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集团金桥房产:朝鲜半岛的中国移民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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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的中国移民历史考察

林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北京100080)

 

摘  要:中国和朝鲜半岛在数千年来的交往中,人员往来频繁,渊源久远。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朝鲜半岛的,其原因主要有:谋求生存(战乱避难、犯法避祸、宗族传布、东渡谋生),

政治因素(政治亡命、外交出使、政治联姻、抗倭援朝),经济因素(外贸商事),偶然因素(遇风漂海),等等。经历漫长的岁月,他们逐渐融入了当地社会,但也保留了许多历史的痕迹。

关键词:中国;朝鲜半岛;移民;历史

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朝鲜半岛的,从夏商周起,数千年来不计其数。移民原因主要有:战乱避难、政治亡命、外交出使、遇风漂海、犯法避祸、政治联姻、宗族传布、外贸商事、抗倭援朝、东渡谋生,等等。[1] 下面按照历史时代的顺序,试做简要的梳理。

公元前11世纪末-公元前1世紀(箕氏朝鮮时期)

公元前11世纪末,武王灭殷,箕子出走朝鮮。据说箕子带领商遗民五千人到朝鮮,与当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國”,史稱“箕子朝鮮”。记載箕子去朝鲜的史料始见于西汉,如《尚书大传》、《史记》、《易林》等。《尚书大传》载:“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 《史記》中記載,箕子在周武王伐紂後,帶著商代的禮儀和制度到了朝鮮半島北部,被那裡的人民推舉為國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認。《易林》卷七《乾下互上》载:“朝鲜之地,箕伯所保,宜人宜家,业处子孙,求事大吉。”[2]

周致中《异域志》卷上:“朝鲜国,古朝仙,一曰高丽,在东北海滨。周封箕子之国,以商人五千从之。其乙巫卜筮、百工技艺、礼乐诗书,皆从中国。”[3]

《后汉书·东夷传》载“论曰:‘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 “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

《山海经·海内经》载:“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似为‘险渎’之误),其人水居,偎人爱人。” 海内东经又说:“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晋郭璞注《山海经·海内北经》曰:“朝鮮,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

箕子走之朝鲜应在商亡国的当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断定武王灭商在公元前1046年。箕子走之朝鲜的根本原因是逃难,不愿在周统治下当臣民。箕子抵达朝鲜是在大同江流域,即以平壤为中心的朝鲜半岛西北地区。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高丽传》都记载高丽时期祀“箕子神”。“高丽王朝中期以后,朝鲜崇拜箕子之风大盛,求其坟莹立祠祭祀”(《高丽史》,卷六十三,礼五杂祀),列为王朝典礼之一。

朝鲜半岛的古代历史典籍如《三国遗事》、《东史纲目》等都以赞扬的语气记述了箕子的事迹。《三國遺事》載:“武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朝鲜王朝安鼎福著《东史纲目》说,周武王十三年(公元前1042年)箕子受封于朝鲜,40年后箕子去世,享年93岁。箕子陵在平壤。据朝鲜学者韩百谦的《箕田考》,近年在朝鲜平壤城南发现“箕田”,方正有规则,与中国商朝甲骨文中的“田”字相吻合;每田分四个区,每区有田70亩,与中国“殷人七十而助”的文献相一致。

中国商、周之际,大致相当于朝鲜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中期。朝鲜半岛出土的大量石斧、石镞、石刀等,其中的半月形石刀正是中国龙山文化的典型特征。可以推测,大量商民不愿受周族的统治,经过东北迁移到了朝鲜半岛。

“箕子朝鮮”在朝鮮半島統治了近一千年。朝鲜人一直尚白,与箕子“教其民以礼义,田蚕、丝作”有关。据《礼记·檀弓上》记载:“殷上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其中,“日中”为白,“翰”指白马,祭祀用白色的牲畜。箕子是殷王室成员,将殷人尚白的风气传到了朝鲜,影响延续至今。

“箕子朝鮮”遭到燕、秦的攻劫,但仿佛并未亡国。张华《博物志》卷九《杂说》:“箕子居朝鮮;其后,燕伐之,朝鲜亡,[王]入海为鲜现师。”[4] (一上)入海之“海”,可能是汉江口外的江华湾。在秦末、汉初,箕氏又得以将其统治线再度北返。《三国志》卷三0《韩传》注引《魏略》:“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否亡,其子准立。二十余年而陈、项起,天下乱,燕、齐、赵民愁苦,稍稍亡往准,准乃置之于西方。”《盐铁论》篇三八《备胡》:“大夫曰:往者(秦末、汉初)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逾徼,劫燕之东地。”[①]燕之东地,即“属燕”之“列阳”,今大同江迤北、迤西。

根據《太原鮮于氏世譜》,朝鮮的鮮于氏源自箕子朝鮮的後人。而他們从箕子開始,一共經歷了41代君主,直到公元前1世紀才被灭。

卫氏夺朝鲜、真番以后,箕氏进入“韩”地仍然称王。《三国志》卷三0《韩传》:“[朝鲜]侯准既  号称王,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将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后绝灭,今韩人犹有奉其祭祀者。”

王符:《潜夫论》,篇三五《志氏姓》:“昔周宣王时亦有韩侯,其国也近燕。其后,韩西亦姓韩,为卫满所伐,迁居海中。汪继培笺:案韩西盖朝鲜之误。” [4] (四一)

传说中檀君的後人在箕子來到朝鮮之後,帶著人民南遷,以免和箕子帶來的人衝突。這些人后來成為了三韓的始祖。

西周的中后期,北方的貊系部族逐渐向东、向南迁移。约在春秋初年,其中一支在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的北部与当地的┆岁(濊)人融合形成沃沮、┆岁貊民族,同时在半岛南部与当地的┆岁人形成马韩。

《东国舆地胜览》卷三三:“全罗道益山郡,本马韩国,后朝鲜箕准避卫满之乱,浮海而南至韩地,开国仍号马韩。”“箕准城在龙华山上,俗传箕准所筑,故名焉。” [5]相随而来的,还有后被称为“秦韩”的士庶。

公元前4世纪晚期至公元前3世纪早期

中国和朝鲜最早的官方接触和交涉始于战国中期,由燕国和箕氏朝鲜之间进行。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不攻。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播汗为界,朝鲜遂弱。”即公元前280年前后,燕国派秦开为将,攻取箕氏朝鲜域外的西方地区。《史记·朝鲜列传》记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蕃、朝鲜,为置吏,筑障塞。”说明燕国已在朝鲜设置官吏并修筑长城。“燕、齐、赵民愁苦,稍稍亡往准,准乃置之于西方。”这是说,燕、齐、赵的人民投靠箕氏朝鲜最后一个王准,箕朝准王把他们安置在西方。

从中国到朝鲜的移民潮大约开始于战国末期。

朝鲜半岛出土了大量中国战国时期的货币——明刀钱,也说明了燕国与古朝鲜的往来。

秦汉时期

秦统一六国之后,齐、燕等地人民为躲避苦役,不断逃往朝鲜半岛,被称为“故燕、齐亡命者”,其中一部分来到半岛南部的辰国,被安置到“东界地”。

在秦代(公元前221—前206年),由于当时秦国徭役很重,很多人逃到了朝鲜半岛。《后汉书·东夷列传·辰韩》说:“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 《三国志》载:“辰韩······其语言不与马韩同······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这是说,他们虽为秦人,但不是来自渤海沿岸的燕人或齐人,因为他们所用的词汇不是齐燕一带的语言。《三国志》云:辰韩人“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余人。” 乐浪是朝鲜半岛┆岁貊人居住地。乐浪(┆岁貊)人、辰韩人远古都曾居住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其中一支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北上朝鲜半岛,另一支后代的一部分于公元前200年左右也进入了朝鲜半岛,这样,新来的辰韩人称乐浪人为“阿残”,就是说“我们的残部”,乐浪人和马韩人待他们如亲朋和上宾,和谐相处。据体质人类学家研究,韩民族与中国东南方沿海浙江一带的人种最为相似。[6]

据西晋陈寿《三国志·东夷传》记载,从公元前3世纪秦灭六国,到汉初刘氏王朝灭诸封国,由于避战乱,大批汉民流徙古朝鲜和三韩。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据《三国志》卷三0《┆岁传》:“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卫满时亡命来者数千人。汉武帝平定朝鲜,设立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司马迁著《史记·朝鲜传》中记:“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魁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这是在公元前2世纪记述的材料。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反叛战争再起,汉朝军队重兵镇压,卢绾北逃匈奴帐下。辽东、辽西兵乱,迫使中国北部、东部居民再度东徙。此时的箕氏王朝已经衰落,为了扩充势力而采取积极吸收中国流民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燕地人民的逃亡。

燕人卫满率千余汉人渡过┆贝水,避入古朝鲜。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指出:“西汉初年,燕地人卫满率领一千余人,渡┆贝水,入朝鲜,投依朝鲜王箕准。”[7]朝鲜王准把卫满安置在朝鲜西部,方圆百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指出:“汉初,卫满在朝鲜立国,在大同江南岸的王俭城建都,统治着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分。”[8]┆贝水,一般认为是大同江。卫满的力量聚集雄厚之后,公元前194年,卫满向箕准假传汉朝大军要来进攻,请求到准王身边守护。卫满率军攻占王都,驱逐准王,自立为朝鲜王,此即“卫满朝鲜”之始。卫氏朝鲜直接和大量地受到中国大陆文化的影响,其社会发展进程较半岛南部的三韩——马韩、弁韩、辰韩为快。这时大量的汉人进入了朝鲜。

此时正值西汉惠帝时期,辽东太守经汉廷批准,与卫满相约:卫满为汉朝藩属外臣,为汉朝保护塞外;塞外各族首领朝见汉朝天子,以及各国与汉朝通商,不许从中阻挠。汉朝答应给予卫满以兵力和物资上的支援。卫氏政权的势力膨胀,领地扩大到方圆几千里。

卫满之孙卫右渠时,不仅自己不肯再向汉朝朝贡,而且阻碍邻近部族与汉朝通商,同汉朝发生战争。其相尼奚谷(一字)因谏右渠未果,遂“东至辰国,时民随出居者二千余户”(《三国志》卷三十,《魏书·韩传》裴松之注引)。公元前128年,┆岁族的君长南闾反叛右渠,率领28万人归顺辽东,汉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元封三年(公元前108)汉武帝遣军5万攻入朝鲜,朝鲜尼奚谷(一字)相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卫满朝鲜”遂亡。战争的结果,是汉朝在朝鲜及辽东地区强行设置了乐浪、玄菟、真番、临屯等郡,史称“汉四郡”。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罢真番、临屯二郡,并入乐浪、玄菟二郡。乐浪郡治仍在平壤,管辖┆岁、沃沮等族。玄菟郡治所初在夫租(今朝鲜咸兴),后迁往高句丽西北(今辽宁新宾地区),管辖高句丽、夫余等族。当时不仅有汉人官吏到朝鲜四郡任职,也有许多汉民前往经商、垦荒,形成王、韩、高等汉人大姓。近年来,在汉四郡地区出土了大量汉朝的官印和器皿,被称为“乐浪文化”。

“汉四郡”设立后,朝鲜半岛南部部落与北方保持密切来往,有些部落就是北方人南迁后与当地土著人杂居而形成的移民社会。汉四郡文化已影响到南端的济州岛等地。

公元前37年,朱蒙建立高句丽国。“高句丽王无恤袭乐浪灭之,其国人五千来投,王纳之,分居六部”(《三国史记·新罗本纪》)高句丽故国川王十九年(公元197年),“中国大乱,汉人避乱来投者甚多,是汉献帝建安二年也。” 高句丽山上王二十一年(公元217年),“汉平州人夏瑶以百姓一千余家来投,王纳之,安置栅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

《后汉书·东夷列传》记:“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僻地者数万口。”“灵地末,韩、┆岁貊并盛,郡县不能制,百姓苦乱,多流亡入韩者。”“鲜卑、┆岁貊连连寇钞,驱略小民,动以千数,而裁送数十百人。”东汉末,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人皆没入高句丽。高句丽又西侵辽东、辽西、右北平,亦掠有汉人。这些汉人大多融入高句丽及朝鲜人之中。

“桓、灵之末,韩┆岁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三国志·东夷传》)这里的“民”就是乐浪郡的的汉人。

“奴祖三十八年(公元前20),······前此,中国之人,苦秦乱,东来者众,多处马韩东,与辰韩杂居。至是浸盛,故马韩忌之有责焉。”(《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一·始祖》)

部分高句丽人南下,与半岛南部的马韩人一道,于公元前18年,建立百济国。中国东汉建安年间,百济王仇首娶了割据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军阀公孙康的女儿为妃,百济得到公孙康割据势力的支持,国势迅速强盛起来,并逐渐统一了马韩各部落。

公元1世纪开始,中国东北地区的高句丽人沿鸭绿江流域逐渐南下,占有朝鲜半岛北部。

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公元32年时,新罗部族的首领令本部族六大姓氏改用汉姓,其中杨山部赐姓李,高墟部赐姓崔,大树部赐姓孙,于珍部赐姓郑,加利部赐姓裴,刁比部赐姓薛。

“儒理尼师今十四年(公元37),高句丽王无恤袭乐浪灭之,其国人五千来投,分居六部。”(《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一·儒理尼师今》)

“故国川王十九年(公元197),中国大乱,汉人避乱来投者甚多,是汉献帝建安二年也。”(《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四·故国川王》)

“山上王二十一年(公元216)秋八月,汉平州人夏瑶以百姓一千余家来投,王纳之,安置栅城。”(《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一·山上王》)

后汉末,公孙康分乐浪郡辖下的屯有县以南地区设置带方郡,郡治在带方县。治下多是逃亡的汉人。带方郡城址位于朝鲜黄海北道凤山郡石城里。城址北面发现的墓砖上有“使君带方太守张抚夷”、“大岁戊申渔阳张抚夷”的铭文。张抚夷为渔阳(今北京密云)人,出任带方太守。葬于戊申年,即晋武帝太康九年(公元288年)。这样的墓有两千座,多为方台形封土的坟丘墓,形制与中原地区的汉代古墓类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魏晋时期,朝鲜半岛北部有高句丽,南部有百济、新罗两个奴隶制国家,朝鲜半岛进入“三国时代”。

高句丽、百济、新罗与中国政权交往频繁,互派使节。

据《北史》记载,高句丽的“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兵器与中国略同”;百济人“······婚娶之礼,略同华俗”;新罗“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

“辽之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越边。”(《朝鲜光海君日记》,卷165)“美川王三年(公元302年),王率兵三万侵玄菟郡,虏护八千人,移之平壤。······十四年(公元313)七月,侵乐浪郡,虏获男女二千余口。”(《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美川王王》)

公元313年前后,乐浪、带方郡遭到高句丽的猛烈进攻,由此揭开朝鲜汉人大规模迁徙逃亡的一幕。

在朝鲜古坟里,发现许多东晋年号的墓砖,如泰宁五年(327)、咸和十年(335)、建元三年(345)、永和九年(353)、元兴三年(404)等,说明在朝鲜的汉人与东晋之间存在着联系。

“故国壤王二年(公元385年)夏六月,王出兵四万袭辽东。······遂陷辽东、玄菟,虏男女一万口而还。冬十一月,燕慕容农将兵来侵,复辽东、玄菟二郡。初,幽、冀流民多来投,农以范阳庞渊为辽东太守招抚之。”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故国壤王》)

由于辽东战乱不断,部分汉人流亡到朝鲜半岛,多选择比较偏僻的地区居住下来。

公元427年,高句丽长寿王把都城从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迁到平壤。高句丽频繁朝贡于北魏,最多时达到一年三次。同时,高句丽也致力于发展同南朝的关系。

北齐天保三年(公元522),北齐文宣帝遣使高句丽,“求魏末流人”,一次即遣回五千户,当有二三万之众。(《北史》卷九四,《高丽传》)

隋唐时期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

公元598年,高句丽王高元率骑兵万余进犯辽西,成为隋丽战争的导火索。隋文帝发兵30万,由大将宇文述率领进攻高句丽,结果大败,只剩2700人逃回辽东。有不少士卒流落高句丽。公元611年,隋炀帝以高句丽不遵臣礼为由,调集110万大军征伐高句丽。此后又两次征讨高句丽,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隋士兵陷于高句丽者甚多。据《册府元龟·奉使部》所载,陈大德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51年)奉使高句丽所见,许多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殆将半矣”,“隋人望之而哭者偏于郊野”(《资治通鉴》卷196《唐纪十二》)

百济、新罗都频繁地遣使通隋。《隋书·东夷列传》称百济国“其人杂有新罗、高丽、倭等,亦有中国人”;新罗国“其人杂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

公元618年,隋朝灭亡,唐朝建立。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唐高祖和高句丽相商,互相遣返流亡人口。

公元648年,金春秋(后来的武烈王)朝唐,并留其子文注宿卫(实际上是做人质),达成与唐结盟的目的。公元650年,“是岁始行中国永徽年号”。

公元660年,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军13万讨伐百济,新罗王出兵相助,百济灭亡。

公元666年,唐高宗下令讨伐高句丽。公元668年,唐罗联军攻克平壤,高句丽灭亡。唐朝于高句丽境分置9个都督府,管辖42州100县,总隶于安东都护府。薛仁贵统兵2万,驻屯平壤。

唐朝与新罗也不断交兵。从公元671年到公元676年,史称“七年战争”。唐将设于平壤的安东都护府撤到辽东。新罗统一朝鲜半岛。

据《三国遗事》卷一“辰韩”条:“崔致远云:‘辰韩本燕人避之者,故取涿水之名称所居之邑里。’”

公元918年,王建创立高丽王朝。王建源出周文王之裔王子晋之后。公元926年,辽灭渤海国。高丽接收了逃奔高丽的渤海世子及其族众数万户。公元936年,高丽朝统一朝鲜半岛。

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时期,沿海(主要是山东、浙江一带)民众有不少由海路往朝鲜半岛。

五代时,朝鲜半岛进入短期的“后三国”时期。高丽以重金招徕汉儒。

宋元时期

公元960年,赵宋王朝建立,这是北宋。宋和高丽通使频繁。常有宋商在高丽与当地妇女通婚。高丽有意识地吸收和任用来自中原的文士才子。北宋人周泞随宋商船入高丽,官至礼部尚书。由于海外贸易得到发展,不断有人因经商而在高丽长期居住。在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留,强之终身。”(《宋史》卷四八七,外国三,“高丽”)

公元993年,契丹进攻高丽。高丽与辽议和,奉辽为宗主国。慕容氏在辽东崛起,曾引起大批汉人逃往朝鲜。

公元1010年,辽40万大军东征高丽。

公元1016年,高丽改奉宋朝年号。

公元1022年,高丽复行契丹年号。

公元1115年,金朝建立。高丽经常遣使朝贡金国,金也遣使赴高丽。

还有些宋朝的使臣出使高丽,后因故留居高丽。牟庆在宋钦宗时曾任吏部尚书,1126年出使高丽。汴京被金攻陷后,牟庆留在高丽,被封为牟平君。

公元1127年,宋康王赵构在江南建立南宋王朝。宋与高丽、高丽与金形成三角关系。

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国。1231年,蒙古大军兵临高丽,留下72名达鲁花赤(镇守者),对高丽进行监临统治。到1257年止,蒙古军先后7次征伐高丽。

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以武力与高丽结成朝贡关系。元十一年(高丽元宗15年,公元1274年),高丽世子木甚(一字)与元世祖忽必烈幼女齐国大长公主在元大都成婚,揭开了为时近百年的联婚关系的序幕。不久高丽元宗去世,世子回国即位,为忠烈王。元朝往高丽派驻“达鲁花赤”,管理民政,还派官员70余人监督政务,并派大量军队驻扎高丽各地,是为屯田军、镇边军等。

自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至元惠宗至元六年(1340),元朝11次将罪犯流徙高丽,多在近海岛屿。也有很多蒙古人迁到高丽。

元朝末年爆发以红巾军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山东和辽东很多民众为避战乱迁居高丽。元至正十九年,“辽沈流民二千三百余户来投。”(《高丽史》,卷三九)

明清时期

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高丽第一个与明朝建立藩属关系。明太祖朱元璋遣使去高丽,召回“避寇东来沈阳军民四万余户”(《高丽史》,卷一三六)。

《明史·太祖记》载,洪武五年(1372年),“徙陈理(陈友谅子)、明升(明玉珍子)于高丽。”1373年,元朝焰硝匠商人李元流落到礼成江口,朝鲜著名军事科学家崔茂宣向他学习制造火药的技术。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定云南,徙元宗室梁王家属于济州岛。明文渊阁学士宣允祉奉使高丽,留居宝城,为宝城宣氏始祖。明翰林学士胡克己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以答礼使出使朝鲜,翌年闻中州沦没,乃隐于汉南,其后世以始祖乡贯巴陵为本贯。

公元1392年,李成桂自立为王,次年改国号为朝鲜,1394年迁都汉阳(今首尔)。朝鲜王朝与明朝使节往来频繁,并且互派通晓经史诗文的人出使。中朝贸易更为频繁。

公元1592年,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朝鲜宣祖王向明朝求援。明神宗决定出兵援朝。战争持续7年,中朝联军取得了胜利。有一些流散的士卒留居朝鲜。如曾任都司的施文用,“公疲劳兵间,疾甚不克归,遂留东国,游寓于星、陕之间。”[10]壬辰至丁酉抗倭战争期间,明朝援军达20多万,将帅就有270名,入籍的有浙江施氏、徐氏、片氏、彭氏、刘氏、张氏,上谷麻氏、海州石氏、广州董氏、苏州贾氏等。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7月后,镇江等地辽东汉民逃入朝鲜者十数万。[11]

“天启元年(1621),后金陷辽阳、沈阳,辽民经镇江逃往朝鲜者,达两万之众。”[12]

公元1626年,辽东沦陷后,数十万人逃到朝鲜。[13]

1627年,皇太极出兵3万进攻朝鲜。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皇太极集结12万大军征讨朝鲜。1637年,朝鲜仁祖王投降,朝鲜与清朝建立宗藩关系。清朝曾长时间在朝鲜驻军。双方开展燕行贸易和边市贸易。

明末清初之际,大批明遗民逃往朝鲜,包括明东征将士及其后裔、随凤林大君前往朝鲜的九义士及其后代、从海上漂到朝鲜的漂流人等。

东征将领在战争期间与朝鲜女子结婚,生下的子女多留居朝鲜。明朝灭亡后,有一部分东征将士的后代想方设法到了朝鲜。如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梅皆为东征时的名将,他们的后代有许多留居朝鲜。明朝兵部尚书石星被称为“再造藩邦”的第一功臣,他的长子石潭遵父遗命,奉母经辽东到了朝鲜;石星弟石奎之孙石继祖亦浮海来到朝鲜。他们虽居朝鲜,但始终保持明朝人身份。

朝鲜凤林大君曾作为人质居沈阳,回归之际,带去九位中国壮士,被称为“九义士”,其中有两个进士(黄功、郑先甲)。九义士的后裔成为祭祀明朝的专职人员。

1684年,于京畿道加平郡朝宗岩摹刻明崇祯手迹及有关思明手迹。1831年,九义士后裔王德一等移居于此,建大统庙,祭祀明太祖。[14]

朝鲜学者朴趾源在《热河日记·渡江录》中记载:“今清陷辽,则镇江人民不肯剃头,或投毛文龙,或投我国。”“清军陷沈阳,明熊廷弼部将康世爵昼伏夜行,抵凤凰山,与广守人刘光汉收辽阳散卒共守之。未成,光汉死,世爵亦被十余创。自念中原路绝,不如东出朝鲜,犹得免剃发左衽。······遂渡鸭绿江,历遍关西诸郡,转入会宁,遂娶朝鲜妇,生二子。世爵年八十余卒。子孙繁衍至百余人,而尤同居云。” 为灾难所迫,东渡朝鲜半岛谋生者甚众,以山东籍为多。

1876年,李氏朝鲜最先开放釜山,后相继开放元山、仁川、新义州等。1882年发生“壬午之变”,清朝派三千余士兵由烟台往朝鲜,还有40名商人同行。之后,清朝与朝鲜签订了《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为中国商人大量进入朝鲜提供了便利。许多人留居下来,其中最多的是山东人,占旅韩华侨总数90%以上,其次是来自河北、辽宁、浙江、江苏等的侨民。

近现代

1910年“大韩帝国”被日本吞并,由于日本殖民者的挑拨,不时发生排华事件,华侨人数急剧减少。1927年,在群山、仁川等地发生殴杀华侨的事件。1931年,日本殖民者策动“万宝山事件”,煽动韩国人大肆排华,仅在平壤就有240余名华侨被杀。之后,大批华侨相继回国。

据日本朝鲜总督府统计,到1922年时,旅韩华侨总数达3万多人。主要分布在汉城、仁川等地,在咸镜北道、咸镜南道、平安北道、平安南道也较多。华侨人数最多时约有12万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又有大批华侨回国。到1945年,在韩华侨人数仅剩4万左右。

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先后成立。

1992年,中国和韩国建交。之后,陆续有以探亲名义或缔结跨国婚姻抵韩国而留居下来的。

从姓氏、地名看中国移民

韩国人的姓氏除采用汉字姓氏外,大部分姓氏直接来自于历史上的中国移民,被称为“归化”人,又称“投化”、“向化”。“所谓向化人者,古昔华人之漂到我地因为我民者也。” (《肃宗实录》,卷34,肃宗二十六年)。正如朝鲜学者李重焕所指出的:“自中原流落而为显家者,如温阳之孟、延安之李、骊州之李、南阳之洪、原州之元、海州之吴、宜宁之南、居昌之慎、昌原之黄。”(《地理志》总论)历史上人口迁徙很频繁,或因躲避战乱、通婚、随军驻扎留居、漂海东渡等多种原因。

据各种资料,兹列出部分:

南阳八学士:639年,高句丽营留王年间,南阳八学士洪、魏、吉、徐、房、陆、奇、殷、奉)远渡而来。

延安李氏:660年,唐高宗年间武将李茂跟从唐朝名将苏定方合里攻打百济,被封为延安伯,后世将居住地命名为延安。

金浦公氏:755年,唐朝18学士之一、鲁国王族后裔公允辅入籍。

水原白氏:780年,白宇经入籍,据称为轩辕黄帝的后裔。

旌善李氏:1126年,因避金兵之乱,安南国南平王的三子李阳琨定居广州。

青州史氏:1372年,明朝礼部尚书史鹞与长子重亡命高丽,定居青州。为东国史氏始祖。

苏州贾氏:1592年,明神宗年间位及枢密院使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的贾维纶以苏辽按察使身份援朝;1597年与儿子样一起再领兵救援,在釜山之战中,父子阵亡。样的儿子在办完丧事后,入籍。

遂安桂氏:始祖为明朝礼部侍郎的桂硕逊。

宝城宣氏:明文渊阁学士宣允祉奉使高丽,留居宝城。

巴陵胡氏:明翰林学士胡克己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以答礼使出使朝鲜,翌年闻中州沦没,乃隐于汉南,其后世以始祖乡贯为本贯。

韩氏:“昔周宣王时亦有韩侯,其国也近燕。其后,韩西亦姓韩,为卫满所伐,迁居海中。汪继培签:案韩西盖朝鲜之误。”(王符:《潜夫论》,篇三五《志氏姓》)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定云南,徙元宗室梁王家属于济州岛,“今元、梁、安、姜、对之籍以云南为姓贯” (《东国纲目地理考》济州条)。

有材料表明,林姓人在唐朝末年已到达朝鲜半岛。福建莆田人林蕴五世孙林八及从福建彭城(今惠安东岭一带)渡海,漂泊到新罗,定居于江华湾附近的平泽,称为海东林氏。其子孙后世分衍到汉城、镇川、安东、庆州、釜山、扶安、醴泉等地,已传至40多代,人口达120万之众。宋代,林完从中国大陆迁到高丽,历任礼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15]

壬辰至丁酉抗倭战争期间,明朝援军达20多万,将帅就有270名,入籍的有浙江施氏、徐氏、片氏、彭氏、刘氏、张氏,上谷麻氏、海州石氏、广州董氏、苏州贾氏等。

氏族聚居地往往与先祖所来的地方相关,如从“韩国归化姓氏及其渊源一览表”来看,有:延安车氏、太原鲜于氏、晋州姜氏、固城南氏、咸阳吕氏、安康卢氏、江陵刘氏、广州安氏、曲阜孔氏、青海李氏、苏州贾氏、陕川麻氏、青州史氏、徽州姚氏、淮阳李氏、浙江彭氏、潮州石氏、通州杨氏、济南王氏、新昌孟氏、杭州王氏、大同裴氏、奉化琴氏、海东林氏,等等。贯代表始祖始居地。

韩国地名中有:丹阳、江陵、襄阳、丽水、咸阳、晋州、陕川、镇海、梁山、泰安、广州、安城、洪城、黄山、安东,等等,这些地名也许与先祖的来历有关。

中国名人的后裔移民

中国历代移民朝鲜半岛者无数,其中有许多中国名人的后裔,如:

孔子52世孙(有说53、54世)孔昭(被封为卫灵公的孔浣次子),1349年,以翰林学士的身份随鲁卫公女大长公主至高丽,其妻室也一同前往。孔昭定居在水原,仿照曲阜孔子故里建造阕里祠。其后裔孔橡麟官至大司寇。孔明烈编有《东国阕里志》二卷。

孟子40世孙、唐朝五经博士孟承训,888年为传播儒教而来。第51世孙孟羲被认为是新昌孟氏始祖。

汉高祖刘邦41世孙刘筌,1082年入籍。汉灵帝三世孙原居韩国,后来和其子一起率众移居日本。

董仲舒43世孙董承宣作为明朝接慰使于高丽末期定居于荣州。

诸葛孔明20世孙诸葛公巡,于新罗与德王年间(826—836年)入籍,于高丽高宗年间,其33世孙诸葛泓、诸葛滢兄弟分为诸氏和葛氏。

朱熹曾孙朱瓒,1224年率七学士来到罗州,在绫州定居。他在当地宣讲理学,影响甚大。朱子学成为朝鲜时期的统治学说,朱瓒亦有贡献。

岳飞7世孙李之兰,为李成桂建立李朝立了功。

文天祥之17世孙文可尚移居韩国。他作诗曰:“流落腥尘万事非,圣朝文物梦依稀;江南庾信平生恨,塞北苏郎几日归。三十年来风异响,八千里外月同归;华音已变嬗裘弊,谁识山东旧布衣。”[16]

还有不少明朝抗倭援朝将领及其后裔,在各个领域为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在韩国的史书、地方志、文集、族谱、实录、档案中有大量记载。

中国和朝鲜半岛在数千年来的交往中,人员往来频繁,互相移民(从朝鲜半岛到中国的移民当另文论述)。从中国到朝鲜半岛的移民,不管最初是由于什么原因,在历史的发展中,他们逐渐融入了当地社会,但也保留了许多历史的痕迹。应该承认,这是历史的事实,值得好好总结。

 

参考文献

[1] 牟元王圭(一字).韩国姓氏源流考[A].黄时鉴主编.韩国传统文化·历史卷[C].学苑出版社,2000. 12.

[2]四部丛刊[Z].初编本,页四下.

[3]中外交通史籍丛刊[Z].陆峻岭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二.

[4] 扫叶山房.百子全书[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5] 世界书局.诸子集成[Z].北京,中华书局重印,1986. 187.

[6] 平壤,朝鲜社会科学院刊本,517、520页,1959. 转引自王廷.圣王肇业——韩日中交涉史考[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54.

[7] 苑利.朝鲜半岛南方文化与中国长江下游百越文化的关系问题[A].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第四届赴韩中国学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4;苑利.韩民族文化源流[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8]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88.

[9] 范文澜.中国通史[M] .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120.

[10]风泉集·明村公实录[A]. 朝宗岩文献录续集[Z]. 370页.

[11] 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M] . 第一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205.

[12]明熹宗实录[Z]. 第十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 543.

[13]《明代满蒙史料》[Z]. 满洲编六,日本京都大学校明实录辑,541-542页.

[14] 孙卫国.试论明遗民之东去朝鲜及其后裔世代对明朝之怀思[A].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C]. 第十辑,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15] 陈建魁,王大良.林姓[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284.

[16]小华外史[Z].卷十《避地东来诸人》,“文可尚”,下册,280页.

 

 [原载《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