,传播活动开始接受外部补偿时,新闻就难以避免地带有商品的特性,这种特性正是束缚新闻传播的枷锁,是一种附加性内容,否则新闻传播活动将无以为继。但同时,由于新闻自身具备准公共物品的信息特性的规定性,新闻传播的发展,实质上是一个逐步摆脱商品性束缚的过程,新闻的发展方向,则是一个摆脱商品性、回归公共性的过程。
  
  作者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注释]
  
  [1]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8页。
  
  [2]转引自陈定学:《究竟什么是信息》,载于中州学刊,2006年11月,第6期(总第156期),6页。
  
  [3]见李良荣《“信息热”和新闻改革》,载于《新闻大学》,1984年第1期,第8-11页。
  
  [4]宁树藩:《论新闻的特性》,载于《新闻大学》,1984年12月,第8期,5页,作者特别做了尾注:讯息,实即信息。因为信息的含义太广泛,有的不适用于新闻现象,所以暂用“讯息”二字,以示区别。
  
  [5]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
  
  [M].北京长征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6]童兵、林涵:《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405页。
  
  [7]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项目。
  
  [8]宁树藩:《信息观念与新闻学研究》,收录于《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100 页。
  
  [9]秦志希:《新闻学关键词的兑演及文化内含》,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4 卷,第3 期,2001 年5 月,365页。
  
  [10]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 北京长征出版社,1987 年版,绪论12 页。
  
  [1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296 页。
  
  [12]转引自蔡长年:《三十年来的信息论》,载于《通信学报》,1980年10月,第1期,2页。
  
  [13]刘禾:《跨语际的实践:往来中西之间的个人主义话语》,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 上卷) ,东方出版中心,2000 年版,228~229 页。
  
  [14]胡正荣:《新闻理论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23~24 页。
  
  [15]参阅芮必峰:《新闻与新闻报道》,载于《新闻大学》2004 年第2 期,总第80 期,7~21 页。
  
  [16]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5页。
  
  [17]秦志希:《新闻学关键词的兑演及文化内含》,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4 卷,第3 期,2001 年5 月,367页。
  
  [18]姜红:《作为“信息”的新闻与作为“科学”的新闻学》,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3 卷第2 期,31页。
  
  [19]陈坚:《新闻本体论——关于“事实”与“信息”的比较研究》,载于《新闻大学》,1993年第3期,16页。
  
  [20]尹德刚等:《当代新闻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21]陈谦:《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 新闻定义的再探讨》,载于《当代传播》,2001年第2期,15页。
  
  [22]姜红:《作为“信息”的新闻与作为“科学”的新闻学》,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3 卷第2 期,31页。
  
  [23]宋志耀:《怎样写“信息新闻”》,载于《新闻知识》,1986年第5期,8~10页。
  
  [24]侯春翔:《信息论与新闻学》,载于《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6期,总第53起,62~65页。
  
  [25]阿尔贝•雅卡尔著,阎雪梅译:《科学的灾难?———一个遗传学家的困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2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