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户千户万户是什么官: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败类”竟然是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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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败类”竟然是张学良?          http://www.junshijia.com/article/201110/79950_4.html                       
  摘要:张学良由于长期沉迷于女色和毒品,使得其健康和斗争意志被完全摧垮,以至于在“九一八”事变时他竟然下令不抵抗,将整个东北拱手让给外辱。这是一次全局性的错误,不是“西安事变”等局部的英雄之举可以弥补的。这次错误,决定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将要遭受的空前劫难。以他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失,将其定性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败类并不为过。                              作者简介: 朱旗 (1970- ),男,汉族,湖南湘潭人,英国赫尔大学激光硕士,湘潭沃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任教师多年,在飞利浦和TDK等世界500强高科技公司任经理多年。                在1933去欧洲旅游之前,张学良其实是个五毒俱全的人,十足的花花公子。要知道他很早(十六岁)就是有老婆的人。据张称,因多年的军阀混战给其造成的心理压力过大,从1927年开始吸食毒品用来舒缓神经,给自已减压,以至后来上瘾,不能自拨。由于长期沉湎于毒品,淫乐等,造成张的身体非常虚弱,斗争意志消失贻尽。就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张正在医院养病。虽然具体是在治什么病本人没有考证到,但病根毫无疑问是因为毒品和女色摧垮了他的身体。         
  当他收到事变的消息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与以反击的想法,恐怕连潜意识中都没有。而是命令他的部下放下武器,退出军营,等待所谓的国联来调停。大陆方面一直宣传是因为蒋介石指令张不抵抗才使东北轻易被日本人夺去,但张在唐德刚为其编着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明确表示:“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1)。                
  当时蒋正在江西忙于剿共,对东北发生的情况并不清楚,他只电报指示张自己拿主意。要下令也是由行政院下,而且那时的行政院长也不是蒋。大家想想,张说这个话时已近九十了,是个将死之人了;并且蒋介石也死了十五年了,蒋经国也死了,蒋氏的政治控制力已经消失了。到了这个时候,他还会有什么顾虑?他还会害怕说真话吗?他为什么要给蒋背黑锅呢?很显然,张学良是在揭示历史真相,以使自已死而无憾。退一万步讲,就算张收到过一份不抵抗电令,张也完全可以不听。  一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张归附蒋的时间并不长,蒋不可能对张形成绝对权威,西安事变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二则,对张来说,丢失东北和杀父之恨,这都是痛切肺腑,对张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一纸电文。张后来说是因为其太天真,相信国联会处理好这次事变。但张恐怕从没有从根子上对自己反省,因为张不是个善于和勤于思考的人,他自已也常这么评价自已,这也是张为什么会活到一百零一岁的关健因素。                            
  就算他意识到是毒品摧毁了自己,他也不会愿意承认。一个男人,尤其一个幻想着做英雄的男人,他可能会以拥有有众多美色为荣,但从来就没有以吸毒为荣的。因此在张的回忆录中,他经常吹嘘他有过多少女人,甚至张在年近九十时还无不得意地作诗描写过他当年的风流:                    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  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2)  但他却很少提及其吸毒的事。  张学良不清楚日本人的企图吗?他没有实力与日本人抗争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张在其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知道日本人有着根深蒂固的侵占东三省的意图。“民国十年,我同张作相,吴泰来,鲍育才和大姐张冠英等人到日本参观秋操军事大演习,日本人的侵略矛头就是对着东三省。  他们说,满蒙地区是日本国的生命线,他们迟早要实行侵略满蒙的政策”(3)。而至“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在关外的总兵力包括非战斗人员共计19万人,其中辽宁驻军6万人,吉林驻军8万人,黑龙江驻军5万人(4),并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而日军才约一万五千人。所以,在事变前,张不但有与日军抗争的军力,而且还占优势。  我们不妨简要地看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事态的扩展情况: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半事变爆发,至9月19日清晨6时半,沈阳即被日军占领;1931年9月19日清晨4时半日军开始进攻长春,至当日下午5时,长春即被日军占领;1931年9月21日清晨3时日军开始进攻省城桔林,至9月23日下午6时,桔林即被日军占领;此时,事态已经很明显了,这已不可能是局部的武装冲突。日军呈现的是全面进攻的态势,是要占领东北全境。可就在日军即将全面进攻黑龙江省之际,张竟然还电令当时黑龙江最高军务长官谢珂与“日军务须避免直接冲突”(5)。  在当时,黑龙江省尚有5个省防旅,3万多人的部队,装备也不差,完全有的一战。张学良是真看不清势态吗?答案是否定的。当他的部下马占山率领一部分军队奋起反击,取得了短暂胜利后,张学良马上就是另外一种反应。“11月9日,张学良发出通电予以褒奖,还令哈尔滨中国银行拨款50万元,接济马占山做整军建军费用”(6)。  如果张真是认为这只是一个冲突,靠国联可以解决问题,那他怎么会不但不阻止马占山的抗战行为,反而给与他奖励呢?这不是指使马扩大冲突,阻碍国联调解吗?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至少在日军占领东北全境中期,张就已完全明白了事态。  到了事变中期,东北军的战力比事变前虽然有了比较大的削弱,但这时张的手中还有十二万军队,日本人只有四,五万人(7),还有实力使东北不落入日军控制。更重要的是现在只要张组织全面抵抗,还可以亡羊补牢。就算打不过日军,也可以拖住日军。只要不让日本人控制住东北,东北就对日本人没有实际意义。在东北被日军占领后,民间自发形成的各种抗日武装人数都达到了40多万,而且给与了日军以重创,只是因为缺乏组织和补给而失败。如果张不要求东北军退出东北,而且是就地组织抵抗。  那么由政府组织的抵抗肯定要比民间组织的要严谨而有条理的多,武装人数达到上百万人完全有可能,而且补给也可得到一定的保障。那日军断然无法控制东北,而且还可能被赶回朝鲜。但张几乎没有组织抵抗,竟然命令东北军全体退入关内。其实,张早就有组织东北民众就地与日军周旋的计划。  1929年张对张宗昌说:“中国和日本,总有一天会打起来的。如果和日本打起来,你呀,最好的任务是回东北组织游击队”(8)。但后来,张因为纵情享乐,把这些计划都抛在了脑后。从事变中到事变后,张内心完全明白事态是怎样的,只是他没有自已来领导抗日的精气神。  就是在事变后,整个东北都丢了,他也没有打回去的意思。1932年6月,汪精卫带着蒋介石的信来和张谈抗日一事,张说:“我说蒋先生的信是这样的,蒋先生在信里让你跟我商量,蒋先生要给我下命令,那我没法子,那我就打。你为什么不给我下命令?他(指汪精卫)那时是行政院长,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下命令?你给我下命令,我当然服从,我没法子,我非服从不行呀;你既然这个事情让我自个儿动,我不干。你中央是不是有所准备?你真要打,那我打。你不介入,(只)让我敷衍一下,舍掉我(那我不干)”(9)。  然后,张竟把汪和抗战之事抛在一边,和宋子文跑到北海去玩去了。张面对的是杀父仇人和自己那么大的地盘丧失,如果他还有一点点斗争意志的话,他还需要别人给他下命令?可他还在醉心于享受。而就在张与汪谈话期间,张居然频繁起身去打毒针,就是一段谈话也要不停地靠毒品来维持,可见此时张吸毒已处疯狂状态。此后,汪辞职,张汪两人从以前的惺惺相惜变成了势不相立,因为汪认为张对其极不尊重。此时的中国最高当局可能还不并知道毒品对张危害的严重度。在1933年3月的热河之战中,日军仅以128骑就占领了热河首府承德,这说明张根本就没有组织任何有效战斗,他在此时表示的抗战决心只是喊口号。这时的张尚未戒毒,但即将戒毒。在热河抗战刚结束时,何应钦和黄绍闳表示说:“张学良虽有亲率东北军去收复热何与日本鬼子拼到底的表示,但从他的精神,体力来看是做不到的,------”(10)。  从这也可看出,中国的最高当局此时已经清楚了张学良已丧失了一个指挥员所必需的基本的精气神。而从宋子文在此后不久即督促张务必把毒戒掉就可看出,中国的最高当局也清楚了就是毒品使张丧失精气神。显然,张在晚年说:“假如我真的知道日本人要这么干(指占领东北),我当时会跟日本人拚命的”(11),这句话是个借口。大家想一想,一个疯狂的瘾君子,一个身体极度虚弱的人,会有斗争意志吗?  下面我们不妨从照片看看张学良在吸毒前、中、后身体和形象的变化情况,这样可以直观地了解毒品对张健康的影响情况:  我们从1927年春张学良率军开赴河南阻挡北伐军时拍的一张照片(12)可以看到,这时的张学良英俊潇洒,健康帅气。这时的张尚未吸毒。然而就在这不久,张开始吸食鸦片。  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与苏联干了一仗。虽然张惨败,但是张主动出击,说明这时张还有点斗志。但这时毒瘾已经开始侵蚀他的身体,已经开始丧失进行持续战争的精气神。这从张在此年7月与蒋一起拍的照片(13)就可以看出,他已开始削廋萎靡。  在1930年11月张学良与暹罗王兄的合影(14),就可以看到,张这时已瘦得不成人形了。  在1931年8月12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与各方将领讨论石友三问题时的合影中可以看到,这时张的神形就象个大烟鬼了,而他周围的将领是多么强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15)。这时的张已经没有了任何精气神,也不可能有什么斗争意志了。虽然这时候发生了讨伐石友三的战争,但石对于东北军来说根本就是个软柿子,不需要张学良操什么心。这后不久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在1933年3月中下旬,张成功戒毒,马上即见成效。戒毒后,张与其好友齐亚诺重逢,齐亚诺竟惊愕地叫起来:“哎呀,少帅,仅仅一个月,阁下竟判若两人哪!”(16)。  我们从1933年张学良在旅英期间与家人照的相片(17)中可以看到,这时的张学良已恢复了帅气,身体也强壮了不少。这时离他成功戒毒也就仅仅几个月的时间。  从这个过程中张的健康变化起伏之大,就可以看出毒品对张的健康影响之大,足以摧毁他的意志。  大家不妨比较一下张在九一八事变前和在西安事变前拍摄的照片,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个多么削廋,一个多么键壮;一个眼神淡然无光,一个眼光炯炯炯有神。我们不能因为张在西安事变表示出来的血性,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就定性其为一民族英雄,让一个民族败类一夜间变成了救世主。  首先他在九一八事变中犯的是决定性的大错,这个错误决定着中华民族将要遭受的深重灾难,这个灾难不是张在西安事变表现的英雄之举所能挽回的。我们常说:“亡羊补牢,未为迟也”,那是因为只有少数几只羊被狼叼走了,大部分的羊还在。如果所有的羊都被狼吃了,那么补羊圈还有什么意义?  尽管日本方面否认,但吏上一直盛传有一个田中奏折,即: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是日本的所谓 “大陆政策”,即是日本人生存和崛起到称霸世界的战略规划。不管日本是不是承认,但从战争的发展来看,情况确实与此方略相符:先找借口发兵占领东北;然后再找借口发动战争占领半个中国;在还没有完全控制中国时,就忍不住野心的膨胀,借口都不找了就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企图与德意瓜分世界。这说明田中奏折并非无中生有。那么在这个战略规划中,为什么要把占领东北作为第一步呢?  第一,东北是不可或缺的战略要地。日军可以从东北向北进攻苏联,与德在苏会师;向南占领中国,然后进攻东南亚,再占领太平洋和印度洋,并分兵向西在中东与德意会师,完成占领世界的战略大迂回;第二,东北是不可或缺的战争资源提供地。因为东北有着128万平方公里肥沃的土地,不但盛产粮食,而且蕴藏着丰富的铁,煤碳,石油,各种有色金属等自然资源;有着丰富的劳动力 – 三千多万人口;有着张氏父子建立起来的成系统的军事和经济体系等等。这些优势意味着东北有着巨大的战争潜力,能够满足日本占领中国和世界的野心。而东北的这些优势是日本周围的大陆地块如朝鲜,台湾,东南亚以及中国沿海地区所不可比拟的。  东北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从毛主席在二战后作出的两个最重要的战略决策中体现出来。第一,日本投降后,毛即派遣了大量的骨干干部到东北与蒋争夺东北,并不惜与蒋在东北展开国共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决战 – 辽沈战役。  按毛的话说:就是把其它的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占据了东北,我们就有了根本。第二,1950年,在斯大林拒绝出兵出力的情况下,毛号召中国军人以简陋的武器,穿着单薄的衣服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在冰天雪地中殊死搏杀,付出了惨重的伤亡。这是毛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毛在作决策之前是整晚整晚的无法睡眠。这难道只是因为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其实稍微多了解一下历史我们就知道,毛是不想再让帝国主义势力侵蚀到中国边境,威胁到东北,从而阻碍全国的建设。  下面我们来看看,日军在侵占东北期间,从东北掠夺的发动战争需要的最基本的物资:生铁,钢,煤,石油,粮谷统计。  各国对东北生铁的需要情况:32到36年5年间,东北生铁生产合计2,232,947吨,输入到日本的生铁1,866,140吨。日本生铁输入量占至东北生铁生产量的84%(18),出口的东北生铁绝大多数是运往日本。由此可见,东北运往日本的生铁量是多么大,东北在供应日本原料用铁方面所处地位何等重要。  日本还在东北设立了昭和制钢所,昭和制钢所运往日本的生铁在日本生铁输入量中所占的比重:从1932 年到1942 年,日本生铁总输入量为10,064,993吨,昭和制钢所输入量为3,116,999吨(19)。从昭和制钢所运往日本的生铁占日本生铁输入量的31%,这还只是一个公司的从东北运往日本的生铁量。由于日本在东北成立的各种公司众多,所以还有大量的生铁从各种渠道运往日本。可以推算,日本生铁总输入量中大部分来自东北。  除了生铁,从1935年到1944 年昭和制钢所还生产了:钢块(钢锭)5,310,318吨,钢片(钢坯)4,575,775吨(20)。这些钢都是能制造枪炮,坦克,飞机,军舰的钢,当时东北被日本占领建立伪满洲国,实际上都是日本人在决策,所以这些钢全部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运到日本的自然是为其战争机器服务,就算在东北的钢也用来制造战争工具。  伪满时期东北煤炭总产量:从1931年到1945 年15年间,按日本人的“ 满铁”公司统计东北产煤就达2。6亿吨煤(21),这个数量是惊人。这些煤可以为日本的战争机器运转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抚顺西炼油厂重油的产量和去向 : 从1930 到1943 年14间,就这一个厂共生产了842,861吨油(22),其中92。1% 供给了日本海军。如果没有东北的石油,日本大量的军舰恐怕得呆在军港里了。  抗战关键时期东北的粮谷出荷概数:1940年到1944年5年间,日本在东北就征收3660万吨粮食,运往日本为1120万吨(23),可见对农产品的掠夺之甚。  从以上这些日本方面提供的资料中可以看到日本从东北掠夺了大量的资源,东北的各种资源在日本的这个疯狂的战争机器上的重要性从上面也可以体现出来。而这只是全部的一部分。因为二战后期,日本销毁了大量的资料,很多经济数据都无法找到,实际上被掠夺的要远远超过这个数。而且这些数据还不包括被豪夺的其他农林牧渔、有色金属、劳动力、金融等等。据说,在战争后期,东北的生产总值已远远超过日本本土。虽然这一点因为日本销毁了大量的资料而不能直接论证,但我们可以从战后日本没有作出战争赔偿可以间接佐证。  日本拒绝战争赔偿的重要理由之一是:日本在东北建立的工业体系和创造的经济效益足以抵偿战争赔偿,而这一切全已给了中方,所以日方无须再作额外赔偿。如果日本没有从东北获得这么多的战争资源,日本想依靠本土及朝鲜那点资源就去实现其征服中国乃至世界的梦想那可真就是天方夜谭了。  既然日本成功地控制了东北这个战略要地及其资源,但为什么最后日本却没有成功地灭亡中国呢?是因为张学良在西安的英雄之举而决定的吗?答案是否定的。“西安事变”虽然促成了国共合作,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但当时中共在全国也就几万人马,而且粮﹑钱﹑枪严重匮乏,其军事实力对抗战并不能产生多少影响。  中共在抗战中后期的敌后战中起到了抗击日伪的重要作用,那是在国民常在正面战场成功地延缓了日军疯狂进攻的前提下才能生成的。而反观国民党,在当时,除了红军这支军事力量与蒋对抗外,其余的各地军阀均已归附蒋。国民党在全国拥有军队几百万,而且蒋还有30个德械师。这时候,中国方面只有国民党的军事实力才能在与日寇斗争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斯大林和毛主席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愿意拥护蒋做全国领袖的关键原因。  在日本的“大陆政策”下,有一个征服中国的大战略:先占领东北,然后从北方直线向南插,一直插到广东沿海,将中国的的经政精华地段和主要军力包围起来,使中国无法进行战略撤退。然后收缩包围圈,将主要的经政人员和军队压迫至东南一隅,迫使中国投降。如果这个战略果真实驰的话,日本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并不是神话。大家看一下日本人在已处于强弩之未的1944年发动的“一号作战”(即我们称之为的豫湘桂会战),仅用8个月就从北方一直打到广东沿海,将中国东南全部纳入其势力范围。  这个时候,经过多年的消耗,日本人的战力已不能和抗战初期同日而语了;而中方经过约四年的调整,再加上配置了大量的美式装备和在美国航空队的帮助下基本上控制了天空,战力不但恢复而且超过了全面抗战初期。  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力量的此消彼长的背景下,中国战况除了衡阳之战是个亮点以外,全局可以用一溃千里来形容。如果这还不足以作为论证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再看看毛主席在解放战争后阶段的战略部署。为配合二,三,四野进逼湖南、福建,一野于1949年8月中初即发动兰州战役。在攻击“马家军”的同时,切断桂系与其的联系,开始了对国民常以桂系为代表的最后主要力量的大合围。兰州战役后,一野分兵一部南下,配合其它野战军在贵州等地截断国军退路。  在很短的时间内桂系的几十万主力就被歼灭了,蒋介石和他的一点点残余势力被永远地赶到了孤岛上。毛的这个战略部署与日本的由北向南进攻的战略非常相似,但手笔更大,在由北向南的基础上加上了由北向西再向南。白崇喜,桂系领袖,国民党阵营最优秀的军事家,号称“小诸葛”,在毛主席的大手笔的面前也不过是秋后的蚂蚱了。  然而,日本从全面抗战初期就悼入了中国的战略陷井。虽然全面战争爆发在北方,可中国成功地把日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上海,让日军走的是一条从东到西的战略路线。中国的东南部,水田湖泊纵横交错,沟壑丘陵密布,不适合现代化的大兵团作战,这就大大延缓了战争进程;而且东西战线过长,也不利于实行战略包围。从而大量的精要人员和重要装备得以撤回后方,保住了长期抗战的本钱。  另外还有一点,中国东南部是欧美等国在华利益聚集地。中国引日军从这儿进攻,不可避免地会使日本影响到欧美的利益,从而挑起日本与欧美的矛盾,为以后英美与中国结盟抗日埋下伏笔。蒋介石的指挥水平多被后人所诟病,然而蒋的这个引敌改变其既定的战略路线的战略是其少有的被人称道的指挥艺术之一。  日本这种岛国,几千年来处于一个狭小和相对封闭的空间,这就决定着国民的意识狭隘。日本幸运地出了战略思想家,却缺乏战略执行家。而这却是中国不幸中的万幸,这也是张学良的万幸。但即使中国万幸,也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日本全面侵华使中国造成的损失可简要地分人口损失和财产损失两个方面来统计。在短短八年的抗战期间,中国人口伤亡就达3500万,也是二战中伤亡最大的国家;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达6000亿美元(24),这是按1937的美元计算的,约合现在的60万亿美元。这两个损失都是非常惊人的!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由外部入侵造成的破坏这是空前的。而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日本全面侵华中断了当时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从而大大延缓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历史学家常常认为历史是由必然性和群体性造成的,而往往忽视偶然因素,忽视个人原因。普林西普,一个波斯尼亚国的塞尔维亚族19岁青年,刺杀了吞并波斯尼亚的奥匈帝国的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从而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不但使他的民族从奥匈帝国脱离出来,获得了独立,而且还使雄霸一时的奥匈帝国完全解体。这难道不是个人改变了历史吗?并且,这个历史还是由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学生改写的。  张学良,一个封疆大吏,实际上的“东北王”,拥有三十五万装备有现代化武器的较为精锐的部队,拥有128万平方公理的土地和3000万人口,拥有较完善的军事和经济体系,竟然将整个这一切拱手让给外辱,竟然会想到要什么他人来调解。  而在“九一八”事变前整个中国当局都知道日本的“大陆政策”,张学良自然对之很清楚。这段耻辱很明显就是因为张学良个人原因造成的。一个有志的小国普通学生尚且可以使他的民族得到解放,而一个丧志的泱泱大国第二号权贵可以让他的民族坠入灾难的深渊。换成一个稍微有点志气的人来统治东北,历史就会改写。如果东北还是他父亲 - 张作霖,一个枭雄在统治的话,这段历史肯定会颠倒。  我们从客观的角度一分为二地来评价张学良。张学良是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情结的爱国人士,同时也拥护统一,希望国家能安定和富强。但张学良又是一个长期沉醉于糜烂生活的纨绔子弟,因为个人丧失了斗争意志而将整个东北拱手让人,从而倒至了整个国家和民族遭受空前的劫难。  这样的人不是中华民族的败类,那是什么呢?是英雄吗?纵观其一生,他充其量只是在如“西安事变”等局部有过英雄之举。但100次局部的成绩,也难抵一次全局性的过错。以他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失,将其定性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败类并不为过。  朱旗,于2010年5月8日完成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