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同义词: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为何拒斥社会主义？

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为何拒斥社会主义？　　2008-10-07 21:40
分类：思想广角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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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齐克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论述知识分子为何拒斥资本主义。这位自由主义右翼的代表人物不无困惑的指出，虽然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得很好，但是他发现，知识分子越富有、越成功，反倒越坚定地反对资本主义，这实在是怪事一桩。
不管诺齐克对此提出的解释如何，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拒斥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都记得，早在１９世纪的时候，福楼拜就愤慨的说过：“我把一切卑俗之物称作资产阶级。”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丹尼尔。贝尔有力的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同文化之间鸿沟般的断裂，而这无疑意味着文化传播的主体――知识分子同资本主义的敌对，贝尔问道：“试问有哪位当代作家挺身捍卫过当今任何现行体制吗？”
这些反对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当然指的是那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需要指出的是，他们虽然同为资本主义的反对派，但其批判的出发点显然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像邓南遮这样的人就是站在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的。然而一个同样明显的事实是，大多数批判者都对社会主义有着同情和好感。
让我们回到本文的题目上来，知识分子又为何拒斥社会主义呢？这里，我当然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知识分子。众所周知，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大批的知识分子投奔资本主义，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垮台充当了急先锋，东欧的情况亦是如此。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知识分子对体制的不满路人皆知，他们被西方国家视为怀疑共产党政权的最不稳定的分子，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力量，和平演变战略争取的主要对象。
这是怎么一回事？不管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都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体制表示反对。难道真的是像有些人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现行体制最无情的批判者？他们不和任何当权者站在一起，而只同真理站在一起？他们总是铁铲在手，无时无刻不准备着为任何一种体制掘好坟墓？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这种解释把知识分子抬举得太高了。似乎他们都是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为了自由和真理而怀疑一切。恩格斯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在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拒斥中，有着重大的利益因素。
知识分子为何拒斥社会主义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发展和表达知识、观念、价值以使别人接受的群体，他们的职业包括学者、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媒体记者、大学教授等等。就这些职业的性质和传统来说，知识分子要求独立的不受干涉的自由的发展和表达知识、观念和价值，要求由同行而不是外行来对这些知识、观念、价值进行评判。但是，正如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看到的，知识分子的这种发展和表达活动总是受到官方密切的监视。由官方认可并提倡的的主流意识形态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知识分子的头上，准备着斩除任何与它的标准不相符合的异端和叛逆。更让知识分子不能忍受的，是那些对他们的作品和成果操有生杀大权的人，往往是一些对科学和艺术一窍不通的外行和官僚，这令他们感到屈辱。这种情况使很多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世界”的“自由表达”非常向往。
当然，任何一个持批判态度的、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分子都会指出，他们那里的所谓“自由表达”是虚假的，是用更隐蔽的手段达到的更有效、更禁锢的思想专制。然而，一方面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没有在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的、亲身的生活体验，因此总是带着一种玫瑰色的眼光去看待资本主义所宣扬的言论自由。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思想言论控制的特点也会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中那些经常处于让人惴惴不安的高压环境中的知识分子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比如，美国政府就很少以联邦政府的名义禁止某些思想的传播或是公开查禁书籍，它总是把这项权力分散到更多的权力节点上，诸如地方政府、地方议会以及各种行业、宗教、社区、文化等社会团体中，让他们出面来对那些“不端”的思想、书籍进行封杀。即使这种打压遭到知识分子的不满，抗议的矛头也只是指向国家机器的某一个微小的部分，而不是否定整个国家体制。同样，当所谓“市场理由”成为限制知识分子言论表达的工具时，知识分子的抱怨对像就更和国家制度挨不上边儿――可恶的、唯利是图的出版商和贫乏的、毫无品位的读者。毫无疑问，无论是市场还是社会团体，他们的背后都有着国家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身影，但是，它们是分散的、间接的和隐蔽的。
资本主义国家思想审查的这种特点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思想的控制总是以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党和政府的官僚总是亲自跳将出来，宣布对那些胆敢离经叛道的知识分子的惩罚。这怎能不让他们、和他们的党、和他们的政府、和他们维护的制度成为众矢之的？成为知识分子怨恨的目标？
知识分子为何拒斥社会主义呢？
这和知识分子标榜和塑造的关于自身独立性的神话在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否定有关。知识分子一向重视独立人格和本群体相对于社会其他阶级、集团的独立地位，但他们的这种观念受到了无情的嘲弄和揭露。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
本来，中国长期的封建传统使得像自由或独立这样的概念在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但自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较深的一派，突然坚定的将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批判立场作为对自身形象的认同。不管这种自我认定和追求是否名实相符，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强大的传统，影响了好几代的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分子的这一理念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长期的、不懈的批判。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毫不客气的指出：知识分子就是靠“五张皮”（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地主、民族资本主义、小生产）吃饭！
这类批判话语的致命性和颠覆性不仅使坚信“独立”的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大丢颜面，威信扫地，而且严重的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
在揭穿了知识分子独立性的神话之后，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就开始了，目的是使知识分子脱胎换骨、洗心革面，附于工人阶级这张“皮”上。很难说这种改造是成功的。当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在新政权建立时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要改正错误、力求进步时，当他以阶级的观点撰写那套大部头的哲学史时，我们也许不应当怀疑他的真诚。然而，到了20世纪８０年代，我们发现，他开始大骂被共产党一贯颂扬的太平天国运动，大声地称赞一向被称为刽子手的曾国藩。他的哲学史最后一卷也完全摆脱了阶级分析的束缚，并且自称，该卷的写作真正使他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看来，独立的神话，以及对任何质疑的抵抗，都将持续下去。
知识分子为何拒斥社会主义呢？
也许，这还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地位下降有密切的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知识分子都认为自己是人类中的出类拔萃之辈。在西方，柏拉图主张，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应当由哲学家充任，“除非哲学家成为国王，……国家就不会解脱灾难，得到安宁”。在东方，孟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一向认为，皇帝是与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的，他们理应享有尊崇的政治地位，理应是政治上的领导阶级。
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们发现，工人阶级成了国家法定的领导阶级。尽管他们早已看出，掌权的仍然是官僚。但是，这些在共产党内和政府中执掌权柄的官僚更多的依靠的是工人阶级，而不是他们――知识分子。相反，知识分子成了被监督和改造的对象，即使在他们有幸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之后，对他们的敲打依然没有停止。
知识分子为何拒斥社会主义呢？
我们当然还要说到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能得到的物质利益的评价。大卫。科兹就这一问题写道，在苏联知识分子看来“他们的物质条件不管是在绝对的意义上，还是相对的意义上，都要比生活与资本主义西方的知识分子糟糕许多倍。虽然可以免除市场风险的干扰，虽然一般来说工作条件还算不错，但苏联知识分子所得的报酬比体力劳动工人一点都不多”。
就中国来说，虽然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比普通工人要高，但其间的差距也并不是很大。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句话还一度非常流行。人们会说，可是现在知识分子的收入早已今非昔比了呀！的确，正像当代中国民间流传的一句话所说：老九上了天。近３０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取得了质的飞跃。单就后者来说，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２００５年，全国税务系统建立的个人所得税信息化管理系统，对作为重点纳税人的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个人作了界定，其中，高等院校教师与企业主、娱乐明星等十一类人群被共同界定为高收入个人。这当然是沧海桑田的变化，但知识分子并不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为他们带来的利益，而是中国以资本主义为方向的改革为他们带来的好处。确实，有谁能否认，中国正走在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道路上呢？尽管是渐进的，尽管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这不是足以说明，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比在社会主义社会得到的更多？
关于知识分子拒斥社会主义的理由，也许还可以找出很多，但我想，大的方面可能就是这些了。
（２００８年７月４日）
诺齐克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论述知识分子为何拒斥资本主义。这位自由主义右翼的代表人物不无困惑的指出，虽然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得很好，但是他发现，知识分子越富有、越成功，反倒越坚定地反对资本主义，这实在是怪事一桩。
不管诺齐克对此提出的解释如何，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拒斥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都记得，早在１９世纪的时候，福楼拜就愤慨的说过：“我把一切卑俗之物称作资产阶级。”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丹尼尔。贝尔有力的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同文化之间鸿沟般的断裂，而这无疑意味着文化传播的主体――知识分子同资本主义的敌对，贝尔问道：“试问有哪位当代作家挺身捍卫过当今任何现行体制吗？”
这些反对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当然指的是那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需要指出的是，他们虽然同为资本主义的反对派，但其批判的出发点显然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像邓南遮这样的人就是站在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的。然而一个同样明显的事实是，大多数批判者都对社会主义有着同情和好感。
让我们回到本文的题目上来，知识分子又为何拒斥社会主义呢？这里，我当然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知识分子。众所周知，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大批的知识分子投奔资本主义，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垮台充当了急先锋，东欧的情况亦是如此。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知识分子对体制的不满路人皆知，他们被西方国家视为怀疑共产党政权的最不稳定的分子，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力量，和平演变战略争取的主要对象。
这是怎么一回事？不管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都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体制表示反对。难道真的是像有些人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现行体制最无情的批判者？他们不和任何当权者站在一起，而只同真理站在一起？他们总是铁铲在手，无时无刻不准备着为任何一种体制掘好坟墓？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这种解释把知识分子抬举得太高了。似乎他们都是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为了自由和真理而怀疑一切。恩格斯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在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拒斥中，有着重大的利益因素。
知识分子为何拒斥社会主义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发展和表达知识、观念、价值以使别人接受的群体，他们的职业包括学者、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媒体记者、大学教授等等。就这些职业的性质和传统来说，知识分子要求独立的不受干涉的自由的发展和表达知识、观念和价值，要求由同行而不是外行来对这些知识、观念、价值进行评判。但是，正如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看到的，知识分子的这种发展和表达活动总是受到官方密切的监视。由官方认可并提倡的的主流意识形态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知识分子的头上，准备着斩除任何与它的标准不相符合的异端和叛逆。更让知识分子不能忍受的，是那些对他们的作品和成果操有生杀大权的人，往往是一些对科学和艺术一窍不通的外行和官僚，这令他们感到屈辱。这种情况使很多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世界”的“自由表达”非常向往。
当然，任何一个持批判态度的、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分子都会指出，他们那里的所谓“自由表达”是虚假的，是用更隐蔽的手段达到的更有效、更禁锢的思想专制。然而，一方面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没有在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的、亲身的生活体验，因此总是带着一种玫瑰色的眼光去看待资本主义所宣扬的言论自由。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思想言论控制的特点也会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中那些经常处于让人惴惴不安的高压环境中的知识分子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比如，美国政府就很少以联邦政府的名义禁止某些思想的传播或是公开查禁书籍，它总是把这项权力分散到更多的权力节点上，诸如地方政府、地方议会以及各种行业、宗教、社区、文化等社会团体中，让他们出面来对那些“不端”的思想、书籍进行封杀。即使这种打压遭到知识分子的不满，抗议的矛头也只是指向国家机器的某一个微小的部分，而不是否定整个国家体制。同样，当所谓“市场理由”成为限制知识分子言论表达的工具时，知识分子的抱怨对像就更和国家制度挨不上边儿――可恶的、唯利是图的出版商和贫乏的、毫无品位的读者。毫无疑问，无论是市场还是社会团体，他们的背后都有着国家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身影，但是，它们是分散的、间接的和隐蔽的。
资本主义国家思想审查的这种特点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思想的控制总是以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党和政府的官僚总是亲自跳将出来，宣布对那些胆敢离经叛道的知识分子的惩罚。这怎能不让他们、和他们的党、和他们的政府、和他们维护的制度成为众矢之的？成为知识分子怨恨的目标？
知识分子为何拒斥社会主义呢？
这和知识分子标榜和塑造的关于自身独立性的神话在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否定有关。知识分子一向重视独立人格和本群体相对于社会其他阶级、集团的独立地位，但他们的这种观念受到了无情的嘲弄和揭露。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
本来，中国长期的封建传统使得像自由或独立这样的概念在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但自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较深的一派，突然坚定的将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批判立场作为对自身形象的认同。不管这种自我认定和追求是否名实相符，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强大的传统，影响了好几代的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分子的这一理念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长期的、不懈的批判。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毫不客气的指出：知识分子就是靠“五张皮”（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地主、民族资本主义、小生产）吃饭！
这类批判话语的致命性和颠覆性不仅使坚信“独立”的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大丢颜面，威信扫地，而且严重的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
在揭穿了知识分子独立性的神话之后，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就开始了，目的是使知识分子脱胎换骨、洗心革面，附于工人阶级这张“皮”上。很难说这种改造是成功的。当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在新政权建立时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要改正错误、力求进步时，当他以阶级的观点撰写那套大部头的哲学史时，我们也许不应当怀疑他的真诚。然而，到了20世纪８０年代，我们发现，他开始大骂被共产党一贯颂扬的太平天国运动，大声地称赞一向被称为刽子手的曾国藩。他的哲学史最后一卷也完全摆脱了阶级分析的束缚，并且自称，该卷的写作真正使他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看来，独立的神话，以及对任何质疑的抵抗，都将持续下去。
知识分子为何拒斥社会主义呢？
也许，这还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地位下降有密切的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知识分子都认为自己是人类中的出类拔萃之辈。在西方，柏拉图主张，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应当由哲学家充任，“除非哲学家成为国王，……国家就不会解脱灾难，得到安宁”。在东方，孟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一向认为，皇帝是与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的，他们理应享有尊崇的政治地位，理应是政治上的领导阶级。
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们发现，工人阶级成了国家法定的领导阶级。尽管他们早已看出，掌权的仍然是官僚。但是，这些在共产党内和政府中执掌权柄的官僚更多的依靠的是工人阶级，而不是他们――知识分子。相反，知识分子成了被监督和改造的对象，即使在他们有幸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之后，对他们的敲打依然没有停止。
知识分子为何拒斥社会主义呢？
我们当然还要说到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能得到的物质利益的评价。大卫。科兹就这一问题写道，在苏联知识分子看来“他们的物质条件不管是在绝对的意义上，还是相对的意义上，都要比生活与资本主义西方的知识分子糟糕许多倍。虽然可以免除市场风险的干扰，虽然一般来说工作条件还算不错，但苏联知识分子所得的报酬比体力劳动工人一点都不多”。
就中国来说，虽然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比普通工人要高，但其间的差距也并不是很大。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句话还一度非常流行。人们会说，可是现在知识分子的收入早已今非昔比了呀！的确，正像当代中国民间流传的一句话所说：老九上了天。近３０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取得了质的飞跃。单就后者来说，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２００５年，全国税务系统建立的个人所得税信息化管理系统，对作为重点纳税人的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个人作了界定，其中，高等院校教师与企业主、娱乐明星等十一类人群被共同界定为高收入个人。这当然是沧海桑田的变化，但知识分子并不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为他们带来的利益，而是中国以资本主义为方向的改革为他们带来的好处。确实，有谁能否认，中国正走在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道路上呢？尽管是渐进的，尽管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这不是足以说明，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比在社会主义社会得到的更多？
关于知识分子拒斥社会主义的理由，也许还可以找出很多，但我想，大的方面可能就是这些了。
（２００８年７月４日）
诺齐克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论述知识分子为何拒斥资本主义。这位自由主义右翼的代表人物不无困惑的指出，虽然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得很好，但是他发现，知识分子越富有、越成功，反倒越坚定地反对资本主义，这实在是怪事一桩。
不管诺齐克对此提出的解释如何，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拒斥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都记得，早在１９世纪的时候，福楼拜就愤慨的说过：“我把一切卑俗之物称作资产阶级。”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丹尼尔。贝尔有力的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同文化之间鸿沟般的断裂，而这无疑意味着文化传播的主体――知识分子同资本主义的敌对，贝尔问道：“试问有哪位当代作家挺身捍卫过当今任何现行体制吗？”
这些反对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当然指的是那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需要指出的是，他们虽然同为资本主义的反对派，但其批判的出发点显然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像邓南遮这样的人就是站在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的。然而一个同样明显的事实是，大多数批判者都对社会主义有着同情和好感。
让我们回到本文的题目上来，知识分子又为何拒斥社会主义呢？这里，我当然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知识分子。众所周知，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大批的知识分子投奔资本主义，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垮台充当了急先锋，东欧的情况亦是如此。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知识分子对体制的不满路人皆知，他们被西方国家视为怀疑共产党政权的最不稳定的分子，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力量，和平演变战略争取的主要对象。
这是怎么一回事？不管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都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体制表示反对。难道真的是像有些人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现行体制最无情的批判者？他们不和任何当权者站在一起，而只同真理站在一起？他们总是铁铲在手，无时无刻不准备着为任何一种体制掘好坟墓？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这种解释把知识分子抬举得太高了。似乎他们都是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为了自由和真理而怀疑一切。恩格斯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在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拒斥中，有着重大的利益因素。
知识分子为何拒斥社会主义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发展和表达知识、观念、价值以使别人接受的群体，他们的职业包括学者、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媒体记者、大学教授等等。就这些职业的性质和传统来说，知识分子要求独立的不受干涉的自由的发展和表达知识、观念和价值，要求由同行而不是外行来对这些知识、观念、价值进行评判。但是，正如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看到的，知识分子的这种发展和表达活动总是受到官方密切的监视。由官方认可并提倡的的主流意识形态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知识分子的头上，准备着斩除任何与它的标准不相符合的异端和叛逆。更让知识分子不能忍受的，是那些对他们的作品和成果操有生杀大权的人，往往是一些对科学和艺术一窍不通的外行和官僚，这令他们感到屈辱。这种情况使很多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世界”的“自由表达”非常向往。
当然，任何一个持批判态度的、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分子都会指出，他们那里的所谓“自由表达”是虚假的，是用更隐蔽的手段达到的更有效、更禁锢的思想专制。然而，一方面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没有在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的、亲身的生活体验，因此总是带着一种玫瑰色的眼光去看待资本主义所宣扬的言论自由。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思想言论控制的特点也会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中那些经常处于让人惴惴不安的高压环境中的知识分子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比如，美国政府就很少以联邦政府的名义禁止某些思想的传播或是公开查禁书籍，它总是把这项权力分散到更多的权力节点上，诸如地方政府、地方议会以及各种行业、宗教、社区、文化等社会团体中，让他们出面来对那些“不端”的思想、书籍进行封杀。即使这种打压遭到知识分子的不满，抗议的矛头也只是指向国家机器的某一个微小的部分，而不是否定整个国家体制。同样，当所谓“市场理由”成为限制知识分子言论表达的工具时，知识分子的抱怨对像就更和国家制度挨不上边儿――可恶的、唯利是图的出版商和贫乏的、毫无品位的读者。毫无疑问，无论是市场还是社会团体，他们的背后都有着国家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身影，但是，它们是分散的、间接的和隐蔽的。
资本主义国家思想审查的这种特点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思想的控制总是以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党和政府的官僚总是亲自跳将出来，宣布对那些胆敢离经叛道的知识分子的惩罚。这怎能不让他们、和他们的党、和他们的政府、和他们维护的制度成为众矢之的？成为知识分子怨恨的目标？
知识分子为何拒斥社会主义呢？
这和知识分子标榜和塑造的关于自身独立性的神话在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否定有关。知识分子一向重视独立人格和本群体相对于社会其他阶级、集团的独立地位，但他们的这种观念受到了无情的嘲弄和揭露。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
本来，中国长期的封建传统使得像自由或独立这样的概念在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但自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较深的一派，突然坚定的将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批判立场作为对自身形象的认同。不管这种自我认定和追求是否名实相符，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强大的传统，影响了好几代的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分子的这一理念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长期的、不懈的批判。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毫不客气的指出：知识分子就是靠“五张皮”（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地主、民族资本主义、小生产）吃饭！
这类批判话语的致命性和颠覆性不仅使坚信“独立”的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大丢颜面，威信扫地，而且严重的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
在揭穿了知识分子独立性的神话之后，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就开始了，目的是使知识分子脱胎换骨、洗心革面，附于工人阶级这张“皮”上。很难说这种改造是成功的。当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在新政权建立时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要改正错误、力求进步时，当他以阶级的观点撰写那套大部头的哲学史时，我们也许不应当怀疑他的真诚。然而，到了20世纪８０年代，我们发现，他开始大骂被共产党一贯颂扬的太平天国运动，大声地称赞一向被称为刽子手的曾国藩。他的哲学史最后一卷也完全摆脱了阶级分析的束缚，并且自称，该卷的写作真正使他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看来，独立的神话，以及对任何质疑的抵抗，都将持续下去。
知识分子为何拒斥社会主义呢？
也许，这还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地位下降有密切的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知识分子都认为自己是人类中的出类拔萃之辈。在西方，柏拉图主张，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应当由哲学家充任，“除非哲学家成为国王，……国家就不会解脱灾难，得到安宁”。在东方，孟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一向认为，皇帝是与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的，他们理应享有尊崇的政治地位，理应是政治上的领导阶级。
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们发现，工人阶级成了国家法定的领导阶级。尽管他们早已看出，掌权的仍然是官僚。但是，这些在共产党内和政府中执掌权柄的官僚更多的依靠的是工人阶级，而不是他们――知识分子。相反，知识分子成了被监督和改造的对象，即使在他们有幸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之后，对他们的敲打依然没有停止。
知识分子为何拒斥社会主义呢？
我们当然还要说到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能得到的物质利益的评价。大卫。科兹就这一问题写道，在苏联知识分子看来“他们的物质条件不管是在绝对的意义上，还是相对的意义上，都要比生活与资本主义西方的知识分子糟糕许多倍。虽然可以免除市场风险的干扰，虽然一般来说工作条件还算不错，但苏联知识分子所得的报酬比体力劳动工人一点都不多”。
就中国来说，虽然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比普通工人要高，但其间的差距也并不是很大。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句话还一度非常流行。人们会说，可是现在知识分子的收入早已今非昔比了呀！的确，正像当代中国民间流传的一句话所说：老九上了天。近３０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取得了质的飞跃。单就后者来说，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２００５年，全国税务系统建立的个人所得税信息化管理系统，对作为重点纳税人的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个人作了界定，其中，高等院校教师与企业主、娱乐明星等十一类人群被共同界定为高收入个人。这当然是沧海桑田的变化，但知识分子并不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为他们带来的利益，而是中国以资本主义为方向的改革为他们带来的好处。确实，有谁能否认，中国正走在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道路上呢？尽管是渐进的，尽管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这不是足以说明，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比在社会主义社会得到的更多？
关于知识分子拒斥社会主义的理由，也许还可以找出很多，但我想，大的方面可能就是这些了。
（２００８年７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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