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球运动员身高最少:南方周末 - 【观察】凯恩斯主义为什么埋葬不了？

【观察】凯恩斯主义为什么埋葬不了？
作者: 叶檀
2009-03-10 16:47:57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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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张政府熨平周期，并不意味着凯恩斯是计划经济的拥戴者，相反，他对此深恶痛绝
 
 
有效的经济政策历久弥新，即便被埋葬多次也不会退出舞台；坏的经济政策最终总会被证明低效，甚至无效，不用埋葬也会遭到无情的淘汰。
此轮金融危机为害至大，各国政府拿出了压箱底的拯救措施，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全部上阵。
我们面临的经济危机是1929年以来最大的，找不到特效药，只能将以往使用过曾经证明有效的办法加大剂量作用于经济体。无论是凯恩斯的积极财政政策，还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准则，都曾在特殊阶段将经济救出水火——如凯恩斯主义在1933年以后使市场恢复信心，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在美国的1987年股灾之后帮了大忙。
也许目前遭遇的危机与80年代之后的小危机不可同日而语，也许在《纽约时报》刊登广告声明罗斯福新政无效、是市场自我疗伤的经济学家们是对的，但谁能证明这一点呢？没有人。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人们需要政府做点什么，提振信心。心理需要上升为第一需要。
人们总是相信经验，当二战后的政府隐性之手使欧洲经济复苏，当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与2003年中国遭受SARS袭击，政府扩大投资起到了效果，人们必定相信，下一次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样会成果斐然。可以说这些成果不过是经济周期的巧合，如1998年的房地产市场大发展拯救了国内的需求，2003年加入WTO导致外需扩张解决了国内的产能过剩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此之多的巧合会深入人心。除非，反对者能够拿出足够多的证据，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恰好与期待的相反，否则，要抛弃目前的政策工具是不现实的。正如货币主义以弗里德曼等人的详尽研究为先导，获得了与凯恩斯理论相同的待遇，其他学派要获得同等程度的认可，也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说起来，凯恩斯主义已经被埋葬过数次，东欧原有的经济模式崩溃是第一次，里根—撒切尔新政之后货币主义大行其道，但凯恩斯主义却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发扬光大——如今，代表金融市场化方向的资产证券化受到严重质疑，投行成为历史名词，花旗银行已经接近国有化的边缘。
现在全球都在遵循凯恩斯的建议。听听凯恩斯在1929年的政策建议，“当前大量失业人员重新获得工作，这将使其获得工资收入，而不再依靠失业救济金，这也就意味着有效购买力的增加，从而将普遍刺激商业活动，再者，增加的商业活动又会促进商业活动本身进一步发展，从而有助于推动经济的繁荣；繁荣具有累积性效应，这也类似于商业萧条的反面累积情况。”
这些话是不是非常耳熟？是不是目前积极财政的理论指导？是不是大多数民众的心中所盼？即便凯恩斯主义是无效的，关键时刻都会以各种面目粉墨登场，因为这是社会心理的需要，更不用说目前预备埋葬凯恩斯主义者连铁铲都没有准备妥当。
预言准确与否并不是经济学好坏的标志，更不是划分派别的标志。凯恩斯对1929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是错误的，他与著名经济学家费雪一样充满上世纪20年代所特有的乐观情绪，牛气冲天地说，“我们这个时代将不会出现任何危机。”如果凯恩斯是个彻底的市场人士，只能成为失败的投资者，因为他的傲慢使他盲从于社会情绪不想自拔。整个20年代，持乐观情绪的人多如牛毛，当时还没有凯恩斯主义，所以谈不上是凯恩斯主义的余孽。
事实上，截止到1928年，所有的经济数据都好得出奇。市场总会下行，但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谁也不相信下行周期会真正到来。
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的奥地利学派是相对准确的预言家，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冯·米塞斯的学生费利克斯·索玛瑞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1927年就预言经济繁荣将以政府破产和银行的崩溃告终。
奥地利学派的预言是准确的，却是过早的，甚至是宿命的。米塞斯认为，20年代正在发生可怕的事，信用扩张正在发生，资本货物价格上涨而消费品价格正在下跌，在消费品价格上涨时资本产品价格又在下跌，犹如跷跷板，让人感觉不到危险。当货币体系出现扭曲时，实体经济必然被扭曲，此时惟一的办法是自愿放弃进一步扩张信用，让危机提前到来。这显然是让深度瘾君子马上戒毒，违反全民的情绪，断无可能；而不戒毒的结果是推迟危机的发生，但会将整个货币体系卷入，最终爆发更大的灾难。米塞斯指责扩张的货币政策和信用体系，央行和政治人物急于创造繁荣景象，最终酿成危机。但经济上升期的信用扩张几乎不可避免，就算银行不调控，商业银行也会想方设法提高信贷规模；经济严重紧缩期就算央行利率降到零，银行仍然不愿贷款。
真正踏准了市场节奏，在崩盘前体会到压力撤出市场的是精明的市场人士，他们虽然不会像经济学家那样进行深入分析，却能凭借经验搞清时间节点，搭到市场脉搏，巴布森和传奇操盘手利韦摩尔，就是其中翘楚，但他们只有市场感觉，却无法形成理论。
准确的预言家在危机之时，也会迷信市场调控，这与凯恩斯和米塞斯没有关系。比如，有“末日经济学家之家”的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鲁比尼，2006 年准确预测了美国次贷危机并声名鹊起，此后又在2008年上半年神准预言了投资银行的倾覆。但鲁比尼并不持有奥利地学派的观点，相反，他提出的政策建议比凯恩斯还凯恩斯：“各国政府需要共同合作，从三到四个方面着手处理，在通胀减少的情况下出台缓和的货币政策。出台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政策的规模还要考虑到国家是否可以承受，还可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开支和其他开支，出台积极的收入救济政策。在金融系统出现问题的国家还要修复本国的金融系统，像美国和英国还有银行公有化的问题。还有住房和其他国内外问题需要解决。不同国家面临不同的问题，中国不像美国和欧洲存在很大的银行问题。但是仍然需要更加激进的政策。”甚至市场派的货币主义人士，在调控利率时无不闪烁着有形之手的魅影。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其实是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失败，政府只顾眼前收益、放松监管，央行降低利率，市场主体缺乏责任心，无度扩张。如果要调整，双方都必须进行调整，而不是市场或者政府的单方行为。
凯恩斯主张政府熨平周期，并不意味着凯恩斯是计划经济的拥戴者，相反，他对此深恶痛绝。如果不是凯恩斯，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会被计划模式所统一，凯恩斯以其政府行政之手的调控，挽救了市场经济。说来讽刺，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之后，凯恩斯在某次聚会后曾经表示，“只有我一个人不是凯恩斯主义者。”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确实存在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导致资源向效率低下的大企业集聚，这是中国特色的经济结构性矛盾，很难与凯恩斯主义或者奥地利学派扯上关系。表面上，我们是在向凯恩斯看齐，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内需，实际上大企业的复归并非始于金融危机，而是对计划体制与官本位的迷恋，以及做强做大中国企业的急功近利之心。因此，中国以积极财政政策拯救经济，而后进行市场化的深入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十分必要。
不论哪一派，都不能否认资源配置效率的增长、企业效率的增长才是经济增长之源。只要政策导向错误、资源配置低效，迟早会让经济体大吃苦头，不管是哪一派，都应该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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