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一般倾向于将温州的危机归咎于二点：一是金融体制的垄断与货币紧缩政策；二是“国进民退”和税赋过高。正是在这样的舆论宣传下，人们对温州那些因欠下高利贷，而逃跑的老板们多了一份同情之心。也有人认为政府出台一系列扶持民营企业救市举措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危机。我觉得以上这些掩盖了温州危机的真相，本轮温州危机的根源是我们的“温州模式”出了问题，若不能对这种模式进行扭转，那么温州危机的今天或将是中国实体经济的明天。

温州逃跑的老板该不该同情？

很多媒体对温州因欠下高利贷，而逃跑的老板们抱有同情之心，本来么这些年民营企业生存艰难众所周知。但是温州老板们集体逃跑，后因闻悉国家出手救市大多返回。即便是如此，也给中国的的诚信体系一个致命打击，动辄以跑路来解决问题的民营企业老板，让很多放贷者对中小企业的风险的认知程度大大提高，以后民间高利贷要么大幅增加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以抗风险。要么干脆就不敢借给中小企业，这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更加不利。

在这些温州倒闭和跑路的老板中，假破产、假跑路，充满着欺诈活动者甚多。其实，欠下高利贷的企业基本都没有将借款用于维持企业生产资金链上（因为这样做连付息都不够），而是转投资其他领域，比如各种资产炒作，甚至赌博，结果导致投资失败，无力偿还。欠高利贷老板们的资金困难当然不能与中小企业的整体性发展困难相提并论。

温州模式就是中国模式的翻板

不可否认，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的确面临着很多发展上的困难。但是从根源上讲，则是“温州模式”无法持续下去的原因。所谓“温州模式”其本质就是以低成本大规模生产商品，并以低利润的价格优势占领市场。当这种模式遇到了外有欧美经济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内有经济增速放缓之时，便会导致因产能过剩和成本大幅上涨而难以为继。实体经济无利可图，温州人只得转向资产炒作，前些年是房地产、股票、大宗商品，今年是放高利贷。如今实业和资产炒作都无空间时，便爆出了目前的危机。

一斑窥全豹，温州今天的危机就是明天中国经济的危机，温州实体经济的危机就是中国未来实体经济的危机，因为“温州模式”几乎等同于“中国模式”。所以，拯救温州的制造业的危机不仅要在财税和金融方面给予支持，更重要的是加速对温州实体经济转型已刻不容缓，因为温州唯一的出路是转型，就如同中国经济现也面临转型压力一样，如今再依赖低成本的商品制造或资产投机来发展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

不管是温州中小企业还是中国的制造业都要转型，就是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与商品质量为目标，实现企业产品的升级换代，以品牌优势而不是以价格优势来占领市场。但二十多年来一直以价格优势取胜“温州模式”，显然很难在短期内改变赚取快钱“投机思维”。因为转型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转型的方向就是真正做实业，以科研投入为前提，而这些投入可能在短期内无法产生经济效益。中国的企业一直以来从文化习惯上很难适应转型的要求，从而为转型制造了很大阻碍。

温州危机给中国的实体经济敲响了警钟，转型的工作必须加快推进而不是继续在等待中衍生出更多的金融毒瘤。我国政府早在2004年就提出“调结构，促转型”，可是转型之路到现在仍然举步维艰。我们错过了很多次良好的转型机会，而走到现在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地步了。最近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也证明了如果还是以“低成本大规模生产商品，低利润的价格优势占领市场”为模式注定会难以为继。所以要解决温州制造业危机，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唯一出路是转型，如果转型之路还是难以进行，那么今天温州的危机，或将成为明天中国实体经济的危机。

债务危机暴露温州模式过度投机等三大软肋

11日下午，刚刚从美国回来的温州“跑路”老板、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做了几点反思，他认为，温州此次的民企债务危机风波，首当其冲的教训就是“急功心切，扩张过快，投资过大，没有稳扎稳打，想一口吃成胖子”。他曾一口气投下5、6亿元巨资，建起3个太阳能生产基地，目标直追产值100亿元……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出现温州人”，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风向标”、“商业文明的先行者”的温州人，在这次债务危机风波后，对近年来自身表现出来的浮躁之气，进行了反思。专家断言，温州商人能否超越自我，决定了他们能否在新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继续独树一帜，创造新的辉煌业绩。

诚信崩盘

“熟人社会”商业模式的一次溃败

位于洞头县的温州奥米流体设备公司老板孙福财在逃跑之前的中秋节，居然破天荒的请公司全体员工300多人去雁荡山旅游，不去的还要罚款200块，原本一天来回的旅游线路，特意安排了两天。员工们玩了两天回来上班时发现，厂里价值上千万的设备全部不见了，老板也跑了———玩“调虎离山”计的孙福财因此被网友称为最有“创意”、也最“无耻”的“跑路”老板。

民间借贷“崩盘”，企业面临倒闭，老板纷纷“跑路”，温州人一直通行的“熟人社会”为特征的诚信基础和企业家社会信用脆弱得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土崩瓦解，抱团“炒作”的温州商人玩起了“跟风”跑路，“跑路者”对温州商业文化环境的破坏作用将使这个“市场之都”蒙上一层阴影。

经营鞋革的喀雷芒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峰说，以前温州人到全国各地“炒”这“炒”那，能够快速融资，靠的都是民间诚信。温州人之前改革30多年建立起来的民间诚信、信誉，顷刻之间就被摧毁了。现在是企业银行互不信任，企业说银行不好，银行认为你贷了钱用到“老高”身上了。

高峰说，现在很多老板企业手机不敢关机，不敢出差，听到投资公司，象避瘟疫一样的。以前，差几百万，企业家之间大家都会借。差个30万50万，一个电话过去就给你打到卡上。现在，不敢了。一怕人跑，二怕钱拿去做“老高”。“前天，刚有朋友要借100万给工人发工资，要是以前一句话，我早转过去了。现在，只能人人自保了”。

对于温州老板“跑路”现象，有关专家严厉指出，温州一些民企老板“跑路”后，尽管政府的应急机制发挥了作用，没有造成明显的社会负面后果。但这种现象对当地的商业文化环境的破坏作用，是值得警惕的，它是以诚信的大面积遭受损害为代价，而且这种损害很可能将形成连环效应。

温州市龙湾区一位领导说，温州这个地方，既有商业文明中最先进的因子，也有传统文化中最落后的因素。此次债务危机以及业主“跑路”事件也是对温州长期以来推崇通行的“熟人社会”规则的一种否定。

他说，以私人关系构成的“熟人社会”行为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温州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必须在陌生人社会中谋求现代诚信的建立，从“熟人温州”走向“规则温州”。

过度投机

疯狂的“快钱游戏”其亡也忽

在过度投机心理驱使下，一边是疯狂的“快钱游戏”，一边是不断加剧的“产业空心化”，“炒棉花”“炒大蒜”“炒煤”“炒房”……直至“炒钱”，以实业起家的温州人迷失在各种急功近利的“炒团”之中。迷恋虚拟资本游戏，倚重高息的民间借贷，押宝房地产，最终只能饮鸩止渴，埋下了债务危机的伏笔。

温州中小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表示，这几年温州老板虽然一直在搞投资，但基本上是找能给他们带来比较快收益、短期回报高的项目、产业，包括投资房地产、高利贷等暴利行业，而且相互“跟风”，这种投资的方式，外部环境一变化，就可能造成灭顶之灾。

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有打火机“教父”之称的周大虎印证了周德文的观点，温州产业以低、小、散为主，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近年来生存环境越来越差，基本年利润约在3%至5%之间，却不得不承受原材料和劳动力大幅上涨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小企业将流动资金和银行贷款投入高利贷运作，炒“快钱”、炒“热钱”。在此轮民企债务危机中倒下的企业家中有不少就充当着“老高”的身份。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前认为，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与温州商人将大量流动资金投入房地产行业不无关系。“温州老板中的绝大部分都在利用流动资金投资房产，以期回报最大化，却忽略了投资风险。因为房产的投资回利需要一个过程，恰恰又碰上政府出台限购政策，房屋无法出手，导致实业资金链断裂，无奈只能转向高利贷。”

“办厂的老板被炒房的老婆瞧不起”，在温州商界流传这样一个源于真人真事的说法，当地一位有一家1000多名员工的工厂企业主，一年辛苦下来利润不足百万，而他的老婆在上海投资了10套房产，8年间获利超过3000万。

“温州的服装企业中，绝大部分都在做多元化投资。有实力的自己开发房地产，小的企业就炒楼。”浙江阔帅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政杰说。业界曾统计“2010温州市百强企业”中，除2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业企业，无一不涉足了房地产开发，包括康奈、奥康、报喜鸟等知名制造业企业。

据了解，温州资本于2003年进军山西煤矿、2007年收购新疆油井，“投资视野”越来越开阔。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温州资本开始涉足创投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领域，并于近一两年的时间中，在银根收紧的背景下投向民间借贷市场。

贪大求快

“豪赌”心态导致盲目跟进

曾担任过民风温和的浙北嘉兴市委书记的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将两地商人做了这样一个比较，嘉兴人如果赚了两元钱，会把其中一元存起来，另一元用于投资；温州人赚了两元钱，会再去银行借两元，用4元钱搞投资。陈德荣说：“温州人更有冒险意识，胆子大，能力撑得比较足，链条也比较容易断。”

周前说，温州商人中相当一部分人有冒进想法，比如温州很多企业家不了解、不懂得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却只因看到别人赚钱了自己就蠢蠢欲动，盲目冒进、贪大求快，导致很多问题出现。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转型不是单纯转行、转业，而是不断创新的过程，要立足自身、立足本地区，保持自己的优势，通过技术创新，营销模式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努力从附加值低的产品制造、服务向产业链高端升级，实现产业的提升发展。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推进思想观念转变创新，在发展过程中一定会有阵痛，有时甚至要牺牲眼前的利益。

周德文认为，温州企业家的决策层、决策水平现在还是比较落后的，大部分的企业缺乏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那些决策机制实际上是如同虚设，习惯于人治，什么事情都是老板说了算，决策实际上还是在靠凭经验拍脑袋，因此增加了更多的风险。（沈锡权 张和平 商意盈 黄深钢）

温州不能救的五个理由

2011-10-11 17:35:20 楼主 只看楼主 阅读 357 回复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