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加什么偏旁组成新字:谢有顺的讲座：以诗育心，是为诗教（在小学生诗歌节）

谢有顺的讲座：以诗育心，是为诗教（在小学生诗歌节）

转载

小学生诗歌节

诗教

来源：《南方日报》2010年4月28日A19版

    ◎编者按：日前，由南方日报、广东省作家协会和中国移动广东公司联合主办的“诗润南国——2010首届广东小学生诗歌节”隆重启动。本届诗歌节包含诗歌教育培训、诗歌创作比赛、赛诗会、诗歌夏令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活动策划初衷之一旨在复兴中国文化中的“诗教传统”、“以美启真”、“以美储善”，通过诗歌教育，培育下一代的审美力和创造力,为当代基础语文教育注入更深入的人文光芒。启动仪式上，本届小学生诗歌创作大赛终审评委之一、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有顺，以“以诗育心，是为诗教”为题，向数百位在场来宾作了精彩演讲。他从审美教育、情感教育、心灵教育三个层面入手，阐述了中国“诗教”的传统渊源及其现实意义。他旁征博引,遴选中国古代诗词及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白话新诗中的珠玑篇章，与在座语文教师就如何引领学生理解、赏读诗歌进行了交流和互动。谢有顺多次强调，重振“诗教”对于提升下一代人的人文素养，重塑其感知系统、审美品位、情感体验方式和心灵世界，具有非凡意义。

以诗育心，是为诗教

                                ——在首届广东小学生诗歌节上的演讲

演讲者：谢有顺

2010年4月23日下午，南方日报采编大楼二楼

 
诗歌教育是审美教育

　　中国长期来强调以文立国，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偃武修文，四方来朝”，“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要了解中国的政治，中国人的人生，你就得了解中国的文学。正因为对文有这样异乎寻常的尊崇，日本人甚至给中国取过一个讥讽性的外号，就叫“文学国度”。这是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说的。确实，中国是一个对文有特殊癖好的民族，历史上也不乏一封信吓退敌国（李白）、一封信气死了人（诸葛亮）、一篇文章吓退鳄鱼（韩愈的《祭鳄鱼文》）的神奇传说。可见，文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近乎是一种宗教。
　　而文的核心，正是诗。所以，在古代，官员中有诗人，隐士中有诗人，皇帝、僧人、侠客中也都不乏诗人。但哪个文人若是写小说或编戏曲，不仅不能登大雅之堂，甚至都不敢留下自己真实的姓名——所以四大名著的真实作者，至今争议不断。因此，你别看现在小说横行，可在一百年前，它还只是被贬为“小道”的文体，那时真正令文人骄傲的是诗。胡适当年发动白话文革命，阻力最大的也是诗，所以他说，如果把新诗的堡垒攻克下来，白话文学的革命就彻底胜利了。何以诗有如此深厚的传统，并在民众心目中有如此神圣的地位？这令我想起林语堂说过的另一句话，他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这是很有见地的。中国一直来缺乏那种恒定的、终极意义上的宗教传统，许多人的心灵都处于无所信、也无从信的状态，即便有人说中国是偏重于信佛教的国家，但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佛教的影响其实是很小的。这点，我们比较中西方的父母给孩子取名一事就可看出：在西方，笃信基督教的家庭，经常把孩子的名字取为摩西、约翰、彼得、以诺等，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和圣徒同名是好事，也希望孩子生来就是相信神的人；但在中国，即便是最虔诚的信佛家庭，我也没见过有哪个父母愿意用本尘、了因、空相之类的作为小孩的名字，他们不仅不这样取名，甚至还会觉得取这种名有不祥之兆，而像张恨水、谢冰心等人的名字，之所以被人称为好，参考的标准正是诗歌，因为这些名字有诗意，有一种特殊的美——这说明，许多中国人并没有把他的宗教信仰带到日常生活中来，真正影响、塑造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是诗的力量。
　　正如西方人常常把人生的终极看作是神圣的，救赎的，而中国人常常把人生的最高境界看作是诗意的，审美的，艺术的，二者之间有根本的不同。诗意、审美、艺术的人生由什么来承载？诗。在中国人的人生构想中，诗意的人生是比庸俗的、充满铜臭味的人生，甚至比遁入空门的人生都高级的——即便是和尚，中国人也更尊崇那些会作诗的和尚。正如一些人退休之后，觉得吟诗、写字、画画、刻章、遛鸟、养花，总比在家数钱要高级一样。你看金庸的小说便会知道，何以他的主人公，绝大多数最后都归隐了，陈家洛归隐于回疆，张承志归隐于一海岛，杨过归隐于古墓，郭襄归隐于娥眉，张无忌归隐于为赵敏画眉，令狐冲归隐于江湖的无名之地，韦小宝这样的混世魔王，也归隐于扬州一带，甚至连萧峰这样的为国为民之大侠，也曾梦想和阿朱一起到雁门关外打猎放牧，度过余生……这样的人生充满诗意，有乌托邦色彩，令人向往，相反，多数读者不会羡慕金庸笔下的僧人生活，更不会羡慕萧远山、慕容博最终皈依于少林，原因就在于归隐的生活、田园的生活，是审美的，艺术的，更富诗意，而它的价值参照也正是按诗的精神来设计的。
　　诗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就是宗教，或者具有一种宗教般的力量。西方人从小就让孩子背诵圣经，中国人则让孩子背诵唐诗；美国人遇见“9·11”，首先想到的是去教堂，向神祷告，倾诉，而中国人遭遇汶川大地震，首先想到的是写诗，举行诗歌朗诵会，所以，“5·12”以后，中国的诗歌有一次热潮，就因为那时的诗歌起到了抚慰人心、安妥灵魂的宗教性作用。
　　我们不要藐视诗歌的力量，它在关键时刻，能唤醒一个人内心柔软的部分，甚至能让人热泪盈眶。诗歌的意义一旦深入人心，一种和诗有关的价值观，那种审美的、艺术的思想，就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设计，因此，提倡“诗教”，其实就是提倡一种美育，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就主张打通科学和人文的界限，主张美育和智育并重的，他说，“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瑟无聊的状态”。我很感佩于有你们这么多小学老师，愿意从诗歌入手，对孩子们那些还未被过度污染的心灵进行诗歌教育，这是一种使命。诗歌教育这种审美教育，因为诗的感性，学生容易领悟，也因为诗的优美，易让学生产生向往，激发想象。诗是一种结晶的语言，也深藏着许多精致的心灵，所以，“诗教”决非一句空话，而是有其传统，也有其现实意义的。

诗歌教育是情感教育

　　我刚才看这次南方日报做的专题，至少有两处引用了孔子说的这句话，“不学诗，无以言”。孔子说的“诗”，指的是《诗经》，但引申为别的诗，也无不可。不了解、学习一点诗歌，你甚至不懂该如何说话。不是不会说话，而是不能把话说得优雅、精到。汉语是很结晶的语言，有时用口语说了一堆，还不如一句诗来得准确、生动，“天下谁人不识君”，“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一语道尽各种心绪或伤愁，只有诗的语言，能如此凝练、精致。就是平时谈情说爱，有没有一点诗心，也是不同的，恋人分手时，说“把我的心还给我”，总比说“把我的钻戒还给我”要风雅一些。
　　因此，诗歌也是一种说话方式，不过，它说出的主要是诗人自己的情怀、胸襟和旨趣。通过诗，理解诗人，探究他的情感世界和内心世界，就可实现心灵与心灵的交流，人生与人生的叠加。诗不能让我们活得更好，但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多，也就是说，它可以使我们的人生充满可能性。因为和诗里的人生有了共鸣、回应，我们自己原有的人生就延长了，扩大了。
　　诗人的遭遇我或许没有，但他那种心情我体会了，诗人笑，我跟他一起笑，诗人哭，我也一同哭。就此而言，诗歌教育除了是审美的人生教育，也还是真实的情感教育。诗歌饱含诗人的情感，尤其是那些有感而发的诗歌，以情动人，也以诗人的广阔、旷达、高远，令我们沉醉。实践诗歌教育，最怕那种无病呻吟、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假诗，离了真情和有感而发，我觉得诗歌就会演变成一种语言游戏。
　　这点我们可从中国新诗为何发生这一历史事件中看出。当时胡适他们认为，格律诗是用自己的舌头唱古人的歌，格律和用典都成了伪装自我的工具，一个对故国毫无感情的人，也可大发“故国颓阳”的感叹，一个在美国明亮的电灯下写诗的人，偏偏要说“一灯如豆”，诗歌已经不能真实地抒怀，而成了一种陈词滥调。所以刘半农才说，“现在已成假诗世界”，诗弄得不像诗，“无非是不真二字，在那儿捣鬼”。针对这种现象，胡适提出要写具体的诗，强调诗歌要有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郑振铎强调诗歌要率真、质朴，周作人强调诗歌要真实、简练，他们都希望诗歌从死亡的境地，走向新生。但我们必须承认，新诗革命的早期，很多的诗作并不成功，胡适写的诗，不过是起一种以白话入诗的示范作用，并无多少诗意可言，他的朋友甚至嘲笑他的诗是“莲花落”。可见，诗歌并不仅仅是写实的，也非只是记述，它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功能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抒情。新诗史上，首先重申诗歌的抒情性的是郭沫若，他那时还很年轻，但提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并强调是直觉、联想和语言的共同作用，产生了诗。郭沫若师承歌德等浪漫派诗人，所以他的诗是激情澎湃、直抒胸臆的，感情浓郁，一出现就让人充分体会到了诗的情感力量。但过于放纵感情，并不一定就是好诗，因为放纵的背后，可能隐藏着粗糙和滥情，这可以说也是郭沫若诗歌的弱点。
　　由此我们就知道，诗歌教育既是教人抒发感情的教育，也还是教人如何节制感情的教育。太夸张、太外露的感情，容易伤害诗歌的美和隐忍，我甚至觉得，说“大海啊，亲爱的母亲”还不如说“大海啊，原来你都是水”准确，因为后者的惊叹是隐忍的，更富诗的思维。李白心情欢欣写下“轻舟已过万重山”，明明是内心轻盈、灵魂欢悦，他却只说“舟”轻，不直接说心轻、魂轻，这才是诗歌。因此，郭沫若之后，到徐志摩、戴望舒等人那里，新诗就开始走向成熟了，原因就在于他们更善于节制和冲淡情感，诗风也更加潇洒、隐忍，情感藏得越深，有时迸发出来的力量发而越大。我们读《再别康桥》、《沙扬娜拉》这样的诗会发现，诗人的情感是深沉而飘逸的，我们读《雨巷》，发现“忧愁”是“丁香一样的”，“目光”是“太息一般的”，“惆怅”是“丁香般的”，“姑娘”是“结着愁怨的”，情感都被分解到了这些具体的感觉之中，加上该诗有很好的语言节奏，它唤醒的是我们内心的东西，那份感伤和忧愁，也变得触手可及。
　　以诗歌作为情感教育的素材，就能使一个人变得情感丰富、心灵敏感，同时，也能意识到情感的抒发如何才能显得优雅、节制，更富美感。中国古代的情感表达是强调中和之美的，但过分矜持，不奔放和直接，有了新诗之后，中国人在情感表达上也就有了新的出口，这是新诗的功劳之一，不容抹杀。但我发现，前两年各地都在纪念中国新诗九十年的时候，一老一少两个人，季羡林和韩寒都发表了新诗的实践证明它已失败的言论，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这两个名人会如此认为，或许是他们更留恋古诗的韵律，也或许受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吧，毛泽东也曾在一个会议上说，给我两百块大洋，我都不读新诗。

诗歌教育也是心灵教育

　　我们没必要去辩论新诗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但有一点，我也承认，就着心灵的精致表达而言，新诗远没有古诗精彩。当然，拿新诗九十年的成就，来和三千年的古诗成就相比照，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但我们作为“诗教”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如何解析、赏读好古诗，如何在古诗中发现那些细微的美，发现那些精致的心灵，并引导学生去理解它，感受它，也是至关重要的。
　　要做好诗歌教育，首先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能读出诗的妙处、能进入诗境和诗心的人。这就要求我们有一种眼光，并有一种将心比心的艺术感觉，贴着作品，讲解诗歌。现在很多的诗歌鉴赏词典，包括许多诗歌赏析文章，都只讲对一首诗的总体印象或结论，什么沉郁啊，放达啊，什么悠远的诗意啊，充满人生的感慨啊，但诗里究竟是如何表现沉郁，如何感慨人生的，并无具体的分析。对孩子，如果只讲结论，是无法让他们爱诗歌，迷诗歌的，必须带他们进入一个生动、细致、深刻的诗歌世界，才能激发起他们对诗的真诚领悟。
　　中国的诗歌，尤其是古诗，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强调诗歌背后的人情和人心。实现诗人的人生心得和人生旨趣，物与人的合一，才堪称是高境界。《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写过一件事。香菱姑娘想学作诗，向林黛玉请教时说：“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林黛玉听了，就告诫她：“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后来，林黛玉向香菱推荐了《王摩诘全集》，以及李白、杜甫的诗，让她先以这三个人的诗“作底子”。林黛玉对诗词的看法，是很精到的。何以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是不可学的，就因为这样的诗背后没有人，或者那诗的情境，什么人坐进去都可以，不是诗人独有的境，这就俗了。我们读王维的诗，他可能也没有写人，但他的诗歌背后是有人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突出的是人的闲和空，因为闲，桂花落下来的细小声音，都能清晰地听见，因为心里空，才觉得“山空”。如此的静和空，以至月亮出来，这完全是视觉上的场景变化，也能把鸟惊起，而整个山涧，只有这只鸟的声音，以有声写无声，以视觉的静写听觉的静，显露的其实是一种内心的静。王维自己就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而“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这样的诗句，完全没直接写人，但若是没有一个内心安静的人，如何能听到山果落下的声音，草虫鸣叫的声音？一个心思杂乱，或在灯下发脾气的人，山果和草虫的世界，他是不关心的，外面的静，衬出的还是内心的静，这种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佛学或道禅意义上的静。
　　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个没有鸟，没有人烟的地方，举目皆白，如此广袤的一个空无的世界，却有一个孤独的钓翁，一动不动地在那里，他是在钓鱼？不，是钓雪。钓雪是没有目标的，这说明他其实是在凝视自己的内心。广袤的无，和钓翁那渺小的存在，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幅画面，同样写的是一种内心的宁静。有些人把钓翁解读为是孤独的，寒冷的，诗里也确实出现了“孤”和“独”的字眼，但细读这首诗，你会发现，钓翁其实一点都不孤独，也不寒冷，因为他不动，他静得只是在凝视内心，观照自我，他是在与自己的内心为友，与孤独为友，他在无垠的白和无中，体会到的或许是自我的真实存在。
　　我们读“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能察觉在一种美好的春景中，诗人想到的是被风雨摧折的花朵，他或许觉得，一种美好的诞生背后，也有另一种美好在寂灭。人生也是如此。我们读“床前明月光”这样朴素的诗句，发现诗的后面，那个关于是月光还是霜的疑问突然消失了，诗人低头思念起了故乡，这样的心灵转折，多么微妙、细腻，又是多么经典。进入到诗歌世界，尤其是古诗世界，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精致、高远的心灵，这些为语言所雕刻出来的精致心灵，一旦被学生所理解、欣赏，意义是深远的，因为一种心灵教育的完成，必然要以心灵为摹本，也要以心灵与心灵的呼应为路径，从而达到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塑造。
　　以审美、情感和心灵教育为核心的“诗教”，一旦推广，并获得学生的响应，这会影响一整代人的素养，我相信，他们的感知系统，审美品位，情感世界和心灵世界，都会因诗而改变。诗能为僵硬的世界留下柔情，也能为苍白的心注入暖意，以诗教之，总比以那些实利主义思想教之为好，我希望你们把“诗教”事业推行下去，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的梦想。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整理者为南方日报记者郭珊，实习生唐海燕）

◎观众问答互动:

    观众：因为诗的不确定性，加上读者在解读时角度不一样，往往会造成对诗的评判上的差异，您心目中一首好诗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谢有顺：评判诗的优劣不存在绝对标准，文学向来是见仁见智的。好的诗歌必然具备一个特征，即解释的无限可能，它往往是模糊、暧昧、难以抉择、问而无答。“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种感觉，古往今来的人都有，我相信以后也还会有。文学是试图回答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难以回答的生存疑问。回答不了的疑问，才是旷世的悲叹。对于文学不要过度迷信“标准”和所谓的“经典”。不可能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合乎你的兴趣和爱好，读你喜欢读的，真正与之产生呼应，就够了。就个人而言，我很在乎诗歌的语言，或作者叙述和表达的角度、方式，例如汶川地震之后产生的诗歌，如果语言不够精粹，给人产生的感动就可能会很短暂。
    观众：该如何理解诗歌“虚”和“实”之间的关系?
    谢有顺：真正的好的文学作品，往往提供“虚”和“实”、“有”和“无”两个层面。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就是“有无相生”。写得太实或者太虚恐怕都不是好文学。从“实”中生出“虚”来，从“虚”中又能够让人返回到现实的感慨中来，好的文学总是给读者提供这样的回味空间。文学的现实不一定是具体的现实，可以是想象的现实，一个比现实更加抽象、广阔、具有审美功能的虚拟世界。像卡夫卡写人变成甲虫，那绝不是现实的真实，他写的是人的处境，因为它符合想象的真实，所以我们依然对卡夫卡笔下的变形、扭曲有信任感。又比如“轻舟已过万重山”，滩险水急，“轻舟”载人其实是很危险的，但一个“轻”字却符合诗人心灵的真实——那种轻松、旷达与喜悦，要借由一种物象的描写来体现。
    观众：如何才是小学生诗歌教育的理想状态？
    谢有顺：我想要让孩子们领悟诗歌的美，尤其是中国传统诗词的美，还是离不开背诵。处于成长期的孩子记性很好，应该让他们尽可能多读、多背一些诗歌。中国古代为什么强调“诵诗”，通过背诵有助于人触碰到诗歌一些本质性的东西，比如感受诗歌的音乐性、节奏感。古人读文章总是摇头晃脑的，那个动作就是节奏，有它的道理。由背诵而熟知诗歌，热爱诗歌，这个过程是潜移默化的，但它的前提总是要多背诵才好。　　
　

                                                      南方日报记者郭珊  实习生唐海燕