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头余落日的下一句:变脸真伪：中兴名臣曾国藩夺权大法(图)

　　在权力的争夺中，封建官僚们往往不择手段，时时处处钩心斗角，互相排挤对方，特别是晚清时期，外忧内患之下，官场中的争斗更是平静之下处处暗波涌动，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会被他人抓住把柄。

　　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之下，明智者都会尽量将自己的本性掩饰，甚至是不惜搭上清明之声去迎合一些有权势者，以避免在自己疏忽的时候被对手乘虚而人，进而使自身处于被动位置，导致杀身之祸。

　　在这种情形之下，曾国藩将“变脸”运用自如，并做到了喜怒不形于色。

　　本身两副面孔是一种极为中性的东西，它所产生的具体效用要看使用它的人是如何具体运用。利用它的人心术过于不正的话，便会干坏事；用它的人如果是出于正面的目的，便可以干出好事了。

　　有一点小聪明的人玩弄权术，经常会被人讥笑，那些时时表现得对他人推心置腹的人却往往可以获得人心。久而久之两副面孔便成了争官夺权的道具所在。曾国藩一生深谙权术之道，但是他的嘴上却常常挂着一个“诚”字。

　　曾国藩生平总结道：“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在学生李鸿章初入他的幕府中时，他曾说过：“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这句话给李鸿章带来了极大的震动。

　　曾国藩将“诚”这种传统社会的精神基因作为湘军的精神基因，并进而利用它来鼓舞军人的士气，终于使朴实的农民变身成为敢于死战的士兵。之后，他又以“真”的一面来鼓动自己的气势，使得乱世中拥有报国之心的知识分子都聚合于他的身边。

　　在所有的人都被曾国藩的“真”所感动时，他的目的便达到了。然而，没有人看到，他的“真”往往是建立于“伪”的基础上的。

　　曾国藩自称经历了无数的世道变幻，知道“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有所贪有所利”和“有所激有所逼”，这些言论指出了真正的“诚”无法影响到的一方面。

　　在这一方面，他充分地利用了“伪”进行权变，这反映了在曾国藩的内心深处，一面是真诚待人的君子，一面是城府极深的官场老手。

　　其实，曾国藩还是曾国藩，而“真”与“伪”都是助他争官夺权的手段，只不过在不同的情况下，这种手段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对于那些如彭玉麟般重义重情之人，他也对其掏心掏肺，待之以真，用诚感之，令其永远成为自己的心腹。对于不同民族、利益角度不同的塔齐布这样的满人，由于其勇敢率直，曾国藩同样以诚相待，极力对他进行推举，从而使之成为湘军中唯一的满人将领。

　　而对于如李世忠、苗沛霖这般首鼠两端之徒，曾国藩无法用真诚将其感化，在用得着他们的时候自然是百般地抚慰；一旦不用，则一再地对其进行打压，并利用机会将之完全消灭，使其无法对自己的仕途产生威胁。

　　对于如李鸿章般老练世故者，曾国藩则一向有张有弛，既不会想要将其一心笼络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但是从来也不会与之反目成仇，小处可让，大局之下必与之争出胜负。

　　“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这不仅仅是曾国藩的内心自白，更是他一生仕途坦荡的真诚之处。可以说，曾国藩争官夺权上的成功与其高超的变脸功夫是分不开的。

　　大家都玩过弹力球，把它摔在地上，它就会弹向空中，摔得越重，弹得越高。这跟升职有很多相似之处，要从最底层做起，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这样你也有向高层升的可能。

　　想升职的人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想要爬的高，就要先弯腰。

　　咸丰二年，皇上钦点曾国藩为湖南帮办团练大臣。当时，在长沙城里，驻扎的不仅有湘军，还有清廷的“绿营兵”。这些绿营兵很骄横，自认为是清兵主力，看不起曾国藩这个“乡下人”，经常不服从指挥，还跟上级打报告说曾国藩坏话。

　　被朝廷委以重任的大臣，却屡屡受到排挤，甚至险些丢掉性命，换成一般人也许无论如何也是咽不下这口气的。但是曾国藩忍了下来，他忍下了这口气，把与别人钩心斗角的精力都用在了团练上，终于以一支相对强大的正规军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现在的弯腰只是为了以后能爬得更高。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当年的“低人一等”，他哪里会有后来的“高人一筹”呢？

　　(1)分内的工作要重视。只有出色完成本职工作，才能得到领导的信任。

　　(2)学会积累经验。人人都会犯错误，懂得汲取经验教训的人才会有长进。

　　(3)要有自信。自己对自己都没有信心，领导对你更没有信心。

　　(4)要有较高的驾驭文字的能力。要练习写作技巧，写的东西比说的东西更有分量。领导评价下属，很注意写的能力。

　　(5)善于安排时间。会不会有效地利用时间，与领导愿不愿意提拔你很有关系。

　　(6)设法达到单位的目标。不但要知道单位的目标，还要知道如何去达到，才能比别人更快地升迁。

　　(7)设法掌握信息。不论想把什么事做好，掌握信息必不可少。你得懂得如何去得到这些信息。

　　(8)工作要有计划。凡事有条不紊，显示出你的控制能力。

　　(9)富于进取。凡是在事业上出类拔萃的人都有强烈的进取心，他们懂得如何有效地与人合作，把工作做好。

　　(10)善于运用权威。懂得如何适度地运用权威，领导比较愿意提拔你。

　　(11)要多听。一般来说，领导都比较喜欢你听他的，而不是他听你的。

　　(12)要会问。问题提得好，领导会特别注意你。好的提问一般会有这样的回答：“唔，这个问题我还没考虑过。”

　　(13)要会读。要会速读，会跳读，要迅速了解文件要点，掌握内在含义，并对本职工作、单位实际提出建议。

　　(14)言谈要得体。言谈就像演戏，说服他人更是如此，切不可干涩无味或道貌岸然。

　　(15)不要喋喋不休。最好一句话就把事情说清楚。否则不是你的主意不好，就是你的口才不好。

　　(16)事实不清不要发言。起码有一半人，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搞清楚就急于表态，你不能做这种人。

　　(17)该说的说。不要因为你年龄小或者职位低就不敢开口，好主意不受年龄、资历限制。

　　(18)对自己要求要高一些。当你得到做某事的指示时，先要考虑怎样才能做得比要求更圆满。

　　(19)要会预料，能预料到领导的意愿，也就是说要摸清他的脾气。

　　(20)不做沉默的人。有句西班牙谚语说得好：“儿子不吭气，即使是母亲也不懂他的意思。”

　　(21)不要急于加薪。正确的做法是要求做更多的工作，担更大的责任。要知道即便给你加薪也不会比你的直属领导多，尽快坐上他的位子岂不是更好。

　　(22)不要忽视小人物。小人物可以说是你铺筑升迁阶梯的石头，你要高声地感谢他们。你的亲切一定会换来你的声望。

　　(23)培养广泛的兴趣。你懂得越多就越受人尊敬，生活也越有趣。尽量发展你的各项特长，不要把它们埋没。

　　(24)保证健康。满身是病痛，心情就不会轻松，谁也无法保持心智平衡。

　　要想从低位爬上高位，必须学会先“卑”后“尊”，从“卑”处做起，向“尊”处靠拢。

　　对于功名、富贵这些没有实质性存在的东西，曾国藩一直是抱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万事不可强求”这样一种豁达、随遇而安的态度。

　　曾国藩还在家书中这样教育自己的弟弟们：“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自卫其身。”可见他是多么地看重过程，但是，对于结果他又是另一种态度。

　　曾国藩曾经这样教育自己的儿子：“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有人力，半有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这句话对其子曾纪鸿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也充分说明了曾国藩“万事不可强求”的这种态度，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有些事情是强求不来的，否则物极必反。

　　从古至今，在官场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人，莫不是胸怀坦荡、豁达开朗之人。即使在官场不如意时，也不要将自己局限在追求功名的思想中。只要努力，以后一定会有机会。

　　也许，在曾国藩的字典里，“成”与“败”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是依靠着“尽力”与“没尽力”来定义的，只要尽力了，那就是“成”，只要没有尽力，便是“败”。

　　曾国藩能够在这个封建社会即将崩塌、清代即将灭亡的时代成就一番事业，并被称作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成为倡导洋务运动的先锋，这些成就跟他的独特心态是紧密相连的。

　　在他人看来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而在曾国藩看来，却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万事不可强求”，一个人关心的应该是自身学识的加强和修养的提高，即使付出之后没有回报，也要用一分坦然的心和坦荡的胸怀去面对。

　　在当时那样的一个客观环境恶劣，且十分不成熟的年代，如果主观能力还没有修炼到家就想出人头地，很有可能会摔得更狠，这些都是人为所强求不来的。

　　所以，曾国藩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不论能力怎样，都可能有无法施展的时候，而出人头地的能力却全部是由自己磨炼出来的。

　　正所谓“是金子总会发光”，他坚信，只要自己修炼到家、功底深厚、厚积薄发，就一定有可以施展的一天。

　　就这样，凭借着自己坚忍和刻苦的精神，曾国藩从一个不起眼小山村里的一介书生成为一代名臣大儒，最后更是官居一品。他曾经力挽狂澜，荡平太平天国，挽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首倡洋务运动，为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曾经著书立说，传播了中国传统的思想道德文化。

　　曾国藩所成就的这一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万事不可强求”的心态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无权一定难成大事，而权大也容易引发不测。曾国藩对此颇有体会，所以，他认为权大了可以让权，但是无权的话就一定要去争取。

　　可见，权力在某些时候还是很重要的，没有了权力，即使有再大的实力，也会有很多办不成的事情。

　　但是，要权也是有一定的技术性的，最重要的就是要选好时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到实权，才能富有效果和艺术性。而曾国藩后期的大有所成和他对要权时机的把握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逝，为此，曾国藩上奏欲回家服丧。按照当时的规定，应该待朝廷下旨准可后方可行动，但是曾国藩却没有按规矩办事，他还没有得到清廷的批准就回籍奔丧去了。但是，迫于湘军是清廷的支柱，所以清廷没有追究曾国藩。反而还赏给他三个月的守孝期，并赐予几百两黄金作为治丧费，还命他守孝结束后仍回江西军营。

　　然而曾国藩并不想要这些没有意义的抚慰和虚荣，他真正想要的是实权。所以，他在《谢恩折》上说道“欲陈情而悚息”，并请求开缺守制。

　　其实，曾国藩是想借此引起清廷的重视，从而得到军权。

　　在守孝期限已过的时候，曾国藩也没有动身回营，为此，咸丰皇帝一再地敦促他重返前线领兵作战，而他却上书道：“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

　　他还提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以谋取督抚之职。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乘机表示自己要在家中终身守制，有意向朝廷请辞了兵部侍郎一职。

　　为此，咸丰皇帝非常恼怒，便真的削其职、收其兵，并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变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

　　此次要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战局形势的好转。本是要权，反被削职，曾国藩为此很无奈。他为此事愤愤不平，但经过终日反思之后。他还是决定以大局为重。但他还是迫切希望能重回战场、重掌湘军。

　　咸丰十年，李秀成攻克苏州。清廷又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其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的水陆军皆由曾国藩管制，杨岳斌、彭玉麟统率的湘军水师也归还于他，力求夺回江南。

　　刚开始要权的时候失败了，就是因为曾国藩没有选对时机，因为当时的咸丰时时收到前线的捷报。而后来，时机来了，石达开攻克常山、李秀成攻克了苏州，这使得清廷不得不把曾国藩想要的大权交给他。

　　所以，这场与朝廷的要权争斗，还是曾国藩胜利了。

　　曾国藩之所以一次次地向清廷要权，也是有自己的把握的，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胡乱之举，这就是曾国藩要权的巧妙之处，当然，最后由于不利的局势给了他机会，这也是成就其要权大策的重要因素。

　　曾国藩一生担任很多的职位，不仅有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还曾担任武英大学士、一等毅勇侯等。他是湘军的创立人和统帅者，也曾在同一时期身兼五部侍郎。

　　咸丰帝与曾国藩、华沙纳等人在勤政殿探讨吏部的事情时，曾国藩将吏部所出现的问题都告诉了咸丰帝，而吏部尚书华沙纳却将吏部的各个问题都推脱到左都御史季芝昌身上，这两人互换职务不过月余。

　　咸丰帝立即宣季芝昌觐见，劈头便问季芝昌可知罪？季芝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口中连连说：“罪臣该死，请皇上明示。”

　　咸丰帝说：“吏部乃大清国之根本，关乎国家兴衰。你身为吏部尚书，居然纵容属下对需要引荐的官员收取贿赂。”当听完成丰帝的话后，季芝昌对这件事很茫然，大呼冤枉。咸丰帝也很生气，对季芝昌厉声呵斥道：“你是先皇老臣，若曾国藩手中没有足够的证据，怎么会轻易参奏你！”咸丰帝的一句话，将所有的责任全推给了曾国藩。

　　季芝昌为自己辩解道：“臣当初在吏部的时候曾国藩极少到吏部办差，他是怎么知道臣纵容属下收取贿赂的？请皇上明查。”季芝昌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不服。

　　曾国藩这时跪倒在地，对咸丰道：“启奏皇上，我递上的那个折子所说的事情距离现在不过几天的事情，还请皇上明查。”

　　咸丰帝想了想，突然问华沙纳：“你已经到任一月有余了，为什么对吏部的章程还不了解，难道你要辜负朕对你的期望？”

　　华沙纳边磕头边说：“奴才该死，奴才回去一定重重的查办那些破坏章程的人。”

　　咸丰帝对其他几个人下旨，要对曾国藩所奏之事严加核查，不管是什么人，都要如实上奏，绝不宽待。

　　待几人下去之后，咸丰帝让曾国藩起身，对他说：“你曾经说过治民不如治吏。吏部的事情关系到大清的兴衰，那些章程，我想也是要改一改的。吏部的左侍郎江涛在丁忧，这件事情就由你来办吧，你是先皇看重的人，可不要辜负了朕对你的期望啊。”

　　曾国藩再次跪下让咸丰帝收回成命。众人都是一愣，咸丰帝却冷着脸问曾国藩：“你是要抗旨不尊？”

　　曾国藩回答道：“回皇上，微臣不敢，但是臣在礼部、刑部、兵部、工部领了四部的侍郎了，如果再领了吏部的侍郎，臣实在是怕精力不济，贻误国家大事啊。请皇上明察，收回成命啊。”

　　位高权重的人，往往会遭到他人的嫉妒。就官场的恶习而言，人心叵测，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多人通常会为了自保或者是为了利益，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来。

　　曾国藩身兼多职，本来就位高权重，遭人忌恨，他经常会担心自己稍有不慎，或者在一个职务上出了差错，就会有人落井下石。而且他还认为，那些事情如果办得不好，德薄才疏，就会有负君恩民望，朝野之中那些正直之士也势必会将矛头对准自己，到那时就会两面为难了。

　　直接要权就是触怒龙颜，而巧要权则会尽显忠诚。

　　曾国藩在治丧期间向清廷要权这一事件，差一点就断送了他一生的前途，对此他也做出了检讨和改善。在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在很多方面都有了所谓“度”的权衡。因此，曾国藩对此有了更深层次的体会，有了更好的把握。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对于皇帝的态度大体有四种：首先便是以死效忠；然后逆来顺受；而当无奈的时候，能缓则缓、能拖则拖；最后则是在有所欲、有所求的时候，一定要委婉言之。

　　这些使得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不得不选用而又不能不怀疑、提拔又削弱的夹缝中稳住阵脚，并从中获取权力。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初次办团练，所以他充满了希望与激情，他一心要把湘军的声势做大。他想尽所有办法招兵买马、严格训练，以最为英勇的湘军来打败太平军，建立整个清王朝最好的功勋。

　　湘军慢慢地成长起来，但是清廷却对此心存忌惮，所以总是有意阻挠曾国藩。在曾国藩最困难的时期，无职无权、兵微将寡、每战每败。此时，曾国藩有了养士的想法，身为知识分子的他深知幕僚的重要。但是要充当当时正处于艰难阶段的曾国藩的幕僚是要担当一定的风险的，所以幕僚并不多、办事机构也较少。

　　因为清廷对曾国藩的猜忌，所以对他是不理不问。曾国藩经常在朝廷面前夸耀湘军水陆师的战功，以此来引起清廷的重视。可越是如此，清廷就越是害怕湘军的威胁。所以，清延便把李续宾、杨岳斌的湘军水陆师交由湖北巡抚胡林翼来掌握，如此便保险得多。

　　就这样，本来想要权的曾国藩非但没有得到权，反倒是湘军被清军取代。自此，曾国藩便接二连三地向清廷上奏，而朝廷却不予理会。

　　这一回合的要权斗争，曾国藩完全处于下风，因为他此刻要权的方式太裸露了。对于曾国藩要权的方式，朝廷只会觉得他目无朝廷、狂妄自大。而后来接连的奏折显得更直接、更暴露，这样会让朝廷更加厌恶。

　　但是后期的曾国藩则明了其中的真谛，所以他向朝廷的请求大都避免正面提出，而是旁敲侧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不仅让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又不至于让清廷难堪。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于九江劳师后的上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奏折中，他反复强调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是自己的，只是因为紧急情况才会增援于湖北胡林翼，而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湖北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经克服。

　　其实，曾国藩是在暗示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已经可以拨还给自己了；此外，他也赞扬了李、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为自己邀功，从而抬高了自己的地位；接下来便是其要害所在，曾国藩没有说自己是李、杨水陆师的司令，而是为李、杨湘军请饷、催饷。

　　这里面曾国藩没有一处明确地表示他要求清廷把李、杨的水陆师归还于己，而是拐弯抹角、绕来绕去，而清廷最终也准奏了此折。

　　曾国藩在经过几年与地方官吏和清廷的权衡交涉后，经过在原籍一年多守制期间的反思，再度出山的他比以前老练圆滑了，要权也高明了许多。此后，他的官位和权力不断提升，这和他高明的“争官要权术”十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