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李显:官员雷人语言的特点

官员雷人语言的特点

官员在面对普通群众或者媒体时口爆雷人言语，已不再是个别现象。从“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到“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不强拆，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以及近在眼前的“老百姓是吃饱了撑的”等等，短短几年间，东南西北都在冒出，数量高达上百条。检索发现，媒体对2009年和2010年官员的著名雷人言语都作有排行，2011年的正在排行中；2008年虽未作排行，但“屁民”一词，作为“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的衍生物却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彰显着中国特色的本质。

官员的雷人言语何以成为新闻热点而广受关注、热议乃至诟病呢？

概括说来，官员的雷人言语不仅具有震撼力，还具有突发性、荒谬性和颠覆性等若干特质，因而这种语言给人的惊悚也就尤显严重，以致引发社会普遍强烈的反响。

官员雷人语言的突发性

作为交际工具，语言是用来表情达意的。常态中的交际语言要遵循合情合理合法及适时准确的原则，否则会引发说听两者间的矛盾及冲突。官员的雷人语言违背了上述原则，令人猝不及防。

2008年5月，交通部深圳海事局官员林嘉祥在猥亵幼女遭到幼女家长质问时狂妄地宣称，自己是“北京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的市长（副省级）一样（高）”，末了竟侮辱兼恐吓性地叫嚣：“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这一番言语，令现场的幼女家长猝不及防，也令广大网民猝不及防。

郑州市一块经济适用房用地被开发商建起连体别墅和楼中楼。2009年6月17日，面对记者采访，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突然发出质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逯军的这个质问，将党和民众对立的窗户纸捅个稀烂，晴空霹雳般置媒体于尴尬境地，让民众无所适从。

22010年11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发微博称，他在受邀去江西讲课时号召党员干部不要去拆老百姓的房子，遭江西万载县委书记批驳，该书记称：“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这个突发性言论，同样突破了广大受众的常规思维及认知结构，让人惊愕不已。

官员出语雷人，表面看是突发的，偶发的，其实是官员政治素质、思想认识水平日趋退化和道德品质日趋变异、败坏的必然结果；它们的出现，是权力嚣张的外显，也是嚣张权力必将遭到民众唾弃的预兆。

官员雷人语言的荒谬性

无论是因日常生活还是因工作所引发，官员的雷人语言既不合常情，也不合常理，甚至违背基本事实和基本常识，显得极其荒谬。

1、  戴避孕套不算强奸

贵州毕节26岁的女中学教师周琴因疑酒醉后被当地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王忠贵强奸而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副教导员钟显聪力劝周琴“私了”，他振振有辞地表示“戴避孕套不算强奸”。这句出现在2011年并雷倒广大网民的官话堪称官员雷人言语的荒谬之最，无耻之尤。

2、  你怎能用政府给你配的车带老百姓上访？

89岁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用政府配的专车带领8名失地信访农民到省委省政府信访部门讨说法，遭到官员指责：“你怎能用政府给你配的车带老百姓上访？”杨维骏辩称，我只代表自己，百姓是我的衣食父母，为父母做点事是应该的，何罪之有？某网友评论道，杨老还应补上一句——请问：政府的车是用谁的钱购买与供养着的？

这个指责雷人，在于该官员犯了常识性错误，即将政府（仆人）替老百姓（主人）管理和支配的国家财产公然看作了政府的财产，同时又将虚伪的说教面纱也一把扯了下来，两面不讨好。

3、  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

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这个“建议”是某政协委员、省部级高官提出来的。该官员在2009年两会期间，被《财经》记者截住追问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看法时反问：“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

老百姓的财产需要公布吗？老百姓是政府的服务对象，其财产是无需公布的；需要公布财产的恰恰应该是由老百姓授权委托管理社会事务的官员。该官员身为高官而言语违背常识，不是无知和缺乏答问耐心的问题，而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心理和试图将自己混同于普通百姓以掩盖官民财产巨大差距的心理在作怪。

4、跟政府作对就是恶

认为开发商的建筑挡了区委办公楼的“风水”，重庆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遂责令开发商让道，遭拒后，王银峰恫吓道：“你知道重庆为什么打击黑恶势力不？你知道什么叫恶不？跟政府作对就是恶！”撇开迷信“风水”的荒谬不论，这个言论，或许含有王书记性格冲动的一些因素，但毋庸置疑的是，“和政府作对就是恶”早已成了官员的惯性思维，这种惯性思维，大大有悖于情理法。

在王书记看来，拒绝他的无理要求就是和政府“作对”，就是“恶”，则批评性建议、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等该如何看待？如果这些善举在他眼里是“作对”是“恶”的话，那“惟命是从”就成了“善”的对应语，“俯首贴耳”就可做“拥护与合作”的代名词了。这种极具戾气和霸气的言语，与以充分保障人的权利的施政理念格格不入，与封建社会的的官箴“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可虐，上天难欺”也毫不相干。

5、看病不难也不贵

2009年两会期间，对于“看病难看病贵”这个备受中国百姓关注的问题，数位医药卫生界委员发出不同的声音：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导致医疗资源“拥挤”。他们认为，应该对“看病难看病贵”给出定义，确立标准。

这段言论的论据严重失真。

2006年两会期间，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披露：中科院调查报告表明，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又据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估计，中国农村人口中的四至六成即12.3亿总人口中的约三成，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在一些贫困地区，尤其是西部，六至八成患病农民死于家中。

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巴德年表示，与1949年以来中国取得的卫生事业的成绩相比，中国目前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WHO排在了全球第144位，而卫生公平性被排在第188位，即倒数第四名。

2011年两会期间，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记者会上透露，2009年至2011年全国财政投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资金已经达到了11342亿元，远超出此前8500亿元的预计。全国政协委员黄峻则指，２００９年以来三年中财政投入的力度不能算大，因为本来的基数比较低。我国人均所有卫生费用(包括防疫、住院等)加在一块，２０１０年是1200元，与之相比，美国是6000美元，英国是7000英镑。黄峻表示，我国2009年卫生事业总开支约1.3万亿，仅占GDP的2.3%，低于联合国对发展中国家要求的3%。与此同时，医疗费用中个人支付的比率高达75%，政府财政支付仅占25%，这一数字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就是说，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看病难、看病贵在较长时期内仍将是政府和民众需要共同努力解决的大问题，而绝不是如少数官员所言那般“乐观”。

官员雷人语言的颠覆性

官员的雷人语言因违背情理法、违背基本事实和基本常识而产生颠覆作用。它自曝其丑，打破了既有的认知氛围和社会共识，伤害了百姓的感情，助推了政府公信力的下滑。从某种意义上说倒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1、“我灭了你”与“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

2011年6月，山东菏泽市工商执法人员李红军到卫生局反映医患纠纷，该局副局长竟与他对骂，并称“我灭了你”。此前的5月，吉林省辽源市环保局局长郭东波在该局大会上针对职工“分配不公”的议论也是一鸣惊人：“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

老百姓怎么了？想要个公平，被骂“臭不要脸”，想举报个事儿，被要挟要“灭了你”。老百姓要脸，要命，知道不义之财不可取，只想争取自己该有的权利；不要脸的是某些忘本的官员，他们肆无忌惮蔑视百姓尊严、伤害百姓感情、无视百姓利益、打击百姓信心，不仅违背了官家一贯自欺欺人的倡导，也是对礼义仁智信传统的赤裸裸摒弃。

官员藐视民众的官威外露，表现在言语上，诸如“我是局长”、“我是纪委书记，上面有人”、“我为什么要接你电话”、“没时间跟你闲扯”、“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是管文化的，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反对我就是反对党”等等俯拾即是，这些官员用发雷语、抖官威的方式试图达到压制、胁迫或者掩盖等目的时莫不气冲斗牛，严重损害了公权力的威信。而“当官就得骑马坐轿”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其来有自，日甚一日，也深深影响了他们的后代，一句“我爸是李刚”使中国老百姓追求公平公义的信心大受挫伤，又一句“我爸是李双江”及“我爸是某长”、“我叔是某长”也争先恐后地“亮剑”，屡屡冲击道德底线，不断刺激国人神经。

但即便对这类雷语官员予以停职处分，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吴辉看来，“停职”只是舆论压力下地方政府的应急措施，趋利避害，以挽回社会影响，并不意味着多大进步。“他们被停职之后，大不了换个地方再复出。”再者，雷语官员被处理的只是少数。检索2010年和今年两年近50例著名“雷语”事件，受到处理的是8起。其中，去年底之前被停职的4人中，已有三人复职。

“随便就可以复职，这说明了停职措施的随意。”吴辉说，国外一些国家规定官员一旦发生绯闻等负面影响，必须先辞职，这在我国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官员敢说那些话，是因有恃无恐，想让他主动辞职也不可能。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包括党政干部任用、处理条例，对于官员言论并无具体规范和规定，因而“给这些官员做出停职的处理决定，依据也是不明显的”。

显而易见，要使官员对百姓心存敬畏，就要改革干部选拔制度，增加公众话语权。用通俗不过的语言来说，官员不能考选拔，更不能靠提拔，而要依靠一人一票选举！只有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手段，官员肆意作威作福的历史才会在中国被终结。

2、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楼

2009年12月上旬，在河北省承德市牛圈子沟镇，66岁的村民王秀珍因拆迁补偿问题前往镇政府寻求帮助，偶遇镇党委书记史国忠，对方先是以开会没时间、不熟悉情况为由，告诉王秀珍“别找我，反映也没用”。王哭诉说：“要我去跳楼啊！”史国忠答：“这我还管不了，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楼。”说完，甩手离开。

“忙、不熟悉情况、别找我、反映没有用”等等，是一些官员不作为、漠视群众情绪、无视群众利益常用的托词，而一个官员在冷漠之外还要挖苦群众要死就死个彻底，不要半死不活，显然连人性也丧失了。

4、  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2010年10月，江西宜黄某官员就宜黄拆迁事件投书网络称：“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城市化与拆迁必然发生联系，但城市化有序进行的前提保障是依法行政，因而，“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论调的荒谬和蛮横不言而喻。这个论调还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就是拿“新中国”的美丽包装来掩盖权力的肆无忌惮。

针对“宜黄来信”，2010年10月4日，《法制日报》署名文章指出：某些“城市化”的真面目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只要是群体的发展，就可以牺牲一切个体的利益。至于“强拆”与“新中国”之间的欲加之罪，只不过是“路人甲”般无关紧要的一个符号，捍卫“强拆”话语权才是真理。

“宜黄来信”为公众坐实了某些地方政府在拆迁问题上的立场与情怀，同时还表明法治的关键不是有法可依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而是执法者对法治失去信仰；表明当行政与司法混杂不清，一把手权力不能被有效制衡，边界无限，闹剧才演绎为悲剧。

宜黄强拆事件中的县委主要领导最终受到了惩罚，这种惩罚看起来来自党纪国法，其实是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所致。而新《拆迁法》的施行则说明，失去民意支撑的一种执政行为，哪怕包装成“新中国”，也不可能持续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