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高宝玉在哪个监狱: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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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译文如下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向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①
(1956年2月25日)
同志们!
党的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大会代表的许多发言以及过去几次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都就个人崇拜及其有害后果谈了不少意见。
斯大林去世后，党的中央委员会严格地、一贯地奉行这样的方针，即：讲清决不容许那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对个人的吹捧，决不容许把他变成像神灵一样的具有超自然品质的某种超人。这个人俨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替所有人思考；他的一举一动永远正确。
关于一个人、具体地说就是关于斯大林的这种概念，在我国已经灌输了许多年。
这篇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与活动作出全面的评价。有关斯大林的功绩，早
在他生前即有人撰写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小册子和著作。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是尽人皆知。人人都很清楚。
现在要说的是对于党的今天和明天都有着巨大意义的问题，即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
逐步形成的，这种个人崇拜在一定的阶段成了对于党的原则、党内民主、革命法制的许多的极其严重的巨大的歪曲的根源。
鉴于并非人人都清楚个人崇拜在实际的生活中曾引起了怎样的后果，而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将毫无限制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又已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汇报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
首先，请允许我提请大家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如何严厉谴责任何个人崇拜的表现的。
马克思在致德国政治活动家威廉•布洛斯②的信中说：
“……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就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们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屏弃章程中的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③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④
此后不久，恩格斯写道：
“马克思和我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⑤
革命天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极其谦虚已是众所周知。列宁总是强调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强调党这一充满生机的独立机构的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强调中央委员会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工人阶级领导人在领导工人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列宁在十分重视群众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的同时，对任何个人崇拜的表现进行了无情的谴责，并且同那种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关于“英雄”和“芸芸众生”的社会革命党人观念，将“英雄”同群众、人民对立起来的企图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列宁教导说，党的力量就在于它同群众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于人民——工人、农民的知识分子都跟着党走。列宁说：“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
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⑥
列宁自豪地谈到作为人民的领袖和导师的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党，他呼吁将一切最重要问题交给觉悟工人评判、交给自己的党评判；他说：“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作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⑦
列宁坚决反对任何贬低或者削弱党在苏维埃国家制度中的领导作用的企图。他制定了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并强调指出，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集体制。列宁早在革命前就把党的中央委员会称作领导人的集体，称作党的原则的维护者和解释者，列宁指出：“党的原则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是由中央委员会来维护和解释的。”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强调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它的权威。他指出：“我们中央委员会已经成为一个严格集中的和威信很高的集体……”⑨
列宁在世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真正体现了对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列宁作为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在原则问题上始终寸土不让，却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一起共事的同志。他循循善诱，耐心地向他人解释自己的意见。列宁对于贯彻党内生活准则、遵守党章、及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始终是密切注意的。
弗•伊•列宁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胜利、为了我党的胜利以及实践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作出了伟大的贡献，除此而外，他的原则性也表现在及时察觉了斯大林身上那些以后带来严重后果的不良品质，弗•伊•列宁怀着对党和苏维埃国家今后命运的忧虑，对斯大林作了完全正确的鉴定，并且指出应当考虑把斯大林从总书记岗位上拉下来调任其他工作的问题，理由是斯大林过于粗暴，对同志不够关切，任性和滥用权力。
1922年12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给下次党代表大会的信中写道：
“斯大林当了总书记后，手中握有无限的权力，我对于他是否能够总是相当谨慎的使用这一权力没有把握。”
这封信(在党的历史上以《列宁遗训》著称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B10)已经散发给出席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各位代表。大家都读过了，可能还会不只一次地去读。请大家深入思考一下列宁那番朴实无华的话语吧，其中体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对以后党的政策的方向的关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B11
列宁的这封信曾在出席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宣读，大家讨论了将斯大林调离总书记职务的问题。各代表团主张让斯大林继续留任该职，想的是他会考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批评意见并改正自己身上那些使列宁十分担心的缺点。
同志们!必须向党代表大会通报两份新文献，它们可以补充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遗
嘱》中对斯大林所作的鉴定。
这两份文献是纳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致当时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弗米拉尔•伊里奇致斯大林的私人信件。
下面我就宣读这两封信。
一、 纳•康•克鲁普斯卡娅的信
“列夫•波里瑟奇：
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对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事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我求助于您和格里戈里B12，你们都是弗•伊•较为亲密的同志，请设法保护我，不让人粗暴干涉私人生活，无端辱骂和威胁，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既没有精力又没有时间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一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娜•克鲁普斯卡娅”
娜捷施达•克鲁普斯卡娅的这封信写于1922年12年23日。两个半月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于1923年3月给斯大林去了如下这封信：
二、 弗•伊•列宁的信
“致斯大林同志。
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场内骚动)
顺致敬意!
列 宁
1923年3月5日 B13”
同志们!我不打算对这两封信加以评论了。它们本身就是有力的说明。既然斯大林在列宁生前就能有这样的举动，就能这样对待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党对她十分了解，并且把她作为列宁的忠实朋友和自我党成立之日起为党的事业奋斗的积极战士予以高度的评价，既然如此，那么就可以想象斯大林对其他工作人员是什么态度了。他的这些不良品质日益发展，到了晚年已经到了令人完全无法容忍的地步。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列宁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起初还尊重他的指示，而后来就开始不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严肃的警告了。
如果分析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实践，深入思考斯大林所搞的那一切，就会确信列宁的担心多么有道理。斯大林身上的缺点在列宁生前尚处于萌芽状态，近年来即发展成为斯大林严重的滥用权力行为，这给我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和正确分析这个问题，为的是不致再度发生与斯大林生前所作所为相类似的事情，斯大林对于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制根本无法容忍，他不仅对与他发生矛盾的一切、而且对由于他的任性和专制他觉得与他的观点相抵触的一切，都施加了残忍的暴力。他不是劝说，解释，对人们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而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意见。谁要对此进行抵制或者力图证实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正确性，他就注定要被逐出领导集体，并随即遭到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毁灭。这一点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的那个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许多正直的、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杰出活动家和普通工作人员成了斯大林专横暴虐的受害者。
应当说，党进行了反对 托洛茨基分子、右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重大斗争，从思想上粉碎了一切列宁主义的敌人。这场思想斗争进行得很顺利，党在斗争过程中变得更加坚强，
经受了锻炼。斯大林在这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党同自己队伍中那些反对列宁主义的原理的人、同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进行了重大的思想政治斗争。这是一场顽强、艰苦、却必不可少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导致向国际资产阶级投降。
试想一想，1928至1929年间我们党内如果让右倾政治路线、让指靠所谓“印花布工业化”
和指靠富农等等的做法占了上风，那会是什么下场。那样一来，我们就不会有强大的重工
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就会在资本主义的包围面前解除武装，束手无策。
正因如此，党在思想阵地上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向全体党员和非党群众阐明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行动的害处和危险之所在。这一阐明党的路线的庞大工作结出了硕果：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都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党内压倒多数的人都拥护列宁主义路线，党得以把劳动者激励和组织起来，去贯彻党的列宁主义路线，去建设社会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等的斗争中，也没有对他们采取极端的镇压措施。斗争是在思想基础上进行的。然而事隔数年之后，当社会主义已在我国基本建成，剥削阶级已基本消灭，苏联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敌对的党派、政治派别和团体的社会基础大大削弱，当党在思想上的敌人早已从政治上被彻底粉碎时，却开始了对他们的镇压。
正是在这段时间内(1935-1937-1938年)按照国家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首先针对早已在政治上被打垮的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然后矛头又指向了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指向党的干部，这些人曾经亲身经历了国内战争，经历了工业化和集体化最困难的头几年，并积极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维护党的列宁主义路线的斗争。
斯大林提出了“人民敌人”的概念。这个术语一出，马上就无需去证明争论的另一方思想上的错误了，因为有了这个术语，任何一个在某方面与斯大林意见相左的人，任何一个仅仅被怀疑有敌对意图的人，任何一个纯属受到诬陷的人，都可能受到最残酷的镇压，从而破坏了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这个“人民敌人”的概念实际上已经取消和排除了进行某种思想斗争或者甚至就某个实际问题发表个人意见的可能性。与现代法学的一切准则相反，主要的和实际上唯一的罪证便是被告本人的“供词”，而且后来的复查表明，这种口供是通过对被告采用肉刑而得到的。
这样做的结果，是对革命法制的令人发指的违反，是许多过去拥护党的路线的纯属无辜的人惨遭迫害。
应当指出，即使是对于那些过去曾经反对过党的路线的人，也往往并无足够的重大理由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为了证明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确有根据，便提出了“人民敌人”的说法。
许多被宣布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并且后来被除掉的人，在弗•伊•列宁生前还同列宁共过事呢。他们中间有些人在列宁生前就曾犯过错误，然而尽管如此，列宁仍然在工作中使用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尽量让他们留在党内，带领他们前进。
说到这里，有必要让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了解一下未曾发表的弗•伊•列宁于1920年10月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一张便笺B14。在确定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时列宁写道，必须把这个委员会变成真正的“体现党和无产阶级的公正的机构。”
“建议监察委员会承担一项特殊任务：对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心理上的危机的所谓反对派的人们分别加以关心，甚至往往要象医治病人那样对待他们。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能用命令方式)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就此向中央组织局提出建议和意见等等。”B15
众所周知，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敌人、对于背离党的正确路线的人采取了怎样毫不妥协的态度。与此同时，从以上宣读的文献、从他领导党的全部实践中可以看出，列宁要求对于那些曾经表现出动摇不定、背离党的路线、但是还可以使之回到党性道路上来的人，采取十分关心的党性的态度。列宁建议对这些人进行耐心的教育，不要采取极端的手段。
这里表现出了列宁在对人的处理、在进行干部工作中的英明。
斯大林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斯大林同列宁的如下特点格格不入，即：对人进行耐心的工作，坚持不懈、耐心细致地教育他们，善于通过由整个集体从坚持思想原则立场出发对人施加影响、而不是通过强制的办法率领人们前进。斯大林抛弃了列宁的说服教育方法，从思想斗争的立场转而走上行政压制的道路、大规模镇压的道路、恐怖的道路。他愈来愈广泛和顽固地通过惩罚机关采取行动，这样就往往违反了一切现存的道德准则和苏联法律。
一个人的恣意妄为鼓励和纵容了其他人的恣意妄为。对千千万万人的大规模逮捕和流放、未经审判和正常的侦查就判处死刑，这使人们产生了不信任感，引起恐惧甚至愤恨。
这当然不会有助于党的队伍的团结、各阶层劳动人民的团结恰恰相反，其结果是除掉斯大林所不中意的正直的工作人员，将其开除出党。
我党曾为贯彻实施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而斗争。这是一场思想斗争。假如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列宁的态度，善于将党的原则性和对人们关心体贴的态度结合起来，表现出不是把人们推开、抛弃而是把他们吸引过来的愿望，那么我们大概就不会如此粗暴地破坏革命法制，不会对千千万万的人使用恐怖手段了。那么就会只对那些真正犯有危害苏维埃制度罪行的人采取极端措施了。
我们来看看某些历史事实吧。
十月革命前，两名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计划。不仅如此，10月18日他们在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上发表了自己关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准备起义和他们认为起义是冒险行动的声明。这样一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在敌人面前公开了中央委员会关于起义、关于在最近组织这场起义的决定。
这是对党的事业的背叛，对革命事业的背叛。弗•伊• 列宁就此事写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向罗将柯和克伦斯基泄露了自己党在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B16他向中央提出了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除出党的问题。
然而众所周知，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列宁吸引他们执行极其重要的党的任务并让他们在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中积极工作。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列宁生前还犯了不少其他重大的错误。列宁在“遗训”中警告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B17
再以托洛茨基分子为例。在过了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之后的今天来谈论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我们完全可以平心静气、相当客观地对这件事情进行分析了。托洛茨基周围的人根本就不是资产阶级出身的嘛。他们一部分是党的知识分子，而有一部分是工人出身。可以举出一大堆人的名字，他们曾经加入过托洛茨基分子的行列，他们也曾积极地参加过革命前的工人运动以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积极参加过巩固这场伟大革命的成果的斗争。其中许多人已同托洛茨基主义决裂，转到了列宁主义的立场上。难道非要把这些人从肉体上消灭不可吗?我们深信，假使列宁健在，是不会对其中许多人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的。
以上只不过是一些历史事实。然而难道能够说列宁在确实需要对革命的敌人采取最无情的措施时缩手缩脚吗?谁也不能这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对于革命和工人阶级的敌人进行无情的镇压，一旦有此必要，他就毫不宽容地采取这种措施。只要回想一下弗•伊•列宁1918年同社会革命党反苏维埃暴动策划者的斗争、同反革命富农等的斗争就可以知道，当时列宁毫不动摇地对敌人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不过列宁用这种措施去对付的是真正的阶级敌人，而不是用来对付那些犯过错误、一度误入歧途、可以通过思想感化率领他们前进甚至把他们留在领导岗位上的人。
列宁是在极端必要的场合，当存在着疯狂反对革命的剥削阶级、当斗争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必然采取包括内战在内的极其尖锐的形式时，才采取严厉的措施的。而斯大林采取最极端的措施、搞大规模镇压时，革命已经胜利，苏维埃国家已经巩固，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民经济各部门已经确立起社会主义关系，我党政治上已很坚强，它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已经经受了锻炼。十分清楚，这里斯大林在许多场合都表现出不容异见、粗暴和滥用权力。
他不是去证明自己政治上正确无误，不是去动员群众，而是往往大搞镇压和肉体消灭，矛头不仅对准真正的敌人，而且对准那些并没有犯下反党和反苏维埃罪行的人。这里根本谈不上英明，有的只是粗暴力量的表现，那也正是弗•伊• 列宁当年最不放心的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揭露贝利亚B18匪帮之后，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了该匪帮伪造的
许多案件。审查中暴露出与斯大林的错误行为有关的粗暴的恣意妄为的不堪入目的情景。事实表明，斯大林利用手中的无限权力，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干了不少滥用权力的事情，他不征求中央委员的意见，甚至不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斯大林个人就党和国家十分重要的问题作出的决定，经常不让这些人晓得。
* * *
在分析个人崇拜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个人崇拜给我党的利益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历来强调党在领导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和意义，认为这是我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条件。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党作为苏维埃国家执政党的重大责任，他号召极其严格地遵守党内生活的一切准则，号召实行对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原则。
集体领导是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我党的本质所决定的。列宁说：“这就是说，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成员、所有的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B19
大家知道，列宁本人就是最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典范。凡是遇到重要问题，列宁都要同大多数中央委员或者中央政治局委员商量，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再作出决定，从来不搞独断专行。
在我党和我国最困难的时期，列宁认为必须定期举行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党的中央全会，讨论一切重大问题并做出业经领导集体全面研究的决定。
例如，可以回想一下我国面临帝国主义干涉者入侵威胁的1918年。在这种条件下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讨论极其重要的刻不容缓的问题——和约问题。1919年国内战争如火
如荼，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新党纲，并就诸如对基本农民群众的态度、红
军建设、党在苏维埃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改善党的社会构成之类的重要问题作出了决定。1920
年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党和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任务。1921年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和《关于党的统一》这一历史性决议。
列宁生前的党代表大会都是定期召开的，每当党和国家发展的急剧转折关头，列宁都认为首先必须由党就内外政策、党和国家建设的根本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列宁把他最后的文章、信件和札记交给了党代表大会这一党的最高机关。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中央委员会作为具有高度权威的领导集体开展工作，它严格遵守党的原则，贯彻党的政策。
这是列宁生前的情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之后，是否遵循了这些对我党说来堪称神圣的列宁主义原则呢? 列宁刚刚逝世的那几年，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还大体上定期召开，后来，斯大林愈来愈滥用权力，这些原则就受到了粗暴的违反。这点在他一生的最后15年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相隔了30多年，在此期间我党和我国发生了这么多大事，这一事实难道能够说是正常的吗?这些大事迫切要求党就卫国战争条件下的国防问题和战后时期的和平建设问题作出决定，甚至在战后，也是7年多的时间没有开过一次代表大会。
中央全会几乎没有开过。只需说说下面这点就够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实际上没有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诚然，1941年10月曾有过召开中央全会的打算B20，当时专门把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从全国各地召至莫斯科。他们等了两天，全会却未能如期召开。斯大林甚至不想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见面和谈话。这件事说明斯大林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是何等地沮丧，说明他对中央委员又是何等地高傲和轻慢。
从这种做法可以看出，斯大林无视党内生活准则，践踏列宁的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斯大林对党、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更是暴露无遗。
中央委员会掌握了许多足以证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粗暴地恣意妄为的事实，成立了中央主席团下设的党的专案组B21，责成该组仔细弄清怎么能够对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实行大规模镇压的问题。
专案组查阅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大量材料和其他文件，确认了许许多多对共产党员制造假案、提供伪证、触目惊心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因而导致无辜者死于非命的事实。现已查明，1937-1938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实际上从来就不是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他们其实始终是正直的共产党员，然而却横遭诬陷，有的因经不住野蛮拷打，自己给自己加上了(按照制造假案的侦查员的口述)无奇不有的严重的、不可思议的罪名。该专案组向中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和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进行大规模镇压的证据确凿的长篇材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已经研究过这份材料。
现已查明，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39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7人被逮捕和处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间)，即占70%。(场内激愤)
十七大代表的情况如何呢?众所周知，十七大80%有表决权的代表都是在从事地下革命斗争时期和内战时期入党的，也就是1920年以前入党的。论社会地位，大会代表的主要成分是工人(占有表决权的代表的60%)。
因此，这种人员构成的代表大会居然选举产生了一个大多数为党的敌人的中央委员会，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了。只是由于正直的共产党员受到诬陷、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纯属捏造、革命法制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70%由十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才被宣布为
党和人民的敌人。
遭此厄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而且还有十七大的大多数代表，在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反革命罪而被捕的人大大超过一半，为1108人。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参加十七次党代会、现已查明占了大多数的代表所受到的反革命罪的指控是多么地荒唐、离奇，完全不合理智。(场内激愤)
这里需要提醒一下，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以胜利者的大会载入史册的。当选大会代表的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积极的建设者，其中许多人曾在革命前的地下活动中和内战的前线为党的事业进行了忘我的斗争，他们勇敢地同敌人搏斗，不止一次地视死如归，面不改色。怎么能够相信这样一些人竟然在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政治上已被粉碎、社会主义建设业已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充当起“两面派”，投入社会主义敌人的营垒呢?
这是斯大林滥用权力的结果，他开始对党的干部搞大规模的恐怖了。
为什么在党的十七大之后，针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镇压变本加厉了呢?因为斯大林当时已经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他已经根本不把中央委员会和党放在眼里了。如果说他在十七大以前还能听听集体的意见的话，那么当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在政治上已被彻底粉碎，由于这一斗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实现了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时，斯大林就愈来愈不把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放在眼里了。斯大林认为现在他自己就可以决定一切事情，其他人对他只能起统计员的作用，他使其他人全部处于一种只能听从他和颂扬他的地位。
谢•米•基洛夫遇刺以后，大规模镇压和粗暴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就开始了。1934年12月1日，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未经政治局决定，两天之后才以分别征求意见的方式签署)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叶努基泽B22签发了下列决定：B23：
“一、侦查机关必须以加速方式审理因策划或实施恐怖行动而受到起诉的案件：
二、审判机关不得因此类犯人要求赦免的上诉而延误极刑的判决，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此类上诉均不得予以考虑；
三、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在上述类别的犯人被判极刑时必须在判决后立即执行。”
这一决定成了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依据。在制造出来的许多假案中，被告被加上了“策划”恐怖行动的罪名，这就剥夺了对被告复查他们的案件的任何机会，即使他们在法庭上否认了自己被迫说出的“供词”并令人信服地推翻了对他们的指控，也无济于事。
应当说，同基洛夫同志遇剌有关的情况中，至今仍有许多令人费解和莫名其妙的地方，需要进行最仔细的调查。有理由认为，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B24曾经受到负责保护基洛夫安全的人员中什么人的帮助。在刺杀的一个半月以前，尼古拉耶夫曾因行为可疑而被捕，但是放掉了，甚至没有对他进行过搜查。最令人生疑的是，1934年12月2日基洛夫的贴身警卫被带去审问时，他却因“车祸”死亡，而陪同人员无一受伤。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均被撤职和受到很轻的处罚，然而却在1937年被处决了。不妨认为，处决他们是为了销毁策划刺杀基洛夫者的罪证。(场内骚动)
1936年年底起，大规模镇压急剧升级，那是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B25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B26、莫洛托夫B27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发了一封电报之后的事情，电文中说：
“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B28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是绝对必要和十分迫切的事情。亚戈达B29显然不能胜任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集团的任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件事情上耽误了4年。全体党务工作者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多数州级机关都是这个看法。”这里应顺便指出，斯大林并未会见过党务工作者，因此不可能了解他们的意见。
斯大林这项关于“人民委员部”在搞大规模镇压方面“耽误了4年”、必须尽快“补上”失去的时间的指令，直接怂恿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去搞大规模的镇压和枪决。
必须指出，这一指令也强加给了1937年联共(布)中央二月—三月全会。全会就叶若夫题为《日本--德国--托洛茨基代理人暗害活动、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的教训》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说：
“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在对反苏托洛茨基中心及其在各地的追随者的案件进行侦查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最新事实表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揭露这些极其凶恶的人民敌人的问题上至少耽误了4年。”
当时的大规模镇压是在同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旗号下进行的。当时托洛茨基分子真的对于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有那么危险吗?这里应该提醒一下，1927年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夕，赞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只有4000人，而赞成党的路线的为724000人。从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至中央二月一三月全会的10年间，托洛茨基主义已被彻底粉碎，许多原先的托洛茨基分子都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观点，正在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工作。显然，在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情况下搞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恐怖是没有理由的。
斯大林在1937年二月一三月全会上所作的题为《关于党的工作缺点及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两面派的措施》的报告中，试图以随着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必定愈来愈尖锐为借口来给大规模镇压提供理论根据。斯大林还断言，这是历史的教导，这是列宁的教导。
实际上列宁曾经指出，使用革命的暴力是由于必须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才引起的，而且列宁的这番指示是针对那个剥削阶级依然存在而且相当强大的时期而发的。国内的政治形势刚刚好转、红军刚刚攻占罗斯托夫并取得对邓尼金的主要胜利，列宁就指示捷尔任斯基取消大规模恐怖行动，取消死刑。列宁1920年2月2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中是这样来论证苏维埃政权的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
“我们实行恐怖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逼出来的，因为称霸世界的强国不顾一切地派遣大批军队向我们扑来。假如我们对军官们和白卫军的这些行动不予以无情的回击，那我们连两天都不能支持，这也就叫作恐怖，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逼出来的。在刚刚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在收复罗斯托夫以后，我们立刻取消了死刑，从而表明我们是按照我们所许诺过的那样来对待我们的纲领的。我们说，使用暴力是为了要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这个问题一解决，我们就不再使用任何非常措施。我们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B30
斯大林背离了列宁的这一直截了当的明确的纲领性指示。在我国已经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而且没有什么重要理由采取大规模非常措施、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时候，斯大林让党、让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搞起了大规模恐怖。
这一恐怖行动事实上并非针对业已打垮的剥削阶级的余孽，而是针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干部，给他们加上了伪造的、诽谤性的和荒唐的罪名，指控他们有“两面派”、“间谍”和“暗害”行为，策划什么杜撰出来的“行刺”等等。
在中央二--三月全会(1937年)上，许多中央委员在发言中实际上对于以同“两面派”作斗争为借口的大规模镇压方针是否正确表示了怀疑。
这种怀疑在波斯特舍夫同志B31的发言中表现得最明显。他说：
“我原来认为：经过了那么激烈的斗争年代，腐化堕落的共产党员已经脱离革命或者投入敌人陈营，思想健全的党员是在为党的事业而斗争。那是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时期。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卡尔波夫B32及其同伙在经历了暴风骤雨的年代之后竟会投向敌人的阵营(卡尔波夫是波斯特舍夫很了解的乌克兰共产党干部)。可是根据证词，卡尔波夫1934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拉过去了。我个人认为，一个经历了为党的事业、为社会主义同敌人进行激烈斗争的漫长道路的好端端的党员，居然在1934年投入敌人的营垒，简直不可思议。我不相信会有这事……我无法想象，怎么能够同党度过难艰岁月而后又在1934年去投靠托洛茨基分子。这很奇怪……”(场内骚动)
潜入国家安全机关的奸细以及无耻的野心家利用斯大林所谓社会主义愈临近敌人就愈多的观点，利用中央二--三月全会就叶若夫报告通过的决议，以党的旗号来掩盖针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干部、针对普通苏联公民的大规模恐怖手段。1937年因反革命罪名被捕的犯人数目相当于1936年的10倍!由此可见一斑。
大家知道，在对待党的领导干部方面也是粗暴地恣意妄为。十七大所通过的党章是基于列宁在十大期间的指示制定的，党章规定，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采取开除党籍这样的极端措施，“必须召开有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参加的中央全会”，只有这种党的负责干部全体会议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必须这样做时，才能将中央委员或者候补中央委员开除出党。
大多数由十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在1937-1938年被捕，他们被开除出党是非法的，是对党章的粗暴践踏，因为开除他们的问题并未提交中央全会讨论。
现在，对某些这种臆造的“间谍”和“暗害分子”的案件进行了侦查，已查明这些案件是伪造的。许多被指控从事敌对活动的被捕者的供词，是通过残酷的惨无人道的拷打得到的。
据当时的政治局委员说，许多受诬陷的政治活动家曾经否认自己在军事法庭上的供词并要求客观地对他们的案件进行侦查，当时斯大林却不把他们的申诉分送政治局委员。这样的申诉不少，斯大林无疑是看到了这些申诉。
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向代表大会报告许多针对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的假“案”的情况。
可以用来说明卑鄙的反间行为、恶毒的伪造和罪恶的践踏革命法制的例子，是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之一、1905年入党的埃赫同志B33一案。(场内骚动)
埃赫同志于1938年4月28日因有人诬陷而被捕，逮捕未经苏联总检察长批准，直到被捕的15个月之后才得到总检察长批准。
对埃赫案件的侦查是在极其粗暴地歪曲苏联法制、恣意妄为和伪造的情况下进行的。
埃赫在严刑拷打下被迫在侦查员事先写好的审判记录上签字，记录中指控他本人和许多著名党和国家干部曾进行反苏活动。
1939年10月1日，埃赫递上了一份致斯大林的申诉书，他在申诉书中断然否认自己有罪，并要求对他的案件进行审查。他的申诉书中写道：“再没有比在我始终为之奋斗的制度下坐牢更加痛苦的了。”
1939年10月27日埃赫致斯大林的第二份申诉书保存下来了，他在申诉书中以事实为依据，有力地驳斥了加在他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并说明这些挑衅性的指控一方面系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所为，他作为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曾经批准逮捕他们，这些人勾结起来对他进行报复，另一方面，也是侦查员对虚构的材料进行卑劣伪造的结果。
埃赫在申诉书中写道：
“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对我的案件的侦查业已终结，并让我有机会看了侦查材料。我要是有罪，我要是对加在我头上的罪行中的任何一条负有1%的罪责，我就没有勇气向您作这个临死前的申诉了，不过我没有犯过任何一条指控我曾犯的罪行，我的灵魂绝没有任何一个污点。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在您面前讲过半句假话，在将死未死的此刻我也不会对您撒谎。我的全部案件就是挑拨、诽谤和违反革命法制起码原则的一个典型事例……
…… 我的侦查案卷中那些揭发我的证词不但荒诞离奇，而且包含了许多对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诽谤，因为并非由我倡议、我也未曾参与的那些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所通过的正确决定，都被说成是在我提议下进行的反革命组织的破坏活动……
现在我来谈谈自己一生中最可耻的一页，谈谈我对党和对您犯下的真正的重大罪过。这就是我关于反革命活动的供词
…… 情况是这样的：我受不了乌沙科夫和尼古拉耶夫B34对我的折磨，特别是乌沙科夫，他巧妙地利用我被打断的肋骨还没长好这一点，使我疼得无法忍受，逼迫我诬陷自己和别人。
我的大部分供词都是乌沙科夫提示或者口授的，其余部分是我凭记忆抄写内务人员委员部关于西西伯利亚的材料，再把内务人民委员部材料中引用的全部事实都加到自己身上。如果乌沙科夫编造并由我签字的神话中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他们就逼迫我在另外一份供词上签字。对鲁希莫维奇B35的揭发就是如此，起初把他算作后备总站的，后来什么也没有对我说，就把他划掉了，对于据说是1935年由布哈林创立的后备总部的主席也是如此。起初我把自己写上，后来他们让我写成梅日劳克B36，此外还有多处……
…… 我请求您、恳求您下令补充调查我的案件，这并不是为了我自己能得到宽恕，而是为了揭露卑劣的、像毒蛇一样缠在许多人身上的反间行为，其中也有由于我的意志薄弱和罪恶的诽谤造成的反间行为。我从未背叛过您，从未背叛过党。我知道，我是由于那些中伤我的党和人民的敌人的卑鄙手段才走向刑场的。”(埃赫案卷，第1册，一封)。
看来，如此重要的申诉一定是经过党中央讨论的。可是没有讨论过，申诉书交给了贝利亚，于是对于受诬陷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同志的残酷迫害仍在继续。
1940年2月2日，埃赫被交付法庭审判。埃赫在审判中没有认罪，并作了如下的声明：
“在我的全部所谓供词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我被迫签上的名字除外。我是在侦查员的压力下写出供词的，他从我被捕之初就毒打我。此后我就开始写一些荒唐的东西……
对我说来最重要的是，向法庭、向党、向斯大林说明我无罪。我从未参与过任何阴谋。我在
整个工作过程中始终相信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临死也仍然抱着这个信念。”(埃赫案卷，
第1册。)
2月4日，埃赫被处决。(场内激愤)现在已经无庸置辩地查明，埃赫一案纯属假案，已经为他死后恢复名誉。
政治局候补委员鲁祖塔克同志B37在法庭上完全否认了被迫写出的供词，他于1905年入党，曾在沙皇时代服苦役10年。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有鲁祖塔克的如下申述：
“…… 他对法庭的唯一要求是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报告：内务人员委员部机关内还有一个尚未根除的脓疮，这个脓疮人为地制造假案，逼迫清白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对起诉的情况不予核查，也不给任何机会去证明自己同各色人等某些证词中提出的罪行毫无瓜葛。审讯的方法是迫使你凭空捏造并诬陷清白无辜的人们，更不用说受审者本人了。他要求法庭准许他把这一切写下来交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他向法庭保证说他本人对我党的政策从来不抱任何恶意，因为他始终完全赞同党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各个领域奉行的全部政策。”
鲁祖塔克的这一申诉无人理睬，尽管众所周知，鲁祖塔克当时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而该委员会是按照列宁的想法为了进行争取党的统一的斗争而成立的。这个具有高度权威的机关的主任却成了残酷专横的牺牲品：甚至没有召他到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不愿同他谈话。他在20分钟内就被定罪并且处决了。(场内激愤)
1955年所进行的详细复查判明，对鲁祖塔克提出起诉的案件是一起假案，对他的定罪依据的是诽谤性材料。鲁祖塔克已在死后恢复了名誉。
原内务人民委员部是怎样人为地(以反间的方法)制造出各种“反苏总部”和“集团”的，从1906年入党的罗森布吕姆同志的供词中可见一斑，他是1937年遭到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局逮捕的。
1955年复查科马罗夫B38案件时，罗森布吕姆说出了以下事实：罗林布吕姆1937年被捕后即受到严刑拷打，拷打中强迫他说出有关他本人和其他人的假供词。后来把他带到扎科夫斯基B39的办公室，扎科夫斯基表示可以释放他，但条件是他必须在法庭上给内务人民委员部1937年炮制的“列宁格勒暗害活动、间谍活动、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总部案”提供伪证。(场内骚动)扎科夫斯基极其厚颜无耻地向罗森布吕姆和盘托出人为制造莫须有的“反苏阴谋”的卑鄙“手段”。
罗森布吕姆说：
“为了直观起见，扎科夫斯基在我面前打开了这个总部及其分支机构的几种假定的系统图。扎科夫斯基让我看了这些系统图后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筹划这个总部的案件，而且将进行公开审判。总部的领导人将要交法庭审判，共有4-5人；丘托夫B40、乌加罗夫B41、斯莫罗金B42、波泽恩B43、沙波什尼科娃B44(丘多夫之妻)等，每个分部有2-3人……
…… 列宁格勒总部案件要搞得无懈可击。这里证人起决定性作用。证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是从前的)和党龄也有着非同小可的作用。
扎科夫斯基说：‘你自己一点也不用去虚构。内务人民委员部给你编好现成的关于每个分部的提纲，你的任务就是把它背下来，牢牢记住法庭上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和答案。这起案子要准备4-5个月，甚至半年。所有这段时间你都要好好准备，以免把审讯搞砸，使你自己难堪。审判的过程和结局直接关系到你今后的命运。你要是怯场，弄虚作假，就只好自作自受了。你要是能挺住，那就能保住脑袋，公家管你一辈子的吃穿。’”(科马罗夫一案复查材
料，个人案卷60-69页)
这就是当时所干的卑鄙勾当!(场内骚动)
地方上更是制造假案成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内务人民委员局“揭出”了所谓的“乌拉尔叛乱司令部——右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教徒集团机关”，据说是由斯
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书记、联共(布)中央委员、1914年入党的卡巴科夫B45领导的。
按照当时的审讯材料，几乎所有的边疆区、州和共和国都有所谓广设分支机构的“右派托洛
茨基分子、间谍和恐怖分子、破坏与暗害分子的组织和总部”，而且这些“组织”和“总部
”不知为什么照例都是以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的第一书记为首的。
(场内骚动)
由于骇人听闻地制造类似假案，由于相信各种诬陷性的“证词”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被迫诬告，成千上万正直的清白无辜的共产党员不幸遇害。用同样的方式炮制了针对著名党和国务活动家柯秀尔B46、丘巴尔B47、波斯特舍夫、科诺列夫B48等人的“案件”。
当时毫无根据的镇压是大规模地进行的，其结果是党在干部方面遭到极大损失。
形成了一种恶劣的作法，即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拟定其案件由军事法庭审理的人员名单，事先
就定好了这些人的判刑轻重。这些名单由叶若夫交给斯大林本人，以便批准所提出的惩治办
法。1937-1938年斯大林收到383份名单，其中涉及到成千上万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队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全都得到了他的批准。
这些案件的相当大一部分眼下正在进行复查，其中有大量案件已作为毫无根据的假案不再生效。1954年至今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已经为7679人恢复名誉，而且许多人是死后恢复名誉的，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党、苏维埃、经济部门、军队的工作人员的大规模逮捕，给我国、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大规模镇压对党的政治与道德状况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造成了信心不足，助长了病态的疑神疑鬼心理的蔓延，在共产党人中间播下了相互不信任的种子。形形色色的诽谤者、野心家十分活跃。
1938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B49的决议使党组织得到一定的改善。然而1938年仍在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仅仅是因为我党拥有伟大的政治与道德力量，它才能应付1937-1938年的严峻局面，经受住这些事件，培养出新的干部。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不是因为1937-1938年那次大规模毫无根据、极不公正的镇压损失了一大批干部，那么我们向社会主义的前进和国防建设都会更加顺利。
我们为1937年的反常指责叶若夫是对的。但是必须回答下列问题：难道叶若夫个人能够在斯大林不知情的情况下去逮捕柯秀尔吗?政治局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或者作过决定吗?没有，其他类似案件也同样没有。难道叶若夫能够决定诸如关于著名党的活动家的命运之类的重大问题吗?不能，如果认为这仅系叶若夫一人所为，就未免太天真了。很清楚，这类案件是斯大林决定的，没有他的指示，没有他的批准，叶若夫什么也干不了。
现在我们审查了柯秀尔、鲁祖塔克、波斯特舍夫、科萨列夫等人的案件，给他们恢复了名誉。那么他们的被捕和受审都有些什么根据呢?对材料的研究证明，这方面没有任何根据。对他们的逮捕和对其他许多人的逮捕一样，未经检察长批准。再说在那种条件下也不需要任何批准手续；既然一切都由斯大林来决定可否，还会有什么批准手续呢。他就是这些问题上的总检察长了。斯大林不但批准，而且还主动指示逮捕人呢。这点要说一说，好让大会代表完全弄清楚，让大家可以作出正确评价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事实表明，许多滥用权力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根本不顾及什么党纪和苏联法律的准则。斯大林是个疑心很重的人，他有一种病态的疑神疑鬼心理，我们与他共过事，对此深信不疑。他可以看着一个人说：“你今天眼神有点不对头”或者“今天你为什么老是扭过脸去，不敢正眼看人”。疑神疑鬼的病态心理使他对任何人都一律不信任，包括对于他已认识多年的杰出的党的活动家。他到了草木皆兵，觉得到处是“敌人”、“两面派”、“间谍”的地步。
他拥有无限的权力，便可以残酷无情地恣意妄为，从精神和肉体上去压制人。形成了一种人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的局面。
斯大林说某人该抓起来，那就得相信这是“人民的敌人”。而在安全部门当权的贝利亚匪帮便使出浑身解数来证明被捕者有罪，证明他们所捏造的材料正确。用的是什么证据呢?被捕
者的供词。侦查员便设法搞到这些“供词”。可是怎么能让一个人承认他从未犯过的罪行呢
只有一个办法——使用肉刑，通过拷打，让犯人失去知觉，丧失理智，丧失人的尊严。用
这种方式搞到假“供词”。
1939年，大规模镇压的浪潮已成强弩之末，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开始指责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对犯人使用肉刑，斯大林便在1939年1月10日给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发去一封密码电报。电文如下：
“联共(布)中央在此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是从1937年起经过联共(布)中央批准才使用肉刑的…… 众所周知，一切资产阶级谍报机关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人士使用肉刑，而且肉刑的方式骇人听闻。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谍报机关对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可恶敌人就应当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肉刑的方式今后也一定要用，作为一种对付明目张胆和未解除武装的人民敌人的特殊措施，它是完全正确和完全适当的方法。”
可见，上述的那些可以导致对无辜者的诬告和自我诬告的极其粗暴地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用刑和拷打，都是经过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
前不久，就在本次代表大会开幕的前几天，我们把侦查员罗托斯B50传到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接受审问，他曾对柯秀尔、丘巴尔和科萨列夫进行侦讯和审问。这是一个无能之辈，鼠目寸光，精神上是个不折不扣的败类。就是这么一个人决定着党的著名活动家的命还决定着这些问题上的政策，因为他在证明这些人“有罪”时，就是在为重大的政治结论提供材料。
试问，难道这号人能够凭自己的智力进行审讯并最终证明柯秀尔之类的人有罪吗。离开有关的指示他就会感到无所适从。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这样对我们说：“他们对我说柯秀尔和丘巴尔是人民的敌人，所以我作为侦查员就应当逼他们招认自己是敌人。”(场内激愤)
这个他只能通过长时间的拷打获得，他就是在贝利亚的详细指示下这么干的。应当说说，罗托斯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曾经恬不知耻地声称：“我当时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党的任务。”斯
大林关于对犯人使用肉刑的指示就是这样的实践中贯彻执行的。
以上和其他类似的事实证明，党的正确处理问题的任何准则都已荡然无存，一切都任凭一个人去恣意妄为。
* **
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导致了伟大卫国战争过程中特别严重的后果。
如果看我国的许多小说、电影和历史“学术著作”，那么其中对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的描写完全不符合事实。通常都是这样一种公式。斯大林料事如神。苏军几乎是按照斯大林事先拟定的战略计划使用了所谓“积极防御”策略，就是众所周知的把德军放进来直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的策略。据说苏军完全靠了斯大林的天才，运用这种策略，才转入进攻并打败敌人的。在这类小说、电影和“学术著作”中，苏维埃国家的武装力量、英雄的我国人民所取得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全都归功于斯大林的统帅天才。
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仔细分析，因为这具有巨大的意义，不仅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而首先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教育意义和实际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事实究竟如何呢?
战前我国的报刊和整个教育工作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浮夸的调子：敌人胆敢入侵苏联的神圣领土，我们就要加倍地还击敌人，我们将在敌方的领土上作战，以少量流血为代价，即可赢得战争的胜利。然而这番郑重的声明却并无保证我国边境不受侵犯的实际行动作后盾。
斯大林在战争期间和战后都提示了这样的论点：我国人民在战争初期的悲惨遭遇都是所谓德国对苏袭击的“突然性”的结果。可是，同志们，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希特勒在德国一上台，他就把消灭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使命。法西斯分子公开这样声称，对自己的计划毫不隐瞒。为了实现这些侵略计划，订立了各种各样的条约、集团、轴心，如臭名昭著的柏林--罗马--东京轴心B51。战前的许多事实雄辨地证明，希特勒正在竭尽全力发动对苏战争，并在苏联边境附近集结了大量的兵团，包括坦克兵团。
从现已公布的文件可以看出，丘吉尔早在1941年4月3日就通过英国驻苏大使克利普斯向斯大林发出关于德军为准备进攻苏联已开始重新部署的私人警告。不言而喻，丘吉尔这样做，决不是出于对苏联人民的好意。他在这里遵循的是其帝国主义的利益——挑动德国和苏联卷入一场流血的战争，以加强大英帝国的地位。尽管如此，丘吉尔还是在他的信件中指出，他请求“警告斯大林，让他注意自己所面临的危险”。丘吉尔在4月18日和后来几天的电报中一再强调指出这一点。然而斯大林没有理睬这些警告。不仅如此，斯大林还指示不要轻信这类情报，据说是为了避免挑起军事行动。
应当指出，这类关于德军入侵苏联领土的现实威胁的情报也来自我国的军事方面与外交方面。然而由于领导人对这类情报抱有成见，每次都是战战兢兢地呈报上去，还加上一大堆限定词语。
例如，1941年5月6日苏联驻柏林武官沃龙佐夫大尉报告说：“苏联国民博泽尔…… 向我海军武官助理报告，据希特勒大本营中一名德国军官说，德军准备于5月14日取道芬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拉脱维亚入侵苏联。同时打算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搞大空袭，并在边境附近的各中心空投伞兵……”
1941年5月22日驻柏林副武官赫洛波夫的报告中说：“…… 德军进攻据说定在6月15日，也可能在6月上旬开始……”
我国驻伦敦大使馆1941年6月18日的电报中说：“至于目前，克利普斯确信德苏军事冲突已不可避免，而且不会迟于6月中旬。据克利普斯说，德军今天已在苏联边境集中了(连空军和辅助部队在内)147个师团……”
尽管有这一切异常重要的预兆，却并未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使全国作好防御准备并排除突然袭击的因素。
我们是否有进行这种准备的时间和能力呢?既有时间，也有能力，我国工业的发展水平已完全能够向苏军提供一切必要的物资装备，这点由下面的事实即可证明：战争期间几乎损失了我国全部工业的一半，由于敌人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工业产粮区，苏联人民能够在我国东部地区组织军用物资的生产，在东部开动从西部工业区运去
的设备，并向我国武装力量提供为歼灭敌人所必需的一切物资装备。
如果我国的工业能够及时地真正动员起来为军队提供武器和必需的弹药的话，那么我们在这场艰苦的战争中的伤亡人数就会少得多。然而这样的动员工作并没有及时进行。于是战争初期就暴露出我军的装备很差，暴露出我们缺少为反击敌军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火炮、坦克和飞机。
苏联的科学技术在战前就已提供了优良的坦克和火炮样品。但是所有这些武器并未安排大量生产。我们实际上是直到战争前夜才开始更新部队的装备的。其结果是敌人入侵苏联领土时，我们无论换下来的旧武器还是正打算采用的新式武器都不够。高射炮的情况很糟，没有安排打坦克的穿甲弹的生产。许多筑垒区在敌人入侵时软弱无力，因为旧武器换下来了，新武器还没有装上。
遗憾的是，问题不仅出在坦克、火炮和飞机上。战争开始时我们连应召服现役的军人使用的步枪都不够。记得当时我从基辅给马林科夫B52同志打电话说：
“老百姓参军需要武器，给我们运武器来吧。”
马林科夫的回答是：
“我们没法运武器去。所有步枪都给列宁格勒，你们自己解决武器问题吧。”(场内骚动)
武器的情况就是如此。
说到这里，不能不想起下面这件事。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久，当时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的基尔波诺斯(他后来在前线阵亡)给斯大林来信说，德军已向布格河畔开进，正加紧进攻准备，看来最近就要转入进攻。有鉴于此，基尔波诺斯建议构筑牢固的防御阵地，边境地区迁出约30万居民，在该地建立几个强大的筑垒带：挖反坦克战壕、修战士的掩体等等。
莫斯科对这些建议的回答是：这是挑衅，不必给德国人提供向我们开始军事行动的口实。这说明我国的边境并没有真正作好迎击敌人的准备。
法西斯军队已经入侵苏联的领土并开始军事行动了，莫斯科却下令不要还击。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不顾显而易见的事实，认为这还不算开战，而是德军个别不守军纪的部队的挑衅活动，如果我们还击，就会成为开战的口实。
以下这件事也是众所周知的。希特勒军队即将入侵苏联领土的前一天，一名德国人越过我国边界报告说，德军已接到命令：6月22日夜间3时开始进攻苏联。这条消息当即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但是他连这一警告也置若网闻。
大家可以看到，对于某些部队将领的警告也好，越境者的证词也好，甚至对敌人明目张胆的行动，统统置若罔闻。在如此重要的历史关头，这算什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呢?
这种粗心大意，这种对显而易见的事实置若罔闻，导致了什么结果呢?其结果是，战争爆发的头几个小时和头几天，敌军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大量飞机、火炮和其他军事装备，消灭了大量我军干部，打乱了军队的指挥系统，使我们无法阻止敌军进入我国腹地。
1937-1941年斯大林出于猜疑心，根据诬陷材料，除掉为数众多的指挥干部和政工干部，这也造成了恶果，尤其是在战争初期。那几年遭到镇压的有从连长、营长到最高军事总部将领等几级指挥干部，其中，曾在西班牙和远东取得一定作战经验的指挥干部几乎全部遇害。 大规模镇压军队干部的政策还造成了破坏军纪基础的恶果，因为在几年之内各级指挥员甚至士兵在党团支部受到的教育，是如何去“揭发”上级指挥员这些伪装起来的敌人。(场内骚动)自然，这在战争初期给军纪状况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战前我们可是拥有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的极其出色的军事干部。他们当中幸存下来的，我指的是像罗科索夫斯基B53(他曾经坐过牢)、戈尔巴托夫B54、梅列茨科夫B55(他是本届大会代表)、波德拉斯B56(他是个杰出的指挥员，已在前线阵亡)这样的同志和其他许多许多人，尽管他们曾在监狱里吃尽苦头，他们从战争之初就表明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并为祖国的荣耀进行了忘我的斗争。由此可见一斑，。可是有许多这样的指挥员已在劳改营和监狱里遇害，再也同军队无缘了。
所有这一切加到一起，就造成了我国的战争爆发时的那种我们祖国的命运岌岌可危的局面。
不讲下面这点是不对的，即斯大林在前线最初遇到严重挫折和失败时认为一切都完了。当时他曾在一次谈话中说：
“列宁建造的东西，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永远地失去了。”
此后他长时间事实上不指挥军事战役，完全撒手不管，直到后来一些政治局委员去找他，对他说必须毫不迟延地采取某些措施以挽回前线的局势，他才重返领导岗位的。
可见，我国在战争初期面临的可怕危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斯大林本人对国家和党的错误领导方法造成的。
然而问题不仅在于大大地瓦解了我军并给我们造成严重损失的战争爆发初期。战争开始后，斯大林在干预军事作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过敏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损失惨重。
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各个方面军所面临的现实情况。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整个卫国战争期间，他从未到过一个方面军的地段，也未到过一个收复的城市，只是在前线局势平静时对莫扎伊斯克公路进行过一次闪电般的出巡，以这次出巡为题材，曾写出了多少篇夹杂着种种虚构的文学作品，又绘出了多少幅色彩斑烂的油画啊。与此同时，斯大林直接干预作战进程，发布命令，往往有些命令没有考虑那个方面军地段的实际情况，只能是造成极大的人员伤亡。
说到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事例来说明斯大林是如何指挥方面军的。巴格拉米扬B57元帅正好出席我们的代表大会，他当时任西南方面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他可以为我下面要讲的话作证。
1942年我军在哈尔科夫地区面临极其严重的情况，我们已经作出了停止包围哈尔科夫的作战行动这一正确决定，因为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继续这类作战行动，我军就可能招致极其不幸的后果。
我们就此向斯大林作了汇报，说明是形势要求改变作战计划，以免让敌人消灭我军的大量集群。
斯大林违背理智地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下令继续进行对哈尔科夫的包围战，尽管这时我军的大量集群已经面临被围歼的危险。
我给华西列夫斯基B58打电话，恳求他：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在座)，请用地图向斯大林说明一下目前的形势。”需要说明，斯大林是用地球仪来制定作战计划的。(场内活跃)是的，同志们，他拿过地球仪，就在上面标明前线所在地。我对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说，请用地图讲清形势，反正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继续进行原定的战役了。为了对工作有利，应当改变原来的决定。
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斯大林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华西列夫斯基不能再向斯大林汇报，因为他关于这次战役的任何论据斯大林都不愿意听了。
我同华西列夫斯基通话后，又打电话到斯大林的别墅去。但斯大林不接电话，马林科夫拿起听筒。我对马林科夫同志说，我是在前线打电话，我想亲自同斯大林同志讲话，斯大林请马林科夫转达，让我同马林科夫讲。我再次表示希望向斯大林汇报我们前线的严重局面。可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亲自接，他再次让我通过马林科夫同他讲话，尽管他离电话机只有几步路远。
斯大林以这种方式“听”了我们的要求后说：
“一切照旧!”
由此引起了什么结果呢?结果是出现了我们所估计到的最坏情况。德军包围了我军的集群，我们因此损失了几十万军队。这就是斯大林的“军事天才”，这就是我们为“天才”付出的代价。(场内骚动)
战后有一次斯大林与政治局委员相聚时，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B59不知怎么说到赫鲁晓夫当初为哈科尔夫战役一事打电话是对的，当初不该不赞同赫鲁晓夫的意见。
当时斯大林竟然大发脾气!怎么可以承认他斯大林当初做得不对呢!他可是“天才”啊，而天才是不可能出错的。无论什么人都会犯错误，而斯大林认为他从来不犯错误，他一贯正确。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承认过一个自己所犯的大错误或者小错误，尽管他无论在理论问题和自己的实际工作中都犯过不少错误。看来这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必须重新研究对许多战役的评价，并且作出正确的解释。
在我们阻挡住敌人的进攻并且转入反攻以后，斯大林不了解作战的特点，坚持他的那一套战术，也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
军人们都知道，从1941年底开始，斯大林就不再采取从敌人两翼迂回绕到敌人背后的大规模机动作战的战术，而是要求不断地正面攻击以便夺取一个又一个村庄。我们因此伤亡很大，直到亲身肩负战争重担的我军将领扭转局面、改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才使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方的重大变化。
尤其可耻和不成体统的是：在我们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才取得对敌作战的伟大胜利后，斯大林便开始抨击许多为对敌作战的胜利作出不小贡献的统帅，因为斯大林绝对不容许把战场上的功绩归到除他本人而外的任何人身上。
斯大林很关心人们对于作为军事统帅的朱可夫B60同志的评价，他不止一次地问过我对朱可夫有何看法，我对他说：
“朱可夫是我的老相识，他是个好将军，好司令员。”
战后，斯大林提到有关朱可夫的种种无稽之谈，比如他对我说：
“你夸奖朱可夫，可他不配。据说在前线每次战斗快要打响的时候朱可夫都有这个举动：他捧起一把土闻闻，然后说可以开始进攻了，或者说原定的仗不能打。”
我当时的回答是：
“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这是谁编造出来的，反正这不是实情。”
看来，是斯大林编造出这些东西来，为的是贬低朱可夫元帅的作用和军事才能。
在这方面，斯大林本人十分热心地树立自己的传大统帅的形象，千方百计地向人们灌输这样
的看法，即：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斯大林的英勇、豪迈、天才的
结果，与其他任何人无关。就像库兹马•克留奇科夫一样，用长矛可以一下子挑起7个人。(
场内活跃)
事实上，就拿我们的历史影片和军事影片或者某些文学作品来说吧，真是令人作呕。它们统统是为了宣传这个把斯大林作为天才统帅来歌颂的看法。只要想想《攻克柏林》这部片子就行了。里面只有斯大林一人在活动：他在空无一人的会场里发指示，只有一个人走到他的面前，念念有词地报告——这是波斯克列贝舍夫B61，他的忠实仆从。(场内笑声)
军队领导人到哪里去了?政治局到哪里去了?政府到哪里去了?他们在干什么，管什么事呢?这个影片里没有。斯大林一个人顶了所有的人，无须考虑任何人的话，也无须同任何人商量。这一切就以这种扭曲了的形象展示给人民。为了什么呢?为了吹捧斯大林，这一切都违背
事实，违背历史的真实。
试问，我国那些肩负战争重担的军人到哪里去了呢?影片里没有他们，斯大林之外，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位置。
保证伟大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不是斯大林，而是整个党，苏联政府，是我们英雄的军队，我军的天才统帅和勇敢的士兵，是全体苏联人民。(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党的中央委员，部长，我们的经济领导人，苏联文化活动家，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的领导人，工程技术人员，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保证对敌作战的胜利忘我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知识。
我们的后方——光荣的工人阶级，我们的集体农庄农民，苏联知识分子表现了非凡的英雄主义，他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经历了战争期间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为保卫祖国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我们苏联妇女在战争中立下了丰功伟绩，她们肩负起工厂农庄和各个经济文化部门的生产工作的重担，许多妇女走上战场直接参加了伟大卫国战争，我国英勇的青年功不可没，他们在各条战线和后方为保卫苏维埃祖国的事业，为粉碎敌人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苏联军人，我们的各级军事政治干部功的千秋万代，他们在战争在头几个月丧失相当大一部分兵力，却并没有惊惶失措，边战斗边改组，在战争进程中建立和炼就了一支强大的英雄军队，他们不仅打退了强大而狡猾的敌人的进攻，而且粉碎了敌人。
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使东方和西方的亿万人免除了他们所面临的法西斯奴役的威胁，苏联人民的丰功伟绩将会千秋万代地留在知恩的人类的记忆中。(暴风雨般的掌声)
战争取胜中的主要作用和主要功绩，属于我国的共产党、苏联武装力量、党所培育出来的千百万苏联人。(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 **
同志们!我们来看看其他一些事实。苏联有理由被看成多民族国家的榜样，因为我们实际上保证了居住在我们伟大祖国的所有各民族的平等友好。
然而斯大林发起的粗暴践踏列宁的苏维埃国家民族政策的行为，却又令人发指，这里指的是强迫整个整个的民族大规模地迁离自己的家园，其中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概莫能外。而且这类强制迁出决非出于军事上的考虑。
例如，早在1943年末，当伟大卫国战争各各战线都出现了战争进程中有利于苏联的可靠转折时，就作出了将全体卡拉恰耶夫人从居住地强制迁出的决定并且付诸实施。在同一时期的1943年12月末，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也遭此厄运。1944年3月，全体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强制迁离家园，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不复存在。1944年4月，全体巴尔卡尔人被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的领土上强制迁往遥远的地方，而共和国本身也更名为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乌克兰人免遭这场厄运，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无处可迁。否则斯大林连他们也要强制迁出的。(笑声，场内活跃)
不要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连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人都无法理解这样的论点：怎么能够把个别人或者个别集团的敌对行为的责任推到整个民族的身上，连妇人、儿童、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放过，使他们遭受大规模的迫害、困苦和磨难呢。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人民自豪地庆祝以巨大伤亡和非凡努力为代价获得的光辉胜利。全国上下政治热情高涨。党经过战争的洗礼变得更加团结，党的干部在战争的烈火中经受了锻炼。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会想到党内还可能有什么阴谋活动。
就在这个时期，突然发生了所谓“列宁格勒条件”。现已查明，这是一起假案。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等同志均无辜遇害。
大家知道，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都是著名的有才干的干部。当初他们同斯大林很亲近。斯大林提拔沃兹涅先斯基当部会议第一副主席，库兹涅佐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由此可见一斑。斯大林委托库兹涅佐夫监督国家保安机关的工作，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库兹涅佐夫曾经受到多大的信任。
这些人怎么会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并且被除掉呢?
事实表明，“列宁格勒案件”是斯大林对党的干部恣意妄为的结果。
假设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内情况正常，对这类问题就会按照党内规定进行讨论，就会考虑到所有的事实，那么这一案件就不会出现，其他案件也同样不会出现。
应当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化了。斯大林变得更加任性、更爱发火、更加粗暴了，他的猜疑心变得尤其严重。迫害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他的眼里许多干部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一切事情都只能由他作主，谁的话也不听，什么也不顾。
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卑鄙的奸细、可恶的敌人贝利亚加以巧妙的利用，他杀害了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和正直的苏联人。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受到提拔重用，这令贝利亚惶惶不可终日。现已查明，正是贝利亚向斯大林“抛出”了他和他的心腹一手炮制的材料，这些材料均以声明、匿名信的形式和各种流言蜚语的形式出现。
党中央对所谓的“列宁格勒事件”进行了复查，无辜受害者现已恢复名誉，光荣的列宁格勒党组织也恢复了名誉。这一案件的制造者阿巴库莫夫B62等人已经送交法庭，他们在列宁格勒受到审判，并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人们会问：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够弄清这起案件，为什么当初斯大林在世时没有这样做，那样不就可以避免无辜的人们遇害了吗?因为斯大林亲自递送逐级审理“列宁格勒案件”，当时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了解此案的全部情况，当然也就无法干预了。
斯大林刚刚收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送来的某些材料，他尚未弄清这些伪造材料的实质，就马上下令调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案件”。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在这方面颇有教益的还有所谓格鲁吉亚存在米格列尔民族主义组织一事。众所调知，1951年11月和1952年3月苏共中央曾经作出决定B63。这些决定未经政治局讨论，是由斯大林亲自口授的。决定对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决定根据伪造的材料断言，格鲁吉亚存在着一个旨在消灭该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并得到帝国主义国家援助的民族主义组织。
因此逮捕了格鲁吉亚党和苏维埃的许多负责干部。后来查明，这是对格鲁吉亚党组织的诽谤。
我们知道，格鲁吉亚和其他一些共和国当时曾经有过资产阶级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人们会问，也许在作出上述决定的那个时期，民族主义倾向确实曾经严重到了格鲁吉亚有脱离苏联而并入土耳其国的危险吧?(场内活跃，笑声)
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甚至很难想象，怎么可能产生这样的推测。众所周知，格鲁吉亚的经济和文化在苏维埃政权期间得到了多大的发展。
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工业生产相当于革命前格鲁吉亚的27倍。共和国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革命前所没有的许多工业部门：钢铁工业、石油工业、机械制造业等。文盲早已扫除，而革命前的格鲁吉亚，文盲占78%。
格鲁吉亚人把本共和国的情况同土耳其劳动人民的困苦境况进行比较，他们会渴望并入土耳其的版图吗?土耳其1955年人均钢产量相当于格鲁吉亚的1/18。格鲁吉亚人均电力产量为土耳其的9倍。根据1950年人口普查的材料，土耳其有65%的人是文盲，妇女中文盲占80%左右。格鲁吉亚有19所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约39000名，相当于土耳其的8倍(按平均千人拥有量计算)。在苏维埃政权期间，格鲁吉亚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有极大的提高。
显然，在格鲁吉亚，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就日益缩小以至消失。
事实证明，格鲁吉亚不曾有过任何民族主义组织。数以千计清白无辜的苏联人成了恣意妄为和践踏法纪的牺牲品。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格鲁吉亚的伟大儿子”(格鲁吉亚人喜欢这样称呼他们的同乡)斯大林的“天才”领导下发生的。(场内骚动)
斯大林的恣意妄为不仅表现在对国家内部生活问题的解决上面，而且在苏联的国际关系领域也有所表现。
中央七月全会B64详细讨论了同南斯拉夫发生冲突的原因。就中指出了斯大林所扮演的很不光彩的角色。因为“南斯拉夫事件”中没有不能通过党内同志式讨论解决的问题。这一“事件”的发生并无重大的理由，完全可以避免与这个国家断交。然而这并不是说南斯拉夫领导人没有错误或者缺点。不过这些错误和缺点被斯大林夸大到荒唐的地步，最终导致与我们的友好国家断交。
我回想起苏南冲突开始被人为地夸大的初期。
有一次，我从基辅到莫斯科，斯大林让我去见他，他指着前不久致铁托B65的信件的副本问道：
“你看了吗?”
他没等我回答，又说：
“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得完蛋。他就会消失……”
为这个“动一动小指头”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种说法反映了斯大林的自大狂，他一直是这样干的：动一动小指头，柯秀尔没有了；再动一动小指头，波斯特舍夫、丘巴尔没有了；再动一动小指头，沃兹涅先斯基、库兹佐涅夫和其他许多人都消失了。
然而，铁托的情况与此不同。无论斯大林怎么动，而且除小指头外能动的都动了。铁托却并没有消失。为什么?因为在同南斯拉夫同志的争执中，铁托有国家作后盾，有经过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严峻考验的人民作后盾，人民支持自己的领导人。
这就是斯大林的自大狂带来的后果。他完全失去了现实感，不仅对于国内的个别人、而且对整个国家和整个党都表现出猜疑心重和高傲自大。
现在我们仔细分析了同南斯拉夫的问题并且找到了正确的解决办法，这一解决办法受到苏南两国人民、人民民主国家的全体劳动者、整个进步人类的赞同。结束同南斯拉夫的非正常关系是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符合巩固世界和平的利益的。
还应当提一下“医生谋杀案”B66。(场内骚动)其实，什么“案件”也谈不上，有的只是医生季马舒克的一封信，她在某人的影响下或者根据指示(她是国家安全机关的秘密工作人员)，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说医生们使用了不正确的医疗方法。
对斯大林说来，仅凭这一封信就足以得出苏联存在从事暗害活动的医生这一结论，他下令逮捕苏联医学界一批著名的专家。他亲自指示怎样进行侦查，怎样审问犯人。他说，给维诺格拉多夫院士戴上镣铐，某某人要拷打。大会代表、原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B67同志今天也在座。斯大林公然对他说：
“你如果弄不到医生的口供，就要你脑袋。”(场内激愤)
斯大林亲自召见了侦查员，向他作指示，指出侦查的方法，方法只有一个：拷打，拷打，再拷打。
医生们被捕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收到了附有医生们的供词的审讯记录。斯大林在分送完这些记录之后对我们说：
“你们都是瞎子，猫崽，我要不在了可怎么办——国家会完蛋，因为你们认不出谁是敌人。”
这样处理案件，使得谁也无法去核对那些作为侦查依据的事实。无法通过接触提出这些供词的人来核对事实。
不过我们当时感到逮捕医生这事是一起龌龊勾当。这些人当中许多人我们都认识，他们给我们治过病。斯大林去世后我们再来看这起“案件”是如何出笼的。才发现它自始至终是一起假案。
这起可耻的“案件”是斯大林一手炮制的，不过他没有来得及把案子进行到底(指他脑子里的结局)，因此医生们得以幸免于难。如今他们全都恢复名誉，还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给
包括政府成员在内的领导人看病。我们完全信赖他们，他们一如既往地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
责。
在策划五花八门的肮脏可耻的案件中，我党的凶恶敌人、外国间谍机关的走狗、骗取了斯大林的信任的贝利亚起了卑劣的作用。这个内奸怎么可能在党内和政府内窃踞如此高位、当上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呢?现已查明，这个恶棍是踩着无数尸骨沿着国家职务的阶梯步步高升的。
曾经有过关于贝利亚是与党为敌的人的信号吗?有。早在1937年，原卫生人民委员卡明斯基B68就在中央全会上说过，贝利亚曾替本沙瓦特间谍机关B69卖过命。中央全会尚未结束，卡明斯基就被逮捕，后来被枪毙了。斯大林相信卡明斯基的话吗?不相信，因为斯大林相信贝利亚，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只要斯大林相信，谁也不会再说与他的意见相左的话；谁要是心血来潮发表反对意见，他就会遭到卡明斯基那样的下场。
此外还有其他的信号。斯涅戈夫B70同志给党中央的一封信值得注意(顺便说说，斯涅戈夫在劳改营里蹲了17年，不久前平反)。他在信中写道：
“因提出为原中央委员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拉夫连季耶夫B71恢复名誉的问题，我向克格勃代表提供了关于贝利亚在迫害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中所起的作用及贝利亚的罪恶动机的证词。
我认为必须恢复这个问题上的重要事实，并向中央报告，因为我认为此事不宜放在审讯文件中。
1931年10月30日，在俄共中央组织部的会议上由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作了报告。边疆区委的全体委员都在场，其中只有我一个人至今还活着。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在讲话末了，建议成立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书记处，由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任第一书记，贝利亚任第二书记(这是党史上贝利亚的名字头一次作为担任党内职务的人选提出来)，卡尔特韦利什维利当即插话说，他很了解贝利亚，因此断然拒绝与贝利亚共事。于是约•维•斯大林建议把这个问题先搁置起来，按照工作程序解决。两天以后，决定提拔贝利亚担任党的工作，并决定把卡尔特韦利什维利调离外高加索。
曾出席这次会议的阿•伊•米高扬和拉•莫•卡冈诺维奇可以证明这一点。
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与贝利亚之间多年的敌对关系是广为人知的；它可以追溯到谢尔戈B72同志在高加索工作期间，因为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曾经是谢尔戈最亲密的助手。这就是贝利亚制造针对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的假‘案’的缘由。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此‘案’中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的罪名是对贝利亚搞恐怖行动。”
贝利亚案件的起诉书中详细地记述了他的罪行。不过有些事实值得一提，特别是因为可能并非全体大会代表都看到过这份文件。这里我想指出贝利亚对凯德罗夫、戈卢别夫和戈卢别夫的养母巴图里娜B73的野蛮迫害，他们试图向中央报告贝利亚的叛卖活动。他们未经审判就被处决了，判决书是在处决后才签署的。以下是老党员凯德罗夫B74同志致党中央委员会安德列耶夫B75同志的信(安德列耶夫同志当时任中央书记)：
“我在列福尔托夫阴暗的军人牢房里向您求援。请听到悲惨的叫声，不要置若罔闻，请替我辩护，帮助我消除审讯的恶梦，揭露错误。
我是无辜受害。请相信我。时间会证明的。我不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不是间谍，不是反苏组织的成员，加在我身上的这些罪名都是以诽谤信为根据的。我从来没有对党对祖国犯过任何罪行。我是一个清白无暇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党的队伍里为人民的福利和幸福忠诚地奋斗了(将近)40年……
……现在，侦查员用更加难以忍受、更加残酷和侮辱性的肉刑来对我这个62岁的老人进行威胁。他们已经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不会承认对我采取的行动都是违法的、决不容许的。他们把我说成极其凶恶、没有解除武装的敌人并且坚持加紧迫害，是想以此事来证明自己正确。但是要让党知道，我完全无辜，而且无论采取什么办法也不可能把党的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仍然忠于她的儿子变成敌人。
然而我没有出路。我无力使自己免遭所面临的新的沉重打击。
但是一切都有极限。我已受尽折磨。身体垮了，精力日益衰竭，结局临近了。在苏联监狱里带着卑鄙的叛徒和卖国贼的烙印而死，对于一个正直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呢?太可怕了!无尽的痛苦撕裂着我的心。不，不!这事不会发生，不该发生， 我喊道。党、苏联政府、拉•帕•贝利亚不会允许那种残酷的无可挽回的不公正事情发生。
我坚信，只要平心静气、不带偏见地进行调查，不搞令人可憎的谩骂、不汇私愤，不搞可怕的嘲弄，那么指控之毫无根据是不难查明的。我深信真理和正义终将胜利。我相信，我相信。”
军事法庭已宣告老布尔什维克凯德罗夫同志无罪。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按照贝利亚的命令被处决了。(场内激愤)
贝利亚还残害了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一家。为什么?因为奥尔忠尼启则妨碍贝利亚实现其阴险图谋。贝利亚在为自己扫清道路时，要除掉一切可能妨碍他的人。奥尔忠尼启则一直反对贝利亚，他把这事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既未进行分析，也未采取必要措施，竟容许杀害奥尔忠尼启则的弟弟，竟容许把奥尔忠尼启则本人弄到被迫开枪自杀的地步。(场内激愤)
斯大林去世后，党的中央委员会揭露了贝利亚。经过仔细的法院审理，确定了贝利亚骇人听闻的罪行，他已被处决。
请问，为什么杀害了成千上万党和苏维埃的干部的贝利亚，在斯大林生前没有受到揭露呢?他没有早点受到揭露，是因为他善于利用斯大林的弱点，煽起斯大林的猜疑心，处处迎合斯大林，在斯大林的支持下行事。
* * *
同志们!
个人崇拜能够具有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对他个人的颂扬。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表现出斯大林的自吹自擂和缺乏最起码的谦逊的事例，就是1948年出版的他的《传略》。
这本书表现出最没有节制的阿谀奉承，它也是把人个神化、使之变成一贯正确的圣人、最“伟大的领袖”和“任何时代和民族都无与伦比的统帅”的范例。可说已经找不出别的词藻来进一步颂扬斯大林的作用了。
这里不必去摘引堆砌在这本书中的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的评价了。只需特别指出一点，就是这些评价都经过斯大林本人赞同和校订，其中某些评价是他亲笔写进书的样本的。
斯大林认为书中必须写上什么内容呢?也许他曾竭力抑制《伟略》编纂者阿谀奉承的热情吧?没有。他所充实的正是那些他觉得对他的功劳还颂扬得不够的地方。
以下是斯大林亲手写上的对斯大林本人活动的评价：
“在这场同不坚定分子和投降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同布哈林一伙和加米涅夫一伙进行的斗争中最终形成了列宁去世后我党的领导核心……，它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使党团结在列宁遗训的周围并带领苏联人民走上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这个核心的领导者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就是斯大林同志。”
这居然是斯大林亲自写上的!他在下面又补充说：
“斯大林出色地履行了党和人民的领袖的任务，受到全体苏联人民的完全拥护，他却决不容许自己的活动中有丝毫的自命不凡、骄傲自大和自我欣赏。”
古今中外，有哪一个活动家这样颂扬自己的呢?这难道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类型的活动家相称吗?不。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正是始终毫不客气地谴责这种作法。
书的样本中有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是今日的列宁。”斯大林觉得这句话显然不够有力，于是他亲自作了如下的改写：
“斯大林是列宁事业当之无愧的继承人，或者照我们党内的说法，斯大林是今日的列宁。”
这话说得多有力啊，但不是人民说的，是斯大林自己讲的。
书的样本中这类斯大林亲自加上的自我吹嘘的评价俯拾皆是。他特别热中于加上那些对自己的军事天才、统帅才干的溢美之辞。
我可以再摘引一段斯大林对斯大林军事天才所写的话。
他写道：“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斯大林同志阐明了关于决定战争命运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关于积极防御和反攻与进攻的规律、关于现代战争条件下各兵种和武器协同作战、关于坦克集群和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关于作为最强有力的兵种的炮兵等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斯大林的天才都能找到完全估计到形势特点的正确决定。”(
场内骚动)
接下来，斯大林亲自写道：
“无论在防御还是在进攻中都表现出斯大林的作战艺术。斯大林同志以天才的洞察力识破了敌人的计划，并予以反击。在斯大林同志指挥苏军的战役中，无不体现了军事作战艺术的光辉典范。”
作为统帅的斯大林受到了这样的称颂。但受到了谁的称颂呢?斯大林本人，不过他并不是以统帅的身分，而是以作者和编者的身份，以他那本颂扬备至的传记的一名主要撰稿人的身
分。
同志们，事实就是如此。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可耻的事实。
斯大林《传略》中还有一件事。大家知道，《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特设委员会编写的。这部(顺便说说，)同样充满了个人崇拜的著作是由一个固定的写作班子撰写的，这个命题以如下的表述反映在斯大林《传略》的样本中：
“联共(布)中共特设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在他亲自直接参与下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然而这一表达方式已经无法使斯大林感到满意了，于是在正式出版的《传略》中这一处用以下命题代替了：
“1938年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该书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并得到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的赞同。”这里还用再说什么呢!(场内活跃)
瞧，集体编写的书令人吃惊地变成了斯大林写的书。至于类似的变化是如何发生、为什么会发生的，这里就不必去说它了。
人们理所当然地会问：既然斯大林是这本书的作者，那他为什么要这样颂扬斯大林个人，而且实质上把我们光荣的共产党整个十月革命后的历史统统变成了“斯大林天才”业绩的背景呢?
难道这本书中公正地反映了党为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国家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所作的努力，反映了坚决遵循列宁所确定的道路的党所采取的其他措施吗?书中主要是说斯大林，说他的讲话、他的报告。一切都毫无例外地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因此，当斯大林自己声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由他撰写的时候，就不能不让人至少感到奇怪和不解了。难道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这样来写自己，可以把对自己个人的崇拜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吗?
再拿斯大林奖金B76问题来说吧。(场内活跃)就连沙皇也不曾设立过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奖金。
斯大林本人认为数那首苏联国歌歌词最好，歌词中只字不提共产党、却有如下史无前例的对斯大林的颂扬：
“斯大林培育了我们，激励我们忠于人民，
激励我们从事劳动建功立业。”
国歌的这两行把伟大列宁主义政党的全部宏大的教育、领导和激励活动都归到斯大林一人身上。这当然是明显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明显轻视和贬低党的作用。应当向大家指出，中央主席团已经决定撰写能够体现人民的作用、党的作用的新国歌歌词。(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难道不轻斯大林的批准，就会以他的名字为许多大企业和城市命名，难道不经他的批准，就会在全国各地树立起“生前纪念碑”——斯大林纪念碑吗?事实是：斯大林于1951年7月2日亲自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伏尔加一顿运河上建造斯大林纪念塑像的决定，同年9月4日又颁布了关于拨给33吨铜以建造纪念像的命令。凡是到过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人都会看到那里矗立着多么高大的塑像，而且是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为塑像的建造耗资不少，而且是在战后我们当地的人民还住着窑洞的时候。大家想想，斯大林是传记中说他“决不容许自己的活动中有丝毫的自命不凡、骄傲自大和自我欣赏”，这话说得对吗?
与此同时，斯大林表现出对纪念列宁的不尊重。关于修建作为列宁纪念碑的苏维埃宫B77的决定是在30多年前作出的，苏维埃宫没有建成，而且关于它的修建问题一拖再拖甚至置诸脑后，这决不是偶然的。应当改变这种情况，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纪念碑修起来。(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还不能不回忆起苏联政府1925年8月14日《关于设立弗•伊•列宁科学研究奖金的决定》。这一决定已在报刊上发表，却至今没有列宁奖金。这也需要纠正。(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斯大林在世时，由于采取了人所共知的方法(我上面举出《斯大林传略》一书的写作过程为例已经讲到了这些方法)，把一切重大事件都说成似乎列宁连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都只起
了次要的作用。许多电影和文艺作品中，列宁的形象搞得不对头，贬低得叫人无法容忍。
斯大林很爱看《难忘的1919年》这部影片，他在影片中是一个站在装甲车踏板上、差点要用马刀刺死敌人的形象。让我们亲爱的朋友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鼓起勇气、写出关于斯大林的真相吧，他可知道斯大林是怎么打仗的。当然，伏罗希洛夫B78同志要开始这项工作很困难，但是他若能完成这项工作就再好不过了。这将得到所有的人的赞同，将得到人民和党的赞同。子孙后代也会因此感激他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阐述同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有关的重大事件时，许多情况下把事情说成似乎每一次都是斯大林起了主要作用。似乎他随时随地都在提示列宁应该怎么做和做什么。这简直是对列宁的污蔑!(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要是说在座99%的人在1924年以前对斯大林不大了解，而列宁则是全国人人皆知，这话大概不会错吧；列宁是全党都知道，全体人民、老老小小都知道。(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一切都要坚决进行重新审查，要在历史、文学、艺术作品中正确反映弗•伊•列宁的作用，正确反映我国共产党和作为创造者和缔造者的苏联人民的业绩。(掌声)
***
同志们!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建设和经济工作中错误方法的泛滥，导致了对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的粗暴践踏，导致了单纯行政命令、各种畸形现象、对缺点的掩盖和对现实的粉饰。我国出现了大量的阿谀奉承者、好吹捧者和骗子手。
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党、苏维埃和经济工作的干部的大量被捕，我们的许多干部工作起来信心不足，谨小慎微，害怕新事物，杯弓蛇影，工作中主动精神差了。
拿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决定来说吧。它们开始按照死板的公式来撰写，往往不考虑具体的情况。甚至发展到了党的干部和其他干部即使在最小的会议上就任何问题发言都是照别人写好的发言稿宣读。这一切都有把党和苏维埃工作变成官样文章以及把机关工作人员变成官僚主义者的危险。
斯大林脱离生活，不了解地方上的真实情况，这可以从他对农业的领导清楚地看出来。 凡是稍微关心国内情况的人都看到了农业的严峻形势，斯大林却对此毫无觉察。我们对斯大林讲过这个问题吗?讲过，可是他不赞成我们的看法。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斯大林从不外出，也不同工人农民见面，不了解地方上的真实情况。
他仅仅从电影上去研究国内和农业的情况。而电影对农业情况进行了美化和粉饰。许多影片中把集体农庄的生活描写成了餐桌丰盛，摆满了火鸡和鹅。看来，斯大林以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则以另外的方式观察生活，他始终同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接见农民代表，经常在工厂发表演说，深入农村，同农民谈话。
斯大林与人民隔绝开来，他从不外出。几十年如一日。他最后一次视察农村是1928年1月，是去西伯利亚了解粮食收购情况。他怎么可能了解农村的情况呢?
当斯大林在一次谈话中了解到我国农业形势严峻、肉类和其他畜产品的生产情况尤其不妙时，便成立了一个受命起草《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畜牧业的措施的决定》的小组。我们搞出了决议草案。
当然，我们当时的建议没有把所有的可能性全都包括进去，但是指出了振兴公有畜牧业的途径。当时建议提高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便提高农庄庄员、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职工对发展畜牧业的物质上的关心程度。然而我们起草的方案未被采纳，于1953年2月弃置不用。
更有甚者，斯大林在研究这个方案时建议向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加征400亿卢布的税款，因为他认为农民生活富裕，只要卖掉一只鸡，农庄庄员就可以交清全部国家税款。
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400亿卢布，农民所卖掉的全部产品也值不了这么多。例如1952年，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因向国家交售的全部产品才得到262.8亿卢布。
难道斯大林的这一建议有什么材料作根据吗?当然没有。在这种场合他对事实和数字不感兴趣。斯大林说什么就是什么：因为他是“天才”，天才无需计算，他只要看上一眼，就可以
洞察一切，料事如神。他一言既出，下面就得众口一词地随声附和，而且称颂他的无比英明。
然而他建议再增加400亿的农业税，这里有何英明可言呢?根本谈不到，因为这条建议并不是从对实际情况的现实估计出发，而是出于一个脱离实际生活的人毫无根据的臆造。
现在我们在农业方面已经开始逐渐摆脱困境了。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发言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高兴，因为许多代表都说完全有条件用两三年时间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所提出的主要畜产品生产任务，不用五年。我们坚信新五年计划的任务必将顺利地完成。(经久不息的掌声)
* * *
同志们!
我们现在尖锐地批判斯大林生前盛极一时的个人崇拜，并且提到由这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崇拜而产生的许多消极现象，有些人可能会问：怎么会这样呢?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有30年的历史，他执政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难道能够否定吗?我认为，只有受到个人崇拜的迷惑和中毒太深的人才会提到这个问题，他们没有弄清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的实质，没有真正按照列宁主义观点弄清党和人民在发展苏联社会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在与贫农结成联盟并得到中农支持的情况下完成的，是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完成的。列宁的伟大功绩在于他缔造了战斗的工人阶级政党，他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关于无产阶级在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获胜的学说武装了党，他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烈火中锤炼了党。在这场斗争过程中，党一贯捍卫人民的利益，成了人民久经考验的领袖，党率领劳动人民夺取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大家都牢牢记着列宁关于苏维埃国家的强大在于群众的觉悟、关于历史如今是由千百万人来创造的英明论断。
我们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要归功于党及其为数众多的地方组织的组织工作，归功于我国伟大人民的忘我劳动。这些胜利是人民和整个党规模宏大的活动的结果，决非如个人崇拜盛行时期所试图描绘的那样是斯大林一个人领导的结果。
如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以列宁主义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实质，那么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斯大林晚年所形成的领导实践已成为苏联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严重障碍。
斯大林对党和国家生活中许多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长期不加处理。斯大林领导时期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关系往往受到威胁，因为一个人作出的决定可能引起而且有时已经引起很大的麻烦。
最近几年，我们屏弃了个人崇拜的错误做法，并在内政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人人都看到，简直是眼看着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在提高，创造主动精神得到发扬，人人都看到这已开始对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成果起良好的作用。(掌声)
有些同志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初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及时地站出来反对个人崇拜，直到最近才这样做呢?
首先应当考虑时，政治局委员对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看法，最初他们中许多人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而且他的逻辑、力量和意志对干部、对党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家知道，斯大林在弗•伊•列宁逝世后、尤其是头几年，曾经为捍卫列宁主义，与列宁学说的歪曲者和敌人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实行文化革命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当时斯大林赢得了声望，同情和支持。党当时不得不同那些企图使国家背离唯一正确的列宁主义道路的人----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派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这场斗争势所难免。可是后来，斯大林愈来愈滥用权力，开始迫害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用恐怖主义手段来对付正直的苏联人。如上所述，斯大林正是这样对待我们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柯秀尔、鲁祖塔克、埃赫、波斯特舍夫和其他许多人的。
试图站出来反对毫无根据的怀疑和指控的做法，只会使反对者惨遭迫害。在这方面，波斯特舍夫的经历很有代表性。
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表示对波斯特舍夫不满，向他提了一个问题：
“你是什么人?”
波斯特舍夫以他所特有的“O”音特重的口音坚定地说：
“我是个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同志，布尔什维克!”
这番话起初被当成对斯大林的不尊重，后来成了不怀好意的举动，再后来使波斯特舍夫招来杀身之祸，他被毫无根据地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关于当时的气氛，我和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经常在谈话中提到，有一次我俩坐在汽车里，他对我说：
“有时候去见斯大林，他把你当成朋友叫去，你在斯大林那里坐着，却不知道过后会把你往哪儿送：是送回家呢还是进监狱。”
显然，这种气氛使任何一名政治局委员都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如果除此之外再考虑到斯大林晚年党的中央全会实际上没有开过，政治局会议也只是偶尔开开，那么就可以明白，政治局的某个委员要表示反对某项不公正或者不正确的措施、表示反对领导实践中明显的错误和缺点，是何等地不易。
如上所述，许多决定都是一个人作出的，或者只分别征求了一下意见，并未经过集体讨论。
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同志成了斯大林迫害的牺牲品，他的悲惨遭遇是人所共知的。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把他开除出政治局的通知根本没有经过讨论，只是分别征求了一下意见，撤销库兹涅佐夫同志和罗季奥诺夫同志的职务的决定，也是这样作出的。
中央政治局的作用大为降低，它的工作被政治局内成立各种小组、成立所谓“五人小组”、
“六人小组”、“七人小组”、“九人小组”打乱了。例如，政治局1946年10月3日作出了这样一项决定：
“斯大林同志建议。
一、责成政治局的外交小组(六人小组)今后除外交问题外并处理国内建设和国内政策问题。
二、六人小组加上苏联国家计委主任沃兹涅先斯基同志，今后六人小组改称七人小组。
中央委员会书记——约•斯大林”
这都是些什么扑克牌迷的术语?(场内笑声)显然，在政治局内成立这类小组——“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和“九人小组”破坏了集体领导原则。结果，有些政治局委员就这样被排斥在重大问题的解决之外。
我党的一位老资格党员----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被置于无法忍受的境地。他多年来事实上被剥夺了参加政治局工作的权利。斯大林不准他参加政治局会议，不准给他送文件。当政治局开会而且伏罗希洛夫同志得到消息时，他每次都要打电话询问他能否参加这次会议。斯大林有时候准许，但总是表示不满。由于极度的多疑和猜疑心太重，斯大林居然十分荒唐可笑地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奸细。(场内笑声)没错儿，怀疑他是英国奸细。偷偷给他家里安装了窃听他的谈话的专门器械。(场内激愤)
斯大林独断专行地把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安德列耶夫也排除在政治局工作之外。
这是最肆无忌惮的专横。
拿第十九次党代会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来说吧，斯大林在全会上讲话，并给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和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作了鉴定，给我党这两位老资格的活动家加上了毫无根据的罪名。
不排除这种可能：假如斯大林在领导岗位上多呆几个月，那么本次代表大会上也许就不会有莫洛托夫同志和米高扬同志的发言了。
看来，斯大林有自己的一套整治老政治局委员的计划。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要换政治局委员。他建议十九大以后选举25人进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目的就是要搞掉老政治局委员，塞进经验较少的新人，好让这些人对他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甚至可以推断，这样做的意图是为了过后除掉老政治局委员，销毁有关我们报告中所提到的斯大林不光彩行为的罪证。
同志们!为了不致重犯过去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我们认为，对斯大林的颂场太过分了。毫无疑问，过去斯大林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对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功劳。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上面讲到的一切都是在斯大林生前、在他的领导下、经他同意后搞起来的，而且他深信这是为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使之免遭敌人的暗算和免遭帝国主义阵营的攻击。他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的立场出发看待这一切的。不能说这是刚愎自用者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成果，需要这样做。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同志们!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谦逊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不可缺少的品质。列宁本人就是最大的谦逊的生动体现。不能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处处都以列宁为榜样了。这里只讲一件事：我们把某些仍然健在、精神百倍的国务和党的活动家的名字作为私有财产(如
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分配给了许许多多城市、工厂、农庄农场、苏维埃机关、文化机关。在
以自己的名字给各个城市、区、企业、农庄命名时，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曾参与其事。这个情
况必须纠正。(掌声)
但是这件事应当合理地、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央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讨论，并且要好好分析，以免出现错误和过火行为。我记得乌克兰人是怎么知道柯秀尔被捕的。基辅电台通常是以“柯秀尔电台现在开始播音”作为广播节目开场白的。有一天，没有提柯秀尔的名字广播就开始了。于是大家都猜到柯秀尔出事了。大概是被捕了吧。
因此，如果我们到处去摘牌子、改名称，人们就会以为那些用他们的名字命名企业、农庄或者城市的同志也出事了。大概他们也被捕了吧。(场内活跃)
我们有时候是用什么来衡量某位领导人的威信和影响的呢?是看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工厂有多少，农庄和农场又有多少。我们是否到了消灭这些“私有财产”，把工厂和农庄、农
场“收归国有”的时候呢?(笑声、掌声、喊声：“对!”)这将有利于我们的事业。个人崇拜
也表现在这类事实上。
我们应当十分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泄露到党外，更不能上报纸。正因如此，我们才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这个报告。要掌握分寸，不给敌人提供炮弹，不在他们面前讲我们的丑事。我想大会代表都会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切措施。(暴风雨般的掌声)
* **
同志们!我们必须坚决地、一劳永逸地揭露个人崇拜，在思想理论方面和实际工作方面得出应有的结论。
为此：
第一，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来谴责和根除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必须同任何以某种形式恢复个人崇拜的企图作无情的斗争。
必须在我们的全部思想工作中恢复和彻底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及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改造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革命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等重要原理。
因此，我们要进行大量的工作，以便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和纠正史学、哲学、经济学和其他学科领域以及文学艺术领域内广为流传的与个人崇拜有关的错误观点。例如，最近就必须编辑出版名符其实、以科学的客观态度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的我党历史教科书、苏联社会历史教科书、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历史的书籍。
第二，必须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继续进行党中央近几年来所开展的工作，即在一切党组织从上而下地严格遵守党的领导的列宁主义原则，首先是最高原则----集体领导原则，遵守党章规定的党的生活准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三，必须完全恢复苏联宪法中所体现的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列宁主义原则，同个人滥用权力、恣意妄为进行斗争。必须彻底纠正因个人崇拜的消极后果而长期积累起来的违背社会主义革命法制的情况。
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显示了我党坚如磐石的统一，显示了我党紧紧地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和我党完成共产主义建设伟大任务的决心。(暴风雨般的掌声)现在我们毫无保留地提出克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消除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原则性问题，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我党伟大的精神力量和政治力量。(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们坚信，以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武装起来的我们党，必将率领苏联人民沿着列宁主义道路去夺取新的成绩和新的胜利。(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党战无不胜的旗帜——列宁主义万岁!(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转为欢呼声。全体起立。)
注 释
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于1956年2月14日-15日举行。大会在莫斯科大克里姆林宫进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是在1956年2月25日上午的秘密会议上向代表大会的代表作的。
关于举行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并由赫鲁晓夫在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的建议，是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2月13日提出的。当天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这一建议。
代表大会秘密会议并未留下速记记录。报告结束后，决定不就报告展开讨论。根据会议执行主席尼•阿•布尔加宁的提议，代表大会一致通过随即见报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还通过了将报告全文向各级党组织下发但不见报的决议。
1956年3月1日，尼•谢•赫鲁晓夫签发了向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分送的拟下发各级党组织的报告全文。报告文字稍稍作了一些润色和加工修改：注明摘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其他著作的语句的出处，注明某些文件通过的日期，加入报告人离开报告稿的插话，指出代表们对报告中某些论点的反应。
1956年3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传达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的决定》。决定指出：“一、建议各州委、各边疆区委和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及以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的非党积极分子传达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二、将赫鲁晓夫同志报告发至各级组织，并附上‘不得公开发表’的字样，去掉小册子上原有的‘绝密’字样。”根据该决定，报告在各级党团组织的会议上进行了宣读。
本期所刊载的就是这个文本。
尼•谢•赫鲁晓夫(1894--1971) 1918年入党，曾参加国内战争，1920年起从事党务和经济工作。1935--193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39--1949年
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此期间，1944--1947年曾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部长会议)主席。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系若干方面军事委员会委员。1949--1953年任中央书记、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8年起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候补委员，1939-1964年为正式委员。1953--1964年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此期间，1958— 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自1964年起退休。
尼•阿•布尔加宁(1895--1975) 1917年入党，苏联元帅(1947--1958)，1958年起为上将。1922年起担任经济工作。1931--1937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1937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44年起为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和副国防人民委员。1947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在此期间，1947--1949年任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1934--1961年为苏共中央委员。1948--1958年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
②威廉•布洛斯(1849--1927) 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③费尔迪南德•拉萨尔(1825--1864) 德国工人运动家。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09页。
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57页。
⑦同上，第32卷第89页。
⑧同上，第16卷第139-140页。
⑨同上，第43卷第376页。
⑩指列宁于1922年12月23、24、25、26、29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337--342页)。
B1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0页。
B12即格•叶•季诺维也夫。
B13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703页注文。
B1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5页。
B15指列宁1920年10月26日撰写的《俄共(布)中共政治局决定草案》(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391、519页)。
B16《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417--418页。
B17《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B18拉•帕•贝利亚(1899--1953)，原苏联内务部部长，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因其反党反国家的罪行将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开除出党。他被撤销一切行政职务。
1953年12月23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判处贝利亚死刑。
B19《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第249页。
B20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1年10月2日的决定拟于1941年10月10日召开联共(布)中央全会，议程如下：“一、我国的军事形势。二、党和国家的国防工作。”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1年10月9日决定“鉴于不久前前线所面临的令人忧心忡忡的形势以及不宜让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离开前线”，全会延期召开。战争期间只在1944年1月27日开过一次中央全会。
B21指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12月31日成立的专案组，其任务是研究关于1935--1940年间对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其他苏联公民实行大规模镇压的材料。专案组成员有：苏共中央书记彼•尼•波斯佩洛夫和阿•鲍•阿里斯托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尼•米•什维尔尼克、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п.т.科马罗夫。
B22亚•伊•叶努基泽(1877--1937) 1898年入党。1918年7月起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书记。
B23指苏联最高执行委员会1934年12月1日的《审理关于策划或者实施恐怖行动的案件的程序》，后来称之为《1934年12月1日法令》，并一直执行到1956年以前。该决定当时未按苏联宪法的要求提请苏联中央最高执行委员会会议批准。
B24л.в.尼古拉耶夫(1904-1934) 1924年入党。曾一度担任列宁格勒州党委和列宁格勒联共(布)历史研究所的指导员。1934年4月被研究所开除，此后无业。1934年12月1日对谢•米•基洛夫行刺。后受审后被处决。
B25安•亚•日丹诺夫(1896--1948) 1915年入党。1934--1948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与此同时，1934--1944年任列宁格勒州党委和市党委第一书记。1935年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9年起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B26拉•莫•卡冈诺维奇(1893年生) 1911年入党。1924年起为中央委员，192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30年起任政治局委员。1957年因反党活动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1962年被开除出党。
B27维•米•莫洛托夫(斯克里亚宾)(1890-1986) 1906年入党。192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21--1930年任党中央书记。1930--1941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41--1957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与此同时，1941--1945年任国家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9--1949年和1953--1956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后为外交部长，国家监察部部长。1957年起任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1960年起任苏联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奥地利)代表。1921年起任党的中央委员。1921--1926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候补委员，1926--1957年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1957年因反党活动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1962年开除出党。1984年恢复党籍(从1906年算起)。
B28尼•伊•叶若夫(1895--1940) 1917年入党。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3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1936--1938年历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水运人民委员。1938年起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9年被捕，1940年1月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判决被处决。
B29亨•格•亚戈达(1891--1938) 1907年入党，1934--1936年历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内务人民委员。1936年起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1938年因所谓“反苏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一案受审并被处决。
B30《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110页。
B31帕•彼•波斯特舍夫(1887--1939) 1904年入党。1926年起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30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组织局成员。1933--37年历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二书记、古比雪夫州党委第一书记。192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B32м.м.卡尔波夫(1901--1939) 1920年入党。被捕前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基辅州委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B33罗•英•埃赫(1890--1940) 1905年入党。曾参加为在拉脱维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和斗争。1925年起历任西西伯利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联共(布)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委第一书记。1930年起为中央委员，193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最高执行委员会委员。
B34З. м.乌沙科夫，н.г.尼古拉耶夫—儒里德 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1939年被捕。1940年1月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判决被处决。
B35莫•利•鲁希莫维奇(1889--1938) 1913年入党，曾积极参加十月革命和乌克兰的内战。1920年起任顿涅茨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5年起担任国家和党的职务，曾任苏联国防工业人民委员。1924年起为党中央委员。
B36瓦•伊•梅日劳克(1893--1938) 1917年入党。1920年起历任多条铁路的政治委员和政府职务，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7年起为候补中央委员。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
B37扬•埃•鲁祖塔克(1887--1938) 1905年入党。1917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0年起任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后任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主席。1923年起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4--1930年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1926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联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1起兼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3--1926年和1934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32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遭到非法镇压。
B38尼•帕•科马罗夫(费•叶•索比诺夫)(1886--1937) 1909年入党。1917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委员。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北局书记。1926--1929年任列宁格勒市和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31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城市公用事业人民委员。1921年、1923--1930年为中央委员。1922--23年为候补中央委员。
B39л.м.扎科夫斯基 1937年任列宁格勒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
B40米•谢•丘多夫(1893--1937) 1913年入党。1928--1936年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1925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
B41阿•伊•乌加罗夫(1900--1939) 1918年入党。1934--1838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书记。1938年起任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B42彼•伊•斯莫罗金(1897--1939) 1917年入党。1921--1934年任俄罗斯联邦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28--1936年在列宁格勒从事党的工作。1937年起任联共(布)斯大林格勒州委书记，1930年起为候补中央委员。
B43鲍•帕•波泽恩(1882--1939) 1902年入党。1917--1918年任北方面军政委，后担任红军中的政治与指挥职务。1921年起从事经济工作与党的工作。1937--1938年任列宁格勒州检察长。1930年起为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
B44л.к.沙波什尼科娃(1895--1942) 1917年入党。1934年起为列宁格勒市党委常务委员。
B45伊•季•卡巴科夫(1891--1937) 1914年入党。1934年以前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1925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
B46斯•维•柯秀尔(1889--1939) 1907年入党。1917年10月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委。乌克兰共产党(布)的组织者之一。1919--192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2年起任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书记。1926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28年起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38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苏联监察委员会主席。1924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B47弗•雅•丘巴尔(1891--1919) 1907年入党。1918--1923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0年起历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席。1934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起任财政人民委员。1921年起为党中央委员。1926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3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B48亚•瓦•科萨列夫(1903--1939) 1919年入党，1926年起任共青团莫斯科市委书记。1927年起任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1929年起任总书记。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局委员。
B491938年1月14日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根据马林科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党组织在开除党员党籍方面的错误、关于对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上诉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态度以及关于克服这些缺点的措施的决议》。
B50в.в.罗托斯(1905--1956) 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要案侦讯处副处长，上校。曾亲自参加制造假案。1956年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B51指1936--1937年形成的德意日三国军国主义侵略集团。
B52格•马•马林科夫(1902--1988) 1920年入党。1939--1946年和1948--1953年任联共(布)(苏共)中央书记。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1957年历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电站部部长。1957年起任乌斯季-卡缅诺戈尔电站站长。1941--1946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6--1952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2--1957年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7年因从事反党活动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1961年开除出党。
B53康•康•罗科索夫斯基(1896—1968) 1919年入党。苏联元帅(1944年)，战前曾受到非法迫害，1941年恢复名誉。伟大卫国战争中曾先后指挥过好几个方面军。战后任北部军队集群总司令。1949年起任波兰国防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波兰元帅。1956年起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后曾担任其他军事要职。1961--1968年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
B54亚•瓦•戈尔巴托夫(1891--1973) 1919年入党。大将(1955年)。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战前受到非法迫害。战争期间担任过几个指挥职务。战后历任空降兵部队司令员、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司令员。1952--1961年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
B55基•阿•梅列茨科夫(1897--1968年) 1917年入党。苏联元帅(1944年)。1937年起任副总参谋长，1938年9月起任伏罗加河沿岸军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1940年起任总参谋长，1941年起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战前曾受到非法迫害，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曾任集团军和几个方面军的司令员。战后曾任几个军区的司令员。1936--1956年为中央委员，1956--1961年为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B56к.п.波德拉斯(1893--1942) 1918年入党。中将(1941年)。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曾遭到非法迫害。伟大卫国战争中曾担任集团军司令员。在战斗中牺牲。
B57伊•赫•巴格拉米扬(1897--1982) 1941年入党。苏联元帅(1955年)。伟大卫国
战争期间曾任西南方面军、西南战线副参谋长、参谋长，集团军司令员。1943年起历任几个
方面军的司令员。战后曾任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司令员，苏闻国防部副部长。1961--1982年为
苏共中央委员。
B58亚•米•华西列夫斯基(1895--1977) 1938年入党。苏联元帅(1943年)。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1941年8月起任副总参谋长，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1942--1944年负责协调各方面军的行动。1945年2月起任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词令员，1945年7月起任远苏军总司令。战后任总参谋长、武装力量部副部长、第一副部长、部长。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52--1961年为苏共中央委员。
B59阿•伊•米高扬(1895--1978) 1915年入党。1920--1926年历任下诺夫哥罗德省委书记、俄共(布)中央东南局书记，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1926--1946年历任对外留易和国内贸易人民委员及其他人员委员。1937年起兼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1946年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1942--1945年为国家国防委员会委员。1946--1964年历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第一副主席。196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5--1974年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23--1976年为党中央委员。1926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1966年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
B60格•康•朱可夫(1896--1974) 1919年入党。苏联元帅(1943年)。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1941年1--7月任总参谋长及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伟大卫国战争开始后，历任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后备方面军，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和西线总司令。莫斯科保卫战中曾任西方面军司令员。1942年8月起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副最高统帅。斯大林格勒会战、列宁格勒突围战和库尔斯克及策聂伯河大会战中负责协调各方面军的行动。1944--1945年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负责协调白俄罗斯第一和第二方面军的行动，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战后曾担任几个高级政府职务和指挥职务。1955-1957年任苏联国防部部长。1941--1946年及1952--1953年为党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7年为苏共中央委员。1956--1957年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委员。
B61А.н.波斯列克贝舍夫(1891--1965) 1917年入党。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和党的工作。1922年起在党中央任统计指导员，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助理。1928--1953年任中央书记处特别科副科长，党中央机要处副处长，特别科副科长。1952--1954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秘书。1934--1939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9--1954年为党中央委员。
B62в.с.阿巴库莫夫(1908--1954) 1930年入党。1922年起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1946--1951年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1951年被开除出党。1954年12月被判处死刑。
B63指1951年11月9日和1952年3月27日联共(布)中央关于格鲁尼亚揭露出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м.巴拉米亚为首的米格列尔民族主义组织的决定。1953年4月10日，这些决定被《苏共中央关于原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和原格鲁吉亚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违反苏联法律的决定》撤销。
B64指苏共中央七月(1955年)全会，全会听取并赞同赫鲁晓夫至于苏南会谈结果的报告。
B65约西普•布罗兹•铁托(1892--1980) 南斯拉夫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1940年起任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52年起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总书记，1956年起任南共联盟主席。1945年起任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后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家和政府首脑。
B66指1952--1953年炮制的指控一批医生从事间谍和恐怖活动的案件。苏共中央主席团1953年4月3日决定为因所谓“医生谋杀案”而被捕的37名医生及其家庭成员彻底恢复名誉。
B67с.д.伊格纳季耶夫(1904--1983) 1926年入党。1951--1953年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1953--1957年任苏共巴什基尔州委第一书记，1957年--1960年任鞑靼州委第一书记，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书记。
B68格•纳•卡明斯基(1895--1838) 1913年入党。1920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后担任经济工作和苏维埃工作。1930年起任联共(布)莫斯科州委书记。1932年起任莫斯科州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年起任卫生人民委员。1925--1927年和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
B69本沙瓦特分子是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本沙瓦特”(“平等”)的成员。该党成立于1911年，十月革命后倡议宣布成立阿塞拜疆资产阶级共和国(1918--1920)。
B70阿•弗•斯涅戈夫(1898年生)1917年入党。1913年起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委员，后在西伯利亚、乌克兰、古比雪夫、摩尔曼斯克担任苏维埃和党的工作，1938年受到非法迫害。1954年恢复名誉。
B71拉•约•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拉夫连季耶夫)(1890--1938) 1910年入党。1923年起历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29年起担任乌克兰军区政治部主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二书记。1931年起历任外高加索边疆区、西西伯利亚边疆区、远东边疆区党委书记，克里木州委书记。1930--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4年起为中央委员。
B72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谢尔戈)(1886--1937) 1903年入党。1920年起任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主席，外高加索边疆区、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1926年起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重工业人民委员。1921年起任中央委员，1926--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起为政治局委员。
B73и.м.凯德罗夫(1908--1940) 俄共(布)党员，国家安全机关上尉，м.с.凯德罗夫之子；в.п.戈卢别夫(1913--1940)，俄共(布)候补党员，国家安全机关中尉。二人于1939年被捕，1940年1月25日与н.в.巴图里娜一起被处决。
B74м.с.凯德罗夫(1878--1941) 1901年入党。1906--1907年任布尔什维克“种子”书籍出版社负责人。1917年起任军事人民委员会委员，老军人复员办公室政委，曾在北方面军担任指挥职务。1919年3月年任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局长，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委会委员。内战后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苏联最高法院、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家计委等处任职。
B75安•安•安德列耶夫(1985--1971) 1914年入党。1920年起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24--1925年兼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7年起任联共(布)北高加索加疆区委书记。1930年起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苏联工农检查院人员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1年起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1935年起任联(共)中央书记。1939--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会员会主席。1946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20--1961年为中央委员。1926—
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2--1952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B76一、二、三等斯大林奖金曾于1940--1952年间颁发。
B77关于在莫斯科修建苏维埃宫的决定是1922年在苏联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出的。伟大卫国战争之前曾开始修建。
B78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1891--1969) 1903年入党。1925年起任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年起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1940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46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21--1961年及1966--1969年为党中央委员，1926--1960年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
(译自《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
128～170页，除引文出处外，注释均为原
编者所加)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向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①
(1956年2月25日)
同志们!
党的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大会代表的许多发言以及过去几次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都就个人崇拜及其有害后果谈了不少意见。
斯大林去世后，党的中央委员会严格地、一贯地奉行这样的方针，即：讲清决不容许那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对个人的吹捧，决不容许把他变成像神灵一样的具有超自然品质的某种超人。这个人俨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替所有人思考；他的一举一动永远正确。
关于一个人、具体地说就是关于斯大林的这种概念，在我国已经灌输了许多年。
这篇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与活动作出全面的评价。有关斯大林的功绩，早
在他生前即有人撰写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小册子和著作。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是尽人皆知。人人都很清楚。
现在要说的是对于党的今天和明天都有着巨大意义的问题，即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
逐步形成的，这种个人崇拜在一定的阶段成了对于党的原则、党内民主、革命法制的许多的极其严重的巨大的歪曲的根源。
鉴于并非人人都清楚个人崇拜在实际的生活中曾引起了怎样的后果，而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将毫无限制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又已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汇报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
首先，请允许我提请大家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如何严厉谴责任何个人崇拜的表现的。
马克思在致德国政治活动家威廉•布洛斯②的信中说：
“……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就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们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屏弃章程中的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③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④
此后不久，恩格斯写道：
“马克思和我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⑤
革命天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极其谦虚已是众所周知。列宁总是强调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强调党这一充满生机的独立机构的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强调中央委员会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工人阶级领导人在领导工人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列宁在十分重视群众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的同时，对任何个人崇拜的表现进行了无情的谴责，并且同那种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关于“英雄”和“芸芸众生”的社会革命党人观念，将“英雄”同群众、人民对立起来的企图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列宁教导说，党的力量就在于它同群众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于人民——工人、农民的知识分子都跟着党走。列宁说：“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
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⑥
列宁自豪地谈到作为人民的领袖和导师的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党，他呼吁将一切最重要问题交给觉悟工人评判、交给自己的党评判；他说：“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作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⑦
列宁坚决反对任何贬低或者削弱党在苏维埃国家制度中的领导作用的企图。他制定了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并强调指出，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集体制。列宁早在革命前就把党的中央委员会称作领导人的集体，称作党的原则的维护者和解释者，列宁指出：“党的原则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是由中央委员会来维护和解释的。”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强调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它的权威。他指出：“我们中央委员会已经成为一个严格集中的和威信很高的集体……”⑨
列宁在世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真正体现了对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列宁作为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在原则问题上始终寸土不让，却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一起共事的同志。他循循善诱，耐心地向他人解释自己的意见。列宁对于贯彻党内生活准则、遵守党章、及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始终是密切注意的。
弗•伊•列宁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胜利、为了我党的胜利以及实践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作出了伟大的贡献，除此而外，他的原则性也表现在及时察觉了斯大林身上那些以后带来严重后果的不良品质，弗•伊•列宁怀着对党和苏维埃国家今后命运的忧虑，对斯大林作了完全正确的鉴定，并且指出应当考虑把斯大林从总书记岗位上拉下来调任其他工作的问题，理由是斯大林过于粗暴，对同志不够关切，任性和滥用权力。
1922年12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给下次党代表大会的信中写道：
“斯大林当了总书记后，手中握有无限的权力，我对于他是否能够总是相当谨慎的使用这一权力没有把握。”
这封信(在党的历史上以《列宁遗训》著称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B10)已经散发给出席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各位代表。大家都读过了，可能还会不只一次地去读。请大家深入思考一下列宁那番朴实无华的话语吧，其中体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对以后党的政策的方向的关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B11
列宁的这封信曾在出席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宣读，大家讨论了将斯大林调离总书记职务的问题。各代表团主张让斯大林继续留任该职，想的是他会考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批评意见并改正自己身上那些使列宁十分担心的缺点。
同志们!必须向党代表大会通报两份新文献，它们可以补充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遗
嘱》中对斯大林所作的鉴定。
这两份文献是纳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致当时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弗米拉尔•伊里奇致斯大林的私人信件。
下面我就宣读这两封信。
一、 纳•康•克鲁普斯卡娅的信
“列夫•波里瑟奇：
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对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事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我求助于您和格里戈里B12，你们都是弗•伊•较为亲密的同志，请设法保护我，不让人粗暴干涉私人生活，无端辱骂和威胁，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既没有精力又没有时间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一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娜•克鲁普斯卡娅”
娜捷施达•克鲁普斯卡娅的这封信写于1922年12年23日。两个半月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于1923年3月给斯大林去了如下这封信：
二、 弗•伊•列宁的信
“致斯大林同志。
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场内骚动)
顺致敬意!
列 宁
1923年3月5日 B13”
同志们!我不打算对这两封信加以评论了。它们本身就是有力的说明。既然斯大林在列宁生前就能有这样的举动，就能这样对待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党对她十分了解，并且把她作为列宁的忠实朋友和自我党成立之日起为党的事业奋斗的积极战士予以高度的评价，既然如此，那么就可以想象斯大林对其他工作人员是什么态度了。他的这些不良品质日益发展，到了晚年已经到了令人完全无法容忍的地步。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列宁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起初还尊重他的指示，而后来就开始不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严肃的警告了。
如果分析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实践，深入思考斯大林所搞的那一切，就会确信列宁的担心多么有道理。斯大林身上的缺点在列宁生前尚处于萌芽状态，近年来即发展成为斯大林严重的滥用权力行为，这给我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和正确分析这个问题，为的是不致再度发生与斯大林生前所作所为相类似的事情，斯大林对于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制根本无法容忍，他不仅对与他发生矛盾的一切、而且对由于他的任性和专制他觉得与他的观点相抵触的一切，都施加了残忍的暴力。他不是劝说，解释，对人们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而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意见。谁要对此进行抵制或者力图证实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正确性，他就注定要被逐出领导集体，并随即遭到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毁灭。这一点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的那个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许多正直的、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杰出活动家和普通工作人员成了斯大林专横暴虐的受害者。
应当说，党进行了反对 托洛茨基分子、右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重大斗争，从思想上粉碎了一切列宁主义的敌人。这场思想斗争进行得很顺利，党在斗争过程中变得更加坚强，
经受了锻炼。斯大林在这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党同自己队伍中那些反对列宁主义的原理的人、同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进行了重大的思想政治斗争。这是一场顽强、艰苦、却必不可少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导致向国际资产阶级投降。
试想一想，1928至1929年间我们党内如果让右倾政治路线、让指靠所谓“印花布工业化”
和指靠富农等等的做法占了上风，那会是什么下场。那样一来，我们就不会有强大的重工
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就会在资本主义的包围面前解除武装，束手无策。
正因如此，党在思想阵地上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向全体党员和非党群众阐明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行动的害处和危险之所在。这一阐明党的路线的庞大工作结出了硕果：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都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党内压倒多数的人都拥护列宁主义路线，党得以把劳动者激励和组织起来，去贯彻党的列宁主义路线，去建设社会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等的斗争中，也没有对他们采取极端的镇压措施。斗争是在思想基础上进行的。然而事隔数年之后，当社会主义已在我国基本建成，剥削阶级已基本消灭，苏联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敌对的党派、政治派别和团体的社会基础大大削弱，当党在思想上的敌人早已从政治上被彻底粉碎时，却开始了对他们的镇压。
正是在这段时间内(1935-1937-1938年)按照国家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首先针对早已在政治上被打垮的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然后矛头又指向了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指向党的干部，这些人曾经亲身经历了国内战争，经历了工业化和集体化最困难的头几年，并积极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维护党的列宁主义路线的斗争。
斯大林提出了“人民敌人”的概念。这个术语一出，马上就无需去证明争论的另一方思想上的错误了，因为有了这个术语，任何一个在某方面与斯大林意见相左的人，任何一个仅仅被怀疑有敌对意图的人，任何一个纯属受到诬陷的人，都可能受到最残酷的镇压，从而破坏了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这个“人民敌人”的概念实际上已经取消和排除了进行某种思想斗争或者甚至就某个实际问题发表个人意见的可能性。与现代法学的一切准则相反，主要的和实际上唯一的罪证便是被告本人的“供词”，而且后来的复查表明，这种口供是通过对被告采用肉刑而得到的。
这样做的结果，是对革命法制的令人发指的违反，是许多过去拥护党的路线的纯属无辜的人惨遭迫害。
应当指出，即使是对于那些过去曾经反对过党的路线的人，也往往并无足够的重大理由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为了证明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确有根据，便提出了“人民敌人”的说法。
许多被宣布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并且后来被除掉的人，在弗•伊•列宁生前还同列宁共过事呢。他们中间有些人在列宁生前就曾犯过错误，然而尽管如此，列宁仍然在工作中使用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尽量让他们留在党内，带领他们前进。
说到这里，有必要让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了解一下未曾发表的弗•伊•列宁于1920年10月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一张便笺B14。在确定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时列宁写道，必须把这个委员会变成真正的“体现党和无产阶级的公正的机构。”
“建议监察委员会承担一项特殊任务：对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心理上的危机的所谓反对派的人们分别加以关心，甚至往往要象医治病人那样对待他们。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能用命令方式)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就此向中央组织局提出建议和意见等等。”B15
众所周知，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敌人、对于背离党的正确路线的人采取了怎样毫不妥协的态度。与此同时，从以上宣读的文献、从他领导党的全部实践中可以看出，列宁要求对于那些曾经表现出动摇不定、背离党的路线、但是还可以使之回到党性道路上来的人，采取十分关心的党性的态度。列宁建议对这些人进行耐心的教育，不要采取极端的手段。
这里表现出了列宁在对人的处理、在进行干部工作中的英明。
斯大林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斯大林同列宁的如下特点格格不入，即：对人进行耐心的工作，坚持不懈、耐心细致地教育他们，善于通过由整个集体从坚持思想原则立场出发对人施加影响、而不是通过强制的办法率领人们前进。斯大林抛弃了列宁的说服教育方法，从思想斗争的立场转而走上行政压制的道路、大规模镇压的道路、恐怖的道路。他愈来愈广泛和顽固地通过惩罚机关采取行动，这样就往往违反了一切现存的道德准则和苏联法律。
一个人的恣意妄为鼓励和纵容了其他人的恣意妄为。对千千万万人的大规模逮捕和流放、未经审判和正常的侦查就判处死刑，这使人们产生了不信任感，引起恐惧甚至愤恨。
这当然不会有助于党的队伍的团结、各阶层劳动人民的团结恰恰相反，其结果是除掉斯大林所不中意的正直的工作人员，将其开除出党。
我党曾为贯彻实施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而斗争。这是一场思想斗争。假如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列宁的态度，善于将党的原则性和对人们关心体贴的态度结合起来，表现出不是把人们推开、抛弃而是把他们吸引过来的愿望，那么我们大概就不会如此粗暴地破坏革命法制，不会对千千万万的人使用恐怖手段了。那么就会只对那些真正犯有危害苏维埃制度罪行的人采取极端措施了。
我们来看看某些历史事实吧。
十月革命前，两名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计划。不仅如此，10月18日他们在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上发表了自己关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准备起义和他们认为起义是冒险行动的声明。这样一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在敌人面前公开了中央委员会关于起义、关于在最近组织这场起义的决定。
这是对党的事业的背叛，对革命事业的背叛。弗•伊• 列宁就此事写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向罗将柯和克伦斯基泄露了自己党在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B16他向中央提出了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除出党的问题。
然而众所周知，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列宁吸引他们执行极其重要的党的任务并让他们在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中积极工作。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列宁生前还犯了不少其他重大的错误。列宁在“遗训”中警告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B17
再以托洛茨基分子为例。在过了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之后的今天来谈论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我们完全可以平心静气、相当客观地对这件事情进行分析了。托洛茨基周围的人根本就不是资产阶级出身的嘛。他们一部分是党的知识分子，而有一部分是工人出身。可以举出一大堆人的名字，他们曾经加入过托洛茨基分子的行列，他们也曾积极地参加过革命前的工人运动以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积极参加过巩固这场伟大革命的成果的斗争。其中许多人已同托洛茨基主义决裂，转到了列宁主义的立场上。难道非要把这些人从肉体上消灭不可吗?我们深信，假使列宁健在，是不会对其中许多人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的。
以上只不过是一些历史事实。然而难道能够说列宁在确实需要对革命的敌人采取最无情的措施时缩手缩脚吗?谁也不能这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对于革命和工人阶级的敌人进行无情的镇压，一旦有此必要，他就毫不宽容地采取这种措施。只要回想一下弗•伊•列宁1918年同社会革命党反苏维埃暴动策划者的斗争、同反革命富农等的斗争就可以知道，当时列宁毫不动摇地对敌人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不过列宁用这种措施去对付的是真正的阶级敌人，而不是用来对付那些犯过错误、一度误入歧途、可以通过思想感化率领他们前进甚至把他们留在领导岗位上的人。
列宁是在极端必要的场合，当存在着疯狂反对革命的剥削阶级、当斗争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必然采取包括内战在内的极其尖锐的形式时，才采取严厉的措施的。而斯大林采取最极端的措施、搞大规模镇压时，革命已经胜利，苏维埃国家已经巩固，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民经济各部门已经确立起社会主义关系，我党政治上已很坚强，它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已经经受了锻炼。十分清楚，这里斯大林在许多场合都表现出不容异见、粗暴和滥用权力。
他不是去证明自己政治上正确无误，不是去动员群众，而是往往大搞镇压和肉体消灭，矛头不仅对准真正的敌人，而且对准那些并没有犯下反党和反苏维埃罪行的人。这里根本谈不上英明，有的只是粗暴力量的表现，那也正是弗•伊• 列宁当年最不放心的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揭露贝利亚B18匪帮之后，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了该匪帮伪造的
许多案件。审查中暴露出与斯大林的错误行为有关的粗暴的恣意妄为的不堪入目的情景。事实表明，斯大林利用手中的无限权力，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干了不少滥用权力的事情，他不征求中央委员的意见，甚至不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斯大林个人就党和国家十分重要的问题作出的决定，经常不让这些人晓得。
* * *
在分析个人崇拜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个人崇拜给我党的利益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历来强调党在领导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和意义，认为这是我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条件。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党作为苏维埃国家执政党的重大责任，他号召极其严格地遵守党内生活的一切准则，号召实行对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原则。
集体领导是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我党的本质所决定的。列宁说：“这就是说，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成员、所有的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B19
大家知道，列宁本人就是最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典范。凡是遇到重要问题，列宁都要同大多数中央委员或者中央政治局委员商量，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再作出决定，从来不搞独断专行。
在我党和我国最困难的时期，列宁认为必须定期举行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党的中央全会，讨论一切重大问题并做出业经领导集体全面研究的决定。
例如，可以回想一下我国面临帝国主义干涉者入侵威胁的1918年。在这种条件下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讨论极其重要的刻不容缓的问题——和约问题。1919年国内战争如火
如荼，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新党纲，并就诸如对基本农民群众的态度、红
军建设、党在苏维埃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改善党的社会构成之类的重要问题作出了决定。1920
年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党和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任务。1921年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和《关于党的统一》这一历史性决议。
列宁生前的党代表大会都是定期召开的，每当党和国家发展的急剧转折关头，列宁都认为首先必须由党就内外政策、党和国家建设的根本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列宁把他最后的文章、信件和札记交给了党代表大会这一党的最高机关。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中央委员会作为具有高度权威的领导集体开展工作，它严格遵守党的原则，贯彻党的政策。
这是列宁生前的情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之后，是否遵循了这些对我党说来堪称神圣的列宁主义原则呢? 列宁刚刚逝世的那几年，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还大体上定期召开，后来，斯大林愈来愈滥用权力，这些原则就受到了粗暴的违反。这点在他一生的最后15年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相隔了30多年，在此期间我党和我国发生了这么多大事，这一事实难道能够说是正常的吗?这些大事迫切要求党就卫国战争条件下的国防问题和战后时期的和平建设问题作出决定，甚至在战后，也是7年多的时间没有开过一次代表大会。
中央全会几乎没有开过。只需说说下面这点就够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实际上没有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诚然，1941年10月曾有过召开中央全会的打算B20，当时专门把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从全国各地召至莫斯科。他们等了两天，全会却未能如期召开。斯大林甚至不想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见面和谈话。这件事说明斯大林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是何等地沮丧，说明他对中央委员又是何等地高傲和轻慢。
从这种做法可以看出，斯大林无视党内生活准则，践踏列宁的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斯大林对党、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更是暴露无遗。
中央委员会掌握了许多足以证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粗暴地恣意妄为的事实，成立了中央主席团下设的党的专案组B21，责成该组仔细弄清怎么能够对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实行大规模镇压的问题。
专案组查阅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大量材料和其他文件，确认了许许多多对共产党员制造假案、提供伪证、触目惊心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因而导致无辜者死于非命的事实。现已查明，1937-1938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实际上从来就不是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他们其实始终是正直的共产党员，然而却横遭诬陷，有的因经不住野蛮拷打，自己给自己加上了(按照制造假案的侦查员的口述)无奇不有的严重的、不可思议的罪名。该专案组向中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和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进行大规模镇压的证据确凿的长篇材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已经研究过这份材料。
现已查明，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39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7人被逮捕和处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间)，即占70%。(场内激愤)
十七大代表的情况如何呢?众所周知，十七大80%有表决权的代表都是在从事地下革命斗争时期和内战时期入党的，也就是1920年以前入党的。论社会地位，大会代表的主要成分是工人(占有表决权的代表的60%)。
因此，这种人员构成的代表大会居然选举产生了一个大多数为党的敌人的中央委员会，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了。只是由于正直的共产党员受到诬陷、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纯属捏造、革命法制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70%由十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才被宣布为
党和人民的敌人。
遭此厄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而且还有十七大的大多数代表，在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反革命罪而被捕的人大大超过一半，为1108人。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参加十七次党代会、现已查明占了大多数的代表所受到的反革命罪的指控是多么地荒唐、离奇，完全不合理智。(场内激愤)
这里需要提醒一下，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以胜利者的大会载入史册的。当选大会代表的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积极的建设者，其中许多人曾在革命前的地下活动中和内战的前线为党的事业进行了忘我的斗争，他们勇敢地同敌人搏斗，不止一次地视死如归，面不改色。怎么能够相信这样一些人竟然在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政治上已被粉碎、社会主义建设业已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充当起“两面派”，投入社会主义敌人的营垒呢?
这是斯大林滥用权力的结果，他开始对党的干部搞大规模的恐怖了。
为什么在党的十七大之后，针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镇压变本加厉了呢?因为斯大林当时已经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他已经根本不把中央委员会和党放在眼里了。如果说他在十七大以前还能听听集体的意见的话，那么当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在政治上已被彻底粉碎，由于这一斗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实现了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时，斯大林就愈来愈不把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放在眼里了。斯大林认为现在他自己就可以决定一切事情，其他人对他只能起统计员的作用，他使其他人全部处于一种只能听从他和颂扬他的地位。
谢•米•基洛夫遇刺以后，大规模镇压和粗暴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就开始了。1934年12月1日，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未经政治局决定，两天之后才以分别征求意见的方式签署)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叶努基泽B22签发了下列决定：B23：
“一、侦查机关必须以加速方式审理因策划或实施恐怖行动而受到起诉的案件：
二、审判机关不得因此类犯人要求赦免的上诉而延误极刑的判决，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此类上诉均不得予以考虑；
三、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在上述类别的犯人被判极刑时必须在判决后立即执行。”
这一决定成了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依据。在制造出来的许多假案中，被告被加上了“策划”恐怖行动的罪名，这就剥夺了对被告复查他们的案件的任何机会，即使他们在法庭上否认了自己被迫说出的“供词”并令人信服地推翻了对他们的指控，也无济于事。
应当说，同基洛夫同志遇剌有关的情况中，至今仍有许多令人费解和莫名其妙的地方，需要进行最仔细的调查。有理由认为，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B24曾经受到负责保护基洛夫安全的人员中什么人的帮助。在刺杀的一个半月以前，尼古拉耶夫曾因行为可疑而被捕，但是放掉了，甚至没有对他进行过搜查。最令人生疑的是，1934年12月2日基洛夫的贴身警卫被带去审问时，他却因“车祸”死亡，而陪同人员无一受伤。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均被撤职和受到很轻的处罚，然而却在1937年被处决了。不妨认为，处决他们是为了销毁策划刺杀基洛夫者的罪证。(场内骚动)
1936年年底起，大规模镇压急剧升级，那是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B25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B26、莫洛托夫B27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发了一封电报之后的事情，电文中说：
“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B28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是绝对必要和十分迫切的事情。亚戈达B29显然不能胜任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集团的任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件事情上耽误了4年。全体党务工作者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多数州级机关都是这个看法。”这里应顺便指出，斯大林并未会见过党务工作者，因此不可能了解他们的意见。
斯大林这项关于“人民委员部”在搞大规模镇压方面“耽误了4年”、必须尽快“补上”失去的时间的指令，直接怂恿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去搞大规模的镇压和枪决。
必须指出，这一指令也强加给了1937年联共(布)中央二月—三月全会。全会就叶若夫题为《日本--德国--托洛茨基代理人暗害活动、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的教训》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说：
“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在对反苏托洛茨基中心及其在各地的追随者的案件进行侦查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最新事实表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揭露这些极其凶恶的人民敌人的问题上至少耽误了4年。”
当时的大规模镇压是在同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旗号下进行的。当时托洛茨基分子真的对于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有那么危险吗?这里应该提醒一下，1927年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夕，赞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只有4000人，而赞成党的路线的为724000人。从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至中央二月一三月全会的10年间，托洛茨基主义已被彻底粉碎，许多原先的托洛茨基分子都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观点，正在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工作。显然，在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情况下搞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恐怖是没有理由的。
斯大林在1937年二月一三月全会上所作的题为《关于党的工作缺点及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两面派的措施》的报告中，试图以随着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必定愈来愈尖锐为借口来给大规模镇压提供理论根据。斯大林还断言，这是历史的教导，这是列宁的教导。
实际上列宁曾经指出，使用革命的暴力是由于必须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才引起的，而且列宁的这番指示是针对那个剥削阶级依然存在而且相当强大的时期而发的。国内的政治形势刚刚好转、红军刚刚攻占罗斯托夫并取得对邓尼金的主要胜利，列宁就指示捷尔任斯基取消大规模恐怖行动，取消死刑。列宁1920年2月2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中是这样来论证苏维埃政权的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
“我们实行恐怖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逼出来的，因为称霸世界的强国不顾一切地派遣大批军队向我们扑来。假如我们对军官们和白卫军的这些行动不予以无情的回击，那我们连两天都不能支持，这也就叫作恐怖，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逼出来的。在刚刚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在收复罗斯托夫以后，我们立刻取消了死刑，从而表明我们是按照我们所许诺过的那样来对待我们的纲领的。我们说，使用暴力是为了要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这个问题一解决，我们就不再使用任何非常措施。我们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B30
斯大林背离了列宁的这一直截了当的明确的纲领性指示。在我国已经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而且没有什么重要理由采取大规模非常措施、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时候，斯大林让党、让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搞起了大规模恐怖。
这一恐怖行动事实上并非针对业已打垮的剥削阶级的余孽，而是针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干部，给他们加上了伪造的、诽谤性的和荒唐的罪名，指控他们有“两面派”、“间谍”和“暗害”行为，策划什么杜撰出来的“行刺”等等。
在中央二--三月全会(1937年)上，许多中央委员在发言中实际上对于以同“两面派”作斗争为借口的大规模镇压方针是否正确表示了怀疑。
这种怀疑在波斯特舍夫同志B31的发言中表现得最明显。他说：
“我原来认为：经过了那么激烈的斗争年代，腐化堕落的共产党员已经脱离革命或者投入敌人陈营，思想健全的党员是在为党的事业而斗争。那是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时期。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卡尔波夫B32及其同伙在经历了暴风骤雨的年代之后竟会投向敌人的阵营(卡尔波夫是波斯特舍夫很了解的乌克兰共产党干部)。可是根据证词，卡尔波夫1934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拉过去了。我个人认为，一个经历了为党的事业、为社会主义同敌人进行激烈斗争的漫长道路的好端端的党员，居然在1934年投入敌人的营垒，简直不可思议。我不相信会有这事……我无法想象，怎么能够同党度过难艰岁月而后又在1934年去投靠托洛茨基分子。这很奇怪……”(场内骚动)
潜入国家安全机关的奸细以及无耻的野心家利用斯大林所谓社会主义愈临近敌人就愈多的观点，利用中央二--三月全会就叶若夫报告通过的决议，以党的旗号来掩盖针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干部、针对普通苏联公民的大规模恐怖手段。1937年因反革命罪名被捕的犯人数目相当于1936年的10倍!由此可见一斑。
大家知道，在对待党的领导干部方面也是粗暴地恣意妄为。十七大所通过的党章是基于列宁在十大期间的指示制定的，党章规定，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采取开除党籍这样的极端措施，“必须召开有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参加的中央全会”，只有这种党的负责干部全体会议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必须这样做时，才能将中央委员或者候补中央委员开除出党。
大多数由十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在1937-1938年被捕，他们被开除出党是非法的，是对党章的粗暴践踏，因为开除他们的问题并未提交中央全会讨论。
现在，对某些这种臆造的“间谍”和“暗害分子”的案件进行了侦查，已查明这些案件是伪造的。许多被指控从事敌对活动的被捕者的供词，是通过残酷的惨无人道的拷打得到的。
据当时的政治局委员说，许多受诬陷的政治活动家曾经否认自己在军事法庭上的供词并要求客观地对他们的案件进行侦查，当时斯大林却不把他们的申诉分送政治局委员。这样的申诉不少，斯大林无疑是看到了这些申诉。
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向代表大会报告许多针对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的假“案”的情况。
可以用来说明卑鄙的反间行为、恶毒的伪造和罪恶的践踏革命法制的例子，是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之一、1905年入党的埃赫同志B33一案。(场内骚动)
埃赫同志于1938年4月28日因有人诬陷而被捕，逮捕未经苏联总检察长批准，直到被捕的15个月之后才得到总检察长批准。
对埃赫案件的侦查是在极其粗暴地歪曲苏联法制、恣意妄为和伪造的情况下进行的。
埃赫在严刑拷打下被迫在侦查员事先写好的审判记录上签字，记录中指控他本人和许多著名党和国家干部曾进行反苏活动。
1939年10月1日，埃赫递上了一份致斯大林的申诉书，他在申诉书中断然否认自己有罪，并要求对他的案件进行审查。他的申诉书中写道：“再没有比在我始终为之奋斗的制度下坐牢更加痛苦的了。”
1939年10月27日埃赫致斯大林的第二份申诉书保存下来了，他在申诉书中以事实为依据，有力地驳斥了加在他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并说明这些挑衅性的指控一方面系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所为，他作为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曾经批准逮捕他们，这些人勾结起来对他进行报复，另一方面，也是侦查员对虚构的材料进行卑劣伪造的结果。
埃赫在申诉书中写道：
“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对我的案件的侦查业已终结，并让我有机会看了侦查材料。我要是有罪，我要是对加在我头上的罪行中的任何一条负有1%的罪责，我就没有勇气向您作这个临死前的申诉了，不过我没有犯过任何一条指控我曾犯的罪行，我的灵魂绝没有任何一个污点。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在您面前讲过半句假话，在将死未死的此刻我也不会对您撒谎。我的全部案件就是挑拨、诽谤和违反革命法制起码原则的一个典型事例……
…… 我的侦查案卷中那些揭发我的证词不但荒诞离奇，而且包含了许多对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诽谤，因为并非由我倡议、我也未曾参与的那些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所通过的正确决定，都被说成是在我提议下进行的反革命组织的破坏活动……
现在我来谈谈自己一生中最可耻的一页，谈谈我对党和对您犯下的真正的重大罪过。这就是我关于反革命活动的供词
…… 情况是这样的：我受不了乌沙科夫和尼古拉耶夫B34对我的折磨，特别是乌沙科夫，他巧妙地利用我被打断的肋骨还没长好这一点，使我疼得无法忍受，逼迫我诬陷自己和别人。
我的大部分供词都是乌沙科夫提示或者口授的，其余部分是我凭记忆抄写内务人员委员部关于西西伯利亚的材料，再把内务人民委员部材料中引用的全部事实都加到自己身上。如果乌沙科夫编造并由我签字的神话中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他们就逼迫我在另外一份供词上签字。对鲁希莫维奇B35的揭发就是如此，起初把他算作后备总站的，后来什么也没有对我说，就把他划掉了，对于据说是1935年由布哈林创立的后备总部的主席也是如此。起初我把自己写上，后来他们让我写成梅日劳克B36，此外还有多处……
…… 我请求您、恳求您下令补充调查我的案件，这并不是为了我自己能得到宽恕，而是为了揭露卑劣的、像毒蛇一样缠在许多人身上的反间行为，其中也有由于我的意志薄弱和罪恶的诽谤造成的反间行为。我从未背叛过您，从未背叛过党。我知道，我是由于那些中伤我的党和人民的敌人的卑鄙手段才走向刑场的。”(埃赫案卷，第1册，一封)。
看来，如此重要的申诉一定是经过党中央讨论的。可是没有讨论过，申诉书交给了贝利亚，于是对于受诬陷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同志的残酷迫害仍在继续。
1940年2月2日，埃赫被交付法庭审判。埃赫在审判中没有认罪，并作了如下的声明：
“在我的全部所谓供词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我被迫签上的名字除外。我是在侦查员的压力下写出供词的，他从我被捕之初就毒打我。此后我就开始写一些荒唐的东西……
对我说来最重要的是，向法庭、向党、向斯大林说明我无罪。我从未参与过任何阴谋。我在
整个工作过程中始终相信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临死也仍然抱着这个信念。”(埃赫案卷，
第1册。)
2月4日，埃赫被处决。(场内激愤)现在已经无庸置辩地查明，埃赫一案纯属假案，已经为他死后恢复名誉。
政治局候补委员鲁祖塔克同志B37在法庭上完全否认了被迫写出的供词，他于1905年入党，曾在沙皇时代服苦役10年。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有鲁祖塔克的如下申述：
“…… 他对法庭的唯一要求是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报告：内务人员委员部机关内还有一个尚未根除的脓疮，这个脓疮人为地制造假案，逼迫清白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对起诉的情况不予核查，也不给任何机会去证明自己同各色人等某些证词中提出的罪行毫无瓜葛。审讯的方法是迫使你凭空捏造并诬陷清白无辜的人们，更不用说受审者本人了。他要求法庭准许他把这一切写下来交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他向法庭保证说他本人对我党的政策从来不抱任何恶意，因为他始终完全赞同党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各个领域奉行的全部政策。”
鲁祖塔克的这一申诉无人理睬，尽管众所周知，鲁祖塔克当时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而该委员会是按照列宁的想法为了进行争取党的统一的斗争而成立的。这个具有高度权威的机关的主任却成了残酷专横的牺牲品：甚至没有召他到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不愿同他谈话。他在20分钟内就被定罪并且处决了。(场内激愤)
1955年所进行的详细复查判明，对鲁祖塔克提出起诉的案件是一起假案，对他的定罪依据的是诽谤性材料。鲁祖塔克已在死后恢复了名誉。
原内务人民委员部是怎样人为地(以反间的方法)制造出各种“反苏总部”和“集团”的，从1906年入党的罗森布吕姆同志的供词中可见一斑，他是1937年遭到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局逮捕的。
1955年复查科马罗夫B38案件时，罗森布吕姆说出了以下事实：罗林布吕姆1937年被捕后即受到严刑拷打，拷打中强迫他说出有关他本人和其他人的假供词。后来把他带到扎科夫斯基B39的办公室，扎科夫斯基表示可以释放他，但条件是他必须在法庭上给内务人民委员部1937年炮制的“列宁格勒暗害活动、间谍活动、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总部案”提供伪证。(场内骚动)扎科夫斯基极其厚颜无耻地向罗森布吕姆和盘托出人为制造莫须有的“反苏阴谋”的卑鄙“手段”。
罗森布吕姆说：
“为了直观起见，扎科夫斯基在我面前打开了这个总部及其分支机构的几种假定的系统图。扎科夫斯基让我看了这些系统图后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筹划这个总部的案件，而且将进行公开审判。总部的领导人将要交法庭审判，共有4-5人；丘托夫B40、乌加罗夫B41、斯莫罗金B42、波泽恩B43、沙波什尼科娃B44(丘多夫之妻)等，每个分部有2-3人……
…… 列宁格勒总部案件要搞得无懈可击。这里证人起决定性作用。证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是从前的)和党龄也有着非同小可的作用。
扎科夫斯基说：‘你自己一点也不用去虚构。内务人民委员部给你编好现成的关于每个分部的提纲，你的任务就是把它背下来，牢牢记住法庭上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和答案。这起案子要准备4-5个月，甚至半年。所有这段时间你都要好好准备，以免把审讯搞砸，使你自己难堪。审判的过程和结局直接关系到你今后的命运。你要是怯场，弄虚作假，就只好自作自受了。你要是能挺住，那就能保住脑袋，公家管你一辈子的吃穿。’”(科马罗夫一案复查材
料，个人案卷60-69页)
这就是当时所干的卑鄙勾当!(场内骚动)
地方上更是制造假案成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内务人民委员局“揭出”了所谓的“乌拉尔叛乱司令部——右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教徒集团机关”，据说是由斯
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书记、联共(布)中央委员、1914年入党的卡巴科夫B45领导的。
按照当时的审讯材料，几乎所有的边疆区、州和共和国都有所谓广设分支机构的“右派托洛
茨基分子、间谍和恐怖分子、破坏与暗害分子的组织和总部”，而且这些“组织”和“总部
”不知为什么照例都是以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的第一书记为首的。
(场内骚动)
由于骇人听闻地制造类似假案，由于相信各种诬陷性的“证词”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被迫诬告，成千上万正直的清白无辜的共产党员不幸遇害。用同样的方式炮制了针对著名党和国务活动家柯秀尔B46、丘巴尔B47、波斯特舍夫、科诺列夫B48等人的“案件”。
当时毫无根据的镇压是大规模地进行的，其结果是党在干部方面遭到极大损失。
形成了一种恶劣的作法，即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拟定其案件由军事法庭审理的人员名单，事先
就定好了这些人的判刑轻重。这些名单由叶若夫交给斯大林本人，以便批准所提出的惩治办
法。1937-1938年斯大林收到383份名单，其中涉及到成千上万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队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全都得到了他的批准。
这些案件的相当大一部分眼下正在进行复查，其中有大量案件已作为毫无根据的假案不再生效。1954年至今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已经为7679人恢复名誉，而且许多人是死后恢复名誉的，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党、苏维埃、经济部门、军队的工作人员的大规模逮捕，给我国、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大规模镇压对党的政治与道德状况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造成了信心不足，助长了病态的疑神疑鬼心理的蔓延，在共产党人中间播下了相互不信任的种子。形形色色的诽谤者、野心家十分活跃。
1938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B49的决议使党组织得到一定的改善。然而1938年仍在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仅仅是因为我党拥有伟大的政治与道德力量，它才能应付1937-1938年的严峻局面，经受住这些事件，培养出新的干部。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不是因为1937-1938年那次大规模毫无根据、极不公正的镇压损失了一大批干部，那么我们向社会主义的前进和国防建设都会更加顺利。
我们为1937年的反常指责叶若夫是对的。但是必须回答下列问题：难道叶若夫个人能够在斯大林不知情的情况下去逮捕柯秀尔吗?政治局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或者作过决定吗?没有，其他类似案件也同样没有。难道叶若夫能够决定诸如关于著名党的活动家的命运之类的重大问题吗?不能，如果认为这仅系叶若夫一人所为，就未免太天真了。很清楚，这类案件是斯大林决定的，没有他的指示，没有他的批准，叶若夫什么也干不了。
现在我们审查了柯秀尔、鲁祖塔克、波斯特舍夫、科萨列夫等人的案件，给他们恢复了名誉。那么他们的被捕和受审都有些什么根据呢?对材料的研究证明，这方面没有任何根据。对他们的逮捕和对其他许多人的逮捕一样，未经检察长批准。再说在那种条件下也不需要任何批准手续；既然一切都由斯大林来决定可否，还会有什么批准手续呢。他就是这些问题上的总检察长了。斯大林不但批准，而且还主动指示逮捕人呢。这点要说一说，好让大会代表完全弄清楚，让大家可以作出正确评价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事实表明，许多滥用权力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根本不顾及什么党纪和苏联法律的准则。斯大林是个疑心很重的人，他有一种病态的疑神疑鬼心理，我们与他共过事，对此深信不疑。他可以看着一个人说：“你今天眼神有点不对头”或者“今天你为什么老是扭过脸去，不敢正眼看人”。疑神疑鬼的病态心理使他对任何人都一律不信任，包括对于他已认识多年的杰出的党的活动家。他到了草木皆兵，觉得到处是“敌人”、“两面派”、“间谍”的地步。
他拥有无限的权力，便可以残酷无情地恣意妄为，从精神和肉体上去压制人。形成了一种人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的局面。
斯大林说某人该抓起来，那就得相信这是“人民的敌人”。而在安全部门当权的贝利亚匪帮便使出浑身解数来证明被捕者有罪，证明他们所捏造的材料正确。用的是什么证据呢?被捕
者的供词。侦查员便设法搞到这些“供词”。可是怎么能让一个人承认他从未犯过的罪行呢
只有一个办法——使用肉刑，通过拷打，让犯人失去知觉，丧失理智，丧失人的尊严。用
这种方式搞到假“供词”。
1939年，大规模镇压的浪潮已成强弩之末，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开始指责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对犯人使用肉刑，斯大林便在1939年1月10日给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发去一封密码电报。电文如下：
“联共(布)中央在此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是从1937年起经过联共(布)中央批准才使用肉刑的…… 众所周知，一切资产阶级谍报机关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人士使用肉刑，而且肉刑的方式骇人听闻。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谍报机关对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可恶敌人就应当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肉刑的方式今后也一定要用，作为一种对付明目张胆和未解除武装的人民敌人的特殊措施，它是完全正确和完全适当的方法。”
可见，上述的那些可以导致对无辜者的诬告和自我诬告的极其粗暴地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用刑和拷打，都是经过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
前不久，就在本次代表大会开幕的前几天，我们把侦查员罗托斯B50传到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接受审问，他曾对柯秀尔、丘巴尔和科萨列夫进行侦讯和审问。这是一个无能之辈，鼠目寸光，精神上是个不折不扣的败类。就是这么一个人决定着党的著名活动家的命还决定着这些问题上的政策，因为他在证明这些人“有罪”时，就是在为重大的政治结论提供材料。
试问，难道这号人能够凭自己的智力进行审讯并最终证明柯秀尔之类的人有罪吗。离开有关的指示他就会感到无所适从。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这样对我们说：“他们对我说柯秀尔和丘巴尔是人民的敌人，所以我作为侦查员就应当逼他们招认自己是敌人。”(场内激愤)
这个他只能通过长时间的拷打获得，他就是在贝利亚的详细指示下这么干的。应当说说，罗托斯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曾经恬不知耻地声称：“我当时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党的任务。”斯
大林关于对犯人使用肉刑的指示就是这样的实践中贯彻执行的。
以上和其他类似的事实证明，党的正确处理问题的任何准则都已荡然无存，一切都任凭一个人去恣意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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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导致了伟大卫国战争过程中特别严重的后果。
如果看我国的许多小说、电影和历史“学术著作”，那么其中对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的描写完全不符合事实。通常都是这样一种公式。斯大林料事如神。苏军几乎是按照斯大林事先拟定的战略计划使用了所谓“积极防御”策略，就是众所周知的把德军放进来直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的策略。据说苏军完全靠了斯大林的天才，运用这种策略，才转入进攻并打败敌人的。在这类小说、电影和“学术著作”中，苏维埃国家的武装力量、英雄的我国人民所取得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全都归功于斯大林的统帅天才。
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仔细分析，因为这具有巨大的意义，不仅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而首先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教育意义和实际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事实究竟如何呢?
战前我国的报刊和整个教育工作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浮夸的调子：敌人胆敢入侵苏联的神圣领土，我们就要加倍地还击敌人，我们将在敌方的领土上作战，以少量流血为代价，即可赢得战争的胜利。然而这番郑重的声明却并无保证我国边境不受侵犯的实际行动作后盾。
斯大林在战争期间和战后都提示了这样的论点：我国人民在战争初期的悲惨遭遇都是所谓德国对苏袭击的“突然性”的结果。可是，同志们，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希特勒在德国一上台，他就把消灭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使命。法西斯分子公开这样声称，对自己的计划毫不隐瞒。为了实现这些侵略计划，订立了各种各样的条约、集团、轴心，如臭名昭著的柏林--罗马--东京轴心B51。战前的许多事实雄辨地证明，希特勒正在竭尽全力发动对苏战争，并在苏联边境附近集结了大量的兵团，包括坦克兵团。
从现已公布的文件可以看出，丘吉尔早在1941年4月3日就通过英国驻苏大使克利普斯向斯大林发出关于德军为准备进攻苏联已开始重新部署的私人警告。不言而喻，丘吉尔这样做，决不是出于对苏联人民的好意。他在这里遵循的是其帝国主义的利益——挑动德国和苏联卷入一场流血的战争，以加强大英帝国的地位。尽管如此，丘吉尔还是在他的信件中指出，他请求“警告斯大林，让他注意自己所面临的危险”。丘吉尔在4月18日和后来几天的电报中一再强调指出这一点。然而斯大林没有理睬这些警告。不仅如此，斯大林还指示不要轻信这类情报，据说是为了避免挑起军事行动。
应当指出，这类关于德军入侵苏联领土的现实威胁的情报也来自我国的军事方面与外交方面。然而由于领导人对这类情报抱有成见，每次都是战战兢兢地呈报上去，还加上一大堆限定词语。
例如，1941年5月6日苏联驻柏林武官沃龙佐夫大尉报告说：“苏联国民博泽尔…… 向我海军武官助理报告，据希特勒大本营中一名德国军官说，德军准备于5月14日取道芬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拉脱维亚入侵苏联。同时打算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搞大空袭，并在边境附近的各中心空投伞兵……”
1941年5月22日驻柏林副武官赫洛波夫的报告中说：“…… 德军进攻据说定在6月15日，也可能在6月上旬开始……”
我国驻伦敦大使馆1941年6月18日的电报中说：“至于目前，克利普斯确信德苏军事冲突已不可避免，而且不会迟于6月中旬。据克利普斯说，德军今天已在苏联边境集中了(连空军和辅助部队在内)147个师团……”
尽管有这一切异常重要的预兆，却并未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使全国作好防御准备并排除突然袭击的因素。
我们是否有进行这种准备的时间和能力呢?既有时间，也有能力，我国工业的发展水平已完全能够向苏军提供一切必要的物资装备，这点由下面的事实即可证明：战争期间几乎损失了我国全部工业的一半，由于敌人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工业产粮区，苏联人民能够在我国东部地区组织军用物资的生产，在东部开动从西部工业区运去
的设备，并向我国武装力量提供为歼灭敌人所必需的一切物资装备。
如果我国的工业能够及时地真正动员起来为军队提供武器和必需的弹药的话，那么我们在这场艰苦的战争中的伤亡人数就会少得多。然而这样的动员工作并没有及时进行。于是战争初期就暴露出我军的装备很差，暴露出我们缺少为反击敌军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火炮、坦克和飞机。
苏联的科学技术在战前就已提供了优良的坦克和火炮样品。但是所有这些武器并未安排大量生产。我们实际上是直到战争前夜才开始更新部队的装备的。其结果是敌人入侵苏联领土时，我们无论换下来的旧武器还是正打算采用的新式武器都不够。高射炮的情况很糟，没有安排打坦克的穿甲弹的生产。许多筑垒区在敌人入侵时软弱无力，因为旧武器换下来了，新武器还没有装上。
遗憾的是，问题不仅出在坦克、火炮和飞机上。战争开始时我们连应召服现役的军人使用的步枪都不够。记得当时我从基辅给马林科夫B52同志打电话说：
“老百姓参军需要武器，给我们运武器来吧。”
马林科夫的回答是：
“我们没法运武器去。所有步枪都给列宁格勒，你们自己解决武器问题吧。”(场内骚动)
武器的情况就是如此。
说到这里，不能不想起下面这件事。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久，当时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的基尔波诺斯(他后来在前线阵亡)给斯大林来信说，德军已向布格河畔开进，正加紧进攻准备，看来最近就要转入进攻。有鉴于此，基尔波诺斯建议构筑牢固的防御阵地，边境地区迁出约30万居民，在该地建立几个强大的筑垒带：挖反坦克战壕、修战士的掩体等等。
莫斯科对这些建议的回答是：这是挑衅，不必给德国人提供向我们开始军事行动的口实。这说明我国的边境并没有真正作好迎击敌人的准备。
法西斯军队已经入侵苏联的领土并开始军事行动了，莫斯科却下令不要还击。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不顾显而易见的事实，认为这还不算开战，而是德军个别不守军纪的部队的挑衅活动，如果我们还击，就会成为开战的口实。
以下这件事也是众所周知的。希特勒军队即将入侵苏联领土的前一天，一名德国人越过我国边界报告说，德军已接到命令：6月22日夜间3时开始进攻苏联。这条消息当即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但是他连这一警告也置若网闻。
大家可以看到，对于某些部队将领的警告也好，越境者的证词也好，甚至对敌人明目张胆的行动，统统置若罔闻。在如此重要的历史关头，这算什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呢?
这种粗心大意，这种对显而易见的事实置若罔闻，导致了什么结果呢?其结果是，战争爆发的头几个小时和头几天，敌军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大量飞机、火炮和其他军事装备，消灭了大量我军干部，打乱了军队的指挥系统，使我们无法阻止敌军进入我国腹地。
1937-1941年斯大林出于猜疑心，根据诬陷材料，除掉为数众多的指挥干部和政工干部，这也造成了恶果，尤其是在战争初期。那几年遭到镇压的有从连长、营长到最高军事总部将领等几级指挥干部，其中，曾在西班牙和远东取得一定作战经验的指挥干部几乎全部遇害。 大规模镇压军队干部的政策还造成了破坏军纪基础的恶果，因为在几年之内各级指挥员甚至士兵在党团支部受到的教育，是如何去“揭发”上级指挥员这些伪装起来的敌人。(场内骚动)自然，这在战争初期给军纪状况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战前我们可是拥有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的极其出色的军事干部。他们当中幸存下来的，我指的是像罗科索夫斯基B53(他曾经坐过牢)、戈尔巴托夫B54、梅列茨科夫B55(他是本届大会代表)、波德拉斯B56(他是个杰出的指挥员，已在前线阵亡)这样的同志和其他许多许多人，尽管他们曾在监狱里吃尽苦头，他们从战争之初就表明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并为祖国的荣耀进行了忘我的斗争。由此可见一斑，。可是有许多这样的指挥员已在劳改营和监狱里遇害，再也同军队无缘了。
所有这一切加到一起，就造成了我国的战争爆发时的那种我们祖国的命运岌岌可危的局面。
不讲下面这点是不对的，即斯大林在前线最初遇到严重挫折和失败时认为一切都完了。当时他曾在一次谈话中说：
“列宁建造的东西，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永远地失去了。”
此后他长时间事实上不指挥军事战役，完全撒手不管，直到后来一些政治局委员去找他，对他说必须毫不迟延地采取某些措施以挽回前线的局势，他才重返领导岗位的。
可见，我国在战争初期面临的可怕危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斯大林本人对国家和党的错误领导方法造成的。
然而问题不仅在于大大地瓦解了我军并给我们造成严重损失的战争爆发初期。战争开始后，斯大林在干预军事作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过敏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损失惨重。
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各个方面军所面临的现实情况。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整个卫国战争期间，他从未到过一个方面军的地段，也未到过一个收复的城市，只是在前线局势平静时对莫扎伊斯克公路进行过一次闪电般的出巡，以这次出巡为题材，曾写出了多少篇夹杂着种种虚构的文学作品，又绘出了多少幅色彩斑烂的油画啊。与此同时，斯大林直接干预作战进程，发布命令，往往有些命令没有考虑那个方面军地段的实际情况，只能是造成极大的人员伤亡。
说到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事例来说明斯大林是如何指挥方面军的。巴格拉米扬B57元帅正好出席我们的代表大会，他当时任西南方面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他可以为我下面要讲的话作证。
1942年我军在哈尔科夫地区面临极其严重的情况，我们已经作出了停止包围哈尔科夫的作战行动这一正确决定，因为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继续这类作战行动，我军就可能招致极其不幸的后果。
我们就此向斯大林作了汇报，说明是形势要求改变作战计划，以免让敌人消灭我军的大量集群。
斯大林违背理智地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下令继续进行对哈尔科夫的包围战，尽管这时我军的大量集群已经面临被围歼的危险。
我给华西列夫斯基B58打电话，恳求他：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在座)，请用地图向斯大林说明一下目前的形势。”需要说明，斯大林是用地球仪来制定作战计划的。(场内活跃)是的，同志们，他拿过地球仪，就在上面标明前线所在地。我对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说，请用地图讲清形势，反正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继续进行原定的战役了。为了对工作有利，应当改变原来的决定。
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斯大林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华西列夫斯基不能再向斯大林汇报，因为他关于这次战役的任何论据斯大林都不愿意听了。
我同华西列夫斯基通话后，又打电话到斯大林的别墅去。但斯大林不接电话，马林科夫拿起听筒。我对马林科夫同志说，我是在前线打电话，我想亲自同斯大林同志讲话，斯大林请马林科夫转达，让我同马林科夫讲。我再次表示希望向斯大林汇报我们前线的严重局面。可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亲自接，他再次让我通过马林科夫同他讲话，尽管他离电话机只有几步路远。
斯大林以这种方式“听”了我们的要求后说：
“一切照旧!”
由此引起了什么结果呢?结果是出现了我们所估计到的最坏情况。德军包围了我军的集群，我们因此损失了几十万军队。这就是斯大林的“军事天才”，这就是我们为“天才”付出的代价。(场内骚动)
战后有一次斯大林与政治局委员相聚时，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B59不知怎么说到赫鲁晓夫当初为哈科尔夫战役一事打电话是对的，当初不该不赞同赫鲁晓夫的意见。
当时斯大林竟然大发脾气!怎么可以承认他斯大林当初做得不对呢!他可是“天才”啊，而天才是不可能出错的。无论什么人都会犯错误，而斯大林认为他从来不犯错误，他一贯正确。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承认过一个自己所犯的大错误或者小错误，尽管他无论在理论问题和自己的实际工作中都犯过不少错误。看来这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必须重新研究对许多战役的评价，并且作出正确的解释。
在我们阻挡住敌人的进攻并且转入反攻以后，斯大林不了解作战的特点，坚持他的那一套战术，也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
军人们都知道，从1941年底开始，斯大林就不再采取从敌人两翼迂回绕到敌人背后的大规模机动作战的战术，而是要求不断地正面攻击以便夺取一个又一个村庄。我们因此伤亡很大，直到亲身肩负战争重担的我军将领扭转局面、改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才使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方的重大变化。
尤其可耻和不成体统的是：在我们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才取得对敌作战的伟大胜利后，斯大林便开始抨击许多为对敌作战的胜利作出不小贡献的统帅，因为斯大林绝对不容许把战场上的功绩归到除他本人而外的任何人身上。
斯大林很关心人们对于作为军事统帅的朱可夫B60同志的评价，他不止一次地问过我对朱可夫有何看法，我对他说：
“朱可夫是我的老相识，他是个好将军，好司令员。”
战后，斯大林提到有关朱可夫的种种无稽之谈，比如他对我说：
“你夸奖朱可夫，可他不配。据说在前线每次战斗快要打响的时候朱可夫都有这个举动：他捧起一把土闻闻，然后说可以开始进攻了，或者说原定的仗不能打。”
我当时的回答是：
“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这是谁编造出来的，反正这不是实情。”
看来，是斯大林编造出这些东西来，为的是贬低朱可夫元帅的作用和军事才能。
在这方面，斯大林本人十分热心地树立自己的传大统帅的形象，千方百计地向人们灌输这样
的看法，即：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斯大林的英勇、豪迈、天才的
结果，与其他任何人无关。就像库兹马•克留奇科夫一样，用长矛可以一下子挑起7个人。(
场内活跃)
事实上，就拿我们的历史影片和军事影片或者某些文学作品来说吧，真是令人作呕。它们统统是为了宣传这个把斯大林作为天才统帅来歌颂的看法。只要想想《攻克柏林》这部片子就行了。里面只有斯大林一人在活动：他在空无一人的会场里发指示，只有一个人走到他的面前，念念有词地报告——这是波斯克列贝舍夫B61，他的忠实仆从。(场内笑声)
军队领导人到哪里去了?政治局到哪里去了?政府到哪里去了?他们在干什么，管什么事呢?这个影片里没有。斯大林一个人顶了所有的人，无须考虑任何人的话，也无须同任何人商量。这一切就以这种扭曲了的形象展示给人民。为了什么呢?为了吹捧斯大林，这一切都违背
事实，违背历史的真实。
试问，我国那些肩负战争重担的军人到哪里去了呢?影片里没有他们，斯大林之外，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位置。
保证伟大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不是斯大林，而是整个党，苏联政府，是我们英雄的军队，我军的天才统帅和勇敢的士兵，是全体苏联人民。(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党的中央委员，部长，我们的经济领导人，苏联文化活动家，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的领导人，工程技术人员，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保证对敌作战的胜利忘我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知识。
我们的后方——光荣的工人阶级，我们的集体农庄农民，苏联知识分子表现了非凡的英雄主义，他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经历了战争期间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为保卫祖国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我们苏联妇女在战争中立下了丰功伟绩，她们肩负起工厂农庄和各个经济文化部门的生产工作的重担，许多妇女走上战场直接参加了伟大卫国战争，我国英勇的青年功不可没，他们在各条战线和后方为保卫苏维埃祖国的事业，为粉碎敌人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苏联军人，我们的各级军事政治干部功的千秋万代，他们在战争在头几个月丧失相当大一部分兵力，却并没有惊惶失措，边战斗边改组，在战争进程中建立和炼就了一支强大的英雄军队，他们不仅打退了强大而狡猾的敌人的进攻，而且粉碎了敌人。
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使东方和西方的亿万人免除了他们所面临的法西斯奴役的威胁，苏联人民的丰功伟绩将会千秋万代地留在知恩的人类的记忆中。(暴风雨般的掌声)
战争取胜中的主要作用和主要功绩，属于我国的共产党、苏联武装力量、党所培育出来的千百万苏联人。(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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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我们来看看其他一些事实。苏联有理由被看成多民族国家的榜样，因为我们实际上保证了居住在我们伟大祖国的所有各民族的平等友好。
然而斯大林发起的粗暴践踏列宁的苏维埃国家民族政策的行为，却又令人发指，这里指的是强迫整个整个的民族大规模地迁离自己的家园，其中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概莫能外。而且这类强制迁出决非出于军事上的考虑。
例如，早在1943年末，当伟大卫国战争各各战线都出现了战争进程中有利于苏联的可靠转折时，就作出了将全体卡拉恰耶夫人从居住地强制迁出的决定并且付诸实施。在同一时期的1943年12月末，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也遭此厄运。1944年3月，全体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强制迁离家园，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不复存在。1944年4月，全体巴尔卡尔人被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的领土上强制迁往遥远的地方，而共和国本身也更名为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乌克兰人免遭这场厄运，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无处可迁。否则斯大林连他们也要强制迁出的。(笑声，场内活跃)
不要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连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人都无法理解这样的论点：怎么能够把个别人或者个别集团的敌对行为的责任推到整个民族的身上，连妇人、儿童、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放过，使他们遭受大规模的迫害、困苦和磨难呢。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人民自豪地庆祝以巨大伤亡和非凡努力为代价获得的光辉胜利。全国上下政治热情高涨。党经过战争的洗礼变得更加团结，党的干部在战争的烈火中经受了锻炼。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会想到党内还可能有什么阴谋活动。
就在这个时期，突然发生了所谓“列宁格勒条件”。现已查明，这是一起假案。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等同志均无辜遇害。
大家知道，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都是著名的有才干的干部。当初他们同斯大林很亲近。斯大林提拔沃兹涅先斯基当部会议第一副主席，库兹涅佐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由此可见一斑。斯大林委托库兹涅佐夫监督国家保安机关的工作，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库兹涅佐夫曾经受到多大的信任。
这些人怎么会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并且被除掉呢?
事实表明，“列宁格勒案件”是斯大林对党的干部恣意妄为的结果。
假设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内情况正常，对这类问题就会按照党内规定进行讨论，就会考虑到所有的事实，那么这一案件就不会出现，其他案件也同样不会出现。
应当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化了。斯大林变得更加任性、更爱发火、更加粗暴了，他的猜疑心变得尤其严重。迫害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他的眼里许多干部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一切事情都只能由他作主，谁的话也不听，什么也不顾。
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卑鄙的奸细、可恶的敌人贝利亚加以巧妙的利用，他杀害了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和正直的苏联人。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受到提拔重用，这令贝利亚惶惶不可终日。现已查明，正是贝利亚向斯大林“抛出”了他和他的心腹一手炮制的材料，这些材料均以声明、匿名信的形式和各种流言蜚语的形式出现。
党中央对所谓的“列宁格勒事件”进行了复查，无辜受害者现已恢复名誉，光荣的列宁格勒党组织也恢复了名誉。这一案件的制造者阿巴库莫夫B62等人已经送交法庭，他们在列宁格勒受到审判，并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人们会问：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够弄清这起案件，为什么当初斯大林在世时没有这样做，那样不就可以避免无辜的人们遇害了吗?因为斯大林亲自递送逐级审理“列宁格勒案件”，当时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了解此案的全部情况，当然也就无法干预了。
斯大林刚刚收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送来的某些材料，他尚未弄清这些伪造材料的实质，就马上下令调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案件”。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在这方面颇有教益的还有所谓格鲁吉亚存在米格列尔民族主义组织一事。众所调知，1951年11月和1952年3月苏共中央曾经作出决定B63。这些决定未经政治局讨论，是由斯大林亲自口授的。决定对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决定根据伪造的材料断言，格鲁吉亚存在着一个旨在消灭该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并得到帝国主义国家援助的民族主义组织。
因此逮捕了格鲁吉亚党和苏维埃的许多负责干部。后来查明，这是对格鲁吉亚党组织的诽谤。
我们知道，格鲁吉亚和其他一些共和国当时曾经有过资产阶级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人们会问，也许在作出上述决定的那个时期，民族主义倾向确实曾经严重到了格鲁吉亚有脱离苏联而并入土耳其国的危险吧?(场内活跃，笑声)
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甚至很难想象，怎么可能产生这样的推测。众所周知，格鲁吉亚的经济和文化在苏维埃政权期间得到了多大的发展。
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工业生产相当于革命前格鲁吉亚的27倍。共和国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革命前所没有的许多工业部门：钢铁工业、石油工业、机械制造业等。文盲早已扫除，而革命前的格鲁吉亚，文盲占78%。
格鲁吉亚人把本共和国的情况同土耳其劳动人民的困苦境况进行比较，他们会渴望并入土耳其的版图吗?土耳其1955年人均钢产量相当于格鲁吉亚的1/18。格鲁吉亚人均电力产量为土耳其的9倍。根据1950年人口普查的材料，土耳其有65%的人是文盲，妇女中文盲占80%左右。格鲁吉亚有19所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约39000名，相当于土耳其的8倍(按平均千人拥有量计算)。在苏维埃政权期间，格鲁吉亚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有极大的提高。
显然，在格鲁吉亚，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就日益缩小以至消失。
事实证明，格鲁吉亚不曾有过任何民族主义组织。数以千计清白无辜的苏联人成了恣意妄为和践踏法纪的牺牲品。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格鲁吉亚的伟大儿子”(格鲁吉亚人喜欢这样称呼他们的同乡)斯大林的“天才”领导下发生的。(场内骚动)
斯大林的恣意妄为不仅表现在对国家内部生活问题的解决上面，而且在苏联的国际关系领域也有所表现。
中央七月全会B64详细讨论了同南斯拉夫发生冲突的原因。就中指出了斯大林所扮演的很不光彩的角色。因为“南斯拉夫事件”中没有不能通过党内同志式讨论解决的问题。这一“事件”的发生并无重大的理由，完全可以避免与这个国家断交。然而这并不是说南斯拉夫领导人没有错误或者缺点。不过这些错误和缺点被斯大林夸大到荒唐的地步，最终导致与我们的友好国家断交。
我回想起苏南冲突开始被人为地夸大的初期。
有一次，我从基辅到莫斯科，斯大林让我去见他，他指着前不久致铁托B65的信件的副本问道：
“你看了吗?”
他没等我回答，又说：
“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得完蛋。他就会消失……”
为这个“动一动小指头”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种说法反映了斯大林的自大狂，他一直是这样干的：动一动小指头，柯秀尔没有了；再动一动小指头，波斯特舍夫、丘巴尔没有了；再动一动小指头，沃兹涅先斯基、库兹佐涅夫和其他许多人都消失了。
然而，铁托的情况与此不同。无论斯大林怎么动，而且除小指头外能动的都动了。铁托却并没有消失。为什么?因为在同南斯拉夫同志的争执中，铁托有国家作后盾，有经过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严峻考验的人民作后盾，人民支持自己的领导人。
这就是斯大林的自大狂带来的后果。他完全失去了现实感，不仅对于国内的个别人、而且对整个国家和整个党都表现出猜疑心重和高傲自大。
现在我们仔细分析了同南斯拉夫的问题并且找到了正确的解决办法，这一解决办法受到苏南两国人民、人民民主国家的全体劳动者、整个进步人类的赞同。结束同南斯拉夫的非正常关系是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符合巩固世界和平的利益的。
还应当提一下“医生谋杀案”B66。(场内骚动)其实，什么“案件”也谈不上，有的只是医生季马舒克的一封信，她在某人的影响下或者根据指示(她是国家安全机关的秘密工作人员)，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说医生们使用了不正确的医疗方法。
对斯大林说来，仅凭这一封信就足以得出苏联存在从事暗害活动的医生这一结论，他下令逮捕苏联医学界一批著名的专家。他亲自指示怎样进行侦查，怎样审问犯人。他说，给维诺格拉多夫院士戴上镣铐，某某人要拷打。大会代表、原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B67同志今天也在座。斯大林公然对他说：
“你如果弄不到医生的口供，就要你脑袋。”(场内激愤)
斯大林亲自召见了侦查员，向他作指示，指出侦查的方法，方法只有一个：拷打，拷打，再拷打。
医生们被捕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收到了附有医生们的供词的审讯记录。斯大林在分送完这些记录之后对我们说：
“你们都是瞎子，猫崽，我要不在了可怎么办——国家会完蛋，因为你们认不出谁是敌人。”
这样处理案件，使得谁也无法去核对那些作为侦查依据的事实。无法通过接触提出这些供词的人来核对事实。
不过我们当时感到逮捕医生这事是一起龌龊勾当。这些人当中许多人我们都认识，他们给我们治过病。斯大林去世后我们再来看这起“案件”是如何出笼的。才发现它自始至终是一起假案。
这起可耻的“案件”是斯大林一手炮制的，不过他没有来得及把案子进行到底(指他脑子里的结局)，因此医生们得以幸免于难。如今他们全都恢复名誉，还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给
包括政府成员在内的领导人看病。我们完全信赖他们，他们一如既往地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
责。
在策划五花八门的肮脏可耻的案件中，我党的凶恶敌人、外国间谍机关的走狗、骗取了斯大林的信任的贝利亚起了卑劣的作用。这个内奸怎么可能在党内和政府内窃踞如此高位、当上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呢?现已查明，这个恶棍是踩着无数尸骨沿着国家职务的阶梯步步高升的。
曾经有过关于贝利亚是与党为敌的人的信号吗?有。早在1937年，原卫生人民委员卡明斯基B68就在中央全会上说过，贝利亚曾替本沙瓦特间谍机关B69卖过命。中央全会尚未结束，卡明斯基就被逮捕，后来被枪毙了。斯大林相信卡明斯基的话吗?不相信，因为斯大林相信贝利亚，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只要斯大林相信，谁也不会再说与他的意见相左的话；谁要是心血来潮发表反对意见，他就会遭到卡明斯基那样的下场。
此外还有其他的信号。斯涅戈夫B70同志给党中央的一封信值得注意(顺便说说，斯涅戈夫在劳改营里蹲了17年，不久前平反)。他在信中写道：
“因提出为原中央委员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拉夫连季耶夫B71恢复名誉的问题，我向克格勃代表提供了关于贝利亚在迫害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中所起的作用及贝利亚的罪恶动机的证词。
我认为必须恢复这个问题上的重要事实，并向中央报告，因为我认为此事不宜放在审讯文件中。
1931年10月30日，在俄共中央组织部的会议上由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作了报告。边疆区委的全体委员都在场，其中只有我一个人至今还活着。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在讲话末了，建议成立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书记处，由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任第一书记，贝利亚任第二书记(这是党史上贝利亚的名字头一次作为担任党内职务的人选提出来)，卡尔特韦利什维利当即插话说，他很了解贝利亚，因此断然拒绝与贝利亚共事。于是约•维•斯大林建议把这个问题先搁置起来，按照工作程序解决。两天以后，决定提拔贝利亚担任党的工作，并决定把卡尔特韦利什维利调离外高加索。
曾出席这次会议的阿•伊•米高扬和拉•莫•卡冈诺维奇可以证明这一点。
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与贝利亚之间多年的敌对关系是广为人知的；它可以追溯到谢尔戈B72同志在高加索工作期间，因为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曾经是谢尔戈最亲密的助手。这就是贝利亚制造针对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的假‘案’的缘由。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此‘案’中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的罪名是对贝利亚搞恐怖行动。”
贝利亚案件的起诉书中详细地记述了他的罪行。不过有些事实值得一提，特别是因为可能并非全体大会代表都看到过这份文件。这里我想指出贝利亚对凯德罗夫、戈卢别夫和戈卢别夫的养母巴图里娜B73的野蛮迫害，他们试图向中央报告贝利亚的叛卖活动。他们未经审判就被处决了，判决书是在处决后才签署的。以下是老党员凯德罗夫B74同志致党中央委员会安德列耶夫B75同志的信(安德列耶夫同志当时任中央书记)：
“我在列福尔托夫阴暗的军人牢房里向您求援。请听到悲惨的叫声，不要置若罔闻，请替我辩护，帮助我消除审讯的恶梦，揭露错误。
我是无辜受害。请相信我。时间会证明的。我不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不是间谍，不是反苏组织的成员，加在我身上的这些罪名都是以诽谤信为根据的。我从来没有对党对祖国犯过任何罪行。我是一个清白无暇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党的队伍里为人民的福利和幸福忠诚地奋斗了(将近)40年……
……现在，侦查员用更加难以忍受、更加残酷和侮辱性的肉刑来对我这个62岁的老人进行威胁。他们已经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不会承认对我采取的行动都是违法的、决不容许的。他们把我说成极其凶恶、没有解除武装的敌人并且坚持加紧迫害，是想以此事来证明自己正确。但是要让党知道，我完全无辜，而且无论采取什么办法也不可能把党的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仍然忠于她的儿子变成敌人。
然而我没有出路。我无力使自己免遭所面临的新的沉重打击。
但是一切都有极限。我已受尽折磨。身体垮了，精力日益衰竭，结局临近了。在苏联监狱里带着卑鄙的叛徒和卖国贼的烙印而死，对于一个正直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呢?太可怕了!无尽的痛苦撕裂着我的心。不，不!这事不会发生，不该发生， 我喊道。党、苏联政府、拉•帕•贝利亚不会允许那种残酷的无可挽回的不公正事情发生。
我坚信，只要平心静气、不带偏见地进行调查，不搞令人可憎的谩骂、不汇私愤，不搞可怕的嘲弄，那么指控之毫无根据是不难查明的。我深信真理和正义终将胜利。我相信，我相信。”
军事法庭已宣告老布尔什维克凯德罗夫同志无罪。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按照贝利亚的命令被处决了。(场内激愤)
贝利亚还残害了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一家。为什么?因为奥尔忠尼启则妨碍贝利亚实现其阴险图谋。贝利亚在为自己扫清道路时，要除掉一切可能妨碍他的人。奥尔忠尼启则一直反对贝利亚，他把这事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既未进行分析，也未采取必要措施，竟容许杀害奥尔忠尼启则的弟弟，竟容许把奥尔忠尼启则本人弄到被迫开枪自杀的地步。(场内激愤)
斯大林去世后，党的中央委员会揭露了贝利亚。经过仔细的法院审理，确定了贝利亚骇人听闻的罪行，他已被处决。
请问，为什么杀害了成千上万党和苏维埃的干部的贝利亚，在斯大林生前没有受到揭露呢?他没有早点受到揭露，是因为他善于利用斯大林的弱点，煽起斯大林的猜疑心，处处迎合斯大林，在斯大林的支持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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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个人崇拜能够具有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对他个人的颂扬。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表现出斯大林的自吹自擂和缺乏最起码的谦逊的事例，就是1948年出版的他的《传略》。
这本书表现出最没有节制的阿谀奉承，它也是把人个神化、使之变成一贯正确的圣人、最“伟大的领袖”和“任何时代和民族都无与伦比的统帅”的范例。可说已经找不出别的词藻来进一步颂扬斯大林的作用了。
这里不必去摘引堆砌在这本书中的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的评价了。只需特别指出一点，就是这些评价都经过斯大林本人赞同和校订，其中某些评价是他亲笔写进书的样本的。
斯大林认为书中必须写上什么内容呢?也许他曾竭力抑制《伟略》编纂者阿谀奉承的热情吧?没有。他所充实的正是那些他觉得对他的功劳还颂扬得不够的地方。
以下是斯大林亲手写上的对斯大林本人活动的评价：
“在这场同不坚定分子和投降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同布哈林一伙和加米涅夫一伙进行的斗争中最终形成了列宁去世后我党的领导核心……，它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使党团结在列宁遗训的周围并带领苏联人民走上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这个核心的领导者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就是斯大林同志。”
这居然是斯大林亲自写上的!他在下面又补充说：
“斯大林出色地履行了党和人民的领袖的任务，受到全体苏联人民的完全拥护，他却决不容许自己的活动中有丝毫的自命不凡、骄傲自大和自我欣赏。”
古今中外，有哪一个活动家这样颂扬自己的呢?这难道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类型的活动家相称吗?不。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正是始终毫不客气地谴责这种作法。
书的样本中有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是今日的列宁。”斯大林觉得这句话显然不够有力，于是他亲自作了如下的改写：
“斯大林是列宁事业当之无愧的继承人，或者照我们党内的说法，斯大林是今日的列宁。”
这话说得多有力啊，但不是人民说的，是斯大林自己讲的。
书的样本中这类斯大林亲自加上的自我吹嘘的评价俯拾皆是。他特别热中于加上那些对自己的军事天才、统帅才干的溢美之辞。
我可以再摘引一段斯大林对斯大林军事天才所写的话。
他写道：“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斯大林同志阐明了关于决定战争命运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关于积极防御和反攻与进攻的规律、关于现代战争条件下各兵种和武器协同作战、关于坦克集群和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关于作为最强有力的兵种的炮兵等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斯大林的天才都能找到完全估计到形势特点的正确决定。”(
场内骚动)
接下来，斯大林亲自写道：
“无论在防御还是在进攻中都表现出斯大林的作战艺术。斯大林同志以天才的洞察力识破了敌人的计划，并予以反击。在斯大林同志指挥苏军的战役中，无不体现了军事作战艺术的光辉典范。”
作为统帅的斯大林受到了这样的称颂。但受到了谁的称颂呢?斯大林本人，不过他并不是以统帅的身分，而是以作者和编者的身份，以他那本颂扬备至的传记的一名主要撰稿人的身
分。
同志们，事实就是如此。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可耻的事实。
斯大林《传略》中还有一件事。大家知道，《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特设委员会编写的。这部(顺便说说，)同样充满了个人崇拜的著作是由一个固定的写作班子撰写的，这个命题以如下的表述反映在斯大林《传略》的样本中：
“联共(布)中共特设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在他亲自直接参与下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然而这一表达方式已经无法使斯大林感到满意了，于是在正式出版的《传略》中这一处用以下命题代替了：
“1938年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该书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并得到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的赞同。”这里还用再说什么呢!(场内活跃)
瞧，集体编写的书令人吃惊地变成了斯大林写的书。至于类似的变化是如何发生、为什么会发生的，这里就不必去说它了。
人们理所当然地会问：既然斯大林是这本书的作者，那他为什么要这样颂扬斯大林个人，而且实质上把我们光荣的共产党整个十月革命后的历史统统变成了“斯大林天才”业绩的背景呢?
难道这本书中公正地反映了党为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国家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所作的努力，反映了坚决遵循列宁所确定的道路的党所采取的其他措施吗?书中主要是说斯大林，说他的讲话、他的报告。一切都毫无例外地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因此，当斯大林自己声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由他撰写的时候，就不能不让人至少感到奇怪和不解了。难道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这样来写自己，可以把对自己个人的崇拜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吗?
再拿斯大林奖金B76问题来说吧。(场内活跃)就连沙皇也不曾设立过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奖金。
斯大林本人认为数那首苏联国歌歌词最好，歌词中只字不提共产党、却有如下史无前例的对斯大林的颂扬：
“斯大林培育了我们，激励我们忠于人民，
激励我们从事劳动建功立业。”
国歌的这两行把伟大列宁主义政党的全部宏大的教育、领导和激励活动都归到斯大林一人身上。这当然是明显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明显轻视和贬低党的作用。应当向大家指出，中央主席团已经决定撰写能够体现人民的作用、党的作用的新国歌歌词。(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难道不轻斯大林的批准，就会以他的名字为许多大企业和城市命名，难道不经他的批准，就会在全国各地树立起“生前纪念碑”——斯大林纪念碑吗?事实是：斯大林于1951年7月2日亲自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伏尔加一顿运河上建造斯大林纪念塑像的决定，同年9月4日又颁布了关于拨给33吨铜以建造纪念像的命令。凡是到过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人都会看到那里矗立着多么高大的塑像，而且是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为塑像的建造耗资不少，而且是在战后我们当地的人民还住着窑洞的时候。大家想想，斯大林是传记中说他“决不容许自己的活动中有丝毫的自命不凡、骄傲自大和自我欣赏”，这话说得对吗?
与此同时，斯大林表现出对纪念列宁的不尊重。关于修建作为列宁纪念碑的苏维埃宫B77的决定是在30多年前作出的，苏维埃宫没有建成，而且关于它的修建问题一拖再拖甚至置诸脑后，这决不是偶然的。应当改变这种情况，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纪念碑修起来。(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还不能不回忆起苏联政府1925年8月14日《关于设立弗•伊•列宁科学研究奖金的决定》。这一决定已在报刊上发表，却至今没有列宁奖金。这也需要纠正。(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斯大林在世时，由于采取了人所共知的方法(我上面举出《斯大林传略》一书的写作过程为例已经讲到了这些方法)，把一切重大事件都说成似乎列宁连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都只起
了次要的作用。许多电影和文艺作品中，列宁的形象搞得不对头，贬低得叫人无法容忍。
斯大林很爱看《难忘的1919年》这部影片，他在影片中是一个站在装甲车踏板上、差点要用马刀刺死敌人的形象。让我们亲爱的朋友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鼓起勇气、写出关于斯大林的真相吧，他可知道斯大林是怎么打仗的。当然，伏罗希洛夫B78同志要开始这项工作很困难，但是他若能完成这项工作就再好不过了。这将得到所有的人的赞同，将得到人民和党的赞同。子孙后代也会因此感激他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阐述同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有关的重大事件时，许多情况下把事情说成似乎每一次都是斯大林起了主要作用。似乎他随时随地都在提示列宁应该怎么做和做什么。这简直是对列宁的污蔑!(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要是说在座99%的人在1924年以前对斯大林不大了解，而列宁则是全国人人皆知，这话大概不会错吧；列宁是全党都知道，全体人民、老老小小都知道。(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一切都要坚决进行重新审查，要在历史、文学、艺术作品中正确反映弗•伊•列宁的作用，正确反映我国共产党和作为创造者和缔造者的苏联人民的业绩。(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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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建设和经济工作中错误方法的泛滥，导致了对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的粗暴践踏，导致了单纯行政命令、各种畸形现象、对缺点的掩盖和对现实的粉饰。我国出现了大量的阿谀奉承者、好吹捧者和骗子手。
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党、苏维埃和经济工作的干部的大量被捕，我们的许多干部工作起来信心不足，谨小慎微，害怕新事物，杯弓蛇影，工作中主动精神差了。
拿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决定来说吧。它们开始按照死板的公式来撰写，往往不考虑具体的情况。甚至发展到了党的干部和其他干部即使在最小的会议上就任何问题发言都是照别人写好的发言稿宣读。这一切都有把党和苏维埃工作变成官样文章以及把机关工作人员变成官僚主义者的危险。
斯大林脱离生活，不了解地方上的真实情况，这可以从他对农业的领导清楚地看出来。 凡是稍微关心国内情况的人都看到了农业的严峻形势，斯大林却对此毫无觉察。我们对斯大林讲过这个问题吗?讲过，可是他不赞成我们的看法。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斯大林从不外出，也不同工人农民见面，不了解地方上的真实情况。
他仅仅从电影上去研究国内和农业的情况。而电影对农业情况进行了美化和粉饰。许多影片中把集体农庄的生活描写成了餐桌丰盛，摆满了火鸡和鹅。看来，斯大林以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则以另外的方式观察生活，他始终同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接见农民代表，经常在工厂发表演说，深入农村，同农民谈话。
斯大林与人民隔绝开来，他从不外出。几十年如一日。他最后一次视察农村是1928年1月，是去西伯利亚了解粮食收购情况。他怎么可能了解农村的情况呢?
当斯大林在一次谈话中了解到我国农业形势严峻、肉类和其他畜产品的生产情况尤其不妙时，便成立了一个受命起草《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畜牧业的措施的决定》的小组。我们搞出了决议草案。
当然，我们当时的建议没有把所有的可能性全都包括进去，但是指出了振兴公有畜牧业的途径。当时建议提高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便提高农庄庄员、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职工对发展畜牧业的物质上的关心程度。然而我们起草的方案未被采纳，于1953年2月弃置不用。
更有甚者，斯大林在研究这个方案时建议向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加征400亿卢布的税款，因为他认为农民生活富裕，只要卖掉一只鸡，农庄庄员就可以交清全部国家税款。
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400亿卢布，农民所卖掉的全部产品也值不了这么多。例如1952年，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因向国家交售的全部产品才得到262.8亿卢布。
难道斯大林的这一建议有什么材料作根据吗?当然没有。在这种场合他对事实和数字不感兴趣。斯大林说什么就是什么：因为他是“天才”，天才无需计算，他只要看上一眼，就可以
洞察一切，料事如神。他一言既出，下面就得众口一词地随声附和，而且称颂他的无比英明。
然而他建议再增加400亿的农业税，这里有何英明可言呢?根本谈不到，因为这条建议并不是从对实际情况的现实估计出发，而是出于一个脱离实际生活的人毫无根据的臆造。
现在我们在农业方面已经开始逐渐摆脱困境了。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发言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高兴，因为许多代表都说完全有条件用两三年时间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所提出的主要畜产品生产任务，不用五年。我们坚信新五年计划的任务必将顺利地完成。(经久不息的掌声)
* * *
同志们!
我们现在尖锐地批判斯大林生前盛极一时的个人崇拜，并且提到由这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崇拜而产生的许多消极现象，有些人可能会问：怎么会这样呢?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有30年的历史，他执政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难道能够否定吗?我认为，只有受到个人崇拜的迷惑和中毒太深的人才会提到这个问题，他们没有弄清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的实质，没有真正按照列宁主义观点弄清党和人民在发展苏联社会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在与贫农结成联盟并得到中农支持的情况下完成的，是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完成的。列宁的伟大功绩在于他缔造了战斗的工人阶级政党，他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关于无产阶级在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获胜的学说武装了党，他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烈火中锤炼了党。在这场斗争过程中，党一贯捍卫人民的利益，成了人民久经考验的领袖，党率领劳动人民夺取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大家都牢牢记着列宁关于苏维埃国家的强大在于群众的觉悟、关于历史如今是由千百万人来创造的英明论断。
我们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要归功于党及其为数众多的地方组织的组织工作，归功于我国伟大人民的忘我劳动。这些胜利是人民和整个党规模宏大的活动的结果，决非如个人崇拜盛行时期所试图描绘的那样是斯大林一个人领导的结果。
如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以列宁主义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实质，那么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斯大林晚年所形成的领导实践已成为苏联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严重障碍。
斯大林对党和国家生活中许多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长期不加处理。斯大林领导时期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关系往往受到威胁，因为一个人作出的决定可能引起而且有时已经引起很大的麻烦。
最近几年，我们屏弃了个人崇拜的错误做法，并在内政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人人都看到，简直是眼看着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在提高，创造主动精神得到发扬，人人都看到这已开始对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成果起良好的作用。(掌声)
有些同志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初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及时地站出来反对个人崇拜，直到最近才这样做呢?
首先应当考虑时，政治局委员对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看法，最初他们中许多人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而且他的逻辑、力量和意志对干部、对党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家知道，斯大林在弗•伊•列宁逝世后、尤其是头几年，曾经为捍卫列宁主义，与列宁学说的歪曲者和敌人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实行文化革命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当时斯大林赢得了声望，同情和支持。党当时不得不同那些企图使国家背离唯一正确的列宁主义道路的人----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派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这场斗争势所难免。可是后来，斯大林愈来愈滥用权力，开始迫害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用恐怖主义手段来对付正直的苏联人。如上所述，斯大林正是这样对待我们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柯秀尔、鲁祖塔克、埃赫、波斯特舍夫和其他许多人的。
试图站出来反对毫无根据的怀疑和指控的做法，只会使反对者惨遭迫害。在这方面，波斯特舍夫的经历很有代表性。
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表示对波斯特舍夫不满，向他提了一个问题：
“你是什么人?”
波斯特舍夫以他所特有的“O”音特重的口音坚定地说：
“我是个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同志，布尔什维克!”
这番话起初被当成对斯大林的不尊重，后来成了不怀好意的举动，再后来使波斯特舍夫招来杀身之祸，他被毫无根据地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关于当时的气氛，我和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经常在谈话中提到，有一次我俩坐在汽车里，他对我说：
“有时候去见斯大林，他把你当成朋友叫去，你在斯大林那里坐着，却不知道过后会把你往哪儿送：是送回家呢还是进监狱。”
显然，这种气氛使任何一名政治局委员都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如果除此之外再考虑到斯大林晚年党的中央全会实际上没有开过，政治局会议也只是偶尔开开，那么就可以明白，政治局的某个委员要表示反对某项不公正或者不正确的措施、表示反对领导实践中明显的错误和缺点，是何等地不易。
如上所述，许多决定都是一个人作出的，或者只分别征求了一下意见，并未经过集体讨论。
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同志成了斯大林迫害的牺牲品，他的悲惨遭遇是人所共知的。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把他开除出政治局的通知根本没有经过讨论，只是分别征求了一下意见，撤销库兹涅佐夫同志和罗季奥诺夫同志的职务的决定，也是这样作出的。
中央政治局的作用大为降低，它的工作被政治局内成立各种小组、成立所谓“五人小组”、
“六人小组”、“七人小组”、“九人小组”打乱了。例如，政治局1946年10月3日作出了这样一项决定：
“斯大林同志建议。
一、责成政治局的外交小组(六人小组)今后除外交问题外并处理国内建设和国内政策问题。
二、六人小组加上苏联国家计委主任沃兹涅先斯基同志，今后六人小组改称七人小组。
中央委员会书记——约•斯大林”
这都是些什么扑克牌迷的术语?(场内笑声)显然，在政治局内成立这类小组——“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和“九人小组”破坏了集体领导原则。结果，有些政治局委员就这样被排斥在重大问题的解决之外。
我党的一位老资格党员----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被置于无法忍受的境地。他多年来事实上被剥夺了参加政治局工作的权利。斯大林不准他参加政治局会议，不准给他送文件。当政治局开会而且伏罗希洛夫同志得到消息时，他每次都要打电话询问他能否参加这次会议。斯大林有时候准许，但总是表示不满。由于极度的多疑和猜疑心太重，斯大林居然十分荒唐可笑地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奸细。(场内笑声)没错儿，怀疑他是英国奸细。偷偷给他家里安装了窃听他的谈话的专门器械。(场内激愤)
斯大林独断专行地把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安德列耶夫也排除在政治局工作之外。
这是最肆无忌惮的专横。
拿第十九次党代会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来说吧，斯大林在全会上讲话，并给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和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作了鉴定，给我党这两位老资格的活动家加上了毫无根据的罪名。
不排除这种可能：假如斯大林在领导岗位上多呆几个月，那么本次代表大会上也许就不会有莫洛托夫同志和米高扬同志的发言了。
看来，斯大林有自己的一套整治老政治局委员的计划。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要换政治局委员。他建议十九大以后选举25人进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目的就是要搞掉老政治局委员，塞进经验较少的新人，好让这些人对他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甚至可以推断，这样做的意图是为了过后除掉老政治局委员，销毁有关我们报告中所提到的斯大林不光彩行为的罪证。
同志们!为了不致重犯过去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我们认为，对斯大林的颂场太过分了。毫无疑问，过去斯大林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对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功劳。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上面讲到的一切都是在斯大林生前、在他的领导下、经他同意后搞起来的，而且他深信这是为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使之免遭敌人的暗算和免遭帝国主义阵营的攻击。他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的立场出发看待这一切的。不能说这是刚愎自用者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成果，需要这样做。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同志们!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谦逊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不可缺少的品质。列宁本人就是最大的谦逊的生动体现。不能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处处都以列宁为榜样了。这里只讲一件事：我们把某些仍然健在、精神百倍的国务和党的活动家的名字作为私有财产(如
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分配给了许许多多城市、工厂、农庄农场、苏维埃机关、文化机关。在
以自己的名字给各个城市、区、企业、农庄命名时，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曾参与其事。这个情
况必须纠正。(掌声)
但是这件事应当合理地、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央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讨论，并且要好好分析，以免出现错误和过火行为。我记得乌克兰人是怎么知道柯秀尔被捕的。基辅电台通常是以“柯秀尔电台现在开始播音”作为广播节目开场白的。有一天，没有提柯秀尔的名字广播就开始了。于是大家都猜到柯秀尔出事了。大概是被捕了吧。
因此，如果我们到处去摘牌子、改名称，人们就会以为那些用他们的名字命名企业、农庄或者城市的同志也出事了。大概他们也被捕了吧。(场内活跃)
我们有时候是用什么来衡量某位领导人的威信和影响的呢?是看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工厂有多少，农庄和农场又有多少。我们是否到了消灭这些“私有财产”，把工厂和农庄、农
场“收归国有”的时候呢?(笑声、掌声、喊声：“对!”)这将有利于我们的事业。个人崇拜
也表现在这类事实上。
我们应当十分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泄露到党外，更不能上报纸。正因如此，我们才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这个报告。要掌握分寸，不给敌人提供炮弹，不在他们面前讲我们的丑事。我想大会代表都会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切措施。(暴风雨般的掌声)
* **
同志们!我们必须坚决地、一劳永逸地揭露个人崇拜，在思想理论方面和实际工作方面得出应有的结论。
为此：
第一，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来谴责和根除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必须同任何以某种形式恢复个人崇拜的企图作无情的斗争。
必须在我们的全部思想工作中恢复和彻底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及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改造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革命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等重要原理。
因此，我们要进行大量的工作，以便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和纠正史学、哲学、经济学和其他学科领域以及文学艺术领域内广为流传的与个人崇拜有关的错误观点。例如，最近就必须编辑出版名符其实、以科学的客观态度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的我党历史教科书、苏联社会历史教科书、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历史的书籍。
第二，必须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继续进行党中央近几年来所开展的工作，即在一切党组织从上而下地严格遵守党的领导的列宁主义原则，首先是最高原则----集体领导原则，遵守党章规定的党的生活准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三，必须完全恢复苏联宪法中所体现的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列宁主义原则，同个人滥用权力、恣意妄为进行斗争。必须彻底纠正因个人崇拜的消极后果而长期积累起来的违背社会主义革命法制的情况。
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显示了我党坚如磐石的统一，显示了我党紧紧地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和我党完成共产主义建设伟大任务的决心。(暴风雨般的掌声)现在我们毫无保留地提出克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消除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原则性问题，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我党伟大的精神力量和政治力量。(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们坚信，以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武装起来的我们党，必将率领苏联人民沿着列宁主义道路去夺取新的成绩和新的胜利。(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党战无不胜的旗帜——列宁主义万岁!(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转为欢呼声。全体起立。)
注 释
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于1956年2月14日-15日举行。大会在莫斯科大克里姆林宫进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是在1956年2月25日上午的秘密会议上向代表大会的代表作的。
关于举行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并由赫鲁晓夫在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的建议，是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2月13日提出的。当天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这一建议。
代表大会秘密会议并未留下速记记录。报告结束后，决定不就报告展开讨论。根据会议执行主席尼•阿•布尔加宁的提议，代表大会一致通过随即见报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还通过了将报告全文向各级党组织下发但不见报的决议。
1956年3月1日，尼•谢•赫鲁晓夫签发了向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分送的拟下发各级党组织的报告全文。报告文字稍稍作了一些润色和加工修改：注明摘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其他著作的语句的出处，注明某些文件通过的日期，加入报告人离开报告稿的插话，指出代表们对报告中某些论点的反应。
1956年3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传达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的决定》。决定指出：“一、建议各州委、各边疆区委和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及以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的非党积极分子传达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二、将赫鲁晓夫同志报告发至各级组织，并附上‘不得公开发表’的字样，去掉小册子上原有的‘绝密’字样。”根据该决定，报告在各级党团组织的会议上进行了宣读。
本期所刊载的就是这个文本。
尼•谢•赫鲁晓夫(1894--1971) 1918年入党，曾参加国内战争，1920年起从事党务和经济工作。1935--193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39--1949年
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此期间，1944--1947年曾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部长会议)主席。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系若干方面军事委员会委员。1949--1953年任中央书记、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8年起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候补委员，1939-1964年为正式委员。1953--1964年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此期间，1958— 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自1964年起退休。
尼•阿•布尔加宁(1895--1975) 1917年入党，苏联元帅(1947--1958)，1958年起为上将。1922年起担任经济工作。1931--1937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1937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44年起为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和副国防人民委员。1947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在此期间，1947--1949年任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1934--1961年为苏共中央委员。1948--1958年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
②威廉•布洛斯(1849--1927) 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③费尔迪南德•拉萨尔(1825--1864) 德国工人运动家。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09页。
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57页。
⑦同上，第32卷第89页。
⑧同上，第16卷第139-140页。
⑨同上，第43卷第376页。
⑩指列宁于1922年12月23、24、25、26、29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337--342页)。
B1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0页。
B12即格•叶•季诺维也夫。
B13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703页注文。
B1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5页。
B15指列宁1920年10月26日撰写的《俄共(布)中共政治局决定草案》(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391、519页)。
B16《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417--418页。
B17《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B18拉•帕•贝利亚(1899--1953)，原苏联内务部部长，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因其反党反国家的罪行将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开除出党。他被撤销一切行政职务。
1953年12月23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判处贝利亚死刑。
B19《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第249页。
B20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1年10月2日的决定拟于1941年10月10日召开联共(布)中央全会，议程如下：“一、我国的军事形势。二、党和国家的国防工作。”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1年10月9日决定“鉴于不久前前线所面临的令人忧心忡忡的形势以及不宜让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离开前线”，全会延期召开。战争期间只在1944年1月27日开过一次中央全会。
B21指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12月31日成立的专案组，其任务是研究关于1935--1940年间对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其他苏联公民实行大规模镇压的材料。专案组成员有：苏共中央书记彼•尼•波斯佩洛夫和阿•鲍•阿里斯托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尼•米•什维尔尼克、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п.т.科马罗夫。
B22亚•伊•叶努基泽(1877--1937) 1898年入党。1918年7月起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书记。
B23指苏联最高执行委员会1934年12月1日的《审理关于策划或者实施恐怖行动的案件的程序》，后来称之为《1934年12月1日法令》，并一直执行到1956年以前。该决定当时未按苏联宪法的要求提请苏联中央最高执行委员会会议批准。
B24л.в.尼古拉耶夫(1904-1934) 1924年入党。曾一度担任列宁格勒州党委和列宁格勒联共(布)历史研究所的指导员。1934年4月被研究所开除，此后无业。1934年12月1日对谢•米•基洛夫行刺。后受审后被处决。
B25安•亚•日丹诺夫(1896--1948) 1915年入党。1934--1948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与此同时，1934--1944年任列宁格勒州党委和市党委第一书记。1935年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9年起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B26拉•莫•卡冈诺维奇(1893年生) 1911年入党。1924年起为中央委员，192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30年起任政治局委员。1957年因反党活动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1962年被开除出党。
B27维•米•莫洛托夫(斯克里亚宾)(1890-1986) 1906年入党。192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21--1930年任党中央书记。1930--1941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41--1957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与此同时，1941--1945年任国家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9--1949年和1953--1956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后为外交部长，国家监察部部长。1957年起任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1960年起任苏联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奥地利)代表。1921年起任党的中央委员。1921--1926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候补委员，1926--1957年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1957年因反党活动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1962年开除出党。1984年恢复党籍(从1906年算起)。
B28尼•伊•叶若夫(1895--1940) 1917年入党。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3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1936--1938年历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水运人民委员。1938年起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9年被捕，1940年1月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判决被处决。
B29亨•格•亚戈达(1891--1938) 1907年入党，1934--1936年历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内务人民委员。1936年起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1938年因所谓“反苏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一案受审并被处决。
B30《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110页。
B31帕•彼•波斯特舍夫(1887--1939) 1904年入党。1926年起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30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组织局成员。1933--37年历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二书记、古比雪夫州党委第一书记。192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B32м.м.卡尔波夫(1901--1939) 1920年入党。被捕前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基辅州委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B33罗•英•埃赫(1890--1940) 1905年入党。曾参加为在拉脱维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和斗争。1925年起历任西西伯利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联共(布)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委第一书记。1930年起为中央委员，193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最高执行委员会委员。
B34З. м.乌沙科夫，н.г.尼古拉耶夫—儒里德 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1939年被捕。1940年1月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判决被处决。
B35莫•利•鲁希莫维奇(1889--1938) 1913年入党，曾积极参加十月革命和乌克兰的内战。1920年起任顿涅茨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5年起担任国家和党的职务，曾任苏联国防工业人民委员。1924年起为党中央委员。
B36瓦•伊•梅日劳克(1893--1938) 1917年入党。1920年起历任多条铁路的政治委员和政府职务，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7年起为候补中央委员。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
B37扬•埃•鲁祖塔克(1887--1938) 1905年入党。1917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0年起任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后任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主席。1923年起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4--1930年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1926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联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1起兼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3--1926年和1934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32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遭到非法镇压。
B38尼•帕•科马罗夫(费•叶•索比诺夫)(1886--1937) 1909年入党。1917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委员。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北局书记。1926--1929年任列宁格勒市和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31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城市公用事业人民委员。1921年、1923--1930年为中央委员。1922--23年为候补中央委员。
B39л.м.扎科夫斯基 1937年任列宁格勒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
B40米•谢•丘多夫(1893--1937) 1913年入党。1928--1936年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1925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
B41阿•伊•乌加罗夫(1900--1939) 1918年入党。1934--1838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书记。1938年起任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B42彼•伊•斯莫罗金(1897--1939) 1917年入党。1921--1934年任俄罗斯联邦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28--1936年在列宁格勒从事党的工作。1937年起任联共(布)斯大林格勒州委书记，1930年起为候补中央委员。
B43鲍•帕•波泽恩(1882--1939) 1902年入党。1917--1918年任北方面军政委，后担任红军中的政治与指挥职务。1921年起从事经济工作与党的工作。1937--1938年任列宁格勒州检察长。1930年起为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
B44л.к.沙波什尼科娃(1895--1942) 1917年入党。1934年起为列宁格勒市党委常务委员。
B45伊•季•卡巴科夫(1891--1937) 1914年入党。1934年以前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1925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
B46斯•维•柯秀尔(1889--1939) 1907年入党。1917年10月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委。乌克兰共产党(布)的组织者之一。1919--192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2年起任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书记。1926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28年起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38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苏联监察委员会主席。1924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B47弗•雅•丘巴尔(1891--1919) 1907年入党。1918--1923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0年起历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席。1934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起任财政人民委员。1921年起为党中央委员。1926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3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B48亚•瓦•科萨列夫(1903--1939) 1919年入党，1926年起任共青团莫斯科市委书记。1927年起任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1929年起任总书记。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局委员。
B491938年1月14日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根据马林科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党组织在开除党员党籍方面的错误、关于对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上诉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态度以及关于克服这些缺点的措施的决议》。
B50в.в.罗托斯(1905--1956) 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要案侦讯处副处长，上校。曾亲自参加制造假案。1956年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B51指1936--1937年形成的德意日三国军国主义侵略集团。
B52格•马•马林科夫(1902--1988) 1920年入党。1939--1946年和1948--1953年任联共(布)(苏共)中央书记。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1957年历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电站部部长。1957年起任乌斯季-卡缅诺戈尔电站站长。1941--1946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6--1952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2--1957年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7年因从事反党活动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1961年开除出党。
B53康•康•罗科索夫斯基(1896—1968) 1919年入党。苏联元帅(1944年)，战前曾受到非法迫害，1941年恢复名誉。伟大卫国战争中曾先后指挥过好几个方面军。战后任北部军队集群总司令。1949年起任波兰国防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波兰元帅。1956年起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后曾担任其他军事要职。1961--1968年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
B54亚•瓦•戈尔巴托夫(1891--1973) 1919年入党。大将(1955年)。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战前受到非法迫害。战争期间担任过几个指挥职务。战后历任空降兵部队司令员、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司令员。1952--1961年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
B55基•阿•梅列茨科夫(1897--1968年) 1917年入党。苏联元帅(1944年)。1937年起任副总参谋长，1938年9月起任伏罗加河沿岸军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1940年起任总参谋长，1941年起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战前曾受到非法迫害，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曾任集团军和几个方面军的司令员。战后曾任几个军区的司令员。1936--1956年为中央委员，1956--1961年为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B56к.п.波德拉斯(1893--1942) 1918年入党。中将(1941年)。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曾遭到非法迫害。伟大卫国战争中曾担任集团军司令员。在战斗中牺牲。
B57伊•赫•巴格拉米扬(1897--1982) 1941年入党。苏联元帅(1955年)。伟大卫国
战争期间曾任西南方面军、西南战线副参谋长、参谋长，集团军司令员。1943年起历任几个
方面军的司令员。战后曾任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司令员，苏闻国防部副部长。1961--1982年为
苏共中央委员。
B58亚•米•华西列夫斯基(1895--1977) 1938年入党。苏联元帅(1943年)。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1941年8月起任副总参谋长，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1942--1944年负责协调各方面军的行动。1945年2月起任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词令员，1945年7月起任远苏军总司令。战后任总参谋长、武装力量部副部长、第一副部长、部长。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52--1961年为苏共中央委员。
B59阿•伊•米高扬(1895--1978) 1915年入党。1920--1926年历任下诺夫哥罗德省委书记、俄共(布)中央东南局书记，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1926--1946年历任对外留易和国内贸易人民委员及其他人员委员。1937年起兼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1946年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1942--1945年为国家国防委员会委员。1946--1964年历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第一副主席。196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5--1974年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23--1976年为党中央委员。1926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1966年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
B60格•康•朱可夫(1896--1974) 1919年入党。苏联元帅(1943年)。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1941年1--7月任总参谋长及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伟大卫国战争开始后，历任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后备方面军，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和西线总司令。莫斯科保卫战中曾任西方面军司令员。1942年8月起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副最高统帅。斯大林格勒会战、列宁格勒突围战和库尔斯克及策聂伯河大会战中负责协调各方面军的行动。1944--1945年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负责协调白俄罗斯第一和第二方面军的行动，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战后曾担任几个高级政府职务和指挥职务。1955-1957年任苏联国防部部长。1941--1946年及1952--1953年为党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7年为苏共中央委员。1956--1957年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委员。
B61А.н.波斯列克贝舍夫(1891--1965) 1917年入党。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和党的工作。1922年起在党中央任统计指导员，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助理。1928--1953年任中央书记处特别科副科长，党中央机要处副处长，特别科副科长。1952--1954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秘书。1934--1939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9--1954年为党中央委员。
B62в.с.阿巴库莫夫(1908--1954) 1930年入党。1922年起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1946--1951年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1951年被开除出党。1954年12月被判处死刑。
B63指1951年11月9日和1952年3月27日联共(布)中央关于格鲁尼亚揭露出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м.巴拉米亚为首的米格列尔民族主义组织的决定。1953年4月10日，这些决定被《苏共中央关于原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和原格鲁吉亚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违反苏联法律的决定》撤销。
B64指苏共中央七月(1955年)全会，全会听取并赞同赫鲁晓夫至于苏南会谈结果的报告。
B65约西普•布罗兹•铁托(1892--1980) 南斯拉夫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1940年起任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52年起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总书记，1956年起任南共联盟主席。1945年起任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后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家和政府首脑。
B66指1952--1953年炮制的指控一批医生从事间谍和恐怖活动的案件。苏共中央主席团1953年4月3日决定为因所谓“医生谋杀案”而被捕的37名医生及其家庭成员彻底恢复名誉。
B67с.д.伊格纳季耶夫(1904--1983) 1926年入党。1951--1953年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1953--1957年任苏共巴什基尔州委第一书记，1957年--1960年任鞑靼州委第一书记，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书记。
B68格•纳•卡明斯基(1895--1838) 1913年入党。1920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后担任经济工作和苏维埃工作。1930年起任联共(布)莫斯科州委书记。1932年起任莫斯科州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年起任卫生人民委员。1925--1927年和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
B69本沙瓦特分子是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本沙瓦特”(“平等”)的成员。该党成立于1911年，十月革命后倡议宣布成立阿塞拜疆资产阶级共和国(1918--1920)。
B70阿•弗•斯涅戈夫(1898年生)1917年入党。1913年起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委员，后在西伯利亚、乌克兰、古比雪夫、摩尔曼斯克担任苏维埃和党的工作，1938年受到非法迫害。1954年恢复名誉。
B71拉•约•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拉夫连季耶夫)(1890--1938) 1910年入党。1923年起历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29年起担任乌克兰军区政治部主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二书记。1931年起历任外高加索边疆区、西西伯利亚边疆区、远东边疆区党委书记，克里木州委书记。1930--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4年起为中央委员。
B72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谢尔戈)(1886--1937) 1903年入党。1920年起任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主席，外高加索边疆区、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1926年起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重工业人民委员。1921年起任中央委员，1926--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起为政治局委员。
B73и.м.凯德罗夫(1908--1940) 俄共(布)党员，国家安全机关上尉，м.с.凯德罗夫之子；в.п.戈卢别夫(1913--1940)，俄共(布)候补党员，国家安全机关中尉。二人于1939年被捕，1940年1月25日与н.в.巴图里娜一起被处决。
B74м.с.凯德罗夫(1878--1941) 1901年入党。1906--1907年任布尔什维克“种子”书籍出版社负责人。1917年起任军事人民委员会委员，老军人复员办公室政委，曾在北方面军担任指挥职务。1919年3月年任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局长，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委会委员。内战后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苏联最高法院、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家计委等处任职。
B75安•安•安德列耶夫(1985--1971) 1914年入党。1920年起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24--1925年兼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7年起任联共(布)北高加索加疆区委书记。1930年起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苏联工农检查院人员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1年起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1935年起任联(共)中央书记。1939--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会员会主席。1946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20--1961年为中央委员。1926—
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2--1952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B76一、二、三等斯大林奖金曾于1940--1952年间颁发。
B77关于在莫斯科修建苏维埃宫的决定是1922年在苏联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出的。伟大卫国战争之前曾开始修建。
B78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1891--1969) 1903年入党。1925年起任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年起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1940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46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21--1961年及1966--1969年为党中央委员，1926--1960年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
(译自《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
128～170页，除引文出处外，注释均为原
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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