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贵族文化从唐式到日本式的血雨腥风

　　文章摘自：《日本文化》
　　作者：井上清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版次：2011年8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日本历史》，就是作者以战斗和批判的姿态，坚持“良知”下写的一本完整的日本通史，还被歪曲的日本历史以本来面目。《日本历史》按照社会发展的时间进程，从日本原始社会一直写到1960年，重点叙述了日本天皇制的完成以及走向军事帝国主义的进程，于其中，可以隐约看到中国、朝鲜在日本历史进程中的影子，有友好往来，有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更有近现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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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读书配图

将门与纯友之乱

随着公地公民制的瓦解与庄园制的发展，古代天皇制的政治结构也变了。平安迁都时，朝廷的军事力量已经开始削弱。9世纪中期，朝廷几乎无力控制地方豪族。地方上群盗横行。10世纪中期，西海爆发了藤原纯友之乱，东国则爆发了平将门之乱。

藤原纯友原为伊予国之“掾”(三等官)，定居以后成为附近的土豪首领。公元936年(承平六年)，以千余艘的船只发动叛乱，袭击国衙等，掠夺官物与私财，一度竟侵入到大宰府。公元941年(天庆四年)为朝廷的追捕使所擒获而被杀。

平将门属桓武平氏的一族，由于领地及其他问题与全族及其他豪族以武力相争，由于中央政府的介入，公元939年(天府二年)11月公开发动叛乱，一度曾占领了常陆国首府，并在下总建立根据地，自称新皇，威震近邻。但3个月后为宿敌平贞盛与藤原秀乡军所灭。

藤原纯友和平将门都是以落后地区的落后社会为基础的，并未组织新兴的名主阶层，这正是他们的弱点。只因从东和西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的叛乱，中央政府也不易镇压，特别是平将门之乱，不是靠朝廷之力，而是靠与平将门同样的地方豪族的武力镇压的。而这正显示了古代天皇制的衰落。

藤原氏的专制与不理政事

在这期间京城的贵族们也不断地争权夺利，但他们犹如奈良朝的贵族，并不拥有自己的阴谋叛乱的武装，与地方豪族也无联系，只是反复在宫廷政变。其中，藤原氏家族的四个分支中的北家，势力稳步地增强。藤原良房在公元858年(天安二年)其外孙清和天皇9岁登皇位后，就任了摄政。这是非皇族任摄政的开端。继之，藤原良房的养嗣子藤原基经又任阳城天皇的摄政。当天皇成年后，又新设了事实上与摄政握有同样权利称为“关白”的官位，复由自己充任。

但藤原氏北家的专制并不稳固。藤原基经死后，宇多天皇就未设“关白”，而是重用菅原道真与藤原氏对抗。在这下一代的醍醐天皇也同样未设“关白”，而力求复兴律令政治。在这随后的朱雀和村上两代天皇也同样继续努力于恢复律令制。因此，宫廷的历史家取醍醐帝时的年号“延喜”(公元901—922年)与村上帝时的年号“天历”(公元947—956年)，赞颂这期间的政治是“延喜天历之治”。然而，前述藤原纯友与平将门之乱，不发生在其他时期，而发生在这时期，这就比什么都更能说明复兴古代天皇制是不可能的。另外，公元894年(宽平六年)根据菅原道真的意见，将不绝如缕的遣唐使以航海牺牲甚多和唐朝内乱为理由永远停止了。这件事标志着不管是藤原氏还是反藤原氏，所有的贵族已经丧失了像8世纪初他们的父母那样不畏艰险、勇于进取的魄力了。

藤原氏北家虽说一时未能就摄政关白(以下简称摄关)地位，但依然占据朝廷最高官位。醍醐帝的左大臣藤原时平将右大臣菅原道真流放至大宰府的阴谋成功，随后，藤原氏又接连地打倒了竞争者。公元969年(安和二年)冷泉天皇的摄政藤原实赖挤垮了左大臣源高明。自此，藤原氏北家的专制就稳固了。此外，约有一个世纪，藤原氏一族的长者，一般都将其女儿充做天皇的后妃。天皇幼小时任摄政，天皇成年后则任关白，掌握着国政全权。“政所”只不过是藤原家族的家政机关，这时却成了国家实际上的政府，朝廷成了个单纯的举行仪式的场所。这样，摄关家随着垄断朝廷最高官职的同时，也得到巨额收入，再加上接受全国的地方领主捐献的广大的庄园，就极其荣华了。11世纪的藤原道长(公元966—1027年)及其子藤原赖通(公元992—1074年)时代，藤原氏荣华已达顶峰。

但这摄关“政治”只是按时令不同例行不悖地举办宫廷仪式(年节风习事宜)以及宫廷内不断发生的阴谋与暗斗而已。他们的权势之争主要的就是为了更多的接受捐献的庄园，更多地捞取公领地的收益以及自身享受荣华，至于国事和公共事业，不管是天皇，还是摄关家及其他贵族，都是毫不关心的。例如，藤原道长时的1019年(宽仁三年)西伯利亚滨海州地方女真族的一派刀伊人侵袭北九州时，还是当地的武士们把他们打退的，藤原道长并未付以任何强烈关注，也无任何责任感。

与中央政府完全不理政事一样，地方上也无贵族理政。国司“遥任”正如上所述，在摄关政治时代，还制定了称做“知行国”的制度，即在一定年限内将特定国的收益授予皇族与高级贵族。捞到“知行国”的就派自己的心腹部下任该国的国司，掠夺管辖下的人民。有时还有这样的例子，即任命个什么“和歌浦波”或“敷岛大和”等捉弄人的虚构人物为国司。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再按照国司这一官职名的原义称其为国司，而是单纯把他称做“领取”即领取该国的收益者来称呼他了。

以摄关家为首的贵族们成了不折不扣的社会寄生者。他们以其榨取的财富营建豪华的邸宅和兼做别墅的壮丽的寺院，日夜沉湎于游乐飨宴。但因他们并未亲自开拓新的生产关系，也未创建新的统治机构和武装，因此，其荣华的基础是不稳的。在地方上领主与名主阶层虽组织了农奴式的生产关系，并实际统治着群众，但还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阶级广泛而坚强地联合起来。也正因为他们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域的孤立与分散着，所以天皇和贵族们才得以维持其权势。

源氏与平氏的兴衰与僧兵

但历史不停地在前进。在藤原氏全盛的11世纪前半期就有若干事例记载说，尾张、近江、丹波、但马、河内等的“百姓”即名主们不像以前那样听郡司的调遣了，而是自己团结起来与国司斗争，或者是集体向中央政府告状，或是反抗庄园领主增征贡赋等。这意味着他们自己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源氏和平氏的首领们就是把这样的百姓们组织成武士团，以扩张势力，而成为“武家栋梁”的。

在东国，自平将门之乱，平氏力量减弱，源氏兴起。特别是从公元1051年到1062年，源赖义镇压了奥羽的豪族安倍氏的叛乱(前九年之役)，接着公元1083—1087年，源赖义之子源义家(八幡太郎)消灭了同是奥羽的清原氏(后三年之役)。但他们的兵力是由他们的领地及其他依赖于他们的出身于名主的武士们组成的。而且，在这两次战役之后，源氏在东国的权威增高，各国的名主与领主向源义家捐献土地以接受其保护的也增多了。另外，以伊贺与伊势地方为根据地的平氏一派也逐步将近畿直到西国地方的武士归并到他们的势力之下。

各阶级和个人开始要诉诸实力了。靠实力解决问题的倾向起自社会的最低层并逐渐扩及社会上层。以奈良(南都)的兴福寺和俯瞰京都的比叡山(北岭)的延历寺为首的南都北岭的大寺院也都镇压了各自庄园的百姓们的反抗，或是为了对抗国衙，从10世纪后半期开始就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僧兵”。京城的贵族们，仅靠他们的门第和官职权威已不足以安居无恙了。他们当中遭到地方领主与名主阶层反抗的“领取”们(即国司们)对高踞于庄园的“本所”，对庸碌无为而又从中私吞财物并沉溺荣华的摄关家也不温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