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几岁被迫:我的电影縁

我的电影縁

我从什么时候，从几岁开始看电影，实在是想不起来了，但一些美好的回忆，一些甜蜜的往事，却是历历在目，挥之不去，可以肯定的是，第一场电影是在汊口的后田村立新坦看的。看电影，我的童年为之痴迷、少年为之狂热、成年后，更是从中寻找欢乐，学习知识，体味人生，陶冶情操。童年的我曾经幻想，长大后，也要去放电影。

我的童年是在汊口的后田村渡过的。后田村的立新坦，原来叫朱家坦。朱家，传到解放初期，是一个名叫朱喜的人，当时是后田村的一个大地主，他有一幢房子，叫朱家厅，朱家坦，实际就是他的门口坦，文革中，才改名叫立新坦。这里是全村公共活动的唯一场所。立新坦有六七亩地那么大，周边有二、三、五、六、七、八等六个生产队队部，它不仅是这六个生产队晒谷的场所，也是我童年时玩捉迷藏游戏的最佳选择，更是村里放露天电影的唯一场所。

我经历了从看电影，到放电影，渐渐地远离电影的漫长过程，虽然现在已没有了看露天电影的机会、到电影院里看电影更是少之又少，但对电影，我还是有着执着的偏爱，还会经常在电脑上看，特别是在电视剧冗长的今天，短小精悍且故事情节完整的电影，就成了我的偏爱。

看电影，是儿童时期的最爱，对电影已到了痴迷的程度。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农村中，一年总是难得有几场露天电影。每当听说晚上要放电影，就会有一种按耐不住的欣喜，一种恨时间过得很慢的感觉。每次都会早早地驮一条长凳，到电影场去，以求能找到一个最佳的位置。那时在农村中放映露天电影，基本上是县电影公司派人来放的。放映的场地就是村中的立新坦；坦的旁边，用两根木头柱子一竖，再把银幕往上一挂，四角固定；电影机是放在八仙桌上，桌子放在离银幕20米左右远的地方，再从外边接一根电源线过来，就可以放电影了。看电影的人，各自从家中，自带长凳，摆放在放映机的前方和左右，先来的摆放在最好位置。

记得最早看的电影，都是县电影队自带的汽油发电机，还要自备一个手摇发电机，以防万一。但还是经常在放映过程中，停电停机，以至放映中断。当时流传着两句顺口溜：老李老李，越修越不是；老方老方，越搞越慌张，老李和老方是县放映队的放映员，李与方休宁方言是谐音。到现在还回想得起来他们当时修发电机、修放映机时的紧张神态，和那汗流满面的窘态，虽然因机子，因电的问题而停放的时间不长，大多经过老李老方的检修，都能把一场电影放下去，但十场电影中，总有四五场要修机停放。虽然人群中有人尖叫，有人吹口哨，但大多能坚持下去，很有一种坚持下去就是胜利的精神。也有修不好的时候，人们便会咕嘟地说“吃来死，涨肚瘟”、“酒喝多了”。便会带着一睑的无奈，依依不舍地离开。后来，大队搞起了柴油机发电，为正常放电影提供了保证。那时全村的用电量很少，每家只有1、2只15瓦的白炽灯，遇到采茶季节，为了保证茶叶机械的运转，要关停居民用电。每当遇到放电影，也要关停几路电，以确保放电影用电。

最难忘的是一次在立新坦上与父亲一起看黑白电影《地道战》。小时候看电影，都是由母亲抱着看的。父亲因为在外地工作，很少在晚上与我们一起看电影，所以跟父亲一起看电影，一直是我和母亲的希望和梦想。那晚，正巧父亲在家休息，难得全家四口人在一起看电影；母亲抱着弟弟，弟弟很小，根本不知道看，只是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加上大人也喜欢看电影，所以把他一起抱来。我则由父亲抱着看，但坐在父亲身上，我根本看不见，虽然从前边的人缝中，可以看到一点银幕，但很不舒服，为了看到电影，我便上下左右摆动着头，样子显得很难受，看到我的模样，父亲便把我举起来，让我骑坐在他的双肩上，这样我就能看到整个银幕了，虽然后面有人叫喊，说我挡住了他，但没有办法，谁让你是我的后面，我不也是由于前面的人挡住了我，我才这样的吗？我静静地看了两个多小时的电影，父亲整整驮了我两个多小时。这就是父爱，是我一生中感触颇深的一件事。

露天看电影，最理想的是繁星满天的晴朗夜晚。但天有不测之风云，最恼人的是看到一半，天气突变，下起雨来，这时电影还要继续放，只要给放映机打一把雨伞，放映机不淋到雨就行，但看电影的人都会被淋成落汤鸡，如果大家都打伞，那电影就无法看了，所以大家都会心平气和地冒着大雨观看，都不打伞，但都会从心里埋怨这鬼天气，这么不通人情，令人扫兴。

当时的影片基本上都是黑白片。放的最多的是八一制片厂的战斗片，那片头光芒四射的八一五星，那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让人感到振奋，热血沸腾，还有就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南征北战》、《上甘岭》、《地道战》、《地雷战》更是百看不厌；映象最深的外国片只有那么几部，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前苏联的《列宁在1918》、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朝鲜的《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特别是《卖花姑娘》，每次放映的时候，大家都会为卖花姑娘的悲惨命运流下同情的眼泪，特别是她在眼睛被开水烫瞎时发出凄厉的、令人肝肠寸断的哭声，都会哽咽出声。影片的情节，现在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

文革中，每个公社都成立了电影队。放电影是个热门工种，放映员每到一个村，人们都会把你当贵客，吃香的喝棘的，真是女人羡慕，男人嫉妒。能搞到这个工作的人大多是有点门路或是退伍军人。我家隔壁就有一个退伍军人，回家后当了公社的放映员。他家原本很穷，当兵的时候，老婆都没有找到，自从当了公社的放映员后，很快就结了婚讨了老婆。后来还听说在几个村都有风流韵事，最后与老婆离了婚，那都是电影惹的祸。这时虽然看电影的机会多了，但好的新的片子，轮到我们这个小村，还是要等上很长的时间，有的片子还不一定能看得到，一般新片都是在区所在地先放。这时的电影，已经是彩色的了，片宽基本上是16毫米和8.76毫米两种；放的片种，基本上是以革命榜样戏为主。看得最多的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

少年的我，对电影的爱已达到狂热的程度。对电影可以说是逢场必到，特别是对战斗片，更是一场不落。方圆十几里以内，只有听说哪个村晚上放电影，都会去看。记得当时临溪小学操场上放映电影《智取威虎山》，我听到后，早早地就吃好晚饭，准备跟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到临溪去看电影，但天气不太好，妈妈不准我去，要知道，从汊口到临溪有十多里路，徒步往返，要走二十多里，还要站在那里看两个多小时的电影，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是吃不消的，但我死活不依，最后妈妈没办法，只好让我去，同时恳求与我同去的人要照顾好我。果然，在电影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下起了雨，在回来的路上，我跟着大人一口气跑了十多里路，第二天，就感冒了，请了两天假。好在那时的学习并不是很紧张，大家都去搞文化大革命了，学校又在大批 “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论”等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这些小学生，更是放任自由，根本不象现在这样，整天围着书本转，被沉重的作业压得抬不起头来，想想那时的小学生活，现在还真有点怀念，有点令人难忘。

到了中学时代，特别是进入高中后，虽然那时没有恢复高考，学习也不怎么紧张，但看电影的机会却是少了。当时我是在屯溪读的高中。住在父亲的单位宿舍里。那时露天电影少了，要看电影就必须到电影院里去看，一个故事片，要0.15元，电影院里还有另外一种放映形式，即把几个纪录片放在一起放，时间大约一个小时多点，收5分钱，一个星期一次。为了满足我对电影的爱好和增加一些知识，我只有看5分钱的纪录片；说真的，我对这些记录片还挺喜欢的，从中真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增长了不少见识，拓宽了视野。5分、1毛5，这样的钱如果现在掉在地上，也许都没有人去捡，但那时对我来说却是一个为数不小的开支；全家七口人，就靠父亲一个月的45元工资，生活过的非常艰难。但这5分钱的电影钱，我令可省吃俭用也要把它节约下来，去看电影。

到了会谈情说爱的时候，也像大多数人一样，把看电影作为约会的最佳时机。约恋人看一场电影，是当时的一种时尚，是表达爱意的最好方式，当时农村中的青年男女谈婚论嫁，基本上是先谈后爱；它没有城里人的花前月下，没有现在的短信传情，QQ聊天，更多的是相约在一起看一场电影，帮忙女方一起做做农活，通过这些方式，增加俩人的了解，增进俩人的感情。特别是放映爱情片的时候，对热恋中的男女，更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可以说，电影是恋爱的兴奋剂和粘合剂。通过它可以使爱情更加坚定牢固，更加充满激情，更加绚丽多彩。

八十年代初，全国农村大办快上影剧院。临溪区也建了一个可以容纳800多人的影剧院，一院两用，既是群众的文
化娱乐场所，也是区里的大会堂。81年，我退伍后，来到临溪影剧院，当了一名放映员，虽说工资不是太高，但我还是很满意的，总算是圆了我的一个心愿。这期间，我国的电影事业发展很快，区一级建立影剧院，乡镇一级都有电影队。区里的影剧院，已与城市里的电影院基本上一样了，机子是35毫米的皮包机，有宽银幕镜头，只是在光亮度、音质上与城里的电影院还有一定的差距。当时影剧院里有两名放映员，都是退伍军人，我们一起参加全市的放映员培训班学习；当时全市区级影剧院有三十多家，35毫米的片子由市电影公司统一发行。影片发行，是分层次的，市区县是第一层，新片优先发行，区乡镇是第二级，但在排片上，有前后之分。每个影剧院为了能早一点，快一点排上新片好片，都会争先恐后地与发行科套近乎，拉关系。当时发行科是一个女科长，姓陆；我们临溪影剧院与发行科的关系，处理的还是比较好的，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距离比较近，信息了解的也快，交流相处的时间也多一点，这样感情上就接近一些；另外就是我们影剧院的上座率比较好，票房收入高，当时票房收入是与市公司分成的，市公司得70%，影剧院得30%，片子由他们供应。后来分成调整为5∶5。

对放电影工作，我做到了爱岗敬业。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在培训班上，我认真学习，取得了全班的最好成绩。在近三年的放映工作中，把放映事故率降到了最低。放映员最辛苦的工作是骑自行车到市公司去拿电影片和倒片。拿影片我们俩个放映员是一人一天，风雨无阻。35毫米的片子，一部电影一般都有十二本，两个大铁皮箱，一次自行车可以带2至3箱。遇到上下集，只有跑两趟了。碰到下雨天，公路上坑坑洼洼，积水的地方，根本看不出坑有多深。一天我从临溪骑自行车送两箱影片归还市公司。骑到现在屯溪驾校的下陂公路上时，前轮冲进了一个大坑，由于来的突然，自行车前轮猛地一偏，车子直接往前冲入右边的水田边上的水渠里，当时水渠离路面有6米多高，车子一倒，人跌倒在地，我顾不得一身的透湿和疼痛，一爬起来，马上把两箱电影片从自行车上拿起，避免了一场影片被水浸坏的重大损失。据说，胶片一经浸水，就没有用了，为这事还受到了市公司和影剧院的表扬。倒片是一件最能体现工作人员责任感的细致工作。在倒片时，要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夹住影片，右手慢慢摇动倒片机，让影片慢慢从你左手指中经过，目的是用左手的触觉来检查影片，感触影片是否有开裂、断片，感觉到有问题的地方，如接头、开裂等则要停下来进行检查。该接的地方要接，对破损严重的部位，要剪掉重接。接头接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放映效果。如果没有接牢，很可能造成放映时的断片。对每一部影片，在倒片时，我都认真查看每一个接头和齿孔。有几次在倒片时让开裂的胶片扎破手指，但在第二次倒片时还不能用胶布贴住手指，那样就缺少了感觉，容易出错，不利于检查影片。我倒一部影片往往要用一个多小时。在放映过程中，没有人为的停过一次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农村影剧院实在是生存不下去了，我才另谋生路。

对电影，我有着与生俱来的偏爱。小时候，特别崇拜英雄人物黄继光、邱少云、小兵张嘎、潘冬子，特别痛恨恶霸地主黄世仁、彭霸天，《地道战》中的坏蛋汤丙会（汤司令）；到了中学时代，虽然只是看看5分钱的纪录片，但也感到自得其乐；到现在，我还非常关心我国的电影事业，对电影界的大事，对著名的电影明星，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对他（她）们的绯闻佚事，也是经常搜搜看看。在无聊的时候，总是喜欢看看电脑上的电影。

90年代以后，电影由于它自身的特点，在与其它传媒（电视电脑）的竞争中，渐渐处于下峰，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虽然国家和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如城市开展某某电影宣传周，什么优秀电影展播，百部优秀电影下农村等一系列活动，但都没有真正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以至于现在每出一部电影，都要大张旗鼓的做宣传，竭尽演艺圈中的能人和手段做广告，电影被笼罩在一片商业的气息中，充满着一股股脂粉气和铜臭味。近年来，经过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努力，情况有了一些好转，但面临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电影的真正掘起，仍然要靠多方的合力，作为一个对电影有着特别感情的人来说，我真诚地希望我国的电影，经过电影人的努力，广大观众的热心支持，一定会重新焕发生机，会恢复往日的辉煌。电影，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都会记住这段缘。

毕民芳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