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我胸无大志 只是欲罢不能

    资中筠,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主要著作:《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20世纪的美国》、《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等。

    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集)等。

    译著:《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啊,拓荒者》、《哲学的慰藉》等。

    讲到启蒙的问题,我应该先向大家表示一下,我这个人胸无大志,没有像你们说的那样做一些什么事情,救国救民,没有这样的意思,做不到。我实际上只是欲罢不能,想到什么问题,没有办法,我非要去想,非要去写不可。宣传小册子有人写我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不是。我现在的生活比大部分人的生活好许多,没有说别人没有医疗保险,我放弃医疗保险。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非常理想主义的时候,我也确实想过。比如1958年,我和先生陈乐民都在国外,听说国内炼钢,我们很遗憾不能参与。将来共产主义建设成功了,少了我们的参与,觉得非常遗憾。等到1959年,忽然又听说国内吃不饱饭了,物资非常匮乏,结果我们就坐不住了。我和陈乐民先生以及另外的同事,一块向领导提出来,坚决要求回去和祖国人民同甘共苦,觉得我们这个时候在国外那么养尊处优,心里非常不安。这是非常真诚的。不久,我们真的调回去了,不是因为领导觉得我们应该回去挨饿,而是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和苏联吵翻了。回去之后我们真的吃不饱饭,眼睛浮肿。那个时候下放,我们也是主动要求的。我们真的是差点饿死。有一次晚上陈乐民被饿晕了,正在看水,掉下水沟。那个水沟不深,但是他爬不起来了,他没有力气,正好有一个老乡看到了,把他救了。

    可是,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只觉得跟大家一块挨饿是一种光荣,我要在这个时候不挨饿是不光荣的。但是从来也没有问过为什么挨饿。

    所以,愚昧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全国人民都愚昧。当然,那个时候有不愚昧的,他们被压下去了。所谓启蒙,就是说你只要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或者了解事实的真相,就可以不这么想了,非常容易了解问题、非常想明白,但是当时就想不明白。

    所说的启蒙,不用太高深,一个是把事实弄明白,不在谎言里生存;还有一个是用逻辑来考虑问题。什么事情是不合逻辑的?比如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够实行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理论上讲理应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就是说社会矛盾更加小,更加人道,普通底层的人民应该享受更多的幸福。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体现在哪儿呢……(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媒体逻辑表述不清)用事实和逻辑来考虑问题的话,考虑清楚了,就变成了启蒙。启蒙也不是那么神秘的一件事情。

 我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引导。茅于轼先生自从退休以后做的事情非常多,而且他真正的是为底层老百姓着想,并且把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方向带到最贫困的农村,并不是说像现在哪个大款到处撒红包,不是那种扶贫,而是他十几年来孜孜不倦地创立了很多模式。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有很多人和他在一块,但是在他的感召之下有很多年轻人跟着一块做。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很多打压,很多辱骂,甚至于有暴徒要揍他,但是他完全不温不火,无动于衷,不生气,但是他绝不放弃,也绝不后退。对于这样的,我自己自愧不如,他还比我大一岁,他现在又飞到宁夏去,他还在到处奔波,我对他非常佩服。当然,令我佩服的人不止这一个,有很多比我做得好。

    我坐到这儿,想到一些事情,这是欲罢不能的。因为现在资讯特别发达,因为有网络。而且我是被动的,我收到人家寄给我好几十份的报刊杂志,这里面透露很多信息。有一些我佩服的记者,他们是做深度调查的,他们把各种各样的事实都写出来。我了解了这些事实以后就不能假装不了解,我明明已经了解了,我也不能无动于衷,我欲罢不能,我就得写这些。

    何方老师也是自己过得好好,他级别比我高,待遇好一点,但是他就说,现在的弱势群体太苦了,不能无动于衷,还得写。另外,他十几岁就入党,他亲身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他看到官史中充满着那么多的谎言,就要写出来。这也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也是欲罢不能,也不一定是要怎么样,就是内心深处必须要这样做,那也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我有很多别的东西要写,但是刚要写这个,就被一个什么消息使得我拍案而起,愤怒得不得了。

    后来我想到一个医学上痛点比较低或者痛点比较高。痛点比较低的人刺他一下就比较疼,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人,痛点比较低,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总觉得有这样痛的心情。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崇高伟大的目标,一定要救民于水火,不认为自己有这种可能性。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受到启发,能够多一点地了解事实和逻辑。

    我看历史也不是看哪个皇帝疆土最大就是最好,所谓国强民不一定强、不一定幸福。我越来越倾向于以个人为本来考虑。所以,现在真正的以人为本是以一个鲜活的生命来考虑问题,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加在一起。这就是马克思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都是独立的,加在一起,最大的得到了幸福,这个团体就是幸福的。

    我写的《君王杀人知多少》,就是关于汉武帝的那篇文章,我这也不是凭空的,完全有历史事实根据。我也不是学历史的,就是从《资治通鉴》整个西汉一路看下来就可以知道,也不用讲老百姓死了多少,光是三级以下的干部,真是不知道杀了多少,而且汉武帝还被我们认为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

    在《炎黄春秋》二十周年的时候让我题字,我就题了四句话:“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这几句话愿意与大家共勉。

    根据资中筠自选集发布会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