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加偏旁组成新字组词:中医学之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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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医药大学 邓铁涛


  解放后,中医学从奄奄一息中苏醒过来,但残弱之躯,未能迅速恢复。十年浩劫期间,中医的前途曾使人十分担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医事业也迎来了春天。特别是全国第六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上,明文规定要发展我国传统医学,从法律上保护了祖国医学这个国宝。中医事业看见了曙光,中医学的前途是光明的。


  不过,中医事业的前进方向如何?20世纪80年代中医药学往哪里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医学若不以西医学的方法来整理,难图发展:有人认为,应按中医原有的路子发展;有人认为,应在努力继承的基础之上与现代自然科学相结合而发展。我想,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先向历史请教。


历史的回顾


  大家公认《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黄帝内经》为确立独特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历代名医无不取法经典,深研《内经》。可见《内经》蕴藏着强劲的生命力,时过2000多年而不衰减其学术光辉。这种生命力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是--朴素的辩证法与医学的结晶。


《内经》的成书年代,历史学家大都同意梁启超的判断:开始于战国时期,而成书于汉代,非一时一人之作。春秋战国时期正处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之时,也正值我国哲学思想丰富多彩之秋。特别是此时朴素的辩证唯务论已有惊人的成就。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对古代哲学影响深远的《易经》。此书产生于殷周之际,虽然是卜筮之书,但其中包含着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因素。中医阴阳学说之渊源来自《易经》,虽然《易经》中没有“阴”、“阳”二字,但已有阴阳对立的概念了。《易经》中的"-"与"--"两个符号,后来都称为"阳爻"和"阴爻"。《国语.周语上》(约春秋时)阴阳之词便出现了:"阴伏而不能出,阳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左传》(约成书于战国初年)以六气:阴、阳、风、雨、晦、明来解释疾病的成因,而《易传》(约成书于战国末期)有关阴阳的论说就更多了,如"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殷末周初是社会变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所谓"武王革命"的时代,这种社会变动不能不反映到《易经》中来,从而给《易经》带来了朴素的辩证法因素。


根据周易专家之研究,多数学者认为《易经》虽然是卜筮之书,应列入唯心主义神学体系之中,但《易经》已有关于对立的观念,关于运动变化的观念,关于不断发展上升的观念,关于矛盾转化的观念等原始的辩证法思想因素。如果说《易经》仅仅有一些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的话,那么成书年代约在奴隶社会崩溃、封建制度确立的战国时的《易传》,其中的辩证法思想,比之《易经》又大大发展了。


  《易经》作者已认定"变"是世界的普遍规律,称之为变化之道。"道"有规律之意,《易经》作者认为自然界自身存在着对立矛盾,并且理解到矛盾的双方,有一方居于主要地位,起着支配作用,还认识到矛盾着的双方,是会互相转化的;还进一步了解到矛盾着的双方向其相反方向转化时,必须有个量的积累过程。《易传》作者初步认识了矛盾的统一体是可以分为矛盾的双方的,又斗争又统一,才能使事物变化而构成万物。统一性和斗争性的结合使得一切事物的矛盾"日新"运动,从而生成万物,这就是《易传》交感的基本思想。


《易传》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不论唯物与唯心的哲学家,都各取所需,以建立各自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易传》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未能贯彻到底,在某些问题上不得不陷入形而上学。但《易传》还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承认在意识之外有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主张人们用感觉器官观察世界并认为世界是能够认识的,从而提出“观”的范畴,这是感性认识说;又提出“知”的范畴,便含有理性认识之意。可见《易传》作者已从感性认识触及到理性认识之边缘了。


  战国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时期,老子、墨子、孙子......等都有不少关于辩证法的见解,此外还有惠施与公孙龙子的逻辑学和辩证法思想。而《内经》正诞生于这个伟大时期。《内经》作者大量吸收《易经》、《易传》以及诸子的辩证法思想;另一方面吸收《尚书洪范》含有朴素唯物论的五行学说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如天文、历法、数学、地学、农学等学术成就,使之与医学实践的成就结合起来,从而奠定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础。《内经》的精髓在于有辩证法思想的内涵,是有辩证唯物思想的医学理论。从马王堆出土的医书来看,其著作年代早于《内经》,足证《内经》定型于汉代之论是可信的。很可能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医经七家的集成本,因以《黄帝内经》为主要蓝本,故名《黄帝内经》(这是个人的推论)。汉代名医张仲景运用《内经》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勤求古训;对经方家的著作,在理论的指导下,博采众方,进行筛选与整理,定出巨著《伤寒杂病论》。至此,中国医学从基础到临床的医学体系已经初步建成,这是一个成就辉煌的时代。


宋代自然科学发达,政府又组织人力校正医书,并大量印行,医学得以普及与提高。特别是哲学上唯心与唯物论学派争鸣,带来了医学上的争鸣,从而产生了金元四大家(即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我是不赞成把四大家归纳为河间学派与易水学派的,因为这种归纳只讲师承关系而未能反映学术之争鸣与四大家的突出成就。这个争鸣还与王冰把七篇大论纳入《素问》,“恢复已散失之第七卷有关。在七篇大论影响下,宋代研究运气学说比较发达,乃有六气皆从火化及张元素"运气不齐,古今异轨"之论。在辩证思想的指导下,明清两代医学不断发展。清代温病学的成就,对传染病与感染性疾病的防治,直至本世纪初仍然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头,今天仍有重大价值。唐、宋、元、明、清医学的发展,与其说是由于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影响,不如说更重要的仍然是中医学的辩证唯物思想的继续影响。阴阳、五行学说,病因学上“内、外因”学说,以及整体观、内外环境统一观、恒动观、辩证论治等理论都在向纵深发展,从而在各临床学科领域中取得丰硕的成果。我国朴素的辩证唯务主义的因素。我们就拿中医辩证论治的总纲"八纲"来看,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就是四对矛盾。任何病证都可以用八纲去辨别。八纲还注意辨别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八纲的寒与热、虚与实还有真假之分,如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八纲很重视这方面的辩证。正气与邪气的斗争,阴阳脏腑之间的盛衰消长,使疾病不断地运动变化,故八纲辩证还十分重视矛盾的互相转化与联系。这些都足以说“八纲”有矛盾统一观的内涵,同时也再次证明,中医学已发展了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它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医学。


  鸦片战争给中华民族以灾难,中医学也不能幸免。在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影响下,中医药学开始停滞不前。民国时期买办资产阶级在医学界的代表余云岫,以机械唯物论,批判中医的辩证法,而作《灵素商兑》。有些中医有识之士,在改良主义的思想影响下,提出中西汇通之主张,但由于没有以辩证唯物主义作思想武器,虽然做了一些尝试,仍然没有找到出路。有些人还陷入废医存药的歧途去了;中医若存无天理,中药若亡无地理的说法就是突出的代表,对中医理论体系已丧失信心。于是一些以西医理论为头身,以中医处方为手脚的著作随之而出现,这是一个悲剧!中西汇通尽管出发点是好的,想为中医找寻出路,实际上却走投无路。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中西汇通派不能说成是当时中医学的主流,广大的高明的中医,在临床运用的仍然是《内经》、《伤寒论》与《温病》乃至各种流派的传统理论与方法,而没有采用阿司匹林加石膏的理论与方法。就以张锡纯先生的著作而论,他的主导思想仍然在辩证论治,他的主要成就在于对药物的研究。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不少中医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学习了辩证唯物论。自从成立中医学院以后,需要教材,于是发掘整理中医理论成为当时的主攻方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看到中医教材的出版,是近百年来中医的一件大事,不少老中医(当时还不老)的理论水平提高了,中医的理论体系重新建立起来了,也培养了新一代中医。这些新中医,特别是老五届大都已成为中医事业的骨干力量。


  毋庸讳言,由于西医医院的大量建立,中医医院几成空白,我们广州的广东中医院建立于30年代,解放后却要改名为实验中医院,只是实验性的!乃使整个中医界在实践方面,只守住了门诊阵地,丢掉了抢救急危重症的阵地,因为公费医疗,大量的病人只能往西医院送。中医学院先天不足,招生人数少,而附属医院的建成又很不相称,病床太少,这样一来,新旧交替,临床技术的传授中断了,到病床逐步有所发展时,老的老了,一代人已要告退了,中壮年只得自己去摸索老一辈对危重病的治疗经验与理论,不能手把手地在抢救中传授,老中医的技术水平也得不到经常磨砺,亦有所下降!于是便出现后继乏术。乏术,不要仅理解为中青年乏术,若从学术发展周期角度和老中医30年来应有之学术增长速度来看,都应同样被评定为乏术之例。乏术包括老、中、青,许多壮年中医一听乏术就很反感。我们是马列主义者,是敢于面对现实,实是求是的。现在学术发展的周期越来越快,我们对中医学30多年来的发展能满意吗?


  十年浩劫中提出中医医结合是唯一的道路,这个极左口号使中医机构受到裁并,老中医人员下放,损失是十分惨重的。全国中医医院经20多年之建设至此仍超不过几万张病床,在结合声中,更加残缺了!中医临床技术的发掘整理、抢救老中医经验等工作便落了空。中医临床教科书的理论与临床实践脱了节,教科书讲的理法方药,在病房中找不到,看不见,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中医临床的水平较低甚至很底!当然,这里也有我们的责任。从我国整个中医事业来看,30年来,以中医自身作比较,中医理论研究整理,是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的,但在临床实践方面,水平在下降。


  当然,某些方面,也有超过前人的地方,但从整个来看,从中医技术发展方面来看,水平在下降。 解放30多年,中医有如枯木逢春,但现在概括地说仍未摆脱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局面,今天正处于兴与废的关头。原因何在?是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