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手机屏幕透明的软件: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之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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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之历史演变作者:余源培,付畅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7期 

  [摘要]马克思和蒲鲁东最初是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两位社会主义者发生联系的。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在圣西门、傅立叶之后起了某种划时代的作用。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一方面吸取和保护蒲鲁东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又经常指出他的缺陷,希望他能摆脱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当马克思大踏步前进的时候,蒲鲁东却不进则退,两人之间的分歧便日益彰显,最终导致公开决裂。剖析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之历史演变,是深入研究马克思新世界观从创立到公开问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阈。

  [关键词]马克思;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唯物史观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中,蒲鲁东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1842年,马克思接触到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的每一部重要著作,几乎都对蒲鲁东有所涉及,并且每次评论的观点都不尽相同。蒲鲁东一直受到马克思的持续关注,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这一视点重视不够。本文将就这一不可或缺的视阈作出剖析。

  一

  19世纪中叶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精神园地中到处都是社会主义的萌芽。除了正在形成中的马克思主义之外,影响比较大的当数与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这个名字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马克思和蒲鲁东最初就是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两位社会主义者发生联系的。研究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之历史演变,需要联系蒲鲁东的两本代表性著作,即《什么是所有权》和《贫困的哲学》。

  1809年,蒲鲁东出生于法国贝桑松附近的乡村。1837年,他在致大学校方的报考信中表示,自己“生在工人阶级之中,长在工人阶级之中,共同的思想和感情、共同的痛苦和愿望使我依然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如果能有幸得到求学的机会,他“最大的愉快无疑将是坚持不懈地和全心全意地通过科学和哲学为那些我乐意称作我的兄弟和伙伴的人谋求道德和精神上的进步,并在他们中间播撒我认为是道德世界规律的理论种子”。[1](pp.65-66)

  蒲鲁东成名之后,确实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发表言论和论著,以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为己任。蒲鲁东的成名之作,是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又译《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简称《什么是所有权》)。全书的主题是:借用法国大革命时期布里索的名言,提出“所有权就是盗窃”(即“财产就是盗窃”)的著名论断。蒲鲁东从法权观点出发,对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进行尖锐的批判。他认为,每个人都应有平等享受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利,但是地主和资本家却通过地租和利息掠夺了劳动者的一部分产品,这实际上是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盗窃行径。蒲鲁东自诩说:“在科学上,从来没有一个发现,能够产生像读了我的著作所产生的那种效果。我并不是说只要它能被人领会,我仅是说它只要被人阅读,旧社会就从此完蛋。”[2](p.6)

  《什么是所有权》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维护财产私有权的人把该书看成是向整个社会提出的粗暴挑战,并把蒲鲁东当作危险分子划入了革命者的行列;但是此书却受到无产者阶层的热烈欢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的思想成为影响法国工人运动的一种主流思想。正如梅林所说,在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认为自己的最卓越的代表就是蒲鲁东,他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在一定的意义上是西欧社会主义的最前哨”。[3](p.91)该书给正处于思想转变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了深刻印象。马克思后来回忆说:“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指《什么是所有权》———引者注)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他解释说:“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进步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4](p.55)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相比较,蒲鲁东是贫乏的,但是蒲鲁东在圣西门、傅立叶之后却起了某种划时代的作用。

  所有权问题构成了蒲鲁东学说的出发点和核心。他从对自然法权观念的分析入手,指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实际上只是一种抽象的法权设定,因为它恰恰是以“财富和等级上的不平等为前提”的。例如,1789年发生的“法国的革命可以界说为物权代替了身份权;这就是说,在封建主义时代,财产的价值是由所有人的身份来决定的,在革命之后,对于人的尊重是按照他的财产的比例而定的”,[2](pp.377-378)这表明所有权并不是天生的权利。蒲鲁东已经接触到所有权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问题,可惜的是他后来没有能沿着正确的道路深入探究下去。

  蒲鲁东揭露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相矛盾。他对“所有权的来源是劳动”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他指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说明不劳而获者的所有权,也不能说明一定时间之内的劳动何以能够产生永久所有权的问题。蒲鲁东又对商品交换是自由人之间在自愿基础上的平等交换的观点进行了质疑。他指出,社会现实生活交换中的人并没有真正的自由,“那个为了得到一小块面包而烤出一大堆面包、为了可以住在马房里而去建筑一座宫殿、为了能穿上破衣烂衫而去织造最名贵的布匹、为了自己省掉一切而生产一切的文明世界中的工人,是不自由的”。[2](p.155)古典经济学家们一方面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另一方面又主张商品的价值由这种商品在交换中所购买的或支配的劳动量决定,即有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构成。蒲鲁东揭露资产者说:“工资是劳动者维持每天生活和补充精力所必需的费用;而您把它当作是一项出让所生产出来的价值的代价,那就错了。工人什么也没有出卖,……在您那方面,即使不说是盗窃和诈欺的话,也至少是错误和乘人不备。”[2](p.136)资本家为什么能够这样剥削工人呢?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所有权,所有权是对劳动平等的侵害。

  《什么是所有权》发表之后,蒲鲁东进而感到有必要从经济学和哲学两个方面,对所有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此,他于1846年写成了《贫困的哲学》,使所有权成为他的经济矛盾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蒲鲁东在“前言”中说明:几年以前,法国伦理与政治科学院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即“贫困的根源是什么?”19世纪以来,“许多人就开始苦心思虑这个问题,可是始终没有人拿得出答案来”,“既然贫困的直接原因是收入太少,那么需要弄清楚,除了天灾和恶意行为之外,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工人的收入太少。归根结底,这还是一个世纪以前闹得满城风雨的那个老问题,即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它已经“成了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5](pp.28-29)为了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贫困的哲学原理”。在他看来,“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或者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它就是逻辑学。它是社会的代数;政治经济学就是这种代数的实际运用”。社会贫困问题之所以未能得到解决,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自古以来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相脱节”。蒲鲁东企图改变这种情况,宣称发现了一种新的科学,即与哲学相结合的经济学,足以用来研究和解决社会贫困的问题。

  《贫困的哲学》对蒲鲁东来说,已经不只是一本研究“关于所有权的法典或惯例的集成”的著作,他更加关心政治经济学,在他的眼里,政治经济学应当是一种新的哲学。蒲鲁东不满意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实证式解读:“在他们(指经济学家———引者注)看来,事实就是真理,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们是事实,是有形的事实。在我看来,事情正好相反,事实决不是物质的事物,因为我不明白有形这个字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而只知道事实是无形观念的有形表现。”[5](p.147)《贫困的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说明人类发展的整个有规律的图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蒲鲁东确实想做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黑格尔,企图对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作出“规律性”的阐释。《贫困的哲学》就是蒲鲁东的历史哲学。

  可惜的是,蒲鲁东并没有能够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通向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在读了《贫困的哲学》后说:蒲鲁东“运用经过粗暴歪曲了的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来论证一种奇怪的、完全不正确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企图用形形色色的先验的魔法来论证一种自由工人联合的新社会主义体系”。[6](p.669)这就是越来越损害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体系。为了彻底清算蒲鲁东的错误理论,清除其对工人运动的消极影响,马克思在1847年写了《哲学的贫困》。

  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大约在1842年10月接触到《什么是所有权》。1844年冬天,马克思居于巴黎时与蒲鲁东相遇并交往,帮助他学习过黑格尔的哲学,两人就一些问题进行过“整夜的争论”。此后,马克思一方面吸取和保护蒲鲁东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又经常指出他的缺陷,希望他能摆脱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

  马克思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7](p.31)这主要是指: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讨论;官方同《莱茵报》就摩尔农民状况展开的论战;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物质利益”问题使马克思同黑格尔哲学产生矛盾,并最终导致他与之彻底决裂。1843年春夏,马克思写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这本书里,“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8](p.409)马克思在这样的政治和理论背景下,接触到蒲鲁东的著作。那时《莱茵报》上几次发表了关于“重大社会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两次是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奥格斯堡《总汇报》以此为借口,攻击《莱茵报》“是一位向共产主义虚幻地卖弄风情和频送秋波的妇人”。马克思在反击文章中提到了蒲鲁东。他一方面申明:“《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另一方面又指出:“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9](p.295)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阶段相契合。首先,马克思和蒲鲁东都对人民的“物质利益”给予很大的关注。蒲鲁东在社会生活中看到的是劳动者的普遍贫困,并把这种贫困归因于所有权。在《什么是所有权》中蒲鲁东认为,人人都有权享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地主和资本家扣留了劳动者的部分产品,这实质上就是侵犯他们的物质利益,是对他们平等权利的侵犯,是一种“盗窃行为”。与蒲鲁东相比较,重思想观念而轻物质利益,是当时流行于德国的黑格尔主义者的共同特点。当时马克思正处于对黑格尔哲学产生怀疑和动摇的时期,他已经不满意于用“自我意识”来表明自己的哲学立场,较多地采用“人民理性”或“人类理性”作为社会政治批判的武器。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都极力为贫苦人民的利益辩护。当马克思读到《什么是所有权》时,其真实感觉自然就会如恩格斯所表达的那样:“如果我希望有一本法文书译成英文,那就是这本书。这本书用丰富的智慧和真正的科学研究阐明私有权以及这一制度所引起的后果即竞争、道德沦丧和贫困,这种把智慧和科学研究在一本书中结合起来的做法,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10](p.484)其次,马克思和蒲鲁东都重视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痛感脱离实际、崇尚抽象思辨是德国哲学的致命弱点:这种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9](p.219)马克思极不满意青年黑格尔派回避现实斗争、鼓吹用“纯粹批判”改变现存事物的主张。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关心的恰恰是社会现实问题,且写作风格清新,这就不能不引起马克思的好感。马克思认为:“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4](p.55)马克思将蒲鲁东与青年黑格尔派加以比较,指出蒲鲁东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是从社会的现实出发,并且“向社会提出一些直接实践的要求”,[11](p.28)关心“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11](p.51)蒲鲁东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批判,比之“青年黑格尔派”鼓吹的“纯粹的批判”或“批判的批判”要高明得多。再次,蒲鲁东的一些理论观点对马克思解决使他“苦恼的问题”有所启迪。科尔纽指出: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初步具有的“经济是历史的基础”的观点;在《论人类社会秩序的建立》中,朦胧蕴含的有关“社会发展决定于经济规律,任意干预这一客观进程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观点;以及无神论思想,都对马克思产生过某种积极的作用。[12](pp.79-80)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还指出:“人是一种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社会意味着各类关系的总和”;在进行社会研究时,“如果人们想避免作出任意的结论的话”,就“应当是对经济因素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进行研究”。蒲鲁东的这些看法虽然主要还是来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却包含着研究社会现象的唯物主义因素,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青年马克思的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蒲鲁东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作比较,指出《什么是所有权》对私有制度作出了“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批判性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进步”。[11](p.39)“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从私有制的运动似乎使人民富有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替私有制辩护的结论。蒲鲁东从政治经济学中被诡辩所掩盖的相反的事实出发,即从私有制的运动造成贫穷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否定私有制的结论”。[11](p.42)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蒲鲁东对资产阶级私有制进行无情的批判,足以表明“他的著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11](p.51)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将蒲鲁东与当时其他社会主义者作比较,指出圣西门等人虽然指出了资本制度的不合理性,但主要是从道德的角度出发,没有深入到对资产阶级所有权批判的层面上。蒲鲁东把私有财产称作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提出“所有权就是盗窃”的口号,其振聋发聩自不必说。蒲鲁东的这种批判,不仅流露出真实的激愤,而且将这种批判的对象确立为所有权,切中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关键性维度。尽管他没有能够正确解决所有权的实质问题,但是,蒲鲁东的这些思想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正确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蒲鲁东的积极评价,应当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其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什么是所有权》的肯定,主要是从蒲鲁东与“青年黑格尔派”、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比较中得出的,他们从中发现了当时流行的思潮所没有提供的新东西。其二,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这种评价时,正值他们的思想处于转变的时期,因而某些评价并不尽准确。例如,认为《什么是所有权》“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等。[11](p.39)对于这些显然过高的评价,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作出了更正。尽管如此,蒲鲁东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心,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对重视将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社会问题的思路,对马克思的思想进程是有启迪和积极影响的。

  三

  马克思在巴黎主编《德法年鉴》时期,结识了一些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即在此列),接触了被称为“正义者同盟”的工人团体,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力图从对社会“副本”的批判转向对“正本”的批判。在这种政治实践和理论研究中,马克思逐渐发现蒲鲁东思想的消极方面,并对他进行善意的批评。然而,当马克思在大踏步前进的时候,蒲鲁东却不进则退,两人之间的分歧日益彰显。

  1844年1月,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10](p.442)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虽然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范畴,但是却把私有制理解为人类生活中自然的、合理的和唯一可能的东西,把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也看成是永恒存在的自然范畴和自然规律,它“在额角上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10](pp.442-443)恩格斯还运用辩证法初步分析了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得出经济关系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产物的观点。《大纲》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产生了重要影响,被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7](p.33)在各种因素的促成下,马克思加快了对政治经济学的哲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英、法、德已有的思想材料,进行了创新性的有机整合,使得共产主义的新的思想原则开始呈现,并且得到了虽然不够成熟然而是较为全面的发挥。它既包含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又包含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还包含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中,马克思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异化劳动”理论,标志着他已初步找到生产劳动这把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钥匙。1844年9—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作出了初步阐述。1845年至1846年,马克思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新世界观的创立,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的上述著作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与蒲鲁东分歧的彰显。

  马克思在《手稿》中,注意到蒲鲁东把平等当作共产主义的政治论据,以及平等要求扬弃异化的观点。马克思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有别于蒲鲁东,预示着他们分道扬镳的日子已为期不远。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旨在深入到私有制内部,从而使“整个革命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引者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10](p.298)这表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认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已经开始寻找原则上不同于蒲鲁东的现实历史基础,越来越清楚地看清蒲鲁东基于“平等观念是人类的本质”对所有权的批判所包含的缺陷。后来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愚蠢”,表现为“他们论证说,历史迄今为止企图以适合自由和平等的真实性质的方式来实现自由和平等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而现在他们,例如蒲鲁东,发现了用这些关系的真正历史来代替他们的虚假历史的真正秘诀”。他们“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成为资本,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成为雇佣劳动,这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愿望。这些先生不同于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的地方就是:一方面他们觉察到这种制度所包含的矛盾,另一方面抱有空想主义,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形态和观念的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别,因而愿意做那种徒劳无益的事情,希望重新实现观念的表现本身,而观念的表现实际上只是这种现实的映象”。[13](pp.203-204)蒲鲁东主张通过“工资平等”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而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改良完全是空想。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和政治高度,是蒲鲁东所不能比拟的。马克思肯定蒲鲁东的批判,从“充满矛盾的私有制本质表现得最触目、最突出、最令人激愤的事实出发,即从贫穷困苦的事实出发”。[11](p.42)对于蒲鲁东开辟的这个新的视阈,马克思认为“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11](p.39)但是,蒲鲁东并没有能够变这种“可能”为“现实”。原因何在呢?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也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政治经济学所做的批判。”[11](p.38)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对待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矛盾关系上,蒲鲁东没能从根本上克服异化,而只是在异化的范围内克服异化。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指出,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出发,但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蒲鲁东却从这个矛盾中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为此,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主张废除所有权,这是他比以往国民经济学家们的高明之处。但是异化的核心并不在于作为固定范畴的所有权。蒲鲁东提出用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来代替财产所有权,劳动的异化仍然无法扬弃,因为这个“个人占有”的社会基础仍然是资本和商品生产。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明确指出:“由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受着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支配,因此,蒲鲁东仍以政治经济学的占有形式来表现实物世界的重新争得。”[11](p.52)

  第二,蒲鲁东对私有制的认识不够深刻,他没有把工资、商业、价格、货币等看作是私有制的进一步的形式,而是用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来反对经济学家们,甚至极力用这些形式来构建理想的未来社会。蒲鲁东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这种肤浅认识的必然结果。蒲鲁东为了确保社会各个成员之间的平等,想把产品的交换限制在一般的对所有人都一样的定额上。与此不同,马克思则认为,工资是工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以及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蒲鲁东认识不到,工资与私有财产是同一的,想要实现他所要求的平等,首先就要消灭私有制。这就决定了他只能是一个“主张细小改革的人”,而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家。总之,马克思在《巴黎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对蒲鲁东的态度,虽然还持有所保留的肯定,但是这种肯定中已经包含着明显的批评和分歧。这预示着马克思同蒲鲁东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今后的不同走向。四《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清算“过去的哲学信仰”而合写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派的客观唯心主义进行批判,同时对当时流行于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这预示着马克思与蒲鲁东分歧的加深。“真正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流行于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是莫斯泽·赫斯、卡尔·格律恩等。他们虽然也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但十分崇尚小土地所有制,把小生产者的生存方式当作社会主义的理想。其哲学特征是企图用德国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来阐释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蒲鲁东与格律恩两人保持着特殊的关系,赫斯称“费尔巴哈是德国的蒲鲁东”,格律恩则称“蒲鲁东是法国的费尔巴哈”。[14](p.580)格律恩将蒲鲁东置于马克思之上,认为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和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一样,“猜中了世界最后的谜语”;而当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尚在印刷之中时,格律恩就发表文章诬蔑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是“狂妄不羁地自以为已经达到了人类智慧的顶峰”。马克思一直提醒蒲鲁东要同格律恩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受其错误主张的影响,蒲鲁东对此却态度暧昧,后来干脆拒绝马克思的建议。马克思批判格律恩,从抽象的“人”出发虚构共产主义史。这种唯心史观,就是在蒲鲁东的著作中发现的。马克思在批判“真正社会主义”者滥用黑格尔辩证法时,特别提到蒲鲁东1843年出版的《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中的所谓“系列辩证法”。蒲鲁东自称是他所发现的“系列辩证法”,“将在哲学领域掀起的革命胜于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16](p.232)其实质却是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方法庸俗地运用到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论人类秩序的建立’这一著作中包含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他的dialectique sérielle[系列辩证法],即试图提供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将以思维的过程来代替各个单独的思想。蒲鲁东从法国人的观点出发,寻求实际上和黑格尔所提出的辩证法相似的辩证法。”[14](p.627)后来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真实关系作了进一步透彻的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作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评价。马克思明确指出,蒲鲁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证据都是错误的”,他的平等观点只是“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幻想”。[14](p.627)马克思与蒲鲁东在理论上分歧的加深,直接导致两人政治上的最终分手。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为建立一个国际的无产阶级政党做准备。1846年5月5日,马克思给蒲鲁东写信,邀请他担任委员会在巴黎的通讯员。蒲鲁东于5月17日从里昂回了一封信,完全暴露出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面目,使得马克思与他的分歧公开化而且终至无法弥合。马克思在给蒲鲁东的信中写道:建立通讯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交流思想,进行公正的批评。这是以文字表现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局限性而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而在行动的时刻,当然每个人都非常希望对外国情况了解得像本国情况一样清楚”。马克思邀请蒲鲁东担任委员会在巴黎的通讯员。在信中,马克思提醒蒲鲁东要提防“巴黎的格律恩先生”,因为格律恩“无非是一个文字冒险家,一个想利用现代思想谋利的骗子手。他企图用浮夸和狂妄的辞藻来掩盖自己的无知,但是他的胡言乱语只不过使他自己成了笑柄。”[15](pp.366-367)蒲鲁东很快就回信,先是“同意”加入通信委员-84-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7期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蒲鲁东却从这个矛盾中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为此,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主张废除所有权,这是他比以往国民经济学家们的高明之处。但是异化的核心并不在于作为固定范畴的所有权。蒲鲁东提出用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来代替财产所有权,劳动的异化仍然无法扬弃,因为这个“个人占有”的社会基础仍然是资本和商品生产。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明确指出:“由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受着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支配,因此,蒲鲁东仍以政治经济学的占有形式来表现实物世界的重新争得。”[11](p.52)第二,蒲鲁东对私有制的认识不够深刻,他没有把工资、商业、价格、货币等看作是私有制的进一步的形式,而是用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来反对经济学家们,甚至极力用这些形式来构建理想的未来社会。蒲鲁东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这种肤浅认识的必然结果。蒲鲁东为了确保社会各个成员之间的平等,想把产品的交换限制在一般的对所有人都一样的定额上。与此不同,马克思则认为,工资是工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以及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蒲鲁东认识不到,工资与私有财产是同一的,想要实现他所要求的平等,首先就要消灭私有制。这就决定了他只能是一个“主张细小改革的人”,而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家。总之,马克思在《巴黎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对蒲鲁东的态度,虽然还持有所保留的肯定,但是这种肯定中已经包含着明显的批评和分歧。这预示着马克思同蒲鲁东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今后的不同走向。

  四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清算“过去的哲学信仰”而合写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派的客观唯心主义进行批判,同时对当时流行于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这预示着马克思与蒲鲁东分歧的加深。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流行于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是莫斯泽·赫斯、卡尔·格律恩等。他们虽然也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但十分崇尚小土地所有制,把小生产者的生存方式当作社会主义的理想。其哲学特征是企图用德国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来阐释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蒲鲁东与格律恩两人保持着特殊的关系,赫斯称“费尔巴哈是德国的蒲鲁东”,格律恩则称“蒲鲁东是法国的费尔巴哈”。[14](p.580)格律恩将蒲鲁东置于马克思之上,认为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和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一样,“猜中了世界最后的谜语”;而当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尚在印刷之中时,格律恩就发表文章诬蔑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是“狂妄不羁地自以为已经达到了人类智慧的顶峰”。马克思一直提醒蒲鲁东要同格律恩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受其错误主张的影响,蒲鲁东对此却态度暧昧,后来干脆拒绝马克思的建议。

  马克思批判格律恩,从抽象的“人”出发虚构共产主义史。这种唯心史观,就是在蒲鲁东的著作中发现的。马克思在批判“真正社会主义”者滥用黑格尔辩证法时,特别提到蒲鲁东1843年出版的《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中的所谓“系列辩证法”。蒲鲁东自称是他所发现的“系列辩证法”,“将在哲学领域掀起的革命胜于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16](p.232)其实质却是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方法庸俗地运用到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论人类秩序的建立’这一著作中包含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他的dialectique sérielle[系列辩证法],即试图提供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将以思维的过程来代替各个单独的思想。蒲鲁东从法国人的观点出发,寻求实际上和黑格尔所提出的辩证法相似的辩证法。”[14](p.627)后来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真实关系作了进一步透彻的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作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评价。马克思明确指出,蒲鲁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证据都是错误的”,他的平等观点只是“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幻想”。[14](p.627)

  马克思与蒲鲁东在理论上分歧的加深,直接导致两人政治上的最终分手。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为建立一个国际的无产阶级政党做准备。1846年5月5日,马克思给蒲鲁东写信,邀请他担任委员会在巴黎的通讯员。蒲鲁东于5月17日从里昂回了一封信,完全暴露出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面目,使得马克思与他的分歧公开化而且终至无法弥合。

  马克思在给蒲鲁东的信中写道:建立通讯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交流思想,进行公正的批评。这是以文字表现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局限性而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而在行动的时刻,当然每个人都非常希望对外国情况了解得像本国情况一样清楚”。马克思邀请蒲鲁东担任委员会在巴黎的通讯员。在信中,马克思提醒蒲鲁东要提防“巴黎的格律恩先生”,因为格律恩“无非是一个文字冒险家,一个想利用现代思想谋利的骗子手。他企图用浮夸和狂妄的辞藻来掩盖自己的无知,但是他的胡言乱语只不过使他自己成了笑柄。”[15](pp.366-367)

  蒲鲁东很快就回信,先是“同意”加入通信委员 会,接着就表示“不得不”“冒昧地提出几个附带条件”:“首先,我认为我自己以及每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义务是把批评性的形式或者说疑问的形式再保留一个时期;一句话,我好像公开信奉经济学上的绝对反教条主义。”他特别提出:“我们不要在一切教条主义消灭之后又想起使人信奉某种主义。”如果“照这样的条件我就参加您们的团体,否则我就不参加”。其次,蒲鲁东对马克思所用的“行动起来的时候”这个说法表示疑义:“您可能仍然抱着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没有出其不意的攻击,如果没有早先被称作革命而实际是乱动的那种东西,就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实现。”蒲鲁东明确表态说:“我认为,为了取得胜利根本不需要这样,因此我们也就用不着提出革命的行动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并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我对问题的提法是这样: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反对财产,以便产生您们———德国社会主义者们称之为共产主义而我目下只称之为自由、平等的那种东西。我想,我懂得在短时期内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据我看来,用文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我的即将问世的一部著作(正在印刷中)将会使您详细地认识到我的观点。”这本著作就是《贫困的哲学》。对于马克思要他提防格律恩的提醒,蒲鲁东作出了这样的反应:“在关于德国社会主义和对格律恩先生的看法上,显然我们之间有很大差异,对此我深感遗憾。恐怕您对格律恩先生有所误解,我衷心地希望您能对他加以重新认识。”[16](pp.217-219)

  对比两封书信,不难发现马克思和蒲鲁东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对立。首先,马克思主张通讯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思想交流和无私批评,克服工人运动在观念上的混乱状况,建立一种能够使革命行动坚决起来的理论指导。蒲鲁东则“公开信奉经济学上的绝对反教条主义”,要求马克思“接受并鼓励任何抗议”,不要“强使人民信奉共产主义”。其次,马克思在信中提出通讯委员会的作用在于,当领导无产阶级“在行动的时刻”,每个人“对外国情况了解得像本国情况一样清楚”。而在蒲鲁东看来,这样的行动则是一种“乱动”,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他主张用“文火”慢慢烧掉私有财产,这就表明貌似“革命”的蒲鲁东其实不过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再次,通信表明了两人对德国哲学截然相反的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完成了对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决定性批判。对于以格律恩等人为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指出,他们所鼓吹的“真正的所有制的理论把至今存在着的一切现实的私有制只看成是一种假象,而把从这种现实的所有制中抽象出来的观念看成是这种假象的真理和现实;因而这种理论彻头彻尾是思辨的。这种理论只是更明确地表现了小资产者的观念。”[14](p.554)但是蒲鲁东却在信中为格律恩百般辩护,原因是蒲鲁东仍沉溺于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之中,企图虚构一个“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蒲鲁东明确告知马克思,他的上述思想将在《贫困的哲学》中建构,而且提议就此来进行论战。

  蒲鲁东1846年出版了《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得知后,明确意识到他们与蒲鲁东之间的分歧是原则性的:蒲鲁东的“和平药方”和济世的“万应灵药”与格律恩等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样,是一种“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15](p.422)马克思随即写成《哲学的贫困》,作为“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回答”。正如恩格斯在该书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所说:写作《哲学的贫困》一书时,“马克思已经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正面“答复”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使马克思“有机会发挥这些基本点,以同这个从那时起就要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居于最重要地位的人的见解对立。自从他们两人在巴黎常常终夜争论经济问题以来,他们的道路是越离越远了;蒲鲁东的著作证明,两人之间现在已经横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置之不理在当时已经不可能了。”[17](p.205)马克思后来指出:“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7](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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