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倾世王妃txt免费下载:关于中国人民素质的世纪之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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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中国人民素质20年够了——关于中国人民素质的世纪之争（一）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2009-09-11
（编者按：本篇为丁学良博士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而作。）
200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同大家讨论一下“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的深远复杂含义，及其牵涉的几个基本的、大多数中国人长时期以来持续关心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中，60年是一个甲子，一个生命的周期。从1949年10月1日到今年10月1日的60年里，有一个基本问题，需要放到一个长背景中予以理性的辨别析。这个问题就是有关中国人民的素质。这些年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无论是在中文的学术和传媒圈里，还是在我本人读到的以英文为主的外文圈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都非常的刺激。这个问题不久前又因为海内外火爆争议演员成龙有关“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言论，变得格外引人注目。
为什么对中国人民的素质问题，必须以理性的态度去讲明？因为在近年来的讨论中，那些认为，或者鼓吹，或者宣传——这几个动词背后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这个观点的人们反复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还不适合逐步进行民主化改革，一个根本的原因，或者说障碍，就是中国人民的素质太低。因为素质太低了，一旦进行切实的民主化改革，就会坏事。中国的人口规模世界最大，这本身就给这个超大型国家的政治改革带来一些特别的难处。又加上中国13亿人的素质又很低，那当然，在中国欲推行民主化改革，就要挨批。最轻微的批评是“不切实际”，重一点的批评呢，是“蛊惑人心”。那么，中国人民的素质究竟怎样？这是第一个问题。给定中国人民的素质是这样或那样，也就是在某个水平上，能够不能够、应该不应该推行民主化改革，是第二个问题。因为篇幅有限，我们不可能把历史，尤其是政治史和思想史回溯得太远，我们就是从19世纪后期讲起，这一个多世纪可以说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经历过最剧烈变动的时期。从19世纪末到当今的120年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60年，我们就把这120年的前60年和后60年里，有关中国人民能够不能够、应该不应该切实推进民主化改革的争论，做一个比较性的回顾。
严格地说，中国人民的素质这样一个问题，在19世纪末以前，是很难被提出来的。因为在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中，“民权”、“人民主权”的观点，要么不存在，要么是在非常边缘的状态下，进入不了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的主流视野中去。在中国两千多年皇帝专制的政治传统下，人民的素质和人民的权力这个关系，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很扭曲的形式。这个扭曲的形式就体现在，中国皇帝“法统”的基础、“法统”的本源，是在家庭血缘关系这种形式上展开的。
每个读过几年书的中国人都知道，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里，有八个字体现了中国帝王专制的家庭伦理基础，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它的含义很明白，就是皇帝和底下人（臣、民）的关系就和父子关系一样。在传统家庭中，父子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父子关系是一种不可以被改变的关系，一个孩子出生以后，一岁的孩子，你在你爸爸面前是孩子；到了十岁，你说：“我已经十岁了”，你在你爸爸面前仍然还是个孩子。到了三十岁，“三十而立”，你和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可能都变了，你是个成年人了，但是你在你父亲面前，还是个孩子。如果你的父亲长寿的话，即便你到了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时候，你在你父亲面前，仍然是一个晚辈。中国传统的皇帝专制，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延伸的、扩张的家庭关系之上的，这是它的“法统”的逻辑。这样一来，在传统的皇帝专制的政治理念、政治道德中，人民，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在统治者面前，永远是“小民”、“小人”，小孩的“小”；或者“子民”，儿子的“子”。那么皇帝呢，即使是新登基的、年纪很小的——中国历史上还有抱在怀里的皇帝——他和底下亿万“小民”、“小人”、“子民”的关系是不变的。普通老百姓，六十岁、七十岁，在皇帝面前还是“子民”。也就是说，在皇帝面前，你是永远长不大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专制主义是“宗法制”的，指的便是这个意思，就是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是父和子的关系。
那么，在这样一种关系中间，人民的素质，从一个个的个体来说，即便读了圣贤之书，考科举，进而做了皇帝底下的大臣，那时不管你自己作为个体怎么提升了，而作为一个阶层，你永远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变得“素质”足够高，能力足够强，以至于你可以把皇帝手中的权力去分享，这是不可能的。所以，19世纪末到中国来传教的一个美国人，他是卫斯理教派的，中文名叫何天爵（英文原名Chester Holcombe），他1869年到中国来，开始是传教，然后又在美国驻华使馆里做翻译，做代办。在中国呆了16年后回到美国，1895年出版了一本书，中文译名《真正的中国佬》，这本书对于美国人怎么看中国，英语世界的人怎么看中国人，影响深远。
何天爵因为在中国呆了16年，对社会很多阶层都有切身的交往。他对问题的观察，相当的到位。他在这本书中说：“从理论上讲，把中国的政治制度认为是专制政治一类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是就其实际运作来看，这一论断不够准确。”他说这种体制其实是“简单纯粹的家长制的统治”——“家长制是中国政治政府体制的理论基础，而家长制，又建立在这种古老的，对一家之长的绝对服从和尊崇至上。”他说这种制度专横的主要成分在于，父亲对于孩子拥有绝对的权威。这种宗法制在那时的中国，依然是普遍盛行，而且有严厉的强化趋势。这种理论的根源很简单，父亲是孩子的绝对主人，只要父亲一息尚存，儿子就有责任和义务尽忠尽孝。儿子永远是儿子，只要他的老子还在，儿子便永远没有独立的出头之日。只要父亲存活一天，儿子就要服从一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中，“子民”永远没办法把素质或能力，提高到能够当自己主人的地步。你老大成人了，也永远是一个“子民”；中国农民称呼皇帝，则是“皇帝爷爷”，哪怕皇帝年纪并不大。我们家乡的老农民一直到1960年代中期，还把毛泽东喊作“毛爷爷”，很少叫他“毛主席”。“毛爷爷”的意思，就是毛皇帝。
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简要概括一下就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体系中，中国人民的素质，是永远不可能提高到享有政治主导权的水平的，不论他们读过多少书、受过怎样多的教育，因为他们被那个制度安排在一个天然的、永远不可能更改的父子关系的伦理逻辑之中。在统治者眼里，他们永远是“子”辈。
这种中国人民两千多年里始终“长不大”的状况，一直到20世纪中国经历了一场大政治转型，才有了变化。那是我们下一篇故事的主题。提高中国人民素质20年够了——关于中国人民素质的世纪之争》之二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2009-09-25
（编者按：本文是丁学良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而作的专文）
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被辛亥革命推翻了。千万不要忘记，在亚洲，中国是最早成立“共和国”的——1911年。不过，对“共和”这两个字实际上的、原来拉丁文本源的意义，在中文的翻译中，却体现的非常不明确。因为在中文中，一讲“共和”，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五族共和”，多民族联邦制的意思。而在拉丁文里，“共和”（res publica）由两个字眼组成，“publica”，公众、公共；“res”是一个介词，相当于英文里的of，连在一起的含义是：国家不是私产，不管是以怎样的形式体现出来，比如说是一个人所有，那就是独裁制；如果是一个家族所有，那就是monarchy即君主制；如果是一个小集团所有，那就是寡头制。
而“共和国”这个国号强调的乃是：国家是所有公民共同的财产。因此，所有公民对国家事务都应该有自己的一票，有自己对政治共同体的参与权和决定权。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政治体制的进步，古代罗马就有了雏形，也就是罗马共和国。那么，在整个亚洲，最早把自己国号定为“共和制”的，就是我们中国。1911年成立的“中华民国”的国号，The Republic of China，严格讲起来应该翻译成“中华共和国”；辛亥革命的思想先驱邹容提出的“立政大纲”六条之第一条，便是推翻清王朝之后的中国“定名中华共和国”。
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中华共和国”，当时为了对不太熟悉西方政治传统和政治制度的中国民众，来凸现这种新政治体系和以前清朝、明朝等历代皇帝家族所有的传统制度最根本的区别，于是就把Republic of China译为“中华民国”—— 即皇权变成了民权。到了中华民国实际运作的阶段，中国人民的素质这个问题，就变得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非常突出和重要。因为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民权的国家了，人民的素质对于这个民权国体的运作，对于民权的架构细节，就有了根本的、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在自定为民权的国家里，有关中国人民素质的争论，就变得有血有肉。
在当时，主导的意见是中国人民的素质可能在其他方面还不错，至少不比亚洲其他国家的人差，但是在行使政治权力方面还不够高。原因也不难解释，因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民权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政治现实，虽然在中国哲学和政治思想中能找到一些萌芽。中国的民众在中华民国之前，从来没有过参与政府的构成和运作、政府的改变这类实践的过程。所以，在中国不能马上就实行全面的、彻底的人民主权。我们都知道当时孙中山（1914年7月）提出了著名的“三阶段”论，就是中华民国政治发展的初级、中级、高级阶段的蓝图。
初级阶段就是“军政”，军事政治、军事政府，因为那时中国是分裂的，军阀混战，还有东西方的列强、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所以第一阶段中华民国的政府是以军事为主导，首先是要统一，要把殖民主义势力驱逐出去，以军政的手段确立“国权”，就是国家的独立完整。中级阶段是“训政”，通过教育、公共生活、文化，通过一切传播手段来使中国的民众逐渐掌握民主的操作经验。所以孙中山特别强调，民主不是写在纸上的，要去做，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训政的阶段，上层是精英专权管治，但也包括逐步推广的基层民主操作，可以说是“有限的民主”吧。上世纪80年代末，我到台湾去做调研，就亲眼看到了“训政”末期的实际状况。虽然上层是有限度的专制独裁，但台湾地方一级的选举，从乡村一直到县一级（台湾小，它的县级实际上仅次于“中央政府”，等于是中国大陆的省级）的议员、官员，基本上是海选，来真的。当时我很惊讶，因为这比我们大陆要先走了好几大步！陪同我参观选举的台湾记者和研究生说，台湾在白色恐怖很厉害的时候，就是蒋介石时期，基层选举还是定期进行的，当然有很多的猫腻。所以我是目击了国民党“训政”阶段后一部分的，那便是通过公民教育和基层的民主实践，来使中国民众知道如何运用民主的方法和程序，来提高他们的素质。
在这个阶段以上，就是孙中山一代人要实行的终极目标，那就是“宪政”，颁布宪法，以根本大法来制约从最基层的政治活动，到最高层政府的构成和运转，均无例外。在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那些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民主权，带有明显的林肯标记，“民治，民有，民享”。国民党用的术语挺有意思：“宪政”就是“还政予民”。这说明他们内心里认为政权本是属于人民的，只是暂时代管一下，不敢老攒在手里不放，不敢搞“专政万岁”。
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孙中山及其同志们对民权怎么一步步落实的设想，还是蛮真诚和切合实际的。真诚和切合实际在什么地方？首先，“宪政”作为终极目标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是公开的承诺。第二，他们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表，也不是很长，就那么二十年左右的过程，几年时间里用军事方法把中国统一起来、把军阀问题解决、把列强驱逐、把“国权”即主权问题解决以后，下一阶段就是十多年的“训政”时期（原定为1935年截止），然后就进入“宪政”。按照这个时间表，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三阶段全部就是二十年，那时中国人民的素质，就达到能够实际行使政治主导权的水平了。
然而，很快就出现了日本的侵华战争。到了这个时刻，中国人民的素质问题就变得格外尖锐了，为什么？因为第一，日本有很多政界、军界、学界、工商界人士从明治维新以后就越来越大声宣讲，中国人的素质太低，管不好自己。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先进国家，又是近邻，要当仁不让地管理中国，这乃是日本领导亚洲迈向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所以2009年4月成龙在博鳌论坛的言论“中国人是需要管的”传开以后，立刻就有海外学者指出，当年东西方列强推行殖民主义的时候，也是这么论证的）。第二，那个时候中国出现了实际上的多党文武竞争制，执政的是国民党，由蒋介石当领袖，但只能有效治理华东地区，此外还有很多小的和中等程度的政党。在这些中等程度的政党中，有一个和其他一切政党“君子动口不动手”（即没有自己的枪杆子）都不一样的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武装起来的、闹革命的党，文的武的都来。抗日八年中间，在政治领域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在战争这样一种特殊情况之下，在国难当头的危亡时刻，中国人民的素质可不可以实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还能不能够按照原来孙中山的设想、国民党的承诺，稳步的、明显的、切实的从训政提升到宪政的高度？现在回顾一下，在那场争论中，对哪几个问题耗费的精力和笔墨最多，达成什么初步的结论，那实在是一笔宝贵的遗产。这个今天读起来令人惊诧的内容，乃是我们下一篇的主干。综上所述，在二十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中华民国的那一阶段，有些时候还是孙中山健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于中国人民的素质如何，有了全新的观念——因为皇帝专政制度被推翻了，中国人民不再是永无提高素质的可能了。那时候对于中国能不能够把民主制变成一种实践过程，也有了相当明确的认识。这个认识体现在，中国这样一个两千多年里基本上民众缺乏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因此现代民权的普及和扩张会有严重障碍。对此不可低估。同时，又提出了即便在今天看起来也相当实际、相当合理的实行民主政治“三阶段”的构想，并且有相当明确的时间表，总共就二十来年（从1914年起到1935年止），中国人民的素质就高到能够行使普选权，从下到上直到可以选举国家一级的领导人。这说明那时候国民党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国民党中间也有不少反动分子，他们的主张下篇再细说），并不是在忽悠中国人民——大家都知道，没有明确时间表的民主化改革方案，则多半是忽悠人的，因为那是一道美丽的地平线，你三代人都走不到。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