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夜郎歌漫画第5话:义战——西方200年干涉中东的历史

历史规律表明：强大军事帝国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征服和领土扩张，这一过程不仅使其获得丰厚的战利品以维持战争机器的正常运转和帝国财政的收支平衡，而且给其注入一种不安于现状、不断向上攀升的进取精神（Aggressive兼有两种含义：进取的和侵略的），确保了帝国的内聚力；一旦扩张由于某种原因被迫终止，它所带来的战利品和相伴而生的进取精神也就无法保持，各种各样的内部矛盾就会象定时炸弹一样爆发，国家精神上的分裂之后便是帝国的逐渐衰亡——帝国的外部敌人和内部反叛者将对帝国的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如果他们足够强大，帝国的肢解将注定是不可避免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命运正是这样一个历史规律的最好例证。这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持续扩张几个世纪的大帝国在向西扩张受到阻遏之后，无可挽回的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

与奥斯曼帝国衰落同时，北方的沙俄帝国、西欧的英国和法国却迅速崛起，神圣罗马帝国遗产的保有者——哈布斯堡家族控制的奥地利仍然保持着较强的实力，而作为“一支拥有国家的军队”的普鲁士，扩张事业也蒸蒸日上。这与封闭、僵化、破败的奥斯曼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奥斯曼帝国精神上的解体过程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至18世纪末，肉体上的解体过程也提上了日程。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由昔日咄咄逼人的雄狮沦为刀俎上任人宰割的鱼肉，更为确切的说，它现在是一头被一群饿狼包围的孤羊，接下去将演绎一幕古老的“狼和羊”的悲剧故事。所谓的“东方问题”就是这出悲剧的正式名称。

东方问题，也就是“对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逐渐成为整个19世纪欧洲外交的主题之一，也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远因。在19世纪上半期，东方问题更是欧洲大国关系中的焦点，围绕它形成、发展了一种错综复杂、影响深远的大国关系模式。本文即试图从国家与国际体系两个层面对之展开分析

行为体层面的分析

东方问题主要涉及五个国家：土耳其、俄国、英国、法国和奥地利，还可以加上土耳其的属国埃及（埃及在以往的国际关系史论着中往往被忽略，但它其实恰恰是东方问题棋盘上一颗重要的棋子）。我们可以把上述六国分为三类：承受方，土耳其和埃及；力图改变现状者，俄国（最主要的角色）和奥地利；力图维持现状者，英国（主要国家）和法国（应该预作申明的是，这里的“改变现状”“维持现状”都是从总体上进行的特征描述，并不排除在具体细节上的例外）。这三类国家构成了一种“大三角”式的格局。在每一类国家内部，也有互动的关系，或为冲突和争斗，或为合作与协调，或两者兼而有之，杂糅成一团。

先看沙俄帝国。按照彼得一世制定的扩张计划，俄罗斯要南下打败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夺取黑海两海峡，打通从黑海通往地中海的航道。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之时，发动了两次俄土战争（1768－1774，1787－1791），东方问题也由此拉开序幕。这两次战争使土耳其丧失了黑海北岸的全部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和刻赤海，还失去了多瑙河两公国的部分主权。俄国商船可以在黑海上自由航行，甚至获许通过博斯普罗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俄国终于夺得了其梦寐以求的南方出海口。但是对于扩张成性的俄国而言，这些还远远不够。它的下一步目标就是占领土耳其的国都君士坦丁堡，把它变成帝国的“沙皇格勒”。其实夺取君士坦丁堡一直是历代沙皇的梦想，除了情结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外（这两点在以往的国际关系史着作中已有充分论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妄想着恢复古罗马帝国的光荣。俄罗斯的第一位民族统治者，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于1472年同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非娅结婚。在索非娅影响下，伊凡三世采用了拜占庭宫廷的礼仪，选择了拜占庭的双头鹰作为他的徽章。伊凡四世更以拜占庭帝国的后裔自居，在拜占庭帝国灭亡（1453年）的百年之后自称沙皇（“沙皇Czar，Tsar”源于罗马帝国的皇帝称号“恺撒Caesar，Kaisar”）。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可以对沙俄帝国南下战略的意图一览无余。由于以上诸原因，俄国在东方问题上注定是一个改变现状派，而在1806——1856这五十年间，俄国就发动了三次大的对土战争，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大片土地和大量特权。

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上抱有与俄国同样的野心。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奥地利给自己蒙上了一层“调停者”的面纱，给人造成一种持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的印象。在危机时刻，奥地利总是呼唤国际调停和倡议召开国际会议，乐于充当热情洋溢的会议主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奥地利还奉行追随俄国的政策，甘当俄国的“小弟弟”。在俄国人吃肉时，奥地利人也能喝上汤，双方利益均沾，各得其宜。1833年，俄奥签订了《明星格利兹协定》，协调了双方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俄奥达成一致意见：将来土耳其“发生变动”时，双方采取共同态度。但奥地利的心思其实是相当复杂的，它一方面力图瓜分土耳其，并且在中欧事务上与俄国结盟，但它境内有大量斯拉夫人，因此对于俄国势力在巴尔干的任何加强都是反对的，它不可能容许俄国在自己南翼的步步进逼。俄奥合作的局面也仅仅维持了二十年，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标志着俄奥双边关系的根本逆转。在多瑙河两公国问题上，奥地利不仅和俄国唱起了反调，而且作出了让俄国人大动肝火的选择。在土耳其的默许下，奥地利“暂时”占领了多瑙河两公国，以填补俄国人被赶出后的真空局面。通过1856年3月30日的《巴黎和约》，奥地利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巩固了它的既得利益，行使保护多瑙河两公国的权利；俄国人伤筋动骨、大动干戈，到头来不仅一无所获，还被迫吐出了许多以前获得的赃物，更为恼火的是，向它捅刀子的竟然是自己的“小弟弟”奥地利，这叫它如何甘心？俄奥因此交恶，埋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子。俄奥激烈争夺、牵扯众多大国利益的巴尔干地区也成为此后一百多年间欧洲的“火药桶”。

与俄奥力图改变现状、瓜分土耳其不同，英国在东方问题上是坚定的维持现状者，早在1791年，当时的首相小皮特就在议会辩论中指出：“俄国的扩张和土耳其的衰落，关系到我们的商业和政治利益”，而“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完全符合英国利益”。与俄奥抱有领土扩张野心不同，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主要利益是商业利益。而商业利益的维持和拓展得益于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1838年，英土之间签订了一个有利于英国商人在土耳其的所有属地（埃及除外）获得商机的贸易条约。巨大的既得利益和潜在的获益前景既坚定了英国维持这一地区的安宁和土耳其的政治独立的决心，也加强了它防范任何改变现状的企图对英国的经济利益可能构成的威胁的警觉。19世纪上半期，英国已成为世界头号海军强国，拥有一支所向披靡的强大舰队。它在世界上占有广袤的海外殖民地，成为握有世界霸权的“日不落帝国”。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东方航线是英国通往它的亚洲殖民地印度的交通生命线。英国清楚：唯有维持住土耳其的政治独立，确保君士坦丁堡不落入俄国人手中，东方航线的安全才有保证。在外交上，英国有“势力均衡”或“均势”的传统。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无力与陆地强国在欧洲大陆上直接展开争夺。因此采取了不断变换支持或反对一国或数国的的策略以大致维持主要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以防出现一个在力量上对所有其它欧洲国家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国家联盟，或形成一个将英国孤悬海外、阻止英国进入大陆的欧洲帝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和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中，英国支持奥地利以对抗法西等国，目的是不让奥地利受到过度削弱而让法国过分强大。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英国为避免普鲁士被奥法同盟吞没转而支持普鲁士。英国组织多次反法同盟以反对拿破仑是为了避免一个统一的欧洲帝国的可怕噩梦。在东方问题上，英国采用的也是同样的策略，竭力避免任何一个欧洲大国独霸巴尔干的局面，当然，如果可能的话，英国也不反对自己单独控制土耳其的前景。以上四个因素结合起来，构成了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基础——尽量维持巴尔干半岛的现状，抑制任何大国单方面谋求改变现状的企图。在两次土埃战争（1831－1833年，1839－1841年）中，英国都站在土耳其一边，坚决抵制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对土耳其领土和帝位的觊觎之心，不使土耳其的实力受到进一步的削弱，以免给任何大国以可乘之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更是与土耳其站在一条战壕中来对抗俄国。

法国在东方问题上之所以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力图维持现状者，主要因为法国在这一地区与英国有着相同的或类似的利益。早在1535年，奥斯曼帝国就与法国签订了《特惠条例》，给法国商人以贸易特权。1740年法土签订了新的贸易条约，法国人又获得许多好处，并且在叙利亚确立了势力范围。出于维护这些利益的考虑，法国对俄国在土耳其的扩张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然而，在拿破仑战争后，事情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法国对俄国的态度虽未见转折，但对土耳其的态度却有了一定的改变。由于在与英国商人的竞争中，法国商人处于劣势，法国在土耳其的经济利益日趋缩小，英国人的地盘和市场份额日益扩大。法国在土耳其的些微商业利益已不能使法国人眨眼和动心。相反，在土耳其的属国埃及，法国人却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拿破仑远征埃及使法国人的势力渗透到那里。他的最终失败并没能抵消法国的军事和文化对埃及的巨大影响。在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法国人是唯一受到埃及的统治集团欢迎的外国人和异教徒。由于埃及总督控制着对外贸易垄断权，西方国家的商人不能轻易进入埃及市场。出于对法国人的友好和信任，穆罕默德·阿里把在埃及进行商业活动的优先权授予法国，使法国人在埃及的商业利益迅速上升，以至于法国在埃及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了在埃及的宗主国土耳其。这样，法国作为在东方问题上的维持现状者，在对待俄国人的问题上，与英国的态度是一致的，如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联合对俄作战；但在处理土耳其和埃及的关系时，特别是当土埃发生冲突时，与英国的协同立场即消失了。埃及在法国人眼里的重要性要远大于土耳其。在两次土埃战争中，法国人与英国人大相径庭的立场即说明了这一点。但总起来看，法俄矛盾通常是远大于英法矛盾的，法国决难容忍俄国对土耳其的作为。

最后是东方问题的承受国——土耳其和埃及。19世纪上半期的土耳其，政府愈加****无能，官僚对突发事件往往惊慌失措，根本无法作出快速有效的反应；政府财政捉襟见肘，陷于破产的边缘，为了填补这个巨大的黑洞，土耳其政府往往割肉补疮，屡屡增赋加税；民族矛盾和矛盾像两座活火山，一触即发。此时虽距奥斯曼帝国崩溃尚有一百年，但全欧洲公认土耳其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与土耳其不同，埃及是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部分。1805年，被马克思称作“唯一能用真正的头脑代替讲究的头巾的人”的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埃及总督，在经济上、军事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近代工业发展的同时，埃及建成了一支强大的陆军，并拥有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在镇压希腊独立运动和两次土埃战争中，埃及军队都显示了不俗的战斗力，以至土耳其苏丹对阿里恨之入骨，扬言如果有人提阿里的人头来见，则愿意把君士坦丁堡和帝国拱手相让。然而，埃及的这种生机并没有持存多久，在与土耳其的无休止的内斗中，国力耗尽。外国势力则利用土埃矛盾，打着“援助”“调停”的幌子大举进入。1840年原本以法国为靠山的埃及在英国大炮的威逼下被迫签订了《亚历山大和约》，此后埃及虽然名义上的主子仍是土耳其，实际上却换成了英国，以致最终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体系层面的分析

通过对以上对三类当事国——承受国（土耳其和埃及）、力图维持现状者（英国和法国）与力图改变现状者（俄国和奥地利）的利益目标的分析，我们把它们的交互关系解析为十五对关系。它们是：1俄－英关系（主要是冲突关系）、2俄－土关系（主要是冲突关系）、3英－土关系（主要是协调、利用关系）、4英－法关系（主要是协调、利用关系）、5俄－法关系（主要是冲突关系）、6英－奥关系（呈混合关系——即冲突与协调并存）、7俄－奥关系（主要是协调、利用关系）、8法－埃关系（协调、利用关系）、9英－埃关系（冲突关系）、10法－土关系（呈混合关系）、11奥－土关系（呈混合关系）、12法－奥关系（呈混合关系）、13土－埃关系（冲突关系）、14俄－埃关系和15奥－埃关系（最后两对“关系”的“关系”不大，在分析中忽略）。这十五对或十三对关系函数（Function），加上英、法、俄、奥、土、埃六个自变量，构成一个不断变动的体系（System），而通过对这样一个体系的分析，我们看到：

其一，大国之间实力相差不大、矛盾错综复杂，形成了一种多极格局。比如英俄矛盾是这一时期欧洲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但英法之间的矛盾有时甚至达到远甚于英俄矛盾的程度，从1840年7月15日英俄撇开法国与普奥土在伦敦秘密达成《解决近东事件协定》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当协定通报给法国后，法国颇受刺激，大为光火。一气之下在国内动员了军队，准备不惜与诸大国对抗。然而实力的对比和现实的国际局势使法国很快冷静下来，明白自己不足以与诸大国抗衡，于是主动作出让步，在英国满足了自己的一个菲薄的条件后，乖乖接受了《解决近东事件协定》的安排。这个事件说明，在多极的国际体系中，某几个大国的“协调”可以决定利益的分配。如果某个大国意气用事，在某个问题上固执己见，不采取变通一点的态度，往往会使自己失掉发言权，因为这会促使别的大国联合起来，作出不利于它的安排，而这种作为其它大国协调一致的结果的安排，自己即使感到不满意，也不得不忍辱接受。再比如俄国，在18世纪后半期的两次俄土战争中，欧洲列强鞭长莫及，使它顺利的独吞了战果，而在19世纪上半期，欧洲大陆上同时存在着五、六个同一当量的大国，俄国的每次行动也就逃不脱来自西欧的干涉，这使得它无法为所欲为，只能寄希望于利用众多势均力敌的对手之间的矛盾，所以每当西欧大国之间矛盾激化之日，便是俄国大获其利之时，反之俄国则不得不大大吃亏。这种情形正体现了“多极”的特点，没有一个行为体可以单独主宰一切，在一种均势状态之下，成败可能更多的取决于行为体在体系中的“位置”（即其他行为体之间的矛盾是否对它有利）而非实力。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相互制衡的格局并不稳定，各国利益目标存在根本的冲突，在既缺乏保证正义的国际法和国际机制，又没有一个压倒一切的霸主的情况下，“正义的原则只存在于炮火猛烈的一方”（拿破仑语）所有的协调、缓和都成为暂时的“休战”，各种力量不断分化组合，矛盾不断演化发展，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

其二是在体系中“牵一发动全身”，一个自变量或一对关系函数的发展、变化将影响整个中近东和欧洲的局势。其中俄－土关系与俄－英关系、俄－法关系的交互作用最为重要，俄国对土耳其的进逼不断引发东方危机，而英法的反应则决定了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在1821－1830年的希腊独立运动中，沙皇本想借支持希腊独立对土耳其大开杀戒。但在奉行正统主义原则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警告下，一时未敢轻举妄动。在土耳其政府扩大了对东正教臣民的镇压运动后，俄国又急于动手，然而苦于没有一个可靠的同盟者，所以只好按兵不动。1823年3月25日，英国首相坎宁发表了一个颇令人奇怪的声明，宣告从即日起，英国承认希腊和土耳其是交战国。这既表明了英土关系的复杂微妙，也显示的决策者个人对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俄国感受到了这个声明对自己在希腊问题上的优先发言权的的巨大挑战，同时也嗅到了一个对土耳其发难的绝好机会。于是，东方问题关系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奇怪局面出现了。一方面，坎宁认为，解决东方问题的关键在于俄国，如果英国不与俄国协调好关系，将使自己失去在东方问题上的主动权和发言权；另一方面，虽然英俄矛盾极深，俄国还是一直希望英国成为自己在东方问题上的合作者，获得英国的支持是俄国的第一选择。这样，尽管英俄各怀鬼胎，它们的立场在1825－1826年间迅速接近，成为19世纪上半期的一道奇特景观。1826年4月4日英俄签订了《彼得堡议定书》，协调了双方在希土问题上的立场，规定英俄将相互支持，调停希土争端，以图建立一个在土耳其皇帝统治下的希腊；如果调停失败，英俄再采取一致行动，建立一个独立的希腊国家。俄国在得到奥援之后，借机对土耳其人施加压力，迫使土耳其签订了《阿克尔曼协定》。协定丝毫没有涉及希腊问题，而只是使俄国人不战而屈人之兵，扩大了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这是英国人始料不及的，英国人对俄国人的仅有的一点信任打了一个大折扣。次年，俄国人支持的卡波迪斯特利亚在希腊国民会议上被选为总统，表明俄国人在希腊的势力极大增强，更引起了英法的担心。法国也很快与英国协调了立场，积极介入希腊问题。同年7月7日，在英法压力下，三国召开了伦敦会议，以《彼得堡议定书》为基础，就希腊问题缔结了《伦敦条约》，要求希土迅速脱离接触，在一个月内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我们可以看到：当大国在东方问题上争吵不休、矛盾重重的时候，土耳其尚可以依仗某个大国（主要是英国）夹缝求生，勉强度过难关；而当大国暂时达成妥协、取得相对一致意见时，这个“病夫”就毫无“外交”可言了，不管它表现出了怎样坚定的决心，也只有挨宰的份儿。在1827年10月底，英、法、俄三国联合舰队于纳瓦里诺全歼土耳其舰队后，土耳其感受到了自己生存面临的巨大挑战，遂决定绝断与三国的外交关系，并向全国发出对三国开展圣战的号召。事实证明土耳其的态度是极不明智的。俄国趁机于1828年4月14日正式对土宣战，在自身付出了惨重代价后，迫使土耳其求和。次年9月14日的俄土《亚得里亚那堡条约》使俄国人的势力接近了君士坦丁堡。条约反过来引起了英法的不安，使三国在这一地区的关系又趋于紧张，最终导致了下一轮东方危机直至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

其三，国家利益因素乃是整个大国关系模式背后的无形巨手，推动着各种矛盾的发展。在国家层面的分析中，这一点已经充分体现，而在更宏观的体系层面上，国家利益的驱动力就更加彰显了。我们当然决不否认国内政治体制、民族传统、决策者个人性情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但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国际关系史一再表明：国家利益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战略，也决定了各国之间的矛盾的存在；而且随着利益关系的变化，矛盾的重要程度不断调整，这也就决定了谁是谁的头号大敌，谁是谁当前可以利用的朋友，谁会和谁结盟对付谁。比如土耳其对欧洲基督徒的暴虐绝非英法所乐见，但这并不对它们共同对抗俄国造成妨碍；又如土耳其和埃及，尽管后者名义上是前者的藩属，但它们却偏偏要依靠“异教徒”之力来争斗不休。尽管各国都会为自己的行动找到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俄国自封为“东正教徒的天然保护者”“斯拉夫民族的解放者”，英国则要“遵守奥斯曼帝国古代惯例”），但在奉行“丛林法则”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正义的原则成为了侵略者的幌子，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早已向我们说明：“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

英法陆海争霸 拿破仑为打破均势远征埃及

本文摘自《大国的兴衰》，作者：[美]保罗·肯尼迪，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因此，任何国家要想阻挡法国人猛烈的扩张主义，就必须找到一条可行的途径来对付这种打破常规的新作战形式。这并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法军在其早期将领杜穆里埃将军指挥下的作战行动，甚至在拿破仑指挥下的规模大得多、更加精心策划的战役，都暴露出在部队组织、训练以及后勤保障和交通联络方面的弱点。一支训练有素的敌军完全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些弱点。但是这样训练有素的对手又在哪里呢？反法联军年迈的将领们以及行动迟缓、受辎重拖累的部队，在坚不可摧的法军阵势和蜂拥而上的士兵面前，战术上极不得当。然而，真正的问题还在于法国的对手们缺少必要的政治协调和明确的战略。很显然，旧制度不能以卓越的政治信念激励它们的士兵和民众。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令人陶醉的革命思想所吸引。只是在很久以后，当拿破仑的军队由“解放”转为征服和掠夺的时候，他们才得以靠爱国主义来挫败法国的霸权野心。

此外，在开始阶段，同盟中没有几个国家认真对待法国的威胁，同盟各成员之间对其作战目的和战略缺乏总的协调。各成员国在向英国要求日益增多的财政资助时，同盟合作上的不稳固状况便暴露无遗。首先，革命战争的前几年正好与波兰的灭亡巧合，并被其冲淡。叶卡捷琳娜二世虽然恶毒地咒骂法国大革命，但她更关心的是消灭波兰的独立，而不是出兵莱茵兰。这使得已从早期西部战役中清醒过来的焦急不安的普鲁士政府，把越来越多的军队从莱茵河调至维斯杜拉河。普鲁士的这一举动又迫使奥地利在其北部边境驻扎一支6万人的大军，以防俄国和普鲁士向仅存的波兰领土推进。1795年波兰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被瓜分，可见，波兰作为法国的盟友在灭亡时所起的作用比它作为一个现实而能动的国家更大。此时，普鲁士已向法国求和，并将莱茵河左岸地区拱手交给了法国。这样，就使德国处于左右为难的中立地位，从而让法国能够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多数弱小的德意志国家都仿效普鲁士的这种做法。尼德兰被打败，变成巴达维亚共和国。西班牙脱离反法同盟，重新回到了以前同法国结成的反对英国的联盟中。

现在就只剩下萨丁-皮德蒙特，它在1796年初被拿破仑打败；时运不济的哈布斯堡帝国在被赶出意大利大部以后，被迫签订《康坡福米奥和约》（1797年10月）；此外就是不列颠。尽管小皮特有心仿效其父亲阻止法国的扩张，但是英国政府也未能以必要的决心和明确的战略来进行这场战争。英国在1793—1795年间派往佛兰德和荷兰的远征军，在约克公爵的指挥下，既缺乏足够的力量，又没有高人一筹的作战艺术来对付法国的军队，最终只能是大败而归，其残部经不来梅撤回英国本土。此外就像在这前后经常发生的那样，英国的大臣们（如邓达斯和皮特）宁愿采取“英国的作战方式”——殖民战争、海上封锁、袭击敌人的海岸线，而不情愿在大陆上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战斗。在英国皇家海军占有绝对优势，而其对手法国海军兵力分散的情况下，这看来是一种颇有吸引力的简单易行的选择。但英军在1793—1796年西印度群岛的战斗中由于疾病流行而大量减员。这说明伦敦为其兵分多路的战略付出了昂贵的代价：4万人死亡，4万人丧失战斗力，这一数字超过了英军在西班牙半岛战争中的伤亡总数，这些战役还至少耗费了1600万英镑。英国对欧洲以外战区控制权的逐步加强或它对敦刻尔克和土伦采取的外围作战行动，能否抵偿法国势力在欧洲的日益增长，还颇值得怀疑。最后，普鲁士和奥地利为维持其战场上的军队，要求英国提供的援助数额惊人地增长，因此英国人不可能如数提供。换句话说，英国的战略既无效果，又颇费钱财。而在1797年，英格兰银行停止支付现金，英国海军在斯比特海德和诺尔两地发生哗变，这两个事件动摇了、至少暂时地动摇了英国整个战略体系的根基。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精疲力竭的奥地利人终于向法国求和，并同其他国家一道接受了法国在西欧的主宰地位。

如果说英国无法在陆上打败法国，那么反过来法国的革命政府也不可能削弱英国的海上霸权。由于当地驻军守卫森严以及气候恶劣，法国早先几次入侵爱尔兰、袭击英格兰西海岸的企图都无功而返。尽管英格兰银行在1797年停止支付现金造成了一时的恐慌，但英国的信贷系统仍很坚挺。西班牙和荷兰加入法国一方作战以后，英国在圣文森特角海面摧毁了西班牙舰队（1797年2月），并在坎普顿给予荷兰军队沉重打击（1797年10月）。法国的新盟国还逐渐丧失了它们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科伦坡、马六甲和好望角的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现在又为英国的贸易提供了市场，为海军分遣舰队提供了新的基地。皮特及其大臣们不愿按照法国提出的苛刻条件议和，他们决心同法国继续决战下去。随着法国沿英吉利海峡集结部队，对英国人来说，这场战争既是为了帝国的安全，也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支付这场战争，英国政府开征了所得税，并筹借了新的贷款。

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法国和英国在以后20年的战争中，都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抉择。法国和英国就像一头大象和一头鲸鱼，它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都是庞然大物。但是英国靠扼制海上航路并不能独自打破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而拿破仑虽然在军事上独霸欧洲，却也不能使英伦三岛的居民投降。此外，只要不列颠依旧傲然独立，只要它能向其他国家提供资助，供应军火，甚至可能派兵干涉，巴黎政府就没有把握让其他的大陆国家永远接受法国的统治，因为法国抢占邻国领土以及政治上对邻国的欺凌激起后者极大的不满。这显然也是拿破仑的看法，他在1797年说：“让我们集中全力建造一支自己的舰队并摧毁英格兰。一旦我们实现了这一点，整个欧洲就会匍匐在我们的脚下。”由于大陆上取得的军事胜利还不足以制服英国人，所以法国就只有通过同英国人打一场成功的海上战争和一场贸易战才能实现其目标。反过来也是这样，既然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霸权也不足以使拿破仑低头，它就需要直接出兵干涉，争取同盟国，向拿破仑在陆上的统治地位发起挑战。只要交战一方控制着大陆，另一方霸占着海洋，双方就都会感到坐立不安。要想打破这个平衡，双方就都必须采用新的方法，寻求新的盟国。

拿破仑改变均势的企图非常大胆，也十分冒险：他利用1789年夏季英国在地中海的虚弱地位，统率3。1万人张帆渡海，入侵埃及。这样一来，他就把自己置于可以扼制利凡特、奥斯曼帝国和通往印度航路的位置。几乎与此同时，另一支远征爱尔兰的法国军队牵制了英国人。如果大获全胜的话，法国人的每一次行动都会给英国已经摇摇欲坠的地位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入侵爱尔兰的战斗行动规模太小，而且为时已晚，因而在9月初法国人的入侵就被击退了。到此时整个欧洲都知道了纳尔逊在阿布基尔击溃法国舰队和拿破仑随后在埃及“被扣”的消息。法国当初的担心一点也没错，法国遭受的这一挫折立刻鼓舞了所有憎恨法国统治的国家放弃中立并加入第二次反法同盟（1798—1800年）。现在除了较小的葡萄牙和那不勒斯以外，俄国、奥地利和土耳其也站到英国一边。它们一边集结军队，一边为争取更多的援助而讨价还价。法国在丢失了米诺卡岛和马耳他岛以后，法军在瑞士和意大利为奥俄联军所败，拿破仑自己在地中海东部各国又一筹莫展，不能获胜，法国看上去已岌岌可危了。

消化本国过剩人口：法国大踏步入侵阿尔及利亚

本文摘自《非洲通史·近代卷》，作者：艾周昌等，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70年代，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不断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和掠夺。为了维护国家独立、挽救民族危亡，这三个国家的封建上层人物有的进行了反侵略战争，有的实行了近代化改革；广大人民群众也对侵略者展开了自发的反抗和起义。可是，由于历史条件造成的主客观原因，所有这些反抗和改革都遭到了失败，这三个国家先后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一、西方列强叩开大门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以自由贸易、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夺取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成了这一时期欧美列强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对于地处地中海南侧、同欧洲近在咫尺的马格里布国家，列强各有图谋。法国想完成对整个马格里布的攫取。对英国来说，马格里布国家不仅是重要的商品市场，而且可以控制直布罗陀海峡。西班牙则认为摩洛哥是它天然的一部分，占领摩洛哥是必须

履行的使命。北非三国在这一时期已经丧失了昔日同欧洲国家抗衡的力量，日益走向衰弱。

在阿尔及利亚，统治阶级内部的武力争斗和阴谋倾轧不断，1671—1818年统治阿尔及利亚的30个德伊中，就有14个是在叛乱或政变中杀害他们的前任而上台的，各省的统治者形同割据。以德伊为首的统治集团，其势力及只在沿海地区，内地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把土耳其人看成是征服者，他们在宗教团体领导下不断进行反对土耳其的斗争。18世纪末，沿海地区的贸易逐渐衰落，加上饥荒和瘟疫，人口急剧减少，城市居民仅占居民总数（估计为300万人）的5%。

突尼斯统治阶级中的土耳其人已逐渐被同化。突尼斯仍然是以农业为主的封建国家，但它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马格里布国家中是比较高的。18世纪末，在约占总人口20%的城市居民中，有1/3从事手工业生产。但好景不长，在欧洲廉价商品的竞争之下，当地手工产品逐渐被排挤，国内市场逐步为外国商品所占领，传统的手工业逐渐衰落。

摩洛哥在18、19世纪之交也已处于经济落后和政治分裂的状态。传统的宗教势力不仅支配着社会生活，而且助长了封建分散性。阿拉伯人约占总人口的15%，他们居住的地区，名义上受素丹的管辖，实际上由地方封建割据势力控制。占总人口85%的柏柏尔人居住的地区也不是统一的，他们保持着传统的军事部落组织，并且始终对抗素丹。素丹的统治完全靠武力维持。统治阶级为争夺王位，经常发生内讧。内战、灾荒和瘟疫使许多城市几乎毁灭，人口大量减少。16世纪初的摩洛哥约有500万人，到19世纪初只剩下300万人。1808年，城市居民只占人口总数的7—8%。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减退，手工业和商业也日益衰落。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列强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发动侵略的借口是“扑灭海盗”。事实上，当时马格里布海盗已成强弩之末，海盗活动大为减少。相反，西方国家的地中海海盗活动却依然如故。列强“扑灭海盗”这一口号，意在彻底消灭马格里布国家的海上防御力量，以便夺而占之。

1799年，美国舰队侵犯突尼斯，遭到失败后同突尼斯签订了条约，规定突尼斯不再袭击美国商船，美国则答应缴付贡款。与此同时，美国也同阿尔及利亚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可是，1815年，美国又派舰队来到地中海，打败了阿尔及利亚的海军。于是，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被迫停止向美国征收贡款。次年，以英国为首的部分欧洲强国在伦敦通过了“消灭海盗”计划，英荷联合舰队向阿尔及利亚发动进攻，炮轰阿尔及尔城，焚毁了阿尔及利亚的海军舰艇。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统治者释放了被海盗船俘获的基督教徒，并偿付了赔款。1817年，在列强的威胁下，摩洛哥素丹也禁止海盗活动，并裁减海军。1819年，英法派特使到突尼斯，向马哈茂德贝伊递交了一份照会，声称：“如果两个摄政国（指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对任何和平贸易采取某种对立方式，那末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欧洲列强组成反对它们的普遍同盟。”

二、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侵略

1830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拉开了列强吞并马格里布各国的序幕。随着马格里布海军力量的削弱，地中海沿海地区的贸易逐渐趋于衰落。这样，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收入急剧下降。统治集团为了弥补收入减少带来的经济损失，便大量增加税收，从而激起西部地区和卡比利亚山区农牧民的频繁起义。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使阿尔及利亚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日益恶化，更加削弱了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能力。

在西方列强中，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侵略野心尤为强烈。法国很早就同阿尔及利亚建立了外交关系。16世纪时，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拉卡尔城（今艾尔卡拉）附近修建了一座法兰西堡。18世纪时，马赛的一家公司在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粮食贸易专营权。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由于国内和军队的需要，向阿尔及利亚购置大量粮食。这样，法国便欠下了阿尔及利亚很大一笔债款。据统计，到1815年，债款总额达1380万法朗。拿破仑帝国崩溃后，阿尔及利亚德伊侯赛因曾多次向法国提出偿还债款的问题，可是法国复辟王朝政府一直拖欠不还。与此同时，法国还利用阿尔及利亚舰队被消灭的机会，于1819年要求德伊承认它对拉卡尔附近部族的所谓宗主权，并力图利用债务问题引起的纠纷，对阿尔及利亚发动侵略战争。在拿破仑帝国时期，拿破仑就企图侵占阿尔及利亚，并为此进行了准备。当时，法国政府曾对阿尔及利亚沿海进行考察，绘制了军用地图，拟订了军事行动计划。

拿破仑帝国崩溃后，复辟王朝继续为征服阿尔及利亚作准备。

1827年4月29日，阿尔及利亚德伊侯赛因接见法国驻阿尔及尔领事德瓦尔。会见时，侯赛因询问德瓦尔，法国政府为什么对债务问题一直不予答复。德瓦尔傲慢无礼地回答说：“我国政府将不给您文件，这就是说您的请求无效。”德瓦尔的蛮横态度使侯赛因大为恼怒，他命令德瓦尔立即离开，德瓦尔却不理睬。于是，愤怒的侯赛因顺手用扇子（一说蝇拍）朝德瓦尔的脸上打去，这就是所谓“扇击事件”。法国政府认为这是对法国的严重侮辱，派海军上将科莱率领一支舰队开往阿尔及尔，要求侯赛因道歉，并限令24小时内答复。法国的要求遭到侯赛因的严正拒绝。于是，法国便断绝了同阿尔及利亚的外交关系，开始封锁阿尔及利亚港口。到1830年初，法国国内局势日趋紧张，查理十世决定发动对阿战争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以战争的胜利来拯救复辟王朝。

1830年5月25日，法国舰队从土伦港出发。这支舰队共有军舰和其他船只103艘、运输船542艘、士兵37600多名，由陆军中将布尔蒙和海军中将迪佩雷率领。6月14日，法国侵略军在阿尔及尔附近的西迪·费鲁希港登陆。翌日，法国陆军部长席拉尔毫不掩饰地宣称：“这个军事征服基于迫切要求之上，它与维持法国、甚至欧洲公共秩序有最重要和最密切的关系：为了解决我们的人口过剩，和推销我们工厂的产品来交换由于我们的土壤和气候关系以致我们所没有的其他产品，必须开辟一个广泛的出口市场。”非常明显，法国的目的就是要把阿尔及利亚变为它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殖民

地。法国侵略军登陆之后，遇到阿尔及利亚德伊军队的抵抗。德伊的军队一半是雅内萨里和正规军士兵，一半是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部落的民兵。6月19日斯塔乌埃利一战，法军伤亡400多人，阿尔及利亚伤亡10000人。6月29日，法军开始进攻首都阿尔及尔，并于7月4日攻占了皇家城堡。7月5日，侯赛因被迫签订投降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布尔蒙曾保证“伊斯兰教仍得自由活动，各阶层居民的自由、宗教信仰、财产和工商业不得予以任何损害，对他们的妻子应予尊重”，但事实证明这些保证是极其虚伪的。法军占领阿尔及尔后，侯赛因于7月27日被流放，1838年死于埃及。法国侵略者

抢劫了侯赛因皇宫，劫去黄金15000磅、白银22万磅，加上其他物品，总计价值达5500万法郎。

侵略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胜利，并没有能够挽救查理十世政治上的危机。就在侵占阿尔及尔城不久，巴黎爆发革命，复辟王朝被推翻。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建立之后，继续实行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政策。法国侵略军占领沿海地区后，继续向阿尔及利亚内地扩张。

在侵占阿尔及利亚的过程中，法国殖民主义者所犯下的野蛮罪行罄竹难书。当侵略军踏上阿尔及利亚国土后，法国陆军部长席拉尔就鼓励他们：“应该容忍更进一步压迫和屠杀土著居民，蹂躏、放火、摧毁庄稼也许是巩固地建立我们统治的唯一方法。”于是，殖民军队到处进行烧杀掳掠。陆军中尉圣阿尔诺在参战中描述法军的进展时写道：“我们沿途焚烧了一切村落、一切乡村、一切农舍。”侵略者们割去被俘的阿尔及利亚人的耳朵，把掳获的妇女和儿童拿去公开拍卖，或者交换马匹。仅在1832年4月6日这一天内，侵略者便屠杀了12000名阿尔及利亚居民。当时亲身参加过侵略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克里斯吉安描述了这次屠杀的惨状：“遵照罗维戈总司令的训令，一团军队于1832年4月6日夜间开出了阿尔及尔城，黎明时刻突然袭击帐蓬中酣睡着的部落人民，屠杀了所有这些不幸的艾尔乌菲亚人，而他们中甚至没有任何一人能够自卫。”“在这次可耻的出征归来时，我们的骑士们把人头挂在长枪的一端，？？真可怕，有些女人带的镯子还戴在被砍掉下来的手腕上，耳环还挂在一块块的肉上。”经过残酷屠杀之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了直接的殖民统治。

“永不和解”：二战前英国制衡政策造就今日中东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11期，作者：蔡伟，原题：《“永不和解”》

世纪中期到“二战”英国对中东外交政策和战略进行一次历史回顾，中东问题延续至今的纷争和战乱绝不是一种文明的冲突，而是大英帝国以地缘政治和制衡政策为工具精心播种的结果，只是最终收获的果实有些出乎事先的预料。

柏林—巴格达铁路：被英国拒绝的橄榄枝

19世纪末，普法战争后高速发展的德国基本完成了国内庞大的铁路网建设。这个了不起的建设成就极大推动了德国工业经济的发展，也给大国夹缝中（东有俄罗斯，西有法国）的德国谋划两线作战理论带来了实施的可行性。“一战”中，德国的“史蒂芬计划”的基础，就是要动用国内的铁路网，迅速将西线“获胜”的德国火速调往东线，以击败动员稍慢的俄军。然而当时“一战”尚远，倒是德国人一个新计划引起了英国的极度紧张。

德国人计划修建一条连接柏林和巴格达的铁路。当时的巴格达还属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里拥有一种令全世界都开始瞩目，并日益依赖且难以自拔的东西：石油。

德国人的战略不言自明。尽管德国和英国展开造舰竞赛，但面对当时英国在海上的优势，尤其是遍布全球的海外基地，寻找一条连接柏林和中东的安全通道更为迫切。

1899年，酷爱游历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访问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他此行可谓兴师动众。在耶路撒冷，为了让他骑马入城，不得不消凿雅法城门。威廉二世一生虽然不受法国待见从而不得巴黎之门而入，土耳其此行的成就却可弥补与法国结盟不成的遗憾。

1889年，从奥斯曼土耳其苏丹那里，德国得到建设从奥斯曼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横穿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的铁路特许权。10年后，又获得第二阶段建设权，即著名的“柏林—巴格达”铁路。它的起点是柏林，终点则是摩苏尔，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如果这条铁路得以建成，德意志帝国的力量将从欧洲大陆延伸到中东，进而直指东方。蛰伏在中欧一隅的德国将获得空前的力量延伸。

1912年，德国石油销售量的91%被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控制，显然，鲁尔区的煤矿已经不能像40年前那样保证德意志的未来。于是作为附加条款，德意志银行在与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的谈判中，为巴格达铁路公司赢得了铁路两边20公里范围内石油和矿产开采权。威廉二世的外交努力几乎已经要修补好德国贫油这个阿喀琉斯之踵。

然而对于英国而言，中东乃是一个决不能让他国染指的地域。

1801年，英国和奥斯曼土耳其联军从法国手里夺回了3年前被拿破仑攻占的埃及。1882年，英国以整顿治安为借口实际占领了埃及。虽然在法律上，埃及和邻国苏丹仍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但英国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这个日益衰败帝国的政治和领土遗产——整个中东地区。

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埃及成为衔接欧亚非三大洲、沟通英国和“皇冠上明珠”印度的交通要道，从这里可以阻止俄罗斯南下进入到温暖水域，更何况，这里还有刚刚成为战略物资的石油。如此，怎能让英国在欧洲新近最大的对手德国人染指？

与英国人自始至终充满敌意的警惕相反，德国其实从一开始就希望和英国人共同投资这一计划。金融领域远不如英国的德国做了极大努力以寻求英国的加入，以便为这个长达2500公里的庞大工程提供资金。那位要求获得“阳光下的地盘”的威廉二世也认为，如果没有英国的支持，这条铁路的修建不但将遇到金融问题，它还将驶过一条危机四伏的道路。

为此，威廉二世1899年在温莎城堡会见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再次邀请英国参与巴格达铁路工程。然而，结局却完全走向了德国人设想的反面。

遏制德国：大英帝国权力均衡政策的经济土壤

如果威廉二世深刻了解了他舅父以及他舅父领导的国家，他本应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试图与英国人合作修建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不过是“爱的徒劳”。德国人显然没有理解英国人所谓“岛民心态”背后实际奉行的权力均衡政策，以及导致这个政策产生的大英帝国的经济运营土壤。

1843年，一本名为《经济学人》的杂志在伦敦创立。创办这本杂志的苏格兰商人詹姆斯·威尔逊认为，虽然国家的财富和资本一直在飞速增长，科学和艺术也“创造了惊人的奇迹”，但整个社会各阶层民众“都被打上了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印迹”。

威尔逊的解决办法是“自由”。他赋予《经济学人》杂志这样一个责任，那就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玉米法》，也反对试图在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与他国的个人与阶层之间制造“交流壁垒、猜疑、仇恨和妒忌”的行径。

那正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年代，大英帝国在海外领地的总面积比本土面积大100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英帝国治下领土总面积和人口达到了全世界的1/4。

“北美和俄罗斯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和西亚是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及西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就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洋洋得意、充满信心，极为愉快地注视着帝国的威风……”

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这段自豪的描述正是《经济学人》创立半个世纪后的实际写照。它也是该杂志为首倡议并实施的殖民地自由贸易经济模式的客观条件。殖民地让英国人有工作，进而让他们在维多利亚时代全球争霸战争中压倒了为国王而战的法国人。大英帝国几乎所有军事占领，其目的都是为了维系大英帝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捍卫帝国的海外航线——那正是为帝国覆盖半个地球的庞大躯体输送血液的血管。

随着英国新兴商业和金融业阶层的崛起，詹姆斯·威尔逊的观点正好反映出国家的主要利益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场主。

大英帝国既然已经拥有了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和廉价的劳动力，可以从全世界获得廉价的农产品，传统的工业和农业已经不像工业革命时期那么重要。投资开始流向贸易和放贷，而不是投入到工业制造业。进行贸易和金融贷款的金融资产者（而不是国内农业主）的利益自然成为头等大事。

1846年《玉米法》废除，帝国的金融商业急剧发展。然而大英帝国赖以崛起的工业技术却因投资的转向，在短短数十年间迅速衰退。一个新的工业后起之秀却在此时挟科技和工业之利迅速崛起，这就是采纳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经济学理论的德国。

在俾斯麦领导下，德国开始建立庞大的铁路网，给国内的工农业发展施加关税保护。从1850到1913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加了250%。与英国依赖贸易不同，德国的迅速发展建立在工业技术进步和教育、职业培训基础上。在产煤量、钢铁产量这些过去英国引以为自豪的指数上，德国迅速超越英国。而德国的化工、电力及工业设备制造领域则让英国汗颜。

然而英国人崇尚的自由贸易并不是如詹姆斯·威尔逊宣称的那样，反对在国与国之间制造“交流壁垒、猜疑、仇恨和妒忌”。

日不落帝国的自由贸易基础既然是庞大的殖民地，以及银行、航运、工业和政治军事一体化的庞大网络系统，那么英国的外交必须且只能维护垄断者的地位——所谓“霸权”。这让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永远不是合作，而是制衡。

只是，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另外半个地球给德意志帝国了——德国并没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更缺乏英国所拥有的制海权。所有的工业发展，让德国人开始为了寻找资源而焦躁不安。

俾斯麦曾经告诫他的后继者，德国要以陆上力量为满足。“俾斯麦所追求的目标，看得清楚，且志在必得。”然而他的后继者，包括野心勃勃的德皇威廉二世，则抱怨世人没有给予德国应有的尊敬，宣称需要“阳光下的地盘”。

威廉二世对意大利国王说：“我在位多少年来，欧洲的那些君主，总是把我的话当做耳旁风。要不了多久，有伟大的海军做后盾，我的话就会有人洗耳恭听了。”

美国历史学家讥讽威廉和他的臣民们是“尼采和特赖奇克之道哺育起来的”，他们的目标是“在整个地球上为德国的民族性和德国的精神赢得崇敬”，动力则是“或成为世界强权，或是没落”的“历史使命”原则。

为此英国人惊讶地看到，相对于已经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被削弱的法国，德国迅速建立了一支独立的、现代化的商船队，以及足以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公海舰队。

1870年德国商船队总吨位仅有64万吨，名列世界第五。但是到了1901年，德国已经拥有5.2万艘船只，总吨位达到900万吨。到1909年，德国商船队已经达到1300万吨，实现了德国70%的贸易运输，总吨位已经是世界第二。

在海军舰艇方面，德国海军上将冯·提皮茨在1897年宣布了第一个舰艇建造计划。在1900年，德国再次宣布，计划建造两倍于当时的舰艇数量。数百年来独霸海洋的英国受到了无可回避的挑战。作为回应，1906年英国首次建成全新的“无畏号”战列舰，意图以更强大的火力，更厚重的装甲和更快的巡航速度重新统治海洋，然而此举却导致新兴的工业强国德国开始和英国展开规模庞大的海上军备竞赛。

英国人意识到，他们必须制止德国的崛起，就像当年遏止拿破仑那样。柏林至巴格达铁路的合作或许会让英德共赢，但出现两个势均力敌的强国却会让传统陆权强国德国独霸欧洲大陆，而欧洲出现任何一个陆上霸权国家都是英国人要竭力避免的，为此不惜发动战争。他们怎么会接受威廉二世伸过来的那根橄榄枝呢？对于英国人来说，那简直是一柄直指命门的利剑。1815年的滑铁卢，对俄罗斯的小亚细亚战争和此后的“一战”、“二战”无不反映了英国人的政策思想。

1897年，赫尔弗里希伤感地记述了俾斯麦宣言的精髓：“只有一种情况能促进英德之间关系的改善，那就是勒住我们经济发展的缰绳。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绝不能让德国人的铁路抵达”：中东石油争夺的开始

石油这种黏稠的黑色液体虽然被发现很久，但其主要作用长时间停留在照明用途。当年成立的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还主要开发煤油灯市场。内燃机已经被发明，却还没有成熟，尽管在同一年，里海上的俄罗斯轮船开始使用这种黏稠的黑色油作为燃料，也没有引起世界过多的注意。

直到1882年9月，英国海军上校费舍尔开始宣传使用燃油作为舰艇动力较之煤炭的巨大优越性：内燃机只产生很少的黑烟，而燃煤内燃机的煤烟不但会把舰艇油漆和甲板弄得乌黑，耗费水手大量时间刷洗，更重要的是，它会带来长长的浓烟，在几十公里之外就能被发现。

显然，采用内燃机为动力的舰艇比烧煤炭的蒸汽机航行更快，战术行动更为自由。蒸汽机从启动到达到最大马力需要4～9个小时，但内燃机只需要5分钟；达到同样动力，燃油的消耗量只有燃煤的1/4，这带来直接的优势就是采用燃油的舰艇，其作战半径几乎是燃煤舰艇的4倍。给战舰提供油料，只需要12个人工作12个小时，而提供同样能量的煤炭则需要500人工作5天——还有谁能比德国海军“格本号”上的官兵更了解这后面需要付出的代价？

1914年8月，德国海军“格本号”战列巡洋舰在进入地中海后，受到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围追堵截。为了逃过这次令双方都精疲力竭的追击，“格本号”不得不将时速维持在24节高速。

在高温和煤灰飞扬的环境下，司炉不得不持续工作以至累死4人。此后在意大利墨西拿补充燃煤时，因受中立国意大利只能停留24小时之限，“格本号”上的德国海军上将祖雄不得不强令所有船员参加铲煤，甚至动用额外啤酒、军乐队的演奏和军官的爱国演讲来打气。但即便最后“水兵们在8月的高温下由于劳累过度而一个接一个地昏了过去，最后船上到处躺着浑身乌黑、浸透汗水的人，就像无数具尸体”，装好的1500吨煤还不够从墨西拿开到达达尼尔海峡的。

费舍尔的思想实在是超前，因为直到1885年，德国人戴姆勒才发明了第一个使用燃油的引擎。而直到1905年，英国情报部门和英国政府才意识到这种新燃料的战略价值。

富有远见的英国人在1909年开始实施费舍尔的燃油引擎改造计划，1911年温斯顿·丘吉尔接替他担任第一海军大臣后，更是开始鼓吹将军舰的燃料改为石油。石油，开始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出现在英德法等所有强国争夺的核心。

当年为了制造具有强大杀伤力的长弓，英国人大量进口紫杉木并将其囤积为战略物资，此后为了建立海上霸权而建造风帆战舰舰队，英国人几乎砍光了全英格兰的巨大林木以制造桅杆。但英国人发现，他们的国土并没有石油（北海油田是20世纪中期发现的）。出产石油的波斯（今天的伊朗）却不是英国的殖民地，阿拉伯世界是奥斯曼土耳其的地盘，它正是德国在“一战”时的盟国，而德国人的铁路正在向那里延伸。为了独霸世界海上贸易线路，英国阻止一切得以连通欧亚大陆内部的交通枢纽，为此他们曾试图阻止另外一条铁路的建设。

1891年，俄国启动了一个铁路建设项目，这条铁路全长5400英里，横跨西伯利亚，把俄国西部和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连接起来，它的建成将改变整个俄国经济。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项目。对此英国也曾极力阻挠。

跨西伯利亚铁路项目开始不久，英国评论员科奎姆表达了英国外交部和伦敦金融城的主流观点。那就是，西伯利亚大铁路（资助者是英国的老对手法国）最终将巴黎、莫斯科和海参崴连成一线，成为俄国人手中的政治武器。因为该铁路会使俄国以外的一个国家不再需要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或苏伊士运河，实现经济独立。

然而随着西伯利亚铁路1916年全线通车，英国人的阻挠失败了。德国人却并没有俄国人那样幸运，因为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程都在俄国国土之内，英国人的军事和外交对此无能为力。柏林至巴格达铁路却穿越了十几个国家。更可悲的是，从1875年塞尔维亚、黑山等国宣布退出帝国开始，作为铁路主要通过国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其版图正像一块春天的浮冰，正在令人心惊胆战的轰然声中加速分崩离析。

这是英国人竭力获得的结果。在英国看来，“如果柏林至巴格达铁路建成，这块生产数不尽的经济财富、海上军事力量根本攻击不到的巨大内陆疆土将统一在德国的周围。俄国与他的西方朋友——英国和法国，将会被这一屏障隔开”。

事实上，无论俄国还是法国都不是英国的朋友。英国需要联合土耳其卡住博斯普鲁斯海峡，以遏制俄国人进入地中海和温暖的印度洋。在苏丹的法绍达，英国人曾经后来居上占了便宜。在埃及，英国人最终在苏伊士运河窃取了法国人的果实。自1882年英国军队“暂时”占领埃及后，英国公务员为“保护”英法在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利益事实上管理着埃及政府。最后，英国人又在法国人的眼皮底下悄悄地窃取了埃及。

于是，英国人在“一战”爆发前迟迟不给予威廉二世一个明确的答复，反而在1901年动用武力，迫使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将阿拉伯河下游的海湾地区港口划为“英国领地”。这块当时由穆巴拉克·萨巴赫酋长控制的地区，就是后来的科威特和伊拉克，正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的地区之一。

英国人此举已经从政治地理上阻止了柏林至巴格达铁路未来向东方延伸的可能。1907年，萨巴赫酋长签署了一项协定，把土地永久地出租给“尊贵的英帝国政府”，并且承诺不会把这块土地上的石油开采权授予任何人。

英国人的地缘政治理念既然是要制衡，那么这条关系到中东这个在地缘和能源上都居于核心地位的土地，就绝不能让德国人的铁路抵达。正如1892年英国寇松勋爵（后来的印度总督）说的：“任何国家向俄罗斯开放波斯湾沿岸的港口，我都视之为对英国的蓄意辱慢，对现状的肆意破坏，是一种战争挑衅行为。”

于是，在柏林—巴格达铁路的另一端，英国人秘密支持了1912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宣战，导致土耳其失去了它在欧洲的大部分土地。柏林—巴格达铁路不再全程无忧了，巴尔干国家成为铁路线上随时爆发的火药桶。更悲剧的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8月4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仅8天之后，英国对德宣战。这条铁路承载的合作和竞争，对中东和它的石油的期待和梦想都成为一场梦。

排斥和侵蚀：用战争和外交进行的重新洗牌

1918年11月21日，就在“一战”停战协定签字10天后的一次庆功晚宴上，时任战时石油委员会主任的法国参议员亨利·贝任格说，石油就是“胜利的血液，德国过于夸大它在钢铁和煤炭方面的优势，而对我们在石油方面的优势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其实在冯·麦肯森元帅的率领下，德国进攻罗马尼亚的主要考虑就是为了罗马尼亚在黑海的油田。这是战争中唯一能够保证德军石油供应的地方。而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战役同样也是为了确保来自俄国巴库的石油供给。

“一战”结束时，40%的英国海军舰队是以石油作为燃料。英、法、美在最后的西线进攻中每天消耗的石油达到了出乎人们想象的1.2万桶。1913年，在英国第一海军大臣丘吉尔要求下，英国政府秘密购买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的多数股份，英国从此得到了第一个可控制的石油资源。而这个公司正是今日BP，也就是著名的英国石油公司的前身。石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战”的争夺对象，而“一战”本身又让所有的强权意识到石油的价值。

“一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德国人对于中东的染指。重新分配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让中东石油地理版图发生巨变。谁能征服奥斯曼帝国及其埃及等属地，谁就由此控制通往东方的极为重要的通道，谁就成为地中海、黑海、红海的主宰者。英法如愿以偿，将奥斯曼帝国过去的领土、全球最大石油产地中东，收入囊中。

根据“赛克斯－皮科特协议”，英法分得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中东的几乎一切领土（那些未来将布满井架的沙漠和绿洲）。另外，英国还控制着海法和阿克等港口。在石油资源争夺中，英国再次大获全胜。就连美国石油巨头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也认识到，他们的英国盟友十分巧妙地把他们排除在外。

这个秘密协议让英国首开随意划分领土的先例，这让今日的中东地图边界多平直如线，状若拼图。在中东，几乎赢得英德、英法博弈全胜的英国唯有一个失算，那就是忽视了沙特阿拉伯，当时那不过是一个布满黄沙，还没有勘探出石油的游牧人的沙漠

“一战”的失败者其实还不只是德国。通过“一战”，英国人还巧妙地窃取了盟友和竞争对手法国在中东曾经的利益。

此前在中东，法国是所有列强中输出资本最多的国家，也是奥斯曼土耳其最大的债主。然而1916年“一战”正酣时，法国和德国正将一代青年送入“凡尔登绞肉机”，英国却把超过140万人的庞大军队投入到了东方战场，准确说，是地中海东部和波斯湾。

英国对此的公开解释是，确保俄军对抗同盟国的同时，又能保障俄国的粮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运进急需粮食的西欧。但到1919年，英国在中东依旧保持了上百万军队。“一战”让德意志第二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让法兰西共和国成为残废（法国牺牲了将近150万士兵，并有260万士兵受重伤），而波斯湾却在1919年变成了“英国湖”。

战争毁灭了奥斯曼帝国，过去的合同废弃了。此时被大战极度削弱的法国却无力大规模染指中东。过去的利益只能在英国这个强有力的胜利者的控制下重新分配。

大英帝国对阿拉伯人的欺骗

“一战”之后中东本来有另外一个胜利者，那就是和英法并肩作战，从奥斯曼帝国独立的阿拉伯人。他们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做获得解放的机会，最后却换来殖民主义者的“委任统治”。

1918年10月30日，海军大臣劳夫率领的奥斯曼政府代表团在摩德洛斯港外的英国军舰上与协约国签署了停战协定，曾经占据中东、控制欧亚非三洲要道的奥斯曼帝国终结了它的历史。

然而除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等少数国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相继摆脱了西方大国的控制成为主权国家外，从摩苏尔到波斯湾、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巴勒斯坦海滨，还有埃及、中东地区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相继被英国和法国纳入其殖民体系。到了上世纪30年代，大英帝国成为中东的真正统治者。法国仅仅控制着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叙利亚西部地区。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治下阿拉伯人的命运，其实早在战争结束前就已经被决定了。

“一战”最激烈的1916年4月，英国外交官赛克斯与法国驻黎巴嫩贝鲁特总领事皮柯秘密商谈，如何在战后划分阿拉伯领土。这个最终由英、法、意、俄四国秘密签署的“赛克斯－皮科特协议”阿拉伯人却一无所知，如果不是1917
年11月布尔什维克在列宁领导下退出“一战”，并将在沙皇外交部档案里发现的这份协议曝光，列强在大战期间签订的秘密分割奥斯曼帝国的协议可能还不为人知。

“赛克斯－皮科特协议”的细节被意外公布，让英国处境十分尴尬。

“一战”主战场虽然在欧洲大陆，但英国人却在中东得到了阿拉伯人全方位的支持。这份支持不是无条件的。为了确保阿拉伯人在“一战”中对抗和德国结盟的土耳其，英国人向阿拉伯军队保证，战后将给予整个阿拉伯以主权和独立。这支阿拉伯盟军在英国人劳伦斯的指挥之下。劳伦斯正是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的好友，也一直被怀疑是英国的情报人员。

英国人的保证虽然没有正式的协定，却不乏白纸黑字的确凿证明。英国时任埃及最高长官的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给麦加的统治者、自称阿拉伯领袖的谢里夫·侯赛因的一封信中有过明述。许诺“除位于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以西地区的叙利亚部分以外”，所有土耳其帝国中阿拉伯人居住的地区将获得独立。

对于英国人欺骗阿拉伯人的手腕，劳伦斯在多年之后的回忆录中表达了无用的忏悔：“我甘冒欺骗之不义，是因为我确信，要想以低廉的代价迅速取得东部的胜利，就必须得到阿拉伯人的帮助，而胜利加欺骗总比失败来得要好……阿拉伯人的士气是我们赢得东部战争的主要手段。因此，我向他们保证，英国将信守诺言。在这样的许诺之下，他们干得十分漂亮；当然，除了为我们共同成就的大业感到自豪外，我还时常感到深深的愧疚。”

委任统治，即确立了中东主要国家之间的疆域划分，但委任统治下的阿拉伯国家没有独立主权，边界是按照英国和法国的意愿划定的，遗留下这些国家后来众多有关领土和边界的争端。显然，当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国突然崩裂，演变成多达40多个主要由单一主体民族组成的国家时，他们过去在帝国内部尚可被控制的民族、宗教和领土方面的矛盾，将变成日后难以解决和控制的国家纷争。

即便是英国内部也不是所有人都主张占领和瓦解奥斯曼帝国。整个19世纪都有英国人坚持认为，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对英国有利。丘吉尔就曾表示，“一战”后对奥斯曼帝国的肢解是一个错误。

麦金德理论下中东的地理战略价值和挑战

英国历史学者伯纳德·路易斯曾说：“中东地区的历史发展，从拿破仑的远征军在18世纪来到埃及后，就深深地受到欧洲列强的利益、野心和行动所影响，而在其陷入危机之际，更是受到欧洲列强的利益、野心和行动所主导。不只是英国、德国和法国，几乎所有欧洲列强和美国，无不参与到大中东的争夺中。”

如果说中东是大英帝国仅次于本土最重要的领地，美索不达米亚（后来的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是中东石油的仓库，那么埃及和巴勒斯坦则是中东地理位置上的命门。

“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个岛屿，人类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如果把阿拉伯半岛看成从欧洲到印度、从北部腹地到南部腹地的走廊，是世界岛屿的中心，那么，在当今世界，耶路撒冷这个山地城堡的战略地位，与在中世纪或者在古代巴比伦和古埃及时期，同等重要。”

这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描述的情景，他的地缘政治理论深刻影响了大英帝国的外交政策，他的这个论点也并不过时。巴勒斯坦既是英国连接埃及和印度的“大陆桥”，也是连接英国的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链条，也是从地中海往波斯湾运兵的通道。“在苏伊士运河上，成千上万的船只穿梭于印度和欧洲之间，这些船只处于巴勒斯坦驻军的有效打击距离之内，而且穿越雅法附近海岸的铁路干线一直在修建，通过这条铁路干线可以将南部腹地和北部腹地连接起来。”

英国官方理论认为，如果“把它（中东）无条件地交给外国去控制，对英国在近东的地位将产生令人极度灰心丧志的影响。那就不可避免地招致埃及被入侵，巴勒斯坦被占领，同时会使英国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心目中威信扫地”。

中东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地理战略价值，那就是阻止麦金德理论中的核心国家俄罗斯势力的南下。

彼得大帝曾在其遗嘱中说，不论谁继承他的位置，“都应该向南推进到君士坦丁堡和印度，因为谁在那里统治，谁就真正统治了世界”。

从俄国的观点看，君士坦丁堡、大不里士，这些地方都如同出鞘的利刃，锋尖全部触及俄国柔软的“下腹”——乌克兰的麦田、顿涅茨盆地的矿砂和工业，还有高加索的油田（事实证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这些地区都曾遭受到进犯和占领）。

而来自南面中东基地英美海空的打击同样致命。为此俄国一次又一次地与土耳其作战，目的正是为了夺取中东和中亚的油田，让舰队能够进入到印度洋温暖的水域，这个梦想和战略一直到苏联时期都没有任何改变。

对于大英帝国，中东的挑战者接踵而至，却无一不被降服。法国人在法绍达妥协，俄国人被阻止在达达尼尔海峡，奥斯曼土耳其被肢解，“一战”后德国的血液几乎被榨干——还是假法国人之手。然而，“一战”后新的闯入者又来了，他们是意大利、纳粹德国和美国。

虽然被嘲讽为“牙齿是虫蛀的，胃口却不小”，墨索里尼却常抱怨意大利在地中海是“囚犯”。他认为，意大利只有砸开监牢的两把锁——直布罗陀和亚历山大港，才能获得自由。

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并于次年5月9日宣布兼并埃塞俄比亚，将其与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合并成为意属东非。在占领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后，意大利继续觊觎英国控制的埃及和红海的东岸地区，成为英国在中东利益新的威胁。显然，有了地中海和东非的基地，整个中东核心地区都不再那么安全。

德国驻土耳其大使冯·巴本也曾指出，轴心国必须设法重新取得土耳其的信任，因为要击败英国，就必须拥有“到印度去的陆上桥梁，即叙利亚—巴勒斯坦—摩苏尔的通道”。

德国人认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起义行进到1939年5月底之后，沙特阿拉伯好像是在未来欧洲战争中为英国制造麻烦的最合适的一个点。”于是，德国“将4000
支步枪和高射炮运送到沙特阿拉伯”，以期借沙特阿拉伯人之手来反对英国。

纳粹德国当时几乎要将英国人赶出中东。他们在苏联南方战线已经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直指高加索的油田。在北方，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已经攻克班加西和的黎波里，直指开罗。如果不是希特勒的战略失误和被忽视的马耳他，或许德国人的两线军队将在埃及和巴勒斯坦会师。

然而，当时地中海的东西两个出口——苏伊士运河和直布罗陀海峡都控制在英国人手里。虽然意大利和隆美尔一度导致运河航线在3年之内被迫绕过好望角，但终于在1942年的阿拉曼，英国人再度于中东稳执牛耳。

一颗让阿拉伯世界永远痛苦的钉子“二战”的胜利却是英国被迫退出中东的开始，这一切却是他们自己种下的果子。

出于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的贪婪，英国人做局肢解了土耳其，推倒了日后引发中东乱局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马上他们还将在中东棋盘布下第二张妙棋，然而从长远看，他们这极度自私和不负责任的一招，将给中东未来带来迄今都看不到结局的纷争和战乱。

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给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的代表瓦尔特勋爵罗斯切尔德写了一封信，这个已呈至英国内阁并获批准的声明表示：“英国政府赞同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国家，并将尽一切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一战”后英法两国获得了土耳其帝国的领土遗产，英国此时开始重新划分中东的政治地理格局。贝尔福这封信构成了1919
年后国际联盟授权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基础。

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全面掀起反对犹太人的浪潮。为了尽快清除国内的犹太人，纳粹德国曾想尽各种办法将犹太人赶出德国。与此同时，为了给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制造麻烦，激化英国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纳粹德国主动组织、引导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

在上世纪30年代，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史无前例地猛增。1935年约有6.2万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是1931年的15倍。到1936年，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数量已经达到40万，这加重了阿拉伯人对失去他们主体地位的忧虑。

然而在纳粹德国通过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后，不但欧洲教会没有发出任何反对的声音，欧洲各国政府也没有尽力救助被迫害的犹太人，以英国为首的英、法、美等国却关闭了犹太人移居的大门。

在欧洲长期受到各国压迫的犹太人的复国愿望无可厚非，然而客观现实是，当时的地球没有一块已知的可以让他们支配的土地。1917年的巴勒斯坦，99%的居民都是阿拉伯人。据说当时非洲的乌干达是一个选择，从生存环境和政治环境看，这其实是比巴勒斯坦好得多的选择。但英国人还是同意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于在巴勒斯坦建国的要求。

当时的英国和犹太人的联系非常复杂，许多犹太人在英国生活，就连英国前首相迪斯累利也是犹太人。当贝尔福在1906年第一次见到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会长、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时，问他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的中心议题是巴勒斯坦而不是别处。

魏茨曼回答：“贝尔福先生，这就像拿走您的伦敦，换成巴黎一样，您会同意吗？”贝尔福反驳说：“魏茨曼博士，可伦敦已经是我们的了。”魏茨曼回答：“那倒是。不过在伦敦还是一片沼泽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了。”

虽然魏茨曼本人甚至犹太民族面临生存危机，但按照这个逻辑，在曼哈顿还是一片沼泽的时候，北美就是印第安人的了。不过贝尔福很喜欢魏茨曼，英国人“慷慨”地拿阿拉伯人的土地做了人情，将巴勒斯坦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地点，在巴勒斯坦安置了一颗让阿拉伯世界永远痛苦的钉子。

日后回顾这个举措，与其说是英国人的一个失误，不如说是英国人的政治预谋。

1917年的英国急于赢得“一战”的胜利。在对阿拉伯人许下了支持其战后独立的诺言后，英国人再次许诺，将巴勒斯坦这块他们尚未征服的土地给予犹太人。这一招，手段不可谓不狡猾。

犹太复国主义者需要一个家，英国人则需要一个苏伊士运河北方的海岸防卫点。早在1914年，土耳其军队就曾穿过巴勒斯坦进军苏伊士运河，对于英国来说，巴勒斯坦虽然狭窄，但对于苏伊士、埃及的安全利益实在太重要了。

犹太人的另一个可靠之处在于他们绝对不会站在英国的对手德国人那一边。最让英国政府满意的是，安置犹太移民所建立的新移民点全部由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资助。在日益上涨的土地市场上，他们向心甘情愿的阿拉伯卖主（在最初，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并不反对犹太人移民）购买土地，而不需要花费英国纳税人的一便士。

最初的情况看似不错。侯赛因·舍利夫领导阿拉伯人在战争中站在英国人一边；他的儿子费萨尔·埃米尔1919年1月在伦敦会见了魏茨曼，双方都认为迁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能改善阿拉伯居民的境况。而魏茨曼本人甚至曾身着阿拉伯服装和前者合影以示友好。

如此一来，英国人不费一文，既可以阻止他们内心不喜欢的犹太人进入到伦敦，又可以得到犹太人的感激，让全世界的犹太人在经济上支持协约国，离间同盟国政府及其治下的犹太群体。而抵达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将会在苏伊士运河北岸成为大英帝国的一个安全据点，他们还会竭力将英国人统治下的中东这样一个落后的地区迅速建设得丰饶、文明（在看到繁荣发展的犹太人定居点后，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大为感动），还有什么政策比“贝尔福宣言”对大英帝国在中东的利益更有利？

以埃及和巴勒斯坦为核心的中东对英国的重要性，英国外交大臣麦克唐纳曾这样对内阁说明：“从防卫的观点看，我们既不能与帝国内的穆斯林也不能与近东的阿拉伯各王国对抗。这其中关键就在于通往印度的道路和石油。因此通往印度的道路必须保持畅通便于船只经过苏伊士运河，飞机可借道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并且确保各种陆上和海底电报的通畅。”

为了帝国在中东的安全，虽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是自己的“盟友”，那么在他们之间维系一种类似英德之间的制衡同样重要。

“英国的一只手扶持了两个哈希姆的国王：伊拉克国王费萨尔和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英国的两只脚，一只脚踏着红海和地中海地区。一只踏着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既可以监视法国在中东的活动，又可以监视犹太复国主义。”

然而在希特勒的清洗下，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速度开始失控，巴勒斯坦阿以民族人口对比开始迅速转变。在这片并非流着奶和蜜的土地上，对土地和资源的争夺引发了阿以民族争端。而英国被迫限制犹太人的流入又遭致了犹太极端组织疯狂的报复。英国人设计的巴勒斯坦方案终于失控了。

突然撤离留下的灾祸

以色列前总理梅厄曾说：“我们一直听到这样的理由，‘阿拉伯人能制造很多麻烦’。”为了让英国人放弃对巴勒斯坦犹太移民的数量限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1945年10月31日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恐怖行动，在巴勒斯坦各地制造了几百起爆炸事件，造成了150多处铁路网中断。英国人开始到处受到血腥的袭击，英国时任首相艾德礼于是开始考虑离开整个中东地区。但他很快被告知，如果英国撤离中东，苏联向南扩张时将不再有来自中东的后顾之忧。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迫使英国最终撤离中东，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纷争旋即以战争形式开始了。

在打断殖民地历史进程并引发战乱后，帝国主义突然甩手不管，往往成为那些希望进入现代文明又缺乏基础条件的民族长期动乱的另一个根源。英国历史学家（也是英国官方政策机构人员）汤因比曾经嘲讽中东的民族主义者根本没有能力去实现他们希望的独立：那些受过西方民主洗礼的“知识分子”饱受令人醉心的民族主义熏陶，然后被扔进一个落后的经济体系中去，在这个经济体系中，连让他们维持生存的薪金都难以支付。他们醉心政治，但又难有机会钻进那个壁垒森严的圈子。

英国人支持了埃及苏丹、伊拉克的侯赛因，美国人支持了沙特的酋长、波斯的国王。为了石油，西方不惜推翻伊朗世俗政权的首相，扶植巴列维国王进行复辟，此后又在他倒台后弃他而去，让伊朗回归为政教合一的国家。是否独裁、采用何种政体，其实从来不是西方大国在中东的核心诉求。阿拉伯人在战争中和英国的合作，以及战后的被抛弃至少对文明冲突论有一个强烈的历史质疑。但用英国人的观点——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利益。

英国主导中东格局：从以巴分治到以色列建国

作者：佚名，原题：《以巴分治和以色列建国》

公元70年，古罗马大军占领耶路撒冷，摧毁犹太教圣殿。公元135年，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由此开始了持续1800多年的漂泊生涯。从被逐出故土那天起，犹太人就没有忘记过重返故园。

19世纪末，欧洲出现了大规模反犹太主义浪潮，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和运动也由此相应兴起。1881年，俄籍犹太医生平斯克尔出版了《自我解放》一书，提出了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想法。该书被认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发端。1896年，匈牙利犹太律师赫茨尔又出版了《犹太国》一书，完整地提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针对当时欧洲到处可以听到的“犹太人滚出去”的口号，他这样写道：“我现在要以最简单的形式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出去’吗？到哪里去呢？”“应该把地球的某一部分的主权授予我们，其面积足以满足一个民族的正常需要；其余的事情将由我们自己来做。”赫茨尔的著作在犹太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这个民族家园究竟建在何处，犹太人内部也有过分歧。他们设想过在南非和阿根廷，还认真考虑过乌干达，并为之进行过投票。直到1897年8月29日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才将其最终定在犹太人心目中的文化根——巴勒斯坦。

这次大会提出，犹太人应建立“一个得到公众承认的、有法律保障的家园（或国家）”。与此同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成立并开始活动。他们组织犹太人向许多世纪以来阿拉伯人聚居的巴勒斯坦移民，并成立了“犹太国民基金”和“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等相应机构。这次大会召开的1897年，被认为是犹太人将自己的家园梦想开始付诸实践的一年，也被认为是巴以争端的开始之年。

从《贝尔福宣言》到《巴勒斯坦白皮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斯坦被英军占领，战后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写信给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罗斯查尔德，声称“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国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此信后被称为《贝尔福宣言》。犹太人据此开始向巴勒斯坦大批移民。但是，此举遭到巴勒斯坦当地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以暴动和罢工的方式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限制犹太人移民。这场动乱一直持续了3年之久。与此同时，在纳粹迫害下生计无着的犹太人继续向巴勒斯坦大批移民，至1939年，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总数已增加到44.5万人。

1936至1939年期间，英国曾建议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面积远比后来联合国划定的小）和一个阿拉伯人国家，但被阿拉伯人拒绝。1939年5月，英国政府害怕进一步激起阿拉伯各国的反抗，遂主动向阿拉伯各国示好，提出了所谓的《巴勒斯坦白皮书》。白皮书提出：在今后5年中，每年只限移入1.5万名犹太人；限制犹太人购买阿拉伯人的土地，准备把巴勒斯坦逐步移交给一个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当地政府，犹太人可在该政府管辖下实行高度自治。阿拉伯人的动乱是平息了，但是，在对立情绪强烈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建立信任，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巴勒斯坦白皮书》公布之时，恰是欧洲犹太人为逃避纳粹大屠杀，苦苦寻求安身立命的绿洲之日。在纳粹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全世界1/3的犹太人被杀害，遇难者总数达600万，欧洲犹太人所剩无几。英国在向德国宣战前，由于坚持白皮书的立场，不让受迫害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使得当地犹太人和托管当局处在了战争边缘。只是基于对德国法西斯的共同仇恨，才使暴力活动有所限制。但是，在战时，犹太突击队从未停止过对拦截非法移民的英军设施的破坏。

联合国第181号决议和以色列立国

二战结束后，从纳粹集中营里解放出来的几十万波兰犹太囚徒，成了无家可归之人。他们不能返回故园，因为此时在波兰各地相继发生了杀害返乡犹太人的事件；除了几个北欧国家之外，饱受战争蹂躏的西欧国家无力收容他们；连素以移民国家著称的美国都不愿敞开大门。此时，惟一张开臂膀欢迎他们的，就是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由于英国继续坚持白皮书的政策，导致犹太突击队同英国托管当局的冲突不断升级。犹太人炸路断桥，袭击拘禁非法移民的营地，暗杀英国官员。

对英国而言，这将是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此时，希特勒杀害600万犹太人的罪行，正被逐步揭露，国际舆论一边倒地同情犹太人。让那些被解放的波兰犹太人继续住集中营，实在是说不过去。随着轴心国秘密文件的曝光，英国当年拒绝意大利的提议、不同意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经意大利转送巴勒斯坦的决定，也大白于天下，舆论视英国为残杀犹太人的帮凶。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英国决定从巴勒斯坦脱身。1947年2月15日，英国宣布把巴勒斯坦这块烫手山芋转交联合国。

1947年11月29日，第二届联合国大会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其中10个是伊斯兰国家）、10票弃权的结果，表决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即联合国第181号决议。决议规定：英国于1948年8月1日之前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并撤出其军队；两个月后，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即阿拉伯国和犹太国。根据分治决议的蓝图，阿拉伯国国土可达11203平方公里，约占当时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3％，人口中阿拉伯人为72.5万人，犹太人为1万人；犹太国国土为14942平方公里，约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7％，人口中阿拉伯人为49.7万人，犹太人为59.8万人。决议还规定：成立耶路撒冷市国际特别政权，由联合国来管理。苏联出于争取以色列执政的工党的考虑，一改从帝俄时期就固有的反犹态度，为以色列建国出了大力，并对以色列国的建立和巩固给予了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大一番感人的演讲，对181号决议的顺利通过起了重要作用。而曾在《贝尔福宣言》中信誓旦旦地表示支持犹太人复国的英国，却在此时投了弃权票。

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有120多万，占总人口的2/3强。但分治决议中的阿拉伯国的领土只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3％。更令阿拉伯人难以容忍的是，阿拉伯国的领土支离破碎，互不相连，大部分是丘陵和贫瘠地区。犹太国则不然，犹太人虽仅有60万，不到总人口的1/3，然而其领土却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7％，大部分又位处沿海地带，土地肥沃。

1948年5月14日下午，特拉维夫现代艺术博物馆前面的广场上，挤满了犹太人。下午4时，身高1.6米的“以色列建国之父”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独立宣言》。本—古里安就任以色列第一任总理。

以色列建国的消息通过电波传遍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本—古里安宣布建国17分钟后，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查理·罗斯向记者宣布：美国承认以色列。承认以色列的文告是美国人在还不知道这个新国家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就拟好的。当得知这个国家取名“以色列”时，杜鲁门总统用笔将文告上的“犹太国”字样划去，改为“以色列”。5月17日，苏联宣布承认以色列。

建国次日即爆发战争

1948年5月15日，也就是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英国宣布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当天，阿拉伯联盟国家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外约旦（1950年改称约旦）的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同时，阿拉伯联盟发表声明，宣布对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第一次中东战争由此爆发。这次战争史称“巴勒斯坦战争”。

与以后的几次中东战争不同，英美两国出于在阿拉伯世界的长远战略考虑，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站到了阿拉伯人一边。倒是苏联为争取这个新生的国家，对以色列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当时在苏联控制之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不仅为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军火，而且为以色列提供专用机场、建立空中走廊，为以色列训练空军和伞兵部队。战争进行之时，几名驻欧美国空军犹太裔士兵冒着军法审判的危险，偷了3架重型轰炸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场装满炸弹后，起飞轰炸开罗和大马士革。

由于参战的阿拉伯各国彼此之间心存疑忌、内部不和，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和埃及国王法鲁克各打算盘，使得只有游击队实力的以色列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7月中旬，在英、美的催促下，以色列宣布停火，但零星战斗持续到1949年。这次战争后，巴勒斯坦被分为三部分：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总面积的78％，超过“分治决议”规定面积5700多平方公里；约旦河西岸归约旦管辖；加沙地带归埃及管辖。近百万巴勒斯坦人被逐出家园成为难民。

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失败使周围阿拉伯国家备感耻辱，到处弥漫着革命的气息。1949年3月、8月和12月，叙利亚先后3次发生政变。1951年7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父子被巴勒斯坦难民刺杀。阿卜杜拉国王18岁的孙子侯赛因由于子弹击中了祖父亲手别在他胸口上的一枚勋章而幸免于难，于1953年继位成为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1952年7月，埃及军人推翻法鲁克王朝，自由军官组织领导人纳赛尔于1956年6月成为总统。

防御伊斯兰革命：美国支持伊拉克进攻伊朗

本文摘自《美国的石油战争》，作者：[美]史蒂芬·佩拉提埃里，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

现在让我们重温一下两伊战争时期美国和伊拉克关系的历史变迁。美国对这场战争采取的行动造成了后来两国间的冲突。

到1980年战争爆发的时候，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直持敌对态度。作为伊拉克主要武器提供者的苏联限制了对伊拉克的武器支援（苏从未向伊朗提供过武器）。这表现出了苏联对伊拉克不事先通知他们有关战争准备的事情生气了。

美国也拒绝向另一方提供武器，但这一行动对伊拉克有利，因为作为伊朗主要武器提供者的华盛顿有可能会重新开始提供，这一定会对伊朗的机遇产生不利的影响。

美国一定没有理由支持伊朗，不仅仅是因为人质事件。有迹象表明，即使美国不会很积极主动地支持伊拉克（在这段时期），它仍会倾向于伊拉克。

例如，华盛顿很有可能事先就知道了伊拉克企图入侵伊朗，萨达姆曾于1980年8月访问了利雅得，而且一定将他的计划和沙特交谈过，然后沙特肯定将此消息告知了华盛顿。

华盛顿可能认为伊拉克会很快击败伊朗，因为那些毛拉们——几乎是从他们掌握权力那刻起——就破坏了伊朗国王的军队。因此，伊朗就已经曝露给他们的敌人了。

政治上有句谚语：永远不要侵略正在革命的国家。伊拉克人应该遵循这条训喻。他们的侵略起到了镇压伊朗内部一场恶性权力争夺的作用，因为伊朗人民联合起来抵抗侵略者。伊拉克人的所作所为正好适得其反。到1982年时，伊拉克军队被驱逐到了国界线上，直逼其门户巴士拉（Basrah）。

伊拉克从巴士拉快速出兵，击退了伊朗人并造成他们大量的人员伤亡。当伊拉克仍处在战争中时，美国派遣了民主党代表史蒂芬索拉兹（StephenSolarz）于1982年8月前往巴格达（Baghdad），讨论两国合作问题。

伊拉克同意停止支持恐怖主义活动（后来他们驱逐一个名叫五月十五的组织）；他们同时声明将支持任何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可能达成的协议。作为回报，华盛顿同意和巴格达恢复外交关系（曾在1967年破裂），以及采取一些其它的措施，这些就没有对外公布了。

协议中有一部分是保证向伊拉克提供显示伊拉军事部署的卫星照片，这极大的帮助了伊拉克，因为他们的国界线是伊朗的三倍，他们很难对延伸出来国界进行防御。美国也与苏联达成协议，在联合国的努力促成下，以谈判方式结束战争。

有了这些保证，伊拉克扎下营进行战斗，实质上就是一场静止的反击战。实际上，他们正等着超级大国们施加压力，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伊拉克这种完全信任的态度持续到了1986年。

从1984年两国恢复外交关系起直至1986年，为了履行让伊拉克从战争中获利的承诺，美国最大限度地做出了努力。它没有公开为伊拉克提供武器，但它确实游说其盟国禁止对伊朗的武器销售。这种保证的深层含意是他们可以向伊拉克提供武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待武器的态度上，里根代表美国反对法国向伊拉克提供装配导弹的战斗机。一旦禁令生效，伊拉克将在海湾地区开始油轮战争，要从经济上压制伊朗（而且也最终导致了整编）。

但在所有美国所做出的支持活动中，对伊拉克帮助最大的就是向伊拉克提供伊朗军事部署情报。然而到了1986年，伊拉克却发现美国同时也在向伊朗提供情报，他们也在为伊朗对伊拉克从事间谍工作。

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多国部队发动海湾战争

作者：佚名，原题：《战史上的8月2日：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

海湾战争，1991年1月17日～2月28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而对伊拉克进行的局部战争。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推翻科威特政府并宣布吞并科威特。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取得联合国授权后，于1991年1月16日开始对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拉克军队发动军事进攻，主要战斗包括历时42天的空袭、在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边境地带展开的历时100小时的陆战。多国部队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决定性胜利，重创伊拉克军队。伊拉克最终接受联合国660号决议，并从科威特撤军。

概况

海湾，即波斯湾简称，位于西亚中部。海湾周边国家是世界石油主产区，战略地位突出。1990年8月，这一地区爆发了战后世界最大的一场局部战争——海湾战争。这场战争对冷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它所展示的现代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对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和军队建设等问题带来了众多启示。

1990年8月1日，伊拉克与科威特围绕石油问题宣告破裂。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很快占领全境。

1990年8月7日，美国军队开赴沙特阿拉伯。

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轰炸巴格达，海湾战争爆发。同年2月28日结束。

海湾战争是指1990年8月2日至1991年2月28日期间，以美国为首的由34个国家组成的多国部队和伊拉克之间发生的一场局部战争。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推翻科威特政府并宣布吞并科威特。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取得联合国授权后，于1991年1月16日开始对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拉克军队发动军事进攻，主要战斗包括历时42天的空袭、在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边境地带展开的历时100小时的陆战。多国部队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决定性胜利，重创伊拉克军队。伊拉克最终接受联合国660号决议，并从科威特撤军。

本次战争是美军自越南战争后主导参加的第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在战争中，美军首次将大量高科技武器投入实战，展示了压倒性的制空、制电磁优势。通过海湾战争，美国进一步加强了与波斯湾地区国家的军事、政治合作，强化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打下了伏笔。

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科威特是隶属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伊拉克的一个自治省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占领科威特并促使其独立，但是伊拉克始终没有承认科威特的独立。

海湾战争19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欠下了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债，其中欠科威特的债务为140亿美元。伊拉克希望石油输出国组织减少石油产量，提高石油价格，这样它可以偿还这笔债务。相反地科威特提高了其产量，造成油价下降，希望以此来迫使伊拉克解决它们之间的边境争执。此外伊拉克指责科威特借两伊战争的机会在伊拉克境内建立军事基地。伊拉克声明，它作为其它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缓冲地在两伊战争中为所有阿拉伯国家做了一个贡献，因此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应该免除伊拉克的战争贷款。

两伊战争几乎破坏了伊拉克在波斯湾的所有港口设施，摧毁了它的外输能力。许多伊拉克人认为，两伊战争再次爆发是必然的，因此以伊拉克的安全起见伊拉克需要占据更多的地区，尤其是在离战场较远的比较安全的地区占据海港。因此科威特就成了一个目标。

在思想观念上入侵科威特被宣传为阿拉伯民族主义以证明其合法性。科威特被描写为伊拉克自古以来的一部分，被英帝国主义者分割。占据科威特则是建立大阿拉伯联盟的一步。此外在宣传中还有其它一些理由。萨达姆·侯赛因除使用阿拉伯民族主义外还称占领科威特是重建巴比伦帝国的一步。中东的其它一些事件也与入侵科威特有关。巴勒斯坦大起义正在高潮时期，而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如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埃及都对西方国家有依靠性。通过这些努力，萨达姆将自己展示为一个愿意站起来反抗以色列和美国的政治家。

起因

任何一场战争的爆发都有其特定的原因。导致海湾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1990年8月2日凌晨1时（科威特时间），在空军、海军、两栖作战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的密切支援和配合下，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三个师越过科威特边境，向科威特发起了突然进攻。由1个海湾战争机械化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编成的主攻部队，沿萨夫万——阿卜代利——科威特市之轴线实施进攻，在350余辆坦克的引导下，首先向南攻占贾赫腊山口，然后折向东进攻科威特市。由另1个装甲师编成的助攻部队，在主攻部队西侧向南进攻，在贾赫腊山口与主攻部队会合后，继续南下，在通往沙特边界的主要通道上建立阻击阵地。5时30分，主攻部队与特种作战部队在科威特市会合。经过约14小时的城市战斗，下午7时，伊军完全占领了科威特首都。随后继续发展进攻，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进入科威特。8月3日中午，伊军占领了科威特全境。至8月6日，进入科威特的伊军达到约20万人，坦克2，000余辆。8月8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宣布吞并科威特，将其划为伊拉克的“第19个省”，并称它“永远是伊拉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文来源：新华网，作者：付一鸣，原题：《伊拉克油田上的中国守望者》

午夜，伊拉克的艾哈代布油田沉浸在一片漆黑之中。

没来得及安装照明设备，机电工程师严显虎和他的三位中国同事，只能借着卡车的灯光安装泥浆处理设备。

突然，天空中传来了直升机螺旋桨的巨大轰鸣声，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将两束强烈的光柱投射到严显虎的身上，四五辆军用车辆也围住了作业现场。

中石油的工作区离美军基地的直线距离不到八公里，武装分子经常会向美军基地发射火箭筒。中国人夜间加班的举动，引起了美军的警觉。

经过中方一番解释，美军才明白：这中国人是在进行油田的夜间作业。

尽管突发情况以来一阵慌乱，但严显虎还是借着直升机的光柱，一口气拴上了絮凝罐上的八个螺丝。“阿帕奇的灯，还是比我们的卡车灯好，真亮。”他向同事开起玩笑，感叹中透着镇静。

极端“气候”下作业

2009年8月下旬，严显虎等4位中国工程师，抵达了坐落在伊拉克瓦西特省库特市的艾哈代布油田项目的主营地，参加油田的建设项目。

严显虎们所在的北京伟创力科技有限公司，是“绿洲”石油公司艾哈代布油田项目的子承包商之一，专门负责艾哈代布油田的废水和废弃钻井泥浆的处理。

“绿洲”石油公司由中石油与北方工业公司合资组建，负责开发艾哈代布油田项目，也是伊拉克战后第一个对外石油合作项目。

这里的白天是这番景象：

高墙、壕沟、铁丝网，大约每200米一个岗楼，里面的伊拉克军警手持机枪，时刻监控着艾哈代布油田内外的情况。油田上空，美军的直升机、运输机、战斗机不时间低空飞过。

“伊拉克9月底的天气仍然很热，中午室外温度高达50摄氏度。”伊拉克艾哈代布油田的环保项目的经理吴辰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白天的室外作业工作不能超过五个小时，否则会有中暑的危险，所以只能夜间作业。

工程人员在生活上不得不克服极端的气候。

“当地的气候比较恶劣。这里是沙漠地区，大风很猛，还伴着强沙尘，风大时，没有安装结实的东西都会被大风吹倒。”工程师邬卫明说。多年战乱还导致技术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大家的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现在，随着气温的降低，比夏季好多了。”

艾哈代布油田现场作业的一位当地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说，油田上还有其他十多家子承包商。分别负责钻井，修井，测井，勘探，建营房，后勤等工程，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公司。“油田上目前有130多个中国人，大部分是工程师，还有部分工人负责钻井作业。”

记者获悉，中石油油建公司计划在2010年陆续增加1000人次来艾哈代布油田进行作业。目前的勘探阶段完成后，这些人员将进入油田钻井、把油井连起来，处理油水、并输出。

目前为止还没出过事

艾哈代布油田的左边是伊拉克军队，右边是伊拉克警察巡逻部队，油田里站岗的则是伊拉克石油合同警察。

油田附近，驻扎着一个美军军营。美军直升机每天定期两次从油田上飞过，中国工程师说，“都可以看清飞机上美国士兵的脸”。

与美军基地相伴并非就意味着安全。

“美国人被当成靶子也好，美国人袭击武装分子也好，都有可能误伤我们。美军的目标很大，反美武装又多，我觉得这方面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艾哈代布油田的一位负责人说。

“绿洲”石油公司在整个艾哈代布油田区域实行“大安保”，即对油田上所有的承包商的人员安全负责。

“我们基本不和外界接触”，工程师邬卫明说，“毕竟这个国家还处在战争状态中。驻地外有铁丝网、高墙、壕沟三道防线。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各级领导会及时通报大家，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出过事。”

伊拉克石油专家、《伊拉克石油报告》创始人本·兰多认为，“有些武装分子认为伊拉克现政府不是合法政权。所以，对于外国企业，只要是签署了油田开发合同，就会被武装分子解读为与政府合作，因此，就成为了他们的敌人。”

一位中方石油项目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绿洲”石油公司进入艾哈代布油田之前，他们就已经对当地的形势进行了综合分析：部落、袭击事件、曾经发生过的案件、经济结构收入产出、宗教派系分布、武装分子活动范围等。

“我们在当地作业，牵涉面很多，社区关系、当地政府、石油部、伊拉克国家石油营销组织，还有和使馆的关系，都得处理好，容不得一丝大意。”该负责人说。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目前“绿洲”石油公司在当地的油田作业中还没有出现人员遭到袭击的事故。只是有一次，一辆载有中方人员的“绿洲”公司车队在商务活动途中遭路边炸弹伏击，幸无人员伤亡。

资料：

艾哈代布油田项目：由中石油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合资的“绿洲”石油公司负责，中方投资额约30亿美元，为技术服务合同（TSC）；合同期限23年，并可依据实际情况延长。“绿洲”公司初期将获得每桶6美元的服务费，随后服务费将逐渐降至每桶3美元。

艾哈代布油田被发现于1979年，位于伊拉克中南部，距首都巴格达约160公里，石油储量约为10亿桶。根据中伊双方协议，预计3年内原油日产量可达2。5万桶，6年内将形成日产11。5万桶的生产能力。

鲁迈拉油田项目：由中石油和英国石油公司（BP）合资开发。双方投资额为150亿美元；为技术服务合同（TSC）；合同期限20年，并可依据实际情况延长。BP和中石油将获得每桶超额产量2美元服务费。

鲁迈拉油田位于南部城市巴士拉以西约50公里，靠近科威特边境；探明储量约为177亿桶；油田目前日产量为110万桶；根据协议，项目开始后，必须尽快将产量提升10%，并最终达到285万桶的日产量的稳产期，维持七年。

2009年以来，阿富汗塔利班加强对北约部队的袭击力度，美军伤亡人数不断上升，奥巴马团队就增兵方案进行多次秘密讨论，12月1日才终于有了结果。当地时间1日晚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发表全国讲话，宣布阿富汗战略的调整方案，其中包括2010年夏季之前向阿富汗增兵3万人以及美国从2011年7月开始逐步从阿富汗撤军。

此次增兵方案有三个特点，其一，人数较多，兵种侧重于海军陆战队；其二，兵力部署速度快，奥巴马表示争取在2010年上半年将所有新增部队部署到阿富汗战场；其三，提到了撤军的初步设想，美军希望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逐步撤出阿富汗。

增兵三万，是奥巴马做出的一个中庸的决定，一方面是不改变自己重视阿富汗的战略规划，继续增兵；另一方面，公布了撤军计划和撤军初步时间。从国内来说，这是一个两边都不得罪的方案，也是奥巴马做出的对他来说比较合适的选择。因为一旦过早放弃阿富汗战争，那么塔利班势力势必重新掌控阿富汗政局，美国发动的八年阿富汗战争将功亏一篑，奥巴马也会担上政策决策朝令夕改的骂名；同时，公布撤军初步计划将有助于预设台阶，为阿富汗战争可能的失败提供退出的借口。

阿富汗新战略背景介绍

影响此次奥巴马决定增兵的背景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阿富汗大选尘埃落定。2009年8月20日，阿富汗举行了新一届总统选举，然而整个选举过程一波三折，选举结果一拖再拖，严重影响了阿富汗民主政治进程。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三方面：首先，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选举期待很高。美国希望通过选举，找到更适合自己要求的阿富汗新总统，从而更好地配合美军军事行动。这次选举也是检验奥巴马阿巴新战略是否取得成效的重要标志，不排除美国在幕后直接操控选举进程的可能。其次，塔利班对选举不断采取干扰和破坏活动，他们舆论宣传和炸弹袭击并举，威胁选民，甚至直接对投票站采取袭击，尽管有北约部队和阿富汗安全部队的严格安全戒备，但选举还是受到塔利班很大负面干扰。最后，投票出现舞弊。在此次选举中，卡尔扎伊竞选团队在多个投票站有舞弊行为，经过联合国选举投诉委员会调查核实，有近100多万张选票存在一人多投、婴儿选票等舞弊嫌疑。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决定扣除这些问题选票，导致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因此宣布拟在得票前两名的候选人卡尔扎伊和阿h杜拉之间举行第二轮投票。然而，阿卜杜拉不满独立选举委员会成员安排而中途退选，卡尔扎伊以得票最多“被连任”。

鉴于目前选举已定，卡尔扎伊与美国再度妥协，表示将继续支持美反恐行动，所以奥巴马趁机抛出增兵三万的计划，以期通过阿富汗新政府的全力支持，改变美军在阿富汗战场的困境。

二，美军在阿富汗战场陷于颓势，阿巴新战略收效不明。奥巴马上台以后，提出了阿巴新战略，把反恐的重心从伊拉克转移到阿富汗，关键点是将巴基斯坦纳入美国反恐框架。在铲除恐怖势力的同时加强阿富汗民事建设。但一年以来的实践表明，阿富汗的形势非但没有得到改善，爆炸袭击事件反而不断增加。尤其是近几个月来，阿富汗战事再次陷入紧张，塔利班发起连续进攻，美军伤亡人数有增无减，前线美军要求增兵的呼声也不断高涨。为了扭转美军在阿富汗战场的被动局面，奥巴马必须做出增兵的选择，如果不能削弱塔利班的力量，那么就意味着反恐政策失败，那将直接影响到奥巴马的执政地位巩固与否。

三、阿富汗战争在美国国内争议不断。从美国国内来看，民众反对这场战争的呼声很高。但是实际上，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倾向性意见也分两派：一个是打，一个是撤。如果要接着打，面临的问题就是美军能不能把复杂的阿富汗战争打赢，会不会像伊拉克战争那样遗留问题不断，或者像越南战争那样陷入所谓的泥潭。

有俗语说阿富汗是“帝国粉碎机”，不管是当年的大英帝国还是苏联，都曾在阿富汗吃过大亏。所以，很多军事专家包括当年在阿富汗指挥过苏军作战的军官都判断说，如果美国想在这儿打下去的话，它很可能要走英国和苏联的老路。

阿富汗战争走势及影响因素分析

未来阿富汗的局势很难得到根本改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的破坏和抵抗将愈演愈烈。阿富汗战事并非美国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不尽快让阿富汗政府自己独立面对塔利班，美军战争前景仍将面临很大不确定性。换句话说，从美国民众反战心理、阿富汗的政治地理条件以及目前美军的困境等因素来看，阿富汗战争几乎无法彻底取胜。

一、阿富汗政治地理因素

首先，阿富汗基本是还是一个落后的部族社会，不仅仅经济落后，历史上国家对部族、对民众的行政管理就相当脆弱。部族不仅各自拥有武装，还拥有大部分的行政权力。另外，从外貌上很难将塔利班分子与平民百姓区别开来，他们组织力量分散，小股力量活动，正规的大部队很难大规模、有效地消灭其有生力量，至少很难取得战略上的优势。即使在一个地方可以暂时取得局部性、阶段性的胜利，一旦美军势力退出，武装分子势必很快卷土重来。

其次，阿富汗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武装分子出没于那些自然条件险恶、人烟稀少的大山之中，而且他们与当地部族和居民充分融合在一起。在阿富汗的东面和南面的崇山峻岭之中，还与巴基斯坦有着传统而模糊的边境线，武装分子近些年来就出没于两国交界的境内，与美军周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军充其量也只能占据一些城市，而广大的乡村尤其是山区，则仍然是武装分子活跃的广阔天地。

最后，卡尔扎伊上届政府腐败且低效。卡尔扎伊虽然当选，但上届政府暴露出来的腐败、低效率等硬伤仍未得到解决。特别是近期，卡尔扎伊的新内阁提名两次在议会遭受挫折，组阁的紧迫性与复杂性导致新政府履行职责的效率很低。2010年1月18日，首都喀布尔市中心发生爆炸，靠近总统府和阿富汗中央银行的一个大型超市遭到炸弹袭击，造成70多人死伤，说明阿富汗新政府面临很大的安全威胁。加上地方军阀势力分享权力的渴望，新政府的实际控制力十分有限。美国政府多次表露出对卡尔扎伊的不满，认为他在制止腐败和打击塔利班等方面都做得不尽如人意。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配合美国在阿富汗推行新的战略措施。

不过，就阿富汗战场的未来走向来看，美国真正陷入战争泥潭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因为奥巴马政府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危险性，而他所做出的决策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免陷入战争泥潭。美军很有可能在三到四年之内就撤出，因为到第三年的时候奥巴马面临新的选举，如果阿富汗的局势不出现逆转，奥巴马不能提交一份令选民满意的成绩单，这对他的选举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他必须要在三年之内拿出一份合格的成绩单给美国的选民，所以在这三年里，如果阿富汗的形势得不到逆转，或者得不到重大的改善，奥巴马有可能就提前撤兵，从而缓解民众的反战压力。

二、美国民众对阿富汗战争的耐心渐失

美国大部分民众要求尽快从阿富汗战争负担中脱身的意图相当明显。奥巴马阿富汗政策的支持率不断下跌，最近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在阿富汗战争的政策上，奥巴马的支持率只有30％左右。美国民众之所以逐渐对阿富汗战争失去耐心，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场战争已经打了八年，花费了纳税人庞大的预算。加之，美国这两年经济状况并不太好，这场既昂贵又造成很多军人死伤的阿富汗战争当然出力不讨好，因此有舆论认为，这次增兵阿富汗的决定，是奥巴马担任总统之后最大的一场政治豪赌。此外，如果奥巴马决定要增兵3万多人的话，驻阿富汗的美军人数将超过10万人，这一年的花费大概会达到750亿美元，面对这么庞大的数字，美国国会和美国民众难免怨声载道。鉴于民众支持度下降的现实，奥巴马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因此他向阿富汗增兵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加速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和警察，最终实现美军从阿富汗“抽身”。

三、美军在阿富汗战场面临两大困境

其一，只能控制大城市。美国等北约部队目前只能控制少数大城市，无法控制阿富汗的广大农村。美国驻阿军队最高指挥官麦克里斯特尔2009年9月底宣布，放弃对人烟稀少地区的控制，集中兵力防御人口密集地区。奥巴马最新增派的3万美军主要部署在塔利班势力雄厚的阿富汗东部和南部地区，但其主要任务也是控制当地人口密集的重要城镇，对广大农村地区却无力顾及，而农村正是塔利班等反美武装最活跃的根据地。

其二，后勤补给屡遭偷袭。美军补给线不断遭到攻击，后勤保障成为难题。如今，塔利班也学习了当年阿富汗游击队对付苏联军队的战法，多次袭扰美军和驻阿联军的后勤补给车队。尽管美军的补给还可以依靠其在中亚的军事基地空运解决，但塔利班的偷袭对美军军心有很大损伤。为保障后勤运输，美军常常误伤平民，引发阿富汗不少民众的反美情绪。

阿富汗新战略对地区的影响

美国发动并重视阿富汗战争，实际上是重视阿富汗的地缘战略价值，利用阿富汗为战略平台，企图实现对中、俄、印、伊等国的制约，从而谋求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

首先，阿富汗地缘战略位置突出。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阿富汗处于东亚连接南亚、贯通西亚和中东地区的中枢地带，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军事战略上来说，能拥有或控制阿富汗，就如同在此枢纽上打入了一个楔子，有助于逐步控制中亚地区，进而实现对俄罗斯、中国、印度的牵制，美国当然深知其战略意义。所以奥巴马面对已经进行了八年而成效不彰的阿富汗战争，继续大举增兵，从某种程度上看，还是看重阿富汗的地缘战略价值，继续增兵就是为美国未来的国际战略投子布局。在中亚地区，美国的影响力几乎是一个空白。填补这个空白区，也是美国打阿富汗战争的潜在原因之一。

阿富汗战争实际上是美国通过维持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牵制中俄两个大国，消解上合组织的影响力。阿富汗毗邻中俄两个大国，而且和两大国国内矛盾比较集中的地区离得比较近。阿富汗和中国新疆是接壤的，同时它和上合组织的其他主要成员国，也是有直接接壤的。美国通过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实际有牵制中俄两个大国，同时消解上合组织影响力的目的。

其次，美国充分利用阿富汗战场制约中国、印度、伊朗等国。近期有报道称，美国在阿富汗战场部署先进的RQ-170高空侦察机，然而塔利班和其他武装组织长期处于美军和北约联军“绝对空中优势”压制下，对RQ-170基本没有还手之力。采用喷气式发动机又具备隐身性能的无人高空侦察机来对付塔利班，绝对是“杀鸡用牛刀”的表现，美国实则是“项庄舞剑”。《航空周刊》分析称，考虑到RQ-170的隐身设计，该型无人机可能被用于在伊朗等国边境地区飞行，或者窥探中国、印度、巴基斯坦，获取有关导弹试射和遥感勘测等有用数据，还能用于收集信号和多波段通讯情报。从技术上看，与以往装备AK-47突击步枪和火箭筒的塔利班武装相比，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都有相当完善的防空网，不仅装备有先进的雷达，而且还拥有型号众多的高射炮和防空导弹，一般侦察机根本无法渗透。而RQ－170无人机采用隐身设计，可以减少雷达回波，完全可用于“秘密渗透”。此外，RQ-170无人机装备有喷气式发动机，可以使其高速接近侦察目标，并能在遭遇危险时及时撤出。

冷战后，美国将战略重点向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转移。奥巴马上台以来，多次表示重视东亚地区的战略价值。美国的这种“重视”落实在行动上就是对东亚地区崛起中的国家采取防范措施，以谋求美国在地区的持续主导地位。美国已经在太平洋西岸部署大量军队，但在中亚地区影响力极为有限，通过阿富汗战争正好可以加速对中亚的进一步影响。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仍通过各种途径极力控制阿富汗局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保持在阿富汗驻军将有利于保障美国全球及东亚地区战略利益的实现。

“老欧洲”对伊拉克战争说不 大西洋两岸裂痕加大

中新网（2010年）8月30日电 综合媒体报道，对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而一手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除英国外，欧洲盟国一片反对之声。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欧盟几乎陷入分裂边缘。法国总理公开指责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犯了三重错误。伊拉克战争加深了美欧的裂痕，法德等盟国开始加速摆脱美国附庸的地位，在外交政策上更加自主。在反战问题上，法德甚至与俄罗斯站在了一起。

欧洲媒体对伊拉克战争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欧媒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虽然看似获胜，实则没有争取伊拉克与全球穆斯林的民心。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反而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爆发而愈演愈烈。伊拉克战争造成的数百万难民对战后伊拉克国内的稳定也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反战使欧盟几乎分裂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许多欧洲国家联手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作战计划，宣布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和平方案，并阻止北约组织提供援助。

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2003年3月26日在欧洲议会发言时指出，处理伊拉克危机的方式关系到欧盟的前途，欧盟又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普罗迪说，伊拉克战争已使欧盟产生分裂。

法国总理拉法兰3日表示，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是道义、政治和决策三重错误。拉法兰说，法国希望美英联军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但不赞同美国采取的引发冲突的政策。

欧洲民间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对态度也是明确的。2006年3月，伊拉克战争3周年之际，包括伦敦、马德里、巴塞罗那、罗马、都柏林、雅典、甚至是如斯德哥尔摩的小城都在举行抗议活动。

英国是美国在伊拉克最大的盟友。在伦敦，也有大约1.5万人从国会大厦游行到特拉法加广场表达抗议。参加游行的有前英国议员宾特、英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默里、伦敦市长利文斯通，以及引起争议的议员加洛韦。

萨达姆的首席辩护律师齐亚德·哈苏奈2005年3月1日向公众透露，萨达姆在狱中向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国家，尤其是法国与德国致意。

美欧之间裂痕加深

在伊拉克问题上，西欧大国与美国一直存在着分歧，只有英国对美国亦步亦趋。从美国宣布“倒萨”直到战后重建，双方分歧始终未解。美国的传统欧洲盟友法、德两国首先树起反战旗帜；战争爆发前，两国又在关键时刻“横刀立马”，最后关头也毫不退让，双方为此几近决裂。

2003年2月11日，法国抢在美之前提出强化对伊武器核查的有关建议，随即得到德、俄的积极响应，法俄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这一原则立场。2月24日，美、英向安理会提交旨在寻求对伊动武的新提案；同一天，法俄德针锋相对地提出继续核查的备忘录，在安理会形成了“主战”与“主查”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最后，美国不得不“知难而退”。法德俄联手在联合国安理会成功挫败了美英利用联合国使其对伊动武合法化的图谋。

冷战结束后，美欧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双方在世界新秩序的设想等问题的看法上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单极战略咄咄逼人，使欧洲感到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美国”，并已威胁到自身的利益。与此同时，欧盟经过半个世纪的整合，其实力大大增强，更加自信，对美国的独立倾向在一步步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反对美对伊动武正是欧盟要“在国际舞台上弘扬联盟的个性”，争取在国际事务中拥有发言权的一种抗争。

美欧之间围绕伊拉克战争的较量，折射出美国与其传统盟国之间的分歧要比人们想象的大，也更深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以是否支持美国对伊动武为标尺，将法、德、比等称为“老欧洲”，而将中东欧国家称为“新欧洲”，目的就是为了利用中东欧国家加强对欧洲的控制，牵制欧盟一体化进程。这使法德等国看到美国并非欧洲一体化的推力，而是阻力，结果也增加了双方的猜疑。

美欧关系的实质是欧洲在未来世界舞台上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到底是作为美国附庸还是独立的力量？是主从关系还是平等关系？虽然伊拉克战争之后，欧美双方都在采取一些措施修补双边关系，但这道裂痕已相当深，不是短期内可以抹平的。

欧媒：美国反恐越反越恐

英国《独立报》2007年2月28日发文认为，伊拉克战争让全球反恐战争越反越恐。报道称，世界各地的无辜者现在正在为“伊拉克效应”付出代价，成百上千的人因为美英军队攻打和占领伊拉克而失去了生命。

结果表明，自从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全球各地圣战者发动的袭击造成的死亡数字急剧上升。研究显示，伊拉克是促使极端主义势力卷土重来的重要因素。

报道称，攻打伊拉克是使穆斯林激进分子变得更加激进的重要因素。一些高级反恐官员说，攻打伊拉克的做法，以及美英政府关于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稽之谈，导致许多年轻穆斯林采取了极端行动，甚至两年前美英攻打阿富汗时也没有产生这样大的影响。

2008年3月，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日前走访了伊拉克全国各地的难民营。他们在采访中发现，250万伊战难民生活肮脏不堪，时刻担惊受怕，害怕宗派仇杀会让自己性命不保。该报指出，250万无家可归的难民已经直刺伊拉克“国家疾患”的心脏，成为和平进程的定时炸弹。

法国舆论反思伊拉克战争:打得好不如宣传做得好。法国的舆论对这一结论不以为然，并认为有许多疑点并没有找到答案。首先，美国发动战争的目的何在？美国大兵把伊拉克搜了个遍，迄今也没发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让布什政府很难自圆其说。

美军虽然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美军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伊拉克人的“欢迎”和“拥戴”？法国电视台记者在巴格达被占后到市内不同地方采访了一圈。他发回的报道反应出几点事实：第一，巴格达人对萨达姆政权的垮台松了一口气；第二，巴格达人并未真正对“美国解放者”的到来表示欢呼。第三，当地人民认为“美国人是冲着石油来的”。

法国《欧洲时报》2009年7月2日就美军依照美伊签署的驻军地位协议于6月30日撤出伊拉克城镇，发表题为《伊拉克：美军撤离的考验》的评论文章，指出美军撤离伊拉克对美伊双方都是一个考验。文章指出，目前最大的悖论是，美伊双方都希望结束美国军事占领的现状，但都控制不了局势。如果伊拉克军警不能承担重任，美军将被迫重返城镇，完全撤军计划可能成为泡影，这对双方来说都将是一次惨败。

 空袭利比亚：多国开始“奥德赛黎明”行动

当地时间19号晚间，法国出动战斗机摧毁利比亚政府军车辆，而英国和美国分别宣布，向利比亚防空系统目标发出了“战斧”巡航导弹，开始了代号为“奥德赛黎明”的军事行动。利比亚官方媒体当天指责西方国家轰炸民用目标，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8人死亡，150多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法国军方宣布巴黎时间19号17点4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0点45分，法国战机对利比亚政府军的一部军车开火，对利比亚实施首次空中打击。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法国“阵风”和“幻影2000”战机，又进行了三次空袭，摧毁了数辆利比亚政府军的装甲车。
　　
　　根据此前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卡扎非军队4辆部署在东部城市班加西西南部的坦克，遭法国战机摧毁。利比亚国家电视台早先报道称，一架法国战机在的黎波里地区，被利比亚防控系统击落，对此法国军方予以否认，称所有参与空袭的战机均已返航。
　　
　　法国外交部长朱佩还表示，法国不会展开地面行动，的黎波里时间19号2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国和英国的军舰、潜艇发射11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利比亚的20处综合防空系统目标，和其他沿海防空设施。
　　
　　美国军方说，这次联合行动代号为“奥德赛黎明”，参与国包括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和意大利。此外丹麦也向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美军空军基地，派出了6架F16型战斗机，而挪威和卡塔尔也表示，会参加针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另据利比亚国家电视台报告，利比亚当地时间今天凌晨2点25分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25分左右，首都的黎波里上空传来战机轰鸣声，随后南部和西南部传来猛烈的高射炮声，声音持续10分钟左右。
　　
　　据《路透社》报道，随着多国联军展开对利比亚空袭行动，利比亚政府方面，借助防空火炮进行反击。利比亚国家电视台援引一名政府军发言人的话说，西方军队轰炸了补给首都的黎波里以东城市米苏拉塔的油罐车。祖瓦拉和班加西也都有遭袭目标，而首都的黎波里的平民居住区也遭到空袭，造成平民伤亡。

美国压力下的阿拉伯民主化：问题与前景

本文摘自《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02期   作者：文庆   原题为：美国压力下的阿拉伯民主化：问题与前景

“9·11事件”后，反恐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如果说美国打击塔利班政权还属于本能报复的话，那么倒萨战争和“改造中东战略”已经体现出一种自觉的战略考虑。那么，在美国咄咄逼人的“民主改造”战略面前，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到底能否推行下去？笔者尝试做一点粗浅的分析。

一、美国战略调整与阿拉伯国家回应

“9.11事件”的发生是美国中东战略调整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目标主要有三个：保证能源供应；保障盟国以色列的安全；防止地区性霸权国家的崛起。因此，只要阿拉伯国家的对外政策不与美国上述战略目标冲突，美国对其内部存在的民主化问题一般都低调处理。但“9.11”之后，美国把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中东政策的首要目标。尤其是随着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抬头，曾被认为最不现实，并有碍美国国家利益实现的“民主改造”战略逐渐浮出水面，成为美国中东战略的重要环节。

美国民主改造计划的出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民主和平论”基础之上。按照这种理论，民主与和平之间有一种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一个民主的国家总是倾向于采取和平、宽容的对外政策。因此，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只有非民主国家之间，或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才会爆发战争。由此导致一个推论：要想实现世界和地区和平，唯有尽可能地把非民主国家改造成民主国家。

9﹒11事件的爆发似乎为“民主和平论”提供了反面佐证，使美国进一步得出了“专制滋生恐怖”的结论。美国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阿拉伯世界之所以存在如此强烈的反美情绪，之所以会产生诸如本·拉丹这样的恐怖分子，很大程度上是与阿拉伯国家政权的专制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想一劳永逸地消除恐怖主义威胁，唯有靠输出“民主”、改造专制政权的办法。而萨达姆政权的垮台，则为美国实施“民主改造”找到了一块理想的“试验田”。在美国的战略棋盘里，伊拉克就是即将到来的阿拉伯民主化浪潮中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面对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阿拉伯国家的生存环境陡然恶化。萨达姆政权的迅速溃亡，使许多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激进国家）普遍怀有一种“物伤其类”的悲愤之情；而面对美国来势汹汹的中东改造战略，他们更增添了一种“唇亡齿寒”的危机意识。为确保自身生存，阿拉伯国家本能地要对美国的中东新战略有所反应。简而言之，阿拉伯国家在民主改造问题上表现出“言论上抵制，行动上配合”的矛盾心态和两难处境。

一方面，面对美国“民主沙漠论”的诘难和咄咄逼人的中东改造规划，阿拉伯国家本能地采用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进行自我辩护。即用“阿拉伯国情论”冲抵“民主改造论”，强调阿拉伯国情不同于西方国家，伊斯兰民主不同于西方民主。他们认为民主及市民社会等观念是外来强加的非伊斯兰理念，是“西方中心论”的典型体现。按照霍梅尼、图拉比等宗教领导人的观点，早期伊斯兰传统中的“舒拉”（协商）制是一种“具有阿拉伯特色”的伊斯兰民主制。它与西方民主的差别在于：西方民主是“个人面前人人平等”，伊斯兰民主是“真主面前人人平等”；西方民主可能因人类自身的缺陷而出现失误，伊斯兰民主则不会；西方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是虚幻的民主，伊斯兰的“舒拉”能达到真正的民主。

另外，西方民主机制主要是通过政党表达政治利益，而在阿拉伯语中，“党派”（azhab）只表示“真主的党”与“撒旦的党”的对立。由此可见，阿拉伯国家并非排斥民主，只是由于民主理念和政治传统有别于西方，因而阿拉伯国家追求的是符合阿拉伯国家国情的伊斯兰式民主。沙特当权者曾强调，沙特阿拉伯“从构成和属性上看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因而“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民主体制并不符合本地区和沙特人民的情况”。埃及驻华使馆公使马杰迪·阿米尔明确表示：“阿拉伯国家本身也需要民主，但需要符合各自国家的历史、宗教和社会背景的民主，而不是由美国强加的，更不是通过暴力手段移植进来的民主。”

另一方面，一些阿拉伯国家为缓解外部压力，也加快了自身的政治改革。伊战后，阿拉伯国家人人自危，深恐成为下一个受冲击和“被改造”对象，因此纷纷作出反应：第一，阿拉伯联盟酝酿改革。也门等阿拉伯国家提议成立由各成员国元首组成的阿盟理事会，下设安全、国防、外交、经贸和社会发展等专项委员会；建立阿拉伯议会、协商会议和阿拉伯法院，以便使各成员国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修改阿盟宪章，增大阿盟秘书长的决策权等。第二，沙特提出新的《阿拉伯宪章》，号召阿拉伯国家推行民主政体，提高民众参政、议政意识，充分发挥民主协商机制的作用。

2003年5月，法赫德国王在沙特“咨询会议”开幕式上表示，将扩大政治改革的范围；6月，阿卜杜拉王储主持召开“政府与民众理性对话会议”，建议在伊斯兰教宗教教义的基础上进行全方位政治改革，包括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扩大国民参政权利等措施。此外，沙特还准备搞市政公开选举。第三，埃及提倡“更多的民主，更普遍的参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称，为了使埃及实现现代化，必须实施政治改革，并提议建立起完善的党派间的对话机制。埃及知识界人士也纷纷建议，加强选举的监督机制、给予各党派平等的地位。第四，叙利亚准备将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由“民族主义政党”转变为“社会民主党”，并积极推行自由选举。

总的来看，在美国强大压力下，阿拉伯国家不得不做出顺应性的改革措施，因而这种民主改革是一种典型的“外因强制型”民主化。然而，这种外力作用下的民主改革能否坚持到底，却不免让人怀疑。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此前遍及全球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中东地区却没有一个国家转变为民主国家。有学者甚至感叹：“在21世纪民主的世界里，这里几乎可以成为血腥的独裁政治和极为落后的家族统治的政治生态保护区。”因此，要想评估美国“民主改造战略”的成效，必须分析这种民主化生存的基本环境，即阿拉伯国家的具体国情。

二、阿拉伯民主化的国情制约

外因总是通过内因发挥作用。从目前来看，阿拉伯国家推行西方民主面临着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这可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从主观方面看，民主化能否取得成功，当权者和普通民众的主观意愿至关重要。就当权者而言，在美国大张旗鼓为民主造势的背景下，如果依然我行我素，美国纵然不会采取类似对付萨达姆的办法，但岂会对“冥顽不化”者无动于衷？在政权基础脆弱，经济、安全方面依赖美国的情况下，美国所采取的任何敌视性措施，必然都会影响阿拉伯国家现政权的稳固。因此，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民主改造”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暧昧态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加大“民主化”力度，避免美国的责难；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过分迁就美国，以免在彻底的民主化过程中丢掉权力。这就决定了他们在面对美国民主改造战略时，只能是在对美友好与保持权力之间寻求平衡。

阿拉伯国家的这种矛盾心态源自其长期实行的威权政治。一方面，共和制国家普遍存在政治强人独揽大权的现象。另一方面，君主制国家“家天下”色彩明显。君权、族权、神权、夫权在这些国家权力结构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类国家的统治结构并不存在本质差别。他们都处于金字塔形权力结构的顶端，基本上可以主宰一切，往往不受其他社会力量的约束。往好里说，这是一种得到民众认可的“庇护制”（patron）统治；往坏里说，就是个人独裁。由于这种统治方式强调人治而不是法治，强调权力而不是权利，因而它与政治民主化是直接对立的。

“制度化的权力意味着限制魅力十足的领袖人物的权力，否则他们就会专横武断地运用这种权力。……制度化的权威是超凡领袖个人权威的对立面，如果超凡领袖人物想建立公共秩序的稳定机构，他们就自己推翻了自己。”而民主化进程所涉及的多党制、议会选举、权力制衡等制度化的变革，必然要侵蚀统治者的个人权力。即使这些国家采取民主改革措施，也是以不威胁现行政权为底线。因此，阿拉伯国家的民主改革大多是自上而下、循序渐进的、在当权者掌控之中的有限民主。

而美国所推行的民主改造战略，从根本上说则是要以党派政治抑制个人独裁，以轮流执政取代世袭统治，以个人权利抗拒国家权力，因此这实际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现代民主运行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权力的赋予和废除都由选举判决，定期轮换职位。但如果掌权者有理由担心放弃权力会危及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时，那么显然他们将不会放弃权力。否则，政治家们放弃权力的代价就太昂贵了。而在中东特定的政治思维中，统治者实行政治多元化不会被理解成搞民主化，而仅仅意味着统治者已弱小得无法单独统治。纵观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所推行的民主化改革，鲜有经历民主化而不丢掉政权的执政党（如在非洲）。因此，对阿拉伯统治者来说，按美国设定的模式搞民主，无异于一种政治自杀，这就决定了他们很难对政治民主化产生兴趣。

民众的意愿是决定民主化成败的另一个重要主观因素。而阿拉伯国家民众对美国强加的民主化的心态颇为微妙。虽然从理论上讲，民主归根到底是要体现民众的意志和利益，因而民众一般都支持民主化运动的发展，但在阿拉伯世界，因美国长期支持“亲美”专制政府，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的做法，使得阿拉伯民众普遍对美国的“民主改造”心存疑虑。不少人认为美国搞民主是假，控制中东石油、分裂阿拉伯世界、损害伊斯兰教才是真。一些激进人士还提醒人们：“十几年前，西方在我们的社会中播下了民族主义的病菌，穆斯林乌玛至今还在尝受允许这一病菌扎根的苦果。面对更具诱惑力的‘民主病菌’，我们千万不要重复同样的错误！”

因此，阿拉伯人对美国推行的民主化改革可以说是爱恨参半：一方面，他们对现行统治者的治理方式和成绩十分不满，渴望通过政治制度变革，来消除政治腐败、经济萧条、贫富分化等种种社会政治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以色列，乃至抽象意义上的“西方”国家对阿拉伯民族生存空间的挤压，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和偏激的反西方情绪，尤其是美国在巴以问题上一味偏袒以色列，以及美英两国在缺乏确凿证据和联合国授权情况下对伊拉克的入侵，更强化了业已存在的反美情绪。2003年11月布什关于民主改造中东的讲话发表后，埃及金字塔政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阿卜杜·摩内姆指出：“他想要阿拉伯国家搞民主，而美国正占领着伊拉克领土，美国的盟友以色列正在屠杀巴勒斯坦人。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人会买他的帐吗？”

由此，很容易造成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凡是美国（或西方）支持的一定要反对，凡是美国反对的一定要支持。因此，在许多阿拉伯人看来，美国推行的民主改造战略或许可以帮阿拉伯人打破民主坚冰，加快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但由于这种民主是美国赐予的而不是靠自身努力争取来的，是刺刀威逼下而不是自愿进行的民主化，因而带给他们的更多的是一种屈辱感和逆反心理。在许多阿拉伯人看来，美国推行民主化战略不是出于维护当地人福祉的考虑，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这样，阿拉伯民众便可能会把美国主导的民主化与侵害国家主权、美国霸权扩张等同视之（这当然不排除当权者出于政治私心有意识地进行宣传），而对美国治下的民主敬而远之，甚至采取抵触态度。

这样，阿拉伯民众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绪，再加上阿拉伯国家当权者不愿进行彻底民主改革的心态，很大程度上会抵消美国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民主改造的种种努力，从而迟滞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进程。

从客观方面看，必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适当的社会政治结构，是推动民主化进程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就经济发展来看，阿拉伯国家相对落后的经济水平显然不利于民主的发展。首先，经济落后阻碍了现代公民观念的产生。在经济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一般都是通过工业化、分工专业化、提高教育水平等过程来达到的。工业化和专业分工的发展导致了一种新的、更加复杂多样、相互依赖的生产关系。由此形成大量独立于国家的利益主体，从而对传统观念形成极大的冲击。“技术化必然会削弱宗教权威，至少在一些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出于技术效用考虑的要求，肯定会与那些神圣的教条发生冲突。”“在社会层面，现代化改变了民众对地位和成就的典型态度，现代化包括了基于社会地位和个人影响的，朝向专门技能和成就方向的转变。”经济交往不断加深、经济依存不断深化，促使素不相识的民众萌生出一种经济共同体意识。而在阿拉伯国家，经济落后的现实土壤难以培育出现代公民观念。

其次，经济滞后无助于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公民社会的形成。现代经济发展使社会中各类职业的经营管理和技术人才，即中产阶级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按照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观点，中产阶级的壮大和公民社会的形成，可以被看作是完成文化整合和产生政治共识的前提和基础。这是因为公民社会内含了一种互为表里和相互支持的基本价值或原则，如：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参与性、法治等等。在西方，“建立在强烈民族主义感情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的兴起，是工业革命合乎逻辑的历史反映。”而几个世纪以来精神领域的革命性变革，又使这些民族国家在新的文化语境的熏陶、滋养下不断趋于成熟。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阐述了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的联系。他认为：只有在一个没有真正穷人的富裕社会中，才能有理智、健康的大众参与。“一个社会分裂为大批贫穷的民众和少数特权精英。其结果不是寡头制（少数上层集团的专制统治），便是暴君制（受民众支持的独裁）。”而阿拉伯国家基本上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其中的一些国家（如利比亚、海湾国家等）在物质上很富裕，但此种富裕主要是由于很幸运地拥有大量石油收入，“大量的石油储备提供了一条致富的途径。使之无需经过工业化、分工专业化、提高教育水平等（发展阶段）。”

由于国家控制着巨额的石油财富，使得这些国家不必像西方国家那样，依赖自下而上的公民纳税，而是自上而下地分配石油财富。这样，西方国家是“无代表”便“不纳税”，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而海湾国家则是“不纳税”便“无代表”，石油美元强化威权统治，并严重束缚着阿拉伯国家公民社会的发育。

再次，经济落后妨碍现代政治文化的生长。在阿拉伯世界中，传统的生产方式因其生产关系的地方性而使彼此隔离，不足以建立起一种丰富的社会关系，形成一种全国性的联系和政治组织。在此，马克思对法国封建社会农民的分析在中东同样是适用的：“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落后的生产方式制约了民众参政的物质前提。同时又铸就的是一种金字塔型的政治结构和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对普通民众而言，它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对“克里斯玛”领袖人物出现的深切期待和对领袖人物马首是瞻的盲目追随。这一特定的政治心理为个人专制和集权统治的出现提供了文化背景，而不利于现代西方民主的开展。

除经济发展水平外，阿拉伯国家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也对民主化形成制约。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根深蒂固的部族政治传统的制约。就阿拉伯世界的民族构成来看，除了在国家占主导地位的阿拉伯穆斯林外，还存在其它少数民族和教派。哈得森（MichaelHudson）把这些少数民族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属于阿拉伯人但其宗教信仰不属于逊尼派的穆斯林；第二类，是阿拉伯人但根本不信伊斯兰教；第三类，是穆斯林但不属于阿拉伯人；第四类，既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穆斯林。

另外，即使在阿拉伯人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部族、教派相互杂居，共处一国的情况。如黎巴嫩的什叶派和逊尼派、叙利亚的阿拉维派和逊尼派，伊拉克的什叶派和逊尼派等。由于历史的原因，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当地居民，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接受十分勉强，人民的传统忠诚对象是诸如伊斯兰、阿拉伯主义、部族、血缘和家庭等。相比之下，对国家的认同不仅是崭新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十分虚弱的。“虽然西方形态的疆域国家出现已经有几十年了，但国家观念，连同由对其认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在阿拉伯世界大多数地方依旧很陌生。”

这样，诉诸族裔认同这一传统认同渠道，便成了进行政治动员，获得民众支持的终南捷径。由此使这种族裔、教派的亚文化认同直接转变成一种政治认同和政治纲领。正像一位学者所说：“政治巩固的一个共同趋势是族裔性问题。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异族杂居，族裔提供了一种可以轻易动员起来的政治认同形式。”这种传统的族裔认同的壮大，会直接构成对国家认同的挑战，并由此导致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分裂。

因此，对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实现民主化或许不难，问题实现的是怎样的民主化。换句话说，民主政治是以具有不同政治理念的政党为参政前提呢，还是以先天性的族裔和教派为单位来参政议政。在阿拉伯国家没有完成文化整合，没能淡化和弥合种族、信仰差异的情况下，美国如果草率地开启民主化进程，结果很可能像打开一个“潘多拉的魔盒”，释放出诸如族裔政治和教派政治这样的“民主怪胎”，最终结果很可能是类似黎巴嫩那样的“马赛克式”的民主。

其二，传统取向的政治反对派的制约。一个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有赖于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这里，社会政治结构的完善和成熟便成为推进现代民主的必要条件。然而，多年的集权统治使得阿拉伯国家未能产生现代民主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而各种伊斯兰组织则凭借伊斯兰教这一神圣外衣韬光养晦，成为能够左右阿国政局的主要政治反对派。尽管这些伊斯兰组织形形色色，存在形态和基本主张都不尽相同，但从政治层面看，它们的政治主张体现出一种“向后看”的历史主义取向。他们把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时期视为阿拉伯民族的黄金时代，那一时期所采取的政教合一的政治模式，理应成为后世仿效的理想模式。而把当前阿拉伯国家执行的政教分离政策视为一种“蒙昧状态”，并把当前出现的种种社会政治问题归咎于没有遵循伊斯兰教教义。基于此，它们提出了“回归传统，正本清源”的思想主张。

因此，一旦美国在阿国推行多党制和议会选举，这些“伊斯兰政党”很可能会染指政权，成为民主化的最大的受益者。要么是专制的世俗政权，要么是民主的神权政权，这种可能出现的两难结局，无疑会使美国处境尴尬，难以将民主化改革进行到底。

其三，深受伊斯兰熏陶的政治文化的制约。任何一种制度的存在都是与制度背后特定的政治文化相伴相生的。而民主政治不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观念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说，自由主义是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灵魂和核心。然而，它在中东政治文化土壤中却十分匮乏。我们知道，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基本信仰和民族文化，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伊斯兰教的一些基本原则与现代西方民主是格格不入的：一是政教合一倾向。由于伊斯兰教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的宗教改革，因而它始终未能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彻底反思和清算。

在政教关系问题上，它不是在政教分离的基础上弘扬和净化自己，而是试图通过强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和权威，乃至建立政教合一国家的办法来使自己发扬光大。在西方，政权与教权、国家与教会的相互分离和相互制约，是自由民主的重要源泉，而在阿拉伯政治传统中，政治与宗教彼此相溶的体制，决定了当世的统治者可以集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威于一身。而这种政教合一的传统和一元主义的政治观，与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政教分离、多元主义是直接相悖的。二是威权主义倾向。伊斯兰教是十分纯粹的一神教，其核心教义使“除真主外，别无神灵”。按伊斯兰教教义，最不可饶恕的罪恶是“什尔克”（shirk），就是把其他的神灵同独一的真主并列起来。这种对神的无条件服从和信仰体现到政治生活中，就是对真主在尘世代理人（首先是先知穆罕默德，后引申为历代哈里发直至当前的统治者）的无条件服从。阿拉伯语中有句名言：“宁可忍受一年的暴君统治，也不可一夜没有君王。”在中东的政治文化中，蕴含着一种根基深厚的威权主义传统，这种政治文化是等级性、从属性的，而不是平等自主性的。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民主化只会是一种极权民主，而不是自由民主。

三历史合力下的阿拉伯民主化

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总是与它的生存环境（即基本国情）密切相关的。民主政治就像一粒花种，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土壤中才会生根、开花。而阿拉伯国家目前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适宜民主政治种子生长的社会土壤。

进一步看，作为发展中国家，阿拉伯国家经常同时面临着多重挑战，这其中，尤以维护政权稳定和发展经济最为紧要。有资料显示，当前阿拉伯世界不仅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落后，而且科技、卫生、文化状况甚至更糟糕。在科技成就方面，阿拉伯国家中排名第一的是突尼斯，列世界第51位，而以色列则名列世界第18位。在卫生方面，阿拉伯国家情况最好的是科威特，其初生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11.6，比以色列的穆斯林巴勒斯坦人高出两倍，比以色列的基督教巴勒斯坦人高出5倍；在文化方面，阿拉伯国家的文盲比例高达38.7%，甚至高于非洲下撒哈拉地区的国家，在全世界倒数第一。

互联网的普及率则只有6.6%，一些阿拉伯国家干脆禁止公民上网。在社会状况方面，阿拉伯国家的妇女地位之低列世界第二（仅次于非洲下撒哈拉地区的国家）。阿拉伯妇女的文盲比例高达51%，仅有10%的妇女上过高中[31]。在阿拉伯国家尚未真正解决民生问题的情况下，国家致力于经济发展，并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限制个人权利的做法，很容易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相比之下，由于民主的发展往往是与个人自由连在一起，因而在阿拉伯国家的领导者看来，推崇民主及由此带来的个人自由度的增加，实际也就意味着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和对经济发展大计的偏离。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政治发展往往被排在经济发展之后。按照伊莫逊（Emerson）的说法，民主还排在国家统一和政权安全的后面。[32]

换句话说，在诸事纷纭的情况下，推行民主化并非这些国家最为紧迫的任务。因此，当虚弱的政府无法一下子承担这么多任务时，他们取消的第一个项目通常就是参与，因此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实行的是独裁制。[33]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威权政治在阿拉伯国家如此盛行。正像美国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罗格所说：“在中东，致力于发展自身的资源，连同保护自己免受外部威胁的努力，使得国家安全、自卫和快速工业化等目标将不可避免地取代政治多元化和个人权利的目标。

这样，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当地政权必须应付与贫困、文盲、健康、住房和快速城市化，以及渴望尽快赶上发达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紧迫的社会问题。在这种环境中，威权政权最好的选择是大力强调管理、监督和控制。”[34]就以伊拉克为例。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百姓最关心的是如何解决诸如食品、卫生、水电等基本生存问题，而美国则醉心于重新分配权力、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击萨达姆残余势力等“战略性”问题。这种“高标准”与“低要求”之间的彼此隔膜，使美国推行的民主改造战略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场“聋子的对话”。中东问题专家贝萨姆·梯比就曾认为：“因为不能适应当地的历史环境，简单地推行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注定要失败。”[35]

当然，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进程面临客观制约，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注定与民主绝缘。事实上，从历史的角度看，阿拉伯国家从未停止过追求民主政治的脚步。在争取民族解放阶段，这种追求是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连的。如土耳其的青年土耳其党、埃及的“华夫托党”、叙利亚的“人民党”等以反殖、反封为奋斗纲领的政党组织的出现，昭示着民族民主主义思想已经在中东逐渐普及并付诸实践。

而在脱离殖民统治后，许多阿拉伯国家纷纷效仿西方的政治框架。如埃及、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在推翻本国君主制政权，纷纷建立起现代共和制。随着20世纪70年代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涤荡，这些阿拉伯国家在民主制框架基础上又有所进展，如实行多党制、选举制，建立议会制度和政治协商议会等。只不过囿于社会发展状况，民主化水平比较低罢了。但比之传统朝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其政治制度毕竟在不断改进。即使在当前，阿拉伯国家内部要求改革的呼声十分强烈，民主改革的内驱力不断增加。

从更为宏观的视角看，历史发展是不同历史力量相互角力，不断搏奕的结果。正像恩格斯所说：“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36]在民主化问题上，尽管阿拉伯国家内部存在着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无形阻力，但同时存在着要求推进民主的巨大动力。如果说这些国家内部要求变革的呼声具有天然的正义性的话，那么美国“民主改造战略”虽然有失正当性，但同样是阿拉伯民主化进程的推动力量。

事实上，尽管这种外部推力（无论英法的“委任统治”，还是美国的“民主改造”）因其强权和私欲，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历史和道德的双重批判，但它毕竟是一种能够影响历史进程的客观力量。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所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37]不要忘记，从历史的角度看，正是从西方不断向阿拉伯世界施加政治、经济、军事压力之时，这些国家才开始迈向现代国家进程。二战前，正是英法等国把选举制、议会制等西方民主制度引入阿拉伯国家。

因此，尽管阿拉伯内部存在着诸多民主化制约因素，但美国在推动中东民主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比预想中的要大得多。因而，也许阿拉伯世界永远达不到美国预期的民主化水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进程一旦启动，阿拉伯国家就再也不可能停留在原地了。归根到底，历史是合力作用的结果，而民主体现了人类的共同追求。

 列强扩张是阿拉伯世界分裂动荡的火种

  作者：李平民 原题为：列强扩张是阿拉伯世界分裂动荡的火种

1.1.列强与奥斯曼帝国“遗产”之争

地处欧、亚、非三大洲地带的中东[1]，是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和古代文明（古埃及、古苏美尔、古巴比伦、古亚述）的发祥地。这里的大部分地区曾先后属于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自古以来就强者逐鹿、兵马驰骋之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众多民族、各种文化在这里是冲突、交融，众多王国或帝国的版图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变化，形成历史上极为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

似乎历史上每一位企图控制和占有这里的强者都可以从历史上找到理由。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伊拉克是他们的故土，巴勒斯坦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据圣经记载，大约早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犹太人就在其族长亚伯拉罕的带领下从现在的伊拉克“渡河而来”到巴勒斯坦，并由此而得名“希伯来人”。亚伯罕的孙子雅各曾因与上帝摔跤而得名“以色列”。因逃避饥荒，雅各带领族人逃到埃及。为逃避埃及法老的迫害，先知摩西率领希伯来人从埃及逃回巴勒斯坦。途径西奈山时与上帝立约，以《摩古十诫》而传诸后世。据历史记载，在大卫和所罗门为王时（1004——962年），犹太人的历史辉煌一时，他们在约旦河两岸建立希伯来王国，定都耶路撒冷，在锡安山上建立膜拜上帝的圣殿。所罗门死后不久，王国一分为二，北部的以色列王国于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南部的犹太王国于公元前586年亡于巴比伦。之后数百年，犹太人先后处于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约在公元前165年，爆发哈斯蒙家族（或称马卡比家族）领导的犹太民族大起义，解放了耶路撒冷，再次建立犹太人王国。公元前63年，罗马皇帝庞培率军攻占耶路撒冷，建立罗马统治，扶植傀儡政权，受罗马驻叙利亚总督的监督。在罗马人统治时期，犹太人争取独立的斗争遭到残酷镇压，数万犹太人被杀，幸存犹太人或被卖为奴，或被迫流散世界各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犹太教成为流散犹太人的精神纽带，耶路撒冷和那里的锡安山成为他们团结统一的象征。

对于基督教徒来说，耶路撒冷的神圣性并不亚于犹太教。基督教由犹太教发展而来，圣经中的旧约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信奉的神圣经典。据圣经记载，巴勒斯坦的伯利恒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地，耶路撒冷是耶稣基督受难和复活的地方。由于公元4——7世纪中东大部分地区曾经属于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和西欧封建主为了控制地中海中部沿海和东西方贸易通道，掠夺东方的财富，就以解放“主的墓地”和保护圣地为号召，发动了长达200年之久的十字军东征（1097——1187年），并在巴勒斯坦建立长达140年之久的耶路撒冷王国（1099——1268，1228——1291年）。耶路撒冷有许多大小小的基督教堂、修道院和教会学校，他们分别属于东正教、天主教或新教。

对阿拉伯人来说，从遥远的古代开始，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地中海东部一带就成为他们的先民繁衍生息的故乡。阿拉伯民族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它起源于阿拉伯半岛。7世纪初，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统一阿拉伯半岛。经过100多年的征战和，阿拉伯人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其疆域东部曾与中国的唐朝接壤，西达大西洋，南达非洲北部。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在阿拉伯帝国治下的广袤土地上逐渐形成共同的文化传统而阿拉伯化。对伊斯兰教徒来说，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是他们的三大圣地。麦加的克尔伯神庙里供奉着天降神物（一块巨大的黑色殒石），是穆罕默德修行九年、按受安拉启示、创立伊斯兰教的地方；麦地那被称为先知之城，是穆罕默德建立早期的伊斯兰国家和统一阿拉伯半岛的中心；耶路撒冷是阿拉伯国家从阿拉伯半岛向外扩张、建立阿拉伯帝国的要道口，据说是穆罕默德“夜行登宵”、聆听安拉启示的地方。

公元8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分裂为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黑衣大食和以科尔多瓦的白衣大食；9世纪中叶，又分裂出以开罗为中心的绿衣大食。之后，阿拉伯世界出现混战和四分五裂的局面。从11世纪开始，突厥人向西大规模迁徙，西欧封建主发动200年之久的十字军东征（1096——1270）。13世纪中叶，蒙古西征，在西亚建伊尔汗国。14世纪中叶，以奥斯曼为首的一支突厥人在小亚西亚兴起，经200年之久的征战，16世纪中叶，又建立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阿拉伯人处于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之下达400年之久。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在苏里曼一世的统治下（1520——1566年），奥斯曼帝国达到它的鼎盛时期，它的疆地从多瑙河伸展到波斯湾，从南乌克兰伸展到埃及，囊括今欧、亚、非40多个国家的土地，面积达600多万平方公里。但苏里曼大帝逝世之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以惊人的速度继续下去的”。它的衰落引起西方列强瓜分其“遗产”的斗争，通过战争强占它的领土，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汉外法权。加上巴尔干被压迫民族谋求独立的起义，最终使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不可避免。

从17世纪初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西方列强在“和平”、“正义”、“保护弱者”的旗帜下对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展开激烈的争夺，导致所谓愈演演烈“东方问题”。由于觊觎的目标不同和客观条件的变化，他们所寻求的盟友和所打的旗帜也有所不同。俄国所觊觎的目标主要是巴尔干半岛、黑海海峡和巴勒斯坦，由于它是一个东正教国家，所心它的借口和所打的旗帜是“拜占廷帝国的继承人”、“东正教徒的保护人”和“泛斯拉夫主义”。英、法、德所觊觎的目标是主要是北非、西亚，尤其是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由于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所以它的借口是保护十字军东征以来的“传统利益”，打的旗帜是“天主教徒和圣地的保护者”；为了对付英国，也打“同情犹太人”的旗帜。英、德在中东侵略扩张的借口是“维护正义”，因为他们都是新教国家，而教教势力与东正教与天主教相比，在中东影响较小，所以英、德所打的旗帜都是“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朋友”和“同情犹太人”。在对付法国和俄国的竞争时，英国常常以主持“正义”的姿态，一面强调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统一，一面又积极倡导“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但为了对付德国的竞争，鉴于德、土的“友好”关系，英国则更多强调的是阿拉伯人的“利益”。新兴的德国在与老牌的英、法、俄竞争时，表面上强调与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友好”，以“穆斯林的保护者”自居，但暗中却支持锡安主义，[2]对锡安主义采取“默认”的政策，使锡安主义运动在德国的畅行无阻，使德国成为世界锡安主义运动的中心。

1.2．国际政治与锡安主义运动

锡安主义直接起因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爪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东方问题”。早在17、18世纪，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为了在奥斯曼土耳其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建立国中之国，除了攫取对基督教社团的保护权，还积极倡导“犹太人回归锡安山”。事实上，“犹太人回归锡安山”的最早积极倡导者大多是基督教徒或同化的上层犹太人等西方殖民主义者[3]，包括英国的护国主克伦威尔、首相迪斯累里、外交大臣帕马斯顿和法国的拿破仑。到了19世纪末，后起的德意志帝国为了向中东扩展势力，也步英、法的后尘，支持和赞同锡安主义，德国的一些宫庭大臣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都曾与世界锡安主义组织的创始人赫茨尔有过联系，威廉二世曾多次接见锡安主义组织的缔造者赫茨尔，表示对锡安主义的“关心”。[4]第一次世纪大战前，随着列强在中东的扩张步伐，锡安主义首先在英国、德国、沙皇俄国和法国获得迅猛的发展。

锡安主义者始终把寻求列强的“公开保护”和“特许”作为实现锡安主义目标的根本途径。早在1897年8月，第一届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通过的《巴塞尔纲领》就宣布：“锡安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由公众承认的和法律保障的犹太民族之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由于德意志帝国与土耳其政府的特殊关系，世界锡安主义组织的“德国特性”非常明显，它的许多杰出成员都是德国犹太人，他们居住德国或在德国受教育。第一次锡安主义代表大会规定：大会正式用语为德语，会议公报也用德语发表（直到1939年8月，第21次锡安主义代表大会才正式取消这一规定）。锡安主义执行委员会活动的中心最早在维也纳，1905年迁到科隆，1911年又迁到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锡安主义组织的拥护者已经遍布犹太人居住的许多地方，但是它的领导权却掌握在德国犹太人的手里。世界锡安主义组织的缔造者和第一任主席赫茨尔是德国的盟国奥地利人，第二任、第三任主席都是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尽管德国碍于与土耳其政府的“友好”关系，没有公开表示过对锡安主义的支持，但是锡安主义在德国的发展从来没有遇到过障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锡安主义组织宣布保持中立，但“说时容易做时难”，以魏兹曼为首的少数派把实现锡安主义目标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身上，而多数锡安主义领导人则把希望寄托于德国的胜利。为使交战国双方的锡安主义组织保持联系，在中立国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设立了办事处。

早在1880年，全美犹太人已达25万。虽然在1881年至1914年间，大约有300多万犹太移民进入美国，但因美国在中东的影响有限，锡安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发展却相对比较缓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美国锡安主义组织才成立。在这之前，锡安主义运动的影响似乎还没有波及到美国人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美国向中东扩张势力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锡安主义在美国也获得了惊人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政府通过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犹太人亨利·摩根索积极与巴勒斯坦犹太社团联系，表达了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关心。美国政府还支持了《贝尔福宣言》的制订和发表。关于美国政治家对《贝尔福宣言》的制订和发表的产生影响，英国的中东问题专家理查德·艾伦在他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历史背景和前途》一书中写道：“英、美两国政治家之间以及两国的锡安主义者领导人之间经常讨论的问题，便是如何把这些关注铸成一个公开的政策宣言……在达成这个宣言之前，大西洋两岸对每句话（以及许多取舍抉择的地方），都逐字逐句地作了推敲，其详细的程度简直无法从贝尔福签名的那些流畅而不拘礼节的措辞上看出来。”[5]

美国所主张的“民族自决”和“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也包括未来的犹太国家。锡安主义者建立犹太国的要求不仅遭到阿拉伯人的激烈反对，同时也遭到英、法的反对。在巴黎和会上，英、法两国派出了自己的犹太代表团，但与美国犹太代表团积极支持并参加世界犹太人代表团委员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英、法两国的犹太人代表团拒绝参加世界犹太人代表团委员会，并声称犹太人代表团委员会的要求“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

美国在中东的竞争，迫使英、法两国相互妥协，调整关系。1919年9月，英、法正式签订协定：法国同意英国控制巴勒斯坦，英国则同意法国对叙利亚实行军事占领。在1920年4月的圣雷莫会议上，英国取得过且过对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法国则对叙利亚（包括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1920年7月，法国军队击败费萨尔的军队后正式接管了叙利亚。

1920年1月，国际联盟正式宣告成立，有英、法、意、日、中等44个国家参加。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没有参加，战败国不得加入。建立国际联盟是美国总统首先倡议和极力促成的，美国企图借此赢得世界舆论，以取得自己在和会和国联中的领导地位，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威尔逊公然宣称，美国参加国际联盟是为了接受“向我们提供的世界领导权”。但是，威尔逊这一企图遭到英、法、日等国的顽强抵制，没有达到目的。连威尔逊一手设计的委任统治制度，也被英、法、日按过去为其所用，使他们已经抢到手的战败国的殖民地套上了合法统治的外衣。因此，威尔逊的政敌共和党人便对国联盟约进行猛烈攻击，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也拒绝参加国际联盟。

美国虽然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但并没有停止向中东扩张的步伐，而是围绕着锡安主义问题与英国进行明争暗斗。1922年6月30日，即在国际联盟通过巴勒斯坦为英国委任统治地的决议前，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关于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决议案》，并经哈定总统9月21日签署。决议案表示：“美利坚合众国同意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但应该清楚地理解，不得有任何行动使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和所有其他非犹太团体所享有的公民和宗教权利受到损害。”[6]该决议的目的，明显地要求英国政府认真履行《贝尔宣言》的诺言。

《贝尔福宣言》和联合国的委任统治条款一方面使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披上了国际承认的合法外衣，但同时又使英国不得不承担贯彻《贝尔福宣言》的义务，它必须每年向国际联盟报告委任统治的情况；它也使大国支持下锡安主义向英国施加压力以促其“言必信，行必果”和寻求发展民族之家的特权时有了法律依据，这正是英国和它的大多数官员长期“同情”和“支持”阿拉伯人的根本原因。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文官政府推行分而治之政策，在既支持又抑制阿、以双方的艰难抉择中创立了阿、犹双方的两个平等政府，并且有意助长阿犹双方内部的众多派别势力的冲突中相互制约，从而幻想达到维护英国统治的目的。分而治之政策一度暂时维持了巴勒斯坦的平静，但是，各种势力和力量并不总是按照英国统治者的意志发展的，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和外力的作用，阿、犹双方都竭力打破平衡，导致双方冲突的加剧，最终使英国失去控制力。在统治巴勒斯坦的30年间（1917-1948年），美国所遇到的最大外力挑战就是美国。在英国的分而治之政策下，如果没有美国的插手，以色列将难以建立。

早已有西方学者提出：“锡安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有他们彼此间的冲突——都曾被大国为他们各自的目的所利用，两种事业曾交替地不是受到大国支持或鼓励，便是受到谴责和非难”；“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计划仅仅是一个谋求私利的政治阴谋”；“《贝尔宣言》不过是英国所制造的大量骗局的沧海一粟”。[7]事实上，《贝尔福宣言》本身就是英国政治家精心设计的、前后矛盾的、便于自己在中东推行分而治之政策的文件。英国可以以“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的措辞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又可以以“但必须清楚理解，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受到损害”的措辞和“民族之家”一词的模糊性来限制锡安主义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两国对阿拉伯人的背信弃义和对阿拉伯世界的瓜分，导致阿拉伯世界民族运动的高涨。为了维护自己在巴勒斯坦的殖民统治，英国长期推行分而治之政策。1922年7月6日英国下院通过的关于巴勒斯坦政策的白皮书是一个圆滑的分而治之的文件。该文件对锡安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双方进行了限制和安慰，表明了英国对阿、犹双方的一视同仁。该白皮书是英国政府自《贝尔福宣言》颁布以来第一次较为明确在对“犹太民族之家”一词的解释，它不仅不是一个犹太国家，而且其范围有限；它被拒绝在约旦河以东的巴勒斯坦建立；它被允许在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建立，但不排除其他民族之家的的存在。移民必须受当地“经济吸收能力”的限制。

英国在巴勒斯坦推行分而治之政策的最初10多年间基本上是成功的。英国殖民政府保证对阿、犹双方“一视同仁”，“对所有的人，不论其身份、地位、民族、信仰如何，都一律公正对待”，英国在锡安主义者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之间纵横捭阖，悄然渔利其间。1925年前后的巴勒斯坦一度被认为是“中东国家中的一个最安全的国家”，犹太民族之家的发展停滞不前，阿拉伯民族运动采取了守势，倡导“闪族共生依存”的双民族主义思潮盛行一时。“假若没有希特勒的大屠杀，那么这个民族之家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占优势的犹太国家。”[8]

巴勒斯坦的平静是暂时的。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要求民族独立，锡安主义者要求建立犹太人国家，双方都反对英国的分而治之，都竭力冲破英国的限制发展自己的力量。希特勒的上台和国际局势的突变为犹太民族之家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锡安主义胜利的三个关键因素是大国干预、大批移民和金钱。和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锡安主义者历来的策略就是不单单依靠某一个大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它曾得到过英、法国和德国，甚至沙皇俄国的支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宣布中立，但它事实上管辖着“亲”德和“亲”英的两个支部，敌对的双方无论哪一方胜利，都必将意味着锡安主义的胜利。

为了得到移民，赫茨尔提出的设想是：一是宣传“同化不可能改变犹太人的苦难状况”，二是增加犹太人的“外部压力”迫使其出走巴勒斯坦。赫茨尔特别强调宣传的神奇作用。1895年6月，赫茨尔在给德国锡安主义者莫里茨·希尔施男爵的信中写道：“召集来的人们将被告诉些什么？‘你们是贱民！你们将被剥夺权利，没有财产，而你们只能对此逆来顺受，俯首贴耳。你们走在大街上将被侮辱。如果你们是穷人，你们将遭受双重的苦难。如果你们是富人，你们必须隐瞒实情。你们不能接受任何真正的称呼。如果你与金钱打交道，你将成为人们蔑视的众矢之的……。这种情况不会好转，只会变得更糟……。出路只有一条，到应许之地去！”要通过“大规模的宣传，即通过报纸、书籍、小册子、讲道、图画、歌曲使这思想深入人心”。“请相信，只有当不可捉摸的东西高悬于空中时，整整一个民族的政治生命（尤其是当这个民族分散在全世界时）才能被启动。你知道德意志帝国起源于什么吗？来自梦境、歌曲、奇想和学生们佩带的金黑色的带子，而这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出现的。怎么？你不明白什么是不可捉摸的东西？那么宗教是什么？你想一想，为了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犹太人忍受了两千年……”。[9]

关于外部压力与所谓“犹太人特性”的关系，1894年赫茨尔在讨论小杜马斯的小说《蠢夫人》时有过论述：“许多世纪以来，他们已经扎根于其他各种各样的民族之中，他们中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之间互不相同，他们唯一共同的东西是使他们聚集到一起来的外部压力。所有受欺压的人们都有这种犹太人特性，只要外部压力一消失，他们就会像被解放的人一样各行其是。”[10]赫茨尔在他的《犹太国》一书中写道，重建犹太国“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推动力量，这种力量是什么呢，这就是犹太人的苦难。”[11]其他锡安主义领导人也有同样的观点，当锡安主义领导人魏兹曼在1932年11月讲道“巴勒斯坦将建立在流散地犹太人的毁灭之上时”，还没有人想到他所预言的“毁灭”是600万流散犹太人肉体的消灭。

当绝大多数锡安主义者对英国已经完全失去信任之际，希特勒上台却给锡安主义运动带来转机。“在德国犹太社团中，锡安主义者总是比较少的少数派。希特勒执政后，他们在德国的影响迅速增长。那里突然对巴勒斯坦的一切事情都极感兴趣。数百人前来参加锡安主义会议，而过去常常只有几十人。锡安主义的报纸的发行量增加，到处都在开办希伯来语学习班。”[12]希特勒的反犹政策使巴勒坦犹太人口成倍增长，希特勒上台的第一年，巴勒斯坦移民就增加到3万，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年。到1939年5月时，巴勒斯坦犹太人口已猛增至45万，接近巴勒斯坦总人口的1/3。

在希特勒看来，“国际犹太人”是协约国胜利的“受益者”，锡安主义不过是“国际犹太人”的阴谋。锡安主义者依靠欧洲强国所要建立的未来的犹太国家只能是“国际犹太人搞欺骗活动的一个中心组织，……一个流氓们的避难所和一个恶徒们的培训中心”。他把犹太问题作为“划分朋友或敌人，潜在的同盟与对手的标准”，“外国领导人是否被认为是国际犹太阴谋的代理人、合作者或委托人成了在外交政策上分析一个欧洲大国的主要因素。”[13]

纳粹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把锡安主义者当作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罪人”、“谋取私利的投机者”，认为他们“勾结德国的敌人、动员美国的资本反对德国”。[14]在纳粹德国，犹太人是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背后一把刀”的说法流毒甚广。

锡安主义“回归锡安”的倡导和“上帝特选子民”的宣传必然同希特勒的日尔曼种族优越论发生激烈冲突，二者水火难容。但是，就否认不同民族间的融合、相互谅解的可能性，强调排它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并把大规模宣传作为理想实现的主要手段来说，锡安主义与纳粹主义具有明显相似的特征。同化主义是锡安主义的大敌，而纳粹主义却宣告了犹太同化主义的破产，它对犹太人的迫害和驱逐在客观上有助于犹太人“回归锡安”，回归自己的族类和巴勒斯坦。对此，许多锡安主义领导人有过论述。在许多锡安主义者看来，希特勒的胜利不仅不意味着锡安主义的灾难，而且必将给锡安主义带来发展的机会。

世界著名的犹太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格在皈依锡安主义后不久讲道：“纳粹主义的出现是一件相当受欢迎的事情……徘徊于同化和对犹太事务一知半解的危险之中的犹太人竟是那么多。成千上万的似乎完全放弃了犹太教的人又被希特勒赶回了教会团体。就这点来说，我本人就非常感激他。”[15]“回归锡安”的积极倡导者、犹太著名诗人钱姆·纳奇曼·比亚利克也曾经认为，幸亏希特勒不鼓励同化犹太人，这样一来，“纳粹主义也许成全了犹太人，因为它宣告了同化的破灭。与此同时，它也使世界清醒认识到犹太问题而不再忽视它。”他甚至说道：“我和希特勒一样，相信血统论的力量。”[16]

对锡安主义者来说，引进大批犹太移民不仅需要“外部压力”，同样离不开大笔资金，没有金钱同样没有移民。因此，在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建立不久就建立了用于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向移民提供所需贷款的犹太殖民银行，即犹太“民族基金会”，该银行设在伦敦。希特勒上台前夕，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锡安主义经济面归崩溃的边缘。但希特勒上台后，不仅驱逐、“帮助”德国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还为大批德国犹太资金转向巴勒斯坦提供法律保障。

对纳粹德国来说，犹太人对世界市场具有巨大的影响，世界犹太人对德国的联合贸易抵制将会给德国的经济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因此，纳粹德国需要与锡安主义合作来阻止世界犹太人对德国的联合贸易低制；德国最大利益是通过宣传反犹把犹太人驱逐到巴勒斯坦，这不仅是纳粹德国的“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宣传的必然要求，更重要的是，希特勒可以通过摆脱德国的“犹太人包袱”激化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使巴勒斯坦成为一个世界“骚乱中心”，最终切断大英帝国通往东方的“生命线”，动摇在其中东“安全大厦”的基础，进而夺取英国的世界霸权。1936——1939年巴勒斯坦爆发阿拉伯人大起义的直接原因就是纳粹反犹所导致的犹太移民的猛增。

当然，锡安主义者为了达到最终建立国家的目的，也“不惜与魔鬼结成同盟”。共同的利益使敌对的双方走到了一起。锡安主义者和纳粹德国的谈判从希特勒台后就开始了。纳粹党卫队头子利奥波德·冯·麦尔登斯坦在德国锡安主义联盟执行委员会成员库尔特·塔克拉的陪同下访问巴勒斯坦长达半年之久，从而拉开了锡安主义与纳粹德国谈判的序幕。访问归来后，冯·麦尔登斯坦在他的12篇插图文章中对“犹太定居者的开拓精神和伟大成就表示了高度的赞扬”，赞扬“锡安主义既造福于犹太民族，也造福于全世界”，“它造就了一个犹太新族类”，“它为治愈困扰世界长达一千多年的创伤指出了方法”。[17]

同锡安主义者的谈判代表最初是萨姆·科恩（特拉维夫水果出口公司的经理），他在1933年与纳粹德国经济部签订了一项协定，其中规定，允许价值100万马克（40万美元）的德国犹太移民的财产可以以购买德国农机设备形式转移到巴勒斯坦。

继科恩之后与德国谈判的代表是犹太代办处主任阿尔罗索罗夫。阿尔罗索罗夫是主张与纳粹合作的著名锡安主义领导人。早在1932年他就得出结论，不能引来超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大量移民和足够的资金，就必然意味着锡安主义的失败。他还预言，希特勒上台意味着在未来5到10年中将发生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因此，为保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存在下去和解决犹太人问题，就必须争取时间积极行动。他在致魏兹曼的一封密信中（1932年6月）讨论了“革命专政”过渡阶段的可能性。在过渡阶段中，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抛开感情的因素与柏林合作，在巴勒斯坦创造条件，以接纳尽可能多的移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临近的世界大战和不断加剧的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就会使锡安主义的目标化为泡影。他积极参加组织犹太人从纳粹德国移居巴勒斯坦的活动。1933年6月16日，他在访问德国归来两天之后，在特拉维夫海滨散步时被人暗杀，凶手至今仍没有查出。

阿尔罗索罗夫的被杀并没有放慢锡安主义组织与纳粹德国的合作步伐。经过几个月的谈判，1933年8月25日，犹太办事处与纳粹德国正式签订《哈瓦拉协定》（哈瓦拉，希伯来语，意为“转移”，《哈瓦拉协定》也称《转移协定》）。该协定允许德国犹太移民将自己的资金以德国出口货物的形式转移到巴勒斯（每位移民转移财产的最高限额为5万马克，折合2万美元或4千英镑）。8月21日和9月4日在布拉格召开的锡安主义者第18次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公布这一重要协定，而是德国单方面公布了这一协定（两年后锡安主义者第19次代表大会正式公布了这一协定）。大会不仅没有对纳粹政权进行谴责，反而限制讨论当时的局势，以尽量避免激怒纳粹德国。这次大会讨论的重点是移民问题和阿尔罗索罗夫被杀案件。这次大会还讨论了如何阻止纳粹德国利用《哈瓦拉协定》进行政治宣传的问题。

锡安主义著名活动家艾希科尔（以色列成立后，艾希科尔曾先后担任财政部长、国防部长、总理等要职）1934年从巴勒斯坦去到德国，领导巴勒斯坦驻柏林办事处工作，负责物质运输调拨，并协调德国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3年后才回到巴勒斯坦。

伦敦的锡安主义执行委员会对德国的非法移民活动持非常谨慎的“不热不冷”的态度。曾任德国锡安主义组织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弗里登萨尔在30年代是德国锡安主义组织、盖世太保和伦敦锡安主义组织之间的联络官。“玻璃破碎之夜”之后，弗里登萨尔曾前往伦敦与锡安主义组织领导人魏兹曼、本·古里安讨论有关与盖世太保合作、组织犹太移民事宜，魏兹曼和本·古里安均表示不赞成，理由是：“我们不能同时与阿拉伯人和英国人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锡安主义者的官方政策是：“就象没有《白皮书》一样同英国人一起同希特勒作战，就象没有大战一样与《白皮书》作战”，但是，锡安主义激进派别“斯特恩邦”认为，锡安主义的主要敌人不是德国和意大利，而是英国，他们一直坚持武装反英斗争。

锡安主义组织对纳粹德国妥协并与之合作的政策遭到在多数犹太人的反对，认为这种政策是对犹太人的背叛，有人甚至认为锡安主义与纳粹主义狼狈为奸，他们要求锡安主义组织为恢复德国犹太人的平等权力而进行斗争。在第18次代表大会上，坚决主张反对纳粹德国、呼吁组织全世界抵制德货运动的锡安主义修正派受到压制，其领导人茨维·罗津布拉特和阿尔拉哈·斯塔夫斯基被怀疑为参与暗杀阿尔罗索罗夫的凶手，并被提交法庭审判。一些锡安主义领导人对哈瓦拉协定进行了辩护。著名锡安主义领导人塞利格·布罗德兹基讲道：“使用过激的话、组织会议、号召抵制等，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使用心平气和的语言和进行冷静的推理，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说什么有关对德国的决议太软弱，错矣！非犹太人可以说强硬的话，但犹太人却不能这样。”[18]另一位锡安主义领导人摩西·贝伦森也讲道：“这次会议没有‘背叛’，它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它不是‘胆怯’，相反，它对采取一种新的犹太策略而令人鼓舞……事实上，第18代表大会鼓起人们摧毁同化信仰的勇气……几代以来，我们都是通过采取抗议的手段进行斗争。现在，我们手里有了另外的武器，一个强大的、确实可靠的武器：前往巴勒斯坦的签证。”[19]

巴勒斯坦殖民部主任阿瑟·鲁宾在他的193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犹太人》一书中，公开表达了锡安主义运动的妥协纲领：“这种和平解决问题的尝试将是可行的。假若犹太人认为他们在德国有特殊的地位，这必将导致冲突，因为冲突是人类的本性……假若双方都认识到目前的状况并不源于恶意而是根源于环境……那么犹太人问题就没有必要企图在无节制的疯狂仇恨中解决。”

1935年月3日，在19次锡安主义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主席魏兹曼在他写给阿瑟·鲁宾的信中，谈到了他与德国合作的看法：“假若认真对待德国犹太人问题，甚至在一个专门的报告中，我怀疑，任何人，尤其是德国犹太人和德国锡安主义者，从中会等到什么好处。它将不会带来有用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在现在全世界都愿意与纳粹德国达成妥协的今天。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报告给我们当前正在德国从事的富有成效的事情带来危害。……我们，作为一名锡安主义组织的成员，应该关注的是关于德国问题的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即通过转移协定把青年犹太人从德国转移到巴勒斯坦，而不是关注德国犹太人的平等权利问题。”[20]在魏兹曼看来，所谓的“为德国犹太人的权利而斗争”的提法只是听起来好听，而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口惠而已。在魏兹曼的提议下，像第18次代表大会一样，1935年8月20日至9月4日召开的第19次代表大会同样对德国犹太人问题绕道而行。

在第19次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一些锡安主义领导人再次为与德国合作的政策进行了辩护。一个名叫恩周·塞里尼的锡安主义活动家把希特勒看作驱赶德国犹太人归向锡安主义的鞭子，他在第19次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讲道：“事实上，我们并不为利用德国犹太人所受的迫害来重建巴勒斯坦而感到羞耻。先哲和前辈领导人曾经教导我们……利用被流放犹太人的苦难来重建。”魏兹曼也讲道：“对德国犹太人所受痛苦的最有价值和真正有效的回报就是在以色列土地上树起耸天雄伟大厦……正在出现的事情会把我们所承受的所有痛苦变成留给子孙后代的歌曲和传奇。”[21]

就在锡安主义者19次代表结束10天之后，纳粹党大会批准了以反犹而著名的《纽伦堡法令》。该法令不仅宣布犹太人为外来民族，不承认德国犹太人为德国公民，并禁止犹太人与德国人之间的婚姻和性关系。该法令给予德国犹太人的唯一选择就是移民国外。该法令给德国犹太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同时却给锡安主义提供了在德国迅猛发展的机会。事实上，《纽伦堡法令》与锡安主义所倡导的民族分离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锡安主义者的口号，如犹太民族是统一的，反犹主义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等，这些都使纳粹的宣传有利可图；另外，纳粹头子在他们的讲话和文章中经常引用锡安主义者的话，用以证明犹太人是特殊的，是不能同化的，这些不都是事实吗？”[22]

早在希特勒上台6个月后，德国锡安主义联盟在递交纳粹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就表明了民族分离的观点：“我们反对异族通婚，主张犹太组织的纯洁……锡安主义希望赢得政府的合作，即使它从根本上是敌对犹太人的，因为犹太人问题的解决不能从感情出发，而只能从实际问题出发。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所有民族，在当前尤其有利于德意志民族。”[23]

锡安主义的哈鲁茨（先驱者）移民培训中心以提倡铁的纪律和绝对服从原则而著名。《纽伦堡法令》颁布后，该组织计划在15——25年间把德国犹社团（1933年德国犹太总人口约54万）全部迁往巴勒斯坦。该组织领导人一度认为，他们大规模迁移计划对将对德国具有巨大吸引力，因此，“德国当局会同意对未来的移居国外活动扩大援助，他们采取的援助手段将包括放宽转移外汇管制法，为移民培训提供更多机会，运用‘政治手段’等。”[24]

《纽伦堡法令》实际上是对德国犹太人的驱逐政策，这对德国犹太人来说是极其痛苦的。根据国际联盟的统计，1933——1939年，32。9万犹太人离开德国。1939年5月，德国还剩下21。4万犹太人。1941年3月，希特勒下令“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许多德国犹太人被押解出境或自杀身亡。1943年9月，德国宣布成为“净化于犹太人”的国家。

在纳粹书报检查制度下，德国锡安主义联盟的喉舌双周刊《犹太观察》的发行量猛增，大量宣传锡安主义的书籍被允许出版。1933——1939年，锡安主义运动在纳粹德国迅猛发展，党卫军是锡安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亲自访问过巴勒斯坦的党卫军头子冯·麦尔登斯坦德国犹事务部首脑，以推动德国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党卫军的报纸登裁了一系列表示支持锡安主义的文章。1935年5月，党卫军的官方报纸在其头版社论中写道：“巴勒斯坦再次可以接纳自己儿女的时间也许不会太远了，他们失掉它一千多年了。我们对他们寄予的美好希望，也是官方给他们的最好祝愿。”[25]

哈瓦拉协定在执行过程中虽然按照德国的意志有所调整，但基本条款没有变，即移往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需首先将他们的资金存进德国的银行，用来购买德国的出口货。当货物在巴勒斯坦出售之后到达巴勒斯坦的移民才能得到钱款。虽然犹太移民在把资金转移到巴勒斯坦时遭受巨大损失，如到1938年，德国犹太人财产转移过程中损失一般达30%，甚至高达50%，但与移往其他地方的犹太人相比，移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财产损失要少得多。从1933年8月至1939年9月，投向巴勒斯坦的所有资金的60%是得益于与纳粹德国签订的协定。

1933——1941年，经《哈瓦拉协定》移入巴勒斯约的德国犹太人约6万，转移的犹太人财产价值13957万马克，折合810万英镑，1380万美元。据历史学家布莱克估计，经其他锡安主义-德国协定进入巴勒斯坦的资金还有7000万美元。当代许多西方学者承认，《哈瓦拉协定》对犹太民族之家的发展和以色列的建立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反犹政策驱逐下大量德国犹太移民涌入巴勒斯坦引起阿拉伯人对德国的不满。1937年1月，德国驻耶路撒冷领事多赫勒向柏林报告说，假若德国坚持《哈瓦拉协定》，继续“帮助”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她将不仅失掉阿拉伯人对她的善意，而且将使一个仇德的犹太国的出现成为事实，这个仇德中心将不仅抵制德国货，而且将决定德国在圣地的机构和殖民地的命运。但是，德国外交部对多尔提案的答复是：“留待以后决定”。

一些纳粹官员还认为，允许德国犹太移民通过推销德国货而收回抵押财产，实际上是用德国资本帮助建立犹太国家，德国无利可图。但是，反对者的意见并没有使德国中止与锡安主义者的合作，《哈瓦拉协定》的执行在德国并没有遇到障碍。负责中东事务的纳粹外交部官员冯·亨蒂格对纳粹德国向巴勒斯坦遣送犹太移民的解释是：把仇德的许多犹太人驱逐到许多国家，对德国来说比把他们集中到巴勒斯坦更有害，因为一个犹太国家在巴勒斯坦出现将使德国能够“在犹太人进攻时，同官方代表而不是象以前那样同无名的、不负责任的人打交道”。亨蒂格进一步声称，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的现行的比率是每年3—2·5万人，这意味着10年之后德国就可以摆脱她的犹太人包袱。[26]

一些材料证明，《哈瓦拉协定》得到了希特勒的支持。就《哈瓦拉协定》负责与德国官方联络的锡安主义领导人恩斯特·马库斯认为“他们得到了希特勒的祝福”，马库斯还提到希特勒1933年10月24日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希特勒虽然没有提《哈瓦拉协定》，但他声称：“和英国形成对比的是，德国正在帮助犹太移民。”在1935年12月17日的一次部际会议上，纳粹元首官署的代表宣布，元首决定鼓励犹太移民，“为鼓励犹太人自愿移居提供可能性”。1938年1月，外交部经济政策处一位官员的报告说：“元首最近再次决定，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促进犹太移民。”该官员的报告还说：“尽管元首的观点没有通过书面传达，没有涉及哈瓦拉行动，但这意味着指挥更多的移民前往巴勒斯坦。”[27]

德国不顾阿拉伯人的反对，“帮助”、“鼓励”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的真正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帮助锡安主义者建立犹太国。1937年7月，一份内政部官员的报告透露了纳粹德国反犹的真实意图，该报告说：“希特勒决定，犹太移民应该集中在巴勒斯坦，因为这将产生‘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犹太骚乱中心’（thecenterofJewishtrouble）”，这个中心将由于内部的争斗而削弱，以德国既定的对策来反对它，将使德国扩展势力变得容易。”

没有外部的巨大压力，大多数德国犹太人不会“自愿移居”经济落后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巴勒斯坦。为“促进犹太移民”，纳粹德国所采取的“有效措施”就是加紧对犹太人的迫害。1938年11月的“玻璃破碎之夜”（又译“水晶之夜”）事件之后，对犹太人的压力骤然增强（此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英武装斗争处于高潮），导致大批犹太人逃亡国外。与此同时，当时德国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在伦敦与世界锡安主义组织的代表进行协商，提出了一项让犹太人有秩序地移居国外的计划，条件是德国没收估价为15亿马克的犹太人资产用作外迁事宜。1939年初，希特勒任命沙赫特为犹太人出境特别代表，专门执行向外迁移犹太人的计划。有史料证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德国的外交部、情报局保安处和盖世太保都曾积极鼓励和帮助过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就在“玻璃破碎之夜”事件发生的当月，纳粹德国成立了由秘密警察头子赖恩哈德·海德利希和阿道夫·艾希曼领导的帝国犹太移民事务中心，帮助犹太移民非法进入巴勒斯坦。盖世太保和党卫军从1937年夏就开始通过非法渠道遣送犹太人至巴勒斯坦，阿道夫·艾希曼负责专门为这些非法偷渡者提供特殊训练，使非法移入巴勒斯的犹太人数在1938年底以前达到每月1000人左右。[28]1939年年12月5日，在盖世太保的帮助下，5000经过训练的犹太非法移民，乘坐3艘船只从德国的恩登港口出发驶往巴勒斯坦，但是由于战争的爆发，这批秕移民没能到达目的地。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巴勒斯坦局势和各种关系的变化，纳粹政权迫害和驱逐犹太人的政策升级为实行灭绝犹太人的“大清算”和“最后解决”的办法，但是向巴勒斯坦的非法移民活动大约直到1942年夏天才完全停止。

捷克历史学家调查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德国纳粹上层人物有亲密关系的纳粹德国间谍机构的情报人员辛德勒，曾以招工的名义挽救了1200名犹太人的生命。为了报答辛德勒的救命之恩，德国战败后，7名犹太工人让辛德勒换上了工作服，并帮助他逃到了瑞士。著名的“辛德勒名单”的原件不久前在德国希尔德斯海姆辛德勒生前居住过的小屋中被发展。[29]

纳粹德国推行反犹政策和“哈瓦拉行动”使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数猛增。1932-1939年的第五次移民浪潮使犹太人口增加了22万，其中单1935年的犹太移民人数就达到6·2万人。[30]

大量犹太移民涌向巴勒斯坦最终导致了希特勒所希望的结果：1936-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掀起反英、反锡安主义大起义，各阿拉伯国家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支援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群众运动。到1938年夏，巴勒斯坦游击队控制了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地区，在山区建立了根据地，在大部分农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英国在那里的统治岌岌可危。

1937年7月8日，以皮尔勋爵为首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巴勒斯坦的调查报告，认为阿、犹两个社团和谐生活在一起的希望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主张把巴勒斯坦划为三部分：犹太国，包括从特拉维夫以南、阿克以北的沿海地区、支委会斯德瑞隆谷地和大部分加利利地区；英国的永久委任统治地，包括耶路撒冷、伯利恒和一条通往地中海的雅法走廊；阿拉伯国，巴勒斯坦其余地方及外约旦。

皮尔分治方案遭到阿、犹双方的拒绝，锡安主义者认为设想中的犹太国太小。英国的殖民大臣奥姆斯比·戈尔警告锡安主义者“不要破釜沉舟，贸然行事”，而魏兹曼却严厉地答复说：“我无舟可沉。我已经在沉默中百般忍耐；我在我扫民族面前、在讲坛上、在代表大会上以及世界各地为英国行政当局辩护，这样做常常违背我自己的认识，而且总是有损于我。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在我看来，与大不列颠合作是我们巴勒斯坦政策的基石。但合作永远是单方面的——单相思。”[31]

为了诱使英国在欧洲推行绥靖政策，德国表面上保持中立，明确表示“不卷入”巴勒斯坦问题，拒绝与阿拉伯人建立反犹、反英联盟。1937年1月，德国驻伊拉克公使格罗巴向柏林报告说，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代表团告诉他，继续犹太移民将在5年后使犹太人成为巴勒斯坦的多数，并最终导致一个仇德的犹太国家的出现。阿拉伯人希望寻求德国的帮助以反对犹太人和英国人。德国外长冯·牛赖特命令格罗巴向伊拉克外长表示，虽然德国非常同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渴望，理解阿拉伯的不幸处境，但由于她希望友好英国，因而她不能介入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哈吉·阿明·侯赛尼曾多次向德国提出在巴勒斯坦和其他地方加强合作的建议，始终没有得到德国的公开响应。对此，1937年8月，德国外交部政治处的头目冯·威兹萨克曾解释说：“一旦我们公开行动，其效果将与我们所希望的相反。”[32]由于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纳粹德国对阿拉伯人的政策是非常谨慎的，直到1939年，纳粹政府一直禁止其官员公开卷入阿、犹冲突。

实际上，纳粹德国一直在暗中推波助澜，向阿拉伯人提供武器和金钱，支持他们的反锡安主义和反英斗争。驻巴勒斯坦的一位盖世太保成员赖克特在他1936年给上级的一份报告中说，“谣传德国驻耶路撒冷公使多赫勒向阿拉伯人提供武器”，他担心“这将会导致德国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关系的紧张”。1938年夏天，纳粹德国的反间谍机关(Abwehr)经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走私武器，由于被英国的间谍发现而未成功。据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军事情报局首脑）的传记作者说，卡纳里斯1938年曾化名秘密旅行到中东，在耶路撒冷结识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领袖哈吉·阿明。同年，德国的反间谍机关成员格罗斯柯奇上校也曾乘机飞往巴格达，与阿拉伯领导人共商巴勒斯坦起义问题。据纳粹德国的反间谍机构的一份报告，德国的情报机构曾向阿拉伯人提供了“使巴勒斯坦造反有可能实施的”大笔金钱。[33]

随着纳粹德国侵略步伐的加快和与英国关系的恶化，纳粹官员在巴勒斯的活动逐渐由“地下”转为公开，在宣传上，德国倾向阿拉伯人的立场越来越明显。希特勒历来把巴勒斯坦问题看作英国的“敏感处”，1938年，正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武装斗争达到高潮时，他在演说中多次要求德国人关注巴勒斯坦问题。这年9月，他在演说时公开表示了对阿拉伯人的“同情”，他讲道：“可怜的阿拉伯人手无寸铁，也许被抛弃。”正是在这一年，德国建立了专门对阿拉伯人广播的电台，强调它“有理由谨慎地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竭力煽动阿拉伯人的反犹、反英情绪，声称巴勒斯问题是英国的“两面骗局”和犹太人施展阴谋的结果。德国高喊对阿拉伯人的“同情”和“支持”，赞扬阿拉伯人的反抗斗争，把阿拉伯人的游击战说成是对“犹太恐怖主义”的“回敬行动”。它还谴责英国对阿拉伯人的镇压“不人道”和实行“血腥统治”。

1938年9月，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起义和苏台德区危机遥相呼应，均达到高潮时，在纽伦堡大会上希特勒蛊惑人心地宣称，绝不允许英法“另外的政治家”再次施展阴谋把“德国心脏地带”的捷克斯洛伐克变成第二个巴勒斯坦，使苏台德区的300多万德意志人象“无人保护的可怜的阿拉伯人”那样被抛弃。希特勒把自己打扮成阿拉伯人的同情者和苏台德区300多万德意志人的保护者。11月8日，希特勒轻蔑地讥讽邱吉尔、艾登和其他绥靖政策的批评者，要他们把“绝对可靠的的聪明才智和渊博知识”用在解决巴勒斯问题上，那里“暴力横行而难觅民主的影子”。希特勒还大肆攻击英国“伪善”、“最近的巴勒斯坦诈骗”，标榜自己的“诚实”，说自己以巴勒斯坦为例只是为德国辩护，而不象英国那样自称是“他人事业的倡导者”。

纳粹德国声称“同情”阿拉伯人，但它的反犹政策却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对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领袖哈吉·阿明曾向希特勒提出疑问。1941年11月30日，希特勒在会见哈吉·阿明时向他解释说：“德国坚持反对犹太人的不妥协战争。这当然包括积极反对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之家，它形式上是一个国家，实际上是一个依据犹太人的利益发挥毁灭性影响的中心。”但是，德国遣送犹太移民的活动并没有停止。直到1942年春天，由于哈吉·阿明的一再反对，以及其他种种原因，纳粹德国才抛弃了移民计划。这年1月，海德里希在万湖会议上讲道：“现在不搞移民了，……有一种更好的解决办法，元首已表示同意，就是将他们驱逐到东方。”[34]同年5月，希特勒讲道：“既然阿拉伯人不希望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最好是把他们遣送往非洲。”[35]

世界大战爆发的日益临近和中东局势的动荡迫使英国不得不调整其巴勒斯坦政策，决心放弃一贯坚持的对阿、犹双方“一视同仁”的分而治之政策，一方面加紧限制犹太移民和土地购买、严厉打击非法移民活动，另一方面对阿拉伯人做出重大让步。英国于1939年5月17日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政策的新的白皮书。该白皮书宣称，英王陛下政府奖在未来的10年中建立一个阿、犹双民族国家。据白书估计，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人人口是45万，接近全部人口的确良/3。为使犹太人的比例达到1/3，白皮书规定，在随后的5年中，再迁入75000犹太人；5年之后犹太移民将被完全禁止，除非征得这个国家的阿拉伯人的同意。

1939年白皮书遭受到锡安主义者的激烈反对，因为在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家里，犹太人只能是少数。犹太人代办处声称白皮书是对犹太人的背信弃义，是向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投降。魏兹曼和本-古里安都对英国政府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本-古里安写道：“我们这一代的一个文明民族的政府所作的最大背叛是以专家的绝妙技巧来耍弄花招和假装正义。”在1939年4月发给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信中，本·古里安说，犹太人宁可做出最大的牺牲也不会屈服于白皮书的统治。如果伦敦的目标是绥靖，那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政府将不得不使用武力反对犹太人。在1939年8月的第21次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魏兹曼讲道：“我们在白皮书的阴影下开会，白皮书预示着民族家园的毁灭。”[36]但是，一个月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本-古里安号召锡安主义者暂时忘记对英国的仇恨：“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应该和英国一起战斗；我们应该反对白皮书，仿佛没有战争一样。”[37]

1.3．列强与阿、以分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锡安主义从来没有停止过反对白皮书的斗争。由于德国及其控制下的欧洲国家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驱逐和屠杀，锡安主义组织竭力通过非法移民活动使大批难民进入巴勒斯坦，而英国巴勒斯坦政府则采取各种措施禁止非法移民入境，把巴勒斯坦的大门关得越来越紧，导致锡安主义者和英国的冲突不断加剧，最终使锡安主义者走上了以武力反抗英国的道路。

锡安主义者对英国的敌对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从30年代开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锡安主义运动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美国锡安主义组织的成员从1932年的8，400人上升到1939年的43，000人，到战争结束时高达20万人。1932到1939年，巴勒斯坦联合劝募会寄到巴勒斯坦的资金几乎增加了7倍。联合劝募会的收入，1940年是350万美元，在1947年增加到5，000万美元。出席1942年5月的比尔特莫尔会议的主要是美国锡安主义者，单单来自美国纽约的锡安主义组织的代表就达600名。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制订了锡安主义新纲领，公开向英国的统治提出了挑战，要求实现《贝尔福宣言》的“原始目标”，废除白皮书，建立一支犹太军队，“赋予犹太代办处管理巴勒斯坦移民入境的权力和建立国家所必须的权力”。同年11月2日，由美国基督教著名人士组成的亲锡安主义团体美国巴勒斯坦委员会，在《贝尔福宣言》的周年纪念时发表了一项声明，号召建立民族家园。在这项声明中68名参议员、194名众议员以及数百名公共团体领袖和社会知名人士签了名。[38]

第二次世界一结束，美国政府就开始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公开表示支持锡安主义建立犹太国家的主张。1945年8月3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致函英国首相艾德礼，要求立即发放10万张移民证，使欧洲犹太移民尽快移入巴勒斯坦。1946年10月4日，杜鲁门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局势的声明，公开支持犹太代办处提出的“新计划”，在加利利和特拉维夫到阿克的沿海平原以及整个内格夫沙漠建立犹太国，面积占整个巴勒斯坦的65%。美国政府还表示“已经做出了准备”，随时帮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

面对锡安主义者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日益激烈的流血冲突、二者对英国的武力抵制和美国的压力，为了保持它对巴勒斯坦的统治，稳定中东的局势，英国做了最后的努力：1947年1月27日在伦敦阿拉伯国家和犹太人组织的圆桌会议。英国提出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处长5年；分别建立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自治区，然后再逐步过度到单一的巴勒斯坦国。英国的方案遭到阿、犹双方的拒绝。巴勒斯坦境内各方不断加剧的武装冲突，美国和苏联的外交压力，迫使英国于1947年4月2日正式宣布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英国的这一决定正合美国杜鲁门政府的心意，因为当时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联合国。

联合国于1947年4月25日-5月6日召开了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会议，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美国人拉尔夫·本奇博士任该委员会的秘书工作，负责起草特别委员会的方案，使美国政府的意图通过本奇渗透到方案之中。在美国的直接策划和外交压力下，同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决定英国的委任统治于1948年8月1日结束；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一个犹太国，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一个阿拉伯国，面积为1·1万平方公里；耶路撒冷为一个独立实体，由联合国管理。

美国策划的这个以联合国决议为名的《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暴露了强者瓜分弱者的残酷性，它使人类蒙上了耻辱。根据分治方案，占巴勒斯坦总人口不足1/3的犹太人占57%的土地，超过巴勒斯坦总人口2/3的阿拉伯人却只占有1/3的土地。1948年5月14日，英国委任统治提前宣布终止，以色列宣布成立；5月15日，阿拉伯联盟[39]的军队开进巴勒斯坦，决心帮助巴勒斯坦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土。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分而治之和大国在中东的争夺，最终使数万阿拉伯人被赶出家园流浪异乡，使中东人民长期生活在痛苦、眼泪和仇恨之中，长期陷入流血冲突和大规模战争之中，使数百万人失去生命。

《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的通过，增加了阿拉伯人的反美情绪。他们认为，明显偏袒以色列的方案之所以得以通过，是美国的操纵和施加压力的结果。阿拉伯世界爆发了反美的群众示威，开罗、大马士革、贝鲁特等地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游行，许多美国大使馆遭到袭击，不和美国新闻处被捣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锡安主义者为建立犹太国对英国的统治提出挑战，组织“希伯来抵抗运动”时，英国逐渐明显地站在阿拉伯人一边。当英国被迫接受联合国决议而决定结束委任统治和撤离巴勒斯坦时，它拒绝在实施有计划的权力移交时予以合作，尽量使自己的作用在即将发生的阿、犹战争中有利于阿拉伯人。

当时英国在巴勒斯坦77，000名士兵和几千名警察，尽管他们在理论上是中立的，但是，“毫无疑问，英国的政策是帮助阿拉伯人的，尤其是帮助外约旦的阿卜杜拉取得战略优势”。阿拉伯军团拥有的兵力已超过4，000人，是当时阿拉伯世界中装配最精良的部队。英国撤离前，允许阿拉伯军团接管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地区，并允许它向耶路撒冷及其周围的犹人阵地推进。一支从叙利亚召集来的志愿军（阿拉伯解放军），包括非正式军在内，有5，000——7，000人，英国人对它的渗透也视而不见。

正是在英国有帮助下，阿拉伯人几乎占有巴所有地区的控制点，拥有地形优势，以至于在头四个月的战斗中，阿拉伯人明显取得了成功。后来，锡安主义者在欧洲以及美国所搜集的军火及甩召集的经过训练、能够参战的大量年轻移民的源源不断地到来，犹太人才逐渐转败为胜。

以色列的建立是美国外交的胜利。巴勒斯坦分治方案通过后，美国犹太人社团立即大力募集资金，到1948年3月就募集了5，000万美元，大部分用于购买武器。美国有关部门名义上以销售的方式向巴勒斯坦犹太武装集团提供武器，但实际上大部分是赠送的。巴勒斯坦犹太极端分子的哈加纳、伊尔贡和斯特恩邦等武装组织不仅袭击阿拉伯居民区、洗劫阿拉伯居民，同时也攻击英国军警和行政人员。

美国政府直接为以色列的建立出谋划策。在犹太国建立前夕，在白宫曾举行一次秘密会晤，参加的有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锡安主义领导人本-古里安和夏里特、美国犹太社团领袖小摩根索。在这次会议上，杜鲁门表示美国政府完全支持犹太国的建立。[40]1948年5月14日下午4时，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现代美术馆举行的犹太民族会议上宣布以色列诞生16分钟后，远在万里的白宫新闻秘书匆忙宣布美国对以色列“事实上的承认”，并表示向这个新生“婴儿”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同时纽约的许多高楼大厦上已升起新生的以色列国旗，危地马拉驻联合国的代表西亚·格拉纳多斯十分感叹地说：“以色列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可以说是在纽约诞生的。”[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