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 高帝求贤诏:陆定一谈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4:30:03

陆定一谈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

陈清泉

  大约在1990年前后,陆定一著文认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确有其事。之前,大家都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几乎已成定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问了陆老,他说:“我在延安当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就从国统区的报刊中看到《多余的话》,说是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遗书。我当时认为,秋白同志对革命是
忠心耿耿的,他严词拒绝国民党的劝降。而这篇遗书情绪消沉,和秋白同志的精神、性格迥然不同,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我,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给我们,你看买不买?我说,这份所谓瞿秋白遗书,我看是国民党伪造的,不买了。不久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但是瞿秋白为什么写出这种情绪低沉的遗书呢?陆定一接着说:“近来我又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情绪低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多余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可惜我已经不能把这个想法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了。”
  陆定一这个论断是有说服力的。因为陆定一与瞿秋白关系非常密切,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早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在党中央做宣传工作,陆定一在团中央做宣传工作,他们俩经常见面。有一次,瞿秋白对陆定一说:“同志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党内有斗争。”这话对涉世未深的陆定一震动很大。他想:“我们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生死都置之度外,党内还有什么斗争?”后来参加党的“五大”,陆定一终于了解党内斗争的事实,他对瞿秋白很信服,说“瞿秋白是我的老师”。
  1928年的“六大”闭幕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陆定一也被团的“五大”选为驻少共国际代表,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他们两人同住在刘克思旅馆,朝夕相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信任王明一伙,与中共代表团矛盾尖锐。尽管瞿秋白对共产国际几乎是言听计从,还是经常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他,最后代表团被排挤回国。1931年1月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来上海,扶植王明一伙上台,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不久陆定一也被撤销共青团中央委员和宣传部长的职务。陆定一说:“从那时起就知道,我们同王明之间有分歧,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客观事实迫得你不能不承认。”
  瞿秋白为什么没有同王明路线进行斗争呢?因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扶植起来的,投鼠忌器,反对王明路线,很容易会被看成是反对共产国际。这在当时也不会被党内多数同志所赞同。所以陆定一说:“反对王明路线比反对其他错误路线更为困难。因为:一,他们有共产国际的米夫作为靠山,而在当时,中国党对共产国际有迷信,以为共产国际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相信王明宗派,那么王明宗派也一定是正确的。二,他们言必称马列,在马列主义词句掩护下干错误的事情。当时中国党还没有这种理论水平,不能分别马列主义词句中哪些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哪些是不适合中国情况的,所以就受到他们的欺蒙。三,他们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土地革命的,所以就很难看出有什么路线分歧。”所以王明路线能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
  这些情况瞿秋白在中央苏区都亲所目睹,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呆不下去,被迫进行长征,这不能不使瞿秋白感到万分痛心,在遗书中,他不能谴责王明等人,因为这毕竟是党内的事情,不能向敌人暴露,只能用委婉、低沉的词句,表示出他当了党的领袖而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的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