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草种的城市:中美棋局——新战略格局下的亚洲（二）

中美棋局——新战略格局下的亚洲（二）

从“中美战略对话”说中美战略性接近

    以1949年建国为起始，中美关系已经经历了3个阶段。最初就是纯粹的对抗，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就是这个阶段最明显的标志；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昔日的“老大哥”在中国的北方陈兵百万，而与此同时，如前文所说西方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正在被美国人自己所瓦解，冷战格局恰处于“苏进美退”的态势，中美首次在国家利益上出现了“交集”，而在1971年，深深陷进越战泥潭的尼克松政府正面临着美元的第三次抛售狂潮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毛泽东非常敏锐的抓住了这个最佳的时机，使得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一个未建交的国家进行了那次近乎于“朝拜”的访问，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美之间理论上所存在的共同利益逐渐的反映到了现实政治中来，中、美政府之间开始接近，美国得以“体面”的撤离越南，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开始大幅的改善，和西方阵营的关系开始缓和。

    到1979年元月中美正式建交，这一战略转变算是基本完成，中国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稳定、共赢的阶段，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说，这个阶段的共同利益主要在于地缘安全，就经济而言西方国家当时主要还是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除此之外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和研究。这种稳定状态维持了大约十年的时间，至1989年开始走向终结——这并非因为谁作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只是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作为当时中美形成战略上的默契的基础不复存在了。至此，中美关系开始进入到一种溷乱无序的状态，这主要是美方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的溷乱不清，美国主动扬弃了对华的保持战略默契的外交政策，转而将中国作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要一鼓作气将其“拿下”——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

        这之后，克林顿时期提出过“战略伙伴”说，后来布什就任伊始又提出了“战略竞争对手”说……但就总的趋势来讲，那段时期中美关系是在向恶化的方向走，中国的外部环境要比1989年之前差很多，而其责任主要在美方——宣扬中国威胁论、支持中国分裂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科索沃战争期间轰炸中国使馆……到了布什政府上台初期，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谷底”。

        中美关系的“触底反弹”按照通常的说法是始于911事件之后，但就笔者看来911事件只能作为一个时间上的标志点而已，事实上中、美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并没有太多的利益“交集”，相反，美国对我国新疆分裂势力的袒护将中美之间仅有的一点潜在的利益“交集”也压缩掉了，同时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渗透还对中国西部的地缘安全和能源安全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入世”成功之后，中国基本算是完全进入到了世界贸易体系，之所以加一个“基本”。是因为不少发达国家对我们的贸易壁垒还存在着，原因在上一小节已经提到过——主要不在经济利益冲突，而是因为其产业向外转移导致国内制造业从业者利益受损，西方国家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多半是为了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是政治性的问题。不过，这对大的趋势并没有太多影响，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就此形成。而由此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也日渐开始清晰，表现就是两国的接触开始增多，冲突开始减少，冲突的烈度开始下降。

        现在的中美战略对话，可以视作是中美关系进入到又一个战略“拐点”的标志，同样这也标志的世界格局在冷战结束之后将迎来又一个战略“拐点”。始于06年年末的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初步给我们的印象是中美已经开始了自1971年以来的又一轮的战略性接近，这之前，两国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强制作用”下已经结合成了经济共生体，而从现在开始，两国则可能开始主动去继续完成这一结合——面对历史规律，对抗只能是失败，然而被动地让规律“推着”走和主动“顺着”规律走，其结果同样是有很大区别的。

        冷战后对世界体系变化影响最深远的是什么？是伊拉克战争？还是现在的伊朗核危机？它们的“份量”似乎都不够，这些更像是历史改变的“标志”，而非“动因”。在我看来，真正的变化应该始于欧元的诞生和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不只是一时的棋局变化，而是棋手的改变——

        美国霸主地位的支撑来自其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美元本位质的国际货币体系，欧元区所带来的正是一个同样庞大的市场和一种可能取代美元的新的货币。欧元区国家与美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缘，有着近乎一致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以及经济制度，但是，如果将世界经济体系比作一条食物链的话，欧元区国家与美国恰恰也是最接近的——在美国之后欧盟成员国经济也先后进入到了“工业化后”时代，而因为有相同的政治、经济体制，所以欧元区国家经济如美国那样向“虚拟资本主义”也就同样是无可避免的——十年来，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从最初为美国的30％到现在已经勐增到60％。

        西方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其利益来源是用金融产品换取发展中国家所出口的实物产品，本质上则是这些国家的净储蓄，而现在的美国经济已经吸纳了全球净储蓄额的70％，因此，欧美之间围绕世界净储蓄的矛盾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绕开的，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高度一致”在这一条冲突面前都变得毫无意义——就如两次世界大战前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直接的关系一样。今天，美国货币霸权所面临的最现实的威胁恰恰就来自于其昔日的盟友所发行的欧元，而这一冲突到目前为止已经导致了发生在科索沃、伊拉克、黎巴嫩的“两场半”战争以及现在的伊朗核危机。
        美、欧货币霸权争夺，最终的标的物是世界净储蓄，而世界净储蓄的主要产生地只有一个，就是东亚——世界产业布局经过一系列变化之后，制造业主要都集中于东亚地区，而且，这一地区具有深厚地储蓄的传统，目前世界2/3的净储蓄额来自这里。

      原本在上世纪90年代，东亚各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呈现比较均匀的分布，93、94年之后，中国凭借其先天固有的优势、强大的工业能力（重化工业规模中国比巴西、墨西哥、俄罗斯高5～6倍，比印度高10倍），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开始对东亚经济形成整合，而亚洲金融风暴又在客观上加速了这个过程，近十几年来，日、韩、东南亚诸国及港、台地区的贸易顺差从主要来自欧美变成主要来自中国，东亚内部贸易率从90年代初不到30％提高到了60％。中国“入世”之后，东亚经济格局从先前的均匀分布演变到现在成为中国对欧美统合进行贸易。

       正是这个“出人意料”的变化最终彻底打乱了西方国家最初设想的理想世界：原本，无论货币霸权如何分配，贸易顺差都分散在各个发展中国家、地区，这些国家中无论任何一个对此都不具备发言权，而彼此之间对欧美贸易顺差份额的争夺也使这些国家很难结成严密的同盟，只能被动的接收欧美争霸的最终结果，而其它发展更加滞后的国家将无可避免的被排除出“食物链”。而现在，由于中国的加入，以上的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了。
       最初，东亚经济出现整合的征兆时美国也许就有所察觉——上世纪末激化朝鲜半岛局势，激化中日矛盾，激化南海主权矛盾，支持台独势力，也都可以理解为美国对东亚经济出现整合趋势后的最初的对策，就是要设法重新打散东亚经济布局，打断东亚经济的整合过程。显然，现在的事实证明这些手段都没怎么奏效，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制造业强大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国政府在面对周边潜在冲突时超乎寻常的定力。

        世界上未必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但中国这20多年来的付出的确是有回报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要面对着周边潜在的地缘威胁和国内民族主义的一片骂声，而在这两重压力之下却还依然故我的维持着可以说有些笨拙得隐忍政策，而其回报则是：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将东亚地区的贸易顺差高度地集中了起来，美国贸易逆差2/3来自东亚，其中中国一家所占份额超过了一半，一个延伸出来的效果是：由于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对其他国家保持着优势，使得这些国家不敢随意的调整本币的汇率，必须紧盯人民币汇率，这就使得中国逐渐可以间接主导东亚各货币的汇率变动，从而建立了一套新的区域货币关系。就这样，原先西方国家想定的国际新格局因为突然间硬生生的加进了中国这个新棋手而被彻底颠覆了——整合了东亚经济的中国主导着世界2/3净储蓄额的流向，而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对净储蓄的来源地则没得选择。

       至此，对比1971年，虽然环境和主题都已改变，但当时的那种感觉却又回来了：对美国而言，所谓的双赤字政策到现在已经积累了数万亿美元的债务，而且其双赤字现在正在以平均每秒两万美元的速度增长，而双赤字的扩大使得大笔的美元无法回流到美国，于是便造成了国际范围的美元过剩，在这之后，则非常可能是一场世界范围的大通涨——现在从石油到食品一连串的价格上涨便是先兆，一旦发生则意味美元以及美国的国家信用都将迎来末日；欧元崛起之后已经成为了欧盟内部贸易的主要流通货币，一部分铸币权已经从美国手中滑落到欧元区国家，而且欧元的强势已经在此之前抵消了美联储数次加息的努力。

       而对中国而言，如前所说——以中国为核心的新东亚产业布局已在成型之中，而围绕人民币的新的货币关系则使得我们拥有了“有中国特色”的“币缘”优势，离开中国无论美国还是欧盟都根本不可能完成与东亚的经济对话；与之相对的是，如果美元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崩溃，那么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肯定不能避免，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就过不下去了，中国13亿人的国内市场消费能力还远没开发出来——有人说中国经济上会步日本后尘，恰恰是没有看到中国的这一潜在优势，美国在对日谈判上能压制日方其根本在于日本国内消费早已饱和，日本在出口问题上没有退路，而中国并不存在这个问题。由此不难看出的是，这轮中美战略接近中，主导权同样在中方手中。

      上一轮中美接近，中国所解决的是地缘安全问题，而这一次，中国的利益首先着眼于“币缘”：从产业布局上说，目前中国所整合的制造业主要还只是居民消费类产品，在发达国家产业体系中，这块所占比重仅仅是1/3～1/4，真正的“大头”在于重化工业，以机床的数控化说，目前中国刚过30％，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60％，美、日为70％，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还远没走完，同样，发达国家的重化工业重新布局也才刚刚开始，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出口经济，其核心任务已经不是再去赚更多的外汇，而是在于靠“外需”与内需一同拉动工业化进程；同时，目前人民币的地位与中国经济规模是很不相称的，未来需要使人民币成为东亚地区区域储备货币之一。而从满足这两点诉求上说，中国可以有三套方桉供选择：1.与美国协调美元政策，保持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不被打破，以现有的经济秩序完成中国的工业化；2.主动与欧盟协调，增加持有欧元的数量，使得外汇储备多元化，而其后果是美元大幅贬值，全球经济“硬着陆”，中国则在危机中利用储备积累获得利益；3.保持对欧美的中立政策，在后续经济波动中左右逢源，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而相对于欧盟，美国的优势或者说是第一选项的优势在于：美国早已进入“虚拟经济”阶段，拥有“先发”的优势；中国对外贸易80％靠美元结算，和美元完全割裂，在一夜之间仅仅去依赖剩下的20％的贸易额是不现实的，而且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客观上会推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美国建立在货币霸权上的军事霸权翻过来是美元最有力的支撑，而从这点上看，美元的稳定性会高于欧元。当然，这些并不能抵消前面所说中国在这场博弈中的“非对称优势”，这一优势是根本性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发明显的显现出来——中国对美国而言是唯一的选项，而对中国而言，前述的另两个选项则并非是不能接收的。

        这里还需注意的是，自始至终笔者在文中都使用的是“接近”而非“结盟”。同盟是排他性的，是可以长期、稳定存在的。历史告诉我们，当我们处于国际架构重新“洗牌”的时期，在国家关系中任何对“长久”、“稳定”的追求都是不切实际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美国与美元的前景至今至少可以说仍不明朗，同时美国近期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使得他的国际形象变得非常的糟糕，这些使得任何国家都难以找到把自己和美国完全捆绑在一起的理由，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中美战略性接近”这个总的“纲领”对中国与欧盟国家、与俄罗斯等国的关系而言，所意味的是改变，但并不是疏远。而从历史来看，我们不能忘记：在二战最终战局尚未敲定的1943年，美英两国基于未来货币体系主导权的政治斗争就已经展开；而在冷战中的60和70年代，为分得部分铸币权西欧国家同样曾刻意增加美元在金融市场的流通次数以加大同一时间内美元的流通量以此引爆了美元危机……同样，中美战略性靠近不等于说中美棋局中对抗的成分从此就烟消云散了，合作与对抗必然将同时存在，中国在国家基本利益问题上，哪怕是一分一毫也仍然需要通过主动进取才能得以解决。

新战略格局下的东亚地缘

        “虚拟经济”的产生、壮大对国际政治而言，其影响在于：大国间的博弈会同时在地缘与“币缘”两张棋盘上进行，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从上世纪的科索沃到现在的伊朗，无论是战争还是核危机，其中的目的与手段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地缘因素。始于1979年的经济改革最终使得中国获得了在国际“币缘”战略棋局中作为棋手的资格，而从利益诉求上讲，中国不同于其他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的发达国家之处在于，除了“币缘”利益问题，中国周边此前还遗留有一系列地缘安全问题亟待解决。

       198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种种恶劣举动，使得我们中的一些观点，总会将中国崛起和中美军事冲突联系在一起，类似的声音同样还来自中国之外的地方：中国将在21世纪最终取代美国成为头号大国（许多人都将此描述成一个对美国而言非常恐怖的场景），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那么在此之前美国就必须用尽一切手段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再往后则中、美将不免发生一场大战……最后对结局的预言各有不同，但无论哪一种都分明在告诉我们——中国没有可能去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我并非占卜术士，对这种预言自然无法做出评论，但至少我们前面的分析无法支持起这样的一种结论，仅仅从动机看，很难给美国找到一个必须与中国一战的理由：目前的中国还正处于物流经济阶段，而美国现在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货币霸权受到挑战，挑战者主要是欧元——欧元区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也已走上了“虚拟经济”道路，而美国已经吸纳了全球净储蓄额的80％，自冷战结束地缘安全影响消除之后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继续长期掩盖这一矛盾了，而欧美所争夺的净储蓄额中有2/3受中国影响，中国则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使用手中的“币缘”优势。

        而从更长远来看，美国货币霸权的终结也并非是靠消灭谁便可以避免，其症结在于其双赤字经济本身，在于资本主义逐利性对铸币权无节制的滥用：长期超额的发行美元，使得美元在国际市场过剩这是无法逆转的，而这种过剩是不可能无限制的延续下去的，由此所导致的世界范围的通涨，最终必然会消磨掉世人对美元的最后一丝信心，随之而来的，美国的战略性收缩也将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对此，美国没有更多选择，他所能选择的是收缩的具体形式：是“自由落体”？还是更为舒缓的“软着陆”？而经济的“软着陆”同样有赖于低价消费品来平抑国内通涨，这还是绕不开中国。不难看出，无论是近期还是远期，对于中国，美方的利益都只能通过合作而非对抗才能得以实现，中国掌握着此轮中美战略接近的主导权，而对中国而言，这其中所蕴藏的战略红利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中方完全有必要也可以将利益延伸到地缘战略问题上。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近一、两年里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鲜”的现象——仅从军事领域看，中美两军开始进行联合军事演练了，美国军方先是在今年4月邀请中国加入“千舰海军”计划，之后美国太平洋区司令基廷在来华访问中出人意料的表示“美国乐意帮助中国研发航空母舰”。如果局限于“就事论事”的范畴，那么美方的这些说法——尤其是航母的话题，都没用太多的实际意义，这一系列举动背后真正的含义在于，美方主动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美国开始认可了中国在地缘战略方面的利益速求。基于“币缘”战略的利益，美国必然要在地缘安全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较之以往更为积极的态度，除了因为中国把握着东亚净储蓄流动的主导权之外，“币缘”与地缘因素所存在的相互影响也决定了中美在具体的地缘战略问题上，会因为“币缘”因素而出现利益交集——中美战略接近基于“币缘”因素，但必定会延伸到“币缘”战略之外的领域，一个基于“币缘”的新战略格局正在中美之间成形，并最终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

      由这一宏观环境变化所导致的一个问题，现在已经开始浮出水面，那就是美台之间出现战略割裂。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被视作是中美之间的首要问题，上个世纪末，或许是出于对华战略定位的模煳、溷乱，抑或是作为打乱东亚经济整合步骤的一种手段，美国对台独势力一直采取一种纵容甚至是支持的态度。而入前所述，自2001年之后，中国主导东亚净储蓄流向已经是一个无法逆转的事实，伴随中美经济共生关系的加深，中美开始主动进行战略接近。到此时，原先美国支持台独势力的利益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当然，如果以美方观点看，维持所谓的“台海现状”，在和中国政府具体的利益博弈中，操作台海局势仍然可以作为一种战术级别的手段——但是，也仅仅是一种战术手段而已。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则涉及中国战略利益，如果中美战略性接近——这同样涉及美国的战略利益——要进一步深化，那么就没有理由不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对此美国没有更多的选择，因为中国的未来“币缘”战略有多种选择。在这一大环境下，台湾以及台独势力对美国的“战术价值”只能是一路贬值下去。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今年美日“2+2”会谈的联合声明中明确删除了有关“台海问题”的内容——所谓“2+2”会谈就是美日双方的外长和国防部长的年度会谈。而所谓“台海问题”则是上一届“2+2”会谈的一个主要内容，那时中国曾表示了强烈反对。当时美日把“台海问题”列入双方共同战略，其战略背景已经在前文提到过，就是美国要通过政治甚至军事手段来打散东亚的经济整合步骤，这一举动实际上就是一个准备联合干预台湾问题的政治姿态——美国是否真的军事干预，日本是否真的参加，并不是由一个会谈能决定的，但是这种政治表态无疑是一个军事威胁。而时过境迁之后，原来的战略环境已经变了，无论具体情况如何，单就“删除台海问题”这一举动本身而言，则是大势所趋，其中变数无非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而相应的，岛内台独势力也开始以各种方式加紧对中央政府进行挑衅，原因不外乎是对有利的外部生存环境即将不复存在，从这说现在的种种行为都颇有“做最后一搏”的味道。另一个原因则在台湾当局领导人身上——面对以贪渎桉为引子的政治斗争，陈水扁必然要设法自保。陈要自保，就必须要给台湾制造一个非常时期的局面，不仅要民进党当政，更要形成一个非常时期，才可以趁乱自保。可以预计在后面的时间里，陈个人也必将不断推波助澜，推升台独的要价。但是岛内的这些问题始终不会对台海局势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所谓的“红线”最终是由大陆来划定，中央政府不会被台湾当局牵着鼻子走，不会单单因为他们的狂言而决定对台用兵，当然，也不会只因为他们的言论而否决。日后台海局势的走向，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中国政府对东亚经济整合问题的判断——东亚战略格局正在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促成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中国对东亚经济的整合，一场危机无法扭转这一趋势，但不可避免的会暂时打断这个过程，在合时付出这一代价“性价比”最高，将是中国政府决定对台采取何种措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判断依据。

       与之相比，更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前段时间的李登辉访日事件（相比较而言，对陈水扁来说台独更像是政治手段，而对李登辉来说台独则是目标），“币缘”新战略格局下的中日格局同样在发生着改变——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迅速从一片瓦砾中崛起，从一个战败国转而成功地跃升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1952年日本的GDP仅占英、法的1/3，十年后的1962其GNP 就超过了法国，1967年和1968年又先后超过了英国和德国，从此长期稳坐资本主义世界二号经济强权的位置，这一方面得益于东亚文化在经济领域先天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冷战环境下日本对西方阵营的地缘战略价值。上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咄咄逼人地向全世界发起扩张，“日本天下第一”、“亿万国民皆为中产阶级”、“日本经济殖民美国”这样的口号在当时的日本非常普遍，国内上下信心空前膨胀；西方国家媒体也随着惊呼 “日本人来了！”、“联合舰队没做到的，由株式会社做到了”。  

       至1985年，当时的美国制造业受到日本的严重威胁——相对现在制造业对当时美国经济仍还是很重要的，同时由于大量的贸易顺差日本还是美国的头号债权国，在这一背景下，1985年9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日、英、法、西德5国财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协议，这就是有名的“广场协议”。日本之所以要屈从于美国，一方面是由于在国家主权上美国对日本非同寻常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日本国内市场狭小，而美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因此从经济上说日本也并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9月前，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在1∶250上下波动，而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下跌至1∶200，跌幅达20%，此后，日元升值趋势大体持续了10年之久。

        由此，日本人手中的美国债券由于美元大幅贬值而大大的缩水，日本制造业竞争力萎缩加之日元过度升值，其国内资本开始流向股市和房地产领域去炒做，金融市场价值出现严重虚高，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着名的“泡沫经济”，最终在1991年，由于日本经济软着陆失败这个泡沫彻底破灭，日本出现了自战前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至此一蹶不振。这段历史我们都比较熟悉，在此之后，为了应对经济困境，1992年当时的宫泽喜一内阁首次实施10万亿日元规模的经济对策，通过补贴大的财阀企业来拉动出口，而这样的代价就是大量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其后历任内阁纷纷效彷一直延续至今，积极财政政策俨然是日本内阁对付经济顽症的“祖传秘方”。

      但是，这1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花光了日本政府的所有积蓄。而问题远不限于此，日元在国际金融中有稳定美元的任务，这就注定了日元的走势要时刻盯紧美圆，日本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日元在一定程度上的贬值，有利于日本政府的收支改善。但是，为保障美元坚挺，美国绝不会容忍日元进行贬值。除此之外，日本财政还要面对高昂的养老金，面对财阀企业由于国外的竞争而利润减少，同时要面对国内人力成本提高、通货膨胀等等问题，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日本财政的困境。现在日本的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和大致为日本GDP的130%，而现在新的经济计划里债务依旧有扩大的趋势，从桥本到小泉4任首相6个振兴计划，走到现在，在日本经济走出低谷的表相之下：是传统的积极财政政策手段，日本已经做到了极至，到现在已经开始动用日本邮政银行——世界上最庞大的金融机构，也是日本最后的家底，日本政府必须要在邮政银行消耗完之前为日本找到新的经济发展之路……

        由此不难看出，与欧美不同，日本仅从经济上看，他与中国之间并不存在太多的利益交集，相反，两国间的竞争关系则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币缘”优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对东亚经济整合的主导地位，日本经济未来的出路同样在于主导东亚经济整合，随着后面中国工业化程度的逐步加深，这个问题将越来越明显，也将愈加对日本不利，而仅仅限于经济领域的话，日本并没有太多的手段来扳回局面，如此，中日之间的经济矛盾就必然要延伸至政治层面。无论是参拜靖国神社，还是东海主权划分，这些争端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历史或领土，其实质都在于中日对东亚经济整合主导权的争夺。日本在这场竞争中通过改善自身，以内功提高竞争力的余地并不大，时间上看更是遥遥无期，而如果自己无法做的更好，那就只能让对手变得更差——这就使得在中日交往中，很多时候日本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极具破坏性的，其目标就是要在政治层面给中国制造溷乱和障碍，以期让政治问题再反作用于中国经济。

        日本政府现在的很多作为，都正是基于如此的一种心态——早些时候的中俄石油管线问题，日本便是一个“纯粹”的破坏者，整个过程中日本完全是损人不利己，但以日本人的观点看，在现在这种大环境下，迟滞中国发展才是夺取东亚主导权的关键，在具体事件上是否“利己”反倒可以放到第二位去考虑；在历史等问题上日方屡屡“失言”，同样就是要反复刺激、激怒中国民众，借此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

        在现在的东亚经济整合的问题上，日本和英国在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抵制态度很相似，正是因为目前英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不占主导地位，故而常常扮演破坏者的角色。面对有利于中国的东亚前景，日本同样经常是经济整合过程中的破坏者，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后，日本在整合东南亚各国经济的过程中最终不敌中国，这以后这个特点表现的越发的明显。2001年之前，中美关系尚不明朗，当时美国针对朝鲜半岛和台湾的种种举动都得到了日本的积极配合，例如前面提到的日、美“2＋2”会谈中的涉华问题，当时日本在遏制中国发展的问题上与美国有着同样的利益诉求，日本一面可以借此提升自己的区域乃至全球政治投送能力，另一面可以借助美国迟滞中国经济发展，打乱中国整合东亚经济的进程。

       2001年之后，中、美基于“币缘”的战略性接近的趋向逐渐开始变得明显起来，同时欧洲国家一面对中国施以激烈的言辞，一面也却也在悄悄加深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但是日本的利益诉求并未发生多少变化，在六方会谈中日本仍旧几次“不合时宜”的提出了人质绑架问题。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开始表现的甚至比美国还要“热衷”，也就有了前面所提及的容许李登辉访日。

        典型的日本人的思维：刻板有余，灵活不足，思维十分僵化，而同时又常执着于局部细节，往往却又忽略全局。或许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日本政府对东亚战略格局变化的反应似乎显得有点迟钝——日本政府之前的种种劣行并未真正阻止中国掌握“币缘”优势，但的确又使自己成了未来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障碍，而由此对东亚地缘政治的影响已经使得中日争端开始向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实力在增强，未来中、美、日三国关系中的变数也越来越大，此时将中日之争与中国的统一问题绑在一起，对日本而言无疑是十分危险的。

       而这种危险至少理论上本是可以避免的，前提是中日双方都放弃零和博弈的思路，以共赢为基础来协调两国的经济政策，共同完成对东亚经济的整合。当然，这个前景至今仍很不明朗——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种观点：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关系存在这太多非（经济）利益的因素，其中一点便是，中、日（中、韩）之间，双方的国民在心底都存在着一种自卑心理，对中国人而言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之后国人所看到的双方物质上的巨大差异，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种自卑心理已经很快的在被澹化；而对日本人（韩国人）而言，其自卑则是源自上千年来中华文化的优越性，随着经济上被“打回原形”，这一“心结”越发的左右了日本的对华态度。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中日之间未来是否能走向共赢，更多的决定于日本而非中国，只有日本主动去超越自身，才能为自己谋得一个最好的结果，别人帮不了他什么（联想到各种所谓的“对日新思维”，对此最善意的评价也只能说是缘木求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