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旗人:西安事变系列之七，八

东北军根据张学良的命令展开了全面的剿共作战，对手是陕北的两股红军，一股是陕北地方部队红十五军团刘志丹，徐海东的7000多人，另一股则是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红军7000多人。

东北军剿共的作战不利

第一战劳山战役，刘志丹红十五军团围困东北军北方补给点甘泉县城，防守甘泉东北军一个加强营力不能支，随即向总部求援。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命令在延安的110师紧急南下去甘泉解围。结果这不过是红军的一个计谋！围困甘泉仅为红军一个团，加上一些地方民兵，而红军数千主力全部埋伏在从延安到甘泉的必经之路，劳山地区。结果110师的两个团在劳山地区被红军伏击，经过几个小时激战，被红军全歼。110师师长何立中重伤后阵亡，参谋长范驿洲阵亡，被围困的两个团长中，杨德新团长自杀，裴焕彩团长被俘后被红军处死，换句话说110师被伏击部队的所有高级军官都损失掉了。东北军劳山一战，伤亡1000多人，被俘2300人，两个团全军覆没，仅有在后方一个李东坡团没有走入伏击圈，侥幸逃走。

第二战榆林桥战役，红军红十五军团挟劳山战役大胜的余威，率主力南下准备拔掉洛川以北的东北军重镇榆林桥据点。此战不是伏击战，而是强攻。红军利用小路绕过东北军主阵地，一举突入榆林桥镇。东北军守军一个团抵抗不利，战斗中毫无斗志，大量士兵未战就举手投降。最终全军覆没，伤亡300多人，投降高达1500人，团长高福源受伤被俘，榆林桥被红军攻陷。

第三战吴起镇战役，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的吴起镇。何柱国的东北骑兵军2师很快尾追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结果被红军伏击。战斗中，红军占据绝佳的山地地形，东北军骑兵部队根本不是对手。战斗中，东北骑兵3师和6师中的三个团，一个团被几乎全歼，两个团被重创。东北骑兵军伤亡600多人，被俘700多人，大量马匹丢失，骑兵师师长白凤翔险些被红军活捉，他依靠射击技术和骑术出色，侥幸逃脱！

第四战直罗镇惨败，此战为四战中最大损失。苏区西边，甘肃太白镇附近的董英斌五十七军由于补给不足，急于东进打通和陕西东北军补给地洛川的联系。所部3个师违背张学良之前不许进攻的命令向东急进，处于最前方的牛元峰109师由于对红军战斗力不屑一顾，居然以1个师数千人的兵力，孤军深入根本无法防守的直罗镇附近。结果该部在无提防下被红军红十五军团和中央红军主力连夜伏击，瞬间溃败。实战中东北军士兵一样毫无斗志，大部分士兵也是未战就投降。109师三个团长中，石世安团长，郑树藩团长一个阵亡，一个自杀，另一个团长马镇夷仅仅带领200多人残部幸运的突围。师长牛元峰被红军团团围住，无法突围，他开枪自杀身亡，参谋长刘德裕突围中被红军俘虏，由此109是全部高级军官处一个团长以外，不是阵亡就是被俘。全师伤亡1000多人，被俘高达5300多人，只有几百散兵突围，完全是全军覆没。

在短短两个月时间，东北军接连失败四场，损失两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共损失1万5000兵力和大量辎重，2个师长阵亡，2个师参谋长阵亡或者被俘，5个团长阵亡或者被俘。其中110师和109师几乎全军覆没，后被南京中央政府借机取消了番号。

本来张学良以为陕北红军刘志丹徐海东部为半土匪武装，根本不堪一击。中央红军虽然战斗力较强，但是经过万里长征，前后损失了九成兵力，重武器也全部损失，已经成为穷途末路的流寇，只要东北军集中主力一战就可以获胜。

结果刚打了2个月，不但对付不了中央红军，连陕北地方的刘志丹红十五军团也对付不了。尤其东北军四战损失惨重，伤亡被俘1万5000人。而红军则几乎没有什么损失，还通过缴获和俘虏人员补充了自己，所部扩大到1万6000人，民兵武装也有5000人，全军的装备更是大大好转。四战缴获东北军的近8000支步枪，数百挺轻重机枪，数十门迫击炮山炮，数十万发弹药和其他大量辎重物资，大大补充了红军现有装备上的劣势。红军在陕北的1万多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部分士兵经历过上百场激烈战斗，他们不亚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精锐士兵。在没有任何重武器，一把步枪只有3，4发子弹的情况下已经重创东北军主力。现在这些老兵再拥有不亚于东北军的军火装备，数量又从7000人增加到1万6000人，等于如虎添翼。

红军一线指挥官，如林彪，彭德怀，刘志丹，徐海东等人都是著名的战将，威震全国。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这些人能力比他们差多了，指挥上也不是对手。

在冷静分析下，张学良知道自己的士气低落的东北军根本无法对付这样一支红军。

当时东北军虽然有10几万部队，但是真正精锐可靠的部队不过7，8万人，其他都是花架子部队，外表好看不能打仗。按照这种损失的势头，不用多，再打上个半年，东北军这点本钱就会损失一大半，再要一年东北军就会完全被拼光，张学良也就成为光杆司令了。

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已经看出蒋介石的目的，就是想让东北军和红军都有所消耗，两败俱伤，削弱双方的实力。

蒋介石是不容许中国境内存在红军布尔什维克力量，也不会允许存在一支高达10多万的军阀武装的（当时东北军是全国兵力最多的军阀部队）。

现在的局势其实并不复杂，本来张学良认为只要消灭了红军，自己就可以成为陕甘地盘的统治者，而且张学良认为红军已经是穷途末路，很容易消灭。结果实战中，张学良不但消灭不了红军，不能完成所谓剿匪任务，也就不能得到陕甘的地盘，而且部队损失惨重，被南京中央政府借机削弱，真可谓偷鸡不着蚀把米。

张学良虽然子承父业，能力不如其父，也没受到什么重大考验，但终究是一个聪明人，也有一些政治军事经验。他认为既然消灭不了红军，无法得到陕甘的地盘，就要转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为将来打算，不能中了中央政府的计策，导致东北军消亡。想不损失实力，就只能不再进行军事作战。打仗不是儿戏，你不去打别人，别人也会主动打你，要想完全不损失力量，只有一个办法，跟对方达成和平协议。

-----------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私交非常好，几乎情同父子。但是用周恩来的话来说，政治本身就是无情的。蒋介石不可能坐视国内有东北军这样一股强大的军阀力量。

红军虽胜却不足为喜

红军这方面，虽然对东北军四战都胜，不过毕竟是一头狼对付一头东北的大象，以己方1万多人想消灭东北军10多万之众，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曾经分析过，陕北贫穷落后，只有40万人口，顶多养活2，3万红军（差不多20个人养活一个红军战士，已经到达极限。在300万人口的，相对富裕的江西中央苏区也只能维持10万红军）。按照陕北苏区的现状，红军必须在建立新的根据地。而红军北方为绥远地区（内蒙古一部），比陕北更贫穷和人口稀少，还有晋绥军数万部队，更可怕的是日军势力已经进入绥远，扶持了所谓伪内蒙古政权。进入绥远不但无法得到补充，更冒着和晋绥军和日军开战的危险，是得不偿失的。

向西则是宁夏，甘肃，青海地区，这些地区为穆斯林马家势力控制，总兵力高达4万多人，还有约10万少数民族民兵武装，战斗力相当厉害。马家穆斯林以伊斯兰教为宗旨，得到当地回教少数民族大力支持，势力盘根错节。更不要说这些地区还有中央军数万部队驻扎。进入这些地区，红军无法得到兵员和物资补充，又没有人民支持（民族仇恨），而且多是攻坚作战和长距离行军（宁夏，青海面积广大，老百姓因为战乱和防匪多是住在有防御工事寨子里，易守难攻），进入这些地区无异于自我毁灭。

毛泽东认为最合适的就是向南和向西发展。

向南就是陕南地区，汉族人口密集，也比较富裕，是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可惜此处有张学良，杨虎城部接近20万部队，又有修建了防御工事的很多大中城市。如西安城，当年刘镇华用十万大军，围困了近一年也没有打下。如果红军有重炮部队，又有中央苏区的八九万主力部队，说不定可以打下陕南。但是此时仅有1万多人，又只有些小口径迫击炮，根本无法打垮张学良和杨虎城，也无法攻陷陕南地区。

那么，唯一可能的方向就是向东进入山西。山西地区比陕南更好一些，阎锡山再次苦心经营了十多年，到了1936年山西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更重要是山西阎锡山的晋绥军战斗力较弱。红军如果在此处控制六七个县城，也可以由比较大的发展。不过晋绥军终究也有10多万部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所以红军东进虽然可行，但前景很不妙。

话虽如此，但是目前红军最直接的威胁不是西面，西面的马家穆斯林武装的马步芳，马鸿逵已经放话出来，只要红军不进入他们地盘，就不会打击他们。也不是北面，北面绥远晋绥军全力对付日军和伪蒙古政府，无力南下对付红军。东面，山西的晋绥军畏惧中央军和日军入侵，自顾不暇，只要红军不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他是绝对不会出兵的。

红军目前直接威胁就是南面的东北军和陕军十七路军，东北军深入苏区，控制了延安，甘泉，洛川三个据点，离红军控制的保安，延川，安塞近在咫尺。

不过，东北军终究不过是眼前的威胁，红军最大的威胁仍然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央军。此时中央军主力十多万人，都在四川西康和红四方面军8万多主力交战，已经稳操胜券，一举将红四方面军消灭了4万人，迫使其被迫放弃占领四川的计划。一旦解决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中央军必然会北山陕西，对付红军。

因此毛泽东，周恩来认为既然红军无力南下，自然就没有必要在和中央军决战之前，跟不相干的张学良，杨虎城交手。

所以，红军也想和张学良，杨虎城达成协议，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同时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林育英（林彪的堂兄）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要求中共和国内其他势力合作抗日和反蒋，正和中共的下怀。由此，中共终于和苏联意见一致。

所谓争取盟友的做法，中共从来都是很推崇的，也很会利用。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依靠当地土匪王佐，袁文才，在井冈山站住脚恢复了元气，保证自己没有在最困难时期被国军消灭。

长征期间，红军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自保心理，让陈从自己防线退出30里，使得红军毫发无伤的通过。还在长征前期跟陈济棠做生意，获得了大量武器弹药。

作为反例就是福建事变，当时红军面临五次围剿的巨大压力，四面都被国军围死。此时东面的福建十九路军突然宣布反蒋，并且成立自己的政府。红军如果此时果断和十九路军合作，不但能够打破国军封锁，还有可能得到福建的一个出海口，从而得到苏联的海上军援。

可惜当时掌舵的博古，李德等人认为十九路军反蒋是狗咬狗的军阀混战，根本不可靠，没有给与其任何帮助。

最终十九路军迅速瓦解，红军也失去一次最好的突围机会，被迫长征。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向山西进军，进而向绥远进攻，和苏联靠拢。另一个就是联合中国其他力量一同抗日，口号是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大的路线定了以后，中共方面立即开始活动。

11月26日直罗镇战役胜利后，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信中讥讽东北军战斗力低下，不是红军对手，同时提出建议，诸如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不打东北军，红军优待被俘东北军等。

可惜董英斌因为直罗镇惨败被张学良很快解职，这封信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董自然也不敢把信的内容向张学良汇报。

毛泽东同时写信给杨虎城和杨虎城的军师杜斌丞，杨和杜也没有回信。

虽然如此，双方想法一致，这样就好办多了。

同时，中共联系苏区北方军阀井岳秀和高桂滋两个军阀，这两个师长表现不一。

高桂滋本来是西北军的一个师长，地位跟当时杨虎城差不多。后脱离冯玉祥部以后，跟杨虎城一起困守皖北，只有4000士兵。高桂滋归顺中央政府以后，被蒋介石派到陕北苏区剿共。

和刘志丹的大规模剿共交战中，高桂滋损失惨重，整团整营的部队被刘志丹部歼灭。高深感兵微将寡，无法经受长期作战消耗，不能再和红军作战。

-------------井岳秀曾经也是一个激进爱国的革命党。但几十年的军旅生涯让他跟阎锡山一样，成为一个唯利是图的土军阀。他的死亡完全是个莫名其妙的意外，所谓打了一辈子雀，到老被雀啄了眼睛。

高在其后主要驻扎在陕北最为富裕的绥德地区按兵不动，不愿意再和红军交战。

毛泽东派出特使马志明跟高桂滋联系，试图达成和平协议，高桂滋欣然答应。

双方协议互不进攻，如果红军进攻井岳秀时，高桂滋部应不予增援。红军对高桂滋在清涧被围困一部提供粮食补给。

由此，高桂滋这个师搞定了。

但井岳秀就没这么容易搞定，他在榆林驻守十多年，是地头蛇。两次对陕北苏区的进攻都由井岳秀挑头！红军南下攻打东北军的时候，绥德的高桂滋按兵不动，井岳秀却趁红军主力南下的机会，从自己控制区出兵，一举攻陷防守力量薄弱的苏区保安县城。毛周跟井岳秀联系，井并不理会。毛周决定集中主力回师给井岳秀一个教训，然后逼其妥协。

红军主力在直罗镇击溃东北军109师后，1936年1月随即全力进攻保安。

井岳秀部见势不好，随即回军北撤，双方并没有大规模交火。

但此时意外事情发生，井岳秀在撤退路上，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携带手枪突然掉落地上并且走火。子弹击中井岳秀，井当场毙命。想井岳秀戎马20年，身经百战不死，结果莫名其妙因为这种意外丧命。

井岳秀部将高双成继任他的位子，由于立足未稳，所部赶忙后撤回自己的地盘榆林，不再敢威胁红军。

由此红军北方的威胁不存在了。

西面，红军消灭109师后追击东北军剩下两个师一路溃败回黑水寺，歼灭殿后的106师一个团。106师长沈克不是张学良嫡系，是石友三部将。石友三在石家庄反张失败时候，沈克率部向张学良投降。所以沈克本来就对张学良没什么忠心，也不愿自己部队损失光。红军在打败106师以后，派出该师被俘军官找到沈克，试图达成协议。沈克考虑了一下，同意了红军的建立，双方互不进攻。红军随即撤出对106师追击，沈克率部逃回甘肃太白镇，就此按兵不动。

稍后该军军长董英斌撤职，西面东北军的攻势也全部停止。

对东边的阎锡山要打，不能跟他谈什么协定。

那么，对南面的杨虎城和张学良就要赶忙联系了。

张学良观点的转变

东北军方面，张学良遭遇这样惨重的损失，自然面子上无光。他本来还对中央政府保有一些希望，提出中央给与60万银元拨款，帮助被消灭的109师和110师重建。

但是接到蒋介石命令的何应钦对此不予批准，还取消了两个师的番号。

张学良由此彻底知道中央政府的目的，勃然大怒。

其实张学良此时也还因为别的事情生气，以前他当东北王来南京参加大会的时候，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迎接，朝中大臣也悉数到场。沿途又是军乐队，又是欢迎的群众，完全是外国元首来华的待遇。

此次由于连战连败，东北军穷途末路等因素，张学良在南京下飞机以后，仅有蒋介石侍从主任钱大钧一个人来迎接。

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从来目中无人的东北王子气愤不已。

在南京参加五全大会期间，张学良就决定和中共开始接触，达成互不进攻的协议。

但是这并不容易！张学良本来是奉系的老大，其父在东北统治期间依靠日本，向来排斥苏联。

后苏联支持蒋介石南方革命政府建立黄埔军校，提供武器和教官帮助其成立北伐军，攻打张作霖的北方安国军北洋政府，为张作霖所痛恨。

在张作霖统治时期，张甚至派出部队冲入北平苏联大使馆，抓捕了李大钊等人，公然违背了国际法。由此，苏联政府和奉系关系落入低点。

张作霖死后，苏联政府开始试图结交张学良。但是张学良为了在登基初期打个胜仗立威，居然忽视双军实力，贸然发动了中东铁路事变，下令收回苏联政府在东北的特权，由此双方开战。

中东铁路战役虽然以苏联获胜结束，苏联也通过武力收复在东北特权，但苏联和奉系的关系彻底破裂，之后没有任何好转。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候，张学良迫于日军压力，曾经派密使去苏联求援。但是苏联政府从己方利益出发，拒绝了张学良的请求，并且最终将在东北的利益出让给了日本，只是出于自己目的允许在东北无法站住脚的东北军抗联部队退往苏联，躲避日军的追击。

九一八以后，张学良除留下少量抗联武装在东北作战，余部退出东北，到达河北，再也不和苏联接壤，也就不迫切需要再借助苏联的力量，双方更为冷淡。

之后几年，张学良由于热和抗战失败，被迫下野去欧洲解毒。期间张学良在法国向苏联大使表示想去苏联访问，但是被苏联政府拒绝。后来张学良联系退往苏联的远东北军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试图私下跟苏联政府联络，也没有结果。

其实苏联政府也想跟中国实力派联系，但因为奉系一系列的事件，和亲苏军阀冯玉祥等人的行为，苏联政府向来认为中国军阀都是土匪武装，靠不住。

后苏联政府秘密派出一个英国籍共产党员，华裔商人余斌以交友为名和张学良接触了一个月，想了解张学良的真实目的。

但余斌将张学良希望访问苏联的情况汇报给苏联以后，斯大林仍然认为张学良不过是想利用苏联政府而已。

由此张和苏联政府关系无法好转，跟远在南方的中共自然也没有联系，直到1935年底。

所有人都知道，中共为苏联在中国的支部，和苏联联系跟同中共联系是一样的。

张学良此时跟心腹情报头子黎天才商议，认为联系中共一定要秘密，并且要尽快。

黎天才向张学良提出三条线，第一就是社会线，通过相对中立人士，接触苏联和中共。

第二就是通过东北军自身潜伏的一些中共人员联系中共，第三就是设法通过前线军队直接联络中共。

黎天才认为第三条最为有效，也最直接，但是风险最大。军统戴笠部署大量特工在陕西活动，一旦泄密，后果不堪设想。可以让在延安，甘泉，洛川前线的王以哲暗中跟中共联系，但一定要小心谨慎，换句话说也就是需要时间慢慢来。

张学良说：那就现在前两条线，我们目前在南京，具体要怎么操作？

黎天才说：第一条线比较隐蔽，副司令可以先去上海。上海的杜重远先生是进步人士，在私下跟中共有一定联系。他是辽宁人，以前是副司令的好友，和他联络最不容易暴露。同时我得知我们在排到抗联的李杜将军已经从苏联回到上海，他是副司令的老部下，联络一下也不会引起别人怀疑。

至于第二条线，我来安排，等副司令回到西安再说吧。

张学良点头认可，在五全大会以后，以拜望老友为名到了上海。

--------------------张学良去上海主要是他认为中共中央地下组织还在上海。实际上早在第四次围剿时期，由于军统中统在上海成功的谍报行动，迫使中共中央撤入江西中央苏区。此时在上海仅有极少数的中共地下人员活动，主要负责跟共产国际进行联络。

上海当时是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尤其有英法美三国的租界。这些租界奉行三国相对宽松的法律，中国政府无权管理。由此一些和政府有异议的人士，大多居住在租界里面，受三国法律保护。同时由于中国警察在租界里面没有执法权力，租界里面户籍制度又比较松散，容易隐藏身份，保护自己，所以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部在上海长期潜伏。

张学良在东北和西北都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不过到了上海却非常小心。

早在1933年他到上海准备去欧洲解毒的时候，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朝他坐车投掷了一枚炸弹。炸弹准确击中张学良的坐车，但没有爆炸。张学良的卫士发现炸弹没有引信，这是斧头帮主王亚樵对张卖国行为的一个恐吓。

这次到了上海，张学良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除了安全因素以外，张学良知道由于中共中央一直在上海的原因，军统和中统特工遍布上海，所以他此行也必须躲避国民党特工的监视。

张找到了上海青帮老大杜月笙。杜是上海黑帮三大头子之一，靠贩毒赌博受益极多，有强大财力和一大批武装黑帮分子，买通了上海的各国政府官员，他的势力极强。用其他人的话来说，就是上海黑社会的蒋委员长。

杜月笙主要收入来自贩毒，他有一条线是将鸦片从陕西过境，运送到内蒙古和外蒙古销售，需要借助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的力量，所以对张招待非常殷勤。

听了张学良的要求以后，杜月笙认为上海是自己的地盘，张的安全和保密都是小问题。他将自己的坐车给张，并且派出大量青帮分子暗中保护。

同时张学良部下黎天才也组织东北军特工，在明处严密保护张。一明一暗都有人，自然没有什么问题。张一行人顺利摆脱国民党特工的注视，在上海随意活动。

杜重远的西北大联合

首先就找到了在在上海漕河泾监狱服刑的老朋友杜重远。

杜重远本人是辽宁开原人，中华民国著名的企业家。杜早年留学日本学习陶瓷制造工业，1923年回国后仔沈阳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机器制陶工厂肇新窑业公司，并且将其发展为中国民族资本经营规模最大的一家窑业工厂。杜因为这个企业，成为东北商业界的风云人物，1929年，当选为辽宁省总商会副会长。

因为才能出色，杜被东北王张学良看中，1929年8月，杜重远的肇新窑业公司遇到资金困难，张学良拨现洋12万元帮助解决了难题。杜对张表示非常感激，张劝说他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主要负责处理对日外交问题，是个相当重要的职务。

杜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有明显的进步思想，曾经组织过在日留学生大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入侵。

在担任张学良秘书期间，杜进一步组织了发展东北国货事业，抵制日货的活动，为日本官方嫉恨。

九一八事件爆发，杜重远被日本政府以反日分子为名通缉，被迫改装逃走，窑业公司也被日军全部抢走。

杜身无分文的跟随张学良流亡到河北。九一八之后，张学良情况日益窘迫并且对日保持退让态度。

杜重远认为张学良无能卖国，不能依靠，决心离开张，开始自己抗日行为。

1931年，杜参加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发起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兼政治部副部长，稍后移居上海。

在上海期间，杜和各种抗日分子联系，还以记者身份四处演讲宣传抗日，并且写文在报纸上声讨日本，是一个有名的抗日文人。

1934年，杜重远自己创办《新生》周刊，担任总编辑，宣传进行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这份周刊为日本政府所痛恨。

1935年，杜重远在《新生》第2卷第15期中刊登《闲话皇帝》，讽刺日本天皇为傀儡，实际都由日本军方和财阀决定一切。

此时日本政府正在试图利用中国抗日行为，进行威胁，获得实际的利益。此时日本驻上海公使以此文为名对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在上海的日侨开始了大规模游行，日本军方威胁在上海进行军事行动。

中央政府迫于压力，下令将《新生》杂志停刊，并且判处总编辑杜重远一年二个月的监禁。实际上这是中央政府掩人耳目的行为，杜重远并没有被监禁。中央政府让其住在当时全国模范监狱的上海漕河泾监狱，特地为其盖了三间平房居住，可以不限制会客，也可以回家。在监狱住了短短四五个月以后，中央政府以杜重远有病为由，将其安排去虹桥疗养院养病，实际就等于释放了。

------------杜重远是个类似于鲁迅一样的爱国文人，他在西安事变中对张学良影响很大。他被中华民国政府判刑一年的时候曾经大胜怒斥黑暗腐败，实际他根本没有真正坐牢。其在1939年，被伪装进步亲共的新疆王盛世才骗去新疆大学任教。结果杜重远因为进步言论被所谓的马列主义者盛世才痛恨，将其下毒害死并且毁尸灭迹。杜死的时候被毒药搞得肺部和肠子溃烂，大口吐血并且便血，整个人在床上地下翻滚，求看守将其赶快开枪打死。杜死后尸体被一张毛毯包裹后丢弃，至今为止没有找到。

入狱的几个月内，杜重远认为社会抗日力量过于单薄，必须和实力派联系。当时地方各军阀各怀鬼胎，有奶就是娘，都靠不住，只有中共一向高喊抗日，所以杜开始接触上海的中共势力。杜和中共著名特工大师潘汉年交往甚密，和共产员孙达生也是很好的朋友。

1935年10月，杜重远受中共的委托，托东北军里面的进步人士高崇民带信给张学良，杨虎城送过去，提出让他们联合中共抗日的主张。

张学良见到杜重远以后，杜对其并不友好：张副司令也来拜见我这个老朋友了？看你的气色不太好。

张学良说：最近烦心事多，睡眠不好，气色自然差了！

杜重远讽刺道：张副司令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中国除了蒋委员长哪个能企及？难道还会有烦心的事情。

张学良尴尬的说：杜大哥不要取消了，我这次来找你是有正经的事情。

双方开始交谈，张学良表示自己很想抗日，打回老家去。但是现在困居西北，被迫和红军作战，损失惨重，又无法不打，深怕自己东北军拼光了也见不到日本人。

杜重远一直知道张学良性格直率爽朗，思想不像老军阀一样狡猾靠不住，也能接受一定新思想。他推心置腹的跟张学良说，目前蒋介石不过是想借助红军将东北军消灭掉，如果张想抗日，打回老家去，就必须放弃跟蒋介石一条心的想法，走另外的道路

张学良说：你话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们东北军现在在西北弹丸之地，四面都是敌人，光靠我们十几万流离失所的军队，如何能够跟六十多万中央军对抗？况且我们东北军没有了底盘，每月军费和其他费用高达200多万元，没有中央政府拨款，我们自己最多支持3个月就会全军跨了。而且我们的武器装备都靠中央政府补充，如果没有武器弹药，我们怎么打仗？总不能跟红枪会一样拿大刀长矛跟中央军，日军干吧？我现在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

杜重远是个高级知识分子，还是相当聪明的，他告知张学良，他的想法错了，东北军实力虽然没法和中央对抗，但是西北仍然有其他实力，可以跟他们联合。

张学良问是谁?

杜重远说，第一就是你们一个屋檐下的杨虎城十七路军，他有5万部队，又是陕西的地头蛇，控制着10万民团武装和地方政府财政，他如果肯跟你合作，陕西南部就是你们的地盘，即使没有中央的军费，支持上半年一年绝对没有问题。第二就是山西的阎锡山，阎控制陕西和绥远，一向把中央军作为敌人。晋绥军有十多万部队，如果跟你们合作，那么陕西，山西，绥远三个省就是你们控制了，西北最富裕的两个省就是你们的地盘。第三个就是新疆的盛世才，他一向亲苏亲共和中央对抗，还是我们东北老乡，有共同利益。如果和这三方搞好关系，那么你张少帅的盟军就控制了西北的陕西，山西，绥远，新疆，甘肃五个省的地盘。青海和宁夏的马家穆斯林势力向来服从汉人政府的强者，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会保持中立，甚至加入我们。这样整个西北都是我们的地盘，足可以和中央对抗了，也可以积蓄力量抗日。

张学良苦笑，说杜重远分析的虽然有道理，但是还有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考虑。就算西北联合起来，有五十万大军。但根据西北各省贫穷落后程度，军火物资补给肯定是没有的。按照东北军的规模，打起仗来一个月至少要几百吨军事物资，靠几乎没有工业的西北根本不可能。这种情况下就无法跟中央军几十万人打大战，也无法对付日本人。中央军也不要进攻，只要拉个架子跟东北军对抗一年，东北军自己就会跨了。

杜重远笑称张学良还忘了一股势力呢，有了它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张学良其实知道杜在说什么，他故意问是谁？

杜说自然是苏联和中共。

张学良装作震惊的说他们正在和中共交战，怎么可能合作。

杜说中共现在情况也很不好，希望联合地方实力派一起抗日反蒋，之前杜给张学良的信就是中共的意思。

张说中共在陕北只有1，2万人自身难保，怕是中央军一来就垮了。

杜说表面是是这样，但是中共后台老板是苏联。苏联有世界第四强大的工业力量，数百万军队，连日本都不敢招惹。只要中共能够开通和北方苏联的运输线，假以时日不愁建立一支数十万规模，有重武器的强大部队。最注意的是联合中共以后，苏联肯定会给与东北军帮助。这样东北军的物资和军费问题也可以解决，西北联合局面就形成了。

张学良大感欣慰，随即跟杜重远交了底。

他其实最初只是想和中共保持和平局面，互不进攻而已。

如果能够和中共等实力派联合，并且得到苏联的物资支援，确实就能够和中央军，日军对抗。能够达成这样的结果是最好了，但张现在无法跟中共和苏联联络，一切都是空谈。

杜重远说，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不过各界的朋友很多，也认识共产党员，他可以想办法帮忙。

由此，张学良离开杜重远处，西北大联合的思想第一次出现在他头脑里面。

可以说，杜重远这个著名的文人是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整体构思的启蒙者。

但是张并不是草包，他知道这一切不过是纸上谈兵。杜重远虽然对中共有好感，但不是共产党，不过是一个中立的人，不能代表中共的观点。

现在当务之急是保持和中共的和平，不让东北军再有损失。

李杜的抗日必须联合苏联

------------------苏联工业力量在当时为世界第四，仅次于美德英，在5年后更是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三。抗战中苏联援助给中国2.5亿美元的军火物资，包括900多架飞机，100辆坦克，2000辆汽车，1100门火炮，1万挺机枪，5万把步枪和包括2亿发子弹在内的大量弹药，足可以装备15个步兵师。如果张学良能够得到苏联的援助，就可以凭借20万大军跟任何敌人作战了。

稍后，他又联络了在上海的李杜将军。李杜是张学良部下依兰镇守使兼任24旅旅长，辽宁义县人，从军30年，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将。

此人早在张作霖时期就在奉系效力，极有胆量。

1917年，日本人指示满清贵族肃亲王善耆和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的宗社党策划独立，所部满蒙匪部万余人在南满地区流窜。张作霖调重兵围剿失利，李杜向张提议由自己只身去和敌人谈判。张同意后，李杜只身在满蒙匪巢穴谈判二十多日，时刻都有生命危险，最终说服该部投降。

但李杜性格孤傲，不懂溜须拍马，为奉系权臣不容，一度被排挤出奉军。后李回到奉军以后，也只长期担任旅长一职，这个职位这跟他30年的战功是不相符合的。

九一八以后，东北境内没有逃出关外的东北军纷纷投降日军，李杜率三个团数千兵力坚决抵抗。李杜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转战了一年多之久，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最终被日军集中三个师团数万人击败。

李杜走投无路，被迫在1933年1月率残部2000人吉林义勇军退入苏联境内。

由此李杜跟苏联政府有了接触！回到上海以后，李杜同中共和苏联驻上海大使馆都有关系。

李杜跟杜重远不同，他是军人，性子直爽。李杜直白的告诉张学良，他准备回到东北继续参加抗日活动。李杜通过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告诉张学良，如果想在东北领导抗联打日本，或者东北军想打回东北，最好的办法就是跟苏联合作。

苏联工业力量强大，军事力量也比日本强大的多，比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更是强大数倍。

如果能够得到苏联援助，比现在依靠南京国民政府要好的多。

苏联愿意支持中国人抗日，因为苏日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日军通过九一八抢占了苏联在东北的特权，苏联方面极为不满，无奈国家刚刚开始振兴经济，无法和日本这样强国开战。日本陆军方面一直叫嚣北进，进攻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苏联被迫在远东大量驻军。加上日本跟德国意大利走的很近，也让苏联深为恐惧，害怕德日东西夹击他。

以苏联领土的广阔，如果在南北相距一万公里的地域同时作战，无异于自我毁灭。

所以苏日迟早有一战，苏联希望利用中共拖住日本，缓解其两线作战的危险，急于支持中国政府抗日。李杜说他在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就派人向他明确表示了这个意思，希望和中国方面实力派合作。

张学良向李杜表示，他也有这个意思，尤其希望现在通过苏联保持和中共互不进攻。他希望李杜给他介绍中共在上海的关系。李杜本人认识一些上海在中共的地下党员（李杜其实和中共中央派到上海的代表冯雪峰是好朋友，但他对张学良留了一手，没有敢明说），他表示这个可以由他负责。

和李杜，杜重远会面以后，张学良感觉有些安慰，不过两人毕竟不是共产党员，不能代表中共。

张学良认为还是跟共产党员直接联系比较可靠。

张又拜见了曾经去过苏联的宋庆龄，和中共有联系的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等人，也提出想和中共联络的意思。

史沫特莱也就算了，宋庆龄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在孙总理去世以后，开始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主张。1927年底宋庆龄去苏联访问，由此在苏联居住了4年。1933年宋庆龄秘密加入共产国际。如果换成普通人，早就被军统特务逮捕杀死了。但宋有国母的名号罩着，各方势力都不敢把他怎么样。宋庆龄也逐步成为其他势力跟苏联联络的一个中间人。

张学良找到宋庆龄以后，宋表示可以帮忙。

张学良在得到杜重远，李杜，宋庆龄三个人的保证以后，感到比较满意。

1935年底，张学良飞回西安，等候上海方面的消息。

此时东北军情况很不好，南京政府勒令其提交36年的剿匪计划，逼迫其继续进攻苏区。

那边109师和110师阵亡伤残将士抚恤金南京政府还没有发，什么时候发也遥遥无期。这些将士家属本来靠自己丈夫儿子的军饷勉强生活，现在不但亲人死了残了，连自己活下去也成为问题。

可惜张学良自己也穷的叮当响，哪有闲钱去给他们。

他们上千人到张学良驻所和办公处请愿游行，搞得张学良不得安宁。

这样等了几天，张学良实在坐不住了，他向黎天才问第二条路线联系的怎么样了。

黎天才说他找到一个人，这个人肯定是共产党员。

张学良问是谁，黎天才说是在东北大学搞学运的领袖宋黎。这个人参加过之前北平一二九运动，是中共地下党员。

张学良让把宋黎带来见见，同时下令拨款1000元给一二九运动受伤的学生，以获取宋的好感。

黎天才随即安排，很快将宋黎带到西安。

宋黎是个军人出身的大学生，曾经在九一八以后参加过过辽西抗日义勇军，1934年加入中共，后接受命令进入东北大学，领导学运。他年纪很轻，只有24岁，热情滂湃，说话做事都有些冲动。

他见到张学良以后，向其介绍了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运动的情况，叙说了东北籍学生希望抗日打回老家的迫切愿望。尤其还想张学良介绍了伪满控制下东北老百姓被欺凌的现状。

期间宋黎越说越动情，最终泣不成声。

张学良此时也不过30多岁，一样有一腔热情。在看到宋黎痛哭流涕的要求他带领东北军抗日的时候，自己也热泪盈眶。

张学良表示他坚决主张抗日，就是打光了东北军也要打回老家，以雪前耻。

宋黎表示，如果张学良去抗日，他们东北籍学生立即参军，追随他作战。

由此张学良跟宋黎连续谈了三天时间，通过跟宋黎的交谈，张认为宋肯定是共产党员。

最后一天，张学良悄悄问宋黎：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宋黎他们属于地下党，根据地下党的纪律，任何场合没有领导批准不能承认自己身份，所以宋黎没有正面回答。

张学良也就不再追问

经过几天谈话，张学良认为宋黎有些领导宣传能力，但毕竟年纪太小，热情冲动，这种机密大事不能随便告诉他。

话虽如此，但宋黎毕竟是个共产党员，有组织上跟中共的联系。

张学良将其留在身边做一个秘书，准备保留这条联络线。

中共和东北军合作的奠基人高福源

-------------------------李克农和胡底，钱壮飞合称龙潭三杰。胡底和钱壮飞都是李克农的下属。他们虽然是中共地下特工，但居然合拍了中国第一部黑白武侠故事片《燕山侠隐》，成为电影明星，正是让人非常无语。

把宋黎留下以后，张学良苦等新的进展。但是直到1936年1月中旬，上海方面仍然没有消息，第二条线自己内部又找不到新人。此时延安，甘泉仍然处于红军围困中，情况紧急。

这边蒋介石连发手令，命令张学良立即再战，不得延误。

张非常着急，坐卧不宁。

就在这时候，第三条线王以哲那边，出现了意外的情况。

一个晚上张学良跟妾赵四小姐正在看一部美国电影，看的正有趣，突然副官谭海进来汇报。

张学良很不满意，传承少帅的派头，在他乐于做某件事的时候，从不允许别人打扰。

张不赖烦的问谭海有什么事情，谭海说：王以哲突然发来一个密电，说是被红军俘虏的高福源团长已经回到洛川，有机密情况跟张副司令汇报。

张学良顿时大喜过望！

高福源是张学良的心腹之一，他身材高大，勇敢好斗，深为张所赏识，曾经当过张的警卫营长。张后提拔其成为一个团长，主要是给他一个锻炼机会，力些战功之后好提升他。榆林桥战役中，高福源一个团全军覆没，张学良当时认为高福源已经死了。后来听逃回士兵的汇报，得知高福源受伤被俘，张学良还非常生气：高福源平时很有种，这时候为什么不自杀？

现在高福源从红军处回来，肯定是中共方面派遣的使者。

张学良电影也不看了，立即命令准备飞机。第二天天一亮（当时导航技术差，夜间开飞机有危险），张学良乘坐波音号飞机赶赴洛川，会见高福源。

回头说说高福源。高这个人和普通东北军军官不同，他曾经就读过北平辅仁大学，是一个学生出身的军人。学生的经历让其比较有思想，在大学期间，他就参加过学生运动。

在榆林桥受伤被红军俘虏以后，高福源自认为必死，曾经当面喝骂红十五军团司令徐海东，被许打了两个耳光。

后高福源被带到苏区首都瓦窑堡，高认为肯定会被公审枪毙，一直对抗红军教导员，也不愿意治疗。

过了几天，高发现红军没有侮辱虐待俘虏，也没有杀他。红军医生还为其左肩开刀取出了子弹，并且以伤员待遇跟红军受伤士兵一起养病。这样过了一个多月，红军让他好吃好喝的养着，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期间又有一大批俘虏到达战俘营，高福源一问得知是牛元峰109师被全歼了。高福源素知牛是东北军悍将，居然一战被歼灭一个师，真是不可想象，由此高更畏惧红军。

高福源所受到的待遇越来越好，他被俘时候只穿一件单衣，陕北冬天奇冷，四处都是冰雪，红军立即发给他一套很好的棉衣。高福源穿上棉衣本来也不觉得什么，稍后他发现很多红军士兵都没有棉衣穿，只靠每天跑步取暖。陕北贫穷，一般红军士兵就吃点小米和咸菜，但是给高福源伙食有鱼有肉。高福源这个硬汉子，此时也觉得非常感动。

同时红军让高福源参加学习班，不时派军官跟其聊天。高福源是大学生出身，有主见，最厌恶别人对其洗脑。但跟他聊天的红军军官，一不说马列主义，二不说阶级斗争，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一句话：团结一致，打回老家去。

高福源是个烈性的东北汉子，性格直爽，自己身背国仇家恨，本身就痛苦不堪。从东北突围的时候，高由于奉命立即撤退，仅仅携带走了随军的妻子，全家包括年老的母亲全部留在了东北，至今没有音讯。这几年东北军保守国内舆论抨击，高自觉也不能抬起头来做人，一股恶气积压在胸口，时时都后悔当年为什么没有跟日本鬼子拼死算了。

通过一个多月耳濡目染，开始接受了中共的这套说法，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先团结一致打赢了日本人再说。

在1月份一天，高福源在学习班上课的时候，突然提出要和红军长官谈话。

消息报上去，毛泽东，周恩来都很重视，他们派出党中央联络局局长（所谓的伪外交部长）李克农亲自跟其谈话。

李克农此人是中共最为出色的特工人员，也是中共的元老之一，被后人称为中共特工之王，是和潘汉年并驾齐驱的人物。他一生在秘密战线为中共做出极大贡献，事迹甚至富于传奇色彩。如果把李克农的经历写出来的话，本身就是一部长篇巨作的惊险小说。李在建国前最著名的事迹，是安排了钱壮飞和胡底潜伏在中统，成为中统局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由此从1929开始到1931年顾顺章被捕叛变为止，中统所有机要秘密文件都经过钱壮飞的手交给徐恩曾，自然全部被中共掌握，也让中统这两年几乎没有任何作为，其情节比现在电影《风声》还要吸引人。建国后，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李是唯一一个没有打过仗的上将，这是世界各国情报工作人员的最高军衔了。

李克农本身高度近视，带着一副度数很高的眼镜，身材矮胖，像个读书人，交涉能力极强，极有胆识。

在和高福源的交谈中，李克农得知高福源同意红军主张，就说服高成为两军合作的使者。

李克农表示高这样回去可能会有威胁，高说：做军人的还怕死吗？为了东北军十几万弟兄的前途，我就算死了也值得！

李克农表示很赞赏，同时说服高先以个人身份试探张学良的态度，千万不要贸然犯险，同时派出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周恒作为高的随从。周恒本人也有不少政治外交经验，跟着高作为他的助手。

1936年1月初，高福源离开瓦窑堡，李克农和兵团司令彭德怀派出送其到苏区边缘，还给了他200元路费。高很感激他们，他带着周恒首先赶赴东北军前线的甘泉。

甘泉城守军为东北军王以哲军的一个加强营，和高福源属于同一个军的友邻部队，他们被红军已经围困了数月之久。虽然甘泉原来是补给基地，里面很多粮食弹药，有长期防守的条件。但是、终究被红军数倍之众长期包围，后方援军又不来，士兵军官每日都面临生命危险。

高福源跟甘泉城内两个营长都很熟，到达甘泉以后，随即跟他们还有在此处的129师参谋长张文清交谈，说明红军愿意停战合作的主张。

甘泉守军自知朝夕不保，自然是同意的。但张文清他们说，自己虽然同意，军人要服从上级，没法自作主张，要高福源去和王以哲军长汇报。如果王以哲同意了，他们就立即执行。

高福源听到张文清的话以后，马上就想去洛川会见王以哲。

周恒赶忙劝说高说这样去凶多吉少，让高先找人给王以哲打个招呼。

高福源就写了份信给王以哲的参谋副官，原先自己的同学佟道，信中说明自己的此行的目的和中共的主张。

参谋长佟道接到信以后，立即向王以哲汇报。

此前王以哲已经接到张学良找机会跟中共接触的命令，可惜王部一直有军统中统特务潜伏，王不敢擅自行动。要知道当时通匪的罪名非常重，绝对可以丢掉脑袋。

接到张学良命令以后一个多月，王以哲都无法联系上中共。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突然听到这种好消息，王自然非常高兴。

王以哲军长马上派参谋副官佟道赶赴甘泉，将高福源接到洛川。

高到洛川以后，王以哲军长和赵镇藩参谋长和高先会面，随后立即汇报给张学良。

由此出现了开始的一幕，张学良赶赴洛川以后，先和王以哲谈了一下，知道高福源的大概意图。

这时候黎天才劝告张学良，目前军统中统特务四处在陕西活动，东北军中有一些人就是特务。高福源被红军俘虏只是道听途说，说不定是军统派来试探的，不能不防。

----------------------毛周两人的政治外交能力极强，翻开中国的历史，几百年内少有人能够匹及。

张学良点头称对！

于是，当晚，张学良派了一个班的心腹卫兵，都拿着冲锋枪和自动手枪，杀气腾腾的分成两派站在屋子里。张自己坐在当中的一把椅子上，然后让带高福源进来。

高福源被王以哲带进来，此时张学良装出一个满是杀气的铁青面孔。

高福源进来以后，看到四周是这种样子也有些害怕。

一害怕，高就把李克农劝告他先以个人身份给张学良建议的事情全部忘了，脱口说出了真话。

高对张学良立正敬礼：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我这次回来是红军让我给您报告一些东西的。

张学良不等高福源说完就破口大骂道：你好大胆子，你当了俘虏还不算，还敢让我通匪。我现在就枪毙你。来人，拖出去毙了！

顿时几个如狼似虎的卫兵上来按住高福源，向屋子外面拖去。

高福源被张学良一骂，顿时心寒了，心想没有听李克农的话，这下把命送掉了。

但是，除死无大事，高认为反正都是死，不如说完了再死。高福源把心一横，大声说道：报告副司令，我高福源怕死就不会回来。副司令枪毙我，就等于踩死一只蚂蚁，容易得很。但是我们东北被日军鬼子抢去几年了，三千万东北同胞当了亡国奴，张大帅也是日本鬼子炸死的。现在人家共产党诚心跟我们合作，团结我们抗日，有什么不对？我们东北军在继续打内战，都快打完了，还拿什么去打日本，收复失地？在陕北我们死了这么多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么多兄弟成为异乡的野鬼，究竟为了什么？

说到此处，高福源放声大哭起来。

受高福源话语感染，周围的几个年纪较轻的卫兵也都哭了起来。

张学良本人也大受感动，亲手扶起高福源说：你回来很好，你说的也很对，我刚才是试探你一下。我们现在好好谈谈，你们都出去。

卫兵退出去以后，会场只留下张学良，高福源，王以哲，赵镇藩，黎天才这几个人。

张学良跟高福源开始细谈。

高福源把红军的意思全部转达给张学良，张学良听到非常高兴，他对高说：你说的很好，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我现在派你回到苏区，让他们派一个正式代表来。我跟他们正式谈一下。你放心，你如果到苏区出了事情，你的妻子儿女我和王军长负责照顾。

张还交给高福源一份亲笔信，上面写请红军派代表前来谈判。

高福源把情况告诉一起来的秘书长周恒，周也很高兴。两人立即出发，在王以哲士兵的保护下，在1月16日顺利回到苏区。

双方合作的开始

对于张学良要求谈判的请求，红军方面非常重视，李克农带着高福源面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当时周留了一把大胡子，由于大病初愈，比较清瘦，但相貌非常威严，一看就是很有气魄的人物。毛泽东身材很高，人偏瘦，气度不凡，虽然没有说什么话，但满身都是一种千军万马统帅的气度。高暗中想：张少帅虽然也是意气风发，跟毛周比起来就差远了。

毛周对高再三夸奖，说他是东北军中最有觉悟的爱国军人！

稍后，毛周讨论应该让谁去和张学良谈判。周恩来表示自己想去，毛认为现在双方刚开始接触，不知道张学良的虚实。周是中共除毛以外的二号人物，中央政府悬赏10万大洋要他的首级，这样去危险太大。

毛周两人决定从目前从事统战工作的周恒，伍修权，叶剑英，萧劲光四个人里面选一个出来。但周恒和伍修权资历较浅，年纪也较轻，叶剑英和萧劲光都是战将，打仗没问题，处理复杂外交问题上有些欠缺。此时跟高一起会见毛泽东的周恒建议由李克农去。

毛周相视一笑，他们都认为李克农经验极为丰富，外交能力很强，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去跟张学良去谈判最合适。

李克农本人也表示原因亲自去和张学良见面。

1936年2月21日，李克农带领秘书，电报员和一个马夫，由高福源作为向导，从红都瓦窑堡出发，赶赴洛川，和张学良会谈。

2月陕北满地冰雪，路非常难走。连续走了4天，李克农等人在25日赶到了洛川，首先见了王以哲军长。王以哲立即向张学良密报，张复电说自己有要事去南京，暂时不能回来，让王小心接待，先谈些两军的具体事宜。于是王以哲先和李克农谈判。

由于怕走路风声，王以哲对保密做的极为严格。他把李克农等几个人藏在自己的一个小院子里面，院子周围密布岗哨，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也不允许李克农他们出门。

王以哲派两个副官时刻陪同李克农他们，这两个人对李一行人照顾非常周到，每餐都是大鱼大肉，好酒好茶。

期间，李克农跟王以哲首先谈判。谈判的内容主要是红军和延安，甘泉，洛川东北六十七军的局部合作问题。

双方谈了几天，达成以下协定：

1.红军和东北军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区。

2.红军同意恢复东北军六十七军在甘泉，延安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经济通商。

3.延安，甘泉两地六十七军部队所需要的粮柴等物，可以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发动群众运送粮柴入城。

4.红军同意让甘泉被围半年的六十七军两个营重新换防，不加阻扰。

5.恢复红白区的通商，红军采办货物经过洛川等地，六十七军负责保护；六十七军进入苏区办货，红军负责保护。但是红军去白去办货时需穿便衣。

这个协议红军电告中共中央，得到批准以后，双方在3月5日正式签署施行。

商谈期间，王以哲为了表示诚意，掩护红军军需人员进入西安购买大量急需物资，同时送给红军迫切需要的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四省的高精度军用地图。

毛泽东见王以哲如此有诚意，随即下令围攻甘泉的红军全部撤离，解除了对甘泉的围困。

张学良得知甘泉被解围以后，非常高兴，也急于亲自跟李克农面谈。

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乘飞机飞回西安，第二天立即飞往洛川，会见李克农。

这次会晤是西安事变的开始，短短三个小时的会谈，也决定了中国之后近一个世纪的命运。

1936年是抗战前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东北军和陕北的中共连续交手四次，全部失败，损失兵力近2万人，两个师长阵亡，战后这两个师还被蒋介石取消了番号，不允许其重建。由此东北军的领袖张学良认为东北军无法消灭红军，如果持续跟红军作战，除了消耗自己的实力以外，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

红军这方面虽然和东北军作战全部胜利，但在陕北苏区总共只有1万5000的兵力，面对20多万东北军和陕军十七路军处于劣势，也无力将他们消灭。更关键的是，红军一直很清楚自己最大的敌人是拥有60多万主力部队的中央军，这支部队已经将南下四川的红军最有战斗力的红四方面军歼灭4万人。张国焘，徐向前的曾经号称十万的红四方面军仅剩下4万多人，被迫北上川北，准备回师陕北苏区。中央军主力随即跟随红四方面军北上，顶多在36年中就会到达陕北。

此时的红军确实不是中央军的对手，其实早在长征以前也就是这样。早在中央苏区，拥有10多万大军和200多万群众支持的红军，也被中央军击败，被迫长征。此时仅剩1万多人，困居贫穷落后的陕北苏区，更是无力招架。

红军认为在和中央军交手之前，没有任何必要再和不相干的东北军和陕军交手。

由此，红军和东北军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联系，并且最终通过红军外交大使李克农在洛川同东北军进行了初期的谈判。

由于当时张学良还在南京公干，其部下王以哲军长先跟李克农达成了互不进攻，开通经商等秘密协定，一切重大问题还等到张学良跟李克农来具体商谈。

张学良为东北军的打算

1936年3月4日，张学良秘密乘坐飞机赶到洛川，立即跟在此等候10天之久李克农进行谈判。

由于军统和中统的特工在陕西活动频繁，连东北军内部也有他们的潜伏，所以会谈是非常秘密的仅有李克农，王以哲，王以哲的参谋长赵镇藩，张学良的情报头子黎天才，和张学良本人几个人参加。

会议开始之前，王赵两人已经把之前红军和东北军六十七军达成的协定汇报给张学良，张对他们的协定很满意。

张学良最初只想达成双方和平协定，这次至少实现了这个目的。

但张学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当然眼光要放长远一点。目前东北军被中央军逼迫跟红军交手，短短2个月就损失了近2万人的兵力，剩下的本钱按照这种速度最多一年就会拼光，实在是拼不起。但是不拼又不可能，东北军失去了东三省的地盘，所有军费和军火都依靠中央补给。蒋介石明确表示，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这几年内每月花费2百多万银元的巨款养着东北军，就是让其为国家效力，剿灭红军的。如果东北军不跟中央合作，那么中央就算不对东北军进攻，最低程度至少会取消提供给东北军的补给。以东北军的现状，怕是连饭都吃不上，坚持不了三个月就会自己跨了。

所以，张学良认为自己不和红军交战，就等于违抗中央的意思，迟早会和中央反目。一旦反目了，如果中央来狠的兵临城下的要求将东北军肢解消灭，那么东北军就只能冒险跟中央对抗作战。这种情况下，以东北军的实力，内无粮草外无援助，实力又远远不及，等于自我毁灭，失败是肯定的。

想和中央对抗，第一必须联络西北各实力派，把大家力量联合起来，或许能够对付中央政府。就算实力仍然不及，至少能够让中央畏惧己方实力也不弱，不敢逼得太过分，从而获得谈判桌上的筹码。第二，必须获得一个和中央不相上下的强有力的外援，能够提供补给和军援。一旦和中央军作战，这个外援能够取代中央政府给东北军提供这些物资，帮助东北军渡过难关。

西北实力派有很多，但是外援只有一个，就是和西北普遍接壤的苏联。苏联工业军事力量强大，是当时的世界第四，稍后的世界第三，连穷凶极恶的日本人也不敢招惹，如果他愿意扶持东北军的话，东北军就能够和中央彻底对抗。想当年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军阀会战中被直奉联军几乎消灭，就依靠冯和苏联搞好关系，获得苏联大量军事援助，短短一年内迅速恢复。

在苏联的大量军援帮助下，冯玉祥迅速从全面崩溃的边境借尸还魂，不但迅速占领了西北几省的地盘，更是把部队扩大到40多万人，控制了河南，河北几省，占据了中国四分之一的领土，成为中国仅此于奉系的最强大军阀。

冯玉祥例子在前，东北军实力丝毫不亚于西北军，一旦有了苏联的外援，前景绝对不亚于西北军。

不过当时中国稍有智商的人都知道，从北伐以后，苏联面对四一二事变中国民政府，冯玉祥等人利用苏联以后又毫不客气甩掉它的现实（其驻国民政府和其他军阀的代表都被武装押解出境），拒绝和任何中国军阀合作。但只有一股中国力量除外，这股力量不但苏联始终都在全力支援他，而且愿意支援任何帮助它的其他势力，这股势力就是苏联的小兄弟中共。

中共当时只是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支部，从建党开始到中共党依靠国共合作壮大，无一没有苏联的影子。

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也是拼尽了全力，以经济上的援助为例，仅仅1927年前七个月援助给中共就有100万银元（相当于现在的1亿人民币）以上，同时期中共自己的收入仅有5000银元。

国民政府当时就是通过容纳中共获得了苏联的大量外援，最终推翻了北洋政府，打垮了100多万军阀部队。

张学良知道如果他和中共合作，就和中共同乘一条船，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苏联自然也会援助东北军的。

可惜这些都是纸上谈兵，张学良虽然子承父业，没有经过什么考验。但毕竟统帅千军万马好几年，政治头脑还是有的。

东北军如果和中共合作，就等于和中央政府对抗，按照双方实力对比，东北军肯定是凶多吉少。

当时通匪罪名极重，足可以让所有人掉脑袋，单单南京雨花台刑场就处死了数万共产党员和通共分子，张学良的脑袋也不比人家特殊。

张学良认为，如果能够通过手段实现蒋介石中央政府和共产党的官方合作，让他们联合起来抗日，他就不用执行这种自我毁灭的剿共命令了，对其是最为有利的。

当时东北军数量高达20万人，装备在国内数一数二，是除了中央军以外最强大一股军事力量。

一旦全国团结抗日，蒋介石就不可能忽视东北军这股力量，出于舆论也不可能在压榨东北军，这样东北军就有出路了，张学良按照他的身份和地位，至少能做一个地跨几省的战区司令长官。

不过话虽如此，张学良跟蒋介石私交极好，在几年交往中，张学良深知蒋介石一定要消灭中共的主张，不可能和中共合作。

用蒋介石的话来说：日本是肌肤之癣，中共才是中国的心腹之患。中共不是像冯玉祥，李宗仁那样只是试图取代我们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而基本还是实行我们那一套，中共则是希望成功在中国进行一场极为危险的共产主义实验，危害极大，后果不堪设想。

张学良认为这一条路很艰难，但对东北军最好，代价也最小，所以他明知难度极大，也会拼命试试。

如果这条路不行，就意味着东北军非常危险，想保住自己不被消灭削弱，就必须和蒋介石中央政府对立了。如果对立了，东北军就必须向上面说的那样自保，一要借助西北其他力量（包括中共），二要和苏联合作。

所以张学良目前必须考虑到最坏的情况，为自己多铺一条路，多一条路总没有坏处。

如果张学良能够度过难关，实现蒋介石和中共的合作，那他自然不会冒着通匪危险这么做。如果蒋介石真的让东北军混不下去，那张学良也就只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了。

对于中共，张学良其实心里根本没底。他一方面知道中共是一股比较神奇的革命力量，居然能够从几十人的小政党，发展为数十万规模，六块苏区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由于从开始就处于敌对地位，张学良向来把中共当做妖魔，共产共妻，红色胡子，加上张大帅对苏联一向恨之入骨，苏联在中东铁路事变把张学良打的惨败，张对苏联也深有戒备。

-----------------董健吾出身在基督教世家，后从神学院毕业成为牧师。他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上海科特工作，用牧师的身份作为掩护。需要说明的，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就是被董健吾收养。

说实话，张学良性格犹豫，在和李克农见面之前，他非常焦虑。因为当时和中共合作的罪名极大，一旦被发现张学良肯定会被严肃处罚，情况最坏的情况估计还能像韩复榘一样丢掉性命。

但一件突发的事件彻底改变了张学良的观点。

1月份，张学良下属-西北禁烟处处长钟可托带一个人来求见张学良。这个人是一个满脸和气的胖子，见到张学良时候递给他一张公函，上面写着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周继吾，签署人是财政部部长孔祥熙。

张学良问：失敬失敬，周专员是中央政府的人啊，不知道找张某人有何贵干？

那个周继吾扫了一眼傍边张学良的副官孙铭久和谭海，并没有说话。

张学良摆了摆手让两人出去。

周继吾随即对张学良说：这次拜见副司令，是想让您派人将我送到瓦窑堡。

张学良吃了一惊说到：你说什么？瓦窑堡可是匪区，你是经济专员，难道匪区的经济你也要考察？这不是笑话吗。

周继吾：实不相瞒，我去瓦窑堡不是为了经济考察，而是为了拜见毛泽东周恩来的。

张学良听到这句话，这一惊非同小可：你说什么？周先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呢？凭这句话我就可以把你枪毙。来人啊，把这个人先抓起来。

等在外面的孙铭久和谭海立即冲进来，从腰间拔出手枪对准周继吾。

周继吾在这种情况下居然丝毫不动声色，只是低声对张学良说：副司令息怒，请让他们先出去。

张学良看到这种情况，知道周继吾身份绝不简单，摆了摆手让孙铭久他们出去。

周继吾对张学良说：实不相瞒，在下真名董健吾，是奉孙夫人之命而来，作为国民党代表给中共送信，谋求国共两党重修旧好，一致抗日。孙夫人说张副司令是好朋友，会帮忙的。

张学良第三次吃惊，他绝没想到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居然会跟中共接触。

稍后张学良和董健吾细谈了几天，通过董的谈吐，张判定董肯定是个中共地下党员。

董健吾向张学良明确表示，目前蒋介石已经和共产国际联络，试图让共产国际压迫中共和国民政府和谈。

同时蒋介石利用中统局的关系和中共北方局代表周小舟等人联系上，但周小舟表示他们只是中共的一个分部，无权作出决定，自己和陕北中共的联络也有问题，无法传达这样重要的情报。

所以蒋介石通过妻弟宋子文找到宋庆龄，试图通过宋庆龄直接和陕北中共联络。

宋庆龄考虑再三还是同意了，他找到以牧师身份作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建吾，让他拿着中央的介绍信赶赴陕北。

张学良通过和董健吾的交谈，知道蒋介石居然已经开始和中共，苏联接触。张学良暗想他自己畏惧通匪罪名，不敢和中共联络，但是蒋介石一面高喊剿灭赤匪，一面居然首先跟中共试图合作，真是岂有此理。张想既然蒋介石已经愿意和中共合作，那么东北军为什么要再去和中共拼命，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希望消耗东北军的实力？如果东北军被红军拼光，这时候中共跟国府达成和平协定，那么东北军的牺牲是不是完全没有价值。

张认为，既然蒋介石要和国民政府谈判，他为什么不能谈？

张学良一面用自己的飞机将董健吾送到洛川，又派出一个骑兵连将其护送到苏区，一面下令决心和中共谈判，不让东北军被别人当枪使。

红色牧师董健吾在2月27日到达瓦窑堡，传达了蒋介石的意思，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表示乐于考虑。

董健吾于3月5日带着毛周等人回信赶回上海。

蒋介石抗战策略

其实董健吾的情况并非偶然，都是蒋介石头脑里面抗日全局的一部分。

国军在1935年消灭中共南方五大苏区，迫使中央红军长途行军，经过中国南部，西部各省，到达陕北。中央红军在长征中遭受惨重损失，从10万人锐减到陕北的7000多人。

蒋介石早在1928年就认为抗日是持久战，必须以中国南部和西部作为基地。通过红军长征，蒋介石领导中央军以仅仅损失1万多人的代价，收复了湖南，贵州，四川，西康四个省，迫使广西，云南听从中央的调遣，由此南部已定，抗战的大后方顺利建立。

于此同时，蒋介石认为红军此刻已是穷途末路，够不成大的威胁，开始备战抗日的全部计划。

主要分在这几个方面：

1.

军队建设方面，1935年1月26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全国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整军中对各种不同编制的部队有着不同的名称，主要有整编师、调整师、整理师、新编师等四种称谓。

根据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德国国防军之父冯.塞克特将军给蒋介石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之方案，其中必须编组精锐的60个师。根据塞克特的意见这60个师都应该是整编师，采用德式装备，使用德式步兵师编制和训练。但由于德式武器运送到中国数量并不能满足要求，只能将其中30个师暂不装备德械，只是在现有编制体系和武器装备方面进行一些内部调整，之后再补充德械，故称之为调整师。

最终60个师为30个整编师和30个调整师，之后计划扩展到120个师，其中60个整编师和60个调整师。

中国当时陆军情况很不好，截止1936年全国陆军已整建与未整建部队，共计步兵182个师，46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4个炮兵旅及20个独立团，总兵力共计170万人。

虽然人数不少，但现代战争不是冷兵器时代，人多就能打赢，要看整体火力配备，训练水平，编制和战术。根据国外专家的估计，中国绝大部分部队连列强的民兵部队也不如，火力更是为列强主力部队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而且没有受过任何先进的军事训练。只有约30万到40万部队受过西方标准最基本的军事训练，装备最基本的武器，勉强可以算是作战部队。

这个让希特勒非常尊敬，和大名鼎鼎的毛奇将军起名的塞克特对中国国民革命军仔细观察以后认为：中国急需的不是人数庞大的陆军，而是全力建设一支训练精良、装备齐全的精质部队，应先建立一支模范队伍、再逐步推广到其它部队完成国军的改造。

从1936年开始，到1937年初首先完成20个师的调整，这20师编组成功以后再以他们为样板，继续扩大规模。这20个师以德国轻装步兵师的编制和装备就行调整，为了编组这些部队，国民政府从德国大量进口新式武器装备。当时德国正在积极扩充军备，而中国有大量德国急需的矿产资源，其中钨矿是军工业的骨骼（钨是制造优质钢的基础，也是造枪造炮的基础），而中国的钨矿沙产量占世界的一半，所以德国对华军售额度很大。《中德贸易易货贸易德和约》是1936年3月签定的，德国先提供1亿马克的贷款，国府可以在这个额度内购买军火等物资，以矿产抵还。最后这笔贷款除了拨给资源委员会九百八十一万多马克外，其余九千多万马克全部用来购买军火物资了。

由于初期效果明显，国府军政部计划从1936年到1938年3月一共编组新式步兵师60个，另外编组60个预备役步兵师。新式步兵师以每师2个旅，4个团编制，约1万多人，配备炮兵，工兵，骑兵，通讯兵，辎重兵，卫生兵，特种兵。预备役步兵师编制和整编师相同，装备差一些，主要为新编部队淘汰下来的装备。整编师的每个师装备大量国产和德式装备（国产主要是轻武器，德国进口的多为重武器），原来老式部队的一个团编制里面只有一个重机枪连，6挺重机枪，一个迫击炮连， 4门八二迫击炮，每团不过1500人，战斗力弱，火力弱。而新编师的一个团重机枪火力增至8挺，迫击炮增至6门，并增设通、勤、搜、工、辎等直属分队，使各团一步迈进3000左右的新式大团。

这种部队在蒋介石和中国其他军阀眼中是精锐德械部队，但冯.塞克特认为以中国的工业能力、财力与官兵素质而言，要建立真正德国标准的陆军是有困难的。尤其中国重工业几乎没有，无法大量自产重武器，依靠军购想弥补重武器火力的缺陷相当困难。一战中，战争的主要火力支柱就是火炮，重机枪这类重武器，他们造成的人员伤亡占战场总伤亡的八成以上。这些部队无论装备和训练只是德械三类步兵师的水平，也就是所谓的轻装快速部队。这样的部队可以在大部队移动时以铁路来运输，使兵员可快速集中到战场边缘；不倚赖重炮、战车等重型装备，而是灵活机动地使用自动武器作战；与若干战车与炮兵单位配合，进行协同作战。

这些师虽然重武器上还有所欠缺，但他的轻武器装备和人员编制都不亚于日本乙种师团，虽然火力不及日军甲种师团，但是终究差距不像现在这么悬殊，可以打一下的了。

如果按照预定计划在1938年完成这60个师的编组，那么中国比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就有80万左右，除此以外，还有大约100万各方面差一些的60个师二类预备役部队。中国军队可以作战，有较现代编制和装备的部队就有200万左右，而日军可以用在中国作战的部队大约有120万到150万，双方实力不会相差太大。

----------------------德械部队战斗力还是比较厉害的，防守南京的主力就为德械部队。他们在南京这个易攻难守的地方坚持作战，仅在城外几千米的三日拉锯战中，就造成日军约8000人的伤亡。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方面会有相当的本钱（可惜西安事变爆发，导致日军早在1937年就和中国开战，60个精锐师仅仅完成了20个师的编组，还有10个师还在编组中。二类预备役部队也只编组了东北军10个师，广东10个师，川军26个师）。

空军方面也有很大发展，中国当时最强大东北空军在九一八事变中200多架飞机被日本缴获，国民中央政府方面在1932年仅有50架飞机，200名飞行员。蒋介石在1932年制定了空军发展五年计划，到了抗战前夕空军已经有600多架飞机，飞机场100多个，具有相当的实战能力。

海军方面，中国海军在1932年之前战斗力不值得一提，最有战斗力和吨位最大的两艘巡洋舰都是清末从英德处购买的，排水量也仅为日本海军的二十分之一，根本无法对日本海军造成威胁。

从1932年开始蒋介石实施了5年造舰计划，以日军在华海军军力7万吨为对手，计划建造各种新式军舰5.6万吨。可惜造舰是最考验一个国家工业力量的，连德国纳粹如此强大的工业力量，建立欧洲最强大的机械化陆军，但海军仍然被英国打的找不到北。

最终到1937年中国只完成1.3万吨的造舰计划，新建购买了包括巡洋舰，驱逐舰，炮舰，鱼雷艇在内的大量舰只。最终作战舰只有60多艘，全部舰只120多艘，具有一定的作战能力。本来还准备购买5艘德国潜艇，因为日本强烈抗议没有成功。

炮兵方面在1935年国军仅有各种火炮457门，有日式，德式，瑞典式，法国式等，口径不一，使用不同炮弹，以小口径迫击炮为主，重炮奇缺。从1935年3月开始国民政府成立炮兵整理处，大量购买新式火炮，仅一次就从德国购买150毫米FH18重炮24门，37毫米口径Pak 35/36平射炮20门。这些火炮在之后的抗战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2.军工方面

当时中国军队因为隶属于各派系军阀部队，武器各色各样，有德国的，苏联的，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日本的，还有捷克，芬兰等国，以枪械来说，口径多达十几种，互相之间无法通用。

以步枪来说，中央军装备德国毛瑟步枪，云南龙云部队装备法式步枪，广西桂系装备大量日式步枪，宋哲元西北军装备相当数量的苏式步枪，张学良的部队中则有大量捷克制步枪。

一个调整师一天需要步枪子弹80万发，全国如果编组60个德械师的话，对日开战这些师每月就要消耗至少7亿发子弹。

在1935年，国民革命军只有八十多万支步枪机枪，300多门大炮，子弹只有6000万发存量。

这个数量对于当时的中国军工生产能力来说，根本就是天文数字。

所以，蒋介石从1935年军政部开始大力发展兵工建设五年计划，提出从1936年7月开始实行，要求五年内建设十几处大型兵工厂，生产新式武器，预计建设费用达4.9亿元法币（约4亿美元），最终实现中国全部轻重武器自产。

针对弹药不足的因素，同时制定了五年械弹储备计划，要求从现在开始每月储备子弹达到1000万发，重机枪100挺，迫击炮20门，以保证部队长期战斗力。

实际军工长发展迅速，仅仅2年后的1937年，相对1933年来说，七五炮弹增长1.1倍，八二迫击炮炮弹增长1.5倍，步枪子弹增长2倍，手榴弹增长1.5倍，重机枪子弹增长2.5倍。中国基本实现步枪的自产，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产量也大大增加。

中国在1936年仿制德国毛瑟1924式标准型毛瑟系列步枪成功，取名为79步枪，也叫中正式。这种先进的步枪和老式的仿造毛瑟汉阳造步枪成为中国军队的制式步枪。

轻机枪则仿制先进的捷克ZB26步枪成功，重机枪则在德国顾问帮助下仿造马克西姆24式重机枪成功（仿制德制1908重机枪），还仿造法国迫击炮，成功生产出20式八二迫击炮.

由此中国新式生产的步枪，轻机枪，重机枪均大大强于日本陆军装备的三八式步枪，歪把子轻机枪，九二式重机枪，迫击炮的性能也不相上下。

重武器的火炮方面的产量也大大提高，坦克则只能从德国购买了一批。

3.发展基础工业

引用国府资料：

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办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从此，资源委员会这一军事组织担负了整个国家的重工业建设任务，这就表明以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明显地具有作为战时国防体制的一个环节的性质，资源委员会也就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备战中最突出、最重要的一个部门。

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在国防设计委员会及资源委员会成立之初对国内各项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并根据国防需要和可能的经济能力，拟定了一项重工业建设计划，预定于三年之内，在中部的湘、鄂、赣等内地建设与国防需要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和矿业，奠定我国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及电器工业的基础。1937年，新建的这些工厂的产品产量为电力１５３．３万度，煤２万吨，净钨砂１１９２６吨，锑１４５９７吨，精铜９吨，铁砂６３１３吨，电讯机４２５具。这些厂矿的建成和投产，奠定了战时国防工业的基础。因为资源委员会设立的这些厂矿大多是当时国内没有或非常缺乏的行业，不少与国防建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钢铁工业、飞机制造业、电工电料业、化学工业、钨、锑等矿产业。

----------------------------通过兵工的备战，中国在抗战中勉强实现轻武器的自产。这种捷克式轻机枪就是日军最为恐怖的近战利器。

4.军事交通

现在军事作战建立交通线是基础，其中铁路是运输的最主要的血管。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对于交通运输方面备战的政策和措施作了明确的部署，决定全国的交通干线如铁路、公路干线、主要水道航线及航空线，由中央负责建设；特别是铁路之建筑，“应以国防运输及沟通经济中心为原则，使成为全国交通干线。”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除整修原有的铁路外，完成了粤汉、陇海两铁路的建设，并修筑了由广东到云南，由云南达四川，由四川到陕西与陇海联络之铁路，实际上是用铁路来沟通广东、云南、四川、陕西，使华北各省仍可以广东作为出海口，完成抗战大后方的交通运输沟通。

到1936年底，粤汉铁路已经全线通车，陇海铁路也完成宝鸡以东到连云港段。浙赣铁路通车到南昌，同蒲、苏嘉、杭甬等铁路也均已建成。国民政府还制订了铁路建设五年规划，计划新建铁路１４条，总长8500余公里，可惜这项建设计划刚刚开始，日本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从1936年到1937年7月，国民政府共修筑铁路2030公里。到1937年7月，全国已建成铁路共13000公里。

公路方面，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开始从东南着手，由近及远，逐渐推进到西南、西北地区，形成全国性的公路系统。

从1932年5月起，先就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修造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1932年12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决定在1936年以前，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分五期完成苏、浙、皖、赣、鄂、湘、豫七省联络公路。这条联络公路共有十一条干线、六十条支线，共计10360公里。

到1936年6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又将陕、甘、闽三省及赣、粤、闽边各公路加入督造的范围。全国经济委员会采用中央与地方合作建设的方针，由政府提供技术与资金，地方负责建设。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还运用美国的部分棉麦借款，从资金和物资、技术等方面协助各省按分工负责的原则，加紧国、省公路干线网络的建设。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主持修筑的西兰、西汉两公路于1936年底竣工，同时又协修了绥远至新疆、山西、甘肃到新疆、青海等公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川黔公路监理处在1935年-1936年修通了川陕、川鄂、川湘、川滇、湘黔等干线公路。

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计有干线２１条、支线１５条，初步形成纵贯全国的公路网。

1936年5月，粤汉、平汉铁路贯通，在武汉、广州失陷之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从国外购买的全部兵器、弹药、器材等军用物资主要取道香港通过粤汉铁路运往前线，共计运兵２００余万人次，物资５４万吨。浙赣铁路玉山到南昌、南昌到萍乡的接轨通车，对西北和东南地区的军事运输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5年竣工的西兰公路和1936年通车的川陕公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成为中国通向国外的唯一通道，苏联的大批援华物质也经此道运往前线，对保证前线的急需，支持全民族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抗战的头二年，单是铁路运送的兵员就达１１００多万人次，军需物资在３００万吨左右。

5.其他

除了以上，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并没有全国性的兵役法。国府从1935年开始公布了兵役法，制订了全国兵役区，包括19个军管区，60个师管区，10个预备区。1936年当年就根据兵役法征召新兵5万新兵。

从1936年开始，军政部开始修建全国性的防御工事，包括多道战略防御工事，还有包括江阴，镇江，虎门等坚固要塞，地域涵盖全国从河北到武汉再到广州。这些防御工事在之后对日作战中起到极大的作用。

更重要的，从1936年开始，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正式拟定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度作战计划》，包括甲乙两案。甲案是考虑中日战争爆发在日苏战争之前的作战计划，乙案则是中日战争爆发在日苏或者日美战争之后的作战计划。计划极为详细，包括作战区域，应对战略，具体战术，战斗序列及战场区分，各兵团任务及行动，兵站，警备，通讯等等，耗费了大量军事参谋人员的心血，也是抗日最有效的计划。

 蒋介石力争苏联

准备虽然基本全面，但蒋介石深感自身国力的衰弱，短短几年的发展还不足以和已经发展资本主义40年之久的日本抗衡。中国当时无论海陆空军战斗力都是日本的几分之一，没有一个有效强大的外援，短期内是无法靠自己拉平和日军差距的。

蒋介石认为目前日本虽然英法美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日本势力主要是在东亚，尚没有涉及英法美的固有地盘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缅甸（英国殖民地），菲律宾（美国殖民地），印尼（荷兰殖民地），越南，老挝，柬埔寨（法国），换句话说就是日本对英美法的威胁还远。

所以只要日本不涉及这些区域，英法美会尽可能保持中立关系，不会公然支援中国。事实上美国直到1941年被日本空袭珍珠港以后，才开始大量军援中国，之前甚至出售军火给日本人。英国则更为过分，甚至帮助日本封锁了滇缅路数月之久，让中国孤立无援，向日本投降。

至于德意两国更是日本的盟友，德国出售给中国大量军火，意大利也出售了包括飞机在内的一些装备，但都不过是希望得到中国的大量稀有矿藏而已。一旦中日开战，德意都会取消对中国的帮助。

欧洲民主国家的列强都靠不住，法西斯国家也靠不住，但并不是说中国就绝望了。

蒋介石认为苏联会是中国目前最可靠的支持者，和英美法不同，苏联在东亚和日本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早在沙俄时期，俄国就试图控制当时封建朝鲜，可惜被日本上世纪发动了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击败中国夺取了这个国家，后日本在1910年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将朝鲜吞并为中国领土。朝鲜北部和俄国接壤，由此苏联的远东地区南部就是日本领土，直接受到日本的军事威胁。

沙俄当时控制中国东北，享有很多特权。日本为了夺取中国东北发动了日俄战争，一举将俄军击溃，从他们手中夺取了东北南部，也就是南满的特权，夺取了俄国控制的旅顺和大连，还有俄国修建的南满铁路。更另俄国无法接受的是，苏联还被迫割让自己领土库页岛南部给日本。

到了918，日本更是干脆控制了东北全境，也强行占据了苏联在北满的利益，把苏联势力从东亚彻底清除出去。对此苏联极为不满，但无奈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面恢复国内国力，还没有能力和日本这样的军事强国全面开战。

从1932年开始，日军继续进攻中国，夺取了察哈尔北方领土，还试图染指绥远，扶持蒙奸德王和李守信建立伪内蒙古政权。一旦日本控制伪内蒙古，那么就可以以重兵威胁在外蒙古的苏联红军。加上在东北驻扎的数十万关东军，苏联在外蒙古，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都被日军所威胁。

苏联领袖斯大林深知在欧洲和德国有无法调合的矛盾，迟早一战。而目前德意日已经结成联盟，如果德国从苏联西边进攻，日本同时从中国东边进攻，苏联就要被迫两线作战，兵力在一万公里的战线上来回调动。以苏联的实力，能不能对付一个德国还是一个问题，根本是无力在同时对付东边的日本的。

两线作战不仅仅是将一个国家的力量分成两半，而是将一个国家两头作战部队的战力都减弱到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

以德国为例，在和苏联作战中虽然非常艰难，接连在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中失败，但尚无没有露出全面的败象，甚至还库尔斯克会战之前获得了哈尔科夫反击战的胜利，歼灭苏军23万多人，总体来说和苏联还算是势均力敌。

可惜英美联军刚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德国就面临两线作战，兵力被迫分散，顾此失彼。不但无法守住东边的防线，更无力守住西边的防线，曾经强大的第三帝国在1年内就灰飞烟灭。

苏联目前已经在长达数千公里的地域直接和日本接壤，而日本陆军一派高叫北上进攻苏联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已经40多年了，日本陆军在日苏边境蠢蠢欲动，之后在1938年，1939年日本陆军先后挑起了张谷峰和诺门罕两个事变对付苏联。张谷峰事件中，日军出动1万5000兵力，苏联出动4万7000多人，最终以日本失败且损失1500人告终，但苏联为了此战也损失了4000人。之后诺门罕事件规模更是空前，日本有两个精锐师团4万人参战，其中包括100多辆坦克和近500架飞机。此战目的是试探外蒙古的苏联军队战斗力，一旦苏军示弱日军立即会进攻外蒙古。苏联更是使用了近6万主力装甲部队，坦克装甲车多达850辆，最终以日军伤亡2万人失败而告终，但此战苏联也损失了2万5000人。

------------斯大林虽然愿意对中国支持，实际不过是利用中国拖住日本罢了。其实在斯大林的眼中，无论中华民国还是日本都是他未来的威胁，只有中共这个小兄弟怎么说也是一个妈生的，还算靠得住。

所以苏联出于自己目的，避免和日本在东线作战，一定会全力扶持同是日本敌人的中国。苏联心中很清楚，只要日本侵华战争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就不可能北上进攻苏联。

苏联给与中国军事援助，中国力量强大以后必然会延长和日本的作战时间，将日本缠住在中国战场，无暇对付苏联。

苏联通过大使一再表示和希望蒋介石中央政府合作，并且在1935年明确提出和国民政府进行军事援助谈判的问题。

蒋介石这方面很乐意与同苏联合作，1934年3月开始蒋介石陆续派人访苏。

1935年他派出自己的随从秘书邓文仪出任中国驻苏联首席武官，负责和苏联谈判。

作为蒋介石来说，他认为争取苏联援助是必须的，但前提必须是苏联取消对中共的支持。

蒋介石认为中共是比日本更危险的敌人，一定要彻底将其消灭。

而中共之所以能够从几十人的小党发展到曾经30多万红军的规模，苏联的大力援助功不可没。只要失去苏联的援助，中共就不可能生存。况且目前中共已经是穷途末路，很快就会被消灭，苏联应该根据现实让中共残余部队向政府投降。

苏联为什么要援助中共，其实跟苏联援助北朝鲜和北越都是一回事，他希望自己邻国不要出现一个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个鼻孔出气的敌国，尽一切力量扶持一个共产主义的反对势力。

另外，苏联也有私心，即使中共不能获胜，只要他存在，终究是对国民政府的威胁，也会造成中国实际的分裂。对于苏联来说，日本也好，中国也好，其实都是敌人。一个分裂的国家是无力对苏联造成威胁的。

所以苏联一直没有取消对中共的支持。

而对于蒋介石来说，消灭中共是和苏联谈判的先决条件，只要苏联对中共进行援助和保护，就没有办法跟其谈判。

目前中央红军败退到西北，此处环境恶劣，人口不多，国军尾随追击，红军很难站住脚。如果红军想在西北死灰复燃，就只能依靠苏联的支持。

蒋介石认为只要苏联不支持中共，中共就连一丝希望也没有了，必须向政府投诚。

但苏联从来没有改变支持中共的态度，这点蒋介石也是知道的。

在中统老大陈立夫在1935年和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的谈判中，这个大使在会议最后突然对邓说，陕北中共只有几千人，如果中共不肯跟你们合作，你们干脆把他们消灭算了。

邓怕听错了，由多问了一遍，得到仍是肯定的回答，鲍格莫洛夫还说：中日战争一旦爆发，我们绝对不会支持中共（后苏联确实在1937年到44年间没有公然支持过中共）。说完鲍格莫洛夫就收拾文件离开了会场！

陈立夫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赶忙报告蒋介石。

蒋介石得知这句话以后也不敢相信，他询问邓文仪说，这个大使谈判之前有没有喝过酒，他有没有精神病史，翻译是不是译错了？

陈立夫表示都没有，鲍格莫洛夫谈判全程精力充沛，传达的都是斯大林的意思。

蒋介石顿时极为高兴。

1935年底红军已经被中央军逼入陕北，四川北部，兵力锐减，朝不保夕。蒋介石认为红军再也没有出路，消灭他们顶多只需要一年到一年半时间。他认为迫于这种形式，苏联会让和中共向他投降的。

蒋介石认为处理中共军事打击为主，也要政治攻势，能够收编更好。

所以他在1935年10月，蒋介石秘密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表示愿意和苏联合作抗日。同时表示希望苏联压迫中共同政府谈判，让中共向政府投降。鲍格莫洛夫表示同意，但需要向斯大林汇报。

蒋介石同时命令邓文仪在1936年1月3日立即和中共在苏联的负责人王明联系，讨论中共投降的问题。

另外他派出中统老大陈立夫带着外交官张冲赶赴柏林，希望一旦邓文仪和王明谈判出中共投诚的具体方案，他们就立即赶赴莫斯科，进行中苏两国合作的谈判。

邓文仪在蒋介石的命令下给王明提出的要求如下：

1.取消中共的苏维埃政府，所有苏维埃政府的官员进入南京政府工作。

2.取消红军，所部编入国民革命军，军官可以保留，但必须接受中央派出的政工干部。

3.中共可以保留现有的政党，要么保持以前国共合作，要么保持中共作为独立党派存在。

4.红军将来会被排到内蒙古参加抗日作战。

5.中央政府可以提供给红军一些武器装备和补给。

这个条件在蒋介石看来已经非常宽容了，毕竟他认为再需要一年时间就可以将中共彻底消灭掉。

但王明表示目前很难接受这种方案，不过提出继续谈判的要求，还提出派出中共代表1月25日从莫斯科出发赶赴南京。

就在出发前夕的1月23日，邓文仪突然告诉王明，蒋介石拒绝和苏联继续谈判，让他回柏林。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蒋介石在1月22日再次会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时。这个大使表示苏联可以提供数亿卢布的军事物资给中国，但是表示苏联政府拒绝压迫中共向中央政府投诚。

蒋介石顿时勃然大怒，他认为苏联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放弃对中共的支持，也就等于没有把中国政府当做盟友对待，仍然试图借助中共将其推翻，双方合作就无从可谈。

他急电邓文仪立即停止谈判，并且命令在柏林等待和苏联谈判的陈立夫立即回国。

虽然苏联这边僵了，但蒋介石终究是个明智的人。孙子兵法里面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的道理。他知道王明只是常驻苏联的代表，更多代表苏联利益，不能代表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他指示中统直接和陕北的中共中央联系，讨论投诚的问题。

由此国民党找到中共北方局，在北方局表示不能做主以后，他们又通过关系派董健吾赶赴苏区。

董健吾拿着中央的伪装身份赶到陕西，试图进入陕北。但是由于两军作战，表面上信息交通全部封锁，董健吾再次等了40多天，都没有办法进入苏区，只得铤而走险找到张学良，于是发生了上面的事情。

由此，张学良确定了和中共谈判的决心，他当时的想法就是，你蒋介石能谈，我张学良为什么不能谈。

 张学良初次接触中共

----------------李克农，潘汉年都是中共秘密战线的大师，他们的作用不亚于红军的几个主力师。

和李克农见面之前，张学良心底算是有些低，不在那么害怕北上通匪的罪名。

此次，张学良认为还是要套套李克农的话，摸摸中共各方面的态度到底如何，不能随便表明自己的立场。

李克农心里却是另外一套想法，此时中共却是自南昌武装起义以来最艰难的时刻，中央红军加上陕北地方武装总数还不到1万5000人。由于自身力量薄弱，红军必须团结其他力量以自保。

从瓦窑堡出发之前，周恩来和毛泽东曾经仔细交代李克农对张学良的态度，以及对张学良的统战策略。

李克农接到的底线就是两点：1.东北军张学良必须和蒋介石分开，张学良不能在蒋体系内和中共谈判。如果张学良跟蒋介石一条心，联合张学良就无从谈起。2.达成两军不进攻协议，保持双方和平。

虽然双方面临的形式都很危机，但在张学良见到李克农时候，仍然不觉笑了。

李克农本人一身陕北商人打扮，加上本人矮胖，笑容可掬，同当地的土商人完全没有区别。

李克农对张学良的印象也不坏，张学良一身笔挺的军装，领口上闪亮的三颗金豆，意气风发，英气逼人，确实有当年东北少帅的派头。

张学良先对李克农客套：李老板这身打扮可真像一个人商人啊。

李克农积善言谈，回答说：是啊，我这次就是来跟张副司令谈一桩大买卖。

张学良回答：赵镇藩他们是搞零售的，我可是整销哦。

由此，双方心照不宣，王以哲他们是谈具体的两军之前的和平，张学良则是来谈双军大方面的合作问题。

让李克农没有想到的是，张学良对东北军试图和中共合作的事情几乎未置一词，也让李克农之前的精心准备全部失的。

张学良首先发问，主要是摸摸中共的底。

他提出第一个问题，中共去年底在瓦窑堡开大会，提出抗日反蒋的主张，又提出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既然要统一国内力量抗日，蒋介石领导的中央政府无疑是国内最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控制着中国大部分的经济，军事和国家的外交，为什么不联系它。

张学良的原话是，不能同蒋介石的中国中央政府合作，还怎么谈抗日。

张其实是在试探中共对中央政府的态度，看看他们到底是要继续反政府，还是和政府合作。对于张学良来说，如果红军能够和中央政府合作，自己就不算通共，也就没有什么罪过，这样代价最小。

李克农久经世故，自然明白张的意思，他很直白表示。目前蒋介石集中多路大军围攻红军，攻势强大，步步紧逼，不消灭红军不罢休，双方根本不可能和中共合作。红军就算有意，蒋介石也肯定会断然拒绝，所以中共联合中央政府是根本不可能的。

张学良和蒋介石私交极好，知道蒋介石对中共看法极差，近10年来都竭尽力量将其消灭，不可能和其合作。

但张学良仍然认为，从各种角度来说，不联合国民政府没法抗日，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抗日统一战线。

李克农说，如果蒋介石放弃消灭红军的想法，双方还有可能合作，现在刀架在红军脖子上，实在没办法谈。

张学良在这点和李克农各执己见，谁也没有说服谁，甚至争执的脸红耳赤。

张学良又问了第二个问题，共产党要抗日，但是中日目前国力相差数倍，就连国民政府也不是他们对手，红军力量如此之弱，拿什么抗日？

李克农说张学良的观点不对，打仗自然要对比双方军事力量，拼武器，拼国力。但不是说双方实力有差距，己方就肯定不会胜利。再好的武器，再强的国力，也要靠人来用。人的力量是相当重要的，也是决定性因素。对于抗日来说，中国人心是齐的，所谓万众一心可断金。中国虽然国力不如，但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有数亿民众支持，有长期作战的条件，可以采用持久战把外表凶悍的小国日本拖垮。

这点张学良表示同意。

张学良又问了第三个问题，目前红军东渡黄河进攻山西（红军已经在20天前2月17日东进），打着抗日的旗号。山西境内没有日军，只有阎锡山的晋军，去哪儿打谁去？况且晋军有十几万之众，红军在山西作战很难成功。而且肯定会让中央军进入山西，对东北军非常不利。如果红军真的想抗日，应该先进入宁夏省，然后转进绥远。绥远有日本扶持的伪蒙古伪军，该省边缘处就有日军驻扎，这才是抗日的正确路线。

李克农感觉这个问题很刺手，不过他回答的很不错。李认为阎锡山是土军阀，和日本勾结，力量不是太强，红军进军山西是有把握的。抗日也需要本钱，红军目前困居陕北，四处都被封锁，人口只有40万人，需要山西相对富裕的地盘作为物资和人缘补充。至于去宁夏的问题，李克农没有做解释。

张学良是聪明人，知道红军进军山西确实是为地盘，也可以说是积累抗日力量，就没再多说。

--------------张学良此时仍然希望能够说服蒋介石和中共合作抗日，因为这样东北军就可以保全，不用被迫和红军互相消耗，自己也不用冒险跟中央翻脸。

双方谈了一天一夜，李克农不愧外交战线的大师，说话滴水不漏，但表现的非常诚恳。

张学良由于不知道中共的底牌，所以也不敢交心，事事留了一手，不敢把借助红军联合苏联的想法跟李克农交底。

到了会谈最后，张学良终于忍不住了，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两军都想抗日，现实情况下，没有外援是不行的，红军和东北军如何分别派出代表与苏联联系，商量抗日援助的问题。

李克农立即表示，这个可以由他们牵头。从绥远或者宁夏去苏联的路线太险，之前苏联派来的一支联络小分队在绥远被蒙匪全部杀死，还是化妆从新疆进入苏联比较好。新疆统治者盛世才和苏联关系非常好，双方协定了秘密协议，可以帮忙。

张学良表示他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表面上是盛世才的上级，可以从官方派出人和他联系。

会谈到最后，张学良提出两个要求，第一，张感觉李克农仍然是奉命而来，没有决定中共根本政策的权力，所以要求中共派出一位处于决策地位的大员来和其面谈，毛泽东，周恩来都可以，地点可以放在更靠近苏区的延安。

第二希望中共派出一位灰色身份的代表在东北军负责联络。

由此，李克农和张学良的会谈结束，这个结果是好坏参半的。

毛泽东交给李克农的两点中，只达成了两军互不进攻的协定，但是没能将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而且张学良明显对反蒋极为反感和不信任。

李克农第二天就去了山西前线，向中央汇报。

此时红军的情况还算不错，其主力部队在2月20日进入山西，宣布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击溃阎锡山在山西以西的晋军一部。晋军战斗力一直都不强，强项在于自产较为齐全的军火武装（山西军火厂可以日产手榴弹数千枚，步枪100多支，子弹10几万发，炮弹500多发），包括一些自产的重炮和重机枪。但自从中原大战失利以后，晋军退守晋绥两省，总兵力也从30多万减少到10几万，士兵待遇不高，军官腐败捞钱，战斗力逐步衰弱。此时面对红军背水一战，更是抵抗虚弱。

晋军5个团在晋西的激战中被红军击溃，被俘就有1200人，红军很快控制了石楼，中阳，孝义，汾西等六个县近4000平方公里的地盘。这些地域比陕北要富裕的多，人口也很密集，短期内就招收兵员数千人，通过打土豪杀地主获得几十万银元的军费（山西很多土地主，有大量金银埋在地下。红军一次就从土豪家搜出几百个50两重的银元宝）。

当时红军主要领导人都在石楼县前线指挥，李克农赶赴山西向他们汇报以后，毛周一致认为王以哲比较诚恳，张学良则比较油滑，看来是摸不清红军的底，不敢造次。

周恩来决定亲自去和张学良谈一次，但是目前他人在山西，立即赶回延安也要3月17日左右。

电报发给张学良，张表示同意和周恩来会见。

但是就在短短二周时间内，情况又发生改变。

此时红军战局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西北的形势也发生巨大改变。

阎锡山看到红军渡过黄河势如破竹，晋军根本抵挡不住，这个老军阀也彻底乱了阵脚。

3月初，阎锡山集中在晋西的主力15个团发动全面的反攻，试图将红军驱逐出山西。可惜晋军从1931年中原大战以后就基本没有军事作战，战斗力已经不如往昔。

红军在孝义兑九峪附近力挫晋军4个团的反攻，但是晋军兵力多达3个旅，红军也无法一口吃掉。红军随即分兵三路，绕过晋军正面防线前进，直逼阎锡山的老巢太原。

阎锡山焦头烂额，他深知红军宣扬革命，不但要他的地盘，还要他的命。中央军蒋介石一方虽然也想要他的地盘，至少不会要他的命。当时反蒋的老军阀冯玉祥，唐生智等人，至少还有个中央的高级位子做做，自身的财产也不受影响。两害相比，取其轻，只能借助钟馗来打鬼。

阎锡山一方面号称立即编组山西民团武装加入晋军正规军，一年就可以编组15万人，连续三年45万，这样不怕任何对手，一方面阎锡山忍着心中剧痛，邀请中央军进入山西协助围剿红军。

阎锡山从1916年开始统治山西，经历20年时间，山西始终铁板一块，从无一股其他力量能够挤入山西。中央军用尽办法也从来没有早山西站住脚，此时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被别人邀请进入山西。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蒋介石大喜过望，随即命令驻扎在武汉，徐州，洛阳等地的中央军主力汤恩伯部7个师，号称15万大军，由同蒲路向北，正太路向西，分两路火速入晋，并在太原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剿共总指挥部”。阎锡山也派其全部在晋主力5个师和2个旅由晋中向晋西地区压来。

中央军的战斗力比晋军强的太多，加上晋军总数高达近30万之众。毛泽东，周恩来自知不敌，被迫将部队向晋西收缩，避免被国军围歼，损失主力。

中央军和晋军步步推进，迫使红军逐步后退，最终被压缩在黄河以东的狭小区域。红军眼见实在无法在山西站住脚，全部回渡黄河，撤回陕西境内。

实战中晋军损失了大约1万人，激战中，红军也有一定损失，尤其红十五军团损失较大，著名战将刘志丹在三交镇战役中阵亡，年仅33岁。一种说法刘志丹亲赴前线指挥，被晋军机枪子弹击中胸部阵亡，最近还有一种说法是红军内部有人认为刘志丹是陕北苏区地头蛇，相当有影响力和人缘，功高盖主，不杀始终留有后患。他们从背后开枪将其杀害，刘志丹的子弹是从背后射入的。总之，红军失去一名悍将。

-------------退到陕北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深感形势严峻。陕北不但四周都是强敌，而且自身贫穷落后，红军在此处根本无法发展。面对这种不利的局面，毛泽东甚至说：万一被国民党打垮了，我们就把红军分散开坚持在敌后打游击战，还可以到白区做地下工作。

红军东进表面上宣告征兵7000人，获得40万巨款的军费补充，但不过是小收获，红军最需要的地盘没有打出来。更惨的是，由此中央军大举开入西北，西北局势大为改变。

除了红军以外，西北各地方势力也对红军东征颇为不满。之前中央军只有胡宗南一个师（实际是军编制）在汉中驻扎，总兵力不过3万人，尚不足以动摇地方军阀。

此次红军东征直接引来了中央军10万大军，一举打破了山西的格局，动摇了阎锡山的地位。

阎锡山为西北最强大军阀力量，有两个省的地盘和西北最富裕的山西省，另有十几万人规模的军队。所谓唇亡齿寒，一旦连最强大的阎锡山都跨了，西北其他军阀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接垮掉。

杨虎城的大将孙蔚如甚至跟杨说：红军长征一路，就是帮助中央军来扫清军阀的，贵州四川都是，现在也在山西这样做。

这边张学良也深深恐惧局势的变化，起先西北中只有他东北军拥兵20万之众，为兵力最多的军阀。中央政府虽然不断通过电报催促其进攻红军，但毕竟中央军在西北没有什么兵力，从根本上无法动摇东北军。

张学良就是按兵不动或者假装剿共打假仗，中央也不可能怎么样。

现在中央军十万大军进入西北，稍后必将开入陕西，东北军的威胁就迫在眉睫了。

所以，张学良也迫切想在和中共谈判，争取达成合作的协定。

但是张学良私人飞机在从洛川飞回西安的路上出现问题，只好送到武汉修理，所以3月17日和周恩来会面时间被迫推迟。

飞机快要修好的时候，张学良又有要事去上海处理，会面时间又延后。

张办完事回到西安以后，突发喉病，几乎不能说话，赶忙找医生治疗，由此再次推迟见面时间，定为4月8日见面。

可以说，李克农和张学良的会谈始终出于两军停止军事行动的层次，而周恩来则是希望两军成为战略盟友。

未来的延安会谈，改变了中国未来的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