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春节要吃什么:巴蜀文化—文化大事记（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1:36:55
巴蜀文化
—文化大事记—巴蜀的兴起
巴是一支古老的民族，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巴人与周人同为姬姓，上古时活动居息在汉水上游一带。殷商时期，巴人曾与殷王朝发生激烈战争，后被殷王武丁制服，成为殷商西部的边畿国家。殷代末年，巴人军队随同周武王伐纣，英勇善战，还在阵上前歌后舞，致使纣王军队纷纷倒戈，对于覆灭殷王朝起了重要作用。西周初年，巴由周王室册封为诸侯，镇抚南国，成为周王朝在汉水上游的一个大国。春秋时代，巴国企图越汉水而东，与楚国发生激烈争夺，终为楚国所败，于春秋末叶辗转南下，进入四川东部和重庆地区，重建巴子国。蜀国君主据传是帝颛顼的后代支庶。古蜀族由三个古族融合而成，即是蚕丛氏、柏濩和鱼凫氏。蚕丛氏鱼凫氏来源于夏商之际的岷江上游，其文化与黄帝、颛顼有关。柏濩氏大约是四川盆地的土著民族。这三支古族，在夏商之际由于部落征服战争而达到融合，鱼凫王朝的建立则标志着四川盆地最古老的君主专制政体的产生，此即古蜀王国。古蜀王国曾与商王朝发生或和或战的多种关系，殷末协助周武王灭商，周初成为西周封国。西周时代，蜀王国君为杜宇，又称望帝，建都郫（今郫县）。杜宇致力于耕战，蜀国实力大幅度上升，开疆拓土，北达汉中，南至宜宾，东越涪水，西抵青衣江，成为西南泱泱大国。春秋初叶，来自长江中游荆地的鳖灵，借蜀中治水之机，逐走杜宇，自立为蜀王，号开明。开明王朝继续扩张势力范围，国力雄厚，一度东伐楚国，并与西秦顽强抗争。开明氏曾先后在成都附近建立都城，战国初，始建都成都。此后，成都成为全蜀的政治文化中心。巴蜀两国均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国家机器和政治制度。比较而言，蜀国的职官和礼乐制度更为详备，巴国的血缘色彩则浓厚得多。在巴蜀境内，居息着众多的古族，这些古族主要属于氐羌、濮、越氏族的不同支系，其社会发展程度较浅，文化进程高低不一。
巴人
先秦时代族名。起源歧说纷坛。商周时代活动于今汉中东部。殷商卜辞有“巴方”，即巴国。巴人助周武王伐纣有功，周以其宗姬封于巴，称“巴子国”。春秋时代巴楚联盟破裂，巴人南迁今川、鄂交界地。战国时期进入川东地区 。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年）秦助菜苴候灭蜀取巴，巴王被俘于阆中。巴王之子仍据枳（今涪陵）。大约在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巴人政权最终亡于楚 。其民散落五溪地区。今土家族与之有渊源关系。蜀人
先秦时代族名。原居陕南汉中盆地及岷江上游。相传黄帝后代蚕丛、柏灌、鱼凫代 为蜀王，与夏商多交往，随周武王伐纣，封于蜀。西周时蜀王杜宇建都今郫县。疆域北 至汉中，南到今青神，西达天全、芦山，东抵涪水。春秋时代建开明王国，移治今成都。 居川西平原，从事农业。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年），秦灭蜀，其地置蜀都。巴国”的来源
公元前十一世纪，聚居在湖北武落钟离山的巴人西迁，以四川为中心建立以地缘为纽带的部族联盟，取得各部族间的统率地位，史家称为“巴国”。其疆域“东至鱼复，西至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大约相当于今陕南、鄂西、川东、川北和贵州思南一带。在四川境内，巴人“虽都江州，或治垫江，在治平都，其先王陵墓多在枳”。按这条迁徙路线，巴人沿长江、嘉陵江水道逐步迁徙，在平都?穴丰都?雪、枳?穴涪陵?雪、江州?穴重庆?雪、垫江?穴合川?雪、阆中均设过“都城”。从巴人西迁至东晋灭掉人建立的大成政权，时间跨度长达１５００余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巴人在所生息的地域必然留下生活的痕迹。这种历史本该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然而非常遗憾，从出土器物上发现的巴人象形文字?穴史家称为“图语”?
雪至今无人破译。有关巴人的历史记载，仅散见于晋代、汉代的历史、文学著作和现代学者的艰难考证。尽管如此，细读之后，仍可从中看到巴文化朦胧的影子。
不管是四川或是华蓥山地、嘉渠流域，含有“巴”、“坝”的地名尤多，由此不难想象巴文化渗透之深之广。据《大宋重修广韵》称，上古至汉代，“巴”之本意为“坝”，“巴”、“坝”同音，唯平声去声微有差异罢了。《广韵》对“坝”的来历记得十分清楚：“蜀人谓平川为坝。”于是，始有以“坝”为名的地名。正是这种相沿成俗的命名习惯，巴人在漫长的社会活动中，含有“坝”字的地名便应时而生———江津德感坝，合川三汇坝，宣汉南坝……邻水标在地形图上的３０００余条地名中，带“坝”的地名近３００条；含“巴”的政区名以秦设巴郡为发端，由秦至唐代，冠以“巴”字的州郡县多达２２个之多。尤其有趣的是，汉献帝初平元年和建安六年，征东中郎将赵颍、鱼复蹇胤、白璋为“争巴名”，将巴郡拆置为东巴郡、巴西郡，史称“三巴”。带“巴”字的地名更多见于山川名，如绵亘川陕鄂的大巴山，“春秋时巴人伐楚，后循而归，有巴复村在山北，因曰巴山”。重庆以东的石洞峡、铜锣峡、明月峡统称巴峡，杜甫乘舟东下，诗有“即从巴峡穿巫峡”之句；早已不用的历史地名城，在广安已经复活，常用作商号名称。在重庆、成都，也有巴人村、巴人火锅、巴蜀布衣的店名高悬于门首。
巴人以渔猎为业，故十分管悍勇猛。周武王起兵伐纣，邀巴人会师于牧野，巴师“歌舞以凌殷人”，大败商纣王。这种类似于“战鼓”的歌舞，后人称作巴渝舞，因巴人聚居于渝水边捕鱼，故有此名。刘邦汉中王时，派人为前锋，亦是“前歌后舞”攻打关中地区。巴渝舞用鼓伴奏，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曲》等，魏改名为《昭武舞》，晋改名为《宣武舞》，皆突出一个“武”字，南朝复名巴渝舞。所幸的是，巴渝舞并未失传，渠县三汇镇每年四月十八举办的“亭子会”，巴渝舞便为其压轴节目。解放前华蓥山庙会，亦有“云童舞”表演，据称“云童舞”由巴渝舞演变而来。
巴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黍即小米，稷即高粱，皆是制酒的原料。巴人所制之酒，不是现在的高度白酒，而是类似于发醪糟的咂酒，即将小米、高粱煮熟，冷却后拌以曲药，置于罐中发酵而成。饮时将麦秆插入罐中，用嘴吸咂之。这种制酒之术，至今流传于渠江流域的广安、渠县、平昌一带。
《华阳国志》高度赞扬巴人淳风美俗，“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巴人认为，日月那么光明，尚且有黑暗的夜晚；人生比不上日月，谁又能长生不老?芽有识于此，尊重老人同时也是爱惜自己，故在老人健在之时，“永言孝思”，以尽孝道，以嘉谷酿酒供老人享用。老人去世了，忌日来临，置办小米饭和肥壮的牲畜祭祀，老人吉日良辰，亦要献上丰实的祭物。四川的新石器文化与文明起源
大约1万年以前，四川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如磨光石器、陶器、家畜遗骸等，在东起长江三峡，西至甘孜、阿坝的全川范围内广泛分布，迄今发现遗址200处以上，表明新石器革命的种子已经撒遍了巴山蜀水。四川新石器文化的重要遗址有巫山（现属重庆市）大溪遗址、绵阳边堆山遗址、岷江上游遗址、大渡河和青衣江遗址、西昌礼州遗址、成都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文化第一期。其中最重要的是广汉三星堆遗址。这里发现了密集的居址，大量磨光石质生产工具、陶器、动物遗骸，以及工艺品，表明已经达到新石器的全盛时期。由于新石器文化的高度发展，引起了川西平原腹地文明要素的逐渐产生。大约4,000年前，在广汉三星故地出现了早期城市，原始形态的刻划文字和青铜器，一个古文明中心于那时在四川诞生。而这一时期，正与史籍所载“三代蜀王”角逐争雄局面的结束和川西平原政治的一体化相一致，表明一个植根于社会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产生出来。这个政权，便是早期的蜀王国。
四川的原始人类与旧石器文化
四川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万年以前。在四川东部的巫山县（现属重庆市）大庙，科学家发现了距今202～204万年前的人类头骨化石。在川中的资阳县，出土了著名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在川东的铜梁县（现属重庆市）、川中的资阳鲤鱼桥、川西平原的成都羊子山以及四川盆地西南的汉源县，发现了大量古人遗留下来的生产工具和兽类遗骨，时代大致在几十万年到一二万年前。这些考古遗存和遗迹，便是四川先民生息劳动的最早的证据。
巴文化
巴文化是巴国王族和巴地各族所共同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总和。巴文化的主要代表:
“巴渝舞”———古代巴渝地区民间武舞。
中国古代典籍记载最古老的音乐创作产生于巴地。巴渝舞来源于商末巴师伐纣时的“前歌后舞”。巴渝舞特点:舞风刚烈,音乐铿锵有力,属武舞、战舞类型。“剑弩齐列,戈矛为之始。进退疾鹰鹞,龙战而弱起”,“退若激,进若飞。五声协,八音谐”。汉初,巴渝舞被刘邦移入宫中,成为宫廷乐舞,也是王朝祭祀乐舞。那时巴渝舞几乎成了国家乐舞。唐以后,巴渝舞从宫廷乐舞中消失。尽管如此,在民间,巴渝舞遗风犹存,川东巴人后裔的踏踢舞、摆手舞、腰鼓舞、盾牌舞,就是古代巴渝舞的流变,现在的薅草锣鼓、花鼓调、花灯调、莲花落、川剧帮腔、川江号子、船工号子、劳动号子、翻山铰子等都和巴渝舞曲密不可分。
“巴乡清”——古代巴人的酒,以“巴乡清”著称于世。《水经·江水注》记载:“江水又迳鱼腹县(今奉节)之故陵……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此酒名贵,饮誉遐迩。清酒酿造时间长,冬酿夏熟,色清味重,为酒中上品。巴人善酿清酒,表明其酿酒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巴人神话———巴人自然神话有“比翼齐飞”、“巴蛇吞象”、“白虎神话”等。巴人英雄神话有“廪君传奇”等。巴人神女传奇有“巫山神女”、“盐水神女”等。
根据考古发掘,巴文化代表还包含巴人诗作、巴国符号文字和青铜文化等内容。由于秦朝大规模的“焚书坑儒”,加之战乱、灾荒和历史年代久远等,其史料逐渐绝迹,巴文化已埋藏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融化在大巴山人民的民俗文化里。对巴文化的更深层次研究,有待依赖考古新发现。
古代巴蜀丰富多彩的艺术、哲学、科学
巴蜀艺术丰富多彩，绚丽夺目。商代蜀人有大型青铜雕像群，造型奇丽，巧夺天工，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巴蜀青铜器艺术以各种深浅浮雕、浅刻、嵌错金银丝为特色，纹饰繁缛华丽，动物图像栩栩如生。成都百花潭出土的一件战国铜壶，器体纹饰分成采桑、宴饮、射弋、水陆攻战等连续画面，人物体态逼真，动作惟妙惟肖，
堪称青铜艺术的精品。
巴蜀的织锦艺术和漆器艺术十分有名。织锦色彩斑斓艳丽，称为“奇锦 ”。漆器上的彩绘则多以神话为主题，与楚漆有异曲同工之妙。
巴人创制的“巴渝舞”，在中国舞蹈史上是常论不衰的主题之一。这种舞蹈为武舞，来源于巴人的战舞，气势雄壮，声威凌人。殷末，巴人随周武王伐纣，就是载歌载舞，为周师冲锋陷阵，一鼓作气打败殷纣王军队的。巴渝舞在汉初由刘邦移入宫廷，唐以后从宫廷舞蹈的阵容中消失，而在民间却长期流传着。
蜀中哲学较早受到道家的影响。老子所著《道德经》，在春秋 末叶传入蜀地，对川西平原道学的兴起起到了发蒙作用。川东也流行道家思想，著名道学家he(阳平，“曷”加“鸟”)冠子，就是川东巴人。
巴蜀科学主要体现为各种物质文化形式和制作技术，如金属工艺技术、制玉术、酿造术、建筑术，以及力学、几何学、算学、天文星象学等。遗憾的是，这些科学技术均未以文献形式流传下来。四川古史传说
四川在中国古史传说里占有重要地位。据中国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各种文献记载，约在公元前30世纪，华夏始祖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为妻，蜀山氏女生子高阳，便是名扬中华、迹遍海内的帝颛顼。古文献还记载夏禹在川西高原岷山地区和川东重庆治水。也有文献说大禹生于西川石纽，地在今北川县。这些都是远古四川与中国各地存在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的证据。中国古史传说的西部底层
一、文化底层的含义底层这个理念，始源于韦斯登·拉巴（weston la barre）的一篇研究美洲印第安人巫教与幻觉剂的论文，意思 是说美洲印第安人的宗教一般都保存着他们的祖先在进入新大陆时从其亚洲老家所带来的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 时代底层的特征。后来，彼得·佛斯特（peter t.furst）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念，用以论证“亚美巫教底层” 。张光直先生又运用了这一理念，来继续论证‘中国——玛雅连续体”，从而提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太平洋的 底层”。尽管目前对于底层这个术语及其理念还有不同认识，但借用它来分析不同区域的共同文化积淀是会有 所助益的。
按照我们的认识，所谓文化底层，是指存在于不同区域中一种或数种来源相同、年代古远，并在各自文化序列中处于底层成带有底层特征的共同文化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底层应当具有三层含义：第一，来源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祖源。第二，积淀为各地区文化序列的底层。所谓底层，是相对于文化序列的发展演变而言。第三，在各地区文化的发展演变中，底层特征恒久不变地保留并贯穿于各个发展序列，长期而持续地发生着它特殊的重要作用。
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文化底层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出原生底层和次生底层。原生底层是指同一文化祖源在不同地区的原生分布，次生底层是指不同文化区域认同另一种分布广远、历史悠久的文化特质作为自身文化的底层或底层的一个组成部分。原生底层不是文化传播，也不是文化移植。次生底层虽然包含有文化传播，但又不等于文化传播。文化传播的特征是把开端作为终端，次生底层的特征则是把终端作为开端，它是文化底层的复杂转化，而不是文化因素的简单叠加。
仔细考察中国古史传说，我们可以发现它有极为深厚的文化底层，而且中国古史传说的深厚底层主要来源于以黄帝为首的“五帝”和夏禹，其中的西部底层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西部文化底层恰恰与长江上游古蜀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将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西部文化的重要性，而且还能更加清醒地看出中国古史传说的构成格局。
二、黄帝文化的西部底层
大量历史文献材料证明，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可靠的古代史传。高阳长后，东进中原，建都帝丘（今河南濮阳），又“封其支庶于蜀”，子孙中的一支仍留蜀地。从这一基本史实出发来看，中原和古蜀均为黄帝后代，两地文献均从古相传黄帝与古蜀的亲缘关系，都把各自最古文化的起源追溯到黄帝与嫘祖、昌意与蜀山氏和帝颛顼，这正是表现了两地共同的文化底层。或者说，由于中原和古蜀有深厚的黄帝文化底层，才使黄帝与古蜀的这种亲缘关系在两地众口相传，流传千古。如果没有这种深厚的底层，就绝不会在不同的两个地区留下如此相同的传说。
根据《左传》、《国语》、《史记》等文献的记载，黄帝娶嫘祖后，由西东进中原，阪泉一战战胜炎帝，涿鹿一战擒杀蚩尤，成为首先初步统一中国西部、中部和东部部落的一代酋豪，在中原和东方留下了深厚的黄帝文化底层。尔后，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流途径中，黄帝文化继续东进南下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深刻地浸透到这些原来的异质文化区，积淀下来，并与各地原来的文化相结合，由此便引起并促成了这些地区原先文化底层的逐步转化。这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受到了黄帝文化的浸染，因而各地文化均有一些相同或相近的特质。这些共同文化特质在各地积淀下来后，最终成为了中国东西南北中最深厚的文化底层，这种文化底层也就构成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牢固基石。黄帝之后大约两千多年，当司马迁“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时，所到之地，“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各地风俗教化虽不相同，但却往往称黄帝。这一历史现象，其实正是东西南北中各地黄帝文化底层的表现。过去有的史家不明自这个道理，反而说是各地强拉黄帝为祖先，自然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三、大禹文化的西部底层
《孟子》、《史记》、《新语》等先秦、汉初史籍记载“禹兴西羌”、“禹生石纽”，这些都是出自古代羌人的传说。禹兴西羌和禹生石纽，实际上是同一个传说中的大概念和小概念的关系。西羌既指族系，又指西羌的分布地域，是大概念，石纽则指西羌居住地域内的一个具体地点，是小概念。《华阳国志》记载岷江上游广柔县境为大禹圣地，“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选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佑之”。《水经·沫水注》也说：“（广柔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大禹神所佑之也。”文中的夷人是对少数民族的泛称，这里则指岷江上游的氐羌族群。岷江上游氐羌族群对禹顶礼膜拜，奉为神明，这种对禹崇拜敬畏达于极致的现象，除这个地区外，是中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由此不难知道，岷江上游确乎同禹具有民族和文化上的深厚的渊源关系。而岷江上游古为羌人居城，因此显而易见，禹兴西羌是岷江上游羌人的传说。
虽然，古羌人南下从遥远的古代就已开始，比大禹时代更加久远的马家窑文化已经南下进入岷江上游，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指认禹兴西羌的传说是由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南下带来的。从众多史籍关于禹生禹生石纽的一致记载来看，只有把禹的出生地放在四川西北的岷江上游，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惟因如此，禹生禹生石纽的传说才可能在古蜀之地长期保留下来。及禹长后，东进中原，禹生石纽的传说，也随东进开创夏王朝的羌人之定居中原而在中原长期保留下来。所以，蜀地和中原都保留了相同的传说。文献来源的地域不同，传说却完全一致，恰恰说明它既是‘真传说”，又是真史实，而原因就在于它们同出一源的文化底层。
从所有关于禹生石纽和禹之子启生于石的文献记载来看，禹、启与石的这种出生关系，在全中国范围内只被指认为两个地区，一个是古蜀岷江上游地区，一个是中原河南嵩山地区。其他地区关于禹的传说，比如禹娶涂山、禹合诸侯等等，均与禹的出生传说无关。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大禹与石这种特殊的出生关系传说，乃是古蜀和中原地区同出一源的共同文化因素，是古蜀和中原文化最深厚的底层。
四、西部底层的文化史意义
从禹生岷江上游的石纽，到禹东进中原，“崇禹生开（按：开即启，夏启之谓）"，反映了禹从古蜀东进中原 的史迹，所以才可能仅在古蜀和河南流传这些传说。
另一方面，古蜀和中原流传禹、启生于石的同样性质传说，除禹东进中原而外，还有更加深刻的文化史背景，那就是古蜀和中原夏王朝的主体民族均为帝颛顼后代。作 为夏王朝开创者的禹，同样也是帝颛顼的后代。他从古蜀岷江上游东进中原嵩山，均在帝颛顼后代各分支之间 活动，而这些地域又同属上古时代的“西戎”之地，具有共同的文化底层，所以相同的传说得以在中国西部这 一大片地域间长期保存和流传。
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子高阳，高阳东进中原建都立业，和禹生石纽，东进中原开创夏王朝，这两段 远古传说的文化史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可以据此确定帝颛顼和大禹两位中国古史上的著名人物均出生在古蜀地 区，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古史传说，可以看出黄帝、帝颛顼文化和大禹文化西兴东渐的历史，看出中国古史 传说中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厚的西部文化底层。从黄帝、嫘祖、昌意、帝颛顼时期中国西部、古蜀地区同中原地 区的关系，到大禹时期古蜀与中原的关系，可以看出中国古史的西部底层是经过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层累地积 淀起来的，它们便是中国西部文化的原生底层。这一原生底层在中国历史上自始至终发生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以致成为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标志和里程碑。
正因为古蜀在中国古史的原生文化底层中据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不能不说，古蜀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 的起源地之一，对中华古文明的缔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蜀文化渊源
蜀文化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兴起，在距今2500前的东周时期，由于巴文化的兴起，逐渐融汇为巴蜀文化，扩大为巴蜀大文化体。至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又逐渐融汇入中华文化之中。
远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经产生了作为蜀文化源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宝墩文化”。宝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时期的考古文化，宝墩遗址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时 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
举世闻名的广汉三星堆古城遗址，是目前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表 明，“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勺等器形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在川西平原是自成体系 的一支新文化。”从而证明，远在西周以前，川西平原就有一支与中原文化有别的、地方特色 浓厚的土著文化——蜀文化的存在。
古蜀文化是一个影响范围较为宽广的地域文化，它是由一个“中心”、四个“板块”构 成的，即以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桥）为中心，并由成都平原、汉中盆地、秦岭地区和蜗江上 游四个部所组成，它在江汉与二里头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 。
古蜀先民创造了光灿夺目的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是其鼎盛时期的代表。2000多年前修 建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至今仍发挥着灌溉成都平原的巨大作用，这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是仅有 的奇迹。而色彩艳丽的蜀绣蜀锦、“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川菜、清幽闲适的茶文化等都是 古蜀文化的具像表现，有些还被视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巴蜀与楚、秦、滇的关系
巴、蜀两国早在西周时期便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巴地的稻作农业便是由蜀文化区传播而至的。两国之间在战国时代存在和战关系，文化上则交流密切，出现合流的趋势。巴与楚曾在春秋时代结成政治军事同盟，扫荡江汉平原小国。春秋末同盟破裂，两国反目相攻，巴遂退入川东和重庆地区。但巴、楚王族之间的婚媾关系则一直存在。蜀与秦在春秋初叶即发生了商业关系。战国前期，两国为争夺汉中南郑，展开了长达65年的战争，以蜀固守南郑而告终。蜀与滇早在商代便发生了铜锡铅交易。西周时，蜀的势力范围伸入云南。春秋战国时，蜀文化对滇文化发生了较大影响，滇文化的青铜农具亦对蜀文化有所影响。
巴蜀的衰亡
公元前316年，巴、蜀战争风云再起，蜀王率大军攻巴。巴王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师伐蜀，蜀王迎战于葭萌（今广元市的昭化），败绩，后为秦军追杀，秦遂灭蜀。同年冬，张仪移师东伐巴国，虏获巴王，巴国遂灭。巴蜀的农业和畜牧业
巴人早期以善射猎著称，西周以后，受蜀人稻作农业的影响，始力于农耕。巴地的农业发展极不平衡，川东山间河岸有嘉谷，山区尤其峡谷却以种植燕麦为主。不过，巴人酿造的酒却富盛名，“巴乡清”是其中的佳品。除农业外，巴人中的板楯蛮长期以狩猎为生，世人称之为“白虎夷王”。蜀人是一支农业民族。在商周之际，成都平原大力推行栽培农业，稻作农业尤为发达，史称盛产“膏黍，膏稻，膏菽，膏稷”。战国时成为中国著名的产粮区。蜀人的农业与水利的兴建密不可分。早在史前时代，川西平原蜀人就有治水的优良传统。春秋时，开明治水，凿玉垒山，分引岷江水入沱江岷江山洪暴发对成都平原的危害，促进了成都平原稻作农业的发展和繁荣。先秦四川的畜牧业主要集中在川西北和川西南，驯养各种动物，尤出名马、牛、羊。巴蜀的手工业
巴蜀拥有发达的青铜铸造业。早在商代中叶，蜀国就已进入灿烂的青铜时代。1986年在蜀国故都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大型青铜雕像群，有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神树及各种动物雕像，总重量达1吨以上。不论在铸造工艺技术，合金成分，还是在风格面貌上，都与中原有别，说明了蜀国的青铜文化是自成体系发展起来的。巴蜀拥有发达的竹、木漆器业，多数考古遗存中都发现大量漆器，有的还刻有文字和符号。资料表明，成都是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上游最大的漆器制造中心。四川富于各种矿产资源。在巴蜀时期，金、银、铜、锡、丹砂碧玉等资源，被制成各种器物，得到了广泛的开发和利用。巴蜀以纺织业的兴盛闻名海内。蜀人生产的蜀锦，自古称奇，花纹繁缛，品种多样。巴人生产的cong（阴平，“宗”下加“贝”）布，则是向王朝交纳的贡品之一。巴蜀的城市与商业
川西平原发达的经济，促进了蜀国早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商代的蜀都，面积达到2.6km2，人口约8万。蜀都以高墙围绕，城内的宗教圣区、宫殿区、生活区、作坊区，井然有序。成都也是商代发展起来的一座早期城市，拥有宫殿区、作坊区、生活区和礼仪中心。但成都在当时还只是受蜀王都制约的次级城市。春秋战国时代，成都的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形成若干市场，还出现了青羊肆等以类划分的市肆。开明王朝建都成都后，成都的商业更趋繁荣，人口达到20多万，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都市。商代的蜀都和春秋战国时代的成都，还发挥着国际贸易的功能。商代以海贝为媒介同南亚、东南亚进行贸易，西周以后则以黄金宝石和丝绸为对外贸易的大宗。这些使成都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西南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川东巴国的城市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兼具政治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多种功能，其发展步伐比川西平原蜀国城市缓慢。巴蜀的交通
四川盆地水道众多，长江水系为巴蜀的内外交通提供了舟楫之利。陆路则向北有褒斜道，向南有牦牛道，为巴蜀北上中原、南下南中提供了便利。由成都经由凉山地区达于云南而后入缅、印的“蜀身毒道”，开辟于商周时代。蜀人通过这条古道，出入往来于缅、印地区，在早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这条古道，便是后来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巴蜀的语言和文字
巴蜀人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的分支。古巴人语言中，含有苗瑶语族的成分。古蜀人语言被中原人称为“左言”，与华语不同。巴蜀在商周时代即发明了象形文字，这类文字常被巴蜀人刻在青铜兵器上。战国时代，巴蜀人还使用一种与汉语古文字不同的方块表意字。这两种文字，目前均未被解读。巴蜀的艺术、哲学和科学
巴蜀艺术丰富多彩，绚丽夺目。商代蜀人有大型青铜雕像群，造型奇丽，巧夺天工，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巴蜀青铜器艺术以各种深浅浮雕、浅刻、嵌错金银丝为特色，纹饰繁缛华丽，动物图像栩栩如生。成都百花潭出土的一件战国铜壶，器体纹饰分成采桑、宴饮、射弋、水陆攻战等连续画面，人物体态逼真，动作惟妙惟肖，堪称青铜艺术的精品。巴蜀的织锦艺术和漆器艺术十分有名。织锦色彩斑斓艳丽，称为“奇锦”。漆器上的彩绘则多以神话为主题，与楚漆有异曲同工之妙。巴人创制的“巴渝舞”，在中国舞蹈史上是常论不衰的主题之一。这种舞蹈为武舞，来源于巴人的战舞，气势雄壮，声威凌人。殷末，巴人随周武王伐纣，就是载歌载舞，为周师冲锋陷阵，一鼓作气打败殷纣王军队的。巴渝舞在汉初由刘邦移入宫廷，唐以后从宫廷舞蹈的阵容中消失，而在民间却长期流传着。蜀中哲学较早受到道家的影响。老子所著《道德经》，在春秋末叶传入蜀地，对川西平原道学的兴起起到了发蒙作用。川东也流行道家思想，著名道学家鶡冠子，就是川东巴人。巴蜀科学主要体现为各种物质文化形式和制作技术，如金属工艺技术、制玉术、酿造术、建筑术，以及力学、几何学、算学、天文星象学等。遗憾的是，这些科学技术均未以文献形式流传下来。巴蜀的神话、宗教和巫术
巴蜀地区有着悠久而丰富的神话、传说和传奇。神话有自然神话和社会神话两类。自然神话主要有异形怪兽、异形植物等内容。社会神话则包括民族起源、迁徙、战争和英雄神话等内容。蜀王蚕丛、杜宇和开明，在川西平原的起源神话中，占有重要而突出的地位。川东和长江三峡巴地的神话，则以射杀白虎以及女性豪侠为重要主题，充满神秘色彩。巴蜀神话对于后来楚国辞赋的兴起起到了孳乳浸润的作用。巴蜀宗教主要表现为各种崇拜形式。在川西平原蜀地，先后发生祖先崇拜，众帝崇拜和大石崇拜。在川东和峡江地区，则有白虎崇拜、神女崇拜和巫崇拜。川西平原蜀人和川东巴人使用龟甲兽骨占卜。蜀人还时常举行大型宗教仪式，用巫术实现与神际的交接。伏羲与巴蜀
伏羲故里在巴。古楚西之国庸为大，庸之西接于巴，巴接于蜀，巴则为伏羲故里。《华阳国志》言：“阆中有渝水”。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在《古族甄微》中言：“渝水巴山悉在阆中，巴歌渝舞之所自出，此巴古国也。于后巴子或治江州(重庆)，或治垫江(合川)，或治平都，或治阆中。……以阆中上流之渝，名江州下流之渝，亦也阆中之巴名江州之巴。”阆中曾为古代巴国中心。《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有巴国，太生咸乌，咸乌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吕氏春秋·立春纪》云：“其帝太”；高诱注“太，伏羲氏。”所以阆中巴人，为伏羲之后代。《补史记·三皇本纪》云：“太庖羲氏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疱羲；”《山海经》云：“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而《补史记·三皇本纪》称，伏羲为“蛇身人首，有圣德。”古代龙、蛇不分，巴字象蛇，巴人以蛇为图腾，故巴人皆为龙族。《路史》注：“所都国有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而名，乃阆中俞水之地”。《路史》反驳雷泽之说曰，伏羲“生于仇夷”；《蜀中名胜记》引《遁甲开山图》曰：“仇夷山四面绝立，太昊(即伏羲)之治也，即今仇池，伏羲之生地与成纪、彭池皆西土，知雷泽之说妄也。”彭池即阆中嘉陵江南之“南池”，位于彭城(池)坝，故称彭池，这应当是伏羲生地；生后，其母华胥带伏羲迁于甘肃成纪。徐中舒教授在《巴蜀文化论》中云：“伏羲龙身，这居于水滨低地之濮族，伏羲即艮孳的对音。”《华阳国志·巴志》云：“其属有濮、、苴、共(龚)、奴(卢)、之蛮”，濮族当在巴地，而不在甘肃成纪。阆中人范目募土著族(巴族之一部)，助刘邦出定之秦，后封慈凫侯。《华阳国志》称，慈凫乡侯之慈凫，是凫慈的倒读，凫慈即艮孳的转音。闻一多《伏羲考》亦言，慈凫倒过来即伏羲。阆中古有慈凫乡，故范目才被封为慈凫侯。今阆中城南的彭城(池)镇七里坝，即为古之慈凫乡，范目就住在彭池南岸，此处即为“华胥之渚”，亦即华胥生伏羲之处。《巴渝舞初探》亦云：“阆中当伏羲降生之地”。范目宅旁长青山上一长青古寺，有伏羲殿，内塑伏羲像，为巴人纪念其先祖而建，故古代命名凫慈(伏羲)乡。《阆中县志》载“太伏羲毋华胥，居于华胥之渚，孕十有二载，而降生于仇夷。”《蜀中名胜记》指出，伏羲兄妹是四川阆中人，生于阆中城南嘉陵江边之“仇夷”，“仇夷”即彭池，亦名南池，南池在今阆中城南七里坝。
伏羲是我国伟大哲人。《易·系辞》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乌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种哲理源于实践。《绎史》引《古史考》：“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两张鹿皮)为礼”。《抱朴子·对俗篇》言：“太昊(伏羲)师蜘蛛而结网。”张澍辑《世本·作篇》言伏羲“句芒作罗”(鸟网)。《楚辞·大招)云“伏羲作瑟，造《驾辩》之曲”。可见伏羲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生态学家、发明家、政治家、音乐教化者。其哲学思想多源于他阆中故里的地理环境。阆中小盆地开阔，如太极浑然一圈；嘉陵江从西北南流，如太极之阴鱼；自南而东流向东北，如太极之阳鱼；站在盆中之太极中心点之蟠龙山上，眺四周层层围绕之低峦，环列如八卦。伏羲龙族，头枕蟠龙山北，是登嘉陵江南之锦屏山，形成南北中轴线。这种“含之为一”的动静交汇，即化生万物，变化无穷。而此哲理，乃按阆中小盆地之“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之生态环境的结构、功能而上升成的。因伏羲思维敏捷多变，故姓风。太极八卦实为一种地形、地貌生态学，具天、地、生、人系统的有机循环观念，有“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研究“气”、“势”、“理”、“形”等问题，是中国人的环境观。这种哲理孕育了西汉阆中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创造了“太初历”，形成了新莽时的阆中任文公父子天文学家和蜀汉周群祖孙三代天文学家；唐之李淳风、袁天罡，亦于阆中研究天文，认为阆中蟠龙山为北极紫微，七里坝乃北斗七星，彭池乃七星之斗，死亦葬于斗柄，今尚留天宫院。吕纯阳至阆，亦恋此“风水宝地”，于锦屏山修炼。
《路史》言：“女娲，伏希(羲)之妹。”卢仝《与异结交》诗“女娲本是伏羲妇”。《文选·鲁灵光殿赋》云：“伏羲鳞身，女娲蛇躯”，言华胥所生子女皆为龙族；川北一带塑像群中，伏羲女娲皆为人首，两者以蛇身相交。《淮南子·览冥篇》高诱注，“女娲阴帝，佐戏治者也”。古书对伏羲称呼，有包羲、疱牺、宓羲、戏、炮牺、伏戏等，言女娲为女帝后，佐伏羲治理天下；可以看出当时是由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过渡时代。《世本》张澍辑补注本称：“女
娲作笙簧”，笙簧又称芦笙，只有西南苗族、侗族才有，而芦笙音乐和爱情有关。西南少数民族每年春上二、三月，男女相率吹芦笙跳月，至情投意合时，退至幽静处，谈说情爱，发展为婚姻关系。马锡《中华古今注》说“上古音乐未和而独制笙……乃女娲即伏羲之妹……为人之生而制其乐，以为发生之象。”女娲制笙，证明为长江流域之人，阆中即属长江流域；以笙为媒，促男女结合，是为媒神；发展为今川北一带民间所敬的“送子娘娘”。
综上所述，伏羲与巴蜀关系密切，也就顺理成章了。《蜀中名胜记》引《学斋占毕》云：“资州地(在蜀)掘得汉碑，有伏羲仓精，初造工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等语”；所谓“初造工业”，当然是指伏羲在巴蜀画卦、结绳之事。道出了巴蜀文明起源比中原早，和后人对伏羲创造发明的崇敬。《皇图要览》云：“伏羲化蚕，西陵氏养蚕”；化者“化育”、“化生”也，即孕育之意。伏羲在“远取诸物”中，发现了桑上野蚕。而《淮南子·说林篇》云：“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言黄帝别男性和女性，上骈之神生耳目，桑林社神生手臂；在创造人类过程中，女娲承担了化育的工作。桑林为西陵氏黄帝元妃嫘祖的社树，嫘祖在桑林之社将伏羲所发现之野蚕家养，发展为我国丝绸文化。嫘祖西陵氏故里在巴蜀间之盐亭，盐亭距阆中直线距离不到100公里；因伏羲在阆中发现桑上野蚕，西陵嫘祖在盐亭桑林(即西陵)之社将野蚕家养，被世尊为先蚕，使盐亭成为中国丝绸文化源头，成为南、北丝路起点。故伏羲开拓了巴蜀文化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