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体育大事件:文学界奇女子：凌叔华

                                                        生于名门，受惠书香

        如今，知道凌叔华其名其人的并不多，但她却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与冰心、林徽因齐名的“文坛三才女”之一。

                                                       “民国书生”陈西滢

        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这在京城文学界引起的骚动不亚于台风登陆。一帮负责担任接待泰戈尔的文化人商讨后决定，为大诗人办个不落俗套的茶话会。5月6日下午，凌叔华以女主人的身份主持这场世纪大聚会，她穿梭于名流之间，谈吐珠玑，风华绝代，倾倒了在场的所有男子，其间就包括陈西滢，凌叔华日后的丈夫。

        多年的留学经历使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理智和有序，对中国的一切都带着几分偏见而不入眼。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却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字里行间那种理智的态度和傲慢的神情，缺少了和时代相呼应的热度，让人很难接受。

        所以，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无论从结局上还是道义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的让人难以同情”，而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名“反派”角色。

        阎晶明评论：陈西滢的过于'理智"，使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滑向了“反动”。也就是鲁迅所讽刺的“正人君子”和“绅士”。

                                                      与徐志摩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缘

        徐志摩一生为四位女性所困：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

        徐志摩与张幼仪系奉父命而结合，以仳缡告终；与林徽因相见恨晚，是一厢情愿；陆小曼与徐志摩终成眷属后，却又悲剧收场。因此，《不容青史尽成灰》作者刘绍唐认为，“仅有凌叔华本最有资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妇的”。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侍奉左右，凌叔华是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代表去欢迎泰戈尔的，由此认识了徐志摩和陈西滢。

        据说，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对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有个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林徽因、陆小曼夫妇和陈西滢都是常客。这时，最为新月社主要成员的徐志摩就有很多机会接近当时最富盛名的三位女人。林徽因当时已有婚约在身，因此对徐志摩自然以礼相待，而陆小曼和凌叔华却都因欣赏徐志摩的才气而与之越走越近。

        徐志摩双美在侧，自然高兴非常。他双管同下，与陆小曼和凌叔华同时交往并通信。但毕竟，陆小曼是已婚之人，徐志摩多少有所顾及，而凌叔华是自由之身，加之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二人相识半年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

        徐志摩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尔”。曼殊菲尔作为一个异性的外国女作家，徐志摩对她一直怀着一份特殊的情感，称赞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鹃鸟，呕出缕缕的心血制成无双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几分的美，给苦闷的人间几分艺术化精神的安慰”，而对于曼殊菲尔的外貌，徐志摩更是惊为天人，说她“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仿佛你对着自然界的杰作，不论是秋水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或是南洋莹彻的星空，你只觉得它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
        当然也许人说诗人就喜欢夸张的语言，可诗人夸张的程度往往和情感的程度相一致。

        这样的一种才貌双全的也许只有林徽因可以比之，可是“中国的曼殊菲尔”这项桂冠，他却颁给了凌叔华。
        然而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感情，却又是那么地雾里看花，一种比朋友更亲，比恋人略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看他们含含糊糊地交往，仿佛感觉原来其实是“粉蝶无踪，疑在落花深处”的知己。

        凌叔华也很豁达，在与徐志摩嘘寒问暖的同时，也与陈西滢音问不断。其间，当陆小曼活跃于徐志摩的视线后，徐志摩渐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融化，在那段时期，徐志摩同时在两个女人间周旋，喜剧，或曰悲剧，也就缘自开场了。

                                                                   “八宝箱”之谜
        凌叔华较之冰心，伦理上多些叛逆，而对照林徽因，又未能完全挣脱传统道德羁绊。

        凌叔华的性格，不像林徽因的率直任性，也不像冰心的矜持内敛。她温顺随和的多，但又掺入了一丝心机，染上一点“俗”气。日后的“八宝箱”事件，使两位才女在日后的纠葛中暴露了各自的弱点，两败俱伤。

        徐志摩的“八宝箱”曾两次寄居于凌叔华。因为徐志摩确信：只要L（凌叔华姓氏的第一个大写字母）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而最想得到这两个箱子的是林徽因和陆小曼。后来徐志摩死后，八宝箱辗转落到胡适手里，而胡适把它送给了林徽因。、

        凌叔华发现胡适把日记给了林徽因而不是陆小曼，感到很对不起徐志摩。她曾写信给胡适：前天听说箱已落入林徽因手里，很是着急，因为内有陆小曼初恋时日记两本，牵涉是非不少（骂林徽因最多），这正如此前不给陆小曼看一样不妥。“八宝箱”公案也因此给林徽因、胡适、陆小曼和凌叔华几个朋友的关系上投下了阴影。本来还算得上是朋友的凌叔华和林徽因却因八宝箱事件交恶，从此不再来往。

                                                                南下武汉，经历“后方”

       1926年，她与陈西滢结婚，1932年，陈西滢与凌叔华夫妇喜迁珞珈山新居，寓名名曰“双佳楼”。珞珈山乃武汉风光秀丽之地，山势舒缓而曲径通幽，临湖看江而气象万千，在这里，凌叔华与袁昌英、苏雪林常在此谈诗论画，自然而然的营造出人文与环境的谐趣，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于是，当时她们也就有了“珞珈三杰”的美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凌叔华写了她的第一部、也是一生中创作的唯一一部中篇小说《中国儿女》，以表达她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之情。

                                                     与朱利安，一段悲伤的恋爱往事

        凌叔华的魅力男人无法阻挡，连女人也无法抗拒。

        在那个年代，凌、陈是自由恋爱结合的伴侣，且志同道合，是人人艳羡的神仙眷侣。只可惜没有不灭的神话，他们七年之痒过去了，十年之劫却没躲过去。

        1935年，凌叔华平静的婚姻生活被一个年轻的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打乱。

        他们在珞珈山相识，且彼此擅长文学、绘画等艺术，有共同的志趣，往来自然不少。不久，这个浪漫的英国小伙子，就狂热的爱上了凌叔华。

        如此背景不同的两个人，坠入情网容易，理顺关系就难。而且对此事凌叔华一个字都没留下，这段“历史”就只剩下朱利安的“一面之词”。

        情事的过程有些曲折，也有些模糊不清，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明显的，那就是“东窗事发”。1937年，凌叔华和朱利安的事情在武大闹的人人皆知，朱利安作为“丢尽面子的洋教授”，不得不从武大文学院辞职，回到英国。

        朱利安回国后不久，不顾母亲河阿姨的强烈反对，赴西班牙参战。在马德里守卫战中，重伤身亡。死亡造就完美的情人，女人在回忆中慢慢老去，这是最圆满的爱情故事，凌叔华得到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都是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人意料的一页，一个摧心荡腑的爱情，一桩卷进太多现代文化名人的悲剧。
        凌叔华找回了自己寄给弗吉尼亚的小说，后来以《古韵》的名字在英国出版。该书一经出版，很快即引起英国评论界的重视，成为畅销书。诗人维特·萨克维尔·斯特在该书的英文版序言中说：“她（凌叔华）成功了。她以艺术家的灵魂和诗人的敏感呈现出一个被人遗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对美好生活的冥思细想是不言自明的。她的每封信都能反映出她对于美的渴望。她的文笔自然天成，毫无矫饰，却有一点惆怅。因为她毕竟生活在流亡之中，而且那个古老文明的广袤荒凉之地似乎非常遥远。”

                                                     客居英伦，家国情深

       1946年，凌叔华随陈西滢来到英国，开始了她客居异乡他国的生活。

       1985年9月，陈西滢在英国逝世。此后凌叔华越发感到远在他乡的孤寂。1989年12月，凌叔华终于回到了中国，住入石景山医院治疗腰伤。1990年5月，她从数度昏迷中醒过来，向亲人和医护人员请求，希望再看看北京城。于是，由救护车陪同，凌叔华躺在担架上重游了童年印象最深刻的北海公园。“落叶归根”，她的身心都有了归属和安顿。

       1990年5月22日——也就是重游北京后的第六天，凌叔华在北京逝世。正像她性格的温婉与画趣的淡雅一样，她的离去也是平和宁静的。如一株兰草散尽最后一缕幽香，亦如一片树叶离开枝柯飘落于地，显得自然而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