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小寒是几月几号:钱理群寻找北大精神讲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1/01/20 14:06:09

钱理群寻找北大精神讲演(录音文字)



文字整理:北京大学“我们”文学社



主题演讲:



今天我们是几代的北大人在这儿聚会,我刚刚想了一下,我是30年后的一代,看到这里有几个蔡恒平他们是60后的一代,然后70年后的一代,在座的是80年后的一代,这么几代人这样聚在这里啊,来纪念北大的110周年。这是一个民间的纪念,所以我很自然地想起十年前,北大的百周年校庆,那是非常热闹的非常轰动的,但是当时呢,实际上百周年校庆也有两种纪念,一种就是官方的纪念,那是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另外还有一种民间的纪念,我们当时还专门演出了一出话剧叫做《蔡元培》,当时围绕《蔡元培》我们开展了很多活动,其实中心就是要寻找老校长,寻找北大的精神。


刚才主持人讲到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也就是说是在二十四周年校庆的时候的纪念,那个纪念是当时胡适他们主持的,胡适当时作为北大的教务长,他在这个会上就宣布说,我们应该反省北大,其实我们北大是徒有其名,所以当时我看了很震撼,就是老一辈人把校庆当成一个反省的日子,而我们当时的北大的百周年校庆是一片颂扬之声。所以我当时就唱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就是说要反省北大。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命题,但是没有想到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我想那个纪念,就是十年前的这个民间的纪念它将会流传在北大的校史上。那么今天我们又在这里进行十年后的110周年的也是一个民间的纪念。因为我听说今年因为奥运会的原因,所以上面有规定,奥运会之前拒绝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所以今年北大,好像对110周年校庆校方是准备低调处理了,我也同意这样的做法,不一定每一次都搞那么热闹,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搞一点民间纪念,我想就有一种特殊意义。


刚才老汉说这本书是遗老遗少的书,那么我就是属于遗老的,所以对于北大历史我大概是有一点发言权的,但是北大的现实我确实是没有发言权的。因为我在20028月份从北大退休以后,基本上就和北大很遥远了。我记得我在一篇文章里讲到我说在我退休之后在我的感觉当中,北大已经变成十分的遥远,更准确地说,现实的北大对于我是越来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将心中的北大推到远处,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忆,一个永远给我带来温馨的梦,尽管明知其虚妄,却好像鲁迅之故乡之于他的记忆,愿意被它哄骗一生,并时时反顾。比如说北大对我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梦了,但还要时时反顾,因为要时时反顾,所以就主编了这套(本)《寻找北大》,而且今天在这里还来讲北大,其实这对我来说都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讲到北大,我想还是从老汉刚才这首歌说起,因为这首歌,我看了歌词就很受震撼,今天听了他自己演唱之后我更受震撼,我真是想建议,就是我们北大把这首歌作为我们的校歌。我在这个书的序言里说过,北大是每一个北大人,所有的中国人的精神的梦乡。我顺便在这里做一个广告,就是我马上要出一本书,就准备把我所有关于北大的文章都聚集起来。这本书我想的名字就叫做《精神的梦乡》,副题是“我之北大观”,这个书出来以后,我会送给一些同学的。我就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不能没有梦,一个无梦的人生是很难想象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特别是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做梦的地方,那样一个精神的净土,精神的圣地,那可能是更加可悲的。


前几年,我几乎每年都要收到大量的外地的中学生给我写信,他们都表现对北大的无限的向往之情,我每次看到这些信,心里的感情都很复杂。因为我在北大,我知道,这些青年梦中的那个北大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我每次写信都给他们去泼冷水,我说我欢迎你们来北大,但是你们先别做梦,你们做好准备,来了北大以后你们会大大地失望的。但后来我老这么回信,我一想这个不对,这个你老把别人泼冷水也不行,年轻人总要做梦,总要找一个地方,一个属于精神的净土,精神的圣地,让他做梦,如果这个地方都没有了,那这个国家就成问题了,这个民族就成问题了。所以哪怕这个梦多少带有点虚幻性,可能也得让它保留着,必须有一个精神的梦乡,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我想这就是北大,所有的北大人感到骄傲的地方,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精神的梦乡里。


我今天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谈一点,也许有一点不大合适宜也不大能被人接受,我认为尤其在今天的中国,不能没有梦。这个话好像说的有点不大对啊,因为今天的中国实在是一个无梦的国家,有点太脱离现实了,但是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今天的中国,尤其需要做梦。什么意思呢?所谓梦就是超越于现实,特别是现实物质之上的一种精神的追求。梦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东西,超越于物质生活之上的一种精神的追求,为什么说这种追求对今天的中国特别重要呢?我想这就需要对中国的这三十年的历史做一个回顾。今年正好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可以说,这三十年来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这可能是三十年来最基本的主要的收获,也就是说经过三十年来的努力,中国,终于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小康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这是来之不易的一个进步。当然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的贫困的地区还有很多的贫困的人群,还有很多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就大多数人来说,或者就大多数地区来说,我们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以后,这个社会应该向哪里走,这个国家应该往哪方向去发展,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或者说今天的中国正走在一个十字的路口,中国在经济有了发展,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以后,中国应该向哪里走?这是我们当下所面对的这样一个问题。


我这些天,这些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提出一个这样的想法,当然可能是梦,又是一个新的梦,我这人不断地做各种各样的梦。我觉得在中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以后,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四大重建:一个是制度重建,一个是文化重建,而文化重建的核心是价值重建,还有一个是生活重建。就是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能够让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一个比较合理的比较健全的社会制度,一个健全比较合理的文化,一个健全比较合理的价值,以及一个健全比较合理的生活。这样的四大重建,无论是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还是生活重建,它其实都是一个精神问题,都提出一种超越于物质的精神的追求,而这样的一种追求它是需要用理想之光来照耀的,也就是需要梦之光来照耀的(梦之光也就是理想之光)。我们常常说一个人最合理的生存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想用两句话来形容,就是应该脚踏大地,仰望星空。我们现在就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作为人来说,或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或者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如果要寻找一个合理的生存方式的话就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一个是如何脚踏大地,如何更密切地和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保持密切联系;另一个就是如何仰望星空,如何有一种超越于物质现实生活的超越性的追求,一种精神的追求。我想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特别需要这样一种梦的精神。对,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那么这里讨论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制度当中,这样一个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生活重建的问题当中,中国的大学,或者说中国的北京大学,它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他应该有什么使命,它应该发挥什么功能,它应该发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


按我的理解,或者说我的大学理想——我认为“大学之为大学”,就是它有两大功能。哪两大功能呢,就是它在整个民族的精神的重建,民族文化的重建当中,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保守性的功能,所谓保守性的功能就是什么呢,就是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传统的一个传递和坚守的任务,就是大学担负着要把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学术精神的传统传递下去,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并且要坚守下去。因此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这样一所大学,它应该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堡垒,或者说民族精神的一个圣地。这是大学的一个功能,我称之为保守性的功能,就是传递、坚守的一个功能。另外一个,大学有革命性的功能,也就是说它应该有一种批判的精神和一种创造的精神,它应该对社会发展的既定状态,对已有的文化生活体系以及人类本身作不断地反省、不断地怀疑、不断地批判,并且进行新的创造,这样它就能够成为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的发源地。简单说两句话,一个是坚守,坚守民族精神,坚守思想文化;另一个是批判、创造,创造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


我们现在一直在说要创办一流大学。什么叫一流大学?我觉得一流大学就是要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就是一流大学应该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堡垒,第二个一流大学应该是一个民族的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这就要说到北大的历史,北大的光荣历史就是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这两大作用,起到了精神堡垒的作用,起到了新思想源泉的作用、发源地的作用。因此北大的历史上有两次光辉时期,第一次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是蔡元培先生所领导的那个北大,那个北大成为当时中国的“五四”新文化的现代新文化的发源地。我觉得第二次辉煌就是西南联大,当然西南联大它还不仅是北大,它还包括清华,包括南开。那么西南联大在一个民族危难的时刻,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堡垒,同时它也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非常出色的科学家,出色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创造一种新的文化,都是西南联大所创造。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讲北大精神,北大的传统,可能在我理解中主要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坚守,它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坚守精神;另一个就是它所体现出来的批判和创造的精神。这就是北大的传统。那么大学既然是有这样的两个功能,一个坚守功能,一个批判创造功能,因此北大,或者说我们的大学,必须关怀现实,并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应该保持两个距离,大学应该和时尚,和世风流俗保持距离。我是不主张不赞成大学要与时俱进的,我觉得大学有时候需要保守,需要和时风流俗,需要和时尚的东西保持距离,跟时髦的东西保持距离,这是一个距离。


大学第二个距离,它必须和现状现状保持距离,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的现状,现成形态,这样才能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势,这就是两个距离。既要和时尚保持距离,又要和现状保持距离。那么这样呢,它就应该有一些相应的精神,我觉得大学特别需要三种精神:一个是沉静,一个是清洁,一个是定力。沉,清,定,三个字,是大学基本精神。就是说当整个社会陷入喧闹的时候,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沉静;当整个社会的风气被腐败所污染的时候,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清洁;当整个社会陷入浮躁的时候,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有定力;这就是静,清,定——沉静,清洁,定力。用我们传统的话说,大学和我们大学的老师应该洁身自守,保持自我精神的清洁和纯正,同时要自守,要守住一些基本的规范,学术的规范、治学的规范,还有做人的规范,它是不受外界影响的,不受任何压力和诱惑左右的,它是决不放弃绝不让步决不妥协的,是要守住一些基本的东西。当然今天说这个话是有些痴人说梦,因为现实的中国,现实的大学,也包括现实的北大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社会喧闹,大学更喧闹;社会腐败,大学更腐败;社会浮躁,大学更没有定力。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


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的大学弥漫着两种可怕的思潮,一个实用主义,一个虚无主义。所谓实用主义就是完全为个人利益所用,完全被个人利益所驱使,有用就干,无用不干,因此必然是一种虚无主义,就是除了时尚和利益之外一切都不可信,一切都不足靠,一切都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口号下放弃抛弃。这种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就导致了大学的两个东西,一个是知识的实用化,一切与实用无关的知识都被大学所拒绝,既被大学里的老师所拒绝,也被大学里的学生所拒绝。还有精神的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和坚守,我觉得这两个思潮,就是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所导致的知识的实用化和精神的无操守,这是现在大学里的两个基本的弊病。这是一个方面,我们没有和时尚保持距离,相反我们同流合污了,另一方面,就是大学的批判功能,大学的创造功能,就决定了它一定的社会和现状,和社会政治历史的现状保持距离,它才能保持一个怀疑的批判的态度。所以在我看来大学里的老师学者,他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或者大学里的学生应该努力培养自己成为公共的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所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所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世性的价值和理想,以及作为生命个体的思想与学术追求。一个是普世价值,一个是个人的,个性的学术的追求,这是代表公共意志的。所以大学绝不能代表国家意志,绝不能代表某一个利益集团的意志,更要防止自己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大学才能真正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和思想学术行为特立独行。我觉得大学里的学生老师一个基本的品格、基本的风格,就是独立,精神独立和行为学术思想的特立独行,这样才可能有出于公心的批判和创造,才可能真正创造出能够成为社会公器的一种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而我这样的理想同样是远离现实的,因为今天的社会正要求大学里的老师学者学生,成为现状的维护者和辩护士。


我曾经说过我用鲁迅的话来形容今天对教授,特别是文科教授的要求,八个字,赞成(拥护),解释(用你的学术解释这个理论何等伟大正确,给它赋予合理性、合法性)。第三个就是宣传,第四个就是演戏,这就是今天对于大学学者的要求。而这时得到制度的支持的,今天大学这种评职称,博士点等种种制度,在我看来是新的科举制度,请君入瓮。你只要服从,同意、解释、宣传、做戏,那你一切都有,有房子,有职称,有地位,就成为重点学科,就能评奖;如果你拒绝同意、解释、宣传、做戏,一切都没有,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诱惑下,应该说大部分或者相当多的教授学者都被收编。开始有点扭扭捏捏,后来慢慢习惯了,越来越舒服,因为这实在舒服,只要你服从这些就一切都有,最后就舒舒服服地被收编。当然坦白说我今天来敢说这个话,原因在哪里,因为我已经退休了,如果我现在还在当教授,可能我还没有勇气说这番话。这是制度造成的,不是个人的品德个人的什么东西,而是这个制度造成的,使得你失去了大学应有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就是我们正在上演的还会继续上演的大学失精神、失灵魂的悲剧。而且很多的悲剧今天都很难说是悲剧了,因为悲剧还能给你悲壮感,现在都成了滑稽戏了,现在大学里上演的滑稽戏太多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一个意思。我从我的大学理想出发、从我的北大梦出发,我所谈的今天大学失精神的问题,所谓失精神简单说就是失去了坚守精神,失去了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而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北大110周年校庆,就是要寻找北大精神,唤回这个正在失去的坚守精神,正在失去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这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一个问题,这是从理想层面。


那么从现实层面回来,我想来谈一谈2007年我心中关于大学教育问题的两大疼痛。尽管这一年来我的注意力已经不在大学,我更关注中小学教育,更关注农村教育边远地区教育,因为我对大学已经失望了,也许在农村,在边远地区还有说话的某种余地。但我还是很关心大学教育,有两件事让我非常痛心,我称为我的2007年之痛。


第一痛是关于我们北大的,我们北大三角地被取消了。这件事引起我很大的震动,我想不只是我,应该说引起了所有的老北大人的心中之痛,因为三角地聚集了我们最神圣最美好的记忆。我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个标志性的地方,一个是老北大,解放前的北大,今天沙滩那里的北大民主广场;第二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北大三角地。这两个地方是北大历史上最神圣、最有纪念意义的两个地方。因为北大最光辉的历史瞬间发生在这两个地方。我曾经说过,北大历史有三次辉煌,我现在要补充,北大历史有四次辉煌,但是在座的同学可能只知道1917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还有三次辉煌,一个就是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这是一个北大学生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就发生在当年的大礼堂,和今天的百年讲堂和三角地。第三个辉煌,大家可能忽略的,1980年,北大有一个选举运动,可能大家都完全不知道,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到底到哪里去,北大学生站出来提出对中国未来改革的种种设想。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同学们可以去网上看一看,就是《不能遗忘的思想——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再一次就是1989年。所以北大历史上有四次辉煌,我觉得北大历史上应该记住的几个日子,就是1917195719801989,而这样四个时刻都是和北大民主广场和三角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民主广场和三角地都成为北大的精神象征,现在这个象征在整顿校园的合理合法的名义下被撤销了。这个讲起来很合理,要整顿校园秩序啊,好像你也没有什么话讲。实质上背后隐含了巨大的问题,问题不在于三角地撤不撤,而在于由此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北大还要不要建立一个师生们自由表达思想、交换思想的精神空间,或者说如何重新建立一个精神空间。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实行北大校园民主,我们怎样实行校园民主。可惜我们已经很多年不提校园民主了,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民主已经是当下流行的词语,而且已经进入十七大报告,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但是为什么校园民主就很少提呢?我在退休之后曾写过的唯一的一篇关于北大的长文,没有多少人人注意。那篇文章中谈到了这个问题,题目叫做《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我在文章里说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和权力的问题,实际上现在高校里的普通教师是既无地位也无权利的,更没有维护自己权利和利益的组织,工会的职责被缩小为每年组织一两次联谊活动,所谓职工代表大会最多是一种咨询作用,特别是青年教师,实际上已经成为学校里的弱势群体。当今的中国大学,即使是教授也缺乏独立的利益欲求和自由表达的权力,以及参与学校各级行政领导的选聘,参与决策过程,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但教授因其学术地位还有一点有效的发言权,而青年教师连学术上的发言权都没有,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教职员工积极性,成为束缚教学和学术研究生产力的主要原因。这里有两个问题我百思而不得其解,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也很怪,中国的大学也挺怪,一个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老想为别人争取权利(当然公共知识分子是有义务为别人争取权利的),却很少想为自己争取权利,不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二个,好像中国的大学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中国的教育部门老是例外,我觉得很怪。比如说,现在全国都在谈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要分权,要放权,然而教育部越来越扩大自己的权利,几乎扩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比如前不久竟然宣布,要规定中小学音乐课都要唱京戏,这种事该教育部来管吗?之前,还有提倡在中学跳华尔兹舞,这是教育部门改改的吗?权力扩张到这种可怕的地步!全国改革,要放权,教育部的趋势相反,现在全国进行政治体制,社会改革,要搞基层民主选举,我想大学能不能进行民主选举呢?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研究生会学生会是怎么选的,研究生会学生会是不是可以直选,是不是可以搞竞选?在农村可以搞,为什么大学不能搞呢?你说农民没有文化,那大学生总有文化吧,还有校长系主任能不能民主选举,我刚刚说十七大报告已经提出来了,要政治体制改革,要民主,那大学能不能成为民主实验区呢?北京大学是不是可以做实验呢?不是说民主需要素质吗?北京大学师生素质最高了,而且成本也不高,都在一个校园里,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我百思而不得其解,教育部门老是例外于国家的改革,当然我这个话也是胡思乱想。我早就提出建议,认为北大应该成为民主改革的特区,可以做些试验,可以先走一步。当然这都是我的痴人说梦,这是我的第一痛,由三角地被取消而联想起一些基本的大学空间问题和校园民主问题。这是我的一大忧虑。


第二个,去年看的两条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一条新闻说是大学新生一报到,(这是去年2007年的报道)学校领导就约见学生家长,提出现在开始就要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做准备,要对学生进行职业的训练和指导,好像我们北大还有专门的组织,据说指导学生有两个东西,根据求职的需要来设计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还要一个是让这些学生提前和招工单位的人事部门见面,以便公关。这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我曾经感慨中国的中学教育已经除了应试教育之外都进入不了中学教育。这里我想讲一讲我的一个亲身经历,前几年,我到北大附中、北师大实验中学去开选修的鲁迅研究课程,我去的时候,老师们向同学们宣传,说同学们,你们都向往北大,但是先生退休了,你们到北大也听不到先生的课了,现在先生到你们中来讲鲁迅,这是百年难遇的机会,你们要好好听。那是2004年的事情,可以想象中学生们非常兴奋,开始人非常多,到后来人越来越少,最后坚持下来,只有二十人到三十人之间。后来有个中学生,这学生很坦率,他对我这样说,说先生,不是你讲的不好,也不是我们不愿意听你讲课,实在是因为你这个课与高考无关,所以我宁愿考上大学之后再来听你讲课。那是给我很大的刺激,我就意识到一点,当今的中学,与应试无关的教育就进入不了当今的中学,不管你的教育多好。


现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机,与就业无关的教育是不是也进入不了大学教育呢。我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其实这也是我2007年的一个痛。2007年暑假的时候,清华大学举办了一个全国的关于通识教育的培训班,我讲完之后有一个大学老师举手提了一个问题,说先生,请你讲一下在当下大学里讲鲁迅的课,怎样帮助学生求职呢?(笑)他觉得听了我的鲁迅的课,就能帮助他找到更好的职业了。所以,我当时听了是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但心里是凉透了,我无意责怪青年教师,因为这是他的职业,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别人也这么问他,学生问他你这个课和就业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来听,没关系我不来了。这就非常可怕,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说大学不能成为职业培训班。当然,我想北大还不至于,然而北大也有这个趋势。也就是说,今天的整个的教育是围绕着应试和就业来展开的,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当然这也联系着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就业和大学教育的关系问题。我曾经多次的和80后的大学生讲,坦白地说,我非常同情你们这一代,你们真是不幸的一代,中学碰到应试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碰到失业问题,面临着毕业以后可能没有工作。这在过去没有过,都集中到你们这里来了。像我读中学的时候,当然56年很特别了,大学招生人数比中学毕业人数要多,不存在应试问题,完全不一样。再早几年,我想蔡恒平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存在这个毕业即失业的问题,那是毕业了总有工作的。可是你们恰好碰到了,两个东西都给你们遇上了,这是这一代大学生所必须面临的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就业问题给我们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我们大学教育也不能回避就业问题,正是这一严峻的现实,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调,所以我要在这里澄清一下,谈谈我对大学教育和职业关系的四点看法。


第一,我认为大学就业难,确实暴露了大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和不足。这是大学课程设置上的问题,确实是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认为,大学应该进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上的更新调整。这是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有的一个内容。第二,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大学生不能适应现在社会发展,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精神素质的问题。我仔细注意了一下现在很多就业单位对现在大学生的批评,我觉得我们大学生应该听一听这样的批评。他们的批评主要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是独立自主能力比较差,一个是缺少团队精神,不善于和他人合作,还有知识面太狭窄,再一个独立思考创新能力不足。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精神素质问题,而这种精神素质问题,其实就是应试教育的后果。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大学教育应该补这个课。现在大学生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人。中学的应试教育造成了你们这些毛病,这些弱点应该在大学里弥补,大学不仅仅使你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技术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这是大学教育应该要补这个课。第三个问题,我们对就业问题的看法,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怎么讲呢?我们常说未来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这个社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每一个职业变化很快,很少有固定一个职业的人,因为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不断有一些新的专业、新的课题、新的职业出现。这使得每个人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是现代信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分配到哪里,就永远不动了,一辈子做这个事儿。现在不行,它是不断变换的。


因此,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是什么呢?它要求两种能力,一方面,应变能力要强,一方面创新能力要强。应变和创新的能力,这是新的人才观,是未来社会发展的要求。所以,如果你过早的只顾及某一个职业,某一方面的训练、过分狭窄的训练,就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所以未来社会的竞争,是一个素质的竞争,一个学养的竞争,一个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的竞争。因此仅仅从职业的角度来考虑,也应该为自己设计一个全面的发展。在我看来,大学里,除了我刚才说到的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要成为现代公民之外,至少应该具备三大能力。一个是终身学习的能力,这里包括中外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还有利用文献、工具书等能力。第二,研究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思考实验计算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第三是思维能力,具有开阔性广泛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的思维能力。具备了这三大能力,以后就可以不断地变换,你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就强了,这才是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如果大家放弃这一点而只一味追求眼下的市场需求,把自己的视野、知识面、能力训练弄得非常狭窄,那么即使取得了一时之效,可能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由于底气不足,在持久技能竞争中迟早要被淘汰。所以我要提醒在座的诸位,你们已经吃够了应试教育的苦了,在应试教育之下,你们的学养、素质已经非常的狭窄了。如果在大学里再浪费大好时光,再只关注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忽略对自己长远发展的培养和训练,那你的目光短浅,你要抱恨终生的。所以我想,即使从职业的角度说,今天的大学生也应该着眼于自己长远的发展,把自己培养成为应变能力很强的创新能力很强的新的人才,不然迟早要被淘汰。第四个方面,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否认具体技能培养的问题,但我觉得只要在工作之前进行训练就行了,大家必须建立终身学习、终身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理念。具体的培训是可以通过训练班来解决的,但不是在大学里来解决的。当然,大学适当开一点这种课我也不反对,但大学主要的,我想还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两方面的发展,一个是作为人的全面发展,一个是基本能力的培养。否则的话,如果眼光狭窄地把我们的大学办成一个职业培训班,那可能再度耽误大家,而且可能整个地耽误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二个新闻。


第三个新闻也让我吃了一惊。有这么一条新闻,说新生未入学,家长和学生就忙成一团,通过一切途径,寻找各种关系以求打点照应。据说很多大学生,还没上大学,就开始打听,大学英语课,是某某老师教的?哪个给分数高?还有团委和学生会哪一个比较有前途?评奖学金是不是只看成绩还要在学生会混得很好?还没进学校就开始打听这些消息,据说有一个没有正式报到的新生,就把学校里主要领导、团委书记、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这真让我目瞪口呆。公关思维、搞关系思维,已经体现到大学一年级学生中,但这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这和我们北大是有关系的。我们经常说北大是全国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养尖子,要培养精英。我自己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重视普通的“非精英”,更重视普通的学生。正像鲁迅所说:“我不反对天才,但是我更重视泥土。”(笑)鲁迅让大家都做做泥土呵。但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或者我们每个同学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尖子?这个问题是更加重大,也许是更加严峻的。我现在恰好对这些尖子学生非常担心——当然不是全体——但是相当一部分尖子学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让我感到忧虑。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是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所提出来的,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的承担。在我的理解中,是这样的精英。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概括为“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什么意思呢,所谓绝对的利己主义者,就是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这样一些“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因此我形成了一个文学的概括。我自己学文学,我下边是一个文学的概括,不是具体指某一个人,我接触了很多人之后概括出这样一个典型。比如说,有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我一上课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在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也有一些期待,讲到哪里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个学生很明白我的期待,我期待微笑他微笑,我期待鼓掌他鼓掌,就是说他听懂我的课了,我很高兴,我就注意到这个学生了。下课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来,说“老师,今天的课讲得真好啊!”这样的话,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说我课讲的好,我是有怀疑的。这个学生,他把我讲得好在哪里,讲得头头是道,讲得蜷在点子上,我原来还有点警惕,怕他是来吹捧的,现在很放心,他都听懂了。老师讲的东西被学生懂了,这是多大的快乐!于是我对这个学生有一个好感。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到第四天他来了,“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请你给我写推荐书。”你说我怎么办?欣然同意!当然了,要不怎么办?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完了。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你怎么办?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评他吗?我能发脾气吗?我发脾气显得我小气啊(笑),一个学生请你帮忙有什么不可以啊?这个学生有这个水平啊,他不是没有这个水平啊。但是,我有上当受骗之感,我有苦难言。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尖子学生。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他是我们的体制里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到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啊,高智商啊,可怕的在这里啊。那些太笨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说真话,是不是?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人,体制才需要。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我讲这番话的意思,也不是要责备他们,这也不是这些学生本身的问题,而是这种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这是教育的恶果,这是有毒的罂粟花。我今天讲的话是希望在座的同学,你们不要做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它的关键性在哪里?关键就是利益,利益就是它唯一的信仰。没有自己的信仰,没有自己的理想,没有自己的追求,他这就是完全个人利益作追求,一个人把利益作为唯一的追求,这个人就会变成庸才。我觉得北大如果危机的话,可能危机在这里,就是培养出这样一些绝对的、高智商的、静止的立体庸才。如果有危机,我个人,最感忧虑的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我想着重提出来。


好像我说得实在太长了,那么我就讲了这一番又是梦话,又是忧患之词。谢谢大家!




提问阶段:



问:我是一个90后学生,刚才听了您的讲座,越听心里越凉……我想提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出国这个事情延续到了高中生、初中生甚至小学生,我现在不知道是要在中国读大学还是要走出国门到国外好。第二个问题是,北大能够留给我什么,我能在北大学到什么?那么第三个是,今天来主要是看书,想看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书,但是现在满眼看到的都是炒作出来的无谓的书,想听听您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推荐什么有益的书?



钱:这个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很多人到国外去接受教育,这个大概是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教育的悲哀,这是中国教育留不住自己的学生。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的时代,因为是一个国际地球村,所以每个人在哪里发展不是问题,哪怕我觉得你取得个外国国籍我觉得都不是问题的本质。因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它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到国外去到哪国去,我觉得都不是问题的本质。这里还是一个刚才说的基本的问题,就是不论你在中国接受教育还是在外国接受教育,都是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搬到外国去接受教育,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也就是我常常提到,就是你还是要有自己的根。这是我经常讲到的问题,这也是我的一个经验,当然不是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自己侄子侄女……我的下一代,我的朋友很多子女他们很多都在国外。他们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你即使到了国外,即使你得到了美国的绿卡或者美国的国籍,你都有一个问题,你必须清楚你很难融入那个社会。你真的非常难地融入那个社会。特别是那个社会的文化底蕴你进不去。这些时候,就会常常怀念,这就就是你这个根的问题。就是即使你在国外,即使你是华裔,我既然融入不了这那个社会,但是我还有中国作为我的根。它可以把中国当作精神家园、精神故乡,它可以作为你的根。最可怕的,刚才我们已经讲过,现在年轻一代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想逃离自己的本土,逃离自己的土地。对中国这块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我曾概括为什么呢,就是一种陌生感,情感心理上的疏离感。这样呢,你到了国外,那个社会的文化你进不去,本国的文化你又失了根,你这个人就成了悬浮的人,就成了一个无根的人,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你即使到国外去,无论如何,都要守住自己本民族的根,就是你这个土地的根。只要有了这个根,至于你具体的生活,你具体的,甚至是国籍,都不是问题。也就是无论如何大家要有自己的根,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是根本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刚才这位同学,可能还没进北大是吧,所以我刚才说的那番话不会把你吓住吧。就是虽然说北大有很多问题,我很不满意,很多的不满意,但是北大毕竟是北大。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这个地方,它这个土地它有一个传统。一个土地有传统没有传统它是不同的。尽管我们今天可以批评这些传统一个一个丧失,但是无形的还有些东西在里面,每个北大人也会有感受,它就有一种影响,它对你有形无形的有一种影响。所以我觉得,虽然北大很令人失望,但是目前北大可能还是中国最好的一个学校。所以我觉得到北大来还不至于一无收获。因为北大是一个好地方呢。我觉得不仅是北大,北京都有这样一个好处,我很喜欢北京就是缘于这点,这个地方就是大,北大它有一个特点,北大之所以大,就是它有各种空间,它有各种可能性,这一点我觉得是其他学校可能很难有的。有比较大的空间,有比较大的可能性,所以你到了北大,虽然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你可以找到一个空间来有自己的发展。


那么第三个问题我可能没办法回答你,因为你要我给你开一个书单,我也就没什么好办法了,因为这涉及具体专业什么的,这个我可能很难回答。这个具体的问题,我就交白卷了,对不起了呵。



问:正之你刚才总结北大有四次学生运动,我补充一次辉煌,我记得呢,就是四十年代末“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北大民主广场,应该是一次重要的学生运动。另一个刚才你提到“精英”问题,另一个大师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高校没有出现大师呢?我是种过地的,我觉得我们培养的土壤很重要。



钱老:这位老先生这个补充很重要。就是说,在这个1948年的时候,当时全国有一个很大的学生运动,而这个学生运动当中,北大的学生运动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它是对新中国的诞生直接其影响、起作用的。那刚刚这位老先生提到一个大师问题啊,我们现在也经常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不出来大师,到底大师为什么是大师阿。我想将两个方面的观点。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不能过多的归之于这个社会的制度或者归之于环境,为什么呢?因为在很恶劣的环境下也会出大师,是吧?我经常讲的像司马迁,司马迁是什么一个环境?所以我们不要过多地归置于这样一些东西,还以为没有自由最后就成为了大师,这个很难说。另外一点呢,我想讲讲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就不出大师呢。北大的大师都出在哪里?都出在解放前。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从56年以后知识分子就不出大师,一个大师也没有。我在《我的精神自传》里也谈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问题,我们在六十年代所受的教育是一个反对封、资、修的教育。所谓“封”,就是所有中国传统的东西都被叫成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所有的西方国家的东西都是资本主义。什么是“修”,苏联的东西都是修。所以我们几乎拒绝了人类文化的一切的一切,我们在这样文化断裂的时代培养出来的。所以这样一代人,坦白的说,包括现在很著名的学者,包括你们很敬佩的学者,其实在我看来,都跟我一样,(笑)都是断裂时代培养出来的,这个断裂时代培养出来的人他很难成为一个大师。我是这么来解释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大师的原因的。



问:我的个人本来是想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到那时刚才你提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问题,我看当下各种知识分子都在激烈论战,我就想问一下,您觉得文史哲这几个方面,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专业作为自己的根来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比较好?



钱:这个很难说,但我可以谈具体建议啊。如果我来选择,我选择历史。当然本来来说,哲学是最重要的。我在一次演讲的时候讲,其实哲学是所有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一个修养。包括学理的学工的,无论什么学科,哲学是最重要的。它是科学的科学。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哲学很难发展。在现在的环境哲学很难发展。我们出不了哲学家,它不允许你出哲学家。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哲学,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文学,因为我是学文学的,这个文学这个东西啊,太玄妙,文学这个东西啊太玄妙。文学是特别需要才能的,我觉得文学特别需要才能。所以文学淘汰率太多,太高。要真正成材的,学文学成材的,是极少极少极少的。在这个比较之下,我觉得历史最好的。历史啊,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都往历史靠。我现在是文学史家呀,是吧,文学史家呀,文学思想史家呀,是往史学方面发展就是我们很难有真正的哲学创造,没有哲学创造、文学理论创造,创造不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具体现象。




问:老师您好!我是《新京报》的记者,我知道你编过很多与北大有关的书,收藏很多关于北大的记忆,这其中有关于北大精神、自由传统的反思,也有许多关于具体的个体的回忆和反思,比如北大的佚事啊,北大的情事,北大的趣事啊,很多这种来自民间的个体的记忆,那么您觉得它相对于官方的宏大叙事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钱:这个问题其实,我在我编的一本书叫《走进北大》的序言里曾经说过,就是我们谈北大传统的时候,我们比较注意我们的宏大叙事,我自己也比较注意这个宏大的东西。其实这个北大传统是渗透在老师学生日常生活当中的,就像盐溶于水一样,这个真正这个传统是渗透到具体生活当中的。所以我倒要推荐这本书,这个《走进北大》,它大量的叙述校园生活,比如北大学生怎么喝酒阿,是吧,大量的细节,大量的细节的生活。当然这本书有个特点,它比较少有宏观叙事。我们三零年代喜欢宏观叙事啊。当然到了八十年代(我比较喜欢八十年代),这个八十年代的北大,一个特点就是把北大精神渗透到生活当中去。这个其实是最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北大的学生,北大的新同学就要看这样一些文章,这样一些回忆的东西,这样在生活当中所显现出来的,在逸闻趣事中所显现出来的这种精神。这样的精神是渗入灵魂的,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精神。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比宏大叙事更贴近、更能让你理解。




问:老师您好,我是北大中文系大一新生,我刚才听你说北大很多教授和精英都受到制度的限制和诱惑,那么,您说我们是应该避开这些制度,洁身自好呢,还是应该羊入虎口,参与进去呢,或者适度改良,或者还有别的办法呢?



钱老:关于这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我经常引用鲁迅的一句话: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实际上我刚才讲的那些问题都属于发展层面的问题,首先是要解决温饱解决生存问题的。所以我以前曾经,经常跟我的学生或者北大的青年教师说,我说,很多话你别讲,我来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温饱问题解决之前你还是少说话。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你才能发言。像我呢,说老实话,我今天讲这些话其实都有个前提,我并不主张大家都像我这样,要是都像我这样很多人是要砸饭碗的啊。像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我的生存问题解决了,这个体制已经不能给我什么东西了,我也不要体制的东西了,所以我可以在体制外说话。所以我的说话方式是有它特定的条件的,我并不主张大家都向我学啊,学了之后可能把饭碗砸了啊,我们还是要生存和温饱解决问题的啊。但是这个要分清楚,这个可怕在哪里,本来,适应体制的需要,你做了些妥协让步求得生存温饱,这本身没有什么可非议的,问题是久而久之,你沉迷其中了。青年教师妥协求温饱,我都能理解,但问题是到温饱问题解决后怎么做。我曾经就开玩笑地说,就是说当了副教授之后,你怎么办?因为在中国大学里,副教授就是一条线,到了这个级别,基本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如果有一套房子还要两套房子,有一个汽车还要两个汽车、三个汽车,尝到甜头就不断去做,最后就同化了。


第二个问题在哪呢?就是知识分子有各种选择,不能把任何一种选择都绝对化了。虽然我的观点,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大学教授当然应该是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但是这不能做一个范式,不能让所有的大学教授都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而且就是说,个人根本不同。知识分子和现实的关系可以有各种选择,不是只有唯一的选择。大体说来知识分子有几种选择:第一种选择,他主要是做理论创造,理论创造就是知识分子第一的职责,我们所谓的大师就是理论创造的大师。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理论家的大师,就是为中国现在社会提供理论替代和理论创造的大师。理论大师,中国缺少。这个理论知识分子主要就是提供理论。第二来知识分子,我称为批判知识分子。他主要就是按他的理想对社会不断提出批评,鲁迅大体属于这种知识分子。第三类知识分子是从事具体实践问题的知识分子,比如说具体的从事教育文化思想学术事业,那样一种知识分子。第四类知识分子,还有一种知识分子就是相对的脱离现实,在象牙塔里,他的主要功能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在大学里做学术的传递、积累、发展,他是做这样一种工作。这一支呢他们比较脱离现实,是我们一般说的学院派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对国家的学术发展有自己独特的贡献。这样的知识分子显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了,他是专业化的知识分子,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有它的作用。所以我说具体到在座的同学们,你以后做什么,那是根据个人的条件,你想做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但是我觉得有一条是共同的,就是无论什么样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自由和创造。我想这是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性,具体选择是可以不一样的。



问:老师,您刚才提到的您所忧虑的一个例子,那个“精神的资本家”,后面你又说学生应该具有一种应变能力,那么那个例子里的同学算不算是具有你说那种应变能力呢?



钱:我讲的应变能力啊,是指什么呢,是指知识,是知识的应变。跟我后面讲的精神资本家那是不一样的。所谓应变能力就是说你的知识结构比较广,你的知识面比较宽以后,你可以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会有不同的变化,可以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我刚才说的具备三个能力,具备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和思维能力之后,把自己的知识不断应变、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适应职业需要,适应事业发展需要。而另一种应变,它是从自己私利出发,而来应变社会,有点像契诃夫小说写的《变色龙》,是根据社会需要自己的利益不断改变自己的信仰。所谓改变信仰就是没有操守,是指没有信仰、没有操守的那样一些应变。我想这是不同性质的应变。



问:刚才你提到你主编那本《寻找北大》的书里,我大体看了一下,有很多篇都提到“大学之大,非有大楼,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刚才你说我们50年代后整个中国都没有出现过大师了,那么就是说我们北京大学的那些本质的东西有正在逐步的丢失的趋势。另外还有一个趋势就是,你刚才说我们的大学正在变成一个“职业培训学校”。其实这两个趋势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和现实同流合污,但是你自己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的,所以可以和体制不妥协,可是我们90后的学什,我们根本还无法解决温饱问题,那又该怎么独善其身呢?



钱:第一个文体啊,就是说这个大师没有了,但是我觉得有名师。大师没有了,但是北大现在名师非常多,而且在全国都是一流的名师。这个名师就是有自己独到的、独特的见解的专家,这样的还是很多的。当然大师名师也有不同层次,到目前来说,北大还是培养了很多的一流人才。这个名师还是非常多的,而且不是只有一个。我觉得北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它这个比较强的教授比较多,它一个系有好几个,有的学校一个没有,有的呢只有一个,有一个就比较糟糕,这个系就被这个老师给垄断了。而北大最大的优点就是在一个系就具备了不论从精神、还是人格魅力、学术方面都很强的好几个,这样的学生多种选择的,这样是一个北大的优势。所以在北大还是可以学到一些的。找不到大师,但是可以有名师啊。当然大师也是可以逐渐培养的。我曾经说过,我寄希望于沉潜十年之后北大年青一代教师。所以刚才我就讲过,我特别重视北大青年教师。所以刚才我为北大青年教师呼吁,我说他们是弱势群体。我觉得他们之中会有大师。我们这代没有大师,但是希望青年教师是有可能出现大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这样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刚说到一个比较现实层面的问题,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关系的问题。那个我在一个地方讲过,就是一个俄国教育家曾经讲过,一个人的一生是要经过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做梦的阶段,一般来说按正常生理发展来说,中学阶段和大学阶段应该是做梦的阶段。这是一种超越现实的一种追求。但是我觉得中国现在不但大学,就连中小学都过早的世故,所以现在我这个老头子都在说梦话,而你们已经说不出来,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那么人生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做梦的阶段,另一个就是追求,包括你对精神的追求对事业理想的追求等等等等,这本来应该是中学小学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走上现实之后你会遇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距离,和巨大的冲突。那么在面对现实理想巨大矛盾冲突的时候,人可以有,在我看来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完全放弃自己的理想,适应这个社会,完全适应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同流合污,在同流合污中最大限度取得自己的利益。第二种选择就是绝对的悲观失望,陷入虚无主义。第三种选择是我主张的选择,在面对现实理想发生巨大的冲突矛盾的时候,一方面还要坚持那些最基本的底线,在坚持这些底线的同时作适当的调整,其中包括适当的妥协。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过程,而且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过程。但这个过程是必须过的。然后就到了我这个阶段,再回来做梦。那么大家现在的诸位,按道理应该还在第一阶段,但是你们现在已经走入第二段了,是吧?所以我想提出的是,一个,还是要守住一些东西,基本的东西,做人基本的东西是不能妥协不能让步的,也不能放弃。但是这是底线,在高线与底线之间是有妥协的余地的。一个是要坚守基本的底线,不管做什么,这个基本的底线是不能放弃的。然后呢,对现实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调整。以后呢再回过来再做梦,就像我现在这样。我就讲这些,不再讲更具体的了啊。



问:我想问一下关于的大学的评估问题,因为去年三角地的被拆除我听说可能与教学评估有关系,然后前段时间中国科技大学的朱清时校长也主张取消教学评估活动,而代之以社会评价和舆论评价。我想听一下您的意见和看法。



钱:坦白说我觉得这个教育评估就是教育部越权。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行政部门越权的一个问题。根本就不是它该管的事!坦白说我对这次教育评估采取一个不赞成的态度。



问:请问“文化现象”与“文化运动”的同异?下一场文化运动还远吗?



钱:(笑)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北大的几次辉煌都是“运动”,其实运动就是一个群体它在一个口号之下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很难预计,一般情况下——这也是一个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希望中国的改革采取一种渐进的方式,因为中国社会经过的动荡太大,而运动的方式是一种比较激烈的方式,我们一般希望能在一种比较平稳的、比较渐进的方式中。但是我们也不一定就排斥比较激烈的,其实有些“运动”也未必都是激烈的,我记得北大1980年那次选举,就很平和,当然其中也提出很多尖锐的问题。这个就很难说了,我无法预言下一次“运动”什么时候来。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运动”采取的方式不是重要的,是激进的或者渐进的方式都不重要,我想恐怕基本的是我们要为我们的理想坚守一些东西,你必须有所斗争,要努力,要奋斗,要斗争,而不能等着,它自然而然就来,这可能是不行的。理想的社会是要在大家的实践当中来实现的,而这种实践,我是比较主张采取渐进的、和平的方式,而不主张很激烈的方式,那是万不得已的一种方式,因为那种方式造成社会的动荡、给社会的破坏太大,这也是我们中国历史的一个经验教训。




问:我是一个文化传媒方面的记者,经常去北大参加过一些活动,一个直观的感受是,现在北大的一些学生在情怀上、在审美上都有一些缺失,比如有什么导演或者明星来北京,北大的学生也很热烈地去追捧。包括《寻找北大》这本书,一些前辈的文字就很好,而一些比较年轻的作者的写作就显得有某种缺失。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种缺失是由教育造成的还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想问一下这个缺失算不算北大精神缺失的一种表现?



钱:这里牵扯到一个问题,因为审美,既有它永恒的一面,有一些永恒的东西,但是也是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不同时代、不同年龄。所以我觉得在审美方面我们还是要有一种更大的包容性。我有点不太赞成你的话,我看这本书,感受和你不一样,我并不觉得我这代人的文章比较好,当然,那些后辈的文章,我看起来确实感觉比较怪,与我这一辈的人所习惯的写作方式是不一样的,但他们的东西可能有另外一种审美的情趣。当然,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些问题确实存在。现在大学的文学教育里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文学教育越来越理性化,特别是中文系的学生,动不动就把一个很丰富很复杂的文学现象纳入到一个既定的理论框架当中去,缺少审美的趣味和审美的训练,这可能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具体到我,我感受到这是我们中文系的文学教育的一个特别大的缺陷,就是审美教育的不足。当然这和我们现在社会也有关系,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很浮躁的社会,你可以感觉到,人的心灵越来越粗俗化,而比较精细的、比较柔性的东西都没有了,这审美的变化背后也可能反映的是心灵中的某些问题。我想这就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和教育的缺陷是有关系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整个社会的风气,整个社会的环境造成的。我们现在越来越低俗化,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看的电影电视,每天看的东西,你都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总之,这既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问:据我所知,中国有的大学开始设置宗教学专业,一些学者翻译介绍了一大批宗教学的著作,比如刘小枫等,我想问问您对于他们的做法、他们对这种“基督徒”的文化的选择怎么看?我们从中是不是能看到点希望呢?



钱:宗教问题现在是越来越引起大家关注,民间宗教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学生中有宗教信仰的也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和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关于我们信仰的缺失。我曾经说过,我们中国的年轻一代、尤其是80后一代,面临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面临一个重建信仰的问题,我想应该在这个背景下来看现在宗教的发展。从这个方面来看,我觉得现在宗教的发展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因为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就有这个问题:缺少宗教。现在中国很多人做事情很容易越过底线,这可能就和宗教信仰的缺失有关系,在这个角度,我想现在宗教方面的教育和人们对宗教的关心,都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我想也不要把他绝对化,因为要寻找宗教信仰,不是唯一的道路。我就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是不信宗教的。顺便讲一个很好玩的事,很多朋友都说我这个人是最适合当宗教徒的,特别是年轻朋友,不断地向我宣传宗教。(笑)他们说我有点悲悯情怀,是最接近自我、最接近宗教的,所以他们拼命向我宣传宗教。但是每次我都拒绝了。我讲了两条理由:一条是,我是个经验主义者,我们这一代人,对一切“他者”都有怀疑态度,而我当然知道,真正的基督教徒,是把上帝看成自己的,所谓“上帝在我心中”。但对我来说,上帝永远是“他者”,我没办法使上帝成为我心中的上帝,我做不到。一旦我认为上帝是“他者”了,我就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因为我这一辈子上“他者”的当,实在太多了,(笑)。第二条理由,我对所有的“圣徒”都持怀疑态度,因为我一辈子没有见过真正的圣徒,我见的都是假圣徒,这就使得我和宗教是有一个距离的。但我想,这并不等于说,我没有信仰,我不追求信仰,我想不要把这两个问题等同起来。



问:老师您好,我想让您评价一下您的一个学生——余杰。据说现在他的一些言论遭到封杀。



钱:在很多场合我都被问到这个问题,所以很多场合我都要澄清两点。第一点,余杰和我的关系,是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教师的关系,余杰不是我的研究生,他是夏晓虹先生的研究生。他跟我的关系就是……算是当年我的“崇拜者”吧(笑),我上课的时候他很积极,当然他不是那种“利己主义者”(笑)。所以在私下我们有比较多的接触,我们的关系是这样的。当然也可以说是我的学生了。我对我的学生从来都是这样一个态度:你在校是我的学生,等你独立以后,我常常对我的学生——我倒没对余杰这么说过——对我自己的研究生,我常常讲一句话,而且我的学生都期待我讲这句话:“你现在可以飞了(就是说你可以独立了,可以自由了,你可以离开我了),我们的关系就由师生关系,变为一个朋友关系。”所以我想余杰和我的关系大概也是这样一个关系,他已经成熟了,已经有自己的路了,他已经飞了。我和他的关系就是一个朋友关系。既然是朋友,那么就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意见。也就是说,余杰所作的事情,并不是全部我都赞成。而且大家可能看过我曾写的一封信,《致一个青年学者的信》,其实就是写给他的。信里我就表达了一些我对他的不同的看法或者一些忧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做朋友,朋友之间有不同的意见、看法,甚至有激烈的争论,都是很正常的现象。而且尤其是你刚才说到,余杰现在正在遭到封杀,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当一个人遭到封杀的时候,我绝对不批评他,即使我对他有不同意见,即使他有很多做法我不同意,但我绝不说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被封杀了,我没有被封杀,我再说他,就不平等。这是我的原则,我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现在对他就是这样的态度。



问:我想听听您对高行健的评价。



钱:你可能没有注意到,高行健得了诺贝尔奖以后,我是国内公开写文章评论他的学者之一,当然我的文章在国内发表不了,曾经在《二十一世纪》这个杂志上发表过我对他的评论。我的看法是,高行健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艺术家,特别从语言艺术角度讲,我觉得他是个语言艺术家。当然,他并不是中国所有作家中最出色的。我看他是中国众多出色作家中的一个,或者说是一个代表。所以他得了诺贝尔奖,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中国整个文学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是应该有人得诺贝尔奖的,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是他得到了。所以我还是非常高兴的,我觉得他得到了,也是对我们“现代汉语文学”的一个肯定。



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刚才谈到您现在很关心边远地区和中小学的教育,我非常希望您对这个问题做一些延伸,比如您更关注那里的什么?您在那里看到了哪些希望?


第二个问题是,我记得您在《我存在着,我努力着》这本书中您曾经谈过,这些年来您一直希望通过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的基础上,对现在的知识分子做一个观照,我非常期待什么时候能看到您这个关注的一个结晶成果。



钱:关于中国农村教育的希望,我通过这些年的观察,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东西。去年我在美国一个学术会议上做了一个发言,我就讲到,我想提醒在国外的学者,也想提醒在国内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在关注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中国这块土地、特别是底层社会、民间社会,正在发生的东西。我比较看重中国的民间社会正在发生的,我称之为“十分缓慢、但也是十分重要的变化”,这其中就包括教育。我现在搞教育的中心,是关注中国教育的民间力量。我们中国的改革,包括中国的教育改革,从来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行为,但我觉得现在正在兴起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的教育改革。特别是底层社会,还是有第一线的老师当中,包括一些很边远的地区的老师,他们还是在默默地进行着一些教育的试验。我最近要写一本书,题目就叫《做教师真难真好》,其中我大概解剖了七八个,第一线的老师,其中也包括边远地区的、农村的老师,包括小学的老师,他们的教育经验。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学者,大学的学者,是应该倾听底层的声音的,要倾听实践的声音。我把自己做的工作规定为:为一线的、底层的老师们服务,把他们的经验,提升到一定的理论的层面来,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希望。而且我觉得这不仅是教育的问题,中国的希望,在我看来,可能在这里。所以大家可能也知道,我这几年一直关心的青年志愿者运动,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青年志愿者运动是一个正在参与到中国的乡村建设的新的力量。这些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和一种新的希望吧。



问:老师,现在北京把每个月的22日定为“让座日”,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钱:这个事我完全不知道,无法发言。(笑)但是我要说一点,我最近发了一次大脾气,那天我去坐公共汽车,我排队排了很久,结果车一来,一大群年轻人就拥上去,我勃然大怒大发脾气,大吼,大叫(笑)。所有的人都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我说你们不是讲文明吗?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回事?所有人好像都觉得我是外星人一样看着我。这种不文明行为让我愤怒,而这种惊讶的眼光更让我感到伤心。后来我夫人说:我从此再也不和你上街了!你这个人不能上街!(笑)这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所会遇到的尴尬,和命运。(笑)



问:您是研究鲁迅的专家。我想请您评价一下鲁迅在中国近现代文化中的历史作用。



钱:(笑)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是我可以简单说一说。我始终认为,鲁迅在中国是一个异数,在中国思想文化结构中是一个异数,是一个少数,是一个异端,一个不同的声音,因此他是一个不同的可能性。这是我对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地位和价值的一个简单的评价。



问:您觉得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价值?



钱: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中国小说史写作,还没有一本超过《中国小说史略》!



问: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钱:我想把这个问题引申看来,这涉及经常遇到的两个问题,一个是鲁迅和孔子的关系,一个是鲁迅和胡适的关系。我曾经有一个说法,我们这个民族,好不容易古代有一个孔子,现代有一个鲁迅与胡适,并且是得到世界承认的,但是我们自己很可惜,我们自己很愚蠢,我们老把他们对立起来。有孔无鲁,有鲁无孔,有胡无鲁,有鲁无胡,(笑)我们老是这样。当然,孔子和鲁迅,胡适和鲁迅,他们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很多区别,他们之间有很多争论,很多矛盾,很多冲突。就像诸子百家,不是都在吵吗?但他们都是中国的精华,中国的民族文化好不容易有这么几个代表人物,我觉得我们不要把他们对立起来,不要轻易地伤害他们。所以我曾经讲过,我们应该继承的是一个从孔子,到鲁迅-胡适的这样一个传统。简单地这样说吧。



问:您今天也提到了您曾在农村、小学等地区讲鲁迅。我们都知道在文学上评价鲁迅,也会讲他的一些阴暗面,比如说他是一个党派的人,他的很多观点都是基于当时的党派斗争的。把这样的文章讲给中小学生是否合适呢?



钱:对于此我可能和你有一个根本性的分歧,你认为鲁迅是党派的鲁迅,我认为鲁迅是人类和民族的鲁迅。所以我觉得,从我的“人类的、民族的鲁迅”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是需要向年轻人讲鲁迅的。也顺便说说刚才那位朋友问的问题,鲁迅在中国处于什么地位呢?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些原创性的、成为民族的思想源泉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这样的思想家、文学家是应该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他应该深深地扎在民族的心灵深处的。这样的人不多,比如说莎士比亚对于英国,所有的英国人都知道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对于俄国,歌德对德国,等等。中国实际上也有这样几个,我称为原创性的、源泉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其中既有鲁迅、有孔子。我自己的看法是有这么几个:孔子,庄子,这是中国文化的源泉,然后有唐代那一批诗人,因为唐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潮,一个青春期的文化。然后是《红楼梦》。现代,在我看来应该是鲁迅。我觉得这样的人应该让民族的每个人都知道他。当然,是否赞同他,那是另一回事,但应该知道他,因为他们是整个民族精神的一个浓缩。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热心要到中学去讲鲁迅呢?当然,还有第二个层面的问题,要讲鲁迅,但讲什么?怎么讲?当然不是所有的鲁迅作品都适合给中学生谈的。所以给中学生讲,我有一个选本,《中学生鲁迅读本》,我选了一些适合中学生读的文章。刚才我也说了,虽然我上课的结果是人越来越少,但是最后能坚持二三十个,这二三十个学生,确实是非常能够和鲁迅对话的,从他们后来的作业来看。所以也就坚定了我的一个信念,我觉得中小学、主要是中学,还是应该讲鲁迅的。当然关键是讲什么,怎么讲。



问:去年看了您一本书,《我的精神自传》,刚才您有提到要出一本书《精神的梦乡》。从这两本书的名字来看,您是特别注重精神的。在精神方面您有什么想法?对于一个好的精神,如何树立和发扬?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钱:(笑)这个问题很难说。我为什么出这几本书呢?因为我曾经说过,作为一个学者,我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我在中国的最上层和最下层,中国的城市,和中国的农村,中国的中心,和中国的边远地区,有两个精神基地。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至少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所以我写这个书,某种程度上也是想介绍自己的这个经验。实际上我出了三本书,一本是《我的精神自传》,还有一本关于北大的,还有一本关于贵州的,叫做《漂泊的家园》,收了我所有的关于贵州的文章。这三本书合起来是一个东西,表达了我对精神的追求。当然,我出书的目的之一大概也就是你说的,我想把我自己的精神追求告诉大家,我大概只能采取个人的方式,无法像你说的去推广什么精神,那很难说,我只能说从自己个人出发,谈谈自己的一个精神成长的经验。



问:您怎样定义北大精神的内涵和外延?提这个问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因为一个月以后我就要毕业了,要离开北大这个我生活了七年的地方。中国人能够进入北大的只是少数,而进入北大的,又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带着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去面对以后的生活呢?或者,那些根本没有机会来到北大人,他们应该怎样去认识,去领略北大精神呢?



钱:我在《我的精神自传》里,专门有一节,是专谈这个问题的。我20028月退休,2002年上半年我在北大开了最后一门课,其中这最后一门课的最后一堂课,就是讲我理解的北大精神,和我对北大学生的期待。其中讲了两点期待,一点是和北大精神有关的,一点是我引申出来的。我反复地讲过了,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我把它概括成“独立、自由、批判、创造”。我当时对北大学生讲了这个意思,我们每个人将来毕业之后,会做很多具体的不同的工作,但我想无论将来做什么工作,都应该保持这个“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你可以从政,但你要做一个有这种精神的政治家,而不是政客。你可以经商,但要做一个有这种精神的企业家,而不是奸商、庸商。你可以从事新闻工作、出版工作、媒体工作、教育工作,你应该成为一个有这种精神的新闻工作者、教师,而不是混日子的、混饭吃的。所以我想具体的职业并不重要,但你要保持这个精神。而这个精神我想有不同层次的要求,因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会非常出名非常出众,那只是少数。我曾经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反过来,真正当了将军的士兵是极少的”。在你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你还是可以“守”一些东西的,比如独立,你有独立的见解,不是随波逐流,不管搞什么工作,都要“守”一个东西,“独立、自由、批判、创作”,这些是可以具体化为你的日常生活的。我讲的这四种精神就是一个基本的底线,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我是针对北大的,因为北大永远有精英意识,所以我反复强调,希望北大的学生,一方面能眼睛往前看,永远往前走,因为毕业之后会遇到很多的曲折很多的困难,你不要停下来,要不放弃。最近有个电视剧叫《士兵突击》,那里面的军人绝不放弃,不管遇到什么事,要往前走,哪怕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同时,眼睛要往下看,我们要把自己立足在中国的土地上,我说的“脚踏大地,仰望星空”,好像北大学生容易望星空,容易忘了土地,眼高手低。我们要眼睛往下看,关注我们土地上的人民,特别是底层的人民。另外,要做一个普通的、诚实的劳动者,因为天才、精英都是少数,大多数人应该做一个对得起自己的、我曾经演讲的时候提到的“三个承担”,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对得起自己的社会,对得起这个养育自己的社会、国家、民族,做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这大概就是我对北大精神的理解和我对北大学生的期待。现在你马上要毕业了,也可以作为对你的一个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