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露时节干什么:论“规则”的精神

     美好的东西总是能勾起人们的贪婪的本性，进而产生一种占有的欲望，如能占有当然最好，但是当不能占有的时候，这种本性会激起人们原始的动力——复制它，无论从爱美角度还是恶意剽窃角度。这种爱美抑或是牵强的精神也成就了我们常听到的一句俗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当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嗟嗟赞叹于中华帝国之完美的礼仪制度支撑起一个完善的中华政制的时候，他的言语中充满了溢美之辞，甚至让人感觉有点爱屋及乌，“既艳且羡，首先是效仿！”于是盛大的歌剧成为先生实现政治愿望的最好舞台，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完成自己的政治报复，但是在他的影响下，西方人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而且几百年之后，中华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西方人却沿着自己的道路上取得了让现在的中国人感叹的成就。

     我们开始探寻，如何组织完善之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之稳步提高。“当我们言及希腊人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不由自主地谈论现在和过去。”但是经历了五四、文革等毁灭性的运动之后，任何一个学者都认为从过去寻找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于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公派留学生去大洋彼岸寻找灵药，德先生和赛先生到了中国，但是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笔者却失望的发现当人们纷纷涌向国外寻找东西的时候，急功近利的思想让我们得到的仅仅是冷冰冰的规则，而忽略了这种规则存在的土壤，孟德斯鸠先生曾经探究过法的精神，而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到了这个时候？

      社保资金入股市、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各种经济增长的数据……即便人们已经感觉到身边越来越严峻的通胀的时候，我们的政府甚至还在醉心于经济的增长速度，这总归是让人汗颜的，颜面，完全是颜面问题！

      而我们冷静下来再去考虑这种冷冰冰的规则如何大行其道的时候，下面的问题是回避不了的：

      规则之于秩序

     首先，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催生冷冰冰的规则。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权衡是必须的，而开始的权衡也是异常审慎的。如果开始的权衡是必然的话，那么随着一些小的成功或者外界的一些虚伪的言辞着实可以摧毁一切的谨慎，在虚伪的赞叹声中加快自己的脚步，踩着棉花飞奔！于是，急功近利成为了必然，主观地认为别人花100年的事情，自己可以三天做完，象极了“大跃进”。傅国涌先生曾经撰文谈印度的发展，而他也用印度人帕沃的亲身经历来影射印度经济的发展，用那种内源性的发展模式来发展自身，用民众最基本的需要来打造有限政府。而我们的政府却不是如此，他们用自己的想法改造着这个世界，辅之这些制度的本来还应该有听证、论证等支撑，现在却成为摆设。所以拍脑袋制度、抄袭的规范充斥于社会各个角落，于是嫁接过来的规则让人感到冷冰冰的，没有丝毫的生命力。殊不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现实竟然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居世界第一的过路费、充满着唾沫星子的税负指数、已经成为事实的通货膨胀……而谁又敢否认，这不是冷冰冰规则的产物？

     其次，惯性思维铸就无大脑民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西蒙曾经如此说：“信息的丰富产生注意力的贫乏！”由此说明互联社会注意力经济的社会，但是民众的注意力终归受到精力所限，当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象雪片一样飞落己身的时候，开始或许还可能有那么一丝的感觉，但后来却不得不默认这种规则的存在。惯性思维随之产生，对于民众而言，最大悲哀莫过于冷漠，这一点鲁迅先生已经印证过。于是时间久了，这种惯性成为一种可怕的因循。没有人关注规则为何如此？人们只是规则之下的驴子，只是在绕圈圈！不过这也是几千年中华民族民众的气质，隐忍是美德嘛！

     最后，单一的社会评价标准下伦理失范导致了助长了无序。记得原来曾经有过一个争论，大抵是如此的：中国的经济需要通过侵吞的方式来实现资本主义转化，依据马克思说过：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是血淋淋的。这种言论着实让人汗颜！货币是个好东西，它的存在形成了一个中心，所有规则开始围绕它建立，运行……而货币的占有也成为社会的一个主要的评价标准，这本无可厚非。但这种秩序下应该有最起码的伦理在支撑一切。这就是被马克思先生称为西方人“法”的呓语的公平、正义等东西……这种丑恶的规则只会让社会更加陷入无序和混乱中，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的“恶法是否为法”的论证重新浮现在眼前，希特勒穿着民主的外衣达到毁灭人类的教训重现。在几千年之前甚至都印证了的东西，放在现在重新讨论，或许让人感到很可笑。

      规则是可以复制的，而规则的复制也应该是审慎的，透过日益急功近利的现状而言，我们或许应该注意的不仅仅是冷冰冰的规则本身，它所存在的土壤或许更加值得我们去认真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