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史解读当代农村变革（中）

                                          三．老大难的多种经营
       下一步面临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耕地已经开发殆尽，将如何谋求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清代耕地的增加远不足以解释农业总量的提高，又应从哪些方面去寻求这些方法和原因？这些，还是中国历代没遇到过的重大挑战。
       如果说“三百年为一个历史”，我们也可以说，在近几十年里，这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五十年代，最初的口号是“以粮为纲”，但与它的后半句“全面发展”，就不免成为“悖论”。所以后来胡耀邦称之为“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这里面原因很多，我们只能集中探讨它的“技术方面”，而且仍是从清史出发。
     新的探索始于康熙；继之以雍正，而完成于乾隆。这一经济发展政策的主旨，就是不再亟亟于土地的开垦，而在已有的耕地上做文章，提高其利用水平，特别重视五谷以外的作物种植，及农耕以外的各种经营。其涵义已不止于“精耕细作”（据许倬云研究，中国汉代农业已进入这一层次），而在于经济作物等“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工业和商业的广泛增长。遂为中国经济指明了一条极具可行性的发展道路。
       后来有估计说，中国农民经营“副业”的收入，一般占农副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民中约有五分之一以上专门依靠副业过活。如果加上“工业”部分，相信清代数字还要高出许多。
       总而言之，清代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全与“贸易”及“交换”有关（尽管只涉及商业交易的一小部分，清朝  关税在乾隆年间仍增长了四倍）。它成为土地开垦之外，对清代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也是清代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包括沿长江、运河，区域间比较优势交换的出现）。这虽非政府一手造成，政府政策的作用却不可小觑。
       这一切都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利好”消息：有材料表明，佃户改种高产值经济作物，依旧交纳稻谷田租（如我在广东所见之买税）；同量田地上耕作者增加，导致亩产量得以提高，田租反而下降，有利于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参见拙作《租佃关系新论》，上海书店出版社）……
       返观当代，一般认为，土地改革以后有一个“黄金时代”，其实大可商榷。根据统计数字，到1952年，中国粮食总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人均产量却有所下降；经济作物的下降更是明显，如油料、烟草、茶叶、丝茧的产量降低了一半左右；而且以后很久，这部分生产都未能恢复起来。
       到1956年，集体化以后的第一年，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1956年中，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5月6日∶一五计划前三年烤烟生产的计划都没有完成，原因在于指导错误以及价格政策等；9日：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油料供应不足；10日：农村副业、手工业生产大大下降，是造成当前农村市场不活跃的重要因素；24日：去冬到今春不少地区农村副业大大衰落；6月6日：由于领导机关重视不够和长期以来收购价格偏低，江浙两省桑园面积和产茧量，目前只相当于战前的54%和35%；据农业部统计，今年花生、黄麻、甘蔗播种面积都在减少，许多地区副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特别是养猪减少；7月：中央农工部副部长王观澜报告，浙江副业严重下降，江苏长江两岸地区副业产值一般亦下降了30－80%以上。
       毛泽东为此专门起草了一份通知：河北省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占产值百分之七十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
       生猪的出栏头数从1955年下降，1956年下降为6157万头，比1954年减少20%左右。
       1956年出现了全国大牲畜数量的首次下降，从此开始了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1957年、58年分别减少390万和610万头）。
       而且，极力强调粮食生产，粮食问题并没有解决。在集体化的前十年（56—66年）粮食生产是零增长，后十年（67—77年），仅仅是总量增长，人均并无增加。在大饥荒时还能依靠四川、黑龙江，改革前夕则几乎没有一个省份还可调出粮食（不要说防灾，以后的“工业化”、“城市化”皆失去依托）。
 当年“以粮为纲”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反而害苦了那些先进地区。类似的问题，在历史上就存在过（如雍正皇帝曾一度批评广东和福建“舍本逐末”）。继1982年福建之后，1983、84年我两次赴广东考察，目的就是看看在“放开”之后，地方经济将向何方“自由”发展（我在那里也遇到老人恳切陈情，希望上头放宽粮食政策）。
       简言之，在中国这一农业古国，自发展的早期阶段，粮食生产都是丰富而有余裕的，曾几何时，一些地方改而经营其他经济作物，因此不得不进口粮食（如广东、江苏、福建等），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如果“倒行逆施”，强令其“自给自足”，结果将会放弃其领先地位，即使获得一时成功，却最终无法解决该地区的发展问题。
       “以粮为纲”的问题，到八十年代初才得以解决，《杜润生自述》中说：1981年中央批转了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13号文件），它关系到健全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生产的战略方向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生产结构问题和责任制问题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两项政策，一条是包产到户，一条是多种经营，从此把农业推进新的体制和新的生产结构。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好像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主张重农轻商，就只种粮食，不搞多种经营。实际上“多种经营”是禁不住的，在有些朝代还很发达，——《自述》在这里即引述了我的研究。
       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交给发展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看好它，来信说：“不仅文章对现实有借鉴意义，而且对改变史学界的学风有一定价值”，并决定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多年以后，据友人唐晓峰回忆，王岐山曾拿此文向他显摆。
       说到这里应该声明，我决无意指陈中国当代改革是受清代影响，不，农村改革是从实际出发，并非受书本和前人影响。但也不可否认，这里面存在有一种“关联”，并且可以“互相说明”。
       所以我曾提出这样的口号：“正面观察，贯通古今”。不但来回观察，必要时还须反复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