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佛山新阳光酒店: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一]（2010年）--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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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0年） 张宇 邱海平等 2011年01月26日15:31 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0年）--中国共产党新闻 
[编者按]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推动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探讨，更好地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服务，从今年起，我们将开展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的研究工作。报告主要汇集和反映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进展，探讨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
本年度报告包括如下若干专题：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
二．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问题；
三．关于“中国模式”问题；
四．关于“国进民退”问题；
五．关于收入分配问题；
六．关于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状况；
七．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
八．关于经济危机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九．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问题；
十．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介绍与研究。
关键词：中国、政治经济学、报告
作者：张宇、邱海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思潮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经济在危机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力量，同时也面临着深刻的转型。深刻而重大的历史变革将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引起了深刻反思，激发了热烈的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如何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看待“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如何正确认识关于“国进民退”问题的争论？如何完善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切实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如何科学认识当前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展的状况？如何认识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变化趋势？如何全面准确认识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如何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介绍？等等。2010年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围绕着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取得了积极进展，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创新的基础，201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主要成果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三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指南。在新中国建立60年后的今天，中国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更加有利的机遇，肩负着更加重要的职责。2010年1月在《政治经济学评论》创刊之际，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为主题展开讨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宋涛指出，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刘国光提出，在实践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刘诗白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加深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市场经济的运行理论的研究。谷书堂指出，要慎重研究怎样妥善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胡钧指出，要不断深化和完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吴宣恭指出，要从生产关系的主导因素探讨中国经济学的主线。洪远朋指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要坚持，二要澄清，三要发展。吴易风指出，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必须清醒地看到它有两面性：一是阶级性，二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某种实用主义性。刘海藩指出，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商品经济理论。洪银兴指出，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顾海良指出，要把握真谛，着力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程恩富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呈现出五大科学发展态势：一是注重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政策探讨；二是注重对经济学原理的超越性发展；三是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表达和分析；四是注重用现代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五是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林岗指出，在新时期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应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二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三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化；四是坚持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代言人的立场；五是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六是重视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七是在增强国际性中发扬中国特点和民族风骨。刘伟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至少要在以下三个基本命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一，如何认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和批判性？第二，如何认识所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第三，以怎样的制度方式推动资源配置趋于均衡状态？以上的这些讨论对于在新的时期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无疑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卫兴华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研究与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了评述，主张应分清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异同；主张用生产力多要素论突破二要素与三要素之争，主张生产力的发展有其内在动力；主张拓宽生产关系的内涵；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市场调节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进行分析；对由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曲折复杂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以还原其历史本来面貌的视角进行阐述与评析。
逄锦聚提出，新中国成立60 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为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使中国经济学在服务和引领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四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坚持指导理论的一元化和知识来源的多元化；二是从本国实际出发，致力于改革创新与学习借鉴别国理论；三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与引领经济社会前进；四是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与学者的自尊自励。
邱海平撰文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缺陷是，没有将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内容进行科学的区分，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与照搬其中的个别结论相混淆，从而导致了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矛盾。因此，必须以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为背景和出发点，把国家确立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进而展开对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各种所有制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重新说明，而这正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创新点。另外，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还必须进一步克服方法论上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上的不规范等主要缺陷。[2]
新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也反映了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不断发展。刘诗白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第二版）》密切结合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新现实，密切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进程，力求及时地反映出新的观点、新的资料。[3]何自力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探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的前提下注重面向现实，对价值理论、全球化、经济危机、就业、分配和劳资关系、生态问题、国家理论等诸多理论热点进行了探讨。[4]卫兴华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是为国内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所编写的最新教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的新进展。[5]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的基础理论。2010年，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做了新的探讨。邰丽华、陈翔云分析了人们在劳动价值论上的认识分歧之所以产生的内在原因，并指出了这一理论未来发展的方向。[6]蔡继明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和斯拉法价值论的核心理念，推广价值创造的主体，提出了“广义价值论”。[7]何炼成探讨了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和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具体劳动类型的划分、价值的源泉等一系列存在争议的重要问题。[8]鲁品越、桂徽，杨戈、杨玉生、朱正国、李翀等分别对创新型劳动、[9]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10]两个“必要劳动时间”[11]和垄断价格的形成 [12] 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在关于转形问题的研究中，荣兆梓[13]批判了萨缪尔森模型中不恰当的劳动消耗系数，指出西方经济学由于未能真正理解劳动价值理论的深刻内涵，错误地建立了转形理论的公式推导。丁堡俊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关于转形理论的分歧，强调应将平均利润公式作为转形分析的不变性方程。[14]冯金华从偏离系数的概念出发，对既有转形模型进行了重新审视，质疑了转形问题本身的存在性。[11][15]
2010年，三位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著名学者的新成果引人瞩目。在《产权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吴易风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进行了系统地梳理与比较研究，并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和路径提出了政策建议。[16]在《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一书中，吴易风教授通过分析当前危机的起因、发展轨迹和根源，提出了对西方经济学的质疑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再认识，对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进行了分析和评论。[17]洪远朋教授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及其发展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资本问题、剩余价值问题、地租问题以及经济周期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新思维”的构想。[18]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吴宣恭文集》集中了吴宣恭教授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吴宣恭文集》分为上册（产权·价值·分配）和下册（改革·发展·理论）两个部分，包括“所有制与产权理论研究”、“商品经济与价值理论研究”、“分配关系研究”、“所有制改革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理论建设”六大篇章，收录了吴宣恭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的78篇论文，这些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程和进展。[19]
对于如何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们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在许多重要理论的认识上，历来就存在着分歧和争论，这种争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2010年，围绕着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假设问题展开的争论很有意义，值得重视。近年来，程恩富多次提出并强调，创新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具有的四大理论假设，即“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已和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对于程恩富提出的这四大假设，陈文通提出了商榷。陈文通指出，对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如何认识，有四种观点值得注意：一是教条主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试图把被“左”的思想曲解了的马克思经济理论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宣布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力图以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三是在改革的名义下，削足适履地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经济范畴和经济理论；四是在创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名义下，力图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融合起来。程恩富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大体属于第四种观点，这四个假设涉及价值的本质和源泉、经济活动中的人的本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旨在确立“三个超越”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地位，而实际上则是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融入到西方经济学的框架中。 [20]对于陈文通的质疑，余斌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不能听任现代西方经济学躲在由范式和假设等构成的堡垒中攻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程恩富为代表的国内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超越马克思主义传统经济学观点，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途径，并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展开了正面的论战，对这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探索工作不能横加指责。[21]刘凤义则认为，假设是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假设运用上有三个基本特征，即唯物性、层次性和开放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假设运用的这三个维度构成了一个立体化的方法论体系。[22]上述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假设运用的讨论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集中体现，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2010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继续取得进展，一批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材陆续出版，如李丰才所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崔建华所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3版)》、夏永祥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3版)、程恩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第3版) 》等。[23]
何炼成和李忠民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角度和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三个产业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4]。
李太淼所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论》一书，就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经济制度这一问题，从自然资源和环境产权制度、国有企业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等若干方面进行了探讨 。[25]
刘永佶所著《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一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洪银兴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为起点，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包括经济转型、市场秩序的建设、宏观调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等。[26]
汤吉军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的双重补偿理论分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结合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重视投资成本补偿机制和价值实现管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27]
王晓林和石晶莹就科学发展观对于“政治经济学而言是核心概念还是外生概念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总结了各种不同言论的“重叠共识”的基础上，认为应当通过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范畴融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夯实其理论基础。[2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也在不断涌现。当前，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面临着不少复杂的难题。刘国光在近期发表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29]一文，紧密结合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对这些难题做了深入的探讨，主要包括：（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人们通常讲，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就是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广大人民是划分为阶级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能不能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呢？（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按党的有关文件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过，当前有一个理论上的疑难问题，就是出现了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现象，同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那么，应当如何解释这些问题与“主要矛盾”的关系呢？（3）不同于其他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社会主义本质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等社会制度的最根本的特征。这个论述就生产关系来说是正确的，但不能完整地解释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那次讲的社会主义本质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解决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之间的矛盾呢?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共同的社会生产中，国民经济要实行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改革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不能丢掉公有制下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运用计划手段指导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所在。除了上述问题外，刘国光先生还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收入分配改革等重要问题也作了深入分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刘国光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和发表的看法，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和高度重视的。
（三）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对于有效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围绕着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和趋势，中国学者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理论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
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利润率变化和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范畴，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于以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为基础，解释资本积累、经济波动以及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的动态过程。在这一问题上，2010年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谢富胜、李安和朱安东等把利润率作为综合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一个核心指标，并将劳资斗争、价值实现和有机构成因素综合起来，以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解释利润率波动或下降的根源；同时加入马克思主义的货币、信用和金融危机理论，利用对美国非金融部门和金融部门利润率变化的经验数据完整地分析了新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机理与过程。[30]
齐新宇和徐志俊在马克思再生产基本模型（假设存在资本家和工人两大经济主体）的基础上加入了政府部门，并分析了其行为对再生产实现条件的影响。[31]宋晓舒将研发费用引入扩大再生产模型，推导出了创新或消费转型时解决消费品过剩的两条途径。[32]
戴蕾和王非运用马克思的分工协作和资本流通与资本循环理论研究了产业集聚问题。[33]
乔榛跳出传统的市场失灵和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运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变迁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形式进行了解释[20][34]。王朝明、李西源提出了可根据马克思关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社会总产品方面的论述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公共产品理论的观点。[35]
任治君、牟新焱运用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对利息的变动趋势和波动进行了分析[[36]。
高峰从资本的积累过程及其基本矛盾出发，比较系统地阐释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的发展与演变规律。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矛盾，由这两种互相交织的基本矛盾所推动的资本主义演进过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非均衡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时间上的非均衡发展主要表现为不同时期的显著波动，由此反映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资本主义经济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发展表现为地域上两种类型的不平衡，即发达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前者在20 世纪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后者的总趋势是两类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异。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在深刻演变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新的特征，它表明资本主义仍具有适应生产社会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能力，同时也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并未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的腐朽性和不稳定性甚至有所加强。[37]
杨戈和杨玉生撰文指出：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对于正确分析价值自我扩张、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各种变量、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干预，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都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要区分一般生产劳动和资本生产劳动。只有在生产中所从事的劳动才是一般生产劳动;资本生产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在当代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第二产业”空前发展，在该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占总社会劳动的比例日益增长。理解包括服务部门在内的第三产业的增长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例如对利润率的影响，关键之点是区分生产性服务和非生产性服务。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服务业的新变化进行了分析。[38]
杨晓玲和邢华彬撰文对资本主义垄断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论文指出：20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产业组织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以产品的技术优势为主,技术和规模的内在统一成为垄断组织寻求市场控制力的主要方式,经济势力成为垄断势力形成的重要基础。建立在经济势力基础上的垄断势力在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垄断形式的多样化和垄断控制力的不断加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加速发展和停滞趋势都更加显著了。[39]
2. 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仍然是本年度理论界研究的重点。
马宇在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对比的基础上指出，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具有不同特点，因此，在反危机政策方面也存在区别。他通过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比较发现:在危机爆发阶段,美国采取了超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东亚国家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美国政府出台政策较少考虑外部均衡和汇率问题,而东亚国家则将稳定汇率作为重要目标,通过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美国政府直接对实体经济进行救助,而东亚国家较少救助实体经济。[40]
赵峰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转型及其内在矛盾是此次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源。他以美国为代表和例证构造了代表其经济结构的10个时间序列数据并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在宏观经济结构、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内部结构、收入分配和消费模式结构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改变，从而论证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客观性。[41]
徐崇温撰文考察了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冲击、当代资本主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表现出来的特征，以及危机后资本主义的走向。在此基础上指出,在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低潮谷底走向振兴的发展中，我们的责任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42]
张彤玉和时学成撰文指出，美国的收入差距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恶化，其背后原因与新自由主义理论思潮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论文从新自由主义的内涵、兴起的社会背景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对美国收入差距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做了阐述,论证了新自由主义是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的观点。[43]
董瑞华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进行了梳理，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有一个产生与发展过程,它经历了萌芽时期、产生时期、创立时期和发展时期,并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这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具有重大的科学理论意义和革命实践意义。[44]
李慎明主编的《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一书，从多视角对于金融危机的现状及趋势、西方思想领域的震荡以及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深远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45]
对资本主义模式的探讨
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方向受到了理论界的关注，因此，产生了一些研究资本主义模式的论著。
（1）关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反思。有学者指出，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这种不可持续性表现在经济运行、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层面上。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因此，也不能挽救新自由主义危机。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和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双重作用下，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将遭到极大削弱，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将出现多元化的局面。[46]刘仁营和左乐平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破产；金融危机后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批判和反思新自由主义；其他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福利资本主义、东亚模式资本主义和欧洲模式资本主义，都开始批判和反思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恰恰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新垄断主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从阶段性局部质变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变化的实质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破产。[47]张建刚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有赶超式、凯恩斯式、莱茵式和计划式四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它们在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经济危机和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又将引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次高潮。[48]
（2）关于美国模式的调整问题。陈宝森认为，奥巴马在竞选中打着“变革”的旗帜入主白宫，标志着美国政治钟摆自右向左的回归和美国发展模式脱离新自由主义的重塑，是美国两党政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又一个新的轮回。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发展模式的身价暴跌。谁将是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优胜者，是欧洲还是新兴经济体？看法迥异。欧美孰优孰劣的较量暂时仍然难分伯仲，还需要经过更长时期的实践检验。[49]安然和王洛忠认为，当前经济危机中流行的美国模式终结论是片面的。从现实绩效来看,经济衰退的延宕是消除泡沫、重建信心的过程,并不意味着生产能力的下降,对外部市场依赖性的暂时凸显也不表明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下降。从历史经验来看,危机-变革模式是美国模式存在、运行的常态。稳固的制度内核、周期性的体制调整和自由市场-政府干预之间的钟摆运动,确保了美国模式的生命力。面对全球经济危机中蕴藏着世界经济重构、新兴国家崛起的契机,更要客观看待、理性借鉴美国模式的经验。[50]
（3）关于日本模式。刘凤义撰文指出，战后形成的日本模式的合理内核在于，它通过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把市场经济纳入政府、企业、劳动者共同协作的创新与竞争模式之中。然而，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日本选择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作为摆脱经济困境的“良方”，导致了金融泡沫的形成、破灭和经济的长期低迷，曾经辉煌一时的日本模式走向衰落。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模式非但没有在坚持自身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倾向，加剧了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在美国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日本模式进一步陷入了危机。如今，日本模式中的合理内核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日本模式需要在削弱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从深层制度结构上进行调整。[51]刘江永认为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各界开始对美国模式和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反思。日本民主党在这种背景下上台执政，但不到9个月鸠山由纪夫首相便宣布辞职。菅直人执政后提出日本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和亚洲经济战略，而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失败后其执政地位大为削弱。未来的日本将继续反思与摸索，对日本经济回升来说，中国的重要性开始超过美国。[52]
（4）关于欧洲模式。裘元伦认为，在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沉重打击之后，在“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明显相对下降，其影响涉及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与吸引力，甚至道义力量等诸多方面。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受到普遍质疑，而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典型代表的“欧洲模式”也并未从中得益。这反映了欧洲在最近这次危机与衰退中也表现不佳，同时也反映了欧洲内外对欧盟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改革和欧洲一体化前景信心不足。但是，考虑到欧盟主要国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与潜力，欧洲一体化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欧洲模式”仍然具有巨大价值。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与联合，欧洲前途并不暗淡。[53]沈文玮和刘凤义撰文对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模式面对金融危机的调整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模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青睐。瑞典模式是战后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其合理内核在于以社会平等、充分就业和完善福利为支柱,重视阶级合作,突出强调劳动者的权利和社会地位,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经济的社会功能。20世纪80年代,瑞典模式由于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政策,致使90年代初爆发了金融危机。之后,瑞典模式在坚持自身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了及时调整,既拥护全球化,又弱化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使瑞典经济很快进入了平稳增长期。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中,瑞典模式深受影响,但也显示出了其独特的优势。瑞典模式所包含的合理内核昭示着资本主义未来调整的新方向。[54]
（5）关于福特模式和温特模式。刘刚等在论著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特制大规模生产的危机及其向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转变，引发了资本主义新一轮经济转型。研究表明，后福特制不仅表现为生产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在本质上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态。为了适应生产方式的转变，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革的重心是构建创业或创新环境，因而被称为刨业资本主义或创新国家。后福特制的兴起一方面促进了以IT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出现；另一方面又造成全球生产能力的过剩和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深化，孕育着新的经济危机的到来。[55]陶文昭认为，温特制从狭义角度指的是美国微软和英特尔这两家公司在个人电脑产业的垄断地位,从广义角度指的是信息时代的产业组织模式。它围绕产品标准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按照标准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生产,形成标准控制下的产品零部件、模块生产与最终组合。温特制是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产物,是对福特制等缺陷的克服和超越。温特制具有一定的内在合理性。中国一方面要利用温特制发展信息产业,另一方面要积极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56]
应当如何评估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状况和发展方向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认为林岗的下述概括是比较准确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受到了重视，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建设工作得到了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初步形成，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最新成果的介绍和研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非常艰巨。经济学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渐被边缘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对当代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中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盲目崇拜和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坚持不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密切联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以及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深化对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认识，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偏见、误解和超越客观历史条件下的某些理论上的局限，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构造为当代政治经济发展、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它真正成为经济学科各个应用分支的理论基础，真正保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历史地位。[57]二、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问题
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强烈冲击的历史背景下，如何认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成为了热点话题。在国际上，巨大的危机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反思，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中国制度模式的价值的重新认识。在国内，应对危机的实践过程彰显了以公有制度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特殊优势，然而随之而来的关于“国进民退”的激烈争论却清楚地反映了人们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的模糊、分歧乃至混乱。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立足于加强党的建设，提出要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这对于澄清当前存在的有关所有制改革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2010年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讨论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
（一）、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是否巩固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上升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争议在于公有制经济比重持续下降是否影响到我国所有制结构，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是否还存在。对于这一问题上，人们的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一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主体地位巩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些年来，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包括所有制改革，不仅没有削弱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总体实力，而且使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更加巩固，国有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大幅提高，国有经济牢牢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58]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还认为，公有资产不仅包括经营性资产，还包括资源性资产，判断公有制主体地位时应把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加在一起，这样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就占有明显的优势。[59]
另一观点认为，目前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并不巩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改革开放
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干扰我国发展思路，国有资产因为各种形式的“变卖”或“侵吞”而大量流失，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50%，国有经济已下降到不足30%，而且下降趋势仍在继续，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是到了必须大声疾呼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的时候了”。 [60]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严重下降，危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必须看到公有制主体地位面临的危险性。 [61]近年来很多地方只注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假以“产权改革”之名行卖公有资产之实，违背“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原则，所谓的“产权改革”，实际上完全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62]
（二）是否需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大多数学者认为，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维护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制度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根本保障。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离不开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础。脱离了这一基础，就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基，破坏社会的稳定，迷失发展的方向，丧失前进的动力，导致社会的混乱。[63]
但也有学者认为，应当根据现实情况修正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含，将以公有制为主体改为以公有制为主导或者实行社会所有制。有学者认为，党执政的基础不在于国有经济比重多少，而在于是否把握“民生、民心、民营”。理解“公降私升”的办法之一就是把基本经济制度改为“公有经济为主导”。 [64]还有学者认为，“公有制为主体”是一个数量概念，为使民营经济获得继续发展的空间，需要把“公有制为主体”改为“公有制为主导”。[65] 还有的学者认为， “社会所有制”的概念比公有制更好。持类似的观点的人还认为，公有制经济产权不清，效率低下，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应当彻底推进私有化或“民营化”，使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领域，同时加快垄断性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造就所谓“真正的市场经济”。 [66]
（三）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5年），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被剥夺，土地分给了无地的农民耕种。第二阶段（1956～1978年），人民公社体制。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逐步过渡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建立了高度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第三阶段（1979年至今），家庭承包制。逐步确立了家庭承包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家庭承包制的确立不仅解决了困扰中国人几千年的吃饭问题，而且也为我国工业现代化提供了巨大的积累资金。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弊端日益突出：所有权主体不清，权限不明；土地经营细碎化，不利于规模经营；乡村干部土地处置权过大，农民土地权益频遭侵犯；农民经营土地短期行为严重；土地弃耕、撂荒现象严重；土地流转困难；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动等。[67]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便成为学界、政策研究部门、媒体以及社会大众长期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其主要观点有两种：一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完善论；二是农村土地私有化论。
持土地集体所有完善论的温铁军认为，农地已成为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如果任由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那么其结果非但不是快速、低成本地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反而是一方面农村凋敝，小农破产，无地则反；另一方面失地农民大批涌进城市而难以就业。政策核心是在现有土地制度下通过大力推动农民的合作来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以综合性的合作社为基础，进一步组织农民协会，以此实现乡村自治。[68]陈胜祥依据农民土地所有权意识中的认知建构机理，是一种所有权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完善论”，政策的核心是要赋予并严格保护农民永久期限的稳定的土地使用权，促使农民建构起土地所有权的象征意义。贺雪峰认为，给农民更大土地权利，其结果可能恰恰会损害农民利益，这是因为更大的土地权利却往往意味着更高的集体行动成本，更少的集体妥协，更难对付“钉子户”和更加无法防止搭便车，从而使农户更难获得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因此，应该坚持现有农村土地制度。[69]崔之元指出，重庆地票交易与其他地方土地增减挂钩的区别：第一，“先补后占”而非“先占后补”，这样既可以防止只占不补或多占少补，又可以防止占优补劣；第二，“同地同价”，郊区和边远山区复垦的耕地同价，这样则大幅度提高了边远地区土地价值，使更大范围的农民受益。最为关键的是，这是在既定农村土地制度下的创新，不仅解决了城市化用地难题，而且真正实现了统筹城乡发展。[70]
持土地私有化观点的学者党国英认为，土地使用权不稳定会导致土地价值随着使用期限的临近而逐步贬值，从而造成土地交易市场的混乱，给土地规划带来麻烦，因此，核心政策是土地使用权“物权化”，即把一般情形下所有权具有的经济意义都赋予使用权，使使用权成为一种基本不受所有权限制的、可以进行多种交易和处置的财产权，即使用权永久化。[71] 文贯中认为，现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窒碍了土地市场的发育和成长空间，为政府垄断土地资源敞开大门，要想从目前僵硬的国家垄断性的土地制度中走出来，土地所有权结构一定要多元化。尊重农民意愿，允许他们退出目前的强制性土地集体所有制，携带土地单干。[72]于建嵘认为，中国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农村土地所有权虚化、农民土地使用权对所有权的权能替换和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超法律限制三大缺陷，导致国家（地方政府）征地过程中侵害农民权益的事情频频发生，使土地维权成为当前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进城的步伐，因此，需要确定农民土地的产权、尊重农民的意愿，建立土地交易制度。[73]蔡继明认为，土地的基本属性是一种生产要素或者经济资源，其产权应该按照和资本、劳动、企业家才能等其他生产要素同一的原则加以配置。要根据公益性用地和非公益性用地的划分安排土地所有权结构。公益性用地可以实行共有；非公益性用地就应该实行非公有。在农村，除了集体所有，就是农户所有。[74]吴敬琏指出，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因此，要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75]
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上尽管存在着分歧，但是就农地制度改革的内容而言，分歧不大，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对于确定土地的具体权能，如何确权，如何赋予农民更加充分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科学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尤其是如何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实践中最突出的问题，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以及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与服务，切实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为保护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提供强大的法律保障等，将是今后学术界值得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除上述三方面基本问题外，学术界对于如何界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一些具体问题也存在不同认识。对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以往的观点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到底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人们的认识不尽一致。关于什么是公有资产，有的人认为，应当仅指经营性净资产；有的人则认为，还应当包括非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还有的人认为，也应考虑到公有制经济的专利权、专有技术、商誉等无形资产。关于公有资产占优势的标准，多数人认为，至少要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超过50%甚至更多；也有人认为，公有资产的比重并没有实际意义，关键在于公有资产的质量和作用。关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目前使用了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以及维护国计民生、国民经济命脉、国家经济安全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些概念的具体含义和内容也并不是很清楚。
以公有制为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能否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关系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方向,关系着我国能否实现社会和谐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关系着我们能否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当前，社会上对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存在不少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影响着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事业的顺利推进。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重要理论提出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变化，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内容、实现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和过去相比都有了很大的不同，资本的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愈益明显的作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一些基本理论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有所发展和创新。例如，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与当代我国现实中的公有制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中资本的性质和作用？我国公有制经济存在的条件和基础是什么？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表现在哪些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有什么不同？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具体含义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指标来界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何规范国有经济的定位和功能？怎样看待国有经济的“进”与“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究竟能否兼容？国有经济是否等同于垄断？如何认识我国当下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如何处理好鼓励、支持与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不断深化和发展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推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完善。
三、关于 “中国模式”问题
近些年来，国内外对“中国模式”的关注持续升温，“中国模式”的提法也开始频繁出现在各主流媒体之中。特别是围绕着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优异表现，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度空前提高，文献大量涌现。对“中国模式”进行探讨既是对中国所取得成就的肯定性阐释，又是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进一步探索。在学界的探讨中，讨论的热点集中在中国模式的概念、内涵、意义、挑战及发展四个方面。对于这些问题，学界达成了一些共识，也存在一些争论。本年度中，学者们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新的理论成果。
关于中国模式的概念
对于是否应该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反对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道路，还不具备作为模式所必要的一些特征，[76]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尚处于探索阶段，[77]讲“模式”有定型之嫌，会造成自我满足、盲目乐观，甚至会转移改革的方向；[78]第二，中国在发展中遭遇了一系列问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79]现在仍面临着许多问题；[80]第三，“模式”一词有示范、样本的涵义，但中国并无示范之意；[81]第四，中国模式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读，这一概念没有科学地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82]
赞成的观点则认为，“中国模式”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又是恰如其分的表述。经过60年的探索和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定型的体制，完全可以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来概括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83]中国模式虽然还要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客观存在。中国模式的着眼点在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并没有自封样板以示范的意思。[84]
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并不是国外的专利，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多次提到中国模式。个别西方学者在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时，企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模式中清除掉，我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应把它与社会主义紧密联系起来。[85]
2.关于“中国模式”的内涵和特征
对于“中国模式”的内涵和特征以往的分析大体概括为两种思路：一种思路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形成的一些特殊的方式方法，如增量改革、双轨制、局部推进、先试验后推广等。另一种思路则强调，中国经济的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基本制度，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0年的讨论基本上还是围绕上述两种思路展开的。具体来说，从以下三个视角进行的阐述更加深入和充分了：
第一个角度是中国的特定国情。有学者从中国特定国情出发，认为中国模式包含四个基本要素：社会平等、贤能体制、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中性政府。[86]有些学者提出，中国模式由三个子模式构成，“国民”经济所体现的经济模式、“民本”政治体现出的政治模式和“社稷”体制体现的社会模式，这些因素充分体现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87]
第二个角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可以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发展实践”共同构成的社会发展模式。[88]从实质上来说，中国模式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有效利用市场。[89]中国模式以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为前提，依赖于一个特殊的发展型国家，是一个大众参与模式，其规范性在于它的社会主义取向。[90]中国的经济模式就是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实现市场化、全球化和工业化为基本内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的的经济模式。[91]这个模式在改革的性质、理论基础、目标、对象、依靠力量、方式、宗旨、路径、效果、前途等十个方面具有显著特征。[92]
第三个角度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相综合。有的学者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93]有些学者主张把中国模式依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来进行总结，具体来说，中国模式在经济建设上主要体现为“四主型制度”，在政治建设上体现为“三者统一、四层制度”，在文化建设上体现为“一个体系、两个主体”，在社会建设上体现为“一个格局、一个网络、四个机制”。[94]
3.关于“中国模式”的意义
对于“中国模式”的意义，学界仍然存有争论。有些学者持肯定态度，理由有如下四个方面：第一，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实现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91](P678)为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一种可效仿的模式。[95]第二，中国模式在危机中展示了出手快、出拳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调控的能力，[96]为危机治理提供了一种典范，为世界各国走出目前经济危机提供了有用的思路和政策工具。[97]第三，中国模式开阔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深化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的认识，[91](P677)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人类社会进步事业具有特殊意义[98]。第四，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具有不同意义，[77]对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发展经验问题，对西方国家则主要是价值问题。[95]
否定“中国模式”意义的理由可以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99]中国经济的成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胜利，华盛顿共识才是中国改革的核心。[100]第二类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是以强有力的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为特征，是福是祸还未定，可以被世界效仿是一种误解。[101]第三类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具有可输出性和可效仿性，单一发展模式与模式可输出理论是简单和偏颇的。[102]
关于“中国模式”面临的发展与挑战
对于“中国模式”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学界的观点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目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对市场交换的压制和控制越来越强。[103]第二类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问题源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策制定者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理论，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牺牲了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其他社会因素。[104]还有一类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目前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91](P670)经济社会发展中积累了一系列的重大不平衡，[105]所有制结构的优化、市场体制的完善、民生改善、环境保护、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问题日益突出。[89]
对于“中国模式”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学界进行了如下总结：首先，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调整国有经济结构，深化国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同时继续鼓励、引导和支持非公有经济的健康发展，破除制约非公有制发展的体制障碍；[89][91](P673)其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拉动型，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技术和新成本优势，积极建设环境友好型与节约型社会，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06][89][91] 再次，保障社会公平，逐步扭转收入分配扩大的趋势，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91](P674)[103]最后，实现自主发展，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努力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91](P675)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把“中国模式”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指向了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必须加快政治改革，逐步扩大民主，稳步实现宪政、民主和法制的目标。[107][103][93]
应该来说，学界在这一年度中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对于一些分歧也有了新的认识。但仍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不少学者详细总结了中国模式的经验和特征，但是对于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却分析不够。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概括和总结，这一理论体系体现在实践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和灵魂，中国模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国模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91](P665-666)
第二，不少学者列举了许多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模式的内在矛盾却并没有进行分析。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是结合了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变革。然而这些变革之间并非是协调一致的，而是存在一些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中国模式的内在矛盾，体现在实践中就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如何协调和处理这些变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模式发展的主线。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就是要继续探索工业化、市场化与社会主义制度变革之间有效结合的途径和方式。
第三，近些年来，新自由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并且明确表达出影响中国发展方向的政治意图。他们大肆渲染中国存在的问题，推崇“普世价值”而贬低社会主义制度，歪曲甚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许多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观点进行了驳斥，并对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和意义进行了详尽的阐释。然而不少研究对于中国模式并没有超越肯定性阐释的框架，相比之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问题进行的解释和分析就略显不足了。对于问题解释的缺失使得大量新自由主义观点占据了网络及部分主流媒体，这些现象应该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第四，不少学者提出，中国目前改革和发展的问题在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所谓“普世价值”当做改革的目标，既有悖于客观规律，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从规范党的领导体制到人民民主的实践，从推进机构改革到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到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歇。邓小平曾明确指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面貌的历史性变化充分证明，现行的政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当然，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比仍有不足和弊端，依然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循序渐进、扎实推进。[108]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把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十个结合”，并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这“十个结合”做了进一步深入的阐述。这些概括和阐述使我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相信，只要坚持正确的立场和方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中国模式的前景是广阔而光明的，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一定能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四、关于“国进民退”问题
国有经济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核心环节，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改革路径选择，一直都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近年来，我国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通过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明显改善，国有资产不断增值壮大，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不断增强，并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发挥了稳定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学界于2008年末开始掀起了一场关于所谓“国进民退”的热议。产生这场热议的背景主要是：首先，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而推出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其中国有企业占据优势，而私营企业涉及较少。其次，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不少国有企业还通过兼并、收购和重组在危机中获得了新的发展，例如宝钢重组建龙钢铁，中粮集团控股蒙牛乳业集团，国有航空公司兼并民营航空公司,国有企业大举进入房地产业，等等。另外，一些地方和行业出现了由政府推进、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重组整合事件，例如山西煤炭行业重组、山东钢铁行业的重组等。这些事件被综合概括为“国进民退”，并引发学界热议。
2010年，学界关于所谓“国进民退”的热议达到了高潮，焦点也由最初开始的对于案例的评判，进而深入到了对“国进民退”更深层面含义的争论，甚至引发了关于中国改革道路和方向的激辩。关于“国进民退”问题的热议，反映了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一部分人的利益诉求，同时也涉及到如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一些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我们予以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一）关于“国进民退”的概念与事实
对于“ 国进民退”的不同认识首先体现在对这一现象的定义上。有人把“ 国进民退”定义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总体或者某一产业、领域所占份额的扩大, 民营企业份额的缩小以致退出。 [109]有人则把“ 国进民退”理解为两种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案例的概括。还有人则把“ 国进民退”这一概念理解国家干预的扩大和国家力量的增加。而这种“一词多用”恰恰造成了对“国进民退”这一现象是否存在的不同认识。
首先是基于个案层面的争论。从微观视角看，经济刺激计划偏向国有企业以及国有企业重组民营企业等事件属于个别案例，对于这些具体案例的性质和原因，不同的人认识存在着分歧。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刺激计划主要偏向国有企业，以及国有企业能够凭借其国有“身份”更容易地获得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是导致“国进民退”的重要原因。[110]另一些人则认为，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投向国企是因为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是我国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和具备优势的领域，而国有企业的信贷优势则主要来自于其规模优势而非所有制优势。 [111] 一些人对国有企业重组民营企业提出质疑，认为不符合改革方向。另一些则相反，认为关键在于如何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应当以所有制形式来这判断是非。以争议最大的山西煤炭行业重组事件来说，山西大幅提高行业准入门槛，让有实力、产业水平高的优质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并不意味民营资本从煤炭产业的退出,而是着眼于山西煤炭生产矿难频发和资源浪费、污染严重现实的改变，“国进民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大进小退”、“优进劣退”。 [112]这样的 国进民退是为一个 更有利于大局 的总体目标服务，因而是件好事儿。[113]
其次是对于国民经济整体层面的争论。所谓“国进民退”，大都体现在微观个案中。但一些学者却认为，现在的“国进民退”不是个别事件, 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不是个别产业, 而是普及到很多重要的产业。 [114]不过，许多专家都强调，从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总的情况来看，所谓的“国进民退”并不存在，相反存在的是“民进国退”的趋势。我国国有企业在资产、利润、从业人数等方面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均不断下降。 [115] 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从数额和分布上总体也呈收缩态势。因此，不能将特定条件下个别“国进民退”的案例夸大为整体的变化。“国进民退”同“国退民进”的提法一样，都是指一种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取向与发展趋势。从这一观点看，当前所谓 “国进民退”这一现象并不存在，“国进民退”这一提法和论断无论在国家的宏观政策取向上，还是在市场竞争的微观操作层面上，或是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发展的趋势上，或是在理论与概念的准确性上，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一种主观论断。 [116]
（二）关于“国进民退”的是与非
对“国进民退”持批评态度的学者认为，“国进民退”将对中国经济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第一，导致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挤占了高效率的“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是与“民”争利，不仅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且有损整体经济效率。第二，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不利于就业和人民收入增长，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等。第三，强化了垄断，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第四，偏离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既定方向，是改革的倒退。[117]
但是，不少学者认为，这些看法带有极强的“制度性偏见”，是不正确的。第一，批评者认为私有企业效率高而国有企业效率低，因而把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看做是“不顾后果的冒进甚至赌博”，而把国有企业兼并收购私有企业说成是“低效率企业吞并高效率企业”。这种看法既无法得到理论的可信论证，也缺乏实证的检验。认为国有企业效率较低的论据，如产权不清晰、委托-代理问题、预算软约束等，有的并不是国有企业所特有的特征，有的也已经随着国有企业制度改革而成为历史，因此不能成立。[118]
第二，当前发生的一些国有企业兼并重组私有企业的案例恰恰说明所谓“国进民退”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但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而且是对以往改革的纠编。例如，山西煤炭行业的重组主要出于安全生产、资源利用等方面考虑，而其他行业所发生的数起重大并购重组案例也大都通过优化相关公司的产业链布局和区域布局,增强了企业竞争力。[119][120]
第三，批评者所谓“国进民退”强化垄断、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与完善的观点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一方面，这类观点将所有制形式与市场结构混为一谈，把国有经济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优势地位冠之为“垄断行业”、“垄断企业”。事实上，垄断作为一种市场结构状态，与所有制形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当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多数处于有效竞争之中，并不都是垄断性企业。即使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其行为是否正当也要以企业是否有“滥用市场地位”的垄断行为作为标准，而不能把国有经济的所有行为动辄扣之以“垄断”的帽子横加指责，更不能把反垄断与私有化混为一谈。[121]垄断行业深化改革的目标是通过引进竞争和产权多元化，转变机制，增强获利，以增进社会福利和提高国家竞争力，而不是要国有经济退出这些领域。[122]另一方面，在有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性部门及自然垄断产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控制和垄断，而在于谁来控制和垄断。这些部门和行业由公有制企业经营要比私有制企业能更好地体现国家的战略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123]因此，决不能以“反垄断”为借口取消国有企业。[124]
第四，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国有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完善国有经济的结构和体制，使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环境，促进国有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而绝不是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那种把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曲解为私有化，并进而把国有经济的做强做大视为改革的倒退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与我国国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的。[125]
(三)关于“国进民退”体现的深层问题
关于“国进民退”问题的争论实质和体现的深层问题，是如何认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方向，正确认识“国进民退”问题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的要求，坚持所有制改革的正确方向。
是对基本经济制度本身的正确认识
在近期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中，本来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全民所有制或国有经济被说成是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官僚资本”，而本来属于私人所有的民营经济却被说成是代表老百姓利益的“民有资本”，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正常的市场竞争则被说成是“与民争利”，并进而被夸大为“国与民”的对立。这种概念上的混淆反映了对于基本经济制度本身的模糊认识。 [124][126][12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以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在当前公有制经济比重已经大大下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公有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提高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是合理的、必要的 ,攻击“ 国进民退 ”是毫无道理的。 [126][124]
是对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正确认识
中国国有企业与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不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是为了消灭和取代旧的社会制度,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生产关系基础。 [128]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在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公有制经济在稳定宏观经济、调整经济结构、保障社会公平、维护经济安全、推动自主创新以及实现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 。[129] [130] [109] [118]因此，应当进一步发挥好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而不是削弱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那种认为国有经济应当全面退出竞争领域，国有企业限制在非竞争性领域的主张忽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 不具有可操作性,违背了我国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目标, 并且缺少政策依据，具有明显的私有化导向。 [131] [132]
是对不同所有制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渗透和共同发展的。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要寻求“国”“民”共进之道。“国进”并不意味着“民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应是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关系。 [133]而我国国有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国进”不一定意味着“民退”，二者完全可以共同发展。“重庆经验”提供了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实现“国进民也进”的互利共同发展的极好案例。[135]
另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国企业与本地企业的竞争更趋激烈，而当前我国的民营经济整体素质还不高，难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匹敌，因此在国有经济大量退出的许多产业和领域，往往被具有诸多优势的跨国公司所占据，一些民营企业面对跨国公司强大的力量和各种利益诱惑，逐步成为跨国资本的并购对象或附庸。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国有、民营与外资企业的关系，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实现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 [127]
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从案例解读到对概念的剖析，再到对这一现象结果及实质的分析和挖掘，向我们展示了“国进民退”这一主题的丰富内涵和理论价值，为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中国经济改革，特别是中国国有经济的改革提供了绝佳的素材和契机。围绕这一论题，学界在国有经济的性质、地位、效率、功能、作用、与非公经济之间的关系、与政府关系等诸多国有经济的理论问题上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为纠正包括国有企业低效论、国有企业垄断论、国有企业非竞争论、国有企业退出论、国有民营对立论等在内的种种片面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关于“国进民退”争论中，仍有一些关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国有经济改革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和研究。
首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重要理论提出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了新的重要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发展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历史阶段，实现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形成，国有经济的体制、结构和作用与过去相比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新的情况、新问题和新的矛盾不断涌现。面对这些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国有经济的理论也需有所发展和创新，如国有经济的性质和范围，国有经济“进”与 “退”的标准，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具体含义，国有经济的具体功能，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等许多重要的理论和政策问题都需要给予新的说明。而当前文献对这些重大变化关注不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其次，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如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问题，国有企业在宏观调控、技术进步以及公平分配中的具体作用，国有经济与其他所有制之间关系，等等，仅有理论的说明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实际出发，利用最新的数据和方法，对其深入而具体地实证研究。只有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才能够对相关理论结论做出具有说服力的佐证。然而，当前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在概念和理论探讨的层面，需要一批优秀实证研究的出现。
最后，从学术意义上讲，“国进民退”讨论的目的在于促进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各种所有制经济更好地发展，因此，如何利用好这样的理论契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上取得更多的理论进步，特别是为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的制度建设以及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和政策建议上有所创新，应当成为“国进民退”讨论的意义所在。当前的讨论在这些论题上着墨较少，也是这场讨论至今为止的一个遗憾。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改革的进步一深入，围绕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关于国有经济改革、国有经济与其他非公经济之间的关系、“国进民退”等主题的讨论仍将继续，我们期待这些讨论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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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巍）
相关专题 · 《政治经济学评论》
[编者按]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推动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探讨，更好地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服务，从今年起，我们将开展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的研究工作。报告主要汇集和反映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进展，探讨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
本年度报告包括如下若干专题：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
二．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问题；
三．关于“中国模式”问题；
四．关于“国进民退”问题；
五．关于收入分配问题；
六．关于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状况；
七．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
八．关于经济危机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九．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问题；
十．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介绍与研究。
关键词：中国、政治经济学、报告
作者：张宇、邱海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思潮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经济在危机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力量，同时也面临着深刻的转型。深刻而重大的历史变革将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引起了深刻反思，激发了热烈的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如何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看待“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如何正确认识关于“国进民退”问题的争论？如何完善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切实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如何科学认识当前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展的状况？如何认识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变化趋势？如何全面准确认识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如何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介绍？等等。2010年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围绕着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取得了积极进展，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创新的基础，201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主要成果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三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指南。在新中国建立60年后的今天，中国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更加有利的机遇，肩负着更加重要的职责。2010年1月在《政治经济学评论》创刊之际，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为主题展开讨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宋涛指出，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刘国光提出，在实践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刘诗白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加深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市场经济的运行理论的研究。谷书堂指出，要慎重研究怎样妥善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胡钧指出，要不断深化和完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吴宣恭指出，要从生产关系的主导因素探讨中国经济学的主线。洪远朋指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要坚持，二要澄清，三要发展。吴易风指出，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必须清醒地看到它有两面性：一是阶级性，二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某种实用主义性。刘海藩指出，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商品经济理论。洪银兴指出，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顾海良指出，要把握真谛，着力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程恩富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呈现出五大科学发展态势：一是注重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政策探讨；二是注重对经济学原理的超越性发展；三是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表达和分析；四是注重用现代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五是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林岗指出，在新时期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应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二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三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化；四是坚持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代言人的立场；五是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六是重视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七是在增强国际性中发扬中国特点和民族风骨。刘伟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至少要在以下三个基本命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一，如何认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和批判性？第二，如何认识所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第三，以怎样的制度方式推动资源配置趋于均衡状态？以上的这些讨论对于在新的时期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无疑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卫兴华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研究与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了评述，主张应分清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异同；主张用生产力多要素论突破二要素与三要素之争，主张生产力的发展有其内在动力；主张拓宽生产关系的内涵；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市场调节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进行分析；对由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曲折复杂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以还原其历史本来面貌的视角进行阐述与评析。
逄锦聚提出，新中国成立60 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为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使中国经济学在服务和引领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四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坚持指导理论的一元化和知识来源的多元化；二是从本国实际出发，致力于改革创新与学习借鉴别国理论；三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与引领经济社会前进；四是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与学者的自尊自励。
邱海平撰文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缺陷是，没有将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内容进行科学的区分，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与照搬其中的个别结论相混淆，从而导致了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矛盾。因此，必须以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为背景和出发点，把国家确立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进而展开对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各种所有制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重新说明，而这正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创新点。另外，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还必须进一步克服方法论上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上的不规范等主要缺陷。[2]
新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也反映了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不断发展。刘诗白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第二版）》密切结合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新现实，密切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进程，力求及时地反映出新的观点、新的资料。[3]何自力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探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的前提下注重面向现实，对价值理论、全球化、经济危机、就业、分配和劳资关系、生态问题、国家理论等诸多理论热点进行了探讨。[4]卫兴华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是为国内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所编写的最新教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的新进展。[5]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的基础理论。2010年，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做了新的探讨。邰丽华、陈翔云分析了人们在劳动价值论上的认识分歧之所以产生的内在原因，并指出了这一理论未来发展的方向。[6]蔡继明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和斯拉法价值论的核心理念，推广价值创造的主体，提出了“广义价值论”。[7]何炼成探讨了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和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具体劳动类型的划分、价值的源泉等一系列存在争议的重要问题。[8]鲁品越、桂徽，杨戈、杨玉生、朱正国、李翀等分别对创新型劳动、[9]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10]两个“必要劳动时间”[11]和垄断价格的形成 [12] 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在关于转形问题的研究中，荣兆梓[13]批判了萨缪尔森模型中不恰当的劳动消耗系数，指出西方经济学由于未能真正理解劳动价值理论的深刻内涵，错误地建立了转形理论的公式推导。丁堡俊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关于转形理论的分歧，强调应将平均利润公式作为转形分析的不变性方程。[14]冯金华从偏离系数的概念出发，对既有转形模型进行了重新审视，质疑了转形问题本身的存在性。[11][15]
2010年，三位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著名学者的新成果引人瞩目。在《产权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吴易风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进行了系统地梳理与比较研究，并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和路径提出了政策建议。[16]在《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一书中，吴易风教授通过分析当前危机的起因、发展轨迹和根源，提出了对西方经济学的质疑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再认识，对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进行了分析和评论。[17]洪远朋教授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及其发展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资本问题、剩余价值问题、地租问题以及经济周期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新思维”的构想。[18]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吴宣恭文集》集中了吴宣恭教授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吴宣恭文集》分为上册（产权·价值·分配）和下册（改革·发展·理论）两个部分，包括“所有制与产权理论研究”、“商品经济与价值理论研究”、“分配关系研究”、“所有制改革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理论建设”六大篇章，收录了吴宣恭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的78篇论文，这些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程和进展。[19]
对于如何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们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在许多重要理论的认识上，历来就存在着分歧和争论，这种争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2010年，围绕着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假设问题展开的争论很有意义，值得重视。近年来，程恩富多次提出并强调，创新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具有的四大理论假设，即“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已和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对于程恩富提出的这四大假设，陈文通提出了商榷。陈文通指出，对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如何认识，有四种观点值得注意：一是教条主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试图把被“左”的思想曲解了的马克思经济理论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宣布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力图以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三是在改革的名义下，削足适履地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经济范畴和经济理论；四是在创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名义下，力图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融合起来。程恩富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大体属于第四种观点，这四个假设涉及价值的本质和源泉、经济活动中的人的本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旨在确立“三个超越”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地位，而实际上则是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融入到西方经济学的框架中。 [20]对于陈文通的质疑，余斌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不能听任现代西方经济学躲在由范式和假设等构成的堡垒中攻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程恩富为代表的国内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超越马克思主义传统经济学观点，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途径，并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展开了正面的论战，对这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探索工作不能横加指责。[21]刘凤义则认为，假设是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假设运用上有三个基本特征，即唯物性、层次性和开放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假设运用的这三个维度构成了一个立体化的方法论体系。[22]上述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假设运用的讨论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集中体现，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2010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继续取得进展，一批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材陆续出版，如李丰才所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崔建华所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3版)》、夏永祥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3版)、程恩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第3版) 》等。[23]
何炼成和李忠民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角度和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三个产业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4]。
李太淼所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论》一书，就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经济制度这一问题，从自然资源和环境产权制度、国有企业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等若干方面进行了探讨 。[25]
刘永佶所著《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一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洪银兴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为起点，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包括经济转型、市场秩序的建设、宏观调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等。[26]
汤吉军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的双重补偿理论分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结合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重视投资成本补偿机制和价值实现管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27]
王晓林和石晶莹就科学发展观对于“政治经济学而言是核心概念还是外生概念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总结了各种不同言论的“重叠共识”的基础上，认为应当通过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范畴融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夯实其理论基础。[2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也在不断涌现。当前，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面临着不少复杂的难题。刘国光在近期发表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29]一文，紧密结合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对这些难题做了深入的探讨，主要包括：（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人们通常讲，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就是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广大人民是划分为阶级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能不能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呢？（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按党的有关文件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过，当前有一个理论上的疑难问题，就是出现了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现象，同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那么，应当如何解释这些问题与“主要矛盾”的关系呢？（3）不同于其他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社会主义本质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等社会制度的最根本的特征。这个论述就生产关系来说是正确的，但不能完整地解释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那次讲的社会主义本质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解决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之间的矛盾呢?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共同的社会生产中，国民经济要实行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改革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不能丢掉公有制下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运用计划手段指导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所在。除了上述问题外，刘国光先生还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收入分配改革等重要问题也作了深入分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刘国光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和发表的看法，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和高度重视的。
（三）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对于有效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围绕着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和趋势，中国学者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理论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
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利润率变化和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范畴，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于以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为基础，解释资本积累、经济波动以及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的动态过程。在这一问题上，2010年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谢富胜、李安和朱安东等把利润率作为综合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一个核心指标，并将劳资斗争、价值实现和有机构成因素综合起来，以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解释利润率波动或下降的根源；同时加入马克思主义的货币、信用和金融危机理论，利用对美国非金融部门和金融部门利润率变化的经验数据完整地分析了新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机理与过程。[30]
齐新宇和徐志俊在马克思再生产基本模型（假设存在资本家和工人两大经济主体）的基础上加入了政府部门，并分析了其行为对再生产实现条件的影响。[31]宋晓舒将研发费用引入扩大再生产模型，推导出了创新或消费转型时解决消费品过剩的两条途径。[32]
戴蕾和王非运用马克思的分工协作和资本流通与资本循环理论研究了产业集聚问题。[33]
乔榛跳出传统的市场失灵和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运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变迁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形式进行了解释[20][34]。王朝明、李西源提出了可根据马克思关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社会总产品方面的论述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公共产品理论的观点。[35]
任治君、牟新焱运用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对利息的变动趋势和波动进行了分析[[36]。
高峰从资本的积累过程及其基本矛盾出发，比较系统地阐释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的发展与演变规律。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矛盾，由这两种互相交织的基本矛盾所推动的资本主义演进过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非均衡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时间上的非均衡发展主要表现为不同时期的显著波动，由此反映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资本主义经济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发展表现为地域上两种类型的不平衡，即发达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前者在20 世纪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后者的总趋势是两类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异。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在深刻演变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新的特征，它表明资本主义仍具有适应生产社会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能力，同时也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并未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的腐朽性和不稳定性甚至有所加强。[37]
杨戈和杨玉生撰文指出：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对于正确分析价值自我扩张、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各种变量、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干预，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都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要区分一般生产劳动和资本生产劳动。只有在生产中所从事的劳动才是一般生产劳动;资本生产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在当代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第二产业”空前发展，在该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占总社会劳动的比例日益增长。理解包括服务部门在内的第三产业的增长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例如对利润率的影响，关键之点是区分生产性服务和非生产性服务。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服务业的新变化进行了分析。[38]
杨晓玲和邢华彬撰文对资本主义垄断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论文指出：20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产业组织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以产品的技术优势为主,技术和规模的内在统一成为垄断组织寻求市场控制力的主要方式,经济势力成为垄断势力形成的重要基础。建立在经济势力基础上的垄断势力在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垄断形式的多样化和垄断控制力的不断加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加速发展和停滞趋势都更加显著了。[39]
2. 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仍然是本年度理论界研究的重点。
马宇在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对比的基础上指出，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具有不同特点，因此，在反危机政策方面也存在区别。他通过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比较发现:在危机爆发阶段,美国采取了超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东亚国家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美国政府出台政策较少考虑外部均衡和汇率问题,而东亚国家则将稳定汇率作为重要目标,通过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美国政府直接对实体经济进行救助,而东亚国家较少救助实体经济。[40]
赵峰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转型及其内在矛盾是此次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源。他以美国为代表和例证构造了代表其经济结构的10个时间序列数据并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在宏观经济结构、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内部结构、收入分配和消费模式结构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改变，从而论证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客观性。[41]
徐崇温撰文考察了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冲击、当代资本主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表现出来的特征，以及危机后资本主义的走向。在此基础上指出,在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低潮谷底走向振兴的发展中，我们的责任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42]
张彤玉和时学成撰文指出，美国的收入差距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恶化，其背后原因与新自由主义理论思潮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论文从新自由主义的内涵、兴起的社会背景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对美国收入差距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做了阐述,论证了新自由主义是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的观点。[43]
董瑞华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进行了梳理，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有一个产生与发展过程,它经历了萌芽时期、产生时期、创立时期和发展时期,并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这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具有重大的科学理论意义和革命实践意义。[44]
李慎明主编的《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一书，从多视角对于金融危机的现状及趋势、西方思想领域的震荡以及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深远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45]
对资本主义模式的探讨
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方向受到了理论界的关注，因此，产生了一些研究资本主义模式的论著。
（1）关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反思。有学者指出，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这种不可持续性表现在经济运行、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层面上。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因此，也不能挽救新自由主义危机。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和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双重作用下，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将遭到极大削弱，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将出现多元化的局面。[46]刘仁营和左乐平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破产；金融危机后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批判和反思新自由主义；其他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福利资本主义、东亚模式资本主义和欧洲模式资本主义，都开始批判和反思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恰恰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新垄断主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从阶段性局部质变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变化的实质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破产。[47]张建刚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有赶超式、凯恩斯式、莱茵式和计划式四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它们在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经济危机和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又将引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次高潮。[48]
（2）关于美国模式的调整问题。陈宝森认为，奥巴马在竞选中打着“变革”的旗帜入主白宫，标志着美国政治钟摆自右向左的回归和美国发展模式脱离新自由主义的重塑，是美国两党政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又一个新的轮回。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发展模式的身价暴跌。谁将是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优胜者，是欧洲还是新兴经济体？看法迥异。欧美孰优孰劣的较量暂时仍然难分伯仲，还需要经过更长时期的实践检验。[49]安然和王洛忠认为，当前经济危机中流行的美国模式终结论是片面的。从现实绩效来看,经济衰退的延宕是消除泡沫、重建信心的过程,并不意味着生产能力的下降,对外部市场依赖性的暂时凸显也不表明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下降。从历史经验来看,危机-变革模式是美国模式存在、运行的常态。稳固的制度内核、周期性的体制调整和自由市场-政府干预之间的钟摆运动,确保了美国模式的生命力。面对全球经济危机中蕴藏着世界经济重构、新兴国家崛起的契机,更要客观看待、理性借鉴美国模式的经验。[50]
（3）关于日本模式。刘凤义撰文指出，战后形成的日本模式的合理内核在于，它通过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把市场经济纳入政府、企业、劳动者共同协作的创新与竞争模式之中。然而，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日本选择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作为摆脱经济困境的“良方”，导致了金融泡沫的形成、破灭和经济的长期低迷，曾经辉煌一时的日本模式走向衰落。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模式非但没有在坚持自身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倾向，加剧了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在美国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日本模式进一步陷入了危机。如今，日本模式中的合理内核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日本模式需要在削弱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从深层制度结构上进行调整。[51]刘江永认为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各界开始对美国模式和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反思。日本民主党在这种背景下上台执政，但不到9个月鸠山由纪夫首相便宣布辞职。菅直人执政后提出日本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和亚洲经济战略，而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失败后其执政地位大为削弱。未来的日本将继续反思与摸索，对日本经济回升来说，中国的重要性开始超过美国。[52]
（4）关于欧洲模式。裘元伦认为，在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沉重打击之后，在“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明显相对下降，其影响涉及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与吸引力，甚至道义力量等诸多方面。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受到普遍质疑，而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典型代表的“欧洲模式”也并未从中得益。这反映了欧洲在最近这次危机与衰退中也表现不佳，同时也反映了欧洲内外对欧盟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改革和欧洲一体化前景信心不足。但是，考虑到欧盟主要国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与潜力，欧洲一体化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欧洲模式”仍然具有巨大价值。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与联合，欧洲前途并不暗淡。[53]沈文玮和刘凤义撰文对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模式面对金融危机的调整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模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青睐。瑞典模式是战后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其合理内核在于以社会平等、充分就业和完善福利为支柱,重视阶级合作,突出强调劳动者的权利和社会地位,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经济的社会功能。20世纪80年代,瑞典模式由于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政策,致使90年代初爆发了金融危机。之后,瑞典模式在坚持自身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了及时调整,既拥护全球化,又弱化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使瑞典经济很快进入了平稳增长期。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中,瑞典模式深受影响,但也显示出了其独特的优势。瑞典模式所包含的合理内核昭示着资本主义未来调整的新方向。[54]
（5）关于福特模式和温特模式。刘刚等在论著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特制大规模生产的危机及其向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转变，引发了资本主义新一轮经济转型。研究表明，后福特制不仅表现为生产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在本质上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态。为了适应生产方式的转变，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革的重心是构建创业或创新环境，因而被称为刨业资本主义或创新国家。后福特制的兴起一方面促进了以IT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出现；另一方面又造成全球生产能力的过剩和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深化，孕育着新的经济危机的到来。[55]陶文昭认为，温特制从狭义角度指的是美国微软和英特尔这两家公司在个人电脑产业的垄断地位,从广义角度指的是信息时代的产业组织模式。它围绕产品标准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按照标准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生产,形成标准控制下的产品零部件、模块生产与最终组合。温特制是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产物,是对福特制等缺陷的克服和超越。温特制具有一定的内在合理性。中国一方面要利用温特制发展信息产业,另一方面要积极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56]
应当如何评估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状况和发展方向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认为林岗的下述概括是比较准确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受到了重视，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建设工作得到了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初步形成，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最新成果的介绍和研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非常艰巨。经济学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渐被边缘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对当代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中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盲目崇拜和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坚持不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密切联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以及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深化对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认识，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偏见、误解和超越客观历史条件下的某些理论上的局限，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构造为当代政治经济发展、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它真正成为经济学科各个应用分支的理论基础，真正保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历史地位。[57]二、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问题
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强烈冲击的历史背景下，如何认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成为了热点话题。在国际上，巨大的危机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反思，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中国制度模式的价值的重新认识。在国内，应对危机的实践过程彰显了以公有制度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特殊优势，然而随之而来的关于“国进民退”的激烈争论却清楚地反映了人们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的模糊、分歧乃至混乱。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立足于加强党的建设，提出要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这对于澄清当前存在的有关所有制改革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2010年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讨论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
（一）、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是否巩固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上升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争议在于公有制经济比重持续下降是否影响到我国所有制结构，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是否还存在。对于这一问题上，人们的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一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主体地位巩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些年来，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包括所有制改革，不仅没有削弱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总体实力，而且使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更加巩固，国有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大幅提高，国有经济牢牢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58]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还认为，公有资产不仅包括经营性资产，还包括资源性资产，判断公有制主体地位时应把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加在一起，这样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就占有明显的优势。[59]
另一观点认为，目前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并不巩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改革开放
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干扰我国发展思路，国有资产因为各种形式的“变卖”或“侵吞”而大量流失，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50%，国有经济已下降到不足30%，而且下降趋势仍在继续，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是到了必须大声疾呼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的时候了”。 [60]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严重下降，危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必须看到公有制主体地位面临的危险性。 [61]近年来很多地方只注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假以“产权改革”之名行卖公有资产之实，违背“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原则，所谓的“产权改革”，实际上完全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62]
（二）是否需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大多数学者认为，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维护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制度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根本保障。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离不开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础。脱离了这一基础，就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基，破坏社会的稳定，迷失发展的方向，丧失前进的动力，导致社会的混乱。[63]
但也有学者认为，应当根据现实情况修正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含，将以公有制为主体改为以公有制为主导或者实行社会所有制。有学者认为，党执政的基础不在于国有经济比重多少，而在于是否把握“民生、民心、民营”。理解“公降私升”的办法之一就是把基本经济制度改为“公有经济为主导”。 [64]还有学者认为，“公有制为主体”是一个数量概念，为使民营经济获得继续发展的空间，需要把“公有制为主体”改为“公有制为主导”。[65] 还有的学者认为， “社会所有制”的概念比公有制更好。持类似的观点的人还认为，公有制经济产权不清，效率低下，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应当彻底推进私有化或“民营化”，使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领域，同时加快垄断性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造就所谓“真正的市场经济”。 [66]
（三）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5年），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被剥夺，土地分给了无地的农民耕种。第二阶段（1956～1978年），人民公社体制。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逐步过渡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建立了高度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第三阶段（1979年至今），家庭承包制。逐步确立了家庭承包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家庭承包制的确立不仅解决了困扰中国人几千年的吃饭问题，而且也为我国工业现代化提供了巨大的积累资金。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弊端日益突出：所有权主体不清，权限不明；土地经营细碎化，不利于规模经营；乡村干部土地处置权过大，农民土地权益频遭侵犯；农民经营土地短期行为严重；土地弃耕、撂荒现象严重；土地流转困难；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动等。[67]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便成为学界、政策研究部门、媒体以及社会大众长期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其主要观点有两种：一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完善论；二是农村土地私有化论。
持土地集体所有完善论的温铁军认为，农地已成为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如果任由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那么其结果非但不是快速、低成本地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反而是一方面农村凋敝，小农破产，无地则反；另一方面失地农民大批涌进城市而难以就业。政策核心是在现有土地制度下通过大力推动农民的合作来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以综合性的合作社为基础，进一步组织农民协会，以此实现乡村自治。[68]陈胜祥依据农民土地所有权意识中的认知建构机理，是一种所有权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完善论”，政策的核心是要赋予并严格保护农民永久期限的稳定的土地使用权，促使农民建构起土地所有权的象征意义。贺雪峰认为，给农民更大土地权利，其结果可能恰恰会损害农民利益，这是因为更大的土地权利却往往意味着更高的集体行动成本，更少的集体妥协，更难对付“钉子户”和更加无法防止搭便车，从而使农户更难获得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因此，应该坚持现有农村土地制度。[69]崔之元指出，重庆地票交易与其他地方土地增减挂钩的区别：第一，“先补后占”而非“先占后补”，这样既可以防止只占不补或多占少补，又可以防止占优补劣；第二，“同地同价”，郊区和边远山区复垦的耕地同价，这样则大幅度提高了边远地区土地价值，使更大范围的农民受益。最为关键的是，这是在既定农村土地制度下的创新，不仅解决了城市化用地难题，而且真正实现了统筹城乡发展。[70]
持土地私有化观点的学者党国英认为，土地使用权不稳定会导致土地价值随着使用期限的临近而逐步贬值，从而造成土地交易市场的混乱，给土地规划带来麻烦，因此，核心政策是土地使用权“物权化”，即把一般情形下所有权具有的经济意义都赋予使用权，使使用权成为一种基本不受所有权限制的、可以进行多种交易和处置的财产权，即使用权永久化。[71] 文贯中认为，现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窒碍了土地市场的发育和成长空间，为政府垄断土地资源敞开大门，要想从目前僵硬的国家垄断性的土地制度中走出来，土地所有权结构一定要多元化。尊重农民意愿，允许他们退出目前的强制性土地集体所有制，携带土地单干。[72]于建嵘认为，中国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农村土地所有权虚化、农民土地使用权对所有权的权能替换和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超法律限制三大缺陷，导致国家（地方政府）征地过程中侵害农民权益的事情频频发生，使土地维权成为当前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进城的步伐，因此，需要确定农民土地的产权、尊重农民的意愿，建立土地交易制度。[73]蔡继明认为，土地的基本属性是一种生产要素或者经济资源，其产权应该按照和资本、劳动、企业家才能等其他生产要素同一的原则加以配置。要根据公益性用地和非公益性用地的划分安排土地所有权结构。公益性用地可以实行共有；非公益性用地就应该实行非公有。在农村，除了集体所有，就是农户所有。[74]吴敬琏指出，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因此，要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75]
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上尽管存在着分歧，但是就农地制度改革的内容而言，分歧不大，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对于确定土地的具体权能，如何确权，如何赋予农民更加充分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科学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尤其是如何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实践中最突出的问题，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以及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与服务，切实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为保护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提供强大的法律保障等，将是今后学术界值得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除上述三方面基本问题外，学术界对于如何界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一些具体问题也存在不同认识。对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以往的观点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到底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人们的认识不尽一致。关于什么是公有资产，有的人认为，应当仅指经营性净资产；有的人则认为，还应当包括非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还有的人认为，也应考虑到公有制经济的专利权、专有技术、商誉等无形资产。关于公有资产占优势的标准，多数人认为，至少要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超过50%甚至更多；也有人认为，公有资产的比重并没有实际意义，关键在于公有资产的质量和作用。关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目前使用了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以及维护国计民生、国民经济命脉、国家经济安全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些概念的具体含义和内容也并不是很清楚。
以公有制为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能否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关系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方向,关系着我国能否实现社会和谐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关系着我们能否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当前，社会上对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存在不少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影响着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事业的顺利推进。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重要理论提出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变化，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内容、实现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和过去相比都有了很大的不同，资本的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愈益明显的作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一些基本理论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有所发展和创新。例如，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与当代我国现实中的公有制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中资本的性质和作用？我国公有制经济存在的条件和基础是什么？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表现在哪些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有什么不同？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具体含义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指标来界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何规范国有经济的定位和功能？怎样看待国有经济的“进”与“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究竟能否兼容？国有经济是否等同于垄断？如何认识我国当下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如何处理好鼓励、支持与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不断深化和发展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推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完善。
三、关于 “中国模式”问题
近些年来，国内外对“中国模式”的关注持续升温，“中国模式”的提法也开始频繁出现在各主流媒体之中。特别是围绕着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优异表现，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度空前提高，文献大量涌现。对“中国模式”进行探讨既是对中国所取得成就的肯定性阐释，又是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进一步探索。在学界的探讨中，讨论的热点集中在中国模式的概念、内涵、意义、挑战及发展四个方面。对于这些问题，学界达成了一些共识，也存在一些争论。本年度中，学者们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新的理论成果。
关于中国模式的概念
对于是否应该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反对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道路，还不具备作为模式所必要的一些特征，[76]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尚处于探索阶段，[77]讲“模式”有定型之嫌，会造成自我满足、盲目乐观，甚至会转移改革的方向；[78]第二，中国在发展中遭遇了一系列问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79]现在仍面临着许多问题；[80]第三，“模式”一词有示范、样本的涵义，但中国并无示范之意；[81]第四，中国模式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读，这一概念没有科学地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82]
赞成的观点则认为，“中国模式”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又是恰如其分的表述。经过60年的探索和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定型的体制，完全可以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来概括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83]中国模式虽然还要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客观存在。中国模式的着眼点在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并没有自封样板以示范的意思。[84]
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并不是国外的专利，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多次提到中国模式。个别西方学者在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时，企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模式中清除掉，我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应把它与社会主义紧密联系起来。[85]
2.关于“中国模式”的内涵和特征
对于“中国模式”的内涵和特征以往的分析大体概括为两种思路：一种思路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形成的一些特殊的方式方法，如增量改革、双轨制、局部推进、先试验后推广等。另一种思路则强调，中国经济的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基本制度，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0年的讨论基本上还是围绕上述两种思路展开的。具体来说，从以下三个视角进行的阐述更加深入和充分了：
第一个角度是中国的特定国情。有学者从中国特定国情出发，认为中国模式包含四个基本要素：社会平等、贤能体制、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中性政府。[86]有些学者提出，中国模式由三个子模式构成，“国民”经济所体现的经济模式、“民本”政治体现出的政治模式和“社稷”体制体现的社会模式，这些因素充分体现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87]
第二个角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可以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发展实践”共同构成的社会发展模式。[88]从实质上来说，中国模式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有效利用市场。[89]中国模式以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为前提，依赖于一个特殊的发展型国家，是一个大众参与模式，其规范性在于它的社会主义取向。[90]中国的经济模式就是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实现市场化、全球化和工业化为基本内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的的经济模式。[91]这个模式在改革的性质、理论基础、目标、对象、依靠力量、方式、宗旨、路径、效果、前途等十个方面具有显著特征。[92]
第三个角度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相综合。有的学者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93]有些学者主张把中国模式依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来进行总结，具体来说，中国模式在经济建设上主要体现为“四主型制度”，在政治建设上体现为“三者统一、四层制度”，在文化建设上体现为“一个体系、两个主体”，在社会建设上体现为“一个格局、一个网络、四个机制”。[94]
3.关于“中国模式”的意义
对于“中国模式”的意义，学界仍然存有争论。有些学者持肯定态度，理由有如下四个方面：第一，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实现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91](P678)为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一种可效仿的模式。[95]第二，中国模式在危机中展示了出手快、出拳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调控的能力，[96]为危机治理提供了一种典范，为世界各国走出目前经济危机提供了有用的思路和政策工具。[97]第三，中国模式开阔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深化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的认识，[91](P677)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人类社会进步事业具有特殊意义[98]。第四，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具有不同意义，[77]对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发展经验问题，对西方国家则主要是价值问题。[95]
否定“中国模式”意义的理由可以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99]中国经济的成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胜利，华盛顿共识才是中国改革的核心。[100]第二类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是以强有力的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为特征，是福是祸还未定，可以被世界效仿是一种误解。[101]第三类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具有可输出性和可效仿性，单一发展模式与模式可输出理论是简单和偏颇的。[102]
关于“中国模式”面临的发展与挑战
对于“中国模式”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学界的观点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目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对市场交换的压制和控制越来越强。[103]第二类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问题源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策制定者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理论，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牺牲了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其他社会因素。[104]还有一类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目前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91](P670)经济社会发展中积累了一系列的重大不平衡，[105]所有制结构的优化、市场体制的完善、民生改善、环境保护、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问题日益突出。[89]
对于“中国模式”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学界进行了如下总结：首先，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调整国有经济结构，深化国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同时继续鼓励、引导和支持非公有经济的健康发展，破除制约非公有制发展的体制障碍；[89][91](P673)其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拉动型，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技术和新成本优势，积极建设环境友好型与节约型社会，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06][89][91] 再次，保障社会公平，逐步扭转收入分配扩大的趋势，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91](P674)[103]最后，实现自主发展，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努力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91](P675)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把“中国模式”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指向了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必须加快政治改革，逐步扩大民主，稳步实现宪政、民主和法制的目标。[107][103][93]
应该来说，学界在这一年度中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对于一些分歧也有了新的认识。但仍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不少学者详细总结了中国模式的经验和特征，但是对于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却分析不够。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概括和总结，这一理论体系体现在实践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和灵魂，中国模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国模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91](P665-666)
第二，不少学者列举了许多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模式的内在矛盾却并没有进行分析。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是结合了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变革。然而这些变革之间并非是协调一致的，而是存在一些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中国模式的内在矛盾，体现在实践中就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如何协调和处理这些变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模式发展的主线。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就是要继续探索工业化、市场化与社会主义制度变革之间有效结合的途径和方式。
第三，近些年来，新自由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并且明确表达出影响中国发展方向的政治意图。他们大肆渲染中国存在的问题，推崇“普世价值”而贬低社会主义制度，歪曲甚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许多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观点进行了驳斥，并对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和意义进行了详尽的阐释。然而不少研究对于中国模式并没有超越肯定性阐释的框架，相比之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问题进行的解释和分析就略显不足了。对于问题解释的缺失使得大量新自由主义观点占据了网络及部分主流媒体，这些现象应该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第四，不少学者提出，中国目前改革和发展的问题在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所谓“普世价值”当做改革的目标，既有悖于客观规律，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从规范党的领导体制到人民民主的实践，从推进机构改革到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到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歇。邓小平曾明确指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面貌的历史性变化充分证明，现行的政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当然，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比仍有不足和弊端，依然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循序渐进、扎实推进。[108]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把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十个结合”，并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这“十个结合”做了进一步深入的阐述。这些概括和阐述使我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相信，只要坚持正确的立场和方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中国模式的前景是广阔而光明的，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一定能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四、关于“国进民退”问题
国有经济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核心环节，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改革路径选择，一直都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近年来，我国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通过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明显改善，国有资产不断增值壮大，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不断增强，并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发挥了稳定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学界于2008年末开始掀起了一场关于所谓“国进民退”的热议。产生这场热议的背景主要是：首先，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而推出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其中国有企业占据优势，而私营企业涉及较少。其次，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不少国有企业还通过兼并、收购和重组在危机中获得了新的发展，例如宝钢重组建龙钢铁，中粮集团控股蒙牛乳业集团，国有航空公司兼并民营航空公司,国有企业大举进入房地产业，等等。另外，一些地方和行业出现了由政府推进、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重组整合事件，例如山西煤炭行业重组、山东钢铁行业的重组等。这些事件被综合概括为“国进民退”，并引发学界热议。
2010年，学界关于所谓“国进民退”的热议达到了高潮，焦点也由最初开始的对于案例的评判，进而深入到了对“国进民退”更深层面含义的争论，甚至引发了关于中国改革道路和方向的激辩。关于“国进民退”问题的热议，反映了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一部分人的利益诉求，同时也涉及到如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一些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我们予以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一）关于“国进民退”的概念与事实
对于“ 国进民退”的不同认识首先体现在对这一现象的定义上。有人把“ 国进民退”定义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总体或者某一产业、领域所占份额的扩大, 民营企业份额的缩小以致退出。 [109]有人则把“ 国进民退”理解为两种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案例的概括。还有人则把“ 国进民退”这一概念理解国家干预的扩大和国家力量的增加。而这种“一词多用”恰恰造成了对“国进民退”这一现象是否存在的不同认识。
首先是基于个案层面的争论。从微观视角看，经济刺激计划偏向国有企业以及国有企业重组民营企业等事件属于个别案例，对于这些具体案例的性质和原因，不同的人认识存在着分歧。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刺激计划主要偏向国有企业，以及国有企业能够凭借其国有“身份”更容易地获得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是导致“国进民退”的重要原因。[110]另一些人则认为，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投向国企是因为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是我国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和具备优势的领域，而国有企业的信贷优势则主要来自于其规模优势而非所有制优势。 [111] 一些人对国有企业重组民营企业提出质疑，认为不符合改革方向。另一些则相反，认为关键在于如何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应当以所有制形式来这判断是非。以争议最大的山西煤炭行业重组事件来说，山西大幅提高行业准入门槛，让有实力、产业水平高的优质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并不意味民营资本从煤炭产业的退出,而是着眼于山西煤炭生产矿难频发和资源浪费、污染严重现实的改变，“国进民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大进小退”、“优进劣退”。 [112]这样的 国进民退是为一个 更有利于大局 的总体目标服务，因而是件好事儿。[113]
其次是对于国民经济整体层面的争论。所谓“国进民退”，大都体现在微观个案中。但一些学者却认为，现在的“国进民退”不是个别事件, 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不是个别产业, 而是普及到很多重要的产业。 [114]不过，许多专家都强调，从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总的情况来看，所谓的“国进民退”并不存在，相反存在的是“民进国退”的趋势。我国国有企业在资产、利润、从业人数等方面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均不断下降。 [115] 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从数额和分布上总体也呈收缩态势。因此，不能将特定条件下个别“国进民退”的案例夸大为整体的变化。“国进民退”同“国退民进”的提法一样，都是指一种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取向与发展趋势。从这一观点看，当前所谓 “国进民退”这一现象并不存在，“国进民退”这一提法和论断无论在国家的宏观政策取向上，还是在市场竞争的微观操作层面上，或是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发展的趋势上，或是在理论与概念的准确性上，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一种主观论断。 [116]
（二）关于“国进民退”的是与非
对“国进民退”持批评态度的学者认为，“国进民退”将对中国经济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第一，导致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挤占了高效率的“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是与“民”争利，不仅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且有损整体经济效率。第二，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不利于就业和人民收入增长，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等。第三，强化了垄断，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第四，偏离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既定方向，是改革的倒退。[117]
但是，不少学者认为，这些看法带有极强的“制度性偏见”，是不正确的。第一，批评者认为私有企业效率高而国有企业效率低，因而把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看做是“不顾后果的冒进甚至赌博”，而把国有企业兼并收购私有企业说成是“低效率企业吞并高效率企业”。这种看法既无法得到理论的可信论证，也缺乏实证的检验。认为国有企业效率较低的论据，如产权不清晰、委托-代理问题、预算软约束等，有的并不是国有企业所特有的特征，有的也已经随着国有企业制度改革而成为历史，因此不能成立。[118]
第二，当前发生的一些国有企业兼并重组私有企业的案例恰恰说明所谓“国进民退”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但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而且是对以往改革的纠编。例如，山西煤炭行业的重组主要出于安全生产、资源利用等方面考虑，而其他行业所发生的数起重大并购重组案例也大都通过优化相关公司的产业链布局和区域布局,增强了企业竞争力。[119][120]
第三，批评者所谓“国进民退”强化垄断、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与完善的观点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一方面，这类观点将所有制形式与市场结构混为一谈，把国有经济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优势地位冠之为“垄断行业”、“垄断企业”。事实上，垄断作为一种市场结构状态，与所有制形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当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多数处于有效竞争之中，并不都是垄断性企业。即使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其行为是否正当也要以企业是否有“滥用市场地位”的垄断行为作为标准，而不能把国有经济的所有行为动辄扣之以“垄断”的帽子横加指责，更不能把反垄断与私有化混为一谈。[121]垄断行业深化改革的目标是通过引进竞争和产权多元化，转变机制，增强获利，以增进社会福利和提高国家竞争力，而不是要国有经济退出这些领域。[122]另一方面，在有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性部门及自然垄断产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控制和垄断，而在于谁来控制和垄断。这些部门和行业由公有制企业经营要比私有制企业能更好地体现国家的战略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123]因此，决不能以“反垄断”为借口取消国有企业。[124]
第四，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国有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完善国有经济的结构和体制，使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环境，促进国有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而绝不是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那种把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曲解为私有化，并进而把国有经济的做强做大视为改革的倒退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与我国国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的。[125]
(三)关于“国进民退”体现的深层问题
关于“国进民退”问题的争论实质和体现的深层问题，是如何认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方向，正确认识“国进民退”问题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的要求，坚持所有制改革的正确方向。
是对基本经济制度本身的正确认识
在近期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中，本来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全民所有制或国有经济被说成是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官僚资本”，而本来属于私人所有的民营经济却被说成是代表老百姓利益的“民有资本”，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正常的市场竞争则被说成是“与民争利”，并进而被夸大为“国与民”的对立。这种概念上的混淆反映了对于基本经济制度本身的模糊认识。 [124][126][12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以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在当前公有制经济比重已经大大下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公有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提高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是合理的、必要的 ,攻击“ 国进民退 ”是毫无道理的。 [126][124]
是对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正确认识
中国国有企业与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不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是为了消灭和取代旧的社会制度,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生产关系基础。 [128]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在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公有制经济在稳定宏观经济、调整经济结构、保障社会公平、维护经济安全、推动自主创新以及实现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 。[129] [130] [109] [118]因此，应当进一步发挥好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而不是削弱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那种认为国有经济应当全面退出竞争领域，国有企业限制在非竞争性领域的主张忽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 不具有可操作性,违背了我国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目标, 并且缺少政策依据，具有明显的私有化导向。 [131] [132]
是对不同所有制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渗透和共同发展的。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要寻求“国”“民”共进之道。“国进”并不意味着“民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应是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关系。 [133]而我国国有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国进”不一定意味着“民退”，二者完全可以共同发展。“重庆经验”提供了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实现“国进民也进”的互利共同发展的极好案例。[135]
另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国企业与本地企业的竞争更趋激烈，而当前我国的民营经济整体素质还不高，难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匹敌，因此在国有经济大量退出的许多产业和领域，往往被具有诸多优势的跨国公司所占据，一些民营企业面对跨国公司强大的力量和各种利益诱惑，逐步成为跨国资本的并购对象或附庸。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国有、民营与外资企业的关系，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实现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 [127]
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从案例解读到对概念的剖析，再到对这一现象结果及实质的分析和挖掘，向我们展示了“国进民退”这一主题的丰富内涵和理论价值，为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中国经济改革，特别是中国国有经济的改革提供了绝佳的素材和契机。围绕这一论题，学界在国有经济的性质、地位、效率、功能、作用、与非公经济之间的关系、与政府关系等诸多国有经济的理论问题上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为纠正包括国有企业低效论、国有企业垄断论、国有企业非竞争论、国有企业退出论、国有民营对立论等在内的种种片面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关于“国进民退”争论中，仍有一些关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国有经济改革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和研究。
首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重要理论提出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了新的重要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发展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历史阶段，实现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形成，国有经济的体制、结构和作用与过去相比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新的情况、新问题和新的矛盾不断涌现。面对这些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国有经济的理论也需有所发展和创新，如国有经济的性质和范围，国有经济“进”与 “退”的标准，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具体含义，国有经济的具体功能，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等许多重要的理论和政策问题都需要给予新的说明。而当前文献对这些重大变化关注不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其次，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如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问题，国有企业在宏观调控、技术进步以及公平分配中的具体作用，国有经济与其他所有制之间关系，等等，仅有理论的说明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实际出发，利用最新的数据和方法，对其深入而具体地实证研究。只有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才能够对相关理论结论做出具有说服力的佐证。然而，当前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在概念和理论探讨的层面，需要一批优秀实证研究的出现。
最后，从学术意义上讲，“国进民退”讨论的目的在于促进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各种所有制经济更好地发展，因此，如何利用好这样的理论契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上取得更多的理论进步，特别是为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的制度建设以及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和政策建议上有所创新，应当成为“国进民退”讨论的意义所在。当前的讨论在这些论题上着墨较少，也是这场讨论至今为止的一个遗憾。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改革的进步一深入，围绕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关于国有经济改革、国有经济与其他非公经济之间的关系、“国进民退”等主题的讨论仍将继续，我们期待这些讨论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创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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