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古代皇帝帽子画法:多出几个朱成虎少出几个戴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0 01:10:57
多出几个朱成虎少出几个戴旭
作者 壶公评论
驳戴旭：中国鹰飞向何方？（下）
七：多出几个朱成虎，少出几个戴旭
鹅湖书生：
“我对美国近期的一些做法有大惑不解的感觉，他们在对台军售和达赖喇嘛问题上挑衅中国，难道他们真的觉得自己走出经济困境，并且从今以后不需要中国的协助了吗？难道还有比与中美关系更重要的其它关系？”
壶公评论答：
首先应该说的是战略定位问题，也就是“战国策”提到的观察、思考问题的角度的问题。我觉得阎教授把中美关系定义为商业伙伴关系是准确的，你一个资本家，我一个穷工人有什么好扯关系的？虽然不至于象《红灯记》时的李玉和答鸠山，是“两条道上跑的车”。但是，你美国人和我中国人扯淡还不是想让我们为你拉套？
关于军售和达赖：
我认为，美国政府坚持对台军售，其核心思想是维护一年以来美国在东亚摇摇欲坠的战略地位――其中包括日本人对它的脱离，对台军售是美国式衰落感的体现。明白这一点，我们也就无须对美国的张牙舞爪担心；
美国总统坚持接见达赖喇嘛，是以宗教文化与非宗教文化的对立为美国的软实力争分，同样是美国式衰落感的自我调整。明白这一点，我们应该在支持伊朗伊斯兰宗教上有更为坚定的态度，也就是揭开美国宗教形象的伤疤。
中、美之间的软实力对抗在华盛顿模式失败后有了势均力敌的感觉，这个感觉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更强烈的是美国人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示弱是不理智的，这个时候我们的惊惶失措是愚蠢的。
现代中美的对立很大程度上是软实力，是文化上的对立，这种对立是以战争威慑为背景的。因此，战争文化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课题，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的想法很值得关注。
鹅湖书生问：
“克里斯托弗战争文化论应该是一个新理论？”
壶公评论答：
是有点新，主要是一种归纳法，外国人莫名其妙的想法都可以是创新，不象中国人搞得再好也得领导承认，所以很多创新都是以领导的名字摆第一。克里斯托弗战争文化论是一类创新。
例如克里斯托弗提到：
1、关于SS-N-22超音速反舰导弹的“现代”级和有“大洋黑洞”美誉的“基洛”级潜艇，完全可以穿透美军航母的多层防御圈；
2、中国核力量并只是用于最终的威慑的判断；
3、反卫星实验、一系列空间飞行项目和地基军用激光武器致盲卫星的试验项目，表明中国在战略武器方面的发展进入了活跃期；
4、可携带再入轨道的核弹头的“神舟”飞船滞轨舱段，让美国耗资无数的导弹防御系统彻底失效；
5、隐藏在中、西部山区中的洲际导弹构成对美国核威慑的坚实后盾。等等。
克里斯托弗讨论的内容其实只是说明一点：美国人怕死。
怕死就是美国人的文化。中国还是多出几个朱成虎，少出几个戴旭。因为戴旭比美国人更怕死。
美国的战争文化：
美国的军事理论和学说建立在先进的军事技术之上。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美军以先进的军事技术为牵引进行了一系列局部战争。几场战争中具体制胜理论和军事学说都略有不同。但总的说来，美军主要依赖其技术优势，集结压倒性力量，在战争初期向敌人作战体系的关键重心发起攻击。
美军近几十年来的军事理论和学说，比如，机动战、空地一体战、五环理论、OODA循环、快速决定性作战、战略瘫痪论和网络中心战理论都鲜明地体现了上述特点。美军的军事理论和学说的核心就是先进的军事指挥控制系统、空天侦察预警系统、快速的全球力量投送和广泛的军事、政治结盟。
美军参与的近几场典型战例，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初期“震慑行动”空中战役和向伊首都地面推进的“奔雷”行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1990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等，都体现了美军的军事理论和学说越来越强调将敌国非军事基础设施作为打击目标的趋势。
对五角大楼的防务决策者来说，要确保美军“制胜理论”永远有效，就要确保美军拥有比潜在对手先进得多的作战飞机、精确制导弹药和先进的C3I系统。
如今，美国空军率先开启了隐形化趋势，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F-22、F-35、B-2隐形机群；海军则将12艘巨型核动力航空母舰看作未来海上力量投送的核心，其舰载F/A-18E/F战斗机甚至比一些中等国家的空军还要强大；陆军则正由传统重装型陆军向轻型化陆军转型，M
要确保美军“制胜理论”永远有效，就要确保美军拥有比潜在对手先进得多的作战飞机、精确制导弹药和先进的C3I系统。
八、中国梦与美国梦
鹅湖书生：
“最近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的声望很高，中国的智库有公开化的倾向。”
壶公评论：
刘明福的立足点比较高，但是一些问题还应该斟酌。刘明福和刘亚洲基本上都有崇拜美国文化的倾向，当然是从中国的角度说。这个倾向在刘明福的一篇文章中有所体现，我附录于后。我认为：
西方文化以悲剧为美，中国文化以喜剧为美，这并非纯粹的美学标准，而是中、西文化的区别。美学标准可以拿来，支撑的文化却必须改造，否则就可以造成牛头不对马嘴的后果，读刘明福说梦，并非反对，而是一种担忧。西学东渐近二百年了，如何把握仍然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我看刘亚洲为刘明福文章所做的《序》，刘亚洲看到了奥巴马送给胡锦涛的围棋，认为“其寓意深刻。”但是他不认为这是一场赌局的开始，而认为这是一场‘赛局’。而且他为这场‘赛局’大略制定了3个标准：
1、谁发展成就更优；
2、谁综合国力提升更快；
3、谁能够成为更好引领世界进步的‘冠军国家’”。
总之，其基调还是‘效益为先，兼及公平的’那一套。”
壶公评论：
“确实是如此，刘亚洲和刘明福都是欣赏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但是欣赏而已，要做到就很难了，唯其如此，也就不可能全面正视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因为现代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表达就是罗尔斯的《正义论》，人们认为是又一部《圣经》。《正义论》的核心就是公平的自由，离开了公平谈自由是没有意义的，离开了公平谈社会发展更加没有意义。
例如，现在中国的GDP快速提高，可是社会大众的感觉又怎么样了？戴旭的一番议论引起网络上愤青的兴奋，但是，你认真看一下，很多人是借戴旭提供 的资料和思维方式证明中国很快将衰落，甚至崩溃。戴旭表达了中国那一部分希望中国崩溃的人们的愿望。
我们承认戴旭说出了一些问题，区别点在于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发展毕竟是在克服、消除种种新老问题的基础上实现的，如果一切都是那么完美，还发展什么？
现代中国最大的问题即不是GDP，也不是什么自由，而是公平。公平的机遇，公平的待遇，公平的生活，而要达到公平，就必须废弃特权――中国目前最大，影响面最广的特权就是官僚权力。
解决官僚的最佳的方法就是民主，谈到民主，人们自然寻问中国人觉悟的程度。
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人们常常举例说明美国建国时期的社会也是一个农民的社会，认为现代中国人的认识水平比那些农民要高了许多，所以在现代中国实行民主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这里出现的仍然是判断标准的错误，所谓觉悟的水平并不是以知识为衡量标准的，而是对社会公平认识的程度，是社会大众能够为实现社会公平所作出牺牲的程度。例如，美国选举总统的时候，争斗激烈的程度常常达到白热化，但是，一旦选举确立，社会大众就表现出对新任总统的支持和对国家的忠诚。这在现代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难以做到，包括中国的台湾。这一点并不是一种如胡适所总结的大众宽容的心态，而是大众对公平的认同达到何种水平――能不能实现自我克制，甚至自我牺牲。
而这种自我克制和自我牺牲并不是单方向，而是社会必须实现公平――大家认可的公平。在这里‘公平’和‘强国’也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强国’只希望大众作出牺牲，而不想给予社会大众以回报，那么‘强国’对社会大众有什么意义？这就是现代中国人否认GDP的原因。就好象，同样花了100多亿人民币，阿拉伯人建立了一个迪拜塔，引领了全世界的眼光，成了日进斗金的旅游圣地；而北京的‘大裤衩’却畏畏缩缩地蹲踞在北京的一个角落，连奥运会都不能让它闪耀。这并不只是形象问题，而是重要的是社会大众的认同。与‘公平相比较，‘强国’确实值得斟酌。
刘亚洲和刘明福的文章是从‘强国’角度看问题的，所以他们对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理解是相当有限的，他们的观点与《大秦帝国》的主题观点是一样的。中国难以实现民主的原因是十分明显的，连这样一些高层次的、倾向自由主义的学者名流对公平都缺乏完整的认识，根本达不到美国最早一代的农民的水平，中国又怎么能够轻言民主？
中国下一个的目的只能退而求其次――追求宪政，这就是我们建立《宪政理想》圈子的原因。但是连这样的一个圈子都难以得到他人的容忍，去年国庆前后就被搜狐管理员屏蔽了，只到今年初才被解禁。我们对中国的起点之低感到失望，但是我们仍然为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在发展。刘亚洲和刘明福的文章给予人们的就是一个发展的信息，所以有许多人愿意读它。”
鹅湖书生：
是的，中国能否进步，关键在于这个社会对公平正义所能容忍的程度。在这一点上，中国不能不在美国面前感到困窘，就象“大裤衩”那样，只能蹲着，无法象迪拜塔那样站着。
化雨先生：
其实，所谓宪政，对于现代中国人是遥不可及的理想。宪政，甚至在慈禧时代都是一个社会的主题，但是现在即使只是谈一谈都成为忌讳。以壶公评论的说法：“中国下一个的目的只能退而求其次”，那么这个“退而求其次”是什么？是做人的尊严。
我在写[小小说]《大门口上站着的老人》，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讲的是人的尊严的问题。其实我自己近来也碰到了一些事情，受到莫须有的冲击，只能屈辱地向领导求助。莫名其妙地受到伤害，我几乎有动刀子杀人的念头，虽然事情过去了，但是人的尊严受损的伤痛大约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难怪温家宝一句“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在中国社会引起春雷般的回响，因为中国人活着，毫无尊严！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解读说，这是中国高层，在国家发展的最高思想、理念，或者说最高的国家发展哲学方面发生的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一位秦建中的博友这样写到：
相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对这句话人们似乎没有专家学者们的认识和理解深刻，但渴望生活得更加幸福和更有尊严的广大人民群众，从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中感受到的却是春天般的温暖。
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就是让每一个公民不会再有蚁居之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让人们不再为一间生存的斗室而奔波、而辛酸。。。。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不但是一个国家总理的壮重承诺，而且也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然，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从“以人为本”到“更有尊严”，这不仅仅是文字表述的不同，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发展观的重大改变。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虎年除夕前的讲话，无疑是给广大人民群众献上了一份恭贺新年的厚礼，当华灯初上，鞭炮齐鸣迎新春之时，让人憧憬的美好生活一定会让我们久久回味，从而成为新春佳节来临时的一餐最美年夜饭。
九：“C”型包围圈要包围的是谁？
致远先生：
更重要的是人的尊严，在公平不存，正义不在的现代中国，人的尊严成了最后的底线。但是人的尊严的维护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在目前的社会，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就不必说了，就是在国企中，人的等级是与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紧密联系的，极其森严。
高层可以得到极其丰厚的年薪，中、下层依次递减，到了工人和技术人员这一层面则只有种种严厉的清规戒律，稍有不慎，就有被扣奖金、工资甚至下岗的处罚，而且连申诉的地方都找不到。关键的是，这是现代的所谓“法治”，家家，厂厂自我设定的私法！
文强易除，荣融难消。此之谓也。
壶公评论：
是这样的，我写过几篇评论当代民生的文章，收在《人与法》中。所谓“人与法”是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关于法的规定中去理解近代法律的内涵，当然，作为启蒙时代的产物，包括马克思在法律上的观点，都必然以民生为阐发。对于近、现代法而言，不以民生为基点的法就是恶法，就是邪法。
例如在通钢事件中，那些国资委的人员也大谈法，据说把一些工人代表驳得哑口无言，我读后，确实很气愤，这是一些什么恶法，什么邪法，如此危害民生！在《思考通钢》的第二个文章中，我就提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资委人员的那些什么法总大不过宪法。许多网友看到了这篇文章，后来我就发现许多人大谈宪法了。是的，工人和农民要懂得保护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工人农民受欺压的时代就不可能回来。
现在，有时候有令人乱纷纷的感觉，似乎民生不保，其实这是多余的担忧，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变，中国就没有变。如果真的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大众可以举起维护神圣宪法的旗帜，大约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胆敢挑战宪法，因为这意味着战争。宪法不是墨写的，是血写的，是千千万万的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
实践告诉我们，民生论和强国论并不总是一致的，强国论必然导致“效益为先，兼及公平。”而这一套理论，就其本质言，是军国主义理论，甚至国家社会主义理论都不屑为之。现代中国人接受这种理论，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中国面临的危机和因之产生的危机感所造成的。这一套理论，较之于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论更为激烈，因为它严重地无视民生，损害民生。
如果说之前30年，中国实行这套理论还有一个现实需要的根据，在现在仍然坚持这一套理论显然得不到社会的赞成。
鹅湖书生：
我认同这个观点，从《大秦帝国》到戴旭上校式的激愤，都是在继续为强国论制造舆论，也就是为继续坚持“效益为先，兼及公平。”的谬论鸣锣开道。“C”型包围圈不是外国人创造的，而是中国的一些资产阶级政客制造的，它的目的是要包围中国的工农大众。
壶公评论：
关于内政的讨论需要很大的篇幅，事实上现在中国又面临一个理论大讨论的时机，如同当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温总理的幸福与尊严论是对胡主席的“以人为本”论的深化，这些理论的发生是与当前中国社会发生的种种问题相吻合的。而戴旭上校的演说以及张召忠等人的宣讲实质上和最近的一部政论片《大秦帝国》有关。《大秦帝国》以秦国改革者卫鞅为外在的形象，但宣传的是现代经济学精英的政治观点，不过，这是一类毫无文化根基的宣传，甚至无法把握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于万一，与近代的法治理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是一些相当幼稚的说法。
刘亚洲和刘明福的理论有更张之势，他们对于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宣传对现代中国人民有莫大的好处。如果说19世纪中页中国出现了以地理学引导中国人看西方，其代表人物是魏源与徐继畲，其代表作是《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那么刘亚洲和刘明福的理论向西方文化的纵深大大前进了一步，无异是与中国社会的进步相关的。不过从二刘的文章看，对中国文化本身却理解不足，也就是说他们难以达到毛泽东学贯中西而融合其中的水平，他们很可能步严复、胡适和孙中山的后尘。
我们提倡逻辑思维，从根本上为中国导入西方的思维方式，以避免中国的庸人思维，“唯有深刻才能明白，唯有严密才能推理，唯有实际才能致用。”
例如，以中印态势为分析，我写了许多文章，但是有一点区别于戴旭：我不会产生印度威胁中国的印象，所谓“C”型包围，在这一环节毫无意义，当然还可以推及其它。
鹅湖书生：
我读过老师的文章，有《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天路》、《面对未来的战争：把印度作为中国崛起的垫脚石》等等文章。
壶公评论：
对印度的思考，我受到三方面的影响，第一是近代中国哲人梁启超、梁潄溟等的影响，研究印度文化以避免其伤害中国；第二是与理学的关系；第三则是对未来中国在大战略上的走向。
在文化上，我注意到在整个东南亚和南亚，中国与印度的影响存在重叠；在大战略上，我认为，未来中国应该怎样痛击印度，以开辟中国通往孟加拉湾和波斯湾的战略通道，并且建设朔天大运河。
当然，有些是理想而已，根据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国的战略思考并不是为了达到最为理想的效果，而是为了应对现实取最为合理的方法。所谓合理，回答的是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
毫无疑问，我们在与印度的对立中占有绝对优势，即使从地理态势说，中国在山上，印度在山下，中国对印度发动进攻，可以一泻千里，而印度打中国步步难行。印度的鹰派常常只能虚张声势，其理论不值得一驳，而其稍微清醒的人，基本上只能求中国不战为其立国之本。
例如印度战略专家苏布拉马尼亚姆有这样精心的打算，他撰文称，印度政府无需担心中印战争，其原因有：
1、中国十分依赖的石油运输线要经过印度洋地区。
2、核武器的出现使美、中、欧洲、日本、俄罗斯及印度各大国间出现大型战争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
3、对于中国崛起，美国、俄罗斯、日本及欧盟并不乐见。
4、只有俄罗斯对华军售，而所有的大国都向印度军售，美国将印度开发成美国的军备市场。
5、1962年中印战争时，中国是一个孤立的国家，不在乎国际舆论。现在的中国已融入世界体系，国际贸易欣欣向荣。
6、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忙于应对古巴导弹危机，无暇干涉中印战争。
7、华盛顿无法阻止中国成为世界上GDP最高的国家，但美国不可能会放弃其在最重要的军事、经济、技术实力领域的领导地位。美国将寻找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印度是成为美国的选择。中国向印度施加的压力越大，印度就会越向美国靠拢。
戴旭的“C”型包围圈在那里呢？
其实，戴旭的“C”型包围圈在前些年是以“民主同盟”出现的，其中有四个主要国家，美日印之外还包括澳大利亚，结果是没有人响应印度和日本的主张，最后不了了之。我曾经写过一个评论《小联合国VS民主同盟》记录这件事情。文章摘录如下：
随着中国软、硬实力的增长，国际态势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06年，这个转变有了明显的征兆；而在07年，这种转变已经成为一种确定的趋势。它是由走向强势一方的中国外交的繁荣开始的，却被走向衰落的另一方美国的抗争所证明了。
一、06年在中国主办的三大峰会：
其一、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５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在上海结束。除了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上合组织6国元首，伊朗总统内贾德也以观察国元首身份出席。。。。
其二，2006年10月30日，中国—亚细安(东盟)在南宁*双方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中国和东南亚外交上的转变在悄悄中进行。。。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关注国土安全、中亚和中东地区，忽视了东南亚，而中国作出了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增进合作提议。
如果说南岛群岛和美洲大陆是中、西文化重叠的部分，东亚和东南亚则是中华海洋文化圈的基本构成。在东亚和东南亚发生的种种事件就其实质而言都与中华海洋文化圈这一概念有关。
其三、2006年11月4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一次人类社会因应一个国家所发生的最盛大的国际首脑会议，有48个非洲国家的众多首脑参与其中。中非论坛和峰会所实现的国际影响力和宣传效果是难以估量的。
非洲应该得到帮助，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扶危济困的特色，决定了中国向非洲伸出援助之手，当然，这也见证了中国的价值观。
。。。。。
不让20%的所谓精英霸占80%的地球资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非论坛和峰会所张扬的就是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它是北京共识的内涵。
一年内在中国主办三大峰会，云集的各国元首50多名，中国成为世界领导人朝圣的“外交麦加”。。。。即使从外交的角度也说明中国正在为走出 “韬光养晦”预为布局。三个峰会围绕着发展中国家而举行，并且以争取双赢、尊重彼此文化和价值、没有任何政治附带条件作为合作前提。这就是中国价值观。
无论主观上北京的外交“集团战略”是否有这个意图，客观上中国发展模式至今的成功经验，让第三世界发现了另一种可能，“北京共识”正在引起世人的认同。而上述的峰会无疑传达了一个信息，一个不小的联合国具备了雏形，谁也无法确定它将如何扩展，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它具有无与伦比的潜力和不可阻遏的强势。
二、无奈的抗争：
06年，感到一种沉重压力的美国国家安全专家们终于提出了“民主同盟”的外交战略，其核心思考包括人权超越主权，同盟可以对违反普世人道价值的国家进行军事干预。
中国外交的“集团战略”--小联合国的出现，是引发“民主同盟”构思出现的原因，对于中国外交却是从退却到相持的转机。“民主同盟”的构思的意义是西方价值观表现出更为全面的抵抗，它虽然只是规划板上的蓝图，无疑对未来的国际关系有着深远的意义。
日本人倡导“多边安全框架”。这里说到的“多边安全框架”就是日本的“四国战略同盟”构想，它就是以“民主同盟”为蓝本而企图付诸于实践。
路透社驻东京记者伊莎贝尔－雷诺兹认为，日本的“四国战略同盟”构想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倒是比较合拍。目前美国正积极发展和印度的关系，同时全力打造美日澳三国组成的军事同盟。一旦美军在这一地区卷入战事，日澳两国能够在情报和后勤支援等方面提供协助。
但是日本共同社分析：随着经济迅速发展，中国不仅在经济领域大步前进，而且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在忽略中国意愿的情况下组建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框架并不现实。
三、与其对立不如合作：
从07年出现于世界的一些事件，我们看到中国外交的步步为营，例如目前正在发生的“上合”组织的军演，有些人还特别关注发生在中国广东的中国和泰国的军演。
尽管有些美国媒体把“上合”军演概括为“向北约和美国展示实力”，认为“在反对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安全秩序方面，中俄两国的想法一致”。但是，美国人对此已经无可奈何了。据说美国国务卿将不参加07年的东盟会议，这是她连续两届错过东盟会议这一亚洲规模最大的安全会议了。美国正抛弃过去最为重要的外交政策地域，一位澳大利亚亚洲研究专家认为，现在的美国并未给予东南亚足够重视。
占据三百多年主导位置的西方列强的思维不能不有无可奈何花落的感觉了。最新一期美国《时代》杂志以“中国世纪”（The Chinese Century）为封面故事，指中国已经成为“新超强”，处于“新王朝的开端”（Dawn of a New Dynasty），美国势力转弱已成定局。
对于美国人来说，一个全新的课题已经提出了：合作比对抗好。幸运的是它碰上的对手是中国人—提倡和谐的中国人。
让“民主同盟”见鬼去吧。
壶公评论：
显然，戴旭上校的“C”型包围圈是一个利用反华势力以威胁中国人民的危言耸听，不管戴旭上校的主观意愿如何，这种盛世危言所能达到的目的只能为原来的“强国论”护航，志在围剿民生。
结束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评戴旭等中国鹰派
斯芬克斯评论：
戴旭言论是“桌子底下放风筝，出手就不高。”
壶公评论：
对戴旭上校观点的讨论，是把它与中国买办观点置于同平面上予以剖析的，或者说戴旭观点与买办观点是中国现代表层观念的两翼，如同政论片《大秦帝国》，只是无根柢的浮萍，而我们希望给它们寻找一个落脚点。
现代中国社会文化表现出一类浮躁、浅薄的特征，是一类庸俗的文化。这种文化特性与明末的思想潮流相似，甚至更为肤浅。
以悲观的视角看，我们或者可以认为现代中国走不出明末的混乱和人心的丧失，以至于重蹈民族沦亡的悲怆；以乐观的视角看，历史毕竟不可能重复，现在中国思维的暗淡，只是暴风骤雨前的沉闷，而暴风骤雨之后，中国必然迎来艳阳天。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难以担当超级大国的重任。说她是井蛙稍嫌克薄，说她是西方文化中心论者倒也恰如其分。毕竟她只是一个英国人，一个已经完全衰落的帝国的臣民，那种优越只能寄托于末路者的唠叨，如同喜欢唠咳的旧北京茶馆里的八旗子弟。说她是井蛙确实有点克薄，因为满清之后的现代中国，就文化言还处于荒漠状态，曾经模仿过的香港模式只是英伦末流，说中国没有文化也不是空穴来风。
中华文化被淹没的时间太久了，需要揭示，需要学习，戴旭――中国鹰派的言论再一次提醒这种揭示和学习的必要性，这是中国社会的必须。突然想起了禅宗六祖慧能大师。
对于禅宗六祖慧能的认知，来源于“身无菩提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语，来源于他的“风动”、“幡动”还是“心动”的辩驳。
出生于草根的慧能，是一个主张尊严、人性、平等的大师，是一个生活并劳作着的凡人，是一个“我心自有佛”的和尚。这位融会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禅宗南派”的文化伟人，揭示的是中华文化的深刻。
公元662年，慧能从广东来到湖北黄梅参拜禅宗五祖弘忍大师。
看到这一个单薄瘦弱的南方人，弘忍不禁问到：
“汝何方人，欲求何物？”
慧能答：
“我是岭南人，只求作佛，不求余事。”
弘忍不屑：
“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獦獠，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
慧能答：
“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
弘忍因此刮目相看，“佛性无南北”道出禅学精神：众生平等，各有心佛。
初，慧能当杂役，整日劈柴踏碓。
一天，五祖来到他身边，漫不经心地问：“米熟了没有？”
慧能答： “米早就熟了，只是还没有筛。”
慧能是在说：我是已经悟道了，但还必须得到师傅的点化。
半年后，慧能迎来一次印证最高境界的对决：
弘忍的徒众700，弘忍命各人呈上一首偈语，意在选择继承人。
寺院首座弟子神秀为了应对五祖交代的偈语，夜不能寐，终于体会出偈语：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书于高墙上，等待师傅裁量。
而充当杂役慧能并没资格参加考核，他自荐一偈，高声念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二偈比较，深浅立判，神秀达不到慧能的大参悟、大格局。于是五祖打破常规，为慧能讲经又把世代相传的法衣袈裟交给他，正式传他为禅宗六祖。
为了避免弟子争位，五祖亲自将慧能送走，以避“物色之者”加害。
15年之后，即唐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正月初八，慧能出现在广州法胜寺。此日寺中旗幡风扬，二和尚以“风动”还是“幡动”为题争辩，却无因果。
慧能揭示曰：“既非风动，亦非幡动，仁者心动耳。”
此言证明，佛儒已经得到统一，实际上，后来韩愈的道学和宋五子的理学在这里有了端倪。
慧能与神秀开禅宗南北之分。慧能南派奉行“农禅并重”，坚持“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而自给自足，因此在后来发生的毁佛法难中能够元气不伤。慧能之道传播于世也就形成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后来毛泽东的自力更生也应该是源于此。
禅就是生活。慧能认为“性在身心存”，“佛是自性作”；又认为，人本性悟，“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与孟子的性善论有一个传承，又影响了宋理学家的周敦熙、程颢二子的理学观，再演变于陆王心学。
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是佛家子弟，不过论据不足以服人。但是毛泽东思想中有道家――庄子学的磅礴，有禅学的通透，却不难觅其踪迹。毛泽东异于常人的大气象是对中华文化的通透，即在理学名家曾国藩的影响，更在闽湘文化的陶冶。后一点却是同样崇拜曾国藩的蒋介石难以企及的。
当我们置身于中国文化的高巔，记忆荀子的名言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
是的，君子生非异也，能够透彻世事，在于学习；而在这里挥斥方遒，也是倡导我们民族的学习。
学习，为了走出沦落；为了走出肤浅；为了摆脱庸俗。学习，启蒙，决定中华民族的运命。
壶公评论写于10－02 于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